桂林山水教学反思十篇

时间:2023-03-23 18:39:33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1

[关键词]文本 感悟 素养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4-026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许多教师都努力尝试着引导学生感悟文本。而感悟文本就要唤醒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下面,笔者就结合人教版四年级下册《桂林山水》一文的教学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品读文字,感悟文本

选入教材中的文本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作者或编者精心选择与加工的。大多句子都隐含着深刻的内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情况,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情感并不是非常直白地表露出来,而是隐藏在文字的背后,只有让学生通过品读文字才能获取到。因此,我们在引导学生感悟文本时,要让学生从品读文字开始,引导他们在理解文字的过程中,感悟文本所包含的内容与情感,从而走进文本,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为了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特点,教师以“甲天下”一词为主线来引导学生品读文字,唤醒学生对文字的感悟。首先,把文中介绍桂林“水”特点的三个字 “静” “清”“绿”,桂林“山”特点的三个字“奇”“秀”“险”这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引导学生走进作者所描绘的情境中,体会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原因;然后,引导学生把“波澜壮阔的大海”“水平如镜的西湖”“峰峦雄伟的泰山”“红叶似火的香山”等句子带到情境当中,并结合品读桂林山水的特点字词进行比较,说一说自己的体会,激发学生对桂林山水的热爱之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紧紧抓住课文的一些关键文字来引导学生进行感悟、品读,让学生逐渐感悟桂林山水的与众不同。这既让学生习得了作者抓住特点形象描写与对比描写的写景状物的方法,又让学生具体了解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二、理解情感,感悟文本

“文章不是无情物。”文章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具体体现。引导学生感悟文本,就要让学生理解作者的情感。只有真正理解作者蕴含在字里行的情感,学生才能真正地感悟文本。记得一位语文教育家说过:“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唯有情感教育才是推进教学过程优化的最强大的驱动力。”不同的课文蕴藏着不同的情感。情感是融合在语言文字中的一条生命线。无论是科普类课文、写景状物类课文,还是写人记事类文章,都承载着一定的情感,都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的一个重要载体。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的阅读教学要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我们在引导学生感悟文本时,除了要让学生从文字层面来感悟外,还要让学生从情感上来感悟。比如,在教学《桂林山水》一课时,教师紧紧抓住“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这一句话,提出问题:“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呀?船在桂林山水中航行,人却在画中游。人怎么能在画中游呢?”这一问题让学生再一次回归文本,从“画卷”一词入手,再来审视文本的主旨。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反复地朗读课文,与同伴交流、辩论,让学生悟出“桂林山水”背后所蕴藏的丰富情感。最后,教师让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最后一段,谈自己对桂林山水的理解,感受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与赞美之情。这样,学生从心底里产生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2

关键词:两江四湖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一、引言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思想流派,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同样,在景区设计上,桂林的“两江四湖”景区也汲取了两家思想精髓,它不仅体现现代景点设计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也承载着桂林厚重的历史文化,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

二、两江四湖概况

桂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岩溶地貌是其最大的特征。此外,桂林还有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植被多样的特点。桂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旅游名城,“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使其享誉世界。2002年6月,两江四湖的通航,使环城水系游成为桂林旅游又一品牌。[1]

“两江四湖”既是水利工程,也是桂林市重力打造的旅游项目。景区以明代靖江王府作为中心,往外扩散,其环城水系全长7.33公里,水面面积38.59万平方米。其整体空间结构可以概括为为“两江四湖,一环两轴,九蜂一中心”。[2]两江指的是漓江(市区段)和桃花江(市区段);“四湖”指的是木龙湖景区、桂湖景区、榕湖景区和杉湖景区;“一环”指的是从四个湖环绕的总体形态来说,形成了一环;“二轴”指的是榕荫路汉代古城轴线和向阳路唐代古城轴线;“九峰”指铁封山、鹦鹉山、老人山、叠彩山、宝积山、伏波山、独秀峰、骆马山、象鼻山;“一中心”指的是明府王城为古城构图中心,北接叠彩山风景游览区,东靠漓江游览线,南有向阳路步行街,成为古城旅游的中心及精华景区。[3]

三、儒家思想与“两江四湖”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尚儒”后,儒家学派成为了中国正统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儒家思想形成了以“仁”为核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学说。政治上主张“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重视平民教育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4]同时,这些理论思想也渗透在中国公园艺术设计,桂林的“两江四湖”工程建设也汲取了儒家文化思想。

(一)儒家思想中的秩序性

秩序性主要源于儒家思想中以“仁”的伦理道德为本位、以“礼”的等级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念。[5]儒家的社会根基是血脉延承、宗族制度,以血脉和大家庭为重。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家族,除了讲究血缘以外,还需要极强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形成制度就叫“礼制”。这反映在建筑或者是园林设计上,就是极为强调建筑或者是园林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制,围绕一个中心或者一条中轴线来安排具体的位置。“两江四湖”的规划就有一个明显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位于市中心独秀峰脚下的明代靖江王府。“两江四湖”亦以此为中心轴线,将四湖划分两边,榕湖和杉湖分布于明府王城一侧,木龙湖与桂湖分布于另一侧。其它的一环、两江、二轴、九峰也都是分布在以王城为中心辐射开的范围内。

以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王城为中心,突显的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华民族血脉、文化的薪火相传。此外,“两江四湖”工程还保留了宋城墙、唐宋平蛮碑、摩岩石刻、李济深故居、原高级将领白崇禧旧居、叶挺将军叶挺将军被囚处等文物古迹,突显了对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沉淀的保护和血脉传承。

(二)儒家思想中“贵和尚中”思想

从整体结构分布上看,体现了儒家思想中“贵和尚中”的思想。“两江四湖”工程的设计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两江四湖”大致有自然植物群落、滨水景观、游览区、历史文物古迹等几大部分构成。比如说自然植物群落在进行物种选择和搭配的时候,根据地带性植物群种类的组成和分布的自然规律进行合理设计,运用樟树、榕树(类)等乡土物种,采用常绿树与落叶树,乔木和灌木,木本与草花相互搭配,充分发挥各种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及其群体构图之美,使其和谐相处共生。[6]滨水景观、游览区、历史文物古迹等也因地制宜,进行合理分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由于“两江四湖”处于市中心,滨水区域的存在,调节了该区的气温、湿度,改善通风条件,降减了中心城区的热岛效应,降低噪音污染,通过高质量的绿化,净化桂林中心城区的空气,提高空气透明度,蓄存雨水,涵养水源,一定程度上使桂林城市生态环境得以优化。[7] “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这就是“两江四湖”工程将植物、建筑、山水、景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将自然美和人工的理性美统一与一起,创造出天人合一的艺术体。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也就是中庸思想。“两江四湖”工程既是作为环城水系的一个工程,同时也是桂林市重力打造的一个景点。此工程并没有走单纯的环城水系工程或者园林景观的路线,而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这既有水利工程改善环境的功能,也有供游客观赏的景点功能。另外,在喧哗的市中心,现代、古代建筑映衬相得益彰,既有现代气息也保留了古代的文化历史,使得游客在喧嚣繁华的市中心找到宁静一处,身心放松。这都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中庸”的体现。

四、道家思想与“两江四湖”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儒、道、佛三大教其中一教。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也就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之理。老子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可理解为“效法”、“学习”之意,“自然”则指的就是大自然客观规律,也就是强调不强行、不妄为,人如何回归自然,天人合一。道家讲顺应自然,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同样,两江四湖工程也体现着道家思想。

(一)道家中的“自然无为”思想

在道家思想中,“道”是世界之初,是造万物之根本,阐释的就是人、天、地、道、自然之间的关系。万物需要遵循“道”而获得发展,人在进行大自然改造活动时,就更要遵从自然规律,与大自然融合。“两江四湖”工程在环境选择和景区布局中有着直接的体现。首先,“两江四湖”工程的水系,既有自然形成的湖泊,也有历代人工开凿的壕塘沟渠,相互贯通,萦绕全程,是桂林的宝贵资源,也是其地理环境的一大特色。[8] “两江四湖”工程在环境的选择上,直接因地制宜,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改造。将原有的桃花江、漓江两江与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四湖打通,形成环城水系,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提高了“四湖”的水质量。这也为“两江四湖”滨水景观提供了基础。“两江四湖”工程对环境的选择,基本是顺应桂林地貌特征,合理改造水源,又使得水源自然而然地进行自我更新,保持了地方特色自然之美。

在景区的布局中,“两江四湖”工程根据水域分布,沿岸建设了滨水绿地和风格迥异的小游园。在道家思想里,有水自然离不开山,自然山水乃为道的体现。古人明志修道,往往游走于山水之间,借天地之灵气,获取精神体验。如庄周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要体现道家的精髓,必须要山水结合,才能展示精华之所在。在自然景观的设计中,“两江四湖”工程中的山峰作为重要的景观构图元素也被完整保留下来,如叠彩山、伏波山、独秀峰、骆马山、象鼻山。这一切都体现了道家中“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

(二)道家思想中“以天合天”思想

除了现实中客观事物追求崇尚的自然和无为之外,道家思想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然脱俗和平淡无为。“以天合天”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境界。“以天合天”的前一个“天”是指主体之“自然”,后一个“天”是指物之“自然”。[9]也就说,前者指的是人心境追求的自然无为,是人的本质所在;后者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自然状态。从“两江四湖”景观所处的地理位置,生动地阐释了这个道理。在地理位置选择、景观布局上,“两江四湖”追求崇尚客观世界的自然无为。“两江四湖”处于喧嚣繁华的市中心,它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个清静安神、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休息场所。从这个角度看,“两江四湖”景观也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放松,引导人在喧嚣中寻找平淡无为,追求“我之自然”。道家思想追求的就是一种清静无为、淡泊名利的境界,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之美。通过“两江四湖”景观的渲染,使得游赏者触景生情,感受到自然的意趣。清静的氛围使得游赏者抛开尘嚣,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思考。这种虚静淡泊之境界与景区外的喧嚣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巨大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思考,“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体现的正是“以天合天”中前者“天”所指的自然状态。

“两江四湖”景观的设计体现了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用儒家、道家思想来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特征,使得“两江四湖”景观不仅仅是一个环城水系工程、旅游景点,更重要的是,这个景点体现出现代景区设计理念的意义,闪烁出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

注释:

[1]任媛媛.桂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

[2]吴伟明.段进.孔令龙.“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桂林城市中心区环城水系规划设计[J].城市规划,1999(12).

[3][6][7][8]葛静.桂林市两江四湖滨水景观分析与评价[D].南宁:广西大学,2007.

[4]吴隽宇.从中国传统文化观看中国园林[J].中国园林,2001(3).

[5]曹莹.高祥生.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建筑装修特征[J].华中建筑,2012(9).

[9]孙宗美.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艺术[D].广州: 暨南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曹莹,高祥生.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建筑装修特征[J].华中建筑,2012(9).

[2]葛静.桂林市两江四湖滨水景观分析与评价[D].南宁:广西大学,2007.

[3]任媛媛.桂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

[4]孙宗美.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艺术[D].广州:暨南大学,2010.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3

关键词:情趣;价值观;德育渗透;道德情操

G623.2

《小学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

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就像未被污染过的山泉清澈见底,源源流淌过我们的心扉,洗净我们被尘世情感沾染的泥垢。我们小学教师培养的对象就象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由教师进行加工,使其成形,才能现出瑰丽的玉石,教育在此就是琢磨的过程,教育为本,德育为先,德育的教育必须渗透在传授知识之中,这样就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有色有味、有趣有情、极赋实效。 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

那么,如何将寓德于教 落实到实处呢?笔者谈谈在语文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一、在教学精读课文时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精读课文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每个单元都有两课,那如何在精读课文中渗透德育教育呢?我觉得应该在字词训练中注重渗透思想教育,在语文精读课文中发现,思想教育与字词训练应该是融为一体的,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小学语文教材选了大量文质兼美、思想性较强的文章。这些文章运用生动的语言表达作者不同的思想感情,或反映高尚的道德情操。因而,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就要从课文的字、词、句入手,启发学生品味作者是如何巧妙地遣词造句的,通过这一手段,让学生感知课文内的具体情节,产生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觉,让活生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桂林山水》这篇课文描写了作者游览桂林,亲眼目睹了桂林的美丽风光。作者从两个方面(即山和水)来描写了桂林壮美景色。“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作者用“静”“清”“绿”三个字,勾画出了漓江水的特点,表达出了作者对漓江的水的赞叹和热爱之情;接着,作者又写“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从这段话中,作者用了“奇”“秀”“险”三个字,描绘出了漓江山的特点, 也表达出了作者对桂林山的赞叹和热爱之情。从这两段话相互相成,字里行间里透露出了作者对桂林山水的热爱之,同时也表达出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清。

二、在阅读课文时渗透品德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阅读课文每个单元后面也都安排有两课,由于语文德育内容分散而又丰富,“渗透”是语文教学中教学中进行德育的最有效途径,只有以读为本,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发挥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发挥文中形象的感染力,才能水到渠成,真正感悟、欣赏到文本的内在价值,因此语文阅读教学中德育渗透应当贯穿于语文教学过程始终,落实到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比如《将心比心》这篇课文通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两个小故事-----即“阿姨帮助奶奶”、“母亲鼓励护士”,使学生明白了“遇事要将心比心,多为别人着想,多就体谅别人,这样就会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的人生哲理。

我在的实践教学中,先让学生初读课文,然后设计了几个问题“课文中哪些地方使你感动?找出来用‘~~~~’划出,并写出自己的深刻感受。”“文中哪些地方你觉得最谁令你感动?”“阿姨,母亲是怎样做的?怎样说的?”这几个问题引导学生步步深入文本,理解课文内容。同时引导学生找出重点语段,指导有感情地朗读,体会了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在理解文中人物的思想品质时,我设计了“移情体会”的环节,提出“如果这位阿姨没有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如果妈妈责备,甚至辱骂那位护士,结果会怎样?”这两个“如果”引领学生展开想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切身体会文中受帮助的奶奶和受鼓励的实习护士的感激之情,更体会到阿姨“处处为他人着想”和母亲对护士的“尊重、宽容、理解和鼓励”高贵品质。

新课程标准提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的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可见,诵读是我们进行古诗文教学经常用的方法,也是学生学习古诗文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古诗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语言的艺术,其精炼、含蓄、优美的语言,蕴含着作者的全部情感。让学生在阅读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一)、读准感情体验情感

在古诗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准确的把握古诗文的感情,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了解古诗的背景,理解古诗的内容,从而在诵读中有所感悟,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并获得艺术享受。如:我在教《忆江南》时,先播放录音朗读,让学生听读,然后请学生从音乐和范读的语调中体会文章的感情基调,通过听读,引导学生找到文章的感情基调――“美”,再让学生品读,读出文章中的“花胜火,水如蓝”从而品味白居易对江南美景的热邸G币颇化中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二)、反复吟诵体验情感

古语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好的诗词本身就是作者的一唱三吟出来的,在古诗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只有反复诵读才能真切的体验作者的情感。在诵读中把握好语气、停顿节奏、和感情,让学生一遍一遍地读。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是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写出了乡村一派繁忙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勤劳善良的人们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勤学好问的孩童的敬仰之情。笔者在教学这诗歌时,先让学生集体读,读出语气;再小组读,然后标出停顿节奏;最后个人读,让其他的学生评价,感情把握的如何,从而品味作者的情感,这样学生就能体验到作者内心复杂的感情。

参考文献: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4

关键词:电教媒体;适当运用;课堂效益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电教媒体已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为有效发挥电教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与反思,本人认为,电教媒体使用并非越多越好,只可以把电教媒体看做是教学的辅助手段,让电教媒体为课堂教学服务,为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搭桥铺路,为课堂教学创设情境,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内容得以拓展,只有摆正了多媒体运用与课堂教学的关系,才能促进课堂教学效益的提高。

一、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将学生快速带入课文之中

多媒体可以在主题音乐的背景下播放形象生动多彩的画面,也可以在主题音乐的背景下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根据课文题材的不同,可以营造优美的景物、感人的场景,让学生在音乐的带领下,在动画的生动形象的演示下,在多姿多彩的图片展示下,受到感染,犹如身临其境,拉近学生与教材的距离,节省课堂教学时间,使学生能更快地走近教材,更好地体会、领悟教材内容,从而实现单位时间内教学效率的提高。

如:教学《桂林山水》,对于未到过桂林的小学生来说,看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多么渴望一睹桂林景色,饱饱眼福啊!此时,运用电教媒体播放桂林风景画面,欣赏桂林山水美景,一下子就将学生带入了桂林,再对照课文中描述漓江水静、清、绿的特点和桂林山奇、秀、险的特点的语句,学生不仅会对桂林山水有一个整体的感性认识,同时,也会对桂林的山和水的特点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深刻印象和理性认识。从而领略桂林山水的美景,感悟作者所表达的对桂林山水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二、用多媒体为教学重点、难点架桥铺路,重点得到强化,难点得到化解

教学重点通常是语文学习中至关重要的基础知识或基本能力训练,如果学生掌握了教材重点,就为下一步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础牢靠了,学习就会觉得轻松。用多媒体动画效果或闪烁功能,将重点知识形象、新颖地呈现出来,就会引起学生注意,加深对重点知识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教学难点通常是指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距离的教材内容,仅凭教材中的语言文字,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运用多媒体,可以将与之相关的图片、音像等资料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借助这些材料,化难为易,突破难点。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蹦一蹦,都摘到了桃子,体验到了学习成功的快乐,学习自信心就会不断增强,学习劲头也会越来越足。

如:学习《十里长街送总理》,由于学生对了解不多,多数学生对送别逝去亲人的场面未经历过,更难以理解众多人民群众送别总理时难以释怀的深厚感情。要理解本课内容,就必须借助现代电教媒体,用总理热爱人民,为人民呕心沥血的影像资料,教育引导学生了解的高尚人品,播放人民送别总理时悲痛欲绝的感人场面,触动学生心弦,拉近学生与文本距离,使学生产生与送别群众一致的悲痛情感。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学习课文,学生才能与作者产生感情共振,与作者发生语言共鸣,达到从内心深刻领会课文内容的目的。

三、用电教媒体拓展教材内容,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

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教师要学会正确使用教材,不是教教材。教材内容非常有限,仅靠语文教材的学习,学生学习任务不可能高质量完成,这就需要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多向学生推荐一些课外知识和阅读经典,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扩大阅读量,有效提高阅读能力,增加知识积累,达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小学生由于长时间坐着上课而带来的疲惫,也能调动小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如:教学《金色的鱼钩》,要求学生不仅要知道本文故事,更要通过阅读内容相关的更多的故事了解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受到革命传统教育。为此,在讲课即将结束时,便可用电教媒体为学生呈现几个红军长征中发生的几个故事片段,拓展课文内容,以激发学生产生课下阅读兴趣,引导学生有目的地进行课后阅读,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总之,语文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教师一定要根据教学需要适时进行应用,发挥其辅助功能,本着技术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规律和具体的教学内容,科学使用,让多媒体真正服务于语文教育,从而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益。

参考文献: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5

[论文摘要]品读冯艺的文化散文,很容易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的忧患意识,这是冯艺散文3"-中的精神特质之一。作为人文工作者的冯艺,在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关怀的缺失,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呈现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冯艺是当代广西散文界的领军人物,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诗、散文和报告文学,其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之后,散文集《桂海苍茫》再次问鼎该项大奖。冯艺近年来致力于广西文化散文的创作,以一颗赤子之心,怀着无比庄重的心态,翻山越岭,一路探寻,一路追访,一路深思,让我们领略到另一个人文的广西。“一直想给自己锁定一个目标,要写一部反映广西历史文化的东西。”Ll《桂海苍茫》就是冯艺最近创作的关于广西人文地理的散文集。“笔记里有许多广西史书上不该忘却的背影,许多或伟大或平凡的人文墓碑。作者以本土作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一腔人文情怀,描述了广西这方水土浓密的阳光和水气背后的苍茫的人文地理。丰沛而智性,详实而诗意,融文化积淀与个体体验于一体,意境苍凉。”这里是岭南文明的集散地,很早就与中原文化交流对话并被保存得较为完整。面对这一段辉煌灿烂鲜为人知的历史,冯艺的作品非但没有呈现出极度的赞扬和忘我的歌颂,反而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文人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冯艺的这种意识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血脉相连的。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都可以看出忧患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浸染。“具体说来,忧患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人文精神;二、‘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J(“《桂海苍茫》最能体现冯艺这种基于人文关怀的真知灼见。这部专著式的散文随笔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用意,即‘循着广西的人文,挖掘着广西地理深处的历史’。”L4J(啪’冯艺就是用这种复杂的感情和多层次的视角,对广西区域文化的丰富性和现代性做了深情地触摸,显示了一个人文工作者肩负着对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深层探索的责任心。

林非在谈到散文的使命时说:“所以它(散文)的触角就必然会是宽阔无限的,必然会远远地超越文学的樊篱,趋向于思考艺术、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甚至整个宇宙之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审美功能与社会效应,使它具有十分蓬勃和强烈的生命力。”[](n由于散文文体的灵活特点,我们可以运用散文来表现时代主题,传达我们的一些思想,表达我们的心声。

在《潇贺古道,捡拾桂东文明的碎片》一文中,作者提到了桂东名城贺州的明梅山寨,听说寨上居住着土瑶族,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这便引起了作家们的注意,冯艺准备带领一批作家上山去看看。每当提到保持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时,我们总是想起山水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美景。我们期待作者能为我们描述在山上居住的土瑶是如何生活在如诗如画的图景中,怎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冯艺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文中把上山的路途中描写得颇为有趣,山与山层层叠叠,十分美丽,山上长满野花和杂树,山泉从高处倾泻而出,不一会瀑布哗哗作响,把所有人的疲劳和炎热都驱散了。为了更加凉爽,所有的男作家都脱去上衣光着膀子上山。这看来是十分生动和有趣的,似乎找到了童年春游的感觉。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对比造反差的写作手法,等到上了山,“土瑶同胞穿着盛装隆重的欢迎我们的到来,在不停的吟唱中,先是甜甜的米酒,又是香香的山茶,土瑶同胞们是发自内心地热情欢迎我们。……老人揉了揉眼睛说毛主席很关心山里人,你们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说,毛主席已经不在了,那么久就没有外人进寨吗?他摇摇头。我们又说,县里人呢?没有,路太难走了,车进不来,乡镇干部都懒得进来。老人挺理解地说。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却沉沉的。”儿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壮、瑶、苗等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广西同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至今有些少数民族还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冯艺没有纵情于秀美的山水中,尽管明梅山寨的风景无限美好,有青山,有秀水,有飞瀑,可是他关注的是人民的生存状态,山水是好,可是缺少一种人文的和谐,山水又有什么意义呢?冯艺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虽身处高位,依然忧国忧民。在冯艺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太多这样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气息:对少数民族的温饱饥寒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对负面的社会现象予以无情的抨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写到上山之后看到落后的山村,纯朴的孩子,简陋的校舍“一阵酸楚涌上了心头,我们当即一人掏上一百元,十一人共一千一百元交给了校长,希望能帮助学校解决一点困难。”_6J(面对着贫穷的明梅山寨,作者一直困惑、挣扎,心情特别沉重。“我们无心体验什么民族风情,更多的是心理充满着说不出的滋味和感受。”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山区的贫困和闭塞呢?毫无疑问,是地方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嫌山路难走,不愿上山了解瑶民生活情况,自然也不会帮他们解决生活的难题。作者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当时作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老同学,得到这位领导的重视。冯艺痛斥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这种现象,严肃地指出:“听说孙同学已去了明梅山寨三次,还领着自治区的一位副主席一同上了山,看来,那些县、乡级官员就不能不上山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往往领导一出马,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了。”l6j(,在严厉的批评之余,冯艺又把这种关爱民众、为民请愿的个人精神默默地化为一种隐性的全民族的人文关怀,“我在一瞬间意识到,人只要有心,石头也会唱歌,无言也能交流。

我们刚才提到广西地处西南边陲,经济、交通比较落后,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相对的保守使得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是很难得的。这些被保护下来的遗产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是不是很好的得到继承和发扬了呢?冯艺以一个人文工作者的身份向我们诉说,这些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正在经受着磨难和漠视,正在被忙忙碌碌的现代人遗忘,这才是最为痛心的。

在《受难的桂林,抗战文化的堡垒》一文中,冯艺告诉我们,桂林除了山水的闻名外,在水利工程和教育方面都是名噪一时的。灵渠贯穿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中原进入岭南提供了水路交通,极大地促进了岭南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交流,使岭南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一支;桂林还作为人才基地为中国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材,在清代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人才大省,在抗战期间,桂林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众多知名学者、仁人志士纷纷聚集在这里,为桂林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抗日战争的文化宣传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些眩目耀眼的篇章,似乎正在远离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历史上桂林的辉煌,又有多少人正在为桂林的复兴而努力呢冯艺发出了这样的忧患与焦虑:“踏着文化桂林的足音,便会感到自己表达的窘迫,我以不敢奢望的念想接近着它,无限羡慕那些文化名人的背影。但是我敢说今天到过桂林旅游的人,又有多少人有文化情怀去追寻过去的桂林。人们都说看桂林的山水,却又鲜于涉及桂林的文化,我多么想从人文的角度对桂林做一次饱蘸情感的全景扫描,撩拨我们埋藏心底的那份集体记忆,挽留住对抗战文化的一份怀恋。”

在冯艺眼中,文化不是坐着游船从桂林到阳朔,也不是在景点前合个照,叫声“茄子”,更不是英语辅导班能够起到作用的。文化是一种血脉相传的人文资源,是一种深藏在这座城市最深处,但又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急功近利思想和暴富心理的社会,文化往往处于弱势,这并不是文化本身使然,而是人们的选择导致。所以说如何去追溯桂林枝繁叶茂的深根,是我们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今日的桂林,何时再次创造‘文化堡垒’的辉煌,真正成为永远的‘文化城’。”

贺州作为一个有着浓厚文化的城市,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其文化因子的声音却在日益削弱以至于很少被人提及。古代的潇贺古道曾经是南岭南北通向中原的重要古道之一;黄姚古镇,一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镇,曾家家书声,户户开铺,辉煌一时;抗战时期的商埠八步曾是一个文人蜂拥,拥有极高人口密度的重镇……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消逝,冯艺在《潇贺古道,捡拾桂东文明的碎片》中为传统文化的流失而惋惜:“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古镇在消逝,为什么没有想到过早点到正在消逝的古镇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古镇的消逝正在使我们丧失关于先人的记忆。”【6j(’面对这一切,冯艺甚至是在扪心自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却没有及早关注这个问题。情况不仅仅如此,传统文化不会自己无缘无故的衰落,必定是为现代文明所排挤:“我担心古镇真的会成为旅游胜地。在古代,没有才气和诗情,是不配去旅游的。那个时候,旅游几乎就是一种文化行为和精神现象。而且,那时的旅游也不像现在这样,一则成群结队,二则高喉咙大嗓子,三则整个行程由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牢牢控制着。”[62(P41)《水意苍梧,百年码头大江东去》一文中讲到,梧州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码头,商贾云集,通衢四达,可是如今文化已经式微了,梧州的文化已无人谈起,被人遗忘,连冯艺的文友都早已从商下海,只有冯艺独自享受着惆怅的美丽。虽然这种现象很普遍,可是冯艺仍然执著地呼吁:“如果有了全体人的关注,历史文化一定要在城市消亡的话,那么,通过大规模的保护计划,保护着我们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延缓消亡的时间表。”

冯艺为广西区域文化的灿烂辉煌而深深折服,同时,也看到了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传统文化虽经历千年,却在碰撞中显得苍白无力。我们看得出来,文化伦理与历史进化的冲突是其忧患意识的主要根源。但是仅仅有忧患意识是不够的,冯艺通过自己的艰难跋涉而形成的理性思考,它的终极目标是给予中华民族关于传统文化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寄托,从而使传统文化在新的环境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冯艺肩负起这个艰难而伟大的使命,同时也给予广大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启迪。

冯艺是关注人文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思想、善思考的作家。在他笔下,一些看似平实常见的事物,经他的点拨往往又有新的闪光点。在他的散文当中,人文景观、历史典故等材料信手拈来。可是他又不拘泥于死寂沉沉的历史,而对历史的深层进行挖掘,从而抹去尘封在历史事件上的尘埃,还原出一个原生态的相对完整的历史。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拥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在《远逝的威严,走进打开的衙门》当中,作者面对的是曾经掌管一方黎民的土司衙门,他用客观的眼光对莫氏土司作了评价:“莫氏土司世袭了二十三代,其中有庸官,有贪官,也有一些好官,决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他们。”L9J(即历史是活生生的,而不是靠着流传下来的纸质文本或老百姓传诵的传说而构成,历史自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淹没在浩浩渺渺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不过是整个历史的冰山一角,更为可怕的是我们有可能从传说中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从而抹煞了真实。冯艺用精美的语言描述了这一感觉:“布满尘埃的书房,断碑上隐隐约约的文字都是一些被读者遗弃的章节。我想一定是有些什么东西残留在雕花木窗上,闲雅的文人居室里,或明镜高悬下昧心的吼声里,一定是有些什么东西迷醉在深深的衙署中。”L9J(胛当我们面对一段历史的见证物,它未必以一种交流的心态来对着我们,它有可能是静默的,不作声的,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后人为自己的需要而写的。这样看来,这种发现传统文化存在着误区的忧患意识既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庸人自扰:“今天当我们到达忻城的时候,历史老人第一次把背朝向了我。而在过去,我总是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历史总有某种方式, 向我转过脸来,让我看见,让我触摸,让我对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建立一种真实的感觉。”[]’’

在《天国故园,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中,洪秀全和曾国藩,两个已经在教科书中定了性的历史人物,一个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个是大清帝国的忠实奴仆,关于他们的褒贬善恶,一目了然。在这篇文章中,冯艺在天国故园,对两个历史人物做了具体的分析,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洪秀全,一个农民,由于屡试不中,便与儒家正统教义决裂,于是便有了金田起义。冯艺把他放在了那个时代中进行假设,假若他考中举人,是否还对清廷咬牙切齿呢?天国军队虽有破竹之势,可所到之处仍然是一片乌烟瘴气:贪污腐化、封建等级、甚至比历朝历代更残酷的“焚书坑儒”行为。而曾文正虽然代表了没落的封建王室的利益,可是他自身的能力与魅力更高过洪秀全一筹,在关键时刻所表现的沉着冷静、睿智自信帮助他战胜了对手。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6

历代城市建设

唐朝时,桂林城由子城、夹城、外城及护城河组成.《桂林郡志》记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在桂林筑子城,“在漓江之西浒,周三里十又八步,高一丈二尺.”[7]由此可知,唐代桂林子城约400m见方,城内无居民,为军事和行政用地,规划比较谨严.唐代的桂林城出现了行政军事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功能分区,子城行政区、夹城商业区的格局也是前朝后市规划思想的反映.宋朝时,桂林子城演变为静江府府治所在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防御的需要,在至和(公元1054年)年间、乾道(公元1165年)年间、淳熙(公元1174年)年间、绍熙(公元1190年)年间和南宋末年,先后5次对桂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淳熙八年(公元1272年)刻于鹦鹉山的《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图2)是我国仅存的两幅南宋城池地图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桂林城市地图.

图中可见朝宗渠跨于独秀峰前,连接城市南北道路.宋朝时桂林的城市规划虽然沿袭了封建社会城市规划的礼制秩序,但也因地制宜有所变通,所以城市空间有秩序而不呆板,富于变化而不凌乱.树形分支的道路结构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对桂林城市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时,桂林城的格局变化不大.

如图3所示,值得注意的有三处.其一,北宋时开凿的朝宗渠已荒没不存———这是由于其战略意义不复重要,而城市内急需用地造成的.其二,行政区(元帅府、都督府、总管府、临桂县等)仍位于其原址上,但城东的府治,除东墙保留局部外,其余都拆除了,独秀峰前出现了顺帝潜邸———说明城市新政治中心的形成正处于酝酿之中.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太子妥懽帖睦尔移于广西之静江,居于独秀峰下铁牛寺;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妥懽帖睦尔登基成为元顺帝,遂将旧邸改为万寿殿,便留下了顺帝潜邸.从地理位置上看,独秀峰是桂林城的中心,按照封建礼制思想,在这里建设的府邸具有最高的统治地位,因而独秀峰前的顺帝潜邸便发展成为桂林城的新政治中心.其三,城内兴建了许多寺庙———说明当时城市建设十分繁荣.明朝时,桂林已成为全国重要城市之一,商业极为繁荣.文教区在城西,地方行政机构的分散使得东西向的出城道路彻底开放.沿此街出东江门,过浮桥,即可跨过漓江.如图4所示,十字街作为商业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的地位也逐步显现,靖江王府在城中的地位尤为显赫.

从城市形态上可以发现,在桂林城原有的斜向肌理上,王城是唯一沿着正南北方向的明确轴线修建的.王城继承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礼制.东西南北各开一门.王城东面和北面分别建有广储库和广盈库,是藩王的专用仓库.这种严整、向心的布局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反映,王府的中心地位得以突出.清朝时,桂林城基本沿袭明朝的格局,如图5所示.清代的许多官衙重地,现在仍然是城市中的重要场所:桂林府府治现在是桂林市公安局,布政司现在成了工人文化宫,清贡院(明王府)现在是广西师范大学总部所在地.自宋以来就有的东跨漓江的要道———桂林浮桥(宋名东江桥),现在建成了解放桥,是连接漓江东西岸的交通枢纽之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桂林由最初的军事城镇成长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的意义越发趋向多样性.而近代城市的变革,使得城市形态由封闭走向开放成为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建国以来,桂林城的规划都是在国内著名专家的指导下谨慎、细致地展开的,因而许多精细的城市肌理都被保留了下来.

古建筑旅游资源

桂林的历代城市建设符合一般的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和生活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选择.桂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旅游名城,既离不开其自然山水景观资源也离不开其古建筑资源.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貌以及地理位置形成了桂林城山水景观日趋成熟的客观条件.从唐朝开始,桂林的山水风光就已经闻名全国了.南宋时,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将城池向西、北分别进行了扩展,形成了的南北长东西窄的依山傍水的不规整带形城市形态.

街道布局虽然保留十字形态,但更多的是随地形灵活多变,从而使城池与山水的结合更为紧密,也更为和谐.宋代除了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缮和扩大原有的风景区外,还新开辟了清秀山、回龙山、鹦鹉山、穿山等7个景区,建亭堂楼阁40余座、寺观庙宇20多处,并修建了朝宗渠,又将城西低洼地辟为西湖.宋代以后,这种专门的、有组织的景点开发活动时有发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桂林城为中心的大风景区.建筑直接反映民族、地域及文明的发展程度等特征.桂林的古建筑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建筑类型多样,包括民居、寺庙以及市政建筑等,如古南门、开元寺舍利塔、明靖江王府等,其中明靖江王府最具代表性.

古南门,也称榕树楼,位于桂林市榕湖北岸.据记载,建于公元621年,是唐朝时桂林的南大门,先后经历了多次修建.明朝时,桂林城池向南扩展,与南门相连的城墙已不复存在,独存此门,以后屡有兴废.现存建筑是抗战后所建,门楼采用单檐歇山式屋顶、砖木结构、四柱单开间,建筑面积130m2.开元寺舍利塔,位于市区民主路万寿巷.开元寺是桂林最古老的寺庙,始建于隋朝,后毁于抗日战争,但舍利塔至今保存完好.舍利塔始建于唐代,原为七级砖塔.现存塔是明朝重建喇嘛式三级砖塔,塔基四方,四面有券门贯通,第二层呈八角形须弥座,第三层为宝瓶形,东面开有舍利入口,塔顶五圈相轮、冠以宝珠顶,整体造型独特、古朴端庄,具有建筑风格.

靖江王府,位于桂林市中心独秀峰下,是在元顺帝潜邸原址上修建的明靖江藩王的府邸.明代太祖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就藩桂林,并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建靖江王府,建筑规制特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几百年来,靖江王府的主要建筑既没有受到雷电和火灾的破坏,也没有遭到战争等人为破坏,保留相对完整,成为研究明藩王府的重要资料.靖江王府虽是按明藩王府的规制建造,布局严谨,但却没有为了显示尊严而采用过大的建筑体量,从而使桂林城的城市空间尺度与桂林的山水空间尺度相互呼应,如图6所示.随着时代变迁,市区扩张后,老城区内的许多设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如何利用这些传承了千年的文化积淀,已成为新时代桂林规划的重点.“两江四湖”工程的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如表1所示,该工程融汇了山水、古建筑或历史建筑、园林等景观,使原先一大批如唐舍利塔、宋城墙等被湮没、遗忘的重要文物古迹得到了修缮、保护和挖掘,在形成“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同时,突出了桂林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7

南宋动乱的政治背景与生活的种种磨难,对于张孝祥、范成大同时兼文学家与书法家身份的官员来说,已心身疲惫,当其居于经济、文化贫乏的桂林时,当地壮丽的山水风景对他们无疑是一剂最好的精神良药。其任职于桂林时,注重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景观的建设,题碑留名,创作出有别于其传世的其他书作的摩崖书法,诠释书家心中的“意”趣之美,提高当地的思想修养与教育文化。

(一)范成大:尚“端庄典雅”之“意”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南宋诗人、书法家。“在摩崖题刻方面,可以浯溪题诗和桂林诸刻等为代表”[2]可见,范成大在桂林遗留的摩崖书法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范成大在政事之外,借书事将诗学作为抒感的手段。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称“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3]表明桂林山水曾给范成大带来无限惊喜与艺术灵感。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游历山水间,借书艺表现情感。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范成大出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林四年间,热衷风景建设,摩崖题名,存世4件摩崖书法:《复水月洞铭并序》、《壶天观铭并序》、《碧虚铭》、《鹿鸣燕诗并记》。范成大与张孝祥一样把书法仅当作是闲暇之事,并不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和时事政治联系在一起。其书如其人品性,谨厚端严。前3件作品较似,书风端庄典雅,运笔浑圆苍劲,结体谨密,点画厚重沉着;但也刻意抛开颜体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笔势特征,于平稳中求真意,既不张扬也不内敛。后1件《鹿鸣燕诗并记》较活泼,整体风格受杨凝式行楷书影响,用笔流美遒劲,气度清劲雅丽。上述4件作品分别是范成大47岁与48岁之作,正是其书法创作的活跃期,从颜体中汲取营养,结合自己的书学审美观,表现出平和质朴而不纵放的艺术特色,对研究其早期、后期书法起到一个过渡作用与重要的承接价值。同时由其楷书中常带行书笔意的特征,也顺应了宋代流行行楷的书风特征。范成大似以无心的翰墨游戏成就他独特的书法特色,以沉稳守气势,以平和胜奔放,以“端庄典雅”的风度传承北宋“意”趣之美,为其晚年居于石湖时书法风格的成熟作了重要铺垫。

(二)张孝祥:体格浑然天成、气度洒脱豪迈

如果说范成大创造了他在桂林摩崖书法“端庄典雅”的风度,那么张孝祥则表现出豪迈放纵的书法特点。尽管张孝祥留桂的诗数远胜于石刻之数量,但其正是借这种文学形式来抒发思想感情,与范成大一样能够将高深的文学修养融入其书作中,表达中年时劲健的楷书特色及豪迈的个性。张孝祥(1132-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失势,张孝祥受到牵连被贬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祥在桂林仅一年(1165-1166年),遗桂存世摩崖书法6件:《朝阳亭诗(三首)》、《朝阳亭记》、《等刘仙岩题名》、《题刘仲远像赞》、《张安国冷水岩题名》,另有一件拓本传世李曾伯刻《张孝祥千山观》,从这几件作品可看到其学书“法颜字”类的风格,及米芾奇逸纵放的意趣之美,脱去了早期的拘束感。据方爱龙论其早年书迹:“书法气象豪纵,庶几与颜鲁公碑版书迹相近。”[4]可知张孝详前期书作还未完全脱帖,当然后期作品已从颜体中升华,更多汲取米芾书风的形态与奔放的气势,如存世作品1157年作的《临存帖》等。由此看来桂林这几件摩崖是他由颜体之博向米书之意过渡与超越的作品,如《朝阳亭诗》(图5)和《朝阳亭记》(图6),将颜体与米书突出特点完美结合在一起。其中《朝阳亭记》更显狂放劲挺,动感较强,更近于行书体,笔画伸张,尤其强调掠、磔笔画的张势。二者都带有较突出的隶书笔意,圆润流畅;行笔无刻意雕凿,筋骨停匀,质朴大方,似信手拈来,其笔力雄浑豪放,苍劲超然,与石刻内容诗意化风格水融,气度豪迈。张孝祥将自己的心境借诗抒情、借书法遣兴,将“意趣”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又不乏工整、拙势之趣,印证了世人对其“文章过人,尤工翰墨”、“书法以真而放为世人所钦服”等评论。“他徘徊在‘尚法’和‘尚意’的书风之间,追求自己的书法风格。”[5]张孝祥颜体的宽博、隶书的通畅平缓、行书的流动等各体特点完美地结合,故而其作品能自成一家风范,体格浑然天成,气象洒脱豪迈,正如其词的意境———“自然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气势奔放地飞向理想美的境界”。桂林山水美景的触发是构成他创作书法艺术的心理要素,表现为书艺中的精神特质。

(三)陆游:“意”境清远

“纵观南宋一代,似乎从来没有谁能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当作理想和生命的一部分,更没有谁像陆游一样对自己的书法能传诸后世而坚信不疑。在陆游的一生中,书法是他仅次于文学的艺术沙场和理想寄托。”[6]陆游(1125-1210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在桂林留下的三件石刻(图7陆游诗札之一)表现其将政事与书事相结合的艺术特色。从石刻文中可知,陆游并未亲临桂林,而是杜思恭向陆游索要的七首诗跋刻于桂林象山水月洞崖石上。诗文表现出陆游报效祖国之心并未泯灭,书法线条的豪放洒脱也表现其书写时的悲愤之情。从残缺的石迹中,可见其书如其诗,意境高远。行草结合,字字独立却不乏气韵纵贯,随性而不失意蕴;字势变化往往向下伸长,精妙而轩昂。在其不得志的晚年,陆游很明显地把书法和诗歌当作抒发理想与情感的一种寄托。杜思恭之所以把陆游的诗札刻于如一轮明月悬于江上的水月洞,从某个角度喻示了陆游的诗、书与山水同美、与山水永恒,书法潇洒豪放,与水月洞天工之作相得益彰。杜思恭赞其书“语精而墨妙,洒然如见其人,置诸箧笥,常隐隐有金石声。”可见,杜思恭对陆游的书法及其推崇,将陆游的诗情、书情、爱国主义热枕展现在了桂林广阔的摩崖上,给后人以深刻的思索。此外,方信孺(嘉定六年任广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也十分崇拜陆游,将《陆游诗境》始刻在韶州,二刻在道州,又在公元1214年正月十五日三刻于桂林龙隐岩(已毁),后人复制了一件竖于今桂海碑林博物馆门口。陆游较少有楷书传世,从“诗境”二字可看出陆游不仅是行草大家,也是楷书的集大成者,法度严谨,用笔浑厚凝重,线条铿锵有力,体势雄壮刚正,仿佛如其人义正言辞,慷慨激昂地在对着大众作忠心报国的演讲。范成大、张孝祥作为南宋代表书家在桂林真情实境的山水美景里,各显其才,表现不同的书法艺术特色,并能将自己的政事、诗学与书学相融合。陆游的爱国情怀与艺术观也由杜思恭与方信孺传递在桂林摩崖上,展现了陆游书法艺术内在的精神特质。这些刻石书法与他们其它传世作品的表达形式与书法特征大有或略有不同,反映了时代的文学家在桂林这个特殊的地域环境里所呈现的精神态势与艺术意识。

二、南宋其他旅居桂林者及本土书家的摩崖书法特点及艺术价值

如果说南宋三大家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书法艺术现象的话,那么,旅桂其他文人摩崖书法更多的折射了普遍文人书法艺术的风貌。比如方信孺、陈谠、朱晞颜等士大夫文人官员构成了此时期摩崖书法的重要群体,正是这群自中唐以后不断南来的士大夫文人推动着桂林摩崖书法文化不断前行,他们或任官于此或路过于此,于山水间寻求自己的心灵之往。文人不仅是桂林摩崖文化风尚的引入者,同时也是摩崖创作中最活跃、最稳定的作者群体,即有高格之作也有平庸之书体。由于各人书艺基本功与艺术修养不同,及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时代环境,南宋旅居桂林文人的摩崖书法风格千姿百态,共计171件,书体涵盖五种。笔者参以徐利明《书法风格史》中对各朝代铭文、汉简、碑刻等书法风格的归类,将其归类为六种书风。一、端雅朗和:以唐楷为基调,颜味较浓,参以自我变法,共计40件。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神清气朗的《管湛等北牖洞题记》、风神高古的《李曾伯题隐山诗》、端庄典雅的《朱晞颜跋刻石曼卿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钜鹿题名》。二、方拙苍郁:大多是承颜字风范与魏碑的结合体,用笔丰腴醇厚,汲魏碑方拙之气,苍郁朴实,共计38件。如理学名刻《张栻书论语问政章》、选用手卷布局形式的《钟大鸣方信孺曾公岩题记》、《刘燉等省春岩题诗》。三、雄健率意:如果说上述两种风格是文人情感平和的流露,那么此类24件摩崖书法风格则表现了山的壮美与作者的傲然之气,书体张力鲜明,于平稳中展雄健风姿。如《李士美题龙隐岩》雄健奇伟、沉浑壮观,还有挺拔率意的《陈谠弹子岩题诗》,气骨激昂的《朱埴龙隐岩题名》等。四、遒丽洒脱:主要有行书的洒脱、隶书的清劲、楷书的妍美,书体较混杂,但是面貌气韵较似,共计31件。如行书《方信孺题龙隐洞诗词》豪放洒脱,楷书《方信孺古相思曲》可清晰地看出方信孺对书法的用笔、结构、布局有着独到的构思,隶书《柯梦得方公祠堂迎送神曲》内蕴深厚。五、浑厚凝重:大多用笔较凝重,体势浑厚端庄,布局留白较少,在六大风格中属较另类的一种,共计17件。如《陈信伯朱应元等龙隐洞题名》以墨取势,将“计白当黑”的笔法发挥到了极致,而《赵庚等北牖洞题名》则以用笔取胜,气清色润,再有浑厚苍劲的《易祓书“方信孺世节堂”》大字楷书,体现一种高风亮节的气质。六、肃穆谨严:存世16件包含篆书与隶书。宋人篆书实物难得,桂林南宋的几件代表性篆书作品,可以看出当时外来文人的篆书创作水平。如最独具匠心的《方信孺游》,以一枚印章的款式布局,是两千多件桂林石刻中绝无仅有的,充分表明方信孺对摩崖书艺的大胆创新,将山草云石当作一张宣纸,经心构图书作。南宋桂林摩崖书法作者中没有谁能够像方信孺一样将桂林山崖当作书法创造的最高境地,也没有谁像他一样挚爱桂林山水并与自己的书艺结合得天衣无缝。另外《朱熹撰吕胜已书方士繇篆额虞帝庙碑》笔墨和畅,《李滋留春岩对联》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楹联实物,其内容为“安分身无辱,知几心自闲”,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集哲学、实用与艺术为一体。此外,石匠龙跃及整个家族是桂林石刻书法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还有本土书家石俛,工隶书,有《朱晞颜跋刻梅挚<龙图梅公瘴说>》可见其书艺功底较扎实。另有僧宝珍篆书雅丽劲健,但无实物留存。这些石匠、书家是完成桂林摩崖书法的代表者与重要的石匠群体。综上所述,书家多通过学习前人的典范书作来训练自己的书艺技巧,同时更努力将个人的文化修养及生活态度融入其中,大都行笔流畅,技巧娴熟,内蕴深厚。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我认为书法之所以能够表现千变万化的体势,是因为能给欣赏者提供包含着神采、感情、意境的深意。书家在桂林山水的意境中提炼自己潜藏的艺术动机,从而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书法形态。摩崖书法作者大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书体特征形象各异,但整体上又能够归于统一,这不能不说是桂林山水情境给予书家相似的感触和审美心态。“摩崖石刻的特点在于,所吟咏和记载的内容也就是其所在环境的反映,二者为一个和谐、互补的审美统一体。”[7]桂林山崖与水流静谧详和的气氛,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文化修养、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达成统一,将自身的山水情怀和生命情调的印迹倾注于书艺中,把自己身临其境的畅怀与人生变幻无常的心境相照,表现在书法的用笔与体势中,构成多样的书法风格。山崖的宽阔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展现方式,反之,书艺在摩崖上的展现使得宽阔生冷的摩崖有了生命血脉的流动,二者形成一个统一体。

三、桂林南宋摩崖书法的历史文化意蕴与当代价值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8

一、从情感入手,营造宽松、活跃的质疑氛围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气氛”。实践证明,良好和谐的课堂气氛能激活学生的脑细胞,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开发他们的思维的潜能,更好的地促进他们接受新知识。师生交往包括信息的传递,情感的交流,物品的交换等,在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的交流,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主要在教师,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主导作用的具体表现。

二、教学中关注开发训练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质疑能力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学生往往把教师和教材看作是知识的权威,“老师说的”、“书上写的”成了他们的真理。批判性思维就是不相信权威,敢于在既定理论、观点方面进行质疑,突破常规定型模式,超越传统理论框架,把思路指向新的角度、新的领域。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需要在教学中锻炼学生的各种思维,关键在于排除学生思维定势的干扰,引导学生变换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教学《桂林山水》时,在熟读课文的前提下,学生深刻感悟课文第二、三自然段“总——分”的结构特点,知道分述部分又紧紧围绕漓江水和桂林山的特点展开描述。学生在读中自然感悟到两段文章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但有学生提出“课题是‘桂林山水’,理应先写山,再写水,但文中恰恰相反。是不是像这种‘分述’部分的前后顺序可以调换?”作为老师应引导学生挑战“权威”,让他们反思作品中的人物、结构、语言、思想、情感,从而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形成自己具有个性的解读。这时,我引导学生读书、思考、讨论,得出结论:《桂林山水》开头写到:“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所以“分述”自然先写水,再写山。在生疑、释疑的矛盾中,学生的质疑能力不断加强。

三、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创新精神的摇篮”。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青少年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对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就是问题意识的种子。作为教师,应鼓动学生大胆质疑、提问,鼓动学生求新求异,正确对待学生的提问,不讥讽、不嘲弄,挖掘其可贵之处,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建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培养学生建立问题意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四、掌握教材,处理质疑与释疑的关系

“疑难”对学生来说是暂时还不可能甚至是完全没有能力排除的。“有疑难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才是长进”。学生发现,排出了问题,怎样解决呢?这是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质疑是手段,释疑才是目的。因为如果对学生的质疑置之不理,将压抑学生的积极性,释疑的方法不妥,也将影响质疑问难的作用。因此教师只有在备课中,进一步加深对大纲、教材的理解和掌握,才能正确引导学生质疑问难,面对学生的质疑,教师要学会把问题交给学生去讨论,教师起组织引导作用,得出正确结论必然会产生更深刻的效果。如《落花生》一文的教学,先请同学们根据父亲的话提几个问题,通过教师的引导分别提出了几个问题:1、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2、父亲将花生与桃子、石榴和苹果相比,在哪一点上赞美了花生?说明了什么品格?3、父亲的话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再引导学生带着这三个问题读重点部分,读完发挥小组协作精神,让学生自由讨论,尝试解答,最终解答问题。这样通过营造民主和谐的质疑氛围,从而激发了学生质疑问难的兴趣。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9

建立广西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坚持联桂抗日的正确方针,为争取新桂系集团共赴国难做了许多统战工作。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党员杨德华到桂林,向新桂系当局说明中共中央将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全权代表到广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新桂系当局对此很重视,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王公度等军政首脑和高级幕僚商讨决策。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兼司令员张云逸及秘书李实(罗理实)到桂林。12日,张云逸与李、白及桂系军政要员正式会谈,分析了全国民族危机局势,阐明中共西安事变以来积极联合各党各派力量推动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李、白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联共拥蒋抗日,共赴国难。在桂期间,张云逸还与桂系要员及四川刘湘代表张斯可多次就三方联合推动共同抗日进行洽谈。

6月下旬,三方达成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

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

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

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

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

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

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6月26日,张云逸电报中共中央,请示批准。次日,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7月14日,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向李、白转达的复电,坚定了桂系联共拥蒋抗日的立场。张云逸与桂系、川系签订抗日协定,创建广西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推动广西和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促使桂系与摒弃前嫌,迅速出兵参加淞沪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桂系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广西的抗日救亡斗争局面极端复杂。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桂系集团的正确策略,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下旬,武汉失守前夕,在与白崇禧撤离武汉南下途中,精辟地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白坚持抗战,争取当民族英雄,我党坚决支持广西抗日。为适应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白崇禧同意我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1月上中旬,吴奚如、李克农、夏之栩等从武汉撤退到桂林,正式筹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初时称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吴奚如、李克农先后任处长。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以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示工作,并亲自出席各种集会,发表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宣传《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活动,号召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的活动对与桂系搞好统战关系,推动团结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八路军参谋长也多次来到桂林,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多次应邀作公开演讲,科学分析全国抗战形势和任务,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经验,阐述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呼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号召广大青年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广西的落实。桂林的重要报刊评说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博古、叶挺、徐特立、袁国平以及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等都到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同时又担负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的领导责任。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广西省工委和联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湘、黔、赣、闽、粤、港澳及南洋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新四军平江、韶关、上饶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贵阳八办等建立交通关系。桂林八办为运筹南方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广泛团结了新桂系的上层人物、民主派和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接济来桂的著名抗日文化人士,掀起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联络、掩护了华南各地的党组织;筹运了大批军用物资,输送了大批过往人员,为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八办在1月20日被迫撤销。为了继续坚持在桂林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界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于6月底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到桂林,组成以李亚群为书记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界、教育界的党组织,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继续发展,重点是加强与李济深、李任仁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因为李济深是抗日民主派的著名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的扶持者,与黄旭初有师生关系,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1940年10月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李任仁当时是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曾是白崇禧的老师。

李济深、李任仁虽无军政实权,但在桂系中影响较大,他们愿意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必要时通过各种关系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坚持和巩固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向李亚群布置任务: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广西地下党不发生横向关系,主要通过单线关系领导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搞好与民主派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通过他们做桂系统战工作;在柳州与第四战区的张发奎搞好统战关系;组织领导理论、文化、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工作。

李亚群到桂林后,按照南方局的部署和的指示,立即按党员的社会职业、社会关系、工作关系,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教育界的党组织。不久,南方局又派了张友渔、陈翰笙、狄超白等党员到桂林,由李亚群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配合李亚群工作。统战工作委员会不与广西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及时通过李济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以及救国会成员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他联系、影响两广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与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李济深多方面协助下,对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救济安置进步文化人士、支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柳州,李亚群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的中共特支领导人左洪涛传达了的指示,并将该司令长官部所属的抗敌演剧第四、五、六、七、九队和桂林新中国剧社中的中共组织交由左洪涛领导。左洪涛利用自己是张发奎的秘书科长的特殊身份,加强对第四战区司令部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左洪涛领导中共特支一方面做一些中下级军官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站到进步方面来;另一方面利用合法地位,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指导几个抗敌演剧队在柳州、南宁等地区活动达4年之久,影响广泛。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为接济从香港脱险返回桂林的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在桂林建立了秘密接待站,多方设法筹集生活经费,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随后,通过统战途径陆续为他们安排工作。在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桂林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戏剧艺术各团体的党员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相互呼应,克服困难,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1944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李亚群等撤回重庆,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同年9月,日军入侵广西,桂林疏散。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赶赴桂林,帮助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疏散转移。在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协助下,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熊佛西等人撤往贵阳、重庆;司马文森、张琛等人转移到柳北,与当地的党组织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铁生、张锡昌等人转移到桂东贺县、昭平。

1944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从桂林返回苍梧家乡,组织开展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斗争。同年冬,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派李嘉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代表的身份,到广西昭平向魏南金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在桂东粤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李济深发展游击队和开展抗日作战。尔后,李嘉人前往苍梧向李济深呈交的信函和转达中共方面的计划。在昭平的中共广东北江副特派员魏南金加紧调整干部,积极推进桂东的抗日统战工作。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地下党员狄超白奉命回广西协助李济深工作,并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是年底,狄超白到昭平县黄姚镇向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莫乃群等传达的指示,吸收了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欧阳予倩等人入盟,随即到贺县八步向民主政团同盟秘书处梁漱溟传达民盟中央的决定。

1945年春,在狄超白的参与指导下,梁漱溟、张锡昌等在八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梁漱溟、陈此生、张锡昌、欧阳予倩、千家驹、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等为委员,梁漱溟为总负责人。东南总支部管辖粤、桂、湘、鄂、云、贵、闽及海外等省区的民盟组织,实行“工作公开,组织秘密”的原则,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工作方针,开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之后,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昭平黄姚中学、《广西日报》(昭平版)、贺县八步、临江中学为阵地,通过办好《广西日报》,印发《民主》杂志,举办抗日救亡演讲,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主张,推动桂东民众抗日救亡斗争高潮。

领导发动桂林抗日救亡

文化运动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桂林八办积极推动下,一个气势磅礴、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兴起。1938年冬至1944年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推动下,进步文化人士掀起了盛极一时、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和大西南的一个抗日文化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从事文化科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其中,著名的作家、记者、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有郭沫若、茅盾、田汉、欧阳予倩、千家驹、范长江等200多人,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盛极一时。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的指示,迅速在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系统建立了党组织,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据统计,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只有《广西日报》,后来有《救亡日报》等13家报社,另有新闻机构10多个。先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200多家,出版的杂志有近200种、各类图书1000多种,畅销内地、港澳以及南洋。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贯彻总会提出的“文化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社会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问题,坚持了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正确方向。

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有40多个,他们在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著名戏剧家的运筹下,在桂林形成了群众性抗战戏剧的高潮。不少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群众性的音乐运动也开展得十分火热,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都组织了歌咏队、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歌咏比赛,普及街头歌咏宣传,音乐工作者深入到市民和难民中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带动了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发展。桂林“万人大合唱”,抗日救亡气势宏伟。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彩调演出风行桂林。有的歌舞剧在桂林演出轰动全城,还到广西各县和广东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还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漫画与木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等一批著名画家、木刻家先后汇集桂林。他们团结桂林的美术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举办了艺术师资训练班、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等多种形式的美术培训班,创办了多种美术刊物,徐悲鸿、关山月等名画家都曾在桂林办过画展。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1日,电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紧急部署撤退工作,妥善安排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迅速疏散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的指示,一方面揭露顽固派罪行,一方面采取正确应变措施,有计划地将在桂的外来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等地。

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后,一批进步报刊、书店、出版社也被迫关闭和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抗战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经南方局和粤港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梁漱溟、杨东莼等著名民主文化人士又分批云集桂林。在南方局的周密部署和李济深的倾力支持下,我党领导和推动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重新发展起来。1942年新开办了20多家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新创办了20多种进步刊物。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文学刊物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大都集中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主题。中共直接领导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在桂林上演了大批抗战剧目,还出发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影响。桂林音乐界频频举行各种抗日音乐会,在市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歌咏会上,万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中华全国美术联合会桂林分会成立,多次举办画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孔。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人士所掌握,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方向。

1944年,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再次出现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是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这次剧展,由黄旭初任大会会长,西南各省主席和各战区司令长官任名誉会长。但是他们都是挂名的,在其中担任各部门实际领导工作,以及主导整个大会活动的,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在剧展的整个过程中,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使剧展成为“挂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的重大抗日文化运动。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共895人参加演出展览,大会工作人员近1000人。演出话剧、平剧、桂剧、歌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和群众合唱等,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运动路线”、“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剧”等问题的专题座谈。剧展大会的全过程洋溢着朝气蓬勃,互相观摩,共同探索,团结战斗的气氛。美术、舞蹈、科技、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空前活跃。由于日军从湖南南侵,桂林危急,广西当局于1944年5月下旬下疏散令。

在这个危急关头,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了起来。由一批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策划,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西南剧展规模巨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过之外,还是仅见。”西南剧展标志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达到高潮。

坚持广西抗日救亡

团体的阵地

中共广西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领导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首先是推动广西当局组建了三届学生军。1936年6月1日,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六一运动”(又称两广事变),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通电全国,逼蒋抗日。为增强抗日力量,组织学生参与抗日救国宣传,广西师专学生经请示广西当局批准成立抗日救国学生军。消息传出,全省各县、市中学生纷纷要求参加。

6月27日,在南宁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西学生成立大会暨誓师典礼,2万多学生参加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广西学生军大队300多人(史称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奔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军的带动下,全省有40多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广西当局实行“焦土抗战”,调遣主力军团参加淞沪抗战。10月,广西当局决定组建第二届学生军,以便随作战部队做政治工作。广西学生军大队录取了280多人集中在桂林市南郊李家村受训。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派了30多名党员参加学生军,组成了党支部。12月12日,广西政府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欢送学生军北上大会。

1938年1月,学生军到达武汉后,党支部立即找到长江局、董必武汇报。等领导人还到学生军大队演讲。2月底,学生军到达鄂豫皖抗日前线,党支部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战地宣传,影响广泛。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险。广西当局决定组建广西第三届学生军,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共广西省工委为推动桂系坚决抗战和秘密掌握学生军这支队伍,指示各地大中学校的中共党员带动积极分子和爱国青年参加学生军。前去报名者达19000多名,广西当局从中录取了4200人,编为3个团,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司令官。各地党组织派到学生军的党员有99人,分布在27个男生中队和3个女生中队,初时在各团建立了总支或支部。12月,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在桂林月牙山一团驻地,向部分党员骨干布置了工作。

1939年初,根据桂林八办的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了学生军中的支部,党员改为单线联系。分布在各团的党员大部分担任了班、中队、大队和团领导职务,实际掌握了基层领导权。

1939年2月中旬,学生军3个团分别开赴平乐、桂平、宾阳继续集中训练。其间,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团结抗日的宣传。4月,学生军分别开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地方反动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1月,桂南形势紧张,学生军被缩编为两个团,调到桂南战事前沿地带和桂东南一带进行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桂南会战爆发后。学生军在中共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杀奸肃敌,打击日军,成绩显著,被称为“兵王”。日军对学生军又恨又怕,悬赏缉杀学生军队员。

1940年5月,夏威将学生军集中到隆安下颜进行整编,从中抽调800人到第十六集团军干训班受训,准备在结业后分配到桂军连队任军官;余下1200人组成一个学生军团。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编为3个大队,分赴桂南、桂西、桂中等地,进行战地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加强军民合作,配合部队坚守防线,组织游击队袭击骚扰日军,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惩治汉奸,打击日伪政权。学生军中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经中共南宁特支请示桂林八办同意,于7月成立了中共党总支委员会,由杨烈任总支书记,建立了12个支部,由南宁特支直接领导。党总支领导开展了反专制的斗争,他们还在各地举办各种学习班,训练、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逆转,桂系公开追随,1941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学生军。至此,这支被誉为“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广西第三届学生军的使命宣告结束,党员分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坚持斗争。党在这支学生军中的活动,对后来广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是领导推动各地组建抗日战工团。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广西危在旦夕。1939年春,广西省政府为了借助民众的力量保卫广西,决定在梧州、玉林、浔州、南宁等地区成立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11月,日军从钦州湾登陆,钦廉四属和桂南十九县相继沦陷。在此民族存亡之际,中共广西党组织利用广西当局的通令,领导和推动陆川、博白、北流、玉林、兴业、平南、贵县、容县等县城的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玉林区还在其所属的5个县的战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参加进去,掌握实际领导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省工委的指示,派遣一批党员打进了战工团,并且基本上掌握了各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各地战工团的团长和多数副团长都是兼职、挂名的,各项工作都由各部门的共产党员负责人具体操体,因此,党在战工团中掌握了实际领导权。

在省工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当地军政首脑的信任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城乡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同时推动各个城镇、村寨、学校,普遍成立歌咏队、话剧队、演讲队、壁报组等宣传组织,兴办政治、文化夜校,宣传抗战。抗战的歌声响彻大地,抗战的戏剧遍及城乡,抗战的墙报、漫画、标语、军事知识和救护知识,成了抗战的宣传阵地。还组织了“晨呼队”、“夜呼队”。陆川战工队出版《动员日报》,北流战工团出版《建设日报》,博白战工团出版《博白日报》,宣传抗战形势,团结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对动员全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陆川县委在成立陆川县战工团之后,又派人组建了县抗日救亡战时教育工作团。这也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主导的统战组织,团部的干部多是共产党员。陆川战教团先后共培训了300多人。博白县战工团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培训了150多人。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举办了抗日妇女游击训练班,继而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也训练了骨干100多人。各县的战工团培养了这些大批的人才,充实了战工团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也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南宁区战工团在邕宁、上思、宁明、明江、思乐、绥渌、扶南、同正、隆安等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积极备战,支援前线,同时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抗日救亡的锻炼和考验,发展了一批党员。日军占领邕龙线(南宁―龙州)后,这支战工团队伍长期坚持敌后斗争。

各地发动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玉林五属的几个县的战工团,都组建了抗日自卫游击队伍。陆川县成立有县抗日自卫大队和49个乡游击中队,辖有队员4000多人。各乡游击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掌握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博白县战工团在向县政府取得武器装备后,选择地处十万大山西南面偏僻山区的官洞、历山一带作为据点,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入侵日军。南宁区战工团在上思等地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准备。与此同时,陆川、北流等县还组建了妇女游击队。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妇女》等报道她们是“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南国的巾帼英雄”。

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入侵广西,玉林地区各地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带动其它抗日团体,组织了浩大的民众队伍,到公路沿线进行破路、拆桥、抢割、坚壁清野,运走粮食,疏散妇孺老幼,准备坚决抗击入侵日军。与此同时,广泛建立情报网,开展锄奸工作。普遍设置情报人员,成立锄奸小组,民众自觉侦察、揭发、追捕汉奸。陆川县有一次围住汉奸廖轰家,一举捕获正在开会的大小汉奸10多人。自从广州沦陷以后,大量的日货从广州湾流经陆川运至玉林,进入广西内地,转运云、贵、川等省。一些汉奸、日探扮作商人混了进来,刺探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各县战工团组织民众日货检查团,沿公路布岗设卡,严密检查。仅在陆川县乌石圩的一次检查中,就查出棉布千余匹和大批煤油、火柴等物资。1940年10月,日军撤出广西前夕,广西当局强迫解散战工团。各地战工团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第三是在广西地干校、广西三青团等团体中坚持抗日阵地。1939年初,广西当局决定筹办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养新型人才,为此,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3次登门拜请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全国救国会理事)主持其事。杨向桂林八办李克农处长汇报。李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得到了批准。杨东莼在接受黄旭初的邀请之前,向黄提出:“用人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与方法一定要依照我所拟的计划,并且社会关系复杂,来往的人员各党派都有,不可因此而听信特务的语言与离间。”黄旭初一一答应。

为了办好这所干部学校,杨东莼专门拜访了当时在桂林作短暂逗留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杰出教育家徐特立。杨就如何办好这所学校的问题向徐请教,与之进行了3个晚上的长谈,确定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模式办学。1939年2月1日,这所由桂系举办的干部学校正式成立。黄旭初兼任校长,杨东莼任教育长,学校一切事务由杨全权处理。杨东莼首先着力于招揽人才,他通过桂林八办的关系和自己的社会关系,请进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中共广西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借桂系的名义培养发展进步力量的一个大好时机,因此也派进了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地干校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有100多人,并在校内成立了两个支部。一个是省外党员支部,属桂林八办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属广西省工委领导。两个支部互相配合协助杨东莼。在人事安排方面,杨东莼作了精心部署,把党员都安排在各个部门、单位中担任要职,掌握了全校行政、教学、训练的领导权,不但保证了地干校的办学方针和训练计划得以贯彻执行,而且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得以贯彻实施。按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地干校确定了训练的方针,着重于提高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学生的自觉纪律,唤起学生的战斗工作精神,实施集体的自我教育,强调动员精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要求把这一方针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训练之中。依据这个办学方针,地干校的党组织抓紧对党员的教育,教育党员要加强革命警惕性、组织性、纪律性和保持革命气节;要认清形势,学会做秘密工作的技巧,提高做秘密工作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隐蔽。

在对全校学员的政治训练方面,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为基本内容,并以此作为“办新校,育新人”的头等大事。学校经常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杨东莼通过桂林八办邀请到校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在白崇禧的陪同下来校,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了战局的态势,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指出抗战必胜的前途,批评了消极抗日的言行,使全校师生受到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

在此前后,还邀请了夏衍、田汉、胡愈之、千家驹、沈钧儒、李任仁、程思远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到校演讲、作报告,举行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形势任务、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同时积极引导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校把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讲授课程;图书资料室陈列进步报刊,公开借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地干校在校内抓紧对学员进行教育,同时引导和组织学员到校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学习和一系列活动,师生、员工在实践锻炼中,思想有了进步,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能力,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在成长。地干校办校的成绩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扬,被誉称为“南方抗大”。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反动势力的诽谤攻击和中伤破坏。他们攻击“地干校的训练方法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叫嚷地干校是“拿的钱替共产党办学”,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等等。但是,当时桂系要利用杨东莼主持办学,招揽人才,培养新人,而杨东莼治校办学有方,还善于运用斗争策略,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巧妙对付各种事态,因此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

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高潮后,广西的政治局势逆转恶化,地干校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有关指示精神,分批撤退党员。一部分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一部分分配到柳庆区、浔梧玉区、邕龙区干部训练班工作。分到3个地区干部训练班工作的20多名党员,又按照地干校的模式办学,训练培养了村街长约4000人,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中共特支。1940年12月31日,地干校宣告结束。该校办校两年,先后办了4期,培训了乡镇干部1400多人,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地干校结束时,一部分党员由中共广西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派进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加强了各地三青团和乡村基层党的力量,达到了“旧瓶装新酒”的目的。

隐蔽精干对付桂系

“逆流”

抗战初期,桂系当局在与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同时,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行迫害和镇压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如1937年8月至9月,桂系借“王公度事件”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力量;9月7日,中共郁江特委被破坏;9月至12月,发生桂西区游击队被诱骗的“百色谈判”;1938年5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南宁市委被破坏事件;6月,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1939年6月,中共田东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等等。7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宣布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3个特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12月,陈岸奉命代表广西党组织赴延安准备出席“七大”。1940年8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做撤离准备,中共广东省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同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派钱兴到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钱兴到桂后,对各地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和改组,以应对广西抗日救亡斗争的极其险恶的局面。

但在1942年夏至1943年初,广西当局根据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的线索,在广西制造了桂林“七九事件”、玉林“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在桂林检查了广西党的工作后,离桂返粤,途中被捕,随即叛变。在郭潜的带领下,中统特务破坏了南委,又于7月7日到达桂林,伙同广西当局策划破坏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此前,广西省工委已获悉南委遭破坏一事,并初步制定了应变措施。7月8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交通员梁耀宝,梁即叛变投敌。根据梁耀宝提供的线索,7月9日,特务包围了逸仙中学,逮捕了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夫妇及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人。苏蔓等3人在狱中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特为利用他们诱捕地下党员,于11日上午将他们“释放”回逸仙中学,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并胁迫他们自首。苏蔓等识破敌人的阴谋,在设法通知党组织和同志未果的情况下,13日凌晨,3人在逸仙中学宿舍集体自缢,以身殉党。

7月9日下午,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获悉事件发生后,果断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在桂林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撤退,并派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告知桂林事件和做好撤退准备。省工委机关除留个别干部负责处理撤退工作外,其余撤离。10日晚,叛徒梁耀宝带特务包围了钱兴的秘密住处,在房东的机智掩护下,钱兴夫妇从后门出走脱险,于11日安全撤离到灵川隐蔽。钱兴起草印发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员到桂林散发,及时揭露了顽固派当局的罪行。同时还继续布置全省的党组织坚决执行省工委转移应变的决定。这时,特务继续在桂林、灵川、临桂等地疯狂追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至9月1日止,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有30多名党员被捕。

1943年1月上旬,“七九事件”发生后,负责留在桂林处理善后的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被捕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100人。广西军政当局紧急部署在玉林、南宁进行大搜捕。1月13日,玉林专员公署调集军警特务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实行大搜捕,逮捕了30多名共产党和20多名革命群众,查封了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使桂东南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月15日,南宁专员公署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曙光报》社和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10多个单位,逮捕共产党员51人。随后,又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近50人。三大“事件”使广西党组织在城镇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广西省工委决定将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将党员转移隐蔽到农村及边远地区以保存力量。钱兴撤退到灵川后,继续布置全省党员转移隐蔽,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坚决执行省工委的决定,联系失散的同志,重新建立各地党组织和联络点。10月上旬,钱兴、邹冰等到达白沙井村重组成立了新的省工委机关,一方面迅速设法把大批党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一方面设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间接的联系,把广西的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1943年1月和2月,广西省工委又分别发出《为反对顽固分子的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和《为反对顽固分子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愤怒揭露了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行。

1943年3月15日到18日,省工委副书记兼桂东特派员黄彰在武宣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主要骨干会议,分析研究斗争形势和任务,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进一步把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区。并决定派江明彬、韦敬礼到来宾、武宣,杨烈、梁游、黄耿到靖西、镇边,区镇、陈衷到右江,覃桂荣来往粤桂边、桂西,路番到柳北,进行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和开辟新区工作;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以开办砖厂作掩护,负责领导桂中南、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0月,根据形势的变化,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迁到较为偏僻的牛垌,隐蔽下来坚持斗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钱兴与两名党员骨干化名以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卖,开荒种地,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

1944年和1945年,钱兴两次组织省工委机关和英家周围的党员认真学习文件,使干部进一步增强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为迎接新的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开办砖厂隐蔽,成立交通站,担负联络领导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945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与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一批党员,加强了对黄姚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被打散、打垮,省工委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险恶条件下,继续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发动广西敌后抗日

“反顽”游击斗争

在1939年11月至次年10月与入侵广西的日军展开桂南会战期间,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发动各界群众积极参战,踊跃支前,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在钦廉地区,从日军登陆钦州湾入侵广西的时候起,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合浦县工委在钦廉四属沦陷后,领导合浦一中的爱国青年100多人成立合浦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锄奸斗争。北海抗日学生队、东兴战时服务团、大勉自卫队和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作战。他们袭击日军据点,摧毁日军岗楼,破坏日军必经的道路和桥梁,截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打击日伪的维持会组织,捉拿和惩治汉奸,扰乱日军的后方,有力地支援了我国军队在邕宾线上和昆仑关的战斗。同时,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还领导群众进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1940年春,合浦县的地方官僚、地主、奸商抢购大米等战略物资,运往涠洲岛等地资助日本侵略军,引起粮价暴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合浦县工委发动当地群众举行集会,向当地政府请愿,强烈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惩奸商,沿江拦截运米船只,将查获资敌大米平价出售给群众。4月,中共白石水区委发动师生和群众数千人,在白石水圩日召开“反汪”大会,推动“反顽”斗争进入高潮。

在日军占领南宁后,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南宁、玉林地区战工团,广西学生军、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战地服务团等团体活跃于前沿阵地和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破坏交通,坚壁清野,组织运输队、救护队,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慰劳军队。中共南宁党组织推动邕宁县那龙民众抗日游击队、三官区民众抗日游击队、那莲民众抗日游击队和八尺区抗日自卫队配合部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毙伤日伪军200多人。中共灵山特支组织的两支抗日武装,毙伤日伪军420多人。战区以外的中共党组织也加强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捐钱捐物,防奸肃特,支援军队前线作战。

1944年夏秋,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军溃败千里。9月,日本侵略军开始从湖南、广东两面进攻广西。11月10日,日军攻陷桂林,24日攻陷南宁。12月10日,从邕龙公路往北推进的日军与从南宁往南推进的日军在东门镇会合,完成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任务。日军占领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桂越公路沿线和西江沿岸,包括桂、柳、邕、梧4市和54座县城及部分圩镇,约占广西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广西省政府从桂林退到宜山,经都安、百色,直至凌云、乐业,仅能固守桂西、桂东、桂南的30多个县,战局险恶。

为了抗日救国保家乡,1944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月决定》。明确提出:广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根据《八月决定》,纷纷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队伍。如桂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纵队临阳联队、潞江抗日自卫队、灵川政工队以及全州、灌阳的7支抗日游击队;柳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抗日挺秀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镇国政工队、桂林师范战时服务团、柳年抗日挺进队;还有武鸣县邓广抗日游击队和中越边抗日游击队。此外,宜山、忻城、都安、河池、横县、贵县、武宣、桂平、宾阳、上林等县也先后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民抗日自卫队伍。此外,还有由各地党组织秘密派遣中共党员进入县政府组建的抗日自卫队,推动其坚持抗日。据统计,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组织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共有20多支,约2000多人。中共各地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依靠各族群众与日伪军进行英勇机智的游击作战。他们活跃在广西20多个县,共打死打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领导全省各族人民英勇抗日的同时,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还与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相继领导发动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和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2月26日至3月3日,在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领导下,桂东南的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相继举行抗日反顽起义。2月26日,以廖家义为司令员,中共陆川县委书记温翊俊为政委,有700多人枪的陆川抗日自卫军首先起义,打响了桂东南起义的第一枪。2月27日,博白人民抗日自卫军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司令员林执真、政委熊景升,有1200多人枪。3月2日,吴家宜和兴业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李云蒿、政委张熙和、副司令员兼县抗日民主县长覃注礼率所部500多人枪举行起义。次日,贵县人民抗日自卫军200多人枪在黄彰和司令员谭留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谭振邦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分别攻下了六永、东平、亭子、大江、思怀、龙塘、仁厚、葵阳、铁城、城隍等20多个顽固派盘踞的乡公所,在数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收缴了顽军的一批武器弹药,将缴获的粮食等物资分发给群众。顽固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调集重兵向起义军进行反扑。起义军与顽军英勇作战20多天,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武器装备落后,起义失败。

在此前后,在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合浦起义、灵山起义、小董起义和防城起义。

1945年2月3日至3月下旬,合浦公馆、白沙、南康、小江、白石水、西场等区乡和灵南香山乡相继发动起义,起义部队700多人,编为南路人民抗日第三支队合浦大队、西场大队、小江中队和灵南中队,由张世聪任支队长兼政委。起义部队攻下白石水、马栏、小江、西场、维安等乡镇公所,缴获枪支200多支,毙顽军16人,俘150多人。2月8日,灵山抗日武装400多人在檀圩发动起义,成立南路人民抗日灵山支队。中共灵山特派员陈铭金任支队长兼政委。是日晚,攻打县城受挫,负责内应的领导人何林等10多人牺牲。9日,起义部队在钟灵、司练一带与顽敌2000多人作战,毙敌数十人。下旬,灵山支队主力向白石水转移。

2月17日,钦县抗日反顽武装起义在小董举行,起义部队100多人,编为钦县人民抗日,指挥朱守刚、政委卢文。起义部队袭击小董镇未克后撤到六虾、那料、八甲等村。3月,起义部队在顽军强攻下被冲散,卢文、朱守刚等19人被捕,其中13人被杀害,余下部队撤离隐蔽。

桂林山水教学反思篇10

    桂林已发现的宝积岩、苏村屯、庙岩、大岩、甑皮岩、聚田新岩、五马山、灌江流域、资江晓锦村、漠川两岸、建江流域等数十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史前人类洞穴遗址特别集中和丰富的地区。人类始祖从非洲沿海岸线过来,可能先到桂林再北上。据考证,3.7亿年前,因地壳运动,海水消退,自然风化和雨水溶蚀,造就了奇特秀丽的桂林山水。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先民发现了它。距今约3万~5万年前的“宝积岩人”是至今可以确认的桂林最早的原始居民。他们选择的穴居地千百年来一直是桂林核心城区———地理专家推崇的风水宝地。足见桂林先民不仅早已重视人居环境,而且独具慧眼,所选居地经过数万年考验仍被认同。距今1.2万~0.7万年左右,甑皮岩人在同一个洞穴里繁衍生息达5000年之久(之后可能离开岩洞到平地生活)实属罕见。这表明,他们对人居环境选择十分在意;同时也证实桂林自然环境稳定,自古宜人居住。甑皮岩出土的上万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其制造技术在当时已居领先地位,尤其甑皮岩人在1.2万年前制造的“素面夹砂”大型陶器,是迄今大陆考古发现中已知最原始的陶器(桂林可能是陶器的起源地之一)。甑皮岩人还可能是中国最早掌握家猪驯养技术的先民。

    1.2万年前,他们已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传说虞舜南巡途经桂林并驻跸于虞山,说明上古时桂林已不蛮荒。商周时,桂林归百越,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设始安县,治所在今桂林市。桂北出土的商代“天父乙”铜卣,西周铜绕,春秋鼎、尊,战国陶、剑等文物,证明桂林与中原往来,早在秦统一岭南之前。《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贤相伊尹曾作四方令:“正南瓯、邓、桂国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说明商朝与百越早有往来。《说苑?善说》中也记载了越人为楚国令尹划船唱越人歌的事。从秦统一岭南后置郡,而未设“属邦”也可看出,桂林在秦以前已较开化。百越建筑,已难找到实物。只能从桂林现今的31个民族15个民族乡和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村寨来寻找其踪迹。桂林苗、瑶、侗、壮等百越后裔退居山区,房屋建筑场地多为坡前涧边,因而孕育了轻巧明快、美观实用的楼寨风格。从典型的壮家麻栏,侗家风雨桥、鼓楼,瑶家半边楼,苗家吊脚楼等民居形式推测,他们可能继承了百越先民注重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筑房屋的习俗。如,瑶族依山结寨,聚族而居,其“半边楼”,半楼,半地。三层,一楼养牲畜,二楼住阿嫂,三楼住阿妹。侗寨鼓楼是族姓群体的标志,模仿杉树形状,楼上置鼓,一寨一姓一鼓楼,对本土资源利用十分恰当。这些建筑,像仙人掌刺状叶(既可有光合作用,又能减少水分蒸发,还有防御虐食者侵害功能及审美价值),其形式与功用统一,毫无矫揉造作。

    二、秦代开凿灵渠促使桂林建筑文化实现质的飞跃

    秦灭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南征并屯兵岭南。为畅通粮运,秦以十余万民工历时4年多在兴安开凿灵渠,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桂林因而成为岭南重镇。800多年后,隋于公元605年至610年开通大运河,往北延伸了灵渠功能。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武则天凿桂柳运河沟通桂林同桂西北和黔东南的水运,避开沿漓江至梧州再溯流而上的回运路程,向南延伸了灵渠功能,中华大地得以南北气血贯通。铧嘴、天平、北渠、南渠、秦堤、陡门是灵渠主体工程,全长34公里。其中北渠4公里,南渠30公里,多为自然河道,人工开凿约5公里。有人以为,灵渠工程规模和灌溉面积与都江堰、郑国渠不可比拟。其实灵渠的主要价值在其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地位作用。“利用自然河道”,开渠引水,首创世界船闸漕运先例,促进民族、国家统一,正是灵渠的价值所在。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有:“治水巧妙,莫如灵渠者”赞叹。其设计科学,工艺精湛,使灵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考价值。灵渠引湘入漓,先由铧嘴把湘江水三七分开,再以大坝拦截江水。铧嘴分水、减压,避免上游江水直接冲击拦河坝。面对上游来水,拦河大坝在江中呈“人”字形摆放而不为“一”字形,可将湘江水的正面压力变成侧面压力。滚水坝斜面宽17米,坝上溢出的江水沿斜坡翻滚而下,可减弱80%的水流冲击力,保护坝身安全。由于“人”字大坝既能拦河又能平衡水位,固定坝身,所以称为天平。北坝为大天平,长380米,七分湘江水入北渠,婉蜒4公里后流回湘江;南坝即小天平,长124米,三分湘江水入南渠引至30多公里外的漓江。36道陡门(即船闸),逐级提升渠道水位,保证船只上下通行。

    巴拿马和苏黎世运河船闸,葛洲坝和三峡船闸,都是灵渠陡门的后代。上世纪90年代初,50多位世界水利专家聚会灵渠边,为灵渠工程的科学性和开创性折服,纷纷称赞灵渠陡门是世界船闸鼻祖。2000多年前,古人能如此精确地测定连接两大水系的地理位置和水位关系,并精确解决分水、泄洪、固坝和通航问题,令人叹服。三将军墓、四贤祠、飞来石等遗迹和传说启示我们,灵渠建筑具有很强的本土特色,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志。它既是组织者深入学习总结民间经验技术并加以提炼创新,从当地实际出发兴建重大工程的生动典范,也是广大民工和当地百姓的血汗结晶。除了灵渠,在桂林我们已很难见到秦汉时代的建筑,但从桂北兴安、灌阳、全州等地发掘的秦城汉墓出土文物考证,可以发现在灵渠文化的推动下,秦汉建筑思想理念和风格形式对桂林影响十分深远。据《临桂县志》所引《一统志》记载,汉代在桂林设置始安郡、始安县时就有城池(相传是汉军伐南粤时所建,其具体位置、形制、规模均缺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桂林城池状况史焉不详)。最近灵川、阳朔出土的汉、晋、南朝时古墓证明,秦汉以后,灵渠建筑文化在桂林不断发扬光大。东汉马援为培育这一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桂林伏波山南曾建伏波将军祠,表彰其功绩。晋代时桂林城北虞山下已建有虞庙。与虞山隔江相望的长脉土岭唐以前已称“尧山”,山上有尧庙。过往官员皆到尧山、虞庙朝觐,络绎不绝。南朝梁武帝在今桂林万寿巷建缘化寺。后为唐代鉴真东渡福地的名刹开元寺(隋称缘化寺,唐初称善兴寺,开元二十六年改开元寺,宋代改永宁寺、宁寿寺,元代名圆觉寺,明代复名宁寿寺,清代称万寿寺。民国后仍称开元寺至今流传千年)。这些建筑大多古朴凝重,威严雄伟、气势恢宏。它们标志着桂林传统建筑文化由此逐渐进入了南北交融的鼎盛时期。所以说,灵渠的开凿,使桂林传统建筑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唐宋时期桂林建筑文化呈现山环水抱、自然天成格局

    从唐宋开始桂林城建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唐代李靖、李勃和鱼孟威等历代官员继承秦汉以来桂林建筑文化的优良传统,并进行创新发展,将桂林城建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唐初以前,始安郡府位于现桂林中学内,以榕树门(今古南门)为南门,城市格局以故始安郡至古南门为南北轴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平定岭南后,授检校岭南抚慰大使,设桂州总管府,在桂林“跑马圈地”筑桂州子城(即府衙城)于独秀峰南(现靖江王城南部)。庠校(即府学)设于独秀峰下,庠校与府衙之间为市,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即以独秀峰、子城、象鼻山为城市南北轴线。后来,公元885~887光启年中,太保陈可环筑夹城于子城之北,辟为居住区和商业市肆。亦传唐蔡袭筑有古外城,北门在铁封、鹦鹉二山之北,南门在南溪山白龙洞前,另在月牙山东还有城防。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靖奉唐太宗命在桂林普陀石林建“庆林观”,太宗亲赐观名并书匾额。在七星岩口建寿佛寺,在岩内老君台上建老君祠。此后庆林观成为我国南方道教名刹。李靖征伐岭南,安抚人民,百姓也曾立祠供奉,传为神灵。唐代桂林寺庙林立,遍布城乡。虞山有舜庙,是儒学中心;西山有西庆林寺是佛教中心;南溪山有白龙洞、刘仙岩等石窟寺庙,是道教中心。此外还有栖霞寺、湘山寺、定粤寺、能仁寺及明代所建中国四大孔庙之一的恭城孔庙等数百座名刹古庙。唐桂州刺史李渤不仅积极疏浚灵渠,恢复河渠运力,还大力建设河渠景致,开发隐山、西湖及南溪景区。

    李勃和鱼孟威由于整修灵渠有功,同史禄、马援一起被后人奉为“四贤”在灵渠边建祠纪念。由于李、鱼等的努力,灵渠通航能力在唐代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此后再也没有超过唐代水平。宋以后桂林城池不断扩建,环城水系得以完善,兴建亭台楼阁,时人更为重视建筑、山水协调一致。至元、明、清三代,桂林均为省、州、县三级治地。这时期建筑突出地反映了中原建筑与桂林本土建筑两种文化的融合,桂林城市呈现出了山环水抱、自然天成的格局。明代设桂林府,洪武五年(1372年)朱守谦在桂林修建靖江王府(1376年建成)后筑靖江王城(故宫1406年始建,1421年建成,比靖江王府晚45年)。王城历286年后,于清初(1662年)在李定国率农民起义军攻克桂林时,被明末降清的定南王孔有德焚毁。城内建筑只剩残基石栏,但用大青石筑成的城墙城门尚存,现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内建起的广西贡院,铸造了广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至今王城城门上仍镶嵌着“三元及第”、“状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靖江王城、靖江王陵虽然遵循天人感应、突出权力中心等要求,强调府城中轴,严守等级礼制,规模、用材“悉尊王制”,绝不僭越,大都庄严肃穆,呈现中原建筑格局,但也深刻体现了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理念。如王城地理,严格遵循峰峦拱卫,特朝远来;山环水抱,聚气藏风的选址规则。坎以独秀叠彩为靠山,依凭鹦鹉、铁封锁北关;伏波镇艮,飞凤护乾;震以尧山屏风为青龙,兑有骝马猴山西苑伏白虎;巽以普陀七星藏水口,坤藉白岩铜鼓掩芳莲;离案仪山巧,前朝南溪情。东临癸水(漓江古称癸水,谚云:“癸水绕东城,永不见刀兵”),三面环湖。王城既符合传统建筑原则,又巧妙地与桂林山水交相辉映,使功能、形式、环境交融,同桂林生活模式、建筑哲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