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十篇

鲁迅的诗歌篇1

摘 要：中国现代新诗进入三十年代，已经走过了一条探索收获的道路。在诗歌史发展背后，涌现的是作家作品的繁盛，其中对诗人冯至，鲁迅有较高的一句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样的评价除了冯至本人的诗歌才华之外，还与鲁迅的诗学标准、整个诗坛状况和一些党派论争紧密相关。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 ：鲁迅 新诗 冯至 诗歌风格

1918年1月，在《新青年》第4卷1号上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9首白话新诗，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的诞生。也由此牵引出一代中国现代新诗作家，虽风格不同、诗体各异，但每个人都在为这一革命性诗歌发展贡献自己的作品、理论和评价：有的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如钱玄同对既是倡导者又是最早实践者的胡适敬佩有加，胡适在《谈新诗》里又高度评价康白情“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朱自清评郭沫若用了“异军突起”形容其开拓之风。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尽领风骚，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1]的湖畔诗人，被评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2]的《月夜》、“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3]的《三弦》，均出自作者沈尹默之手，写出被评为“新诗的一首杰作”[4]《小河》的周作人，写出“雄浑大诗”的郭沫若……这些人，不论是对促进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还是在丰富中国白话新诗创作上，无疑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诗歌前辈。

但，越过以上种种，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论及浅草沉钟社创作时，却提到了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一评价成为当时对冯至诗歌的最高评价，此时的冯至已经创作了诗集《昨日之歌》（1927年）、诗集/译诗合集《北游及其他》（1929年）两本诗集，虽然鲁迅也赞扬过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如他认为刘半农诗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也看到了汪静之诗作情感的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但为什么鲁迅没有将此殊荣评给当时的诗坛前辈名家却给了年轻且诗歌创作并不是很丰产的诗人冯至？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原因的问题。

一、主观原因：鲁迅的诗学标准

鲁迅诗歌一百多首，发表的白话新诗只有六首，远远少于其旧体诗、散文诗的创作，所以对于鲁迅诗歌的研究也着重在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成就上。虽然鲁迅只写了寥寥几首新体诗，但鲁迅对新体诗的主张是深刻而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对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正是一个可以深入窥探出鲁迅诗歌观念的窗口。

鲁迅先生虽然仅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六首早期白话新诗，但是通过鲁迅的文章与书信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鲁迅的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理出一条鲁迅诗歌观点脉络：“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5]——这是鲁迅诗歌观念的总领。“抒发自己的热情”即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要有抒情性，有情才能使诗歌不陷入空洞。但这种抒情性并不是感情的无止尽的喷发，更不是白话直接呼号出的诗情，而是有所节制的情，诗人也要注重用语、创作的方法。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达了他的情感有所节制的观念：“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6]这种“锋芒太露”意思就是情感太浓，不加节制不懂含蓄，是一种热情的单纯宣泄。所以在同封信里，鲁迅主张“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 ”，即诗歌要委婉含蓄。但是不是深奥艰涩才能做到鲁迅笔下所提的含蓄的效果呢，鲁迅又针对怎样把握既抒情又含蓄发表了自己更明确的看法，在给山本初村的信中又有这样的话：“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7]“易懂、易唱”、“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8]是要求诗歌要有和谐的韵律和节奏，但又不能太严被束缚。通过这样紧密相连的考查，我们发现不仅鲁迅对新诗创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这种见解严谨细致，平衡中肯。

形成这种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的根本原因是鲁迅的个人选择，这种选择倾向受到了古代文化和浙东地域文化的双重浸染。因受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影响，鲁迅更青睐于沉潜、含蓄、幽婉的诗歌作品。浙东自然山水的滋养，正如周作人姑且称作的“飘逸”与“深刻”结合的艺术特性，润泽了鲁迅的深刻与飘逸。其小说、杂文具有前一气质，他的散文、散文诗集和诗学观念便是后一气质的浪漫、抒情化。

而这种真挚的抒情、表达的含蓄、韵律的自然和谐等诗歌标准恰恰都能体现在冯至的诗歌作品中，也是这种印证，让鲁迅给予冯至以高度的评价。翻开冯至的《北游》，全篇都是作者满溢的情感，迷茫夹带希望的抒发，“风雨后他总给我们燃起一盏明灯，无奈呀我的力量是那样衰弱，风雨里我造不出一点光明。”[9]还有“黄昏以后，我在这深深的、深深的巷子里，寻找我的遗失。……向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10]走向黑暗，感受绝望是这首诗中冯至的身影，冯至也将生命孤独的体验与抵抗虚无注入诗中。这样的绝望也一定打动了鲁迅的心，“去的前梦黑如墨，在后的梦墨一般黑……”（《梦》），鲁迅的梦也破灭在了黑暗里。鲁迅面对绝望又反抗着绝望，两人同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在这含蓄的爱情诗中还有对爱情悸动又幽怨的表达，我们能体味到初尝兴奋、羞涩又感恩的味道。《默》：“情丝荡荡地沾惹着湖面，脉络轻轻地叩我们心房——在这万里无声的里边，我悄悄地 叫你一声！”[11]在冯至“叫你一声”的时候是不是也唤起了鲁迅对爱情的体验，但鲁迅却又多了几许味道，鲁迅在《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一诗中，深深慨叹：“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一句“此中甘苦两心知”诉说尽了鲁迅与许广平两人这一生中短暂相逢又永别的十年岁月的酸甜苦辣，还有那之前曲曲折折的难以抉择的两难情感。冯至诗歌起初并没有很在意韵律自然的音乐美，即鲁迅明确提出欣赏的那种“易唱、动听”。但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逐渐将这一创作艺术融入自己的诗歌当中，1929年作的《暮春的花园》就要比先前的《小艇》等更具有音乐美，也更动听。“在那儿有一条曲径，石子铺得是那样平坦。我愿拾拣些彩色的石子，在你轻倩的身边。”此诗更注重了韵律与押韵，增添了美感。

二、客观原因：新诗诗坛环境

除了之上我们阐释的主观原因外，鲁迅给予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是与当时的诗歌整体环境分不开的。因为内在的个人修养及趣味决定着鲁迅的诗歌偏向，但外在的诗歌环境及现实，却很大程度决定了鲁迅的具体选择。鲁迅对当时中国新诗创作的评价宏观来看不是很高的，这种观点是有据可寻的。早在1919年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批评当时的诗坛“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抒情诗的存在情况就不容乐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再结合自己对诗“抒情”的要求，便促使其对抒情诗人有所青睐、更为关注。之后，鲁迅对当时诗歌创作的评价更加直接地指出说：“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12]“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13]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虽然诗坛的情况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叙事的多，抒情的少，但是还是有很多比冯至更要“出名”，同时也做抒情诗的白话新诗作家，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等，为什么鲁迅没有选择其他而偏偏给予了冯至如此殊荣呢？想必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就每个当时诗坛佼佼者的个人创作来说，虽都各有成就和文坛地位却也有着诗歌创作上的不足，两相结合起来看，确实很难满足鲁迅的诗歌品味。从先后提倡说理诗和诗的经验主义的胡适，到后来的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等都作有新诗，但都是尝试中的新诗，虽然在诗歌转型上起到很大作用，但以作品本身而论确实还不成熟。以《女神》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虽主张“诗的本职专在于抒情”[14]，但他强烈的泛神论和反抗精神使他的诗歌处处喧嚣着过于自觉的呼声，这与鲁迅欣赏的含蓄蕴藉、幽婉的诗歌风格背道而驰，正如学者评价《女神》：“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而不在于它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水准——《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想必鲁迅也看到这一点了，自动“排除”了这一过于抒情的诗作风格。与此同时的小诗体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虽然周作人、朱自清都高度赞赏过冰心的小诗，但这种诗体短小，确实不能尽显诗所能包含的余味和深意，所以鲁迅对小诗体并不赞赏。至于提出“新格律诗化”并主张“三美”的闻一多，虽然有理论领导将新诗导向规范化的道路并且也主张诗表现诗人的真情，但是却形成了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的诸如“方块诗”、“豆腐干块”的诗歌问题，这也难于符合鲁迅的欣赏趣味。后来受法国象征诗人影响的“诗怪”李金发的诗歌，如《弃妇》《夜之歌》等由于“多远取喻”造成诗歌晦涩难懂、生硬陌生的感觉，而鲁迅恰恰明确点出过诗歌不仅含蓄还要易懂，这就看出二者迥异的诗歌风格了。根据以上种种，不难看出鲁迅为什么会对诗坛发出如此的整体评价也就更进一步了解了冯至受到其青睐的原因。

第二，鲁迅与新月社、创造社的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一些人诗歌创作的评价。当时徐志摩在诗坛很有名气，1923年胡文《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儿>》就已经对徐志摩诗歌的抒情性与节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1926年朱湘发表《评徐君<志摩的诗>》，又对徐志摩的爱情诗与平民题材的诗进行了高度评价，陈梦家、杨振声等人也都非常赞赏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徐志摩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冯至的，但鲁迅却没有将这么高的评价给同样强调诗必须是真感情表现的徐志摩，这多多少少与鲁迅和他的笔战有关。这场笔战还要从新月社的理论家梁实秋说起，他打出“人性”的旗帜，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在他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明确提出观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我的意思是：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这引起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的直接反驳，而这样的论战也会直接影响鲁迅对其整个社团的创作原则立场和社员创作上的评价和欣赏。而实际上鲁迅与徐志摩早在1924年就在对诗歌的音节问题上有过直接的论辩，这种辩论表明了鲁迅批评的实质：“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新诗创作的正确方向，反对艺术至上的不良倾向。”[15]这已很明显表示出鲁迅对徐志摩的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认同。之后徐志摩发表关于陈西滢的言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鲁迅认为这是与陈西滢“一条战线”，也对此展开过批驳等等。这些论辩和批驳必定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结，但是却能清楚地表明鲁迅与徐志摩两人不论在政治立场上、在文学趣味上还是在为人品格上都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鲁迅不欣赏徐志摩的为人。这一系列的党派论争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徐志摩的个人评价，对徐志摩的诗歌评价也受到了影响。

三、局限与意义

“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形象，是我们提到鲁迅首先显现在头脑中的印象，但鲁迅作为一个长者，一贯提携晚辈的无私情怀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萧红，除此之外得到鲁迅提携与关怀的文艺青年还有“高丘耀女”的丁玲、“橡皮垫子”陈学昭、吃过先生“奶”的草明等人。在这长长的受鲁迅关怀的晚辈名单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格局”——“格”，是鲁迅的品格，是柔情与硬汉的两面；“局”，是他的胸怀，是提携晚辈，宽严结合的关爱。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因为除了冯至自然流露于诗的真情打动了鲁迅外，鲁迅对冯至的评价也渗透了这一提携晚辈的原因。冯至作为鲁迅的学生，几次将自己的诗集和登载自己诗作的报刊送去给鲁迅，也曾多次到鲁迅家拜访，这样一个努力认真的并且有着独特诗歌才华的学生怎能不让鲁迅记在心里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我想在“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这一直接显露的评价外，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浅草社的评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也可以用来评价冯至的诗歌创作，因为首先冯至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团里创作，其次他的诗歌也真的是“向外摄取异域的营养”：他不仅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自认以诗人海涅为榜样，还将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融入诗歌创作；“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冯至的抒情诗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经历感受，展现自己在现实磨砺下的灵魂，这在《北游及其他》里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们论述了很多这一评价的背后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对于冯至整体的诗歌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抒情”二字的限定，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忽视了冯至的其他题材的诗歌，冯至的叙事诗与之后的哲理诗也是很有文学水平的。朱自清就非常欣赏冯至的叙事诗，并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收录了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帷幔——一个民间的故事》《蚕马》三首叙事诗，并夸赞其叙事诗“堪称独步”，除此，王瑶先生也给出了相似的评价：“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这都充分说明冯至的叙事诗与他的抒情诗是不分伯仲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研究的。虽然鲁迅在给予冯至这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桂冠时，冯至的诗歌数量还有限，诗歌题材范围还比较狭窄，只走过了他诗歌创作三大阶段的第一程，但至少我们再做冯至研究时，要明确这一点而不至于偏狭，忽视了冯至后期的诗歌创作。

鲁迅对冯至的这一评价尽管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一评价反映出的各方面原因和对冯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在冯至获此评价之后，不仅他在诗坛的名声大震，也对之后人们评价二三十年代整个诗坛的创作情况和对冯至本人的诗歌创作的评价都有深刻的影响。朱自清对他后来的哲理诗也有很高的赞誉：“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与情景融成一片的理。”[16]；王瑶对他的叙事诗给予赞誉：“富有热情和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17]；季羡林评其散文：“他的散文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在散文这座坛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家没有几个。”这些较高的对冯至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的评价，一方面主要出于冯至本人之后显现出的创作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鲁迅曾经给予冯至的那句较高的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所具有的历史性影响。

（本文是宁波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SRIP]重点项目结题论文 ，论文指导教师：南志刚。）

注释：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4]胡适：《谈新诗》，《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康白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北社编：《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版。

[5][12]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6]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7]鲁迅：《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8][13]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9页。

[9]冯至：《北游》，《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10]冯至：《瞽者的暗示》，《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1]冯至：《默》，《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15]刘炎生：《鲁迅与徐志摩论辩述评》，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8月20日。

[16]朱自清：《杂诗新话》，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冯至.昨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解志熙主编，冯至著.冯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4]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鲁迅的诗歌篇2

[关键词]鲁迅；旧诗；形式；内容；统一

“文学史上的拓荒者，往往有筚路蓝缕之功，却难以建造华屋。鲁迅则不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他在每一涉足的领域都建造了巍峨的大厦。小说、杂文、散文诗、回忆散文，还有小说史研究。都是巅峰之作，就连他偶尔涉笔的诗歌创作，也成一代之杰作。”①后人是这样评价鲁迅的诗歌包括旧体诗的，可是鲁迅自己却一再声明：“旧诗并非所长，不得已而做。”②“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③难道这只是鲁迅单纯的自谦之辞吗？为什么在鲁迅眼里这些旧诗（即旧体诗，下文“旧诗”和“旧体诗”指同一概念）的份量会如此之轻，而后人却很看重他的这些作品？我认为，鲁迅的旧诗自有其独特价值和永葆青春的各种理由，它既不应该得到像鲁迅本人那样低的评价，也不应该被竭力地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大事记”粘接在一起而获得“诗史”之名。它就是鲁迅运用古老的旧诗形式而对自己曲折幽深含混隐秘的心灵世界的一种艺术表达，是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潮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朵晶莹剔透的浪花，同时也是鲁迅那博大精深的文学世界的一员。它在旧的艺术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有机结合、和谐统一方面，在当时独树一帜，为后人留下了典范，使得时人和后人在认识一个血肉丰满、至情至性的人间鲁迅，认识当时的中国国情和各种尖锐复杂的斗争之时，除去他的其它作品之外，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和资源。

鲁迅的旧诗，共51题67首。其大致创作情况是：从作者就读南京矿路学堂的1900年起到“五四”前后，陆续创作了18首；“五四”至20年代中期，鲁迅主要沉浸于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当中，旧诗仅是偶尔为之；从20年代末直至他去世的1936年，当“横站着”的鲁迅为了应付“公理”、“流言”、“暗箭”而不得不全力于社会批评时，旧体诗又绵绵不断地出现在他的笔下。

鲁迅虽不珍视自己的旧诗创作，但也为之付出过心血。他以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的奠基人的身份，在经历了文学界反对封建复古的潮流的运动以后，又投入极易遭人非议而被目为封建的古典文学的形式中去创作，其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点：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他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青少年时期正值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的末路，几乎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虽然对封建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有所反叛，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精髓的传统的积淀却潜移默化地浸入了他的灵魂，旧诗的创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次是旧体诗的艺术诱惑力及其可操作性。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尤其是唐朝，诗的成就更是达到了高峰。此后虽然它的影响虽然小了，但仍是绵绵不绝，历久弥新。它几乎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它形式短小精悍而又凝练固定，便于人们抒发自己的各种感情。不难想象，当鲁迅在和形形的敌人做长期的韧性的战斗的同时，难免有疲惫、孤独、失落、失意、彷徨、郁闷等等消极心绪，这时利用其它的文学样式又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些感情，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旧诗。最后是联接上述两者的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白色恐怖，黑暗统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呐喊，但是文网森严，于是借助旧诗的形式来抒愤来揭露来抨击来战斗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作为“民族魂”的鲁迅，是精于此道的。

萧军说：“小说是写给别人看的，诗是为自己写的。”④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感悟，更是对鲁迅旧诗创作的原因的一个极好的概括。于是，我们看到，在那“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鲁迅的旧诗是不随时公开发表的，“写给自己看”是他一以贯之的心境，所以当时没有像杂文等其它文体那样结集出版。鲁迅旧诗的大量结集出版，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事。惟其如此，这些旧诗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从内容上看，鲁迅的旧诗，重点在于遣怀，即表达某种思绪、情怀、感受等等，反映的多是个人感情世界的一个侧面，一个角落。事实上，他并不想让旧体诗来担负更广大的社会功用。倘为了这一点，他完全可以诉诸于新文学的样式，这也与他的新文学观相吻合。但是，鲁迅的旧诗当中还是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文明批判的意识，这是毋庸否认的。

他的旧诗，在手法技巧与风格流派诸方面，学界一般都认为颇得屈原、李商隐、龚自珍和汉魏文章魏晋风度的影响、但他的这种宗法师从只是艺术旨趣的一种天然的选择，与某些通常的旧诗家直接师承前辈诗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明确表示不满宋诗（尤其是黄山谷），他曾经说过：“黄山谷，我不喜欢。他是成了派的，一直到今天还有遗老遗少们在捧他。”⑤事实上，他的风格犹近晚唐诸家，如皮日休、陆龟蒙之类。

鲁迅的旧诗，传统意味和色彩相当强，尤以七律、七绝见长。他利用这些古老的诗歌形式，以《无题》为名，写了1首七律，1首五律，7首七绝，2首五绝。《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可谓他最深情、最有艺术韵味的诗作，郭沫若于1937年这样评价该诗：“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许寿裳评：“全首真切哀痛，为人们所传诵。”柳亚子说：“郁怒情深，兼而有之。”它被当作不可分割的部分嵌在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当中，诗文合璧，相映成趣。诗中对反动派的卑劣、凶残、反动，鞭笞至厉，对革命烈士的追悼、哀伤、悲恸，感人至深。《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作于他晚年的1933年：“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诗中意境高远，感情浓烈，用典比况，皆笔锋婉转，对反动派的军事、文化“围剿”予以有力的控诉，反映受苦人民悲苦无告的辛酸悲恸，同时表露作者对“吟不得”、“失离骚”的无比愤慨。

他的悼亡诗，虽然仍然使用律诗、绝句等旧体，但仍然表现了他不同于古人悼亡之作的特点：他借助悼亡而抒愤，而表达前仆后继的战斗意志，而表示对人民公敌的无比愤慨和极度轻蔑，而淋漓尽致地表现自我的生存意识，而不是如古人那般一味伤感。这类作品有《哀范君三章》、《吊卢骚》、《悼杨铨》、《悼丁君》四首。例如，1912年7月，鲁迅曾经的同学和同事范爱农溺水而亡。这个噩耗给正失望于辛亥革命的鲁迅以巨大的冲击。笃实孤傲之人终于不能见容于世，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鲁迅分明从此事当中照见了自身的境遇。范爱农之死导致了鲁迅独自踏上人生道路以来的第一次寂寞、孤独期。于是他挥泪写下《哀范君三章》，既哭范爱农，也是对自我人生追求的反顾与前瞻。其一曰：“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他在对范爱农人生际遇的咏叹中，饱含着自己的几多酸甜苦辣。其二曰：“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显而易见，这就是范爱农与鲁迅共同栖身的生存环境――“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然而，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一死就能解决问题，获得安宁和超脱吗？鲁迅显然有所怀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在第三首诗里边，鲁迅从范爱农之死揣想自我的人生前程，沉痛地思索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的源头所在，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尖锐的问题。再如他为纪念惨遭特务暗杀的战友杨杏佛（杨铨）而写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该诗发自肺腑，沉痛愤慨，先抑后扬，悲凉感人。战友的牺牲，使鲁迅感到不胜悲恸；然而反动派的暗杀政策并没有吓倒他，反而更激起了他的战斗情绪。

他的旧诗当中，还刻划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比如歌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就频频出现。如《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中的娇女、《无题（皓齿吴娃唱柳枝）》二首中的吴娃、《赠人（明眸越女罢晨妆、秦女端容理玉筝）》二首中的越女和秦女。这充分地说明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鲁迅，非常关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他将目光投向普通人，从这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大变动时代的重大主题――人们要反抗，社会要变革。他的这几首旧诗，截取生活的横断面，立此存照，犹如唐人的“杂事诗”，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综上所述，鲁迅娴熟地利用旧体诗的相对较为固定和凝练的形式，而往其中填充了完全是自己的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感情：对劳动人民的同期和赞美、对反动派的愤怒声讨和斥责、对故交新友的殷切期望和沉痛悼念、对自己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和作为独立的人的的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索……总之，他的旧诗是“旧瓶装新酒”的典范，达到了诗歌形式和内容的较为完美的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

注释：

①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诗歌散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

②鲁迅.书信・致杨霁云（34，12，09）【A】.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鲁迅.书信・致杨霁云（34，12，20）【A】.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朱文华.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82.

⑤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N】.北京：文艺报，1956，第19期.

参考文献：

[1]王吉鹏，李萍，臧文静.编著.注目伟大的时空――鲁迅杂文、诗歌研究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

鲁迅的诗歌篇3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鲁迅先生在中西方文化进行猛烈撞击时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一 鲁迅对现代文学题材方面的贡献

文学题材，简单来说就是写什么，关于这一问题鲁迅先生曾有明确的论述。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所以说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所以他特别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并且逐渐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鲁迅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可见，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抱有极大的赞赏。对于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先生所说的采用新颖的题材，并不是说让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去有意的猎奇，而是对他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进行真实的描写。鲁迅先生不只是提出扩大题材领域这一文学理论，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实现题材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其小说就开创了“表现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创作题材。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不但对我国乡村里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进行了描写，还深刻地挖掘出了他们灵魂中所存在的复杂性和麻木性，把中国人所特有的国民性进行了表现。他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本文由收集整理子，表达他们在寻求个体生命存在以及寻找社会出路时的那种彷徨、挣扎的心情。其中，他的《故事新编》就把他对历史题材熟练运用的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二 鲁迅对现代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能只是简单的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在一定情况下，实行文学语言改革还有可能成为进行文学思想变革的先导力量。在这一观点中，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提倡，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域，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这足以看出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关于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学习和提炼，鲁迅先生曾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也就是说，要想文学语言永远具有活力，并且丰富多彩，那么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采用的文学语言就要向人民群众进行学习，把人民群众所使用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虽然说要把人们的口语当成是文学语言的源泉，但是并不是把人们的口语原封不动地搬到文学作品中去，而是要在对人民口语进行使用的时候，进行相应的改造。鲁迅先生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人们讲话的时候，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那个”，其他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在文学创作中，如果随意使用“这个”“那个”，不仅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纸张，还会在表达意思的分明性上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所采用的文学语言，一定要比口头语简洁明了。

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地涌入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入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来对自己的文学语言进行丰富。鲁迅先生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大多采用的都是直译，他的目的就在于“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具体有一些不太精密的语法，就可以吸收一些新的语法，来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简单的说，就是语言文法上的“拿来主义”。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对文言强烈反对的语言改革派，但是他却主张在“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古代的一些文学语言自然是从古代口语中进行提炼的，而且现代口语也必定是从古代口语转化而来的，现代文学语言又是把现代口语当成源泉的，所以说，古代文学语言也肯定存在一部分可以让现代作家进行使用。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对古语进行了一定的使用，不但有古代词汇，还有一些古代的语法。所以说，鲁迅先生虽然加快了白话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同时也没有一味的对古代文学中的语言进行抛弃，而是对其之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吸收和利用。

三 鲁迅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题材，那么鲁迅先生就有很多建设性的论述了，他的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远不及他的杂文和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那么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抒发的是自己的真实感情，那么就可以完全不理会先生们的摇头。但是，鲁迅先生认为诗人也不能对感情进行滥用，一方面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另一方面感情过多则会使诗失去一份意蕴。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其思想内容的欣赏，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走上新生的道路。其次，鲁迅先生对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的要求也非常高，主张新诗应该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这样不但有利于传播，还可以在人们的脑子里形成一定的影响，逐渐清除人们心中对旧诗的印象。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可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他同一时期的胡适。首先，鲁迅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和理论的整理者、继承者。他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通史，之中的论述相当精当，考订足够严密，体系也相当严谨，就连评判中的科学性也足够强，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他对《红楼梦》进行评价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把人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打破了之前小说中的好人没有一点坏处，坏人没有一点好的传统思想和写法。”对于《三国演义》，鲁迅先生则持批判的思想：“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准确地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存在的缺陷。其次，鲁迅先生还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的目的就是借助小说的力量，来对社会中的不良思想进行改良，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主意”。然后，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莽原社、未名社以及狂飙社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了批评，同时整理总结了“乡土文学”以及社团流派等的概念理论，积极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

鲁迅先生对于现代报告文学也有一定的论述。他首先提出报告文学一定要适应于社会的要求，对社会的现状以及阴暗面进行真实的反映，主要就是追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其次在一些特定的时代，报告文学还要具有足够鲜明的政治性以及倾向性，不但要揭露社会中的黑暗，还要对革命队伍的生活进行真实地反映；然后，报告文学要对表现内容以及阅读对象进行明确地定位，逐渐脱离文人的束缚，向人民群众的视野内扩展，也就是不排除知识分子，但是要把人民大众作为重点，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反映；还有就是应注意要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和时效性，这样就可以和这个变化不断的社会进行适应，并且满足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的要求；最后就是要对报告文学的表现能力进行提高，就是要在报告文学这一有限的文章里，对大千世界的丰富内容进行展示，主要是为了满足报告文学对艺术性和感染力的追求。

鲁迅的诗歌篇4

关键词 鲁迅；屈原；爱国思想

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研究中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过，但是多数学者都是以鲁迅旧体诗的用词和意向上将鲁迅和屈原的创作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仅仅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联系，或者就是将鲁迅杂文中将屈原和贾府的焦大相提并论，并将《离骚》说成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鲁迅是以屈原的否定者与批评者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在其《鲁迅世界》中以“埋葬屈原”来形容鲁迅和屈原的关系。然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诗歌艺术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也不单单是关于屈原辞赋的艺术评价，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应该是两者共有的爱国精神。

一、鲁迅对屈原的研究和评价

鲁迅研究屈原、评价屈原是从鲁迅二十多岁开始的，1907年，年轻的鲁迅为了探求真理，追求理想，走上了民主运动和文学革命之路。1907年春，鲁迅邀请了许寿裳、苏曼殊等人创办杂志，鲁迅一开始为杂志取名“赫戏”或“上征”都是《离骚》的诗句，后来众人觉得不易懂，鲁迅才改名为“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既有继承也有革新进化的含义。随后写出了著名的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鲁迅不仅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一同歌颂，也和屈原、嵇康、李贺等一起吟咏。他敬仰这些诗人的“立意在放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鲁迅评价屈原，“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称赞屈原的作品是奇文，评价屈原的精神超越了前人。鲁迅曾说过，中国的青年必须“大胆的说真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屈原的品质之一就是敢于说真话，鲁迅肯定屈原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批判精神。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可以从鲁迅的诗词中看出。1931年3月5日，日本友人片山松元在上海女子学校任教时，鲁迅赠《湘灵歌》一首，“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在1931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所作，在这首诗中，引用《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荃不察于之哀情兮”等诗句。愤怒控诉黑暗政治统治的血腥暴行，辛辣讽刺反动政权“太平盛世”的虚假现象。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郁达夫也赠诗一首：“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鲁迅借此诗怀念屈原，以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来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爱国之心。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从杂文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闲扯》中称赞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鲁迅在文中说，“屈原…..在文学史上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书信中同样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诗的发展，鲁迅与闻一多、徐志摩有多次讨论，鲁迅说到：“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别古奥，今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他认为《离骚》在体式上采用了楚地民间艺术，使人易读易懂，而西汉的扬雄模仿屈原作品的创作却特别古奥。鲁迅在此肯定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专论中的《屈原与宋玉》，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堪称鲁迅评价和研究屈原以及作品的力作。该专论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并出版。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盛誉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以自身的精神和无数的中国人的心发生碰撞。

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创作的诗歌数量远不如他的杂文，但是在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引用了屈原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随处可看到屈原的影子。1903年，鲁迅送给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荃不察”直接借用了《离骚》的词汇，同时也拉开了鲁迅拯救中国民族之心的序幕。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加入到这一片中来，在异国留学的七年时间里，对国家切肤之痛的深刻感受，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人生转变，影响了鲁迅的一生，而屈原则是鲁迅在日本时期最好的陪伴。据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所看的书籍中便会夹着一本线状的《离骚》。鲁迅在与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而对于鲁迅和屈原来说，他们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恋，代表了民族血脉里共同的爱国质素。不过关于爱国一说，鲁迅和屈原却有不同的表现，屈原最终选择了死亡，刘小枫说：“屈原精神的标志不是爱国，而是自杀，他的伟大在于他敢自杀。”但是对于鲁迅来说，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给敌人以谈资和快慰，却是鲁迅不愿意的。在1926年所作的《空谈》中，鲁迅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赞扬屈原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节操和人格，然后爱国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屈原选择死亡，而鲁迅选择坚守。

当然屈原带给鲁迅的也不仅仅只有一腔热情和正义。在鲁迅最寂寞孤独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屈原。许寿裳曾说过，在《彷徨》中鲁迅引用《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题辞，这两句正好写了鲁迅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彷徨之感。这两句诗正好是爱国之情的体现，是屈原和鲁迅对国家社会前途的担忧，融使命感和责任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屈原作品中满是“伤怀永哀”、“恐皇舆之败绩”，同样，鲁迅对国民以及社会的批判和忧虑也正是对其政治前途敏感的预见。屈原对国家的爱国情感，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传承之中，屈原给予鲁迅的不仅是情感上的共鸣和安慰，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鲁迅一生的思想是在变化着的，从留日时候到五四时期，鲁迅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消长起伏，在五四退潮之后也有存在主义的荒诞感与虚无感。后来的鲁迅抛弃了进化论，相信了阶级论，到了后期又有了新的感悟。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鲁迅想使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从留日时期、五四时期到后期，始终没有任何动摇。或者说，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怎样拯救中国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而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如一。同样的，屈原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不同，他执着的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以自己的死来殉国以惊醒君主和世人，这是何等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中国地质略论》高扬爱国主义，学医以图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到弃医从文试图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无一不是拯救民族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驱动，在这种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在精神上能够与屈原发生共鸣是合情合理的。

综观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可以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崇敬，鲁迅对屈原作品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屈原的爱国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甚深。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鲁迅的诗歌篇5

一、推荐和参评标准

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精品意识，力求推荐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二、所设奖项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试行条例（修订稿）》，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2004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

4、参评翻译奖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推荐本地区本部门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亦可推荐本报、刊、社的参评作品。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要超过5部，超过者评奖办公室将依上报的作品顺序，选择前5位参评。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作者姓名、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发表或出版的报刊社。连同作品（每篇、部请备两份，参评翻译奖，还须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等。

本届推荐时间为2007年8月21―2007年9月21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地址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502室

电话：64221879 64489983 64489981

联系人：赵宁 王颖 岳雯

对各推荐单位的协作，谨致衷心谢意！

鲁迅的诗歌篇6

A. 对旧势力的反抗 .

B. 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恨 .

C. 盼望旧社会彻底消亡 .

D. 情愿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大众的事业 .

2、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这节诗的内容理解不正确的是（ ）

A. 第一个活字充满了作者的鄙夷和轻蔑，第二个活字是作者对鲁迅伟大一生的充分肯定和赞美。

B. 第一个死字充满了作者的痛恨和咒骂，第二个死字表达了作者的惋惜和怀念之情。

C. 概括了两种人生的不同价值 。

D. 说明人总逃脱不了死的结局 。

3、判断下列说法正误 , 正确的画√ , 错误的画×。

①《有的人》歌颂的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全诗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 ）

②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这里的野草指的是鲁迅先生的散文《野草》（ ）

③诗歌按表达方式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有的人》属抒情诗。（ ）

含英咀华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1、这首诗中和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表达的意思一样的一句是

2、朗读并试着理解这首诗。

3、你从这首诗中体会到了什么？

语文大观

鲁迅名言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鲁迅的诗歌篇7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中国形象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边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一

《边城》创作于1934年，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启蒙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启蒙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话语，对异国文化的肯定和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民族自我批判性”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

文学创作在实践启蒙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贫穷、落后、积弱、愚昧、需要改造的特点，展示一个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尖利的笔锋，将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贯穿其整个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自然景物描写，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传达给读者的，都是负面的信息。

在对乡土自然景物描写方面，鲁迅采取上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其笔下的故乡完全是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灰暗景象。比如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故乡的自然景物都显得是如此的灰暗、荒凉和寂寥。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鲁迅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国民性的弱点：麻木的看客、愚昧的乡族、自私的邻人。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把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了极致；其余的小说，也莫不从纵深处挖掘了国民的病态心理和精神瘤病。

在鲁迅的作品中，中国形象，中华民族的形象始终弥漫着阴暗的色彩。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在鲁迅之外的其他“五四”启蒙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也大量存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里，它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学，它对改造国民精神和国民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被这种负面的国民性话语所主导、所主宰、所压抑，时间久了，其国人势必产生抵触情绪，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始终被人瞧不起。

于是，当文坛被“国民批判性”话语支配多年以后，焦虑中的国人渴望借助一种新的文学形象，来展示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来实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回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新的文学形象，重建民族文化信仰，重造民族新神话，重铸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形象。《边城》则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

二

《边城》最大的贡献，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描写，通过对湘西善良人性和纯朴民风的展示，特别是通过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刻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1.《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

同样是描述乡土自然景物，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始终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彩，而沈从文的笔下的边城则显得那样的明亮艳丽：

“小溪流下去，绕山咀流……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玄……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在沈从文笔下，河水清莹澄澈，河底的景物清晰可见。美丽的自然山水让人留恋忘返。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作家用晶莹饱满、温润明亮的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整部《边城》就是一幅轻描淡抹、烟雨朦胧、意境悠远的山水画；白塔、竹林、小溪、渡船这些景物，更是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它实际上就是唐诗宋词的那种意境。

在《边城》里，作家对湘西的自然景物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它与鲁迅对乡土景物采取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这种自然山水之美，对于小说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描写，对于小说主人公的诗性人格的展示，起到了铺垫和烘托的效果。

2.善良的人性之美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乡土抒情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首先表现了湘西边民人性之善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与鲁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迥然的不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愚昧、麻木、胆小的奴隶形象；而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渡船老人、顺顺，还是翠翠、傩送、天宝，都无一不是善良纯朴、聪明勇敢的形象。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他就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首先表现的就是主人公善良的人性。

小说中的渡船老人，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温柔，凡是一切传统的美德，他都具备。在渡船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切传统的美德，一切人性的善良。

小姑娘翠翠，人小，不吃公家俸禄，所以她没有那么多责任，但是她乖巧、勤劳，而且心善，是爷爷的好帮手。

顺顺仗义疏财，扶强济困，正直，公平。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豪爽、直率，遇到危险时，能够挺身而出，吃苦出力时从不退缩。

不论是渡船老人还是顺顺，也不论是翠翠还是顺顺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都具备传统的美德。人性的善良，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得非常充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

3.纯朴的民风之美。

沈从文把这种善良美德描写成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结果，更是当地纯朴的风尚习俗使然。这里人人尊重古礼，“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悔无扰”，仿佛世外桃源。他们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道德高尚，且古道热肠，成人之美。不论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

4.诗意性格之美。

沈从文除了对边城人性的善美浓彩重抹之外，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意的性格。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美妙的歌声与美丽的梦幻的描写，集中地突出了翠翠的诗意性格：“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翠翠为什么会喜欢傩送而不喜欢天保？因为吸引翠翠的，是傩送身上充满诗意的品质，他长得英俊，山歌唱得特别好，而且还选择很浪漫的对歌来决定婚姻大事。他们之间的爱情，自始直终，充满了诗意。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渡船老人，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形象。他也会唱山歌，会吹笛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夏天的夜晚，在满天星斗下，在柔和的月光中，他为翠翠唱歌吹笛。老人悠扬的笛声，不仅会让翠翠感动，也会感动我们每一位读者。

《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表现，对湘西人性之善和湘西纯朴民风的表现，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表现，构建了一个没有现代文明侵蚀，没有都市喧嚣与堕落的美好而人性的湘西世界，完成了对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三

早在《边城》问世之前的“五四”时期，就萌发了乡土抒情文学，它歌颂传统，歌颂地方，歌颂乡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沈从文通过小说《边城》，把这种乡土抒情文学推到了高峰，展现了的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唤起了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感。

以《边城》为代表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并不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所塑造的负面的中国形象的否定，实际上这两种形象正好代表了中国20世纪20到30年代完整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她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她有苦难，有悲剧；但她也有文化优势，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平、陈林群．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M]，2004版，第180-190页。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M]，2005版，第133-149页。

[3]刘忠．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M]，2006版，第208-218页。

[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1979版．第3-50页。

[5]蒋泥、甲乙．速读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北京：蓝天出版社[M]，2004年版。

鲁迅的诗歌篇8

5月25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上称：“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方方还称，“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根据方方给予的线索，不难找到这位被指摘的当事人。随后方方也存采访中确认，她所指的正是柳忠秧。

时值鲁迅文学奖入围名单产生阶段，总参评作品超过1360部，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还未评审，所引起的喧嚣，以及这热闹喧嚣背后所意味着的利益、纠纷、体制内外之争等等，都与近些年事关鲁迅文学奖产生的龃龉几乎如出一辙――这已经不再是个严格的文学奖评选，而是众人面对一块肥腻腻的红烧肉般的利益，所产生的切割、分配、奖赏等发散性的行为，包括围观者在内，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再是基于文学作品的好坏来进行端详和品评，而是对于事件的荒唐性和历史的一次重演所发出的啧啧称奇声。

8月中旬，“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周啸天不但赢得了文坛老前辈王蒙的热烈夸奖，也一举拿下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这种荒诞本身并非恶劣，甚至还是一种更有效地反映时代荒诞的最好注脚。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肉眼就能洞察到一种荒诞诞生时，事关它的种种争议常常也是荒诞的必要条件。方方的质疑，以及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评选中，阿来的《瞻对》因零票落选，阿来发表3000多字长文质问评审，均可以将之看成荒诞的正宗衍生物一种。

同为8月，与老舍文学奖颁奖典礼同时爆发出来的新闻是，这项刚刚诞生十五年的奖项险些被取消，原因是财政拨款因为技术环节出错了。据获奖人称，预计会在年底拿到奖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获得本届老舍文学奖的作家们是否已经拿到了奖金。

在荒唐评奖初衷下，所有的质疑和争议几乎都是源于某种不信任。包括刚刚公布的路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设立这个奖项之初就遭到的质疑和反对，都是相关人对评选资格、评选体系、评选专业审美等等的全方位不信任。

我们官方的文学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腹背受敌的状况下苟延残喘。一方面它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分配方案”，变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奖赏或恩赐；另一方面，传统功成名就的作家成为大小文学奖的宠儿，他们一再获奖，甚至重复获奖，这难道是作为早已成名的经典作家的他们真有一种比较之后的好，且还是不可取代的那种好吗？

包括很多重要的民间文学奖也存在这样的缺陷，不管当初多么标榜独立和绝对文学价值的文学奖，当它一旦形成势力、要在此基础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时，就难免会变成对经典、功成名就、名声趋之若鹜。难道一个为作品颁奖的文学奖不是应该奖给真正的当期最出色的那些作品吗？而我们目所能及的文学奖，大多放弃了自身审美上的取舍，而是将一个个奖项纷纷颁给了本年度名声最大、身价最高的作家新作。这就是荒诞本身，想扩大影响力拿到更高级的赞助，那么你就要有名声更大的人物来参与，而那些真正符合文学审美的作品则成为了一种恩赐和附加品。

文学奖乱象也许可以恰当说明我们的文学创作局面，包括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早就成了一项集中奖给文学期刊主编和官员的奖项了，在五届评选中，作协主席、将军、主编、文联主席几乎囊括了全部名额，也只有第四届的于坚等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诗人。为什么要奖给这些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呢，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跟自己的文学成就有点关系，另一方面这些身份也是他们的一种资源，资源置换、资源再利用、资源互相借贷以达到各自资产的整体提高，等等，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逻辑。所以，鲁迅文学奖评委自己的获奖、茅盾文学奖变成“主席奖”都已经不再是稀奇的新闻，而是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学规则中的常态化。

存巨大的体制内红利不合理占有和分配的大环境下，“黑箱操作”“人情奖”“跑奖”等关键词是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所谓净化，只能一种自我消解.而非雾霾事态在真正意义上的被清理干净。

在文学奖的“阴影”之下，2014年的文学事件的确显得黯淡无光。在这层暗哑的景观中，还有一种死亡值得我们关注。青年文学翻译家孙仲旭8月因为抑郁症自杀，他身后的那些翻译作品可以当成一种文学审美来选择和阅读，不单单是塞林格、乔治・奥威尔、奈保尔、理查德・耶茨这些名字是某种品质的保证，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困境中顽强挣扎的情景，也存在某种一致性。作为孙仲旭离世后出版的两本翻译作品《飞到表演者》和《危险的大笑》，应该成为我们的年度读物之一。除了这里面有点纪念的意义外，它们还是两本有趣，甚至可以用高级阅读感受来形容的书。

作为一名诗人，在当代是很难进入公共视野的。甚至，如今即便对于一个诗人的死，也不再能激起民众的关注兴趣，一个诗人走进深山以身殉诗、殉信仰的事件，远不如王菲谢霆锋的世纪复合来得更有吸引力，也不及车延高那些荒唐而又妖魔的诗歌作品更令人玩味。不是我们作为时代中人太轻佻势利，而是在如此人人要成功、都要心灵鸡汤抚慰的时代关口，还有什么吟诵一首诗的必要呢？所以，当诗人乌青再次以声势浩大的气势被关注的时候，哪怕这关注一定夹杂着讽刺、贬义和误解，那也是一项逆袭性的事件。

今年11月，继两年前“乌青诗歌”成为大众话题后，又因乌青在大理摆摊和淘宝上卖诗，而成为舆论关注的事件。“乌青体诗歌”成为一个关键词存存于这个鄙俗的时代中，这本身有值得推敲商榷的东西，但总体上这种所谓走红是建立在误解和猎奇的基础之上的。但作为诗人乌青，却可以轻松摆脱这种世俗层面上的袭击和干扰，他的态度和言行正像一位高深莫测的归隐大师股让人不可思议。而乌青的诗歌也在成为模仿和戏谑的靶子，众人狂欢般地恶搞或者质疑，不但无的放矢日还被乌青的这种创作理念和态度渐渐消解干净。

鲁迅的诗歌篇9

例1：《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学了鲁迅的侄女周晔写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课文后，为了让学生对鲁迅有深刻的认识，就可以用这篇教材作为一个点，引发开去，布置《我心目中的鲁迅》作业，让学生通过上网、请教别人，读有关写鲁迅的和鲁迅著的书籍，培养学生获取信息、收集资料、处理文字的能力。几天后，组织读书交流会，让学生大胆自由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及理由。这不仅使学生在心目中树立一个鲜活的多维立体的鲁迅形象，而且引导学生多渠道地学习语言。

±?：《气象学家竺可桢》

学了《气象学家竺可桢》后，让学生小组合作，凭借课文为竺可桢举办一次事迹展览。合作提纲可以这样列：“展览内容分几部分？每部分的标题怎么定？该选择哪些典型事例？怎么编排？展览名叫什么？”这样的作业，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应用性，它源于课文，跟课文紧密相连又高于课文，能培养学生探究能力与语文实践能力。

例3：《春》

学习朱自清的《春》之前，布置学生收集有关春天的谚语、古诗、文章、成语等，再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去体验春之美。学习课文时，让学生背背有关春的诗句，看看在大自然中摄下的活动照、风光照。学了课文后，让学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吟春颂春，“音乐能手”选择唱歌，“语言能手”选择配乐朗诵，“绘画能手”选择画图，“写作能手”选择作诗……学生在这样开放的作业中，自主参与，不仅丰富了春的知识，又使学生个性得以展示，潜能得以开发。

例4：《桂林山水》

学习《桂林山水》，看了桂林风光录像后，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假如有一天，你真的荡舟在漓江上，面对如此秀美的风光，你最想做些什么？假如你是一名画家，假如你是一名歌手，假如你是一位摄影师，假如你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假如……能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吗？”学生闭上眼睛很快地入情入境了。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学韩愈赞美桂林山水的诗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也水到渠成。然后，再引导学生课外搜集、阅读、背诵有关歌颂祖国名山大川的篇章，进而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增加学生对语文的吸收与积累。

例5：《笋芽儿》

学习“笋芽儿钻出地面来了，她睁开眼睛一看，哎呀，地面上多么明亮，多么美丽！桃花笑红了脸，柳枝摇着绿色的长辨子，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着……这一段时，先理解省略号的作用：表示列举的省略。然后，请学生结合古诗80首，结合课文插图，补充省略号内容：“笋芽儿还看到了怎样美丽的景色？”这样，能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

例6：《落地的红枣也不能吃》

学了《落地的红枣也不能吃》，要求学生对故事中的文物说几句话，可以对文中的小战士说，也可以对毛主席说，或者对老乡说。以此引导学生进一步领悟课文内涵，同时又能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鲁迅的诗歌篇10

李逸涛教授是山东省安丘县人，出生于1937年5月。他自称“鲁汉”，网名“齐鲁人（qlr）”，刻有闲章“鲁之牛”，因为出生于山东、毕业后却一直在武汉工作的他，仍心系故土，时刻怀念着生他养他的齐鲁大地。

1956年，李逸涛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进入了人生中的求学阶段。当时的山东大学由成仿吾担任校长，中文系里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在那里，李逸涛老师虚心学习，并结识了一大批风华正茂、热情洋溢的同学，他们以高度的热情，怀揣着理想的激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学习中。李逸涛老师拼命地吸吮着老师们给予的营养，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及时主动地向同学和老师请教。1960年春，他与57级的陈大斌一起前往冯沅君教授家求教，得到了冯沅君老师的指导和肯定。

那时的山东大学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当时校园内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曲：“我亲爱的新山大，在美丽的青岛的海岸上，蔚蓝的海水闪耀，青青的树木环抱着楼房。跃进的决心，劳动的热情，天天在升腾；友爱的歌声，愉快的欢笑，随风在飘荡。我亲爱的新山大，世上再没有比您更可爱，将来虽要离开您，但您永远在我的心里。”这是李逸涛老师的越南同学阮福谱曲填词的作品《我亲爱的新山大》，深受同学们欢迎，他们经常在一起唱这首歌。1960年7月4日，当阮福再次弹唱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时，李逸涛老师和他的56级中文系同学即将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李逸涛老师参加了中越同学大合唱，和越南同学一起度过美好的毕业时光。

李逸涛老师毕业后考取了山东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这是山东大学首次招收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他和师兄刘秉书、师妹钱碧湘，成为刘溪先生的门生。刘溪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撰写的论文《鲁迅杂文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959年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论小集》，里面收录了多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刘先生给李逸涛老师他们开设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鲁迅研究”，开讲时，刘先生谆谆教导大家：“对研究生的要求要高些，单读文学评论文章是不行的，要下工夫读文学原著；仅仅读作家的选集是不够的，要仔细阅读作家的全集。”刘先生的严格要求为李逸涛老师后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毕业后，李老师被分配至湖北函授学院任教，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在湖北函授学院工作五年多后，李老师被调至华中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二

在华中师范大学，李逸涛老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基础课程与专题研究课程。李老师至今记得“”中第一次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时的情景，当时为了选择讲授课文篇目而绞尽脑汁，到底是讲《国际歌》呢，还是《东方红》？思索了很久。李老师授课讲究方式方法，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李老师担任学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更加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不断充实与更新教学内容，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前沿性、应用性与规范性。

70年代初，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给写了一封信，要求重新出版《鲁迅全集》。这个要求迅速得到了批准，出版局在山东济南组织专家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逸涛老师与陈安湖老师作为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李老师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花边文学》的注释工作，他多次在学校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查阅《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等报刊，有时也亲自前往北京查找资料，全力工作。有疑惑之处，李逸涛老师就向他的老师孙昌熙先生请教，一次列举了十几个有关鲁迅《花边文学》的注释，请孙先生鉴定并帮忙寻找出处。孙先生去请教刘泮溪、蒋维崧、萧涤非先生，老先生们热情地给李逸涛老师回信，对一些条目提出了各自的考证和看法。这套《鲁迅全集》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发行。

七十年代中期，李逸涛老师和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黄曼君、陈安湖一起研究鲁迅，编写了《鲁迅作品选讲》，该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结束后，李老师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下功夫甚深，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的论文，如：《试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的艺术特色》，《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学习鲁迅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老舍剧作的艺术特色》，《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这些关于鲁迅、郭沫若、老舍等现代名家的研究论文，充分显示了李逸涛老师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造诣和能力。此外，李老师还和他人合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他在现代文学研究上重要的收获。

这段时期，在研究现代文学名家之余，李逸涛老师也关心中学语文教育，分别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学习随笔四则》（1978年第5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文学派别简介》（1978年第8期），《老舍与济南》（1982年第Z1期）等文章，这些文章向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些文学社团和作家的资料，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八十年代初，学校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组织重新编写《中国当代文学》，该教材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著名作家冯牧任顾问，王庆生老师主编，王又平老师和李逸涛老师担任副主编。李逸涛老师除了撰写此书中话剧相关的部分外，还积极参与约稿审稿，协助并把握全局工作，付出了许多精力和汗水。在198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终于出齐了三卷本，110多万字，该教材屡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这部教材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部级优秀教材奖、中国首届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充分显示了该书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和不凡价值。这些名誉的获得与编写组每个成员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

由于编写教材和教研室的工作安排，李老师的研究领域从现代文学转移到当代文学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李老师笔耕不辍，写出了多篇优秀的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如：《罗汉钱的风波――重读》，《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赏析》，《一曲悲壮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评析》，《一首春天的奏鸣曲――评析》，《他从历史深处走来――评析》，《寓政治风云于民俗民情之中――评析》，《飘零者的哀歌――浅析》；《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爱情诗――、赏析》，《献给母亲的赤子情――评析》，《拳拳的心 深深的情――简析》，《“我的诗是我的碑”――读曾卓的》（《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2期）；《峥嵘岁月稠 今朝更风流――赏析》，《一曲献给科学家的赞歌――评析》，《永远的怀念――评析》；《东方艺术的奇葩――赏析》，《走下神坛的元帅――评析》；等等。由上述列举出的篇什可以看出，李逸涛老师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功力深厚，评论文字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体裁，他撰写的评论非常注重题目，每一个题目都是这篇评论的题眼，精当地点出了该文章的思想或艺术特色。这些评论文章后来大部分收录在王庆生、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下册）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除了关注主流作家的创作之外，李老师还把目光投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给予它们恰当的评价，他和刘守华老师合作的论文《新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节选），发表于《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总第9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6年7月，李逸涛老师主编的《当代文学创作潮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樊星发表在《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的文章《导说》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贡献：“由李逸涛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创作潮流》一书出版了。这是一本主要供成人高师专科起点的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使用的教材。与已经出版的各种高校当代文学教材相比，这本教材因其简明实用、重点突出、体制新颖而见长。”李老师编写这部著作，与其毕业后在湖北函授学院从事函授教学的经历密不可分，也体现了他对函授生、“成人高师起点”的中文系专科生的关心和帮助。

李逸涛老师不仅在学术造诣上颇有建树，而且热爱教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研究生。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蔚蓝教授就是李老师的学生，在李老师退休后，蔚蓝老师还经常向李老师请教一些学术问题。李老师桃李天下，教过的学生如今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成为所在单位的佼佼者，看着他们的成才，李老师的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

1997年，李逸涛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休，离开了他热爱的讲台。

退休后的李老师也没有中断自己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经常阅读书籍，和一些老师交流心得。李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平时喜欢写字，时不时也写写旧体诗词。在参加山东大学56级中文系毕业50周年的同学会上，李老师追忆起和好友石永灿共同读书的那段经历，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忆石永灿兄》：“历数同窗尽俊贤，吾兄永灿善歌弦。清新婉转货郎曲，趣雅悠扬员。谐乐绕梁怡耳际，和声流水润心田。斯人已去知音在，恸哭幽吟祭九泉。”这首诗写的是1960年夏，李逸涛老师和陈其相、孙钧粱、马兆华、钱碧湘、李淑端、颜秀文、张伟等人演唱员，石永灿伴奏的往事；只是，当年的石永灿已经不在人世了。李老师的诗作中流露出对故人深切的怀念。

当年一同游览大明湖的友人如今都已满头白发，一些好友也永远地离开了李老师。在老同学的聚会上，李逸涛老师感情真挚地写下了三首感怀诗：

老同学聚会感怀

一

韶光流逝忆年华，最喜同窗翰墨缘。

岁月蹉跎挥不去，情深似火耀中天。

二

几度秋冬几度春，重逢俱是白发人。

健康快乐攀高寿，夕阳余年善自珍。

三

同窗聚会最难寻，把盏开怀泪满襟。

何日琴台迎远客，高山流水会知音。

“翰墨缘”出自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补遗》卷五：“莆田吴荔娘题云：‘他时理棹苕溪上，好结香闺翰墨缘。’”在李老师看来，写诗是对友人最好的怀念，他的感怀诗对充满了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追忆，也流露出历经沧桑后的洒脱与豁达。李老师不仅怀念着他的那些同学，怀念着存放青春记忆的山东大学，也深深地思念着他的老师。在《我与孙昌熙先生》这篇回忆文字里，李老师详细地回忆了孙昌熙先生对他在求学路上的帮助和指导，言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