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管理条例十篇

征信管理条例篇1

关键词：征信；信息；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76-05

2009年10月12日，国务院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表明我国的征信立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与前几稿相比，《意见稿》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一，坚持了征信活动市场化导向：

第二，吸取了美国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失灵的教训，加强了对信用评级利益关联的法律治理：

第三，明确了人民银行对征信业监管职责，妥善处理了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四，明确中国征信中心性质为公共征信机构；

第五，明确了各不同征信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最后，统一信用评级标准。

但是，该《意见稿》仍有诸多规定需要立法者从法律基本原理出发，抛弃部门利益的偏见加以完善。

一、《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的不足

(一)效力层次低

目前，该《意见稿》的名称为《征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出台，效力明显偏低。效力低下的立法不足以有效地保护被征信人权利，不足以担负起促进交易安全的重担。

(二)征信机构定性缺位

尽管《意见稿》创新地将中国征信中心定位为公共性质的法人机构，但是对于其他的征信机构则未能准确定位。从征信机构的设立条件看，具有公司法上对设立公司的基本条件。这表明了征信机构属于公司法上的公司这一逻辑。然而，《意见稿》却未对《公司法》相关规定是否适用于征信机构做出明确说明。

征信机构是否具有诸如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共机构性质决定着征信机构在信用交易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位为公共征信机构，那么有关该类机构的公共责任内容、实现方式和风险防范措施以及政府职责等规定的立足点显然不同于非公共机构。反之，如果将征信活动主体定位为非公共机构，其经营方式、责任承担，风险防范机制则与公共征信机构则应有很大不同。

(三)忽视了信用信息主体的复杂性，没有就信用信息采集协议作出明确规定

《意见稿》明确规定“信息采集同意原则”为一般要求。这具体体现在《意见稿》第三章“征信业务的一般规则”和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中。。这表明《意见稿》起草者对信息人格属性上的人格权性质和对信息财产权利的所有权性质的认同。因此，在理论上解决相关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合理性就成为《意见稿》起草者的首要问题。显然。征信活动中的相关权利义务的配置需要以“知情同意”理论。《意见稿》第三十七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外提供信用信息的。应当告知信息主体该信息特定的提供对象和提供该信息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而在我国的征信实践中，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无偿地提供相关当事人的信用信息给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也从未征求信息主体的同意就直接向人民银行提供了相关信息。正是这一原因，《意见稿》第四十四条试图通过市场本身解决这一矛盾。该条规定一方面规定了金融机构向中国征信中心提供信用信息的法律义务，即“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准确、完整、及时地向中国征信中心报送其客户的信用信息。”另一方面，该条则灵活地将皮球踢给了金融机构。其规定：“金融机构将信息主体的信息提供给中国征信中心。的，可以不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但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向其告知提供情况。”可见，该规定之目的在于使中国征信中心从信息的“准确”、“完整”和“及时”性义务要求中解脱出来。

《意见稿》没有完全处理好信息采集问题，在对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上采取了两个逻辑和规则。一方面，在收集对象为金融机构方面，第四十四条规定了金融机构向中国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的法定义务，而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因该行为是否享有免费查询中国征信中心数据库中信息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义务配置显然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在收集信息对象为非金融机构方面，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国征信中心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等收集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相关信用信息。”可见，《意见稿》基于操作上的不可能没有将非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信息作为一项强制义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立法者试图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平衡中国征信中心与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意见稿》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向中国征信中心查询个人信息，可以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息。中国征信中心应当予以配合。”反观2007年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征信机构可以与信用信息提供人订立信用信息采集协议，信用信息提供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征信机构提供信用信息，并对其提供的信用信息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负责。”该条明确了信用信息采集协议。这有利于节约信息采集成本，促进征信产业的发展。因此，《意见稿》应当保留信息采集集体协议的相关内容。

(四)有关征信机构资格终止后数据处理方式的原则要求与操作性具体规定不一致

《意见稿》规定了征信机构活动资格终止时数据处理的一般原则。其第十四条规定：“征信机构解散的，应当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销经营许可证，并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其收集的信用信息。征信机构依法破产的，应当注销经营许可证，并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其收集的信用信息。”同时，《意见稿》第五十四条规定：征信机构若发生解散、被撤销、破产等终止事项时，应当按照以下方式之一处理数据库：将其信用信息数据库移交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征信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按照商业原则转让给其他征信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下销毁。然而，征信机构最重要的资产当属数据库资料，如果采取销毁措施，必然意味着该数据库的价值无法实现。如果在征信机构破产的情形下，对价值非常高的信用信息数据采取销毁的方式更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实际上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同理，如果将信用信息数据库移交给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征信机构(移交给中国征信中心)，而其不支付相关费用，那么直接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显然，立法者应该采取通过设置义务的方式平衡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可见，《意见稿》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与第十四条的妥善处理原则并不完全一致。

(五)需要公平合理配置征信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指导司法裁判

征信活动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平衡是征信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当前人民法院对受理的征信纠纷案件完全采取协调解决的办法，而非判决的方式，这表明了司法实践迫切要求法律对征信民事责任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然而，对于征信侵权责任的主观样态，《意见稿》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必然产生法律逻辑上的矛盾。《意见稿》第五十七条规定：“征信机构在其业务活动中因过错给信息主体或信息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按照该逻辑，在发生不属于征信机构的过错所导致的信用记录错误情形下征信机构可以不矫正错误信用信息。显然。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

与人民银行2007年提交的草案相比，《意见稿》第五十七条更加原则化。前者第五十五条规定：“信用信息提供人或信用信息使用人恶意利用征信机构，制造、散布虚假信用信息，打击竞争对手，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征信机构为此而承担了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信用信息提供人或信用信息使用人追索。”该条规定表明人民银行作为代起草人已经认识到信息提供人和征信机构出具错误信用报告之间责任的相互关系，确立了征信机构的代位责任制度。毫无疑问，确立代位责任制度对于征信纠纷的解决更具有操作指导意义。但是，《意见稿》取消了该代位规定，实质上降低了其对司法实践裁断的重要作用。

(六)规定征信机构出具信用报告仅具有参考性作用不利于对信用权益人的保护

《意见稿》同我国许多地方立法规定和政策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信用产品对信用信息使用人、投资者的交易判断和决策只具有参考作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使被征信主体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该条规定客观上免除了征信机构在过错情形下的责任义务，使本来配置不平衡的权利义务变得更不利于信用信息主体。

二、完善《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的建议

(一)将《征信管理条例》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

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1)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专门规范征信活动，导致相关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加工、处理、披露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因此，为了保证征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实现信息共享，应该将目前的征信立法名称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使该法律成为规范征信行业的基本性法律，获得征信通则的基本法地位。(2)由于法院、检察院等非政府行政部门掌握着大量重要的信用信息，如果仅起草条例，就无法对法院这类司法机关有足够的约束力。在形式上以“条例”方式由国务院颁布无论如何在效力上都与客观生活现实的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将该建议稿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征信管理法》具有克服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与数据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

(二)明确人民银行为主导，地方政府信息管理部门、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为辅的监管权利分配格局

目前，有关信用信息的管理工作由全国市场整顿和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其办公室则设在商务部代管，简称为“整改办”)。而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和整改办都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实际上，自征信产业的重要性被国家及社会认可以来，关于征信监管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务院有关征信监督管理文件对同一问题的多次变化就是一个佐证。早在2003年国务院批准的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就明确了人民银行对征信活动的监督管理权利。但是，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却明确规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该文件表明了国务院持有信贷征信和非信贷征信分别立法的态度。其意味着人民银行只对信贷征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正是该文件的出台，人民银行2007年有关征信立法工作才从起草《征信条例》转变到起草《信贷征信条例》上来。然而，2008年8月，国务院的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以及《意见稿》却再次明确人民银行承担“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职责。显然，人民银行有关征信职责又戏剧性地回到了2003年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

对于征信行业的监管，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信用管理法律框架体系可分为与银行相关和与非银行相关的两类法律。其中与银行相关的信用法律主要在于规范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而非银行相关的信用法律主要在于规范信用管理行业。美国的主要执法机构也按照银行和非银行分为两类：银行系统的执法机构包括财政部货币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非银行系统的执法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办公室和储蓄监督办公室等，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几个主要信用管理有关法案的提案单位和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它管辖的范围包括全国的零售企业、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不动产经济商、汽车经售商和信用卡发行公司等等。美国有关征信立法经验和我国信用信息数据分散现状均表明：坚持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多方监督管理机制是符合目前中国征信产业发展客观需要的。

(三)明确中国征信中心数据库与地方政府数据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数据库之间的共享方式和渠道

目前征信机构所出具的信用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信用信息是不完整的。据一项调查显示：“金融机构判断客户信用状况不仅依赖于银行信用信息，还需要参考非银行信用信息，目前个人信用报告只反映出了银行信用信息，因此有必要在个人征信系统中增加信息采集的广度，在信用报告中补充非银行信用方面的信息”。实际上，公安部早在1985年就开始建设全国人口信息系统，全国已经有22个省的200多个城市，实现了在公安系统内部网络上的信息相互间的查询服务目标。另外，质检局也已经实现了从中央到县级的全国性联网，并建立了一个大约有1200万个单位数据的中央数据库。该数据库被广泛应用于银行开户、税收、工商、车辆登记等。这些数据库有关个人或企业身份信息所具有的“普遍性、唯一性和永久性”特征对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征信中心也只有在协调解决了相关信息共享前提下，才有避免重复建设的可能性。

然而，长期存在的因各自部门利益博奕困境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实现共享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征信产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湖北省行政机关归集和披露企业信用信息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规定和标准，采取电子或纸质文档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同级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提交真实、合法、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金融、海关等中央在鄂机构应将其认为可以披露的企业信用信息传送给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可见，该规定力图实现金融、海关等中央单位信息与湖北数据库信息的共享问题。但是这种共享如

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只能是一梦想。

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需要分清政府(包括公共机构)之间，商业机构之间信息共享以及政府机构与商业机构之间信用信息共享的目的及基本操作原理。目前，包括北京、四川等省在内的有关征信规定实际上是为了规范政府机构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共享问题。这种信息共享机制是以便利政府自身内部相关职能机构之间行政职责的履行为目的而存在的。因此，强制性要求提供信用信息，并免费获得信用信息的基本原理逻辑上成为该类信用信息共享的基础。同样理由，国有商业银行乃至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提供信息给中国征信中心并免费获得信用报告则也符合该类信息共享原理。但是，在商业征信机构因其经营目的、获得信息的方式与政府信息中心特别是与中国征信中心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信息共享则属于另外的情形。不过，无论是商业性征信机构，还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征信机构活动，因活动性质是一样的，故都应该成为《意见稿》的规范对象。

(四)正确确定《征信管理法》在征信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立法目的决定法律法规的内容、逻辑体系和法律地位。《意见稿》的内容应根据其本身欲实现的立法目的确定。(1)《征信管理法》属于数据资料保护法体系内容之一。由于征信活动只不过是数据使用中的一种特殊且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故应当将征信法律制度放在数据保护法整个法律体系中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征信管理法》不过是数据资料保护法基本法律中的一个下位法律。因此，在制定该法律的时候要考虑与今后要制订的相关法律相协调。不过，《征信管理法》专门针对征信活动中的数据保护问题进行规范。因此。这种规范的内部结构安排当然以征信活动作为立法重点。相关的章节的构建也应以征信活动发生的先后加以安排。(2)《征信管理法》属于征信法律体系基本法律。有关征信的法律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一个是指各征信法律法规之间的体系性问题；二是指《征信管理法》本身的内部逻辑结构。首先，就征信法律之间的体系而言，美国立法最值得借鉴。目前，美国有效的信用管理相关法律共有16项s，分别为《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作业》、《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信用卡发行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其中多数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建立的，经过不断完善从而形成目前较为完整的信用法律框架体系。在这些法规中，最核心的是公平信用报告法，它是信用服务业的基础法。在我国，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包括公安部、商务部乃至各行业协会、各个地区都在进行以办公自动化为核心的信息电子化工程。毫无疑问，这是征信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各自为政，在信息标准方面缺乏统一性，造成数据信息交换困难重重。需要从基层到中央采取标准统一的、永久性的数据电子化标准系统。因此，除了制订《征信管理法》外，还需要制订《征信行业标准条例》。其次，就《征信管理法》内部结构而言，应当以征信活动中信息传递环节为基础确定各章节的内容。

目前，我国相关征信立法体系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第一，商务部模式。在该模式下，征信立法体系为：总则、信用信息的范围、信息的归集、信息的共享和应用、信息的公布和查询、责任制度及附则共七章。第二，上海模式。该体系章节安排为：总则、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的加工、个人信用信息的提供、异议信息的处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共八章。江苏、湖南皆采该立法模式。第三。海南模式。海南模式立法体系分为：总则，征信、信用评估、信用信息管理、披露与异议处理、鼓励与惩戒、附则等共七章。第四，人民银行模式。2007年人民银行代起草的的立法体系为：总则、征信管理、征信机构、征信业务、被征信人权益保护、法律责任、附则等共七章。本次《意见稿》的立法体系则为：总则、征信机构的设立、征信业务的一般规则、信用评级、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中国征信中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相比较而言，上海征信立法模式更具合理性。

(五)合理平衡被征信人权利保护目标和信息充分共享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

从信息收集到出具信用报告，每个环节都面l临着促进征信行业发展，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对信用信息主体保护的双重任务。但是，由于不同环节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信息在这些环节所被利用的状态也不一样。因此，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征信立法必然同时考虑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从促进征信产业发展角度看，根据信用信息流通路径，立法应该确定五大机制，即征信信息数据采集机制、数据加工机制、信息评价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机制。与此相对应，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四大制度，即信息保密制度、被征信人救济制度、责任承担制度、征信监管制度。与前五大机制不同之处在于，后四大保护制度是贯穿于各征信活动任一环节均需要的制度。例如在数据采集阶段，在设置数据采集机制时就需要考虑哪些数据是不能采集的，如何加强对越权采集或违法采集行为的监管，违法采集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受到侵害的被征信人如何获得救济等多个问题。

(六)合理规定民事责任

目前，不同学者对征信机构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态度不一样。在民法学界，杨立新教授在其草拟的《中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第四十四条“侵害信用权”中规定：以非法手段征集、使用他人信用信息，或者毁损他人信用，造成信用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征信机构依照法律征集、使用他人信用信息，不承担侵权责任。但超出必要范围，造成他人信用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中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过失样态下征信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还有学者认为，“如果征信机构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形，信用报告中的错误是由信息提供者的原因造成的，征信机构就可以以向受害人披露信息提供者为条件得到免责……。总之，征信机构为错误的信用报告向信息用户承担严格责任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如果将信息提供人提供错误信息后征信机构必须承担对该错误信息修正视同为义务，或者说将修正错误信息，收回错误的信用报告也算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那么征信活动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就很有必要。

(七)合理界定征信报告的效用

征信管理条例篇2

关键词：商业银行；征信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7-0071-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7.17

一、《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背景及意义

征信业是市场经济中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征信服务既可以为防范信用风险、保障交易安全创造条件，又能够使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企业和个人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的交易机会，使具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和个人付出较高交易成本或丧失交易机会，从而形成“诚信受益，失信惩戒”的社会环境。征信业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征信市场已初具规模，而与此同时，征信市场管理尚无法律依据，征信活动的基本规则尚未建立，征信经营活动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难以获取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现象与不当采集和滥用公民法人信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现象并存，影响着征信业的健康发展。客观情况迫切需要形成制度化设计，通过立法进行规范。2012年1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征信业步入了有法可依的轨道，有利于加强对征信市场的管理；有利于规范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的行为，保护信息主体权益；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商业银行应关注的《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共8章47条，明确了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确立了开展征信活动应遵循的规则，对征信机构市场准入、信息采集及查询范围、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一）界定部门职责，避免出现管理真空

《条例》第4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推进本地区、本行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征信市场，推动征信业发展。”该条一方面明确规定征信业的监管机构即执法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另一方面又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发展征信业中所承担的职责，其目的是明确界定政府各部门在征信业中的职责，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主抓我国征信业的管理、其他部门积极配合的管理架构，以尽可能避免出现管理真空，从而推动我国征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明确业务范围，方便各方准确判断

《条例》从以下几方面明确了征信机构能够从事的业务范围，以方便执法主体、政府部门、征信机构和社会公众准确判断征信经营活动是否合法：一是从正向明确业务范围，规定征信机构可依法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信息加以采集、整理、保存和加工，并向使用者予以提供；二是从反向明确业务范围，规定国家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为履行职责而进行的企业和个人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和公布，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公布被执行人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信息等，不属于征信活动，不受《条例》的规范和约束；三是考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特殊性，对其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和提供，《条例》设立专章予以特别规定，以充分发挥该数据库的重要作用。

（三）规范资格管理，维护征信市场秩序

《条例》针对个人征信业务与企业征信业务的不同，采取“个人审批制，企业备案制”原则，从以下几方面规范对征信机构的资格管理，以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我国征信业的健康发展：一是明确设立条件，严把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征信机构的资质，规定对设立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除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外，还需具备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注册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有符合规定的保障信息安全的设施、设备和制度、措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取得任职资格等条件，并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登记。设立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只需在办理工商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备案即可，不需另行审批。由此可见，《条例》对设立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管理相对严格，这是因为个人信用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条例》之所以作这样安排，目的是既适应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了解个人信用信息的合理需求，又切实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侵犯个人隐私。二是加强日常监管，严防征信机构借“变更”逃避监管，规定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合并或者分立、变更注册资本、变更出资额占公司资本总额5%以上或者持股占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的，应当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变更名称的，应当向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备案；而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有关事项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案。三是及时公布征信机构，便于社会公众对其了解与掌握，规定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经营个人征信业务和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名单，并及时更新。四是强化退出管理，严防退出机构掌握的信息被外传，规定征信机构解散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应当向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妥善方式处理信息数据库，包括：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将信息数据库转让给其他征信机构，或移交给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征信机构，或在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下销毁，如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还应当在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并将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交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注销。五是明确了违反资格管理的各类法律责任，以罚则条款促使征信业依法有序开展。

（四）强化信息保护，保障主体合法权益

《条例》从以下几方面强化对信息主体的信息保护，以尽可能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一是信息主体不同、采集权限不同，规定采集个人信息的，应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如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而采集企业信息，可通过信息主体、企业交易对方或行业协会提供信息、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裁定等渠道采集，无需取得企业同意，同时还将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作为企业信息对待。二是信息主体不同、采集范围不同，通过反向方式规定，除、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外，征信机构经个人同意后均可采集，但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须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并明确告知其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而对企业信息，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采集的，其他均可采集。三是对个人不良信息作了特别规定，要求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的，应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除外，明确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且在该期限内征信机构应记载信息主体就不良信息所作说明，如超过5年的，应予以删除。四是查询者不同，权限有所不同，规定信息主体可自由查询自身信息，且个人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但对信息使用者、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权限进行了限制，规定信息使用者查询个人信息应取得个人书面同意并按约定用途使用，且未经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法律规定可不经同意的除外，要求征信机构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保障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技术措施保障信息安全，明确规定其工作人员查询个人信息的权限和程序，并如实记载查询工作人员的姓名，查询的时间、内容及用途，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个人信息，不得泄露工作中获取的信息。五是明确信息主体有监督权，规定信息主体可就其信息所存在的错误、遗漏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征信机构必须依法予以处理，如认为其信息权益被侵害的，还可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六是明确征信管理的地域性，规定征信机构在中国境内采集的信息的整理、保存和加工，应当在中国境内进行，向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境外征信机构在境内经营征信业务的，应报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总之，《条例》注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相反，却鼓励企业信用信息公开透明，以为企业征信业务的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

（五）专章特别规定，提升金融信息建设

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中国征信中心运行维护的我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运行8年，收录了1800多万户企业、8亿多个人的有关信息，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有效运行，有助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为此，《条例》特设专章对其进行规范，以提升金融信息建设。首先，明确该数据库的设立及目的，规定该数据库由国家设立，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其次，明确该数据库的运行管理机构，规定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数据库，并接受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再次，明确了该数据库的信息来源渠道，规定由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在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向该数据库提供有关信贷信息；最后，明确了查询者不同，权限有所不同，信息主体可自由查询其在数据库中信息，金融机构和其他使用者在取得信息主体书面同意方可查询数据库信息，国家机关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数据库信息。另外，《条例》还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遵守信息保护有有关规定，如禁止采集的个人信息范围、个人不良信息保存期限等。

（六）加强内外监督，促使经营活动合规

《条例》从以下几方面对加强内外监督作出规定，以促使征信机构的经营活动合规：一是通过信息主体的监督如提出异议或投诉，实现对信息所存在的错误、遗漏的及时纠正，以及对侵害行为的及时有效制止；二是要求征信机构健全内控机制，要有保障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有效技术措施和工作程序，防止信息外传；三是要求征信机构要履行报告义务，报告上一年度开展征信业务的情况，以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四是征信机构要自觉接受监管，监管机构可对征信业的相关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或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行为采取监管措施、追究相应责任、给予相应处罚。

三、商业银行适用《条例》应注意的问题

（一）加大宣传力度，减少《条例》执行阻力

《条例》实施以来，社会各界对它还存在不理解的地方，因此要采取形式多样地宣传方式，向社会各界宣讲《条例》，减少执行阻力，提高执行效果，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要大力宣讲《条例》的制定背景和内容，告知社会各界《条例》的正确有效执行，不仅不会损害大家的信息合法权益，而且大家最终从诚信建设中还会受益；要让本行各分支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清楚的认识到违反《条例》将会受到严厉的监管或处罚，从而使《条例》内容迅速深入人心；要强化对信贷人员的培训，迅速提高他们与客户直接沟通的技巧和水平，以便客户尤其是个人客户能同意并授权银行查询、使用其信息；商业银行总行及上级行要加强对下级行的监督检查，实行奖优罚劣，以向各分支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传递执行和遵守《条例》与否的不同后果，使各分支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牢固树立《条例》必须得到有效执行的意识。

（二）梳理现有业务，确保本行操作符合规定

银行在经营活动中收集和储存了客户的大量信用信息，这些信息如果使用和管理不当，造成非法泄露，商业银行自身及相关当事人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为此，要对照《条例》的规定，及时对本行业务的现有情况进行调查和梳理，以确保本行信息的管理、提供或使用符合规定。一是建立健全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加强信息科技系统建设，规范客户信息管理，避免客户信息的不当使用或泄漏，严防客户权益受到侵害；二是梳理业务规章制度，及时修订完善不符合《条例》等监管要求的内部规章制度；三是核查信贷格式合同，及时修改不符合《条例》等监管要求的的条款，增加个人信息主体同意银行向金融信息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的条款，并以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方式（如对相关条款以下划线或加粗）加以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四是核查信贷业务流程，及时修改不符合《条例》等监管要求的业务流程，增加信贷客户须出具同意银行查询其相关信息的书面授权材料；五是梳理已发生且未了结的信贷业务，如发现相关条款内容不符合《条例》要求的，或合同未全面反映《条例》要求的，要尽快与信（下转第78页）

（上接第73页）贷客户取得联系，力争与信贷客户协商一致后予以修改与完善；六是强化监督与检查，及时纠正不合规作法，严惩不当行为。

（三）利用征信支持，提高信贷风险防控能力

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是银行信贷风险防控所重点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规范、完善的征信服务有助于增加信贷客户的信息透明度，方便银行及时客观地对信贷客户的资信情况进行评判，不仅可以银行提高业务办理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而且还可以使银行提高信贷风险防控能力。《条例》的颁布及配套措施的出台，将会规范与完善我国征信服务市场，促进征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银行要充分利用征信相关规则与服务支持，通过合理使用外部征信机构提供的征信服务，获取所需要的信贷客户信用信息，为相关业务开展提供决策依据和信息保障，从而提高信贷风险防控能力。要根据信贷客户历史交易信息和信用记录，采取差别化政策，适当简化贷前调查手续和贷中审查环节，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审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信贷业务规模；贷后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查询信贷客户的信用记录变化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防控信贷客户信用记录变化可能带来的信贷风险。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信贷客户，可为其提供更好的融资支持，积极培育相关信贷市场的发展，实现企业和银行的共赢。

征信管理条例篇3

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在性质上，征信机构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征信业务的公司制企业。主要经营征信业务是指征信机构以经营征信业务为主业，但也可以经营或兼营其他非征信类业务，是否主要经营征信业务，可以从营业范围、业务总量和各部分业务的比例、营业收入、各业务从业人员的比例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等方面综合判断。《办法》中规定，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申请被批准的，领取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个人征信机构凭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在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即“先证后照”制；企业征信机构应当先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自登记机关准予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办理备案，即“先照后证”。

根据《条例》和《办法》要求，征信机构应依法设立，即征信机构的设立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和发展征信业，条例对于经营不同性质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采取了不同监管模式。在不同的监管模式下，征信机构设立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相同。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设立的基础条件同为《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条件，个人征信机构设立的业务条件需符合《条例》第六条规定，并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业务操作、信息安全管理、合规性管理等内控制度，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二级或二级以上标准。个人征信机构拟合并或者分立，拟变更资本、主要股东，变更机构名称、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办法》对个人征信机构退出征信市场也进行了规范，个人征信机构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提前向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按照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终止后还要在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企业征信机构备案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因解散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拟终止征信业务的，应当在终止前60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退出方案，并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信息数据库。

信息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实现信息安全不仅需要采用技术措施，还需要借助技术以外的其他手段，如规范安全标准和进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中要求，个人征信机构和企业征信机构都要由具有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评报告；同时要求二级每两年测评一次，比公安部规定要高；三级的测评周期要求与公安部要求一致。

征信管理条例篇4

关键词：互联网征信；信息权益；行业自律；社会信用体系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金融信用领域征信，所谓征信，即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1]。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征信业务从线下传统金融领域向互联网领域延伸。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征信是以开放式的互联网为载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高科技，通过抓取、采集和整理个人以及企业在使用互联网时所留下的数据信息，同时辅以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信息而进行信用评估与服务的活动[2]。随着2015年1月央行决定放开个人征信业务的通知，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互联网征信公司获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至此互联网征信正式纳入社会征信体系。

二、我国互联网征信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征信蓬勃发展

为确保P2P融资平台信贷信息真实、保障投资者利益，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首创网络金融征信系统，开互联网征信之先河。截至2016年2月29日，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累计签约机构835家，累计报数机构345家。NFCS系统收录客户数共5270385人，有贷款记录的人数为1983342人，贷款账户累计总数为3323091笔，累计贷款金额1540亿元，累计成功入库数6644万条①。除央行和上海资信公司外，互联网个人征信市场也逐渐向民营征信机构开放。目前，芝麻信用管理公司已推出“芝麻信用”产品，依靠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互联网金融平台，收集用户的网络购物、转账理财、信用卡还款、社交关系等方面信息，与之匹配到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从而评价用户的信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首次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通过互联网联合惩戒失信者；拉卡拉集团依靠旗下“考拉征信”，利用其十年积累起来的便民、电商、金融及近亿级个人用户和百万线下商户日常经营的相关数据，形成相应信用报告。

（二）互联网征信发展中暗藏权利冲突

在互联网征信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后，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风险。传统征信基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保障公共利益的目的，主要依靠公权力开展；而信息权的设立初衷则是保护个人权益，属于私人权属范围。由于信用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重合，征信的开展必然导致公权力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冲突；在信息交流更加频繁、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的互联网征信领域，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其本质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利益、效率与自由之间的博弈，在互联网征信中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一方面，个人信息保密权与征信机构征集信息主体的信息并制作个人信用报告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支配权与征信机构对征信信息的使用之间存在冲突。可以说，个人征信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两者的博弈中一路走来的。研究互联网征信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问题，即寻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两者间的平衡与妥协。

三、互联网征信中存在的个人信息危机――以法律体系、系统运行、行业自律为视角

（一）法律体系不健全

针对传统征信领域我国虽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规范文件，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规规章对个人信息权益的规定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各地存在诸多差异，应对互联网征信的配套措施也未能及时跟进。

首先，《条例》仅规定了征信业监督管理的框架，欠缺相关配套措施与具体规定。例如《条例》第十三条②规定了信息主体享有同意权，但对于信息主体的授权时间、授权方式均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信息主体相对于征信中心处于弱势地位，同意条款通常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呈现给信息主体，使得同意权形同虚设。再如《条例》第十五条③提及的信息主体的知情权，虽规定了信息提供者有报送不良信息时的告知义务，但对于告知的方式、内容和期限等均缺乏统一标准。

其次，传统征信领域司法实践存在较大差异[3]，主要体现在侵权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三大方面。就侵权认定方面，笔者查阅大量涉及个人征信侵权案件的判决文书后发现，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征信中心与金融机构一般不承担侵权责任，但非因信息主体过错导致的不良信用记录，金融机构是否侵权则在差异化判决。如在“周雅芳诉中国银行股份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名誉权纠纷案④”中，因被告上海分行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原告周雅芳被第三人冒名申办信用卡，后该第三人逾期还款造成原告不良信用记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侵犯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应当是降低周雅芳社会评价，同时认定相对封闭的征信系不会随意传播信用记录，因此无损害后果，原告败诉。而在另一案件“王春生诉张开峰、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侵权纠纷案⑤”中，原告被他人盗用、冒用自己姓名申办信用卡，他人透支消费后导致其产生不良信用纪录，最高法认为此种情形对当事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大不良影响，使当事人产生精神痛苦，妨碍其内心安宁，降低其社会评价，构成侵权，判决中金融机构也承担20%的责任。两案同为公报案例，但因没有统一的认定征信机构侵权的构成要件，对不良信用记录是否会造成损害结果认识不清，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最后，民营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个人征信，给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相对于传统征信机构，网络用户更容易被互联网征信机构的“格式条款”限制，且信息征集的范围也被扩大，几乎一切互联网行为记录都可能被征集。另外，开放互联网征信后，征信的数据安全、信息流通需要更高的技术保障，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行业标准的通知，但对并未纳入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民营征信机构，该行业标准是否适用尚待考证。

（二）征信体系不健全

健全的征信体系是信用发挥作用的基石，但我国征信体系仍存在诸多困境。

一是互联网征信行业混乱，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征信主体混乱。《条例》虽明确规定：“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但实际上互联网征信行业素质参差不齐，市场上从事互联网征信的机构呈现鱼龙混杂的现象；

二是信用评价方法不合理。互联网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方法还在不断完善的探寻过程中，尚未建成成熟完备的评价方法。互联网征信信息主体范围较小，影响有限，其覆盖范围仅局限于6.68亿网民的一部分。同时，互联网征信的后果也仅仅影响着互联网交易行为，而对线下行为影响有限。

三是互联网征信信息孤岛。一方面，行业间征信信息难以实现共享。征信信息作为赢利工具的大数据，主观上企业不愿意共享，客观上现有技术不足以支撑转移共享。另一方面，互联网征信机构与央行征信系统间难以实现共享。由于征信机构缺乏统一的征信模式和信息标准，信用信息呈现错综复杂、纷繁各异的特点，难以对接央行征信系统，征信体系仍处于封闭与分割的状态。

（三）征信监管不力

除了法律体系和征信系统不健全外，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还面临征信监管不力的挑战。笔者认为，导致征信监管不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监管主体单一。根据《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我国实行单一主体监管体制。由此可见，征信管理部门既是征信系统建设的监管者，同时又是征信系统的建设者及被监管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必然导致监管不力[4]。二是监管水平落后于互联网征信发展水平。基于互联网个人征信固有特点，不同于传统征信，因此适用于传统征信的监管方式无法顺利运用到互联网征信中。三是征信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细致的办法、条例将监管职能具体化，仅就《条例》中的抽象性规定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由于征信是市场经济行为，征信问题的解决仅靠政府监管远远不够，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四、互联网征信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

（一）健全互联网征信法律体系

结合我国互联网个人征信的特点，兼顾信息权保护的需要，综合学界现有理论，首先应确定知情同意、限制收集、限制使用[5]和信息安全等基本原则，意即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必须取得知情同意且以必要为限，对于征集的个人信息必须保障数据安全。现行的法律法规已基本确立上述原则，但还需加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信息主体行使知情权、同意权的方式、内容具体化，将网络信息合理分类完善征集范围。其次，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或公报案例，确定互联网征信侵权案件的案由和归责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与责任承担方式合理化规范化。从完善法律体系角度，还应出台《社会信用法》，弥补相关缺漏，除详细列明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侵权责任外，还应规定征信机构及相关公权力机关信息公开，协调征信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个人信息权在合理范围内让步于征信机构，征信机构也应更好保障信息安全。

（二）规范互联网征信系统运行

建立健全征信体系，主要从准入机制、技术层面、信息共享、人员管理几个方面入手。完善互联网征信机构的准入机制，在实操层面加强管理，规定从事互联网征信业务必须经行政部门审核批准，使互联网征信业在源头上得到严格管理，并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我国信用现状，提高信息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统一信息评价标准，以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为目标，统筹协调各行业信用信息的共享，权衡征信机构与社会的利益，对于互联网征信，由于其仍处于不成熟的萌芽期，强行纳入央行征信系统不具有可行性，应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纳入央行征信系统[6]。对于征信人员，应严格遵守征信从业资格，保障征信人员整体的素质水平，加强专业培训与法律教育，按照“最小权限原则[7]”赋予征信人员接触数据的权限，最大程度上降低征信风险。另外，还应完善民营机构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芝麻信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失信被执行人数据的完善，便于第三方征信机构能及时掌握最新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当即对其进行联合惩戒。另外，促进惩戒机制具体化，如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融资、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在互联网的奢侈品交易等高消费行为，全面限制和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促进社会信用水平的提升，发挥征信的真正作用。

（三）加强互联网征信行业自律

加强征信监管关键是完善监管主体，构建以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共监管为主、以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社会监管为辅的监管体系。在现代法治国家，行业协会在社会监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国互联网征信业的监管应当更多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近期，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牵头组建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挂牌成立，其职能为指导、监督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化发展。只有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发展，因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的征信监管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互联网征信行业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会员提供行业指引、创设信息共享平台以及提供适当的争端解决机制。协会征信监管机构可以有效分享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权力，搭建一座政府与征信企业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该论文是重庆市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互联网金融领域个人征信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的部分科研成果。

注解：

① 数据来源于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动态》http：///s__biz=MzA3NzExMTEwNw==&mid=411692091&idx=1&sn=a86ae787191f75674fd615a67df1200d&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不作为个人信息。”

③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足以引起信息主体注意的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作出明确说明。”

④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9期（总第191期）。

⑤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总第144期）。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征信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与发展路径[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006

[2] 李真.中国互联网征信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征信.[J].2015（7）：9.

[3] 张钱.个人征信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法学论坛，2014（03）：64.

[4] 张雅婷.我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发展探析[J].征信.2015（03）：35-37.

[5] 侯富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个人信息危机与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7）：41

征信管理条例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 征信 征信案例 对策分析

信用体系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个人信用已经成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建立健全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能够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征信业发展的过程中，显现了一些问题，从已报道的征信案例中可以窥见，在一些发生的人征信案例中出现了银行的身影。银行在征信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是个人征信信息的来源之一，也是征信体系的受用者，具有双重身份。然而银行与征信相关的业务操作中存在一些弊端，对征信体系的发展存在着阻力，且办理相关征信业务多是商业银行。我们要重视并解决商业银行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而为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商业银行业对征信业的影响

我国的征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商业银行来说，商业银行是征信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既可以提高审贷效率，也可以降低贷款违约率。然而，商业银行本身却出现了阻碍征信业发展的一些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建立个人征信系统至今的征信案件在不同程度都与商业银行相关。本文收集了从2005年至今已曝光征信负面新闻60余件，排除同一新闻在不同媒体的情况，剩余有40余件。来源于正规网络新闻网站或出自于纸质媒体，资料具有真实性、可靠性。由于网络的特殊性，消息更新快;以及一些银行或调查机构不公开全部信息，或不从网络途径公开，使得搜集到的案例数量不够庞大，但现存的这些案例足以能够说明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将搜集到的案例整理如下：

图1征信案例数量逐年分布图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征信业的负面新闻伴随征信业的发展一直存在，且近两年有上升的趋势（见图1）。2005年到2010年，征信案例主要是由于信用卡风险导致的，近两年，在信用卡风险案例存在的同时，出现了违规操作等问题，并且违规操作问题被频繁曝光，因此近两年的新闻数量骤然上升。

图2各地区征信案例数量曝光排名 图3各类征信案例占比

根据对发生的地区进行统计发现，全国多地都有发生，而各地区负面新闻数量排在前面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深圳、广州也榜上有名，可见多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见图2）。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活跃，交易量也大，发生案例较多也属合理。此外，在所统计的新闻中，约有60%是与商业银行相关的，通过整理后发现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银行滥发信用卡;二是银行业务执行不到位;三是银行的违规操作。这三类的比例分别是19%、25%、38%。

（一）商业银行滥发信用卡

由于银行信用卡导致个人信用信息的问题最多，我国的信用卡产业起步于2003年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元年，起步比较晚。从2003年末信用卡发卡总量仅300万张提高到2012年发卡4600万张，2012年末发卡总量突破35亿，达到35..34亿张。同时，根据央行数据，截止2013年四季度末，信用卡发卡量同比增速放缓，环比增长4.2%，同比增长16.0%，同比增速放缓8.3%，增长趋于平缓。但数据显示放缓发卡并没有降低逾期未偿信贷比率，信用卡授信总额进一步增加，信用卡期末应偿信贷总额（信用卡透支余额）持续增长，关于信用卡的问题还是不断涌现，由信用卡引发的个人信用信息问题时有发生。如前所述，信用卡的增发量持续提高，个人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就能够申请信用卡，并且同时拥有多张信用卡，这也给用户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信用卡申请只需身份证件、收入证明等简单的证明条件即可，受到许多年轻人的欢迎，收入不高但能够提前预支消费，但同时管理多张信用卡却很麻烦。客户没能准确记清应还金额，经常会出现由于少还几十元甚至几元钱添加一条不良信用记录。

（二）商业银行业务执行不到位

在所搜集到的新闻中不乏有银行业务执行不到位的现象，银行业务从办理前到业务办理后各个环节都应该重视，不能忽略任一环节。由于银行经营业务的疏忽会给信息主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也对该银行本身不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业务办理前的审查不严格。比如在办理信用卡业务中，存在办理非本人信用卡的情况，由于丢失或被盗导致个人身份等相关信息泄露、冒用他人信息办理信用卡、透支逾期不还等给本人带来经济损失以及声誉损失，且给个人信用信息增加了非本人造成的不良记录，无法进行贷款等业务的办理，也给银行带来了损失，增加了坏账。二是不能及时、准确通知客户业务变更等事项。比如不能及时通知客户信用卡业务变更等事项。三是银行在一些业务办理中效率较低。个人征信系统的信用信息是需要及时更新的，以便提供给使用者最新的信用报告，然而银行存在信息更新滞后的情况，若在未更新时间段需要提取信用信息，提取到的信息会对个人的信用评价有偏误，以致影响需要信用报告来办理的事务。

（三）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

银行存在违规操作，这一现象产生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也是亟待加强解决。这一类案例占全部案例的38%，也是近两年案例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需要引起重视。归纳这一类案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未经本人同意查询其信用报告。根据2005年出台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但必须获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二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商业银行不经审查核实就将信用记录提交至人民银行，对于个人来说，误传不良信用信息将带来诸多不便甚至经济、名誉损失，是征信系统外的人为漏洞。对于这类案例，存在同类案例不同判理结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参考，对此，我们应完善相关的体制、法律作为评判依据。。三是银行泄露甚至故意贩卖客户的个人征信信用资料。

二、商业银行阻碍征信体系发展的原因分析

第一，银行发放信用卡核心指标是信用卡发卡量。与04-05年不断激增发卡量相比，近几年的信用卡发卡量的增速明显放缓，但发卡量仍是不断提高。发卡量对发卡机构的综合收益贡献度一直较高，发卡量也继续成为信用卡业务中的重点。正是由于对发卡量的要求，导致一些信用卡办理草率，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在办理信用卡时，存在一部分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信息办理的情况，并且将信用卡透支逾期不还，给当事人的个人信用记录留下污点，也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名誉损失。

第二，商业银行征信业务流程的制定不完善。由于身份盗用，商业银行审贷不严导致的征信数据错误是多个案例的重要原因。目前，在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操作环节通常是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等多个环节，如若不能严格执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严格控制贷前调查关和贷中审查，同时加强贷后管理，就可能造成冒名贷款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侵犯了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也使信息主体权益受损，甚至引起法律纠纷。

第三，商业银行监管存在漏洞。从上述案例及调查情况可知，有很大比例的案例属于商业银行监管不到位，使得银行人员违规操作，而有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监督管理。不能及时发现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的风险，存在监管漏洞，导致了商业银行对征信以及贷款业务未能重视管理。因此，由于监管不到位，产生了道德风险，使信息主体和商业银行本身的权益同时受损。

三、完善商业银行业征信服务的建议

第一，降低信用卡风险。对于商业银行，在受理信用卡申请时应该有针对性的办理，根据不同收入等级、已办理信用卡数量、办理信用卡主要用途等条件给予办理不同额度、不同权限的信用卡。针对大量信用卡用户，信用卡售后服务应该准确跟踪信用卡的数据，建立信用卡用户数据库，根据以往使用情况可以做出预测，一旦发现异常波动及时采取措施，避免造成经济损失等不良后果。

第二，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不同地区采用不同信用等级。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同，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应该在满足相同信用等级的情况下，区别对待。前提是各商业银行能够采用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这样才能衡量不同地区征信信用的情况。针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活动活跃，需要信用信息频繁，交易额也较大，符合比原来要求更高的等级才准许办理贷款等其他业务。对较发达地区应该在信用信息评级时要求等级更高，有效减少因地区差异造成的不良信用事件。

第三，加快推进征信立法，建立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在出台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后，还要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修订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征信信息采集的主体、范围和程序、各类征信信息的来源、有关信用信息的使用、争议信息的处理和删除、被征信主体的权利及义务、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明确商业银行的职责，以及不履行职责应受的处罚。通过加强征信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明晰征信系统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职责，构建健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依据，进而有效地保护信用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第四，加强监管力度，建立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监管体系。商业银行业务操作不规范是以上新闻案例中信用信息主体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对于此种情况，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商业银行在执行征信业务方面的检查力度，增加日常监督管理的频率并加强力度，严格审查商业银行执行此类业务的程序，检测个人信用征信系统的使用情况，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此外，对于检查结果和这类征信案件应及时通报，并且一经发现就要大力处罚。全面了解并及时纠正商业银行在业务中的违规行为，对较容易引起纠纷的冒名贷款以及内部人员知法犯法等问题，及时进行跟踪检查，达到切实维护金融秩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Margaret J.Miller.Credit Reporting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The MIT Press，2003.

[2]Carlos Trucharte Artigas Bank of Spain.A Review of Credit Registers and their Use for Basel2[M].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04.

[3]王慧云.从防范信用风险看中国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R].2005.

[4]董琦.个人征信服务现状分析及改进对策研究[J].西部金融，2012，（8）.

[5]魏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信用卡产业的发展[J].金融论坛，2010，（8）.

[6]孟方琳，林薇.后危机时代构建我国个人征信体系的研究[J].商业视角，2012，（10）.

[7]李俊丽.中国个人征信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赵锋.《征信业管理条例》述评[J].征信，2013，（4）.

征信管理条例篇6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皖政[2008]36号）精神，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充分认识耕地占用税征收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征收标准，使耕地占用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主抓征收工作，财政部门要组织精干力量，壮大征收队伍，切实负起征收责任，国土等部门要给予积极配合。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结合耕地占用税宣传月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新条例》和《**省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办法》，积极支持《新条例》的贯彻落实，让广大纳税人充分了解耕地占用税政策和征管规定，自觉依法缴纳耕地占用税。

三、规范征管办法。耕地占用税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凭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或免税凭证和其他有关文件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坚持“先税后证”制度。耕地占用税征收由批准农用地转用手续的同级财政部门负责直接征收，不准委托其他部门，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协调沟通并建立定期沟通的工作制度，签订协税护税协议，建立健全耕地资源及涉税信息共享机制。

征信管理条例篇7

关键词：信用体系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征信管理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信用成为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信用经济。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及建设现状

一般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包括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两大组成部分,政府是一个特殊的信用主体。

个人信用是指通过考察个人收入和资产所体现的履约能力,通过个人在社会活动履行义务所产生的正、负面信息和遵守法律规则、承担社会责任所体现的义务和道德水准,以及该种能力、意愿、义务和道德水准在社会上的认识判断。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个人既是重要的信用主体,又是建设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基础。企业信用是指企业履行合同、遵守法律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该能力和意愿在社会上获得的认知和评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既是信用的需求者,又是信用的供给者。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合法运作公共权力和竭诚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感和能力,在民事交易活动中所显示的践诺责任感和能力,以及社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价值评价。应该说,政府自身信用是否属于社会信用体系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因为政府行使着法律所授予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应存在信用问题,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起码的要求。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还担负着大量建设的功能,政府也参与了大量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政府信用建设也是很有必要的。总的来说,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既是重要的信用主体,又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和监管者,具有双重属性。按照一般理论,政府诚信建设不属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范畴,但由于当前政府信用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因此,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大大加快。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前信用建设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有:信用建设法治化、市场化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强,信用相关立法滞后;信用服务业培育和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快,信用信息利用率不高,信用中介发展滞后;信用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大量企业信用受金融危机短期影响,失信严重,包括无法履行到期合同、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拖欠劳动者工资等。

二、社会信用政策法规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信用政策法规体系是指由涉及信用建设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政策性文件、行业自律规范和团体公约组成的规制体系。信用政策法规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外在约束。如美国有比较完备的涉及信用管理各方面的法律体系,将信用产品加工、生产、销售、使用的全过程纳入法律范畴。美国对信用管理的立法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目前已经形成信用管理的法律框架,主要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等共15部。

由于我国推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造成了信用领域立法明显层级较低、体系不完备的现实情况。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规范做法,尽快完善社会信用规制体系,形成包含规范征信活动、信息标准、共享与披露、信用奖惩、市场监管等的信用政策法规体系。其内容应主要包括:立法授权个人征信中心获取个人信息的合法性,立法授权成立企业信用数据平台,界定和规范企业信用行为和企业信用活动,制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规则,制定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的相关政策措施,制定各类金融企业信用风险的防范和责任追究的相关措施等等。

而我国信用领域立法的另一特点是地方立法突出,这也符合地方信用建设先行先试的现实。以浙江为例,浙江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省政府颁布实施《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各级政府和部门先后出台了《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浙江省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管理办法》、《浙江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信用政策法规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浙江仍然应该及时出台《浙江省社会信用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法规,进一步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和管理体系,一来提升法律层级,二来提高效力。在地方立法的基础上,中央应当审时度势,在全国范围出台完备的信用政策法规体系。

三、对《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应该说,该条例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一重大举措,是在社会信用基础数据库形成之后,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业的重要法律保证。该征求意见稿将征信业务定义为包含信用报告、信用评分和信用评级,对征信业务中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均作出了规定。

1、该条例突出了三大制度

一是征信机构严格准入制度。为改善我国征信市场机构设置混乱、业务开展无序的现状,征求意见稿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机构准入”,从机构监管的角度入手,明确征信机构应当采用法人的组织形式,对其设立、业务范围、业务变更、分立、合并,设立、撤销分支机构均规定了行政许可。

二是个人、组织信用信息区别对待制度。即除中国征信中心外,征信机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一般必须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而对法人及其他组织仅要求征信机构在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时则应当取得其同意。

三是严格保护信息主体制度。征求意见稿为防止征信机构、金融机构不规范或者不法行为对信息主体的权益造成侵害,对信息主体给予了较为严格的保护。不但规定了绝对禁止收集的信息,而且通过对征信机构、金融机构等增加义务的方式增强了对信息主体知情权的保护,完善了异议权,并赋予个人在除征信中心外的征信机构未按要求处理异议的情况下,退出其征信系统的权利。

征信管理条例篇8

信用信息公开，是将企业或个人的信用信息向公众或特定群体披露的活动。个人信用信息公开是信用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个人信用信息是征信体系中与个人信用能力和个人信用行为相关的个人信息，涵盖各类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的因素。征信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信息公开实现信息共享，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以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1.1降低交易成本

在市场交易中，特别是交易双方可能持续进行多次交易的情形中，准确、全面掌握对方信息。尤其是信用信息，对于交易能否实现有着重要影响，买方的资产状况、负债状况、个人诚信度等，直接影响卖方做出是否交易的判断。在交易主体多如繁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依靠卖方自己搜集、分析每一个潜在交易相对方如此多的信息，远远超出了卖方的能力范围，即使卖方有这样的能力，但由于信息搜集、分析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极其高昂，其未必能恰如其分地进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与整理，从而把握好稍纵即逝的商业盈利机会。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从事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交易双方付出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及时了解潜在交易相对方的信用状况，做出是否交易的理性判断。

1.2保护信息弱者

市场交易中的卖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卖方总希望以更高的价格向买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在一次性交易中，卖方的这一想法尤其明显，因为在可能多次重复的交易中，合理的价格或者较低的价格，能够换取买方与卖方实施多次交易行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尤其是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卖方总会利用其信息优势，通过隐瞒商品的实际质量情况等手段，欺骗消费者，抬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实施欺诈性交易行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通过征信机构查询信用信息，能够预防市场主体实施欺诈行为，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核心:保护个人信息

个人信用信息与个人信息所指向的对象存在重叠，许多未公开的个人信息本身就属于隐私的范畴，这决定了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个人信用信息公开，有助于交易相对方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取个人信用信息，提高交易效率，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公共利益，而个人信息保护是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实质上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现代民法不再单纯强调权利本位，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限制个体权利界限的充分正当理由，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不应当成为阻碍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理由，相反，个人信息保护得越充分，个人信息公开的空间就越大。《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对于不同的信息类型或者行为，立法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2.1法律、行政法规绝对禁止实施的行为

第一，未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与经营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设立不同，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准入门槛较高，除应当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外《条例》第6条和《办法》第6条对主要股东任职资格、注册资本数额、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等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同时还需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应当根据有利于征信业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的审慎性原则决定是否批准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

第二，部分信息绝对禁止采集《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等其他个人信息，征信机构不得采集。因该部分信息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且通常与个人信用状况没有直接关联，因此《条例》绝对禁止采集此类信息，以保护信息主体隐私权。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规定不得采集的其他信息种类。

2. 2法律例外允许实施的行为

《条例》第18条是关于个人信息查询的例外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应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但法律规定可以不经同意的除外。与信息采集、信息提供不同，该条对于查询个人信息设置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即经信息主体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以防止个人信息被随意查询、滥用，其原理在于:信息采集者通常是专业经营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其职业道德要求其对掌握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信息提供者通过合法途径掌握其他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息有利于征信业的发展，因此，对信息采集者与信息提供者而言，保密性及合法性是其活动性质的内在要求。此外，该条同时设置了法律保留，即法律规定不经同意的情形除外。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无权设立不经同意即可查询的条款。笔者认为，可以不经同意的情形，应当以有益于增进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为限，如侦察机关为刑事侦查所必需的信息、税务部门为查处逃避税行为所必需的信息等。

2. 3法律、行政法规例外允许实施的行为

《条例》第13条第1款规定，未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个人信息，同时例外性地规定，采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开的信息不需取得信息主体本人同意。第15条规定，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事先告知信息主体。同时，例外性地规定，提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不良信息不需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采集、提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个人信息(含不良信息)不涉及侵害信息主体的隐私权。对于这部分信息中可能存在的错误、遗漏，信息主体有条件及时发现并要求更正，采集、提供己经公开的信息通常不会因信息错误而导致信息主体的损失，因此《条例》规定采集、提供此类信息不用取得信息主体同意或向其事先告知。

2. 4经信息主体同意或告知信息主体后实施的行为

个人信息采集应当经信息主体同意:《条例》第13条第1款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财产状况信息采集应当经信息主体书面同意:《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征信机构只有在明确告知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经信息主体书面表示同意后，才有权采集。查询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书面同意:《条例》第18条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提供特殊信息的特别规定:《条例》第29条第2款规定，提供信贷信息，应当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第15条规定，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

为防止利用自身优势实施侵犯信息主体权利的行为，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条例》规定，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采用格式合同条款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并按照信息主体的要求做出明确说明。

2. 5其他规定

第二《条例》第22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保障信息安全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技术措施保障信息安全。同时，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保障信息的准确性。此外，征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严密的工作机制，对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程序和权限明确规定，防止个人信用信息的不当查询甚至泄露。

第二《条例》第17条规定，信息主体有权查询自身信息，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第25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第26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或者信息使用者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实现:对策分析

在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应当采取措施促进个人信用信息公开，实现信息共享。下文将分析个人信用信息公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3.1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制约因素

第一，个体顾虑。应当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情形，各种推销电话、短信让人不厌其烦。商家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既可能是经营者对经营活动中采集到的个人信息缺乏保护措施，也可能是经营者将个人信息进行非法买卖，甚至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主体对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信用信息被滥用的担忧导致其难以积极主动公开自身信用信息。

第二，公权力部门公开信用信息不到位。公权力部门对于公开个人信用信息缺乏积极性，其原因在于:其一，部分法律法规中包含不合理的保密规定，公权力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拒绝公开个人信用信息，工商、银行、法院等掌握着许多个人信用信息，但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信息的公布未能有效落实;其二，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上升，公开个人信用信息可能面临侵犯隐私权诉讼的风险，因此这些部门不愿意公开有关信息，从而阻碍了个人信用信息的流动。

第三，交易相对方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交易相对方掌握的信用信息零散，且缺少主动提供信用信息的激励机制，企业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主体，投入人力、物力来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对企业而言缺乏吸引力，企业参与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积极性不高。

3.2促进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措施

3. 2.1提升个人信用意识与信用保护意识

个人信用意识与信用保护意识，是指个人明确地知道个人信用与哪些信息有关、发现信息有错误或遗漏时应当如何处理以及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或信息使用者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时，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信用意识与信用保护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国家应当通过有规划的教育、培训，提升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与信用保护意识，让公众认识到，个人信用状况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关系到自身生活质量的上升空间。信用意识与信用保护意识的提升，是信息主体本人主动公开信用信息的前提。

3.2.2区别公开公权力部门掌握的信息

对于政府部门、法院等掌握的个人信息，笔者建议，借鉴《条例》关于个人信息采集的规定，将个人信用信息区分为法律绝对禁止公开的信息、经信息主体同意公开的信息、经告知信息主体公开的信息。绝对禁止公开的信息，是指与个人信用状况无关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等信息。经信息主体同意公开的信息，包括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以及个人不良信用信息。经告知信息主体公开的信息，是指上述两类信用信息以外的信用信息，主要是指信息主体的良好信用信息。明确不同种类信息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减少公权力部门在信息公开中的顾虑，有助于其掌握的大量信息得到公开，促进征信业的发展。

3. 2. 3建立提供信息的激励机制

笔者认为，交易相对方对信息主体是否守信有着更直观更权威的感受，鼓励交易相对方提供信息主体信用信息，有助于征信业的发展。为此，应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交易相对方提供信息主体信用信息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对于长期持续提供信息主体信用信息的，应当适当提高其信用等级。其正当性在于，信息主体的信用除了包括其实际信用状况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包括该信息主体是否具备较强的信用意识。交易相对方长期持续提供其掌握的其他信息主体的信用信息，表明其具备较强的信用意识，其提供信用信息的行为有助于征信机构建立更加全面准确的信用报告，对于信息主体的潜在交易相对人而言，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风险，交易相对方提供信用信息的行为客观上推动了征信业的发展，有利于征信体系的建立，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其信用等级，以提高其提供信用信息的积极性。

征信管理条例篇9

对集体土地实施征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评估办法》。 

诉讼程序适用《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 

二、征收、拆迁的法定程序 

（一）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 

①征地公告。②征询村民意见。③实地调查与登记。 

④一书四方案。⑤张帖征地公告。⑥张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⑦报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⑧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⑨土地补偿登记。⑩实施征地补偿与土地交付。 

根据《征收土地公告办法（2010修正）》第二条“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村、组内以书面形式公告。其中，征收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公告。” 

第七条“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以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第四十八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市县征地信息公开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市、县政府用地报批时拟定的“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供地方案；城市建设用地为“一书三方案”，即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 

（二）房屋诉迁的程序 

①确定房屋征收范围。②拟定征收补偿方案。③征收补偿方案与听证。④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⑤修改征收补偿方案。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⑦落实征收补偿费用。⑧公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第十条“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 

第十二条“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三、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行政救济 

（一）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在拆迁中的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在征地、拆迁行政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非常重要的程序。如果行政机关不愿意公开手中的信息，或者是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的义务，没有对申请做出回复是违法的。申请人可以通过在国土资源局、规划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依法申请相关信息，可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给当事人提供了依法调取对自己有利证据的法律依据。 

（二）行政复议制度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 

“第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①国务院部门的规定；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③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三）土地监察制度 

土地监察法律制度，是随着我国加强土地管理工作、特别是土地管理立法工作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应当熟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第六十九条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就土地违法行为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与配合，并提供工作方便，不得拒绝与阻碍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四、被拆迁人的诉讼救济 

（一）征收与拆迁案件的受案范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分别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做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提起诉讼的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征收与拆迁案件地域和级别管辖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知，房屋征收决定和房屋补偿决定案件都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管辖法院。 

（三）征收与拆迁案件的起诉与受理 

被征收人不服房屋征收决定和房屋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状内容： 

（1）征收人和被征收人的基本情况。 

（2）写明因不服某市、县级人民政府所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或房屋补偿决定的名称、编号。 

（3）写明诉讼请求，包括请求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等具体诉讼请求，如同时要求政府赔偿的还要写明具体赔偿请求的数额。如果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应单独列出一项诉讼请求。 

（四）征收与拆迁案件原告、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房屋征收决定和房屋补偿决定中的相对人都是房屋被征收人，被征收人包括：①公民个人。当公民个人的房屋被政府征收时，其就会成为房屋征收决定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②法人。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成为房屋征收相对人时，如果对房屋征收决定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服均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③其他组织。被告包括：a.市、县级人民政府担当被告。b.房屋征收部门。 

五、结语 

土地房屋征收與补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和问题，也是矛盾多发的领域。因此，近年来，房屋征收行政诉讼已上升趋势的增加，随着2015年行政诉讼的新修改明确有关房屋征收的法律内容，更是与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依法慎重处理好每一起行政征收、拆迁案件，可以减轻矛盾激化，减少恶性事件，为推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时间紧凑，相关法律知识研究并不全面，今后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案例注释版（第二版），2013年5月. 

[2]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补偿法典》，2014年5月. 

征信管理条例篇10

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由国家设立类似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公共征信系统，收集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尤其是信贷信息，是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在我国，运用国家行政资源，由国家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能够有效避免小型征信机构信息量小、覆盖网络有限的问题，满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征信服务的迫切需求，实现征信市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收录1800多万户企业、8亿多个人的信用信息，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社会信用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提高金融机构信贷审批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较好的防范了信贷业务风险。2012年，各商业银行利用该数据库拒绝授信474万笔，对高风险客户进行风险预警，所涉金额2462亿元，识别二套及以上住房贷款申请23万笔。同时，随着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广泛运用，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难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累计补充完善中小企业信息235万户，29万户中小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贷款余额近5.6万亿元；全国共为近1.5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评定了9700万信用农户，8500万农户获得贷款，余额超1.7万亿元。

以采集信贷信息等金融信息为主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受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按照规定提供的信贷信息，并为信息主体和取得信息主体本人书面同意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

各种征信机构一般会依据自己的定位、经营方向和市场需求的不同，有选择地收集一部分信息。比如，法国的公共征信系统只收集个人的负面信贷信息，美国的征信机构一般根据市场的需求收集个人和企业的全部信用信息。而我国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集的信息主要是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交易记录，如信用卡额度、贷款余额、还款状况等。从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目的看，该数据库是为防范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促进信贷业务的发展，维护国家金融稳定而设立的，其主要用户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做好信贷信息等金融信用信息的收集工作，已经可以满足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需要，符合设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目的。因此，《条例》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定位为主要收集信贷信息等金融信息为主的信用信息数据库。

同时，为了切实加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具体规范，对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作了更为清晰的规定。在信息提供方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收集以被动地接受信息提供为主，在获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后，由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格式、频率等，通过专用的计算机网络，主动向数据库提供及更新信用信息。在信息查询方面，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即除国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直接查询以及信息主体本人查询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的，都必须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将对企业的信贷信息的保护放在了与个人相同的位置上。

将成为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