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论文十篇

社会建设论文篇1

“和谐社会”是否能够创造？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不断探讨的问题，历史上各名家也是争论不断，例如：孔子就相信，和谐社会是能够实现的。在他的生平中，他认为人性本善，只要政府官员能够秉承孝道，必然能够智能正确执政。而通过对人们施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培养他们的孝道仁德意识，必然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又如：孟子认为人们均有一颗怜悯的心，只要国家管理者能够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和谐社会也必然能够实现。用现代话语来表达，两位圣人认为人性中本身就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材料，只要

领导者身体力行，因势利导，满足人的必要物质需求，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和谐社会是可以建成的。

但是“性恶论”者则认为，人性皆恶，并且与秩序相冲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冲突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同时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利益需求的基本满足，第二是社会道德对人性的约束和改造。

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培育“四有”公民作为根本任务，把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途径。和谐文化建设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强调要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注意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等，都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体不可分割、不能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进步、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创新服务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同志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这就要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第四，坚持民主法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方面，都应当注意在采取一定措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律意识和制度建设能力，推进思想文化生活有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导“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树立了典范。

三、加强机关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政治理论和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1.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中，把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精神文明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实在的教育课题，又紧紧围绕“为谁话着、为谁工作、为谁当官”等根本性间题，着力加强人生目的、人生评价、人生追求等总体观念倾向的引导，使教育既贴近千部、群众实际，又始终有主线贯穿。在人生观教育中，围绕“做什么样的人”的主线，进行“做有理想信念的人”、“岗敬业的人”、“做克己奉公的人”、“做忠诚老实的人”等教育，使观念引导小中见大，富有针对性和思想性，使干部、群众喜闻乐见，从中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育。随机指导和系统引导相结合。人生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运态发展过程，观念引导必须循序渐进。要针对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间题与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失时机，不拘形式地进行随机教育，由事到理、点点滴滴地熏陶、启发、潜移默化，提高觉悟，使大家“于细微”之处得到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干部、群众在确立人生观过程中思想发展变化规律，抓住一个时期的主导动机，有计划地主动安排教育，较为系统地推进观念引导，由理到事，提高干部、群众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自制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成缺。只有加强随机指导，精神文明教育才能“短、平、快”地渗透到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如果满足于这一形式，忽视系统引导，会使教育零散无序，缺少集体性，难以使他们完整连贯地受到教育，也不利于把随机指导点滴渗透效果贯连成线，形成系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唯有把两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深入。

2.观念引导和行为指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的目的是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干部、群众的行为，在新形式下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坚定地朝“四有新人”的目标要达到此目的，不能离开正确的思想规范和调节干群的行为。观念引导是行为引导的基础和前提，而干群良好行为养成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观念引导并不能代替行为指导。在精神文明教育中，应注重把思想观念上的引导适时落实到行为指导上，使干部、群众既知其然，又行其然，仅弄清基本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明白善恶、美丑、荣辱，而且知晓应当怎么做，不应怎么做，自觉遵守道德法律、纪律等规范，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为官，做到知行统一、学用一致。只有这样做，精神文明教育才能见诸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切实起到净化风气、弘扬正气的作用，有效地推动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3.政治信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要利用机关政治学习这个主线，把理想信念落实到行动上。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它的实在内容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实践和言论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和判断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根本标准，又是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源泉和动力。只有这样，理想才能成为最切实的真正理想。光说不干，光想不干，或者光想大目标，不干小事情，理想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也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实现理想，不能靠“天上掉馅饼”。理想不能只是写在纸上，停在嘴上。而要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从眼前做起，扎扎实实地干下去。一个人只有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社会实践中，理想信念才有厚实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因此，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把信仰和理想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去，把今天的努力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高楼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做砖、做瓦，脚踏实地踏实工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像孔繁森那样，从自己平凡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起。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光和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志所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机关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社会建设论文篇2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社会建设论文篇3

一、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必要性

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投资者的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股东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投资者担心一旦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证券市场无法及时消化，会造成股市价格的大幅度回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是，从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变现流通，以至于长期沉淀，既不能有效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利于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结构，盘活和有效利用这些国有资产。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仅仅限于其所代表的国有资产不能盘活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它还带来一系列十分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当初开放证券市场，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图通过证券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出困境，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然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将上市公司股权分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将近70％，这部分股权是封闭的，由政府或上市公司主要发起人集中掌握，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因为送配股而增强。上市公司真正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总额一般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左右，且高度分散于广大股民之手，这部分股权高度大众化。上市公司的这一股本结构削弱甚至完全摧毁了股份制的法人治理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与改制上市前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在股东大会里，无论是实行累积选举法(即不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对结果的完全控制权)，还是实行直接选举法(即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完全控制权的“一股一票”，我国目前使用此法)，都不可能动摇国有股、法人股的优势地位。众多分散的小股民既因为各自股本太少而没有联合起来行使监督制约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积极性，也因为联合的组织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过于昂贵而不可能联手与国有股法人股相抗衡。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份制流于形式，一些企业并未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因此不可能达到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可能真正取得好的经营绩效，以至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落空。一些企业通过股票上市，从广大股民那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企业财务状况暂时好转，长期积累的问题暂时被掩盖，但随着这笔资金的耗尽，企业很快会重新陷入困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效益逐年滑坡趋势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时，过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其实，纵然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包装问题，但是，一旦企业上市成功，就会无一例外地从股市上圈到大笔资金，即使原来企业效益和实力(比如财务状况)并不如公开披露出来的好，也会因为平白无故地突然得到这么一大笔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资金而彻底好转。所以，只要企业上市成功，应该说，无论上市前有多么差，上市以后从财务和管理会计的角度看，起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企业的起点。如果企业能够好好利用从股市上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借着改制上市的机会转变经营机制。踏踏实实加强经营管理，那么即使当初是包装上市的，效益也没有理由出现普遍滑坡的趋势。上市公司效益出现逐年滑坡的趋势，根本原因仍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并没有丝毫改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因为改制上市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是单纯为了融资圈钱的需要。

实际上，绝大部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只是凭空虚设一部分所谓流通股公开发行上市，并不是将已经存在的一部分实质性资产出让给(哪怕是溢价出让给)广大股民，企业原来的实质性资产则通过包装折合成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保留在原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其中的虚增部分数额十分巨大。企业包装上市，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本质上属于经济诈骗，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彻底予以纠正和惩处，不能因为上市的是国有企业，上市可能“有助于”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就姑息养奸，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国有股、法人股与现在的流通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或出资方代表也不至于置市场规律于不顾，将计划经济的东西披上股份制的外衣。如果国有股、法人股可流通，那么其持有者必然会积极追求证券市场溢价的好处，即使为了控股，也会改变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僵硬地控制企业，这样就不得不遵从市场规律，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股价得不到追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在市场特性上与现在的流通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企业上市时的过度包装和虚假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才产生或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包装、虚假信息披露和过度的投机炒作问题。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就会使我国的证券市场保持合理的股票供给和需求关系，不至于供需过于失衡，股票价格过于偏离其价值，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泡沫，规范投资者行为。而且，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会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竞争性，如果过度包装，信息披露虚假，即使一时得逞，欺骗了投资者，但是，一旦真相败露，企业股票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原来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市场价值也回复到正常水平，甚至更低，从而使弄虚作假的企业遭到惩罚，其损失可能要大大高于从过度包装中一次性骗得的收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其市场价值也是虚拟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市场价值回落风险，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忧。

吴敬琏等教授批评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其实，问题的根源依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对这部分股票的管理只能继续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而国有股、法人股又在证券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流通股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以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至出现我国目前这种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控制手段来管理在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市场中市场因素最为活跃的证券市场的怪现象，当然也就不能完全避免不当干预的不良后果，甚至出现政策市的“松紧”恶性循环。如果不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票供给和需求失衡，投资者对企业上市融资就不会是被动的接受者，企业上市融资时就不会不担心甚至撇开证券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发行风险，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上市额度上，不得不苦练内功，尽力提高自身价值。现在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只要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待上市的企业和券商就有激励继续冒险，过度包装，披露虚假信息，上市成功以后得到的高收益足以填补包装中留下的缺陷，支撑一年以上的会计业绩。

在二级市场上，因为股票供需失衡，泡沫本来就很严重，对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层监管的松严变动自然会很敏感，政策市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加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法人治理结构无效，投资者不可能对企业经营真正产生影响，长期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风险很大，不得不以追求股票价格的短期溢价为主要目标，追逐收益最大化的机构投资者同样也不能免俗。相对于股票内在价值的变动而言，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对信息更为敏感。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特别是内部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和所谓的大户股民天然具有相对的优势，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更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更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政策层面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二级市场混乱局面，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都十分显著，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发挥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保险型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从1986年起开展了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基本的做法是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将“企业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1995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我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一般论者，特别是证券业和部分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士，在讨论我国养老金制度时，都认为我国对养老金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并且对现收现付制大加挞伐。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际并非单纯的现收现付制，而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形态，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属于现收现付模式，而个人账户部分则属于基金积累模式。在养老金给付构成中，基础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30％，可见，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甚至有些稍微偏重基金积累模式。

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以至有些方面呈现出现收现付制的假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明显的制度转轨特征，当初设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时，并没有对旧体制下的养老保险欠账采取专门措施，而是寄希望于暂时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满足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支付需求。这就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当我们谈到我国养老保险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时，一般也没有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说是收大于支还是支大于收，本质上是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混为一体，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基本养老账户的亏空，忽视了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性质，暂时掩盖了基本养老金账户的巨额赤字现状。

这种筹资模式符合我国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实条件，有其合理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来不及建立个人账户，甚至也没有积累起能够保证基本养老金发放所需的资金，这部分养老金给付只能由国家包下来，但是实践中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指望依靠现有的社会保险缴费，加上少量财政拨款加以解决。至于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则指望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等到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老人”养老金给付问题自然消失，再腾出力量充实个人账户，实际就是想利用代际之间的时间差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和做法危机重重，很难实现，而且负面影响很大。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给付彻底分开，真正做到专户管理，不要相互挪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应该真正积累起来，保值增值。可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妥善解决养老保险金的欠账问题(或者说是养老保险制度中“老人”的全部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以及“中人”的部分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放弃动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错误做法。依靠财政拨款解决养老金欠账问题不太现实，财政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而且因此而增加财政收入同样是增加在职人员的负担，在性质上与挪用个人账户养老金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动用存量国有资产。我国存量国有资产超过9万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盘活。从社会保险金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出发，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出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将所得充实社会养老保险金，特别是满足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老人”养老保险金需求，以及“中人”养老保险金中应该由国家承担的部分对资金的需求，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既主要应由国家负担，同时又不能依靠国家财政，那么资金来源只能是庞大的存量国有资产了。非经营性国有资本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家投资积累要承担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责，一般不能进行变现流通，适于变现的国有资本是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的大量投资积累。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则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会带有很强的保值增值能力，并且因此有条件具备比较强的流动性，很容易通过一部分国有资本变现筹集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即使只考虑由1000来家国有企业(只占国有企业的极小部分)改制而成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目前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7．8％，如果将这一比重降低到51％，那么就有478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1元计算，则可筹集1003．8亿元资金，如果将这一比重进一步降低到30％，那么就有597．5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元计算，则可筹资1195．32亿元，两者合计超过2000亿元，加上其他配套措施，基本可以满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

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结合模式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应该和拓宽社会保险金投资渠道，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保值增值问题一并考虑。可以考虑将准备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折股之后划入专门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基金财产，然后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或券商经营，实现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和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具体的做法是逐年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进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成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资产，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变现流通，满足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解决应该由国家负担的“老人”全部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和“中人”的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并将挪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填平补齐，解决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至于国有股、法人股的价格和折算问题，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不完善的实际，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的时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包装，加上二级市场投机气氛比较重，存在一定的股市泡沫，完全按照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变现流通显然不合理，也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再综合考虑市盈率因素，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适当溢价，最后形成国有股、法人股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时的划拨价格。当前我国股市市盈率平均在70倍左右，显然偏高，为了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应该虚设一个用以计价的市盈率，比如10倍以内，最高不能超过该支股票上市时的发行市盈率。这样，国有股、法人股的划拨价格就等于每股净资产乘以虚设的市盈率。

这样确定的价格与二级市场上的现行价格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诱使社会保险基金托管人和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急于将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造成太大冲击。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市场风险，可以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步骤上定出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在证券市场逐步规范的同时，对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处理。比如按照划拨价格与证券市场现行股价的百分比对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计算。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实际怎样折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要在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养老保险金领取者的利益，完全以市盈率很高的二级市场现行价格为基数折股可能就不合适，也许需要稍稍缩小这个基数。这种价格确定方法应该说是经得起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考验的。如果完全按照部分人的设想，给国有股、法人股定价特别低，比如不到流通股价的1／10，不但有违公道，管理层难以接受，而且不利于尽快筹集养老保险金，对证券市场未来发展也不利；如果完全按照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张，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同股同价，既会严重打击股市，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国有股、法人股划拨社会保险基金的流量和时间的选择，可以一次性划拨完成，也可以根据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分期分批划拨，从筹集资金，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角度看并无太大的区别，可是，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期分批划拨可能就不如一次性或较快地完成全部划拨工作好。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一旦划拨到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虽然一时没有上市流通，也十分有利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弊端，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社会上还有一种先变现后划拨的方案，即直接变现方案。这种方案主张直接将国有股、法人股在证券二级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补充养老保险金。与我们这里设计的方案相比，虽然这种方案也考虑通过逐步分批上市来减缓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但是，相比之下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仍然要大一些，而且，这种方案也没有充分考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因而付出的代价要高一些，需要更多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才能满足社会保险的需要。

我们的方案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是与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和完善连在一起，并且通盘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解决了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以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空账问题和保值增值问题。现有的养老金领取者资金给付以10年期计算，由国有股、法人股组成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可以分10年从容地完成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和养老保险资金筹措任务。在这10年期间，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所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数量逐年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即使最后仍然持有一部分股票资产，那也纯粹是为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实施的正常的资产组合策略的结果，已经与特殊的国有股、法人股减持没有关系了。在进行国有股、法人股变现的同时，可以考虑为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提取一部分资金，归还原来的挪用亏空，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然后进一步将原本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成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转变为专门为个人账户保险基金服务的养老保险基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为将来的退休人员(即现在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所谓“新人”)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创造条件。

对于养老保险金进人证券市场，目前社会上存在若干十分流行的错误看法。为了论证养老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必要性，有的人提出养老保险金入市不但可以实现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筹资，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运作解决社会保险金的历史欠账问题。这种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系统性风险很大，容量也有限，根本无力满足庞大的社会保险金的筹资需求，将养老保险负担转嫁给股民也不公平。每年抽出大笔资金满足养老金给付需要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了，也只能作为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依靠证券市场为社会保险事业筹资的。我国养老保险中属于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如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否则就失去了现收现付性质，增加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负担，而且，即使有少量资金结余，也应该以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十分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国库券形式持有，以满足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给付需要。真正能够投入证券市场的只有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它属于基金积累式的，而且资金筹集与给付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不但有条件进行各种投资组合，客观上也需要保值增值，但是现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处于空账状态，严格地说养老保险是没有多余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

当然，一旦解决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账问题和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个人养老保险基金真正积累起来，那么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将十分庞大，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人口与劳动力状况，恐怕要形成能够与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资金相提并论的第三股资金力量。那时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也会十分显著。解决社会保险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保险金的商业化运营，其中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是重要内容。目前在社会保险金积累比较少，证券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以间接方式为主，可以考虑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封闭式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将来也可以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甚至少量进入房地产市场。随着社会保险金的积累，特别是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充实和积累，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从效率角度考虑，没有必要专门成立新的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该以委托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主，投资实物资产应该以委托给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为主。

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上，也可以首先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力量，在通盘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的大背景下考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问题。国有股、法人股规模十分庞大，除了满足社会保险金筹资需要之外可能仍然绰绰有余。将国有股、法人股交由国有投资公司经营，由国有投资公司选择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四、结论性评论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涉及面很广，既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又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将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结合起来，单纯考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实际也很难行得通。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工作应该加紧进行，并且要优先保证社会保险金的需要，不能挪用。要将这件事做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配合，采取许多配套措施。

社会建设论文篇4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

（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

（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

（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5。

社会建设论文篇5

摘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政治文明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正确理解和认识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社会阶级关系和体现这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进步性、民族性和兼容性五种基本特征。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大有滋长蔓延之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有缺陷。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根本上扫除腐败现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对世界各方面各领域带来影响和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面临挑战。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开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企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西化”、“分化”，就必须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这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人世之后，PTO规则对各成员方面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一成员要享受WTO的权利，同时这些原则、协议又要求对政府部门的职能、管理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造，增强政府改革的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5.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和探索，实际上已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到了议事日程，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文明观，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了研究和探索。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捍卫社会主义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S。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休.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理念之中，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了不朽功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依据世界多样化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解决各种新问题过程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文明应该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奋斗目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制度创新为行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思考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观，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新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当前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文明搞上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体现我们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致要求，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倡导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的新理念，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体现。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将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巩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一个新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根本问题，从“六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纳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所实现的小康社会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任务，因此把握这一根本问题在于认识、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正确贯彻并不断改进。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的地位，源于党的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志也指出:”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按照这一要求，一方面要以改革的精神深人探讨党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探讨派参政议政的形式问题，解决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权力体系并轨的问题和派参政议政在权力机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更好地统一起来增强实效，更有利于党领导和支持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党要按照宪法的规定，使自己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民主化。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体现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当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除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必要的机制和法律保障之外，还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逐步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范围，使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政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

3.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实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翅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

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不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自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责权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同时还要增强司法过程的透明度，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法律意识，增长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使人民掌握法律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和相互作用达到更为科学合理，就必须按照同志提出的“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执政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的权利进一步实现，法律法规不断完备，各种监督渠道畅通并发挥作用。

二是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保证。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同时，实行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拓宽监督的渠道，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在制度和法律上加以保障。

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和权利范围，势必也影响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所以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要以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进一步健全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使党员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

社会建设论文篇6

关键词：安全文化；功能；建设路径；和谐社会

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工作，但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重特大事故仍然高发。据统计，我国近几年每年发生各类事故平均在80万起左右，年死亡人数平均在13万人左右，事故导致的伤残人员大致为70万人，因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约2500亿，相当于GDP的2%。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年均在130起左右，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恶性事故年均在15起左右，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大恶性事故每年至少有1起。和谐社会，安全为先。各类事故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成为当今最不和谐的音符。

事故的发生除了同我们所处的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制造、采矿等第二产业为主，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等客观条件有关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安全文化重视不够，社会成员的安全素质低，安全意识差。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2006年6月中旬执法检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是由“三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人为因素引起，重大事故百分之百是责任事故。人的因素，既有人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意识因素，也有观念、态度、品行道德、伦理修养等更为基本和深层次的人文因素和人文背景。人们的安全素质较低是我国安全法规难以认真执行、安全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安全方针难以深入贯彻的根本原因。建设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目标是提高人的安全素质，只有提高了全民的安全素质，作为政府和单位的决策者，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安全生产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效率的关系，在决策和生产经营中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加大安全生产的投入，实现安全生产的保障条件。作为员工才能遵章守纪，规范操作。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在安全生产问题上政府与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长期存在的种种不协调，有效地预防事故。因此，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升安全理念，更新安全观念，丰富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是有效遏制事故发生的治本之道，也是构建本质安全型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一、安全文化的功能

安全文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安全生产、事故防范的重要基础工作。它是人类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所创造的观念、行为、物质的总和。主要包含了一定社会的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和安全能力、安全行为方式等内容。

安全文化因其无形而无处不在，是融入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让人们自觉感受与遵守的一种环境和文化氛围。它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力量感召下，能激发人们安全生产、关心他人、珍爱生命的安全理念，从而达到控制管理者和操作者不安全行为的目的。安全文化的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导向功能

通过倡导和建设安全文化，全方位、多层次、多途径持续而广泛地进行安全知识的传播，使广大社会成员获得丰富的安全常识和安全技能，建立起科学的安全道德、理想、目标和行为准则；更新安全观念，形成有利于保障安全的安全价值观、精神风貌、思维方式、职业行为规范、舆论、风俗、习惯和传统等，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元素。

（二）规范功能

大量事故的发生都与人们的行为失范有关，安全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各项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认识到安全的全部内涵，实现“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直至“我会安全”的跨越，从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安全行为，并帮助他人规范安全行为。

（三）组织协调安全管理功能

安全管理不同于任何专业性管理，不是只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而是对所有方面所有人的管理。在安全管理中，一是需要对安全决策执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协调；二是需要对单位中各部门在安全职能关系上进行协调，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顾此失彼。而这种协调需要统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作基础，否则，协调就会失灵。这种组织协调功能正是安全文化所特有的。

（四）保障功能

即保障社会生产、生活进入安全有序状态。实践证明，单靠改善安全生产设备设施，并不能保障安全无事故，还必须要有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不论是提高管理水平还是提高职工的安全素质，安全文化是基础。

二、当前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文化的社会宣传、普及不够

安全文化的社会普及、推广重在建设。由于我们在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重形式，轻内容；重理论探讨，轻实际应用；重专业安全文化，轻基础安全文化的问题，倡导、弘扬和宣传安全文化在全社会还未形成大气候。安全文化的宣传、普及还没有或很少进入机关、学校、社区。2002年6月16日凌晨，北京“蓝极速”网吧发生大火，造成24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后，杭州一名网友在网上沉痛留言“不要让无知伤害我们”。这位名叫lijy6847的网友这样说：“我在小学到大学，我接受了15年的正规教育，但是这么多年没有一堂课是教我们如何应付突发灾难的”，“如果我们也从小受过安全教育，那么那些被烧死的大学生在踏入那个‘夺命网吧’的第一时间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场所，是一个在发生火灾时极难逃生的地方，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在这个网吧上网。”……据2006年的一份对我国国民消防安全素质的抽样调查显示，48.6%的民众在火灾发生时不懂得如何逃生自救，52%的人甚至不认识消防安全标志。自觉接受安全文化熏陶，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关爱他人、自身生命健康的良好安全文化素养的人还不多，社会安全的根基还不稳固。

（二）部分社会成员的安全价值观念模糊、错位

一些职工安全观念模糊，特别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关系不平等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拿生命作赌注。把安全操作与提高效益、提高效率对立起来，为了追求产量和奖金而拼设备、拼体力。“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缺乏高层次的安全需求。我们的经营者、管理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安全价值观念错位，普遍存在重财产、轻生命，重生产、轻安全的思维倾向和行为习惯。这同我们传统、固有的文化有关，因为我们的文化根基是道德，讲感情，讲境界，但缺乏科学精神。另外，安全价值观念错位也同我们的政府官员、生产经营者、管理者不正确的政绩观、效益观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举国上下的中心工作，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旋律，而且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而经济效益、税收与利润则成了衡量企业成败的唯一指标。因此，形成了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乃至效率至上的观念。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程度明显地超过对生命与健康权的尊重。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更是唯利是图，为获取高额利润，不采取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甚至与职工签订“生死合同”，以此作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手段，在随时发生事故的情况下组织生产，把劳动者承担的风险提高到临界点。

因此，广大社会成员对安全文化的认识和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还有待引导，其安全观念、安全意识还需要通过安全文化建设进一步培养。

（三）职工，尤其是民工的安全文化素质较低

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的局面，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镇转移，仅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就在8000万人以上，他们大多数从事高风险的基本建设和密集型劳动产业。在这些民工中，高中文化以上仅占13%，小学文化为29%，文盲与半文盲达7%。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相距甚远。

（四）安全文化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创新意识不够

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循序渐进。一些党政部门对安全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了解，对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在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没有成立安全文化建设职能部门，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有关部门，仅仅从履行自身职责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安全文化建设的要求，但缺乏统筹安排、合理规划，在制定措施、分阶段落实上随意性较强。对安全文化建设的目标、宗旨、精神、风格、价值观、道德、誓言等安全文化构成要素缺少深度研究，规范不够，没有形成统一的安全文化建设模式要求。没有将安全文化建设同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就文化搞文化。方法陈旧，缺乏创新，跳不出“吹拉弹唱”的框架。以致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和职工，走进了“安全文化建设就是搞轰轰烈烈的运动”的误区，以为满墙的规章制度，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满嘴的安全词藻，大会讲、小会提就是搞安全文化建设，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此外，因安全文化建设需要基础设施、基础项目、人力资源等物质基础作支撑，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传播，而这些都需要足够资金的投入。由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投入少，使安全文化建设所需经费匮乏，严重制约了安全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

三、安全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理念创新，树立安全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安全社会，以人为本就要以生命为本，科学发展首先要安全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会上，也特别强调指出，要把“安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安全发展”的提出，是党中央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发展起点上做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安全发展观的实质是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损害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应始终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安全就是生产力，安全就是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树立安全发展观，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安全第一的哲学观，珍惜生命的情感观，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经济观，“三不伤害”的自保互保观，细节决定成败、安全无小事的行为观，预防为主的科学观。

（二）加强安全法制文化建设

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安全生产秩序的维护，事故的有效防范，除了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外，主要靠法律。目前，尽管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安全法制建设仍然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违法行为制裁、政府职责定位、《安全生产法》的配套法规和安全责任考核方面存在较大的缺憾，立法缺乏一定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安全法制文化建设，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现行的《刑法》、《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煤炭法》等对安全事故处罚标准过低应及时修订补充；要针对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对事故前的违法行为法律限定较少，缺乏相应的重大未遂事故追究和科学合理的责任考核体系的法律规定的实际情况，出台“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问责制”等相关法律或增补新的条款，以改变只要不造成人员死亡，再大的事故，企业也可以不报告，监管部门无法对事故查处的情况和安全责任考核中只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控制，忽视预防性和超前性管理的安全业绩。

2、制定、修订安全技术标准。安全技术标准是安全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安全技术标准的数量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有的行业至今没有完整的标准，现行标准中，有的制定多年仍未修订，技术指标落后。如事故状态下的“清净下水”如何处置问题，高含硫高压油气井井喷后的点火问题，在我国均没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价和安全规划审查，也缺乏标准规范和科技支撑，极易引发和放大事故。因此，要按照总理提出的“要完善安全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工作标准，使安全生产工作经常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及时制定、修订安全技术标准，并建立安全技术标准更新机制，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需要。

3、通过立法，理顺安全监管体制，解决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监管效率低等问题；要鼓励、支持部门和地方立法，作为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补充，推动国家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4、通过立法，优化现阶段行政、司法资源配置，建立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政府职能部门、公检法、纪检监察机关等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快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监管体制。

（三）依托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普及安全文化知识

文化共享工程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卫星网、互联网、有线电视与数字电视网、镜像、移动存储、光盘等方式，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由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2002年4月启动以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目前已初步建立五级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文化服务网络，辐射人群已过亿。当前，应将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整体服务框架中，建立安全文化专题资源库。依托文化共享工程，创新服务方式，在具备网络条件的地方，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在开通城域网、局域网的地区，采用镜像方式传输资源；在网络不发达的地方，通过卫星传送方式传输资源；在交通不便的地方，通过光盘、移动存储开展服务。积极探索通过共建共享方式与数字电视、有线电视、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全国妇联“美德在农家”工程合作，进行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法制观念，逐步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和技能。

（四）强化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方式，是提高人的安全素质的重要手段。但在目前这样一个缺乏社会责任的市场环境中，不能指望企业大规模培训员工，尤其是培训农民工。因此，针对我国国民安全素质普遍较低的实际，政府应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从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主动介入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这不仅事关员工的个人利益，而且也是一种国家利益。当前特别要注意解决培训人员不到位，培训计划不落实，培训考核不认真，培训过程走形式，培训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同时，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安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把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计划。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在所有中小学课程中增加安全知识课，在大学中开设安全技术课和安全文化讲座，以提高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安全素质。

（五）加强安全生产的社会监督

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将安全防范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普通公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和安全文化的形成。监督的内容包括对企业主及相关安全专职人员的监督，是否有问题；对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的监督，是否按规定制定了措施，措施是否落实；对职工安全培训情况的监督，职工上岗前是否进行严格正规的培训，并得到相关的证书；对生产过程的监督，是否有安全隐患。同时，还要创新监督机制，如建立健全安全信息公开制度；依靠和发挥工会等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依靠基层一线职工群众监督；完善举报监督制度；依靠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安全生产技术监督和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等等。促使政府、企业和安全中介组织重视安全管理，履行各自的安全职责。

（六）将安全文化建设纳入创建平安社会活动之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安全活动的参与面已越来越广泛，已从生产扩大到生活，从产业、工厂发展到社区、学校等公共领域。安全活动的主体也从职工扩大到大众、居民、学生。安全文化建设旨在为实现人类生产、生活、生存的安全目标，而重点解决人的基本人文素质问题，它必然对全社会和全民的参与提出要求。因为人的深层次、基本的安全素质需要从小培养，全民的安全素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安全文化建设作为造福于百姓的民心工程和打造平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应组织实施“全民安全素质工程”，并把其纳入到创建“平安村镇”、“平安社区”、“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等活动之中，落实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之中，使各具特色的安全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工厂、进矿山、进学校、进家庭，进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级基层组织，真正使安全知识入厂、入校、入街、入巷、入村、入户、入脑、入心，成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黄毅在经济论坛上的讲话[EB/OL]..

2、公众.请上好应急自救课[N].人民日报,2007-05-10.

3、李毅中.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EB/OL].http//chinasafety.省略.

4、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中国安全生产报,2006-01-23.

社会建设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法治文化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文化，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从而实现法治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国法治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挑战，不利于进一步加快法治化进程。第一，法治文化传统缺失。我国是一个拥有者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封建色彩浓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典型工具和手段。其中，由儒家思想文化和法家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社会进行统治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本身蕴含着恰恰是“人治”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新时期提倡的“法治”思想相背离的。而法家虽然极力主张“法治”，但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具有局限性，它实质上强调的是法作为统治人民工具的作用，法受制于权，法家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国家。因此，在封建社会，人治传统浓厚悠久，而法治文化传统则缺乏。此外，我国法治文化传统缺失还缘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而我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我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后，没有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开展切实有效的法治文化的宣传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有力保障。而法治文化宣传的多样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与成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法律、法治文化的种种宣传力度，但是在宣传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成为一个典型的问题。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的手段单一。当前，我国法治文化宣传手段仍然是单一的，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法治文化宣传系统。此外，很多情况下仍然采取理论灌输的传统方式，没有利用新媒体等其他形式的优势宣传。二是宣传的内容单一。法治文化宣传只是局限于法律条文和相关制度和政策，没有将法律与文化相结合大力宣传法治文化。传播主体没有在充分宣传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前提下，只是对法律本身进行宣传，效果不明显，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形式性的宣传，没有体现宣传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伴随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障碍，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已经明显得到确立。但是，面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折射出的诸多问题，着实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使社会主法治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奠定基础。第一，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为进行法治文化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随着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法律支撑和保证。当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已成为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做到这十六个字就要坚持在人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加强立法，切实保证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政治权，充分保证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要特别重视我国法律体系中薄弱环节，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立法需求和热点，立法机关要多听取群众的心声，结合实践研究，以便有效的维护人们的权益。通过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立法，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公民法治信仰。法治文化宣传就是要指导人们树立法治意识，通过宣传使人们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并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就需要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能够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发展。因此，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一要不断丰富法制宣传的形式。法治文化宣传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是将法制宣传扩大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上，拓宽法治文化的影响力。二是要丰富法治文化宣传的内容。法治文化宣传可以将实证研究融入到宣传中，从现实的典型的法治案例对人们进行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法治文化的宣传，要在宣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自觉尊重法律，将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作为基本原则。

作者:马永钊 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的研究范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6．

［2］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社会建设论文篇8

【关 键 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 政治文明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 政治文明 ，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 政治文明 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 政治文明 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反映。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我国 政治文明 规范尚处在系统建设之中，政党、团体及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领导层的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与政治文明不相符合的行为都是受一定政治思想支配的。它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化能力还不强，政治文明程度需要提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建设，进行引导，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事关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全局。

再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制度上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已经和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前面所讲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问题的存在，加上政治制度还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政治制度在执行中的合理性程度，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竞选，就会质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就会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推行等级特权与家长制，就会在事实上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以及官本位倾向，就会违背民主集中制。因而，有政治制度不执行和政治制度难以制约违背制度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综合性问题，它表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文明要以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为基础，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要以政治制度文明为保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思想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建设。在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则显得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政治传播手段发展，而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和规范这些发展有关。因此，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更显得突出和必要。

总之，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 政治文明 ，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概括了政治建设的丰富内容，而且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发展状态，指明了政治生活进步的方向。社会和人们总是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向往文明，憎恶野蛮；力求发展，避免停滞的。而社会文明总是各方面文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忽视哪一方面的文明，都会影响和妨碍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是根据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即目标中实现“富强”的目标，要靠物质文明建设，实现“文明”的目标，要靠精神文明建设，而实现“民主”的目标，则要靠政治文明建设。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物质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 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执行基本政策的相应举措。因此，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更加全面、协调，建设的战略举措更加完善。

第二，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治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复杂系统，如何既全面又协调推进各项建设顺利发展，既是一个复杂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前沿理论问题。从前面的理论阐述，可以将社会划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大部分。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是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是动力。物质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推动，使之呈现一种竞争发展的态势。精神文明建设，也确立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与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国情有关，也与 政治文明 建设没有明确向全社会提出有关。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但它集中的表现形式是政治。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中争取主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和科技的问题，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因此，政治文明建设事关国际大局。其次，从国内来看，我国不仅是一个广地域国家，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承受着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会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而且会使社会主体、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增强，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形成新的阶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建设进行协调和规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混乱与动乱，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江泽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带根本性、全局性的 政治文明 建设举措。政治文明建设决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价值取向；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规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和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层面开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从战略发展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建设系统。这一系统，如果按建设的任务、目标来划分，则主要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

为了结合我国实际和新的发展实际，切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任务，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2000年5月31日。)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明确肯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机联系，从而为探索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民主政治建设，是在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各种因素互动中进行的。就小康社会而言，民主政治将总是处在既迫切需要建设，又难于建设的矛盾状态之中。

一方面，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依托市场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冲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的束缚，从狭隘的地域关系和人际关系中走出来，成为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广泛联系，具有开放思维、开阔视野的社会个体；在交流与比较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更加全面的本质认识，既是人们政治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人们对全局事务以及政治关注、知情、参与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一种民主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人们增强了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面向社会竞争、自主发展的主体，主体性的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另外，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为人们增强民主意识，摆脱自发自在与愚昧无知状态，激发人们追求文明，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供条件；文化领域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既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以民主政治发展为特征，是突破价值取向单一性后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状态。

总之，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既有力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正确认识、适应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 政治文明 的进步，而且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在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发展和需要发展是一个方面，滞后发展与制约发展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从历史来看，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民主的传统相当薄弱，民众的民主意识并不深厚，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及文化条件也相对脆弱。因而，这种民主传统面对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就显得底蕴不足。一些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传，如等级特权、家长作风以及人治现象等，总要以不同的方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此，邓小平进行过深刻分析：“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之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其次，从经验教训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最根本的是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效抑制和消除封建专制主义遗传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难以得到强大经济的支撑与法制的强有力保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化集中，致使民主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且使封建专制主义以新的形式一度复活，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取向长期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抑制民主的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理、消化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而全”观念，高度集中的权力意识，人际依附的惯性，往往与封建社会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任人唯亲等残余混杂在一起，成为阻滞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顽症。再次，社会的民主意识与习惯比较淡薄，民主生活比较单一而且不成熟，其突出表现是，要么顺从专制或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忽视自身主体性；要么违反一定规范，不正确，甚至滥用民主，就是所谓“大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专制与“大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两极”表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我国民主与法制既不成熟，又不健全，这是对忽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惩罚，是社会的巨大不幸。“大民主”的政治斗争方式，冲击平等竞争方式；高度集中的强制统一方式，影响民主协商方式；传统人治方式，干扰法制规范方式。

总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会遇到来自于传统与现实、观念与体制等各方面的阻抗，它也只能在不断消除这些阻抗过程中，与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任何关于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自发论”、“无关紧要论”都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国家，使法律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范与保证。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就会走向专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就会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民主薄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法制疲软；社会主义法制无力，也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民主脆弱。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理性取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证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法制建设的目的，是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民主等各个方面，使人民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包括法制理论、法制思想、法律体系、执法机构、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在这些内容中，法制理论与法制思想建设，是法制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对其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制定了相关配套的法律条文，强化了司法、执法机构与队伍的建设，依法办事的风气正在我国形成，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应当承认，我国法制建设与过去相比，与德治建设相比，所投入的社会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法制建设的推进也比较曲折和艰难，这与法制建设所遇到的来自社会和传统的阻抗(与民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有关，也与法制建设中的有形建设，即法律条文、法制机构、法制队伍建设与无形建设，即法制理论、法制思想建设不协调有关。

我国既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目无法度和由“大民主”导致的混乱极为反感，渴望社会民主、平稳、有序，因而，加强社会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是社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于是，法制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法律条文大批相继制定并初步形成体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执法机构，迅速恢复和新建，执法队伍不断扩充，执法装备不断更新。这些社会成本投入之后，虽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普遍，执法系统发生了腐败现象，违法犯罪的情况危及社会稳定，群众很不满意。这一事实说明，有形的法制建设固然重要，无形的法制建设以及为法制建设提供基础和条件的建设，即法制思想建设、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缺少、不容忽视。如果有形法制建设没有相应的无形法制思想建设作为基础与思想上的保证，有形法制建设就会受到其他思想，特别是落后思想的支配，不仅起不到法制建设的作用，而且还会给社会制造麻烦和造成损害。同时，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民主建设作为基础，法制建设也会因为缺乏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而自行其是，有失公正，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建设的障碍。另外，法制建设如果没有道德建设的配合，执法人员缺乏内在道德法庭的审理，执法的不道德行为就会直接损害法制的诚信与威信，引发社会上的道德失范，冲破道德底线而走向违法乱纪。因此，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制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顾，把有形建设与无形建设、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法制思想建设与法制教育。法制思想建设，主要包括法制理论建设和人们法制意识、观念的培养与提高。法制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包括法制的科学理论与法制的价值理论，着重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需要法制与如何正确实行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形法制建设才有正确指导和牢固思想基础，才能真正走向法制自觉，否则，只会是法制自发。法制自发必定引发法制建设的许多不确定性问题发生而导致法制建设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

法制思想建设在我国特别重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缺乏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制意识、观念比较淡薄。二是我国是一个富有伦理传统，重视德治的国家，人们在行为规范上，比较注重内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自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解决内在思想问题为主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富有传统和优势。因此，要使有形的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认识和尊重民族的这一传统，发挥其优势。而且，法制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治本建设，它同道德建设的功能一样，就是注重用人的内在控制人的外在，这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探索治国齐家修己的基本思路，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重人的内在思想建设的思路，是以充分尊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的。没有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法制只会成为一种外在性控制或强制，而这种控制或强制，要么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要么难以持久维持下去。而有效的法制思想和道德建设，不仅可以减少社会摩擦与冲突，而且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所以邓小平强调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他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人都懂得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既能依法行事，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社会建设论文篇9

“孝”作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道德伦理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历代统治阶级都极为关注和崇尚。所以，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于“孝”的文化体系。孝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不同时期给它注入了不同的内涵。孝文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孝文化是指社会、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保障、精神赡养、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简言之，孝文化就是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的总称。广义孝文化包含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内容，并将孝的内涵从家庭伦理进一步扩展到对国家效忠的态度上。传统孝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农村孝文化起初只是调整农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并没有家庭之外的社会规范。随着历史的发展，孝道逐渐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农村孝文化逐步同社会的文化、政治、法律相融合。广义的孝文化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分析。

(一)从精神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观念体系，即“孝德”

“孝”字最早发现于殷商甲骨文中，这表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西周以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孝的文献记载。《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的象形意是指年轻人背着老年人，象征着和谐的亲子代际关系，因而孝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尊重和爱戴的美德。总之，“孝”是孝敬长辈、赡养父母、善待老人的一系列观念。孝文化历来受到中国普通百姓和帝王将相的极力推崇。在古代，孝敬父母、光宗耀祖、效忠君国成为当时人们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当民众将孝行从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扩展到社会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并形成统一观念时，孝道及孝行就演化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深刻地融入到了民族的观念系统。

(二)从行为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践行“孝”的具体活动，即“孝行”

第一，最基本的“孝行”包括养老、敬老、送老、祭老。《礼记•祭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养老就是照料老人生活起居，使老人吃饱穿暖。敬老就是精神上尊老爱老。送老就是老人过世之后，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礼节风俗为其送葬、尽孝。祭老则是清明或老人的祭日，子女举行祭祀仪式对老人寄托哀思。第二，家庭孝敬，包括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友爱。家庭中夫妻之间要平等和睦，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父母对子女要关心、照顾，要尽心尽责养育子女，教育子女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还要教导子女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第三，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效忠国家。孔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即一个人最大和最理想的孝行就是建立功业、扬名于世、显赫父母。这里的孝除了指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顺，还指在社会上小辈对长辈的尊敬、礼让。孝的最终衍伸是效忠国家，就是人们要听命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封建社会君、国一体，孝就表现为爱国。一个人的成长、立业、处世，始终都贯穿了“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孝”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三)从制度层面分析，孝文化是关于“孝”的伦理准则，即“孝道”

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孝道”宗法制度早在周朝初期已经制定，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孔孟儒学则提出了孝的具体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说，使“孝”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统治者标举“以孝治天下”。宋明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宣扬孝义、倡导孝行，在选拔和考核官吏时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标准。至此，孝的本义从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道德规范，从人际关系扩展到政治法律关系。

(四)从物质层面分析，孝文化还包括关于“孝”的物质载体和活动载体，即“孝形”

孝文化在中国绵延数千年，孝文化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的传承和弘扬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活动载体，包括与“孝”相关的人物、传说、典籍、民俗、礼节、碑文、建筑等方面。对“孝”论述的论著如《孝经》《礼记》《女儿经》等文化典籍;有以孝命名的城镇，如孝感;有丰富多彩的孝的故事传说、孝的代表人物;有众多的关于孝的遗迹碑刻等。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这一民俗活动历经六百余年从未间断，就是典型的孝的活动载体。这些物质和活动载体都是当前传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一)强调精神赡养

自觉善事父母是新农村孝文化的基本内涵，儿女要自觉奉养父母，使双亲颐养天年。善事父母包括物质供给和精神赡养两方面。物质供给是善事父母的较低层次和基本要求，指尽己所能，从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精神赡养则是较高层次的奉养，在满足老人物质需要基础上关注其精神需求。当前新农村的孝文化则应更多关注“精神赡养”。(二)强调“生命价值”《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要践行孝道，首先要保证行孝者和被行孝者生命的健在。为人子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行孝，即珍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是孝行的体现。当今社会的生存压力大，个别人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点困难挫折就轻生，留下年老孤独的父母。这是一种非常不孝的行为。

(三)建立“平等原则”的新型孝道

旧的孝道强调子辈对父辈的绝对顺从，是条“单行线”。新型孝道则是“双行线”，核心在于子辈与父辈的平等对话，而不是对父辈权威的盲目顺从，更不是父辈对子辈过分纵容。新型孝道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交流和理性之爱。

(四)及时行孝，厚生薄死

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有很多人认为，等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了再来孝顺父母。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可能会突然离世，行孝已晚。有人为了弥补缺憾，并受封建迷信的影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办豪华葬礼。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孝道应破除旧时代的丧葬陋俗，大力提倡趁父母健在时做到物质和精神赡养，并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丧葬新风。

三、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及其特征

(一)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来历及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

衢州市作为“南孔圣地，孝贤故里”，近年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了儒家文化发展的典型。农历正月十八为衢州市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相传余氏始祖守益公(明洪武年间)有一女儿，守益公非常疼爱该女。在女儿出嫁后，因思女心切。守益公在每年正月十八都叫其女回家尽孝。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由此得名，历经二十二代子孙的传承，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甚至在时期也不曾中断。每年正月十八，出嫁的女儿都会回到娘家团聚。在过去，女儿上午回家孝敬父母，下午到余氏祠堂祭拜祖宗，参加村里的民俗活动。“女儿节”当天的主要活动有:请佛赐福、祭祖、走马灯、舞龙灯、唱戏等。而今的“女儿节”与古时不同的是，它扩大了活动范围，女儿们会带上亲戚朋友到娘家聚聚，并与同村的“女儿”交流工作和致富信息。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代代相传不间断，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活动形式简单而隆重，是因为它过滤了繁文缛节，遗留了文化的精髓;活动内容丰富而务实，是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孝、德、伦、礼等这些最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十八十八，女儿回家。”这个专为女儿而产生的习俗，在古代是破除男尊女卑传统的表现，在现代是孝文化、和谐社会的最好体现。2011年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确立了“尊重女性、崇尚孝道”这一宏大的文化主旨。正是从那一天起，余家山头村的“女儿节”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走向了更高的文化层次，注入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余家山头村“女儿节”的特征

1．浓郁的地方性。

女儿节民俗活动内容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请佛赐福、祭拜祖先、走马灯、舞龙灯、唱大戏等都是地方上流传甚广的习俗，体现了地方民俗节庆特点和鲜明的地方性文化特色。

2．悠久的历史性。

余家山头村“女儿节”孝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历经六百余年、二十二代子孙传承，至今从未间断过，在当地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

3．独特的超前性。

在古代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地位低下，根本就没有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因此不可能会以女性的名义来设立一个节日，而余家山头村却恰恰相反，传承着尊重女性的“女儿节”。这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宗旨。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孝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加强学术研究，把握新农村新型孝文化的时代内涵

余家山头村已经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有衢州市文化局负责人、文联、作家协会、民俗专家、大学教师参与的孝文化研讨会。对当代新农村孝文化展开了深度研究:认真理清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孝的当代涵义、当代特征及当代价值;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了解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针对当前新农村养老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展开系列研究，为新农村孝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及方法建议。

(二)孝文化教育常态化

孝文化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青少年的孝文化教育。对农村青少年进行新孝道理念教育，使青少年懂得尊重、爱戴、孝顺自己的父母。这也是爱党爱国的基础和前提。要把孝文化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范畴，学校要开展各种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孝道教育。二是对全体村民开展孝文化教育。无论何时，家庭永远是农村老年人的第一生活场所。家庭的和睦及家庭成员对孝文化认知和践行状况，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从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需求者增加，而养老资源的供给者减少的现实困难出发，政府要对村民展开各种形式的孝文化教育，使每个人对“孝”都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设立专门机构落实农村孝德制度，建立孝德管理长效机制

要落实好农村孝德制度，使孝德管理工作日常化就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在村委会建立孝道奖惩机制，树立孝德典型进行表彰，促使村民孝德观念的养成。余家山头村每年“女儿节”都评选并表彰“好女儿”“好媳妇”。2011年评选出了“好女儿”26名、“好媳妇”46名并予以表彰，还建立了“孝慈善”基金。该基金针对本村生活困难家庭的老人予以帮助，为该村的孝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2011年9月，该村好媳妇邵玉仙被评为柯城区第一届“十佳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

(四)要强化法制监督，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与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力相比，运用法律规范人们的孝德行为、强化人们的孝德意识是很有必要的。政府要完善对农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机制，做到每个乡、镇都有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村都有法律援助联络员和调解员，不断把援助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使农村养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部分农村家庭尝试签订了《家庭赡养协议书》和《继承财产办法协议书》等，减少了多子女农村家庭中的赡养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政府可以对这些有益探索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解决当前农村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倡导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险

社会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法制舆论监督

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点、最大的优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此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一、政治文明建设要着重解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联系，这是由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主人这一本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还进行了政治体制方面的其他一些改革。现在党中央又提出了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可见这种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又是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密切相联系的，所以党中央又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政治权力传承交接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都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应该提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以解决，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制定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守则

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免不了要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对于当政者、掌权者，除了一般的为人之道外，还应当提出更严格的、更有针对性的政治伦理要求，这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一项重要内容。

为政者的诚信应当成为第一要务。瞒上欺下、搞数字政绩、报喜不报忧，尔虞我诈、妒能嫉贤者不配当领导者。

为人正派、公正是为政者的必备条件，对人对事都应秉公办事。对近者亲远者疏，对敢于监督揭发自己者怀恨打击报复者也不配当领导。为政者是人民的公仆，执政为民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者不但不能当政，而且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政者必须勤政爱民。吃喝玩乐、腐化堕落，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者，不能当领导。

为政者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宽对人严者，不配当领导。贿选拉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要严肃查处，绝不能让其坏了政风政纪。

与黑社会相勾结，充当保护伞，称霸一方，危害百姓者，应当坚决制裁，决不手软。

小肚鸡肠，大事不闻不问；遇有责任互相推诿、上推下卸，遇有权利互相争夺、各不相让，不能团结共事者，不能为官。这里提到的有些问题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但是对于为政者、掌权者先作为政治伦理的要求提出，如果触犯了刑律，当按法律加以制裁。

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要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的文明建设也要协调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改革，但相对比较滞后。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舆论监督与民意调查

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建立畅通的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

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并不太害怕群众监督，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他们却非常害怕舆论监督，他们的腐败行为一旦在媒体上曝光，就很难逃过党纪国法的惩处。所以，舆论监督是防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武器。当然舆论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此，它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得到落实的好助手。

现在，我国还未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对媒体的管理还停留在政策管理的层次，还未上升到法律管理。怎样在媒体的责任与权利之间求得平衡，既能体现宪法中的有关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原则，给媒体以法律的保护，又能体现媒体自身的责任，加强自律、责任意识，在媒体违规违法时可依法制裁，是有不小的难度，但总可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来加以解决的。

与舆论监督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舆情即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的建设问题。这种机制我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还不是很健全、很规范、很畅通、很有影响力。在我国早已有党、政领导机关接待上访信访的机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还只能被动地接受送上门来的信息，还缺少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包括就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各级干部的考核等重要事项主动地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的机制。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民调机构，某些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民意、民调的内容，某些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些调查民意的措施，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雏型，很不规范、也缺少影响力，急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促进和规范，使之成为独立的、规范的、透明度高的、公开公正的民调机制，使之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党治国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