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十篇

时间:2023-04-07 17:09:19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1

一、案件防控工作的指导思想

案件防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提高对案件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把案件防控放在监管工作和银行业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预防为主,各司其职、双线问责的原则,切实改变重经营轻管理、重业务发展轻案件防控、重经济处罚轻行政处罚、重处理办事人员轻处理领导人员,以及重事后处理轻事前预防等现象,确保案件防控工作全面、扎实、有效地开展,促进寿阳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

二、案件防控工作的总体目标

通过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内控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各项工作体制、经营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业务和和重点人员的监督管理,形成治理结构合理、内控严密,经营合规,操作规范,依法履职,监督有力的业务运营体系,确保案件防控工作和商业贿赂治理有效开展,杜绝各类案件的发生,继续保持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零发案率”的良好势头,使辖区银行业实现“三无”即,无各类案件、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人员无违法违纪行为、无“黄、赌、毒、黑”等不良行为。

三、案件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

案件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根据职责分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负责寿阳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对本辖区案件防控工作负总责。各行(社)均要成立案件防控领导小组,组长由各行行长、联社理事长担任,成员由会计、信贷、业务拓展、科技等业务职能部门和基层信用社主任参加。

领导小组负责对本行(社)案件防控工作的开展,负责制定并上报案件防控工作措施、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案件防控工作情况。建立反映迅速、协调运作、有序高效的案件防控工作机制。各行社每月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自查;每季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总结,每半年要对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总结评价,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并向领导组报告对本行、社案件排查情况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

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负责对寿阳辖区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及时对各行、社案件防控情况及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并提出整改措施和监管意见。准确上报分局有关案件专项治理情况,初步提出对案件处置意见并上报分局党委;对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的重点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全面监控和动态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或建议。

寿阳辖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对本行、社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实施,高级管理人员和要害岗位的重点人员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并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对发生的案件情况进行初步处置,根据案件情况提出对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初步处置意见并上报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

四、案件防控工作的主要措施与责任追究

为了使案件防控工作取得实效,现阶段,主要采取“五双”管理,即:

一是“双向包点”,就是寿阳监管办事处的监管人员和各行、社的负责人均要分别对所属机构网点进行分片包点,将每个机构网点落实到每个领导人头上,对内控管理薄弱,案件隐患较大的,“一把手”要亲自包,并定期不定期对所包的机构网点案件防控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对其存在的问题监督整改。各行、社负责人包点名单要在7个工作日内上报寿阳监管办事处备案。

二是 “双重管控”就是既要管好业务,更要管好人。二者要同时管好,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案件防控,关键在人,切实把好选人、用人和监督关,就等于牵住了案件防控的牛鼻子。各行、社要根据银监会防范操作风险13条规定和干部交流、岗位轮换、亲属回避和强制休假“四项制度”。“四项制度”要求,加强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按照“权责分明、平衡制约、规章有效、运作有序”的原则,规范业务流程,加大对其决策系统和权力运用中的制约和检查监督,真正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程度。

各行、社每月要对所属分支机构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计算机授权管理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每季组织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隐患漏洞,及时加以纠正。同时,要根据排查结果和存在的风险点,监督有关机构抓好整改,并及时将每次检查查情况报寿阳监管办事处备案。

各行、社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严格把好”三关”即进人关、用人关和监督关。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特别是要切实加强对高管人员可能发生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实施动态监管。密切关注从业人员的异常行为动态,要严格对要害岗位人员的岗前审查,对发现有违规违纪,以及涉黄、赌、毒、黑等不良行为的,一律不得任用,防止“带病上岗”,已经任用的,要立即调离。晋中银监分局寿阳监管办事处每年要组织一次或两次对辖区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和重点人员的不良行为全面排查。根据排查情况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提出有关处理意见或建议。

三是“双向排查”,就是内部自查自纠与外部现场检查相结合。根据省局提示的“十二项重大安全隐患”,组织开展了对重点资产负债业务如大额存取款业务、票据贴现业务要建立动态监测台帐,并及时开展银企对账;要求基层信用社主任按旬对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计算机授权管理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严密防范操作风险。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本单位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整改的措施。尤其是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业务和和重点人员要下大功夫,检查监督要经常化、制度化。

及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及时予以整改;寿阳监管办事处将及时向分局和省局报告排查情况。要经常性地组织力量对内控执行情况和前期现场检查情况进行后续检查,建立整改评价机制,提出监管意见对整改措施不到位或整改不力的,要严肃处理。并内控管理情况列入高管人员业绩考核范围并与任职资格审查相结合。不定期开展对高级管理人员、重点人员商业贿赂行为动态排查工作,

从2009年4月开始,按照山西省银监局和晋中银监分局的统一部署,在辖区集中开展“案件风险排查”活动,农信社和农业银行确定为今年案件防控的重点。因此,农信社、农行系统排查面要达到100%,排查的范围、内容和时间要求按照省市银监局的统一部署开展。此项工作至6月底结束。要将排查情况和对违规违纪人员的处理情况上报办事处。同时,要对高级管理人员及重点人员不良行为情况进行排查,排查结束后,认真填报《高级管理人员及重点人员不良行为排查情况表》,及时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日常行为规范、思想作风。

四是“双向监督”。就是要内部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各行、社要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监督机制建设,尽快充实稽查审计人员,提高内部审计的持续性、有效性。稽查审计部门每季要对所属网点的重要空白凭证、库存现金、管理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每季度要对计算机授权管理、内部授权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排查,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隐患漏洞,及时加以纠正。

各行、社要根据业务工作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信贷、会计、出纳、计算机操作等重要岗位人员实行定期轮岗轮调。要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定,并确保纳入人事管理,防止因一个人长期主管或从事一项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各行、社基层营业网点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面每年要达到20%以上。寿阳监管办事处将出台《寿阳县银行业案件防控举报奖励办法》,下半年,办事处将组织力量对各行、社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不力的,要严肃处理。

同时,要加强与地方纪检、监察,以及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聘请一批责任心强,敢于反映情况和揭露问题的《案件防控监督员》,首批监督员初步确定为20名左右,主要职责全方位收集、掌握有关案件防控和风险防范,以及从业人员的行为动态情况,搭建起全方位监督平台,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构建预防案件的群防群控监督网络,认真做好案件防控和风险隐患的排查工作。

五是“双线问责”,就是建立案件防控和防范风险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一把手”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实行谁监管,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案件防控和案件查处,做到“事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真正把案件防控和防范风险工作落到实处。办事处和各行、社分别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案件防控工作规划〉,与所属分支机构和网点负责人层层签订《案件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分解落实责任制。2009年度案件防控工作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于3月24日在寿阳监管办事处举行。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2

摘要: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意义重大。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四是提高档案管理科技水平,实现资源共享。

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现实要求。

一、抓住关键,正视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以人为本,多管人少管事,鼓励金融创新,确保各种行为的诚实守信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总的趋势一作为银行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其高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银行机构风险防范和经营发展的效果,关系到银行机构的生存

(一)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贯彻现代银行监管理念的要求。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银行机构的监管,无论是合规性监管,还是风险性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对人的监管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对全部人员的监管,即对操作规程、规章制度及执行状况的监管,一种是直接对高管人员监管,并通过高素质的高管人员对其内部人员实现管理,以达到规避风险、获得良好效益之目的。显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合理选择。银监会成立以后,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把管法人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在健全科学的法人治理构架后,通过一级法人加强对下属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通过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行为的管理,防范人为风险,以管好法人来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现代法人治理规则的要求。

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风险所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层面上建立起了公司治理框架,但这种框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架构,在内容上和实质精神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而且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和精神在其经营性分支机构仍未得到有效渗透与贯彻,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应当是产权方的代表,是最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银行行长应当是由董事会选举、决定或聘任的。在现行银行体制下,总行级高管人员的产生,是由组织部门考查任免的,分支行级高管人员是由其上级考核任免、地方组织部门备案的,均有行政级别。行政任免高管人员往往又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左右,用人往往成为平衡关系、巩固权力的杠杆和珐码。这种高管人员的产生环境和方法与现代化股份制公司的治理规则及国际惯例有着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的是城乡信用社高管人员的监管问题,由于城乡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独立法人,在经营与管理上较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有着更大的自主性,因而高级管理人员对机构经营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更是远远大于银行分支机构。城乡信用社虽说都建立了“三会一层”,但其职责划分并不完全清晰,而且高管人员也是组织考核与任免。这种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健全,也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出现道德风险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高管人员的市场准人和日常行为监管,使之能够正确履行职责显得尤为迫切。

(三)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弥补当前银行管理体制缺陷的要求。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方式使得分支行的行长享有在辖区支配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虽然总行一级有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上不断加强集中控制,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设置战线长、机构多、队伍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在分支行行长的权力控制过于集中和缺乏有效治理的现实情况下,一些分支行在执行上级规定、按章办事等方面,仍有空子可钻,内部控制在执行时就容易变成内部人控制,影响了总行风险控制的效力。这种缺乏有效约束的权力为其违规操作、滋生案件留下了可怕的漏洞。如中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案,就是与分支机构权力过大有关。与此同时,如果主要负责人带头违反法律制度,基层员工就会上行下效,从而导致内控机制全线崩溃,“破窗效应”无限放大。特别是目前银行机构内部人员监督与举报机制不畅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有些高管人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暴露和解决。因此必须加强对高管人员经营决策等履职行为的监管,从关键环节上堵塞制度性缺陷带来的管理漏洞。

(四)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专项治理的要求。

近些年,国内外由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因素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屡见不鲜。2004年银监会系统共依法取消244名各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并建议各类银行机构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而2005年以来,又接连暴露出“中行河松街支行案”、“北京‘森豪公寓’按揭涉嫌骗贷案”等一系列银行大案。分析案件频发的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管人员不能依法按章履职、内部控制不力而导致内部人作案。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规章制度,最终是靠人来做的,受到考验的首先是人。具体到每一个银行员工,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思想变化。一旦银行从业人员甚至高管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被金钱所控制,个人利益的驱动就会使他们敢于违规操作、火中取栗,最终把手伸向国家的口袋。因此,从内部管理层面上讲,银行业务的稳健操作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只有经营管理水平高、执行政策能力强的高管人员才能不断严密内控制度,把制度落实到位,并以制度规范全员行为,这也是防范风险的关键。由于政策法规素质、经营管理理念、管理能力和管理方法的差异,不同的高管人员在同一个机构的经营管理成效也会不同。一个没有管理能力和管理合力的高管人员群体,必然导致有制度难落实、内控不力等问题,为内部违规操作、内部人作案提供风险隐患。因此,加强对高管人员品德素质的考核和履职能力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减少案件发生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提高监管权威和监管有效性的需要。

当前,国有银行和城乡信用社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但

二、把握现状,重视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和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的权威和效率。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对高管人员实施监管的有关政策法规没有随改革进展及时跟进。

银监部门分设后,出台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了《商业银行法》部分条款,但在高管人员监管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办法。目前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还是沿用《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以及《金融违法处罚办法》等相关法规,银监会仅以文件形式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部分内容作出适用性修改,但由于执法主体与文件规定不一致,权威性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涉及行政处罚方面,沿用人民银行原来颁布的文件规定,不能“名正言顺”,具体操作中仍有难度。

(二)现行法规体系对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规定不够完善。

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动态过程,包括其对市场准人、任职行为以及市场退出等的监管。目前的法规体系主要体现了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取消等方面的监管,而对高管人员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规定少,且弹性大,难操作,形成了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多,对任职期间经营行为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经营行为监管的多,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违规行为处罚机构的多,处理高管人员的少。同时,由于目前监管者与被监管高管人员的日常交流不多,缺乏日常动态的行为监管,难以控制高管人员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导致部分高管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任期内存在短期行为,或不尽职、疏于管理而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等。监管部门一般在发现违规问题时,才约见其高管人员进行谈话,后续监管缺少连续性。一旦发生道德风险,监管部门只能“救火”,损失也难以挽回。由于直接触及高管人员任职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大,对履职情况没能进行有效的跟踪监控,使得银行监管有效陛大打折扣。

(三)现行法规对高管人员道德风险防范的可操作性差:

有效预防高管人员职务犯罪、道德风险也是当前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监管部门往往依据银行机构的组织考察材料进行判定,即使进行现场考察,也难以在短期内作出全面准确地评价,其结果难以保证经资格审查合格的高管人员在品行、能力等素质上的合格。同时,对银行机构提供的组织材料的真实性,目前缺乏有效的问责,也为高管人员市场准人的审核留下了缺口。

(四)档案管理的落后使得资源共享困难。

高管人员的档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资源,它载明了高管人员的所有信息,尤其是监管部门关注的不良行为记录。在当前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由于档案不随人走,也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因此难以全面连续地记录高管人员的各项信息,这不仅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而且也使监管的有效性、连续性受到影响。

三、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高管人员的资格管理和日常监督,是规避决策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是防范操作风险、案件发生的关键所在,必须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常抓不懈。

(一)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

依照现代银行监管理念要求,大力实施人本监管策略,把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纳人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有效地约束法人的行为。针对目前管理现状,建议尽快出台有关银行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加大对高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对出现风险和案件的银行机构,既要有人及时问责,又要深人追查事件责任人,迫使高管人员不仅仅是对任命他的组织负责,而且要对其任职的单位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

(二)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

为加强对高管人员连续、系统、规范、完整的全方位动态监管,建议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制度,在监管环节上抓住市场准人关,在其履职时“查好岗”,对其行为“问好责”一是实行市场准人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出具拟任人申报材料的银行机构,准确评价拟任人的品德、学识、能力以及任职硬条件,对材料失真的申报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实施任职资格审查的监管机构,要在严格审查任职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实行任职资格现场考试制度、实地考核制度和准人前公示制度,将品德差、能力弱的拟任人拒之门外,对符合资格的高管人员颁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从源头上选准“当家人”。二是实行对履职行为的四项监管制度。

(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从建立科学的经营指标考核体系人手,对高管人员的经营行为进行系统的量化,通过实施现场检查并结合非现场监管情况,考核其实际工作能力,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高管人员给予一定程度的处罚,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经营行为。

(2)定期或不定期约见谈话制度,就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高管人员咨询、诫勉、警告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等,掌握高管人员的经营管理思路和思想动态,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

(3)建立群众举报制度,把高管人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密切关注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经商办企业、从事第二职业、、不正常交友等问题和现象,促进其自我约束,力求消除各种案发隐患。

(4)离任审查监管制度,在高管人员离任前,对其上级部门出具的离任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对问题仍未查清的机构,向其上级部门提出原高管人员不允许离任的监管意见,并督促进一步查纠落实。对发现高管人员履职或个人行为有严重问题的,按照规定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通过多环节的日常监督,把高管人员履职行为序时记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和任职资格管理档案,约束和激励其自觉主动地守法合规经营,规避风险,以促进银行机构稳健运行。三是严格问责制度,增强监管效果。对银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对机构进行处理的同时,要加大对责任人特别是高管人员问责力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监管原则,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对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对银行业发展造成破坏的高管人员要坚决取消任职资格,并收回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逐步实现对高管人员行为监管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

防范高管人员道德风险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管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快体制转换,彻底打破官本位,取消行政级别,按照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要求,明晰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分支机构高管人员上下级之间的授权范围,让各级高管人员明白自己任职的责、权、利范围。二是监督各级高管人员正确行使权力,使其各项行为均能在透明有效地监控之下,从而解决权力过度、弄虚作假和内控不力等弊端。三是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激励分配机制,消除制度缺陷,使得违法违规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从内部机制上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坚持日常监管中的提醒,促进高管人员增强守法合规意识,进而促进其主动加强机构内部控制与管理,认真执行内控制度,查处纠正违规问题,约束下属,规避风险,全力实现工作目标。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3

治理乱象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

近期,银监会决定全面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和“三违反”(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等系列专项治理工作。这一系列工作,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坚决、三个主动”,即以回归服务实体本源、防范银行业风险为中心;坚决打击违法、违规及套利行为,坚决弥补银行业规章制度短板;主动自查违法违规问题,主动精简业务流程和链条,主动避免各类套利行为。

基本内涵

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和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等方面“十大乱象”,以及“三违反”“三套利”和“四不当”等行为,全面概括了当前银行业市场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的典型问题。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的基本内涵,就是以回归本源、服务实体、防范风险为目标,坚持“去尘”“除脏”“治乱”齐头并进,“抓猫”“打虎”“除鳄”同步发力,摸清乱象底数,还原风险本貌,整改建制,正本清源,净化环境,让银行业重新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上来。这里,“尘”“脏”“乱”是指各种违法、违规及套利行为;“猫”是指钻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空子”的不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虎”是指掌握实权并利用职权、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鳄”是指利用所控的资本,兴风作浪、侵吞财富,扰乱金融市场的不法金融大佬。随着去杠杆、去泡沫和监管力度加大,此前隐藏很深的套利、杠杆和不法行为都将暴露,银行业违规、违约和被骗事件将频频曝光,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也会发生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水落石出,谁在“裸泳”必将现形。

“三违反”核心要义

目前,无论是银行业机构内部制度,还是外部监管规制,均存在一些漏洞和短板。“牛栏关猫”现象表明制度存在缺陷,有章不循、违规操作问题屡查屡犯、前清后犯,反映出制度执行不严。“三违反”专项治理,核心是全面排查银行业在执行金融法律、监管规则、内部规章方面的遵守情况,找出制度漏洞,坚持问题导向、急用先行、协调配套原则强化监管制度建设,加强风险源头遏制,促使银行业机构进一步深化合规文化建设,筑牢依法、依规、依章经营的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消除风险管控盲区,确保“不越监管底线、不踩规章红线、不碰违法违规高压线”。

“三套利”核心要义

从市场情况看,同业、投资、理财业务等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很大程度存在杠杆高、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致使同业业务“变性”、理财业务“整容”、非标业务“暗奔”。“三套利”专项治理,核心是按照“资金来源于谁,谁就要承担管理责任,出了风险就要追究谁的责任,相应的监管机构也要承监管责任”的原则,全面检查是否存在各种套利手段,对银行假出表、调节监管指标、信贷与票据业务中的绕道监管、理财与同业的空转等问题进行全面整治。要求银行业机构管好自己的员工、自己的业务和自己的资金,切实承担起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建立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之间的防火墙。

“四不当”核心要义

“四不当”是对当前银行业机构创新业务未能回归实体本源、市场交易不审慎不合规、考核激励机制不科学、收费行为不规范等扰乱市场秩序现象的高度概括。其中,“不当激励”是“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收费”的根本原因。“四不当”专项治理工作,核心是完善创新业务的治理机制、管理制度与流程,整治同业、理财、信托等投资业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管理体系,规范收费项目和收费行为,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治理乱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不仅是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规范业务行为、树立监管形象的应有之举,更是复杂经济金融形势下,银行业回归本源、固本强基、防范风险和稳中求进而自发表达的内在需求。

治理乱象是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的需要。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8.3%,已超过传统金融强国美国,出现偏高态势;全国国有企业净利润2.32万亿元,而同期金融业的净利润却高达2.03万亿元,金融业仍然是十分赚钱的行业。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金融“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部分银行业机构打着创新的旗号,热衷表外循环、资金空转、产品嵌套,在金融体系甚至在金融集团内部自我循环、自我买卖、吹大泡沫、“自娱自乐”。这些自我服务型金融创新,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加大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利于合规文化建设,更在宏观层面上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金融杠杆与增加社会融资成本,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百业兴则金融强,金融的根基是实体经济。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就是要督促银行业机构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资金回归实体、经营回归主业、管理回归主责,解决虚拟经济“充血”和实体经济“贫血”并存的问题,使资金真正投向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治理乱象是严防风险、坚守底线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银行业发展面临增长速度回调、风险集中暴露、发展泡沫消化、业务回归本源等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压力持续向银行业传导,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风险进一步累积,金融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时有发生。我国金融业的“大考”远未结束。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的重要举措,是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银行业机构和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增强时间窗口意识,与风险赛跑,敢于揭盖和亮剑,切实下决心处置一批重点风险,消除一批风险隐患,问责一批机构和人员,凝心聚力、直击积弊、扶正祛邪,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打好“攻坚战”,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治理乱象是主动配合金融去杠杆的需要。有金融就有杠杆,但金融杠杆的高低,应与经济增速、资本充足和监管要求相适应,否则将产生“金融泡沫”。金融去杠杆,去的是无资本支撑、脱离监管的杠杆。近两年,宽松的货币环境为金融加杠杆提供了市场基础,银行业机构在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上呈现新特点,即负债端依赖快速扩张的同业负债,资产端则借助表外理财尤其是同业理财直接或间接投资债券、非标、权益等多元化资产,致使银行业机构“扩表”加杠杆较为突出。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就是要将银行业机构资产扩张的多元形式纳入监管框架,直面沉疴和潜规则,强化充足资本支撑,倒逼银行业远离资金套利和监管套利,降低交易成本和操作风险,实现底层资产的透明化、通道融资的阳光化和资产投向的合规化。

治理乱象是弥补银行业制度短板的需要。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银行业务结构和风险表象出现了新形式、新变化、新挑战。如将传统金融产品“香肠式”拉长,发放贷款后一部分转为存款作为全额保证,并开出等额承兑汇票;将资管产品“套娃式”叠加,无法识别底层资产。此外,跨市场、跨行业交叉套利等问题,均反映出当前银行业机构内部规章和监管制度的“笼子”不同程度存在编而不密、扎而不紧、“牛栏关猫”等现象。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是努力参与、全力配合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健全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机制的积极回应;是健全银行业内部管理制度、完善监管实施细则,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的精准施策,以筑牢银行从业人员不敢违规的惩处威慑、不能违规的制度约束、不想违规的道德防线。

推进治理乱象的组织实施和质量控制

各银行业机构和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领导、统筹安排、落实责任,以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排查整治本单位、本机构、本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序开展自我排查。各银行业机构要认真对照治理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实施排查,严格开展全系统自查及“上对下”抽查。排查要确保体制、机制、系统、流程、人员及业务的全覆盖,重点关注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及其负责人,强化薄弱环节、案件多发领域的排查,客观、真实、完整反映自身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若存应查未查、应发现未发现的问题,必须从严从重处理。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可通过审核银行业金融机构自查方案、非现场调阅资料、问询、约谈、听取汇报等综合督导方式了解机构自查工作开展情况,督促机构认真落实自查工作要求。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对照要求组织实施对自身监管工作的全面排查,弥补监管短板,提高监管质效。

严密实施监管检查。一是统筹组织检查。市场乱象整治和系列专项治理工作任务量大、涉及面广,且内容上有交叉,对象上有重合,实质上有共性。可统筹检查项目、内容、人员和经费,统一检查组织、方案、培训、进点、定性和处罚,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项目整合在一个检查组内并行开展。检查要突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风险导向、结果导向,瞄准银行业“十大市场乱象”,紧盯关键制度、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加强薄弱环节、案件多发领域风险排查,突出同业、投资、理财等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检查,注重揭示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方面的违规问题。要精心抽调业务骨干组成检查组,强化检查人员积极配合协作,并保持检查人员应有的独立性。凡存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依法公正履行职责情况的,应实行回避,不得参加相关事项的讨论、审核和决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相关事项施加影响。

二是严控检查环节。做好查前准备,包括细化实施方案、做好查前培训、了解被查机构等方面,确保检查组成员熟知检查方案、检查依据、被查机构,明确分工安排,做好现场检查的思想准备和业务准备。做强查中沟通,加强与被检查机构的沟通,增强被查机构的配合度。加强检查小组间沟通和各检查组的联动,提醒需关注的情况,借鉴检查经验和成果,快速找准检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相互验证检查发现的问题。做实查后定性,扎实做好检查事实确认书、检查事实与评价等问题认定工作,做到事实清楚、证据齐全、依据充分、定性准确。

三是注重核查“ 三流” 。“ 信息流”,如被查机构非现场监管信息、自查报告中反映的信息等,多种渠道收集被查机构相关信息,并对信息流进行甄别和分析,就有关情况进行针对性验证。“资金流”,紧密追踪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努力揭示出银行业资金的风险状况,追要资金流向和可疑线索,注重开展延伸调查。“物流”,主要包括凭证、合同、协议等,通过对档案系统的查阅和解读,剖析被查机构业务操作的合规状况,对其内控制度及执行力情况进行评估。

四是强化EAST系统应用。组织人员运用EAST系统进行检查对象的数据分析与疑点筛选,使监管检查有的放矢,让违法违规问题无处遁形。

全面揭示乱象问题。一是准确界定事实。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乱象识别、评估、定性和确认上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二是完整揭示问题。要避免问题揭示“碎片化”,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关注“点”,抓住“ 线” , 把握“ 面” , “ 顺藤摸瓜”,把各种乱象和问题充分、完整地反映出怼H是规范收集证据。检查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有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据材料,包括物证、证人证言、现场笔录等。收集的证据应当与违法违规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其违法违规事实,收集证据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对确需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事项,各级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当抓紧予以行政处罚立案,并按照行政处罚证据的采信标准及要求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切实加强问题整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部门要对自查、检查发现的问题分类列出清单,建立问题台账,按照严守整改标准、严格整改方式、严促整改成果的原则,明确时限,责任到人,逐一落实整改。同时要做到举一反三,从完善机制的源头上强化整改,杜绝同质同类问题的再发生。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问题的整改跟踪力度,督促银行业机构整改落实到位。

挥治理乱象的作用和效果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要强化银行业机构内部控制,保持监管高压态势,要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勇于“揭盖子”“打板子”,坚决治理金融市场乱象。要加大问责力度,强化机构问责、监管问责和对监管者问责,坚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银行业安全运行。

加强内部问责,加大机构自我纠偏压力。各银行业机构要按照标准“一根线”、问题“一本账”、处理“一条龙”的原则,提高内部问责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对于排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存在自查工作不落实、屡查屡犯不收手、整改问责不到位、监管检查不配合等情况,各银行业机构和各级监管部门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问责要求。对于造成风险的,要坚持“一险三问”,严格惩处业务发起人、业务审批人和机构负责人;对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要坚持“一损三问”,严肃问责销售人、核准人和机构负责人;对于发生案件的,要坚持“一案三问”,坚决问责经办人、相关知情人和机构负责人。要一次性问责到位,切实发挥查错纠偏作用。

加大惩处力度,增强银行监管震慑作用。各级监管部门要落实“穿透原则”,坚持“过罚相当”,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杜绝银行业机构从违法违规行为中获利。坚持“上追两级”“双线问责”,情节严重的,坚决顶格处罚。监管处罚要坚持“上追两级、三并追责(纠罚并重、罚没并举、双罚并行)”,并视违规情形采取责令暂停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责令调整董事及高管等审慎监管措施。推动建立银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对于严重违规违纪、被机构开除的责任人员,一律列入黑名单,实施行业禁入,防止高管“带病”流动、提拔。要切实发挥监管处理处罚威慑力,将违法违规问题铁腕出清,有效惩处银行业市场乱象。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4

---浅谈如何扭转公安机关“六大专项”行动落后局面

去年以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先后开展了打击整治涉毒、涉黄、涉食药假犯罪等专项行动,重拳打击了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今年4月17日,省公安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统一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全面深入推进打击整治涉毒、涉黄赌、涉食药假、涉电信诈骗及银行卡、涉车、涉枪犯罪六大专项行动,并成立了由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春生任组长的六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行动组,强势推进打击整治工作向纵深开展。

7月15日,省公安厅在惠州召开全省公安机关“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点评会,总结上半年打击整治涉毒、涉黄赌、涉食药假、涉电信诈骗及银行卡、涉车、涉枪等突出违法犯罪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工作。在这次点评会上,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定以打开路、“治标”先行的决心,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深入推进“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努力实现发案下降、破案上升的总目标,推动全省社会治安持续明显好转。他同时强调,省委、省政府对维护社会治安尤其是打击刑事犯罪高度重视,明确将“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从公安重点工作上升为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作。全省公安机关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坚定打击目标和决心,坚持多管齐下提升打击效能,坚决夺取“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的全面胜利。要把破案上升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以及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切实把全省的破案总量提上来。要认真研究和谋划推进“六大专项”行动、提升打击破案效能的具体措施,强化情报导侦,坚持依法办案,加大宣传发动,不断扩大行动战果。要按照“重在发现问题、督导解决问题”原则,结合纪检、督察、巡视“三位一体”监督模式,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工作力度,推动各项打击整治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化“正风肃纪、依法履职”教育整顿活动,为行动的深入开展提供坚强的队伍保障。

10月17日,省公安厅在佛山召开全省公安机关“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第二次点评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省维稳形势分析会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总结点评今年前三季度打击整治涉毒、涉黄赌、涉食药假、涉电信诈骗及银行卡、涉车、涉枪等突出违法犯罪工作情况,对第四季度打击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按照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提出的“不换频道、加大‘六大专项’打击行动力度”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明确年底前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朝着行动既定目标全面冲刺,坚决打好“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的收官之仗,以过硬战果接受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检验。他强调,要对照行动各项目标任务,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力争优势项目好上加好、落后项目补齐短板、居中项目挖潜增效。要突出工作重点,对各类突出犯罪发起凌厉攻势,集中开展打击涉毒犯罪“围歼系列打击行动”、全省吸毒人员收戒会战,打击涉银行卡犯罪“海燕3号”收网行动,打击涉车犯罪“刀锋2”行动和打击涉枪犯罪“蓝箭3”行动,着力摧毁一批犯罪团伙、网络、窝点,铲除一批治安顽疾,彰显打击实效。要边打边总结,不断提升打击整治工作成效,擦亮广东公安特别能打大仗、破大案的品牌。要压实领导责任,进一步强化督导检查,狠抓决战阶段各项工作的落实。

李春生要求,要坚持质效并重,确保行动战果经得起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检验,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经得起平安实践的检验。要把好执法质量关,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要把握正确打击导向,在完成“六大专项”行动的基础上,抓点带面,带动其他突出治安问题的解决,切实提升整体打击成效和群众安全感,推动社会治安不断好转。要深入推进领导干部作风转变,不断巩固和深化“正风肃纪”教育整顿活动,以良好的纪律作风保障打击行动深入推进。

10月23日,市局召开了全市公安机关“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推进会,传达了全省公安机关“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点评会精神,对全市各地总体情况进行点评通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志明同志就我市开展“六大专项”行动工作考评靠后的实际情况向全市公安机关公安干警发出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全面扭转我市“六大专项”行动落后局面的号召,他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全体民警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奋战六十天,打赢“六大专项”这场硬仗。下面,就“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中的6个专项,我分别来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六大专项”之涉毒专项打击整治

我市特别是陆丰三甲地区的毒品问题在经过了去年从省到市开展的“雷霆扫毒”等一系列的重点整治行动后,毒品制造销售泛滥成灾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接下来在继续保持对我市毒品打击高压态势的同时,我们还要加大对毒品在逃犯的追逃力度。积极开展专项打击,坚决消灭地下交易市场。对毒品犯罪活动应积极开展持续性的专项打击斗争,适时集中公诉、公判一批涉毒犯罪分子,以震慑罪犯;对有形成地下交易市场趋势的地区,要采取各种强有力措施,把毒品地下交易市场消灭在萌芽状态。公、检、法三家在缉毒工作的执法问题中,要统一思想认识,尤其是在管辖和证据的采集等方面能统一协调,并定期通报情况,使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渠道保持畅通,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对涉毒犯罪始终保持严打状态。

(二)“六大专项”之涉黄赌问题专项打击整治

对于涉黄、涉赌问题的整治打击,我们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零容忍”。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单位,进行逐个逐人的“地毯式”清查;对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聚集地、涉嫌“黄赌”违法犯罪活动的复杂场所进行持续反复的滚动式清查。在清查过程中,坚持“五个必查”: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必查、视频监控室运行情况必查、留宿人员登记信息必查、按摩室必查、治安信息系统安装及使用情况必查。在掌握涉黄涉赌案件确切证据、实施精确打击的同时,一旦发现有价值线索,即由上级公安机关直接侦办、异地用警强力深挖,严肃追究相关人员以及背后的保护伞。

(三)“六大专项”之涉食药假专项打击整治

1.加强跨区联动,主攻大要案件。将大要案件侦办作为打击行动的主攻方向,将打击犯罪源头和摧毁整个犯罪网络置于专项行动的重中之重,穷追猛打涉食药假犯罪的生产窝点、批发团伙,摧毁犯罪利益链,突出打大仗、破大案。强化集群战役意识,深入查明犯罪网络及其关联性,统一步调节奏,实施相关区域联动的集约化打击。同时,大力强化跨省跨区合作,强化国际及粤港澳台协作,统筹开展集群战役,组织跨省、跨市联合行动。

2.加强部门协作,形成打假合力。在强化公安机关各警种协同配合,提升整体作战能力的同时,全市公安机关与工商、烟草、质监、食药监、知识产权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形成整体联动、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在通报线索、移交案件、联合督导、联合整治等方面切实加强合作,有效形成最终的打击合力。

3.加强网上查控,强打网络售假。当前假冒伪劣犯罪依然突出,特别是发展迅猛的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和物流行业,在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广告、联系业务、勾结串联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假冒伪劣犯罪蔓延的重要手段和渠道。

4.对陆丰假币的打击,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市陆丰地区假币泛滥的情况前几年已经得到了公安部的重视,并且已经被作为重要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挂牌整治。但是在今年7月份省公安厅召开的打击涉食药假犯罪专项行动新闻会上,省公安厅副厅长何广平同志通报:我省的假币源头为陆丰地区,特别是假币印出来之后,在销售过程中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基本上来源于陆丰地区。因此,在这次“六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中,对我市假币犯罪的侦破打击依然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而且还应该把它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来对待。

(四)“六大专项”之涉电信诈骗及银行卡专项打击整治

在打击涉电信诈骗及银行卡犯罪方面,我们应该创新工作思路,由经侦、网监等部门抽人组成工作专班,按照“边侦查、边扩线、边取证”的策略,以重点案件为切入点,对银行卡犯罪实施全覆盖打击。在强化打击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协调银行、银监局等部门推动“五大机制”建设,从制度层面夯实打击、防控电信诈骗及银行卡犯罪的基础。一是推动建立打击银行卡犯罪奖励基金。二是下发电信诈骗犯罪涉案资金应急处置办法,建立涉电信诈骗和银行卡犯罪账户快速查询冻结机制。三是推动建立银行卡查询短信提醒机制。 四是建立黄金饰品等重点商户监管机制,要求黄金饰品、珠宝等重点商店安装摄像头记录POS机刷卡录像。五是建立联合宣传机制,曝光典型案例,揭露作案手法,达到教育群众、震慑犯罪的目的。

(五)“六大专项”之涉车犯罪专项打击整治

我们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刚刚完成了代号“刀锋”的集中收网行动,打击的范围已经延伸至盗抢“小四轮”微型汽车、摩托车和伪造、使用假牌证等涉车犯罪上。在接下来的“刀锋2”、“刀锋3”等系列行动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情报研判,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开展专案经营,按照统一的行动部署进行抓捕取证,破获的跨区域、系列性团伙案件由指定的办案单位整体移诉,确保打击的质量。对地域性、源头性、职业性案件线索重点经营,深挖销赃源头、摧毁销赃窝点、追缴被盗赃车,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材料。

(六)“六大专项”之涉枪犯罪专项打击整治

10月27日下午,省公安厅组织召开全省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专门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查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统一行动,并且宣布今年12月15日前主动上交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群众举报涉枪犯罪最高可奖5万元。会上,郭少波副厅长说:“当前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持枪犯罪案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散落社会面非法枪支存量较大,埋下了随时可能导致严重治安问题的隐患。”因此,在接下来的会战中,我们要按照“以打开路、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树立“把枪案当命案办”的理念,结合全国缉枪治爆专项行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严厉打击持枪犯罪、爆炸犯罪及非法制贩枪支弹药犯罪,进一步压缩涉枪犯罪分子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5

银行机构风险识别力与控制能力不能适应业务发展需求是大案频发的根源

第一,重利润轻管理,制度执行力缺失,是案发的隐患。银行的管理层,尤其是基层行的管理层过分强调业务拓展,片面追求业务指标,放松内控防范,错误地认为周边都是“熟人”、“朋友”值得信任;少数高管人员“以信任代替制度、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以行政管理代替制度管理”,忽视制度执行,致使内部控制形同虚设;少数基层网点忽视对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对案防教育有抵触情绪,法制教育缺位。另一方面,少数一线员工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人情大于制度”的现象比比皆是,对违规行为采取“大事化小”的态度,对“球”视而不见的现象屡见不鲜。没有营造正规的控制环境,员工就做不到“不能为”,案件发生就成了不可控的“洪水猛兽”。

第二,检查监督手段落后,内控效能逐级弱化,是发案的隐忧。分行对支行、支行对网点检查监督方式单一,手段落后,归纳起来有“五多五少”,即现场检查多,非现场录像检查、计算机数据监测等方式进行的检查监督少;对基层操作人员检查多,对基层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理的检查监督少;对操作员工责任追究多,对管理者处理的少;追究领导责任避重就轻不到位的多,重罚相对的少;对基层网点的违规违章行为提出整改意见的多,持续有效进行整改过程控制的少。有了这“五多五少”,势必造成检查监督流于形式,内控效能逐级衰减。

第三,业务培训滞后,产生操作“盲点”,是发案的可乘之机。目前,我国多数商业银行大都在管理上采取减员增效的策略,工作普遍处于人手紧张、业务繁忙的状况。员工脱产进行系统性业务培训和法制培训的机会较少,加之网络化远程培训手段又非常不普及,多数网点仍旧沿袭“师父带徒弟”的原始模式,不能精准把握业务操作规程的细节,同样的问题或类似的问题“屡查屡犯”。而作案人却都是些“聪明人”和“有心人”,他们往往特别会利用同事执行操作流程的疏漏点大肆作案。

第四,员工行为动态分析和管理不到位,失去案前防范的有利时机。分析案伊,我们不难看出,作案人员一般都有长期从商或家属从商的经历,有的甚至嗜赌。由于对员工行为动态分析流于形式,疏于“八小时以外”的监督,这些异常行为并未引起关注,从而失去案前防范的有利时机,更失去了教育员工,挽救员工的机会。

构建现代商业银行案件防范长效机制,提高制度执行力是防范大案频发的保障

第一,不断完善内控制度,狠抓过程控制和细节控制。银行机构应针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增强案件风险防范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法律框架、程序控制、内部审计等方面,不断完善内控制度。要经常性地对各项制度进行评估和论证,对失效或过时的制度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使制度能够真正覆盖所有风险点;对新业务、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应提前制订相关制度、操作规程和检查规范,准确计算和评估可能引发的风险;建立健全案件防范长效机制,扎实完成涉案专项治理及善后工作。内控制度的执行必须重视过程和细节的控制,必须延伸到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稽核、事后监督、监察、纪检等部门的职能,形成内控制约合力。

第二,重视对高管人员制度执行力的监管,狠抓问责成效。为了有效遏制银行业案件多发、高发态势.银监会重拳出击,明确要求;对辖区内发生重大案件的银行机构高管人员,要依法取消其一定时期直至终身的业内高级任职资格;引入引咎辞职制度;发生大要案及案件频发分支机构的主要领导要坚决撤换,不得易地同级任职,同时领导班子成员要调离,降级使用或免职;对涉案金额百万元以上的,要上追两级领导责任。应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确保商业银行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决策、执行和监督环境的关键,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有赖于高管人员的持续努力,因此,突出管理层案防工作问责制,明确问责和免责标准,不但有利于对高管人员制度执行力进行监管,而且必将促进高管人员强化案防意识,成为自觉执行和尊重内控制度的典范。

第三,关注员工行为动态,培育良好的内控环境。在强化银行员工职业道德教育、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技能培训的同时,管理层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科学、健全的“人本”控制,创建严密、科学且符合国情、地情、行情的案防体系,建立并运行员工行为动态分析机制。员工行为动态管理应力求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预警化,构建银行、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约束机制,这样才能做到“关口前移”,消灭发案隐患。在处理改革中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时,还应做到思想引导先行、工作预案配套,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为金融改革与创新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6

论文摘要: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意义重大。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四是提高档案管理科技水平,实现资源共享。

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现实要求。

一、抓住关键,正视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以人为本,多管人少管事,鼓励金融创新,确保各种行为的诚实守信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总的趋势一作为银行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其高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银行机构风险防范和经营发展的效果,关系到银行机构的生存

(一)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贯彻现代银行监管理念的要求。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银行机构的监管,无论是合规性监管,还是风险性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对人的监管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对全部人员的监管,即对操作规程、规章制度及执行状况的监管,一种是直接对高管人员监管,并通过高素质的高管人员对其内部人员实现管理,以达到规避风险、获得良好效益之目的。显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合理选择。银监会成立以后,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把管法人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在健全科学的法人治理构架后,通过一级法人加强对下属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通过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行为的管理,防范人为风险,以管好法人来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现代法人治理规则的要求。

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风险所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层面上建立起了公司治理框架,但这种框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架构,在内容上和实质精神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而且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和精神在其经营性分支机构仍未得到有效渗透与贯彻,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应当是产权方的代表,是最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银行行长应当是由董事会选举、决定或聘任的。在现行银行体制下,总行级高管人员的产生,是由组织部门考查任免的,分支行级高管人员是由其上级考核任免、地方组织部门备案的,均有行政级别。行政任免高管人员往往又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左右,用人往往成为平衡关系、巩固权力的杠杆和珐码。这种高管人员的产生环境和方法与现代化股份制公司的治理规则及国际惯例有着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的是城乡信用社高管人员的监管问题,由于城乡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独立法人,在经营与管理上较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有着更大的自主性,因而高级管理人员对机构经营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更是远远大于银行分支机构。城乡信用社虽说都建立了“三会一层”,但其职责划分并不完全清晰,而且高管人员也是组织考核与任免。这种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健全,也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出现道德风险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高管人员的市场准人和日常行为监管,使之能够正确履行职责显得尤为迫切。

(三)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弥补当前银行管理体制缺陷的要求。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方式使得分支行的行长享有在辖区支配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虽然总行一级有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上不断加强集中控制,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设置战线长、机构多、队伍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在分支行行长的权力控制过于集中和缺乏有效治理的现实情况下,一些分支行在执行上级规定、按章办事等方面,仍有空子可钻,内部控制在执行时就容易变成内部人控制,影响了总行风险控制的效力。这种缺乏有效约束的权力为其违规操作、滋生案件留下了可怕的漏洞。如中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案,就是与分支机构权力过大有关。与此同时,如果主要负责人带头违反法律制度,基层员工就会上行下效,从而导致内控机制全线崩溃,“破窗效应”无限放大。特别是目前银行机构内部人员监督与举报机制不畅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有些高管人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暴露和解决。因此必须加强对高管人员经营决策等履职行为的监管,从关键环节上堵塞制度性缺陷带来的管理漏洞。

(四)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专项治理的要求。

近些年,国内外由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因素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屡见不鲜。2004年银监会系统共依法取消244名各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并建议各类银行机构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而2005年以来,又接连暴露出“中行河松街支行案”、“北京‘森豪公寓’按揭涉嫌骗贷案”等一系列银行大案。分析案件频发的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管人员不能依法按章履职、内部控制不力而导致内部人作案。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规章制度,最终是靠人来做的,受到考验的首先是人。具体到每一个银行员工,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思想变化。一旦银行从业人员甚至高管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被金钱所控制,个人利益的驱动就会使他们敢于违规操作、火中取栗,最终把手伸向国家的口袋。因此,从内部管理层面上讲,银行业务的稳健操作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只有经营管理水平高、执行政策能力强的高管人员才能不断严密内控制度,把制度落实到位,并以制度规范全员行为,这也是防范风险的关键。由于政策法规素质、经营管理理念、管理能力和管理方法的差异,不同的高管人员在同一个机构的经营管理成效也会不同。一个没有管理能力和管理合力的高管人员群体,必然导致有制度难落实、内控不力等问题,为内部违规操作、内部人作案提供风险隐患。因此,加强对高管人员品德素质的考核和履职能力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减少案件发生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提高监管权威和监管有效性的需要。

当前,国有银行和城乡信用社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但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造成的官本位思想,仍然在银行机构传习,高管人员往往只对任免他的组织部门或上级机构负责,以行政级别博弈监管部门,以在地方政府的影响博弈监管权威。一个典型的现象则是,基层行社高管人员被取消一定期限的任职资格后,其上级单位将其调人不受资格管理限制的部门任负责人,行政级别不变,待遇不变,变的只是任职的位置,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把风险带到一个新的部门。又如在包头亿元骗贷案中,农行包头分行的高管人员不是将精力放在整改上,而是去监管部门“斡旋”,要求挽回“形象”。其行为从表面上看,是相关领导责任意识不强,其实质是同银监部门博弈,向监管权威挑战,是官本位意识在作怪。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手段不多,监管措施能不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能不能形成威慑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住对高管人员监管这支利剑。

二、把握现状,重视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和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的权威和效率。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对高管人员实施监管的有关政策法规没有随改革进展及时跟进。

银监部门分设后,出台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了《商业银行法》部分条款,但在高管人员监管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办法。目前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还是沿用《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以及《金融违法处罚办法》等相关法规,银监会仅以文件形式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部分内容作出适用性修改,但由于执法主体与文件规定不一致,权威性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涉及行政处罚方面,沿用人民银行原来颁布的文件规定,不能“名正言顺”,具体操作中仍有难度。

(二)现行法规体系对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规定不够完善。

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动态过程,包括其对市场准人、任职行为以及市场退出等的监管。目前的法规体系主要体现了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取消等方面的监管,而对高管人员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规定少,且弹性大,难操作,形成了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多,对任职期间经营行为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经营行为监管的多,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违规行为处罚机构的多,处理高管人员的少。同时,由于目前监管者与被监管高管人员的日常交流不多,缺乏日常动态的行为监管,难以控制高管人员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导致部分高管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任期内存在短期行为,或不尽职、疏于管理而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等。监管部门一般在发现违规问题时,才约见其高管人员进行谈话,后续监管缺少连续性。一旦发生道德风险,监管部门只能“救火”,损失也难以挽回。由于直接触及高管人员任职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大,对履职情况没能进行有效的跟踪监控,使得银行监管有效陛大打折扣。

(三)现行法规对高管人员道德风险防范的可操作性差:

有效预防高管人员职务犯罪、道德风险也是当前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监管部门往往依据银行机构的组织考察材料进行判定,即使进行现场考察,也难以在短期内作出全面准确地评价,其结果难以保证经资格审查合格的高管人员在品行、能力等素质上的合格。同时,对银行机构提供的组织材料的真实性,目前缺乏有效的问责,也为高管人员市场准人的审核留下了缺口。

(四)档案管理的落后使得资源共享困难。

高管人员的档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资源,它载明了高管人员的所有信息,尤其是监管部门关注的不良行为记录。在当前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由于档案不随人走,也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因此难以全面连续地记录高管人员的各项信息,这不仅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而且也使监管的有效性、连续性受到影响。

三、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高管人员的资格管理和日常监督,是规避决策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是防范操作风险、案件发生的关键所在,必须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常抓不懈。

(一)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

依照现代银行监管理念要求,大力实施人本监管策略,把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纳人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有效地约束法人的行为。针对目前管理现状,建议尽快出台有关银行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加大对高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对出现风险和案件的银行机构,既要有人及时问责,又要深人追查事件责任人,迫使高管人员不仅仅是对任命他的组织负责,而且要对其任职的单位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

(二)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

为加强对高管人员连续、系统、规范、完整的全方位动态监管,建议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制度,在监管环节上抓住市场准人关,在其履职时“查好岗”,对其行为“问好责”一是实行市场准人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出具拟任人申报材料的银行机构,准确评价拟任人的品德、学识、能力以及任职硬条件,对材料失真的申报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实施任职资格审查的监管机构,要在严格审查任职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实行任职资格现场考试制度、实地考核制度和准人前公示制度,将品德差、能力弱的拟任人拒之门外,对符合资格的高管人员颁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从源头上选准“当家人”。二是实行对履职行为的四项监管制度。

(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从建立科学的经营指标考核体系人手,对高管人员的经营行为进行系统的量化,通过实施现场检查并结合非现场监管情况,考核其实际工作能力,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高管人员给予一定程度的处罚,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经营行为。

(2)定期或不定期约见谈话制度,就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高管人员咨询、诫勉、警告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等,掌握高管人员的经营管理思路和思想动态,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

(3)建立群众举报制度,把高管人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密切关注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经商办企业、从事第二职业、、不正常交友等问题和现象,促进其自我约束,力求消除各种案发隐患。

(4)离任审查监管制度,在高管人员离任前,对其上级部门出具的离任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对问题仍未查清的机构,向其上级部门提出原高管人员不允许离任的监管意见,并督促进一步查纠落实。对发现高管人员履职或个人行为有严重问题的,按照规定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通过多环节的日常监督,把高管人员履职行为序时记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和任职资格管理档案,约束和激励其自觉主动地守法合规经营,规避风险,以促进银行机构稳健运行。三是严格问责制度,增强监管效果。对银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对机构进行处理的同时,要加大对责任人特别是高管人员问责力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监管原则,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对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对银行业发展造成破坏的高管人员要坚决取消任职资格,并收回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逐步实现对高管人员行为监管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

防范高管人员道德风险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管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快体制转换,彻底打破官本位,取消行政级别,按照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要求,明晰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分支机构高管人员上下级之间的授权范围,让各级高管人员明白自己任职的责、权、利范围。二是监督各级高管人员正确行使权力,使其各项行为均能在透明有效地监控之下,从而解决权力过度、弄虚作假和内控不力等弊端。三是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激励分配机制,消除制度缺陷,使得违法违规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从内部机制上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坚持日常监管中的提醒,促进高管人员增强守法合规意识,进而促进其主动加强机构内部控制与管理,认真执行内控制度,查处纠正违规问题,约束下属,规避风险,全力实现工作目标。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7

近日,银监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加强风险防范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对6大风险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其中与内控合规密切相关的操作风险就位列其中。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呢?

防:不足的内部控制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业的监管改革又上紧了发条。与此同时,因内控管理不到位而导致的银行重大风险案例也层出不穷――国际上,巴林银行因内部管控缺乏而最终走向破产;法国兴业银行因交易员的虚假交易造成49亿欧元的巨额损失;很多知名银行频频爆出欺诈、洗钱、隐瞒债务等丑闻。在国内,类似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山西“7.28”金融诈骗案、哈尔滨“1.06”金融诈骗案、山东“票据”诈骗案等都发人深省。

“这些案情暴露出一个共性问题,就是银行对内控合规风险管理的缺位,也直接反映了银行对操作、合规风险的弱视。”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咨询总监喻巧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记者了解,尽管目前金融界对操作风险的界定还不完善,但将操作风险按其损失风险因素划分界定,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的公认。喻巧玲说,操作风险可分为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引发的操作风险。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员因素、流程因素和系统因素,其中人员因素主要指操作失误、违法行为(员工内部欺诈/内外勾结)、越权行为、违反用工法、关键人员流失;流程因素主要指流程设计不合理、流程执行不严;系统因素指系统失灵、系统漏洞、数据信息安全等。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事件,包括外部欺诈、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抢劫、工作场所安全等)和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

对于银行与风险这两个事物,华夏银行行长樊大志曾表示:“银行经营的就是风险,并在经营风险的过程中实现利润。”银行是风险的众矢之的,风险管理的核心是确保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匹配。但在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实际工作中,大多数银行都习惯于把目光向外看,重视外部风险,而往往疏忽了内部风险的防范。

事实上,由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不当,或是内部人员、机构的主观行为所造成的风险涉及层面十分广泛,包括银行内部机构、制度、规定、管理、人员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疏漏都可能为内在风险提供“潜伏”之机。而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严重的风险损失往往是由于内部疏漏而导致的。

依照银监会的定义,“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可以帮助银行实现3个方面的目标:第一保证财务报表与管理报告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第二确保银行遵守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政策、计划以及内部管理制度及程序,降低发生损失、损害信誉的风险;第三是实现经营效果、效率以及保护银行资产的重要保障机制。”

喻巧玲强调:“内控合规是银行操作风险和信誉风险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环节。当前,国内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由于缺乏合规风险管理过程的有效支撑,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以及合规文化往往难以确立,因此,全面的风险管理也就无法真正落实。”

疏:梳理共性问题

银行内控合规的加强重在管控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而要确保银行的一切操作行为均符合有关政策法规也绝非易事。巴塞尔委员会会计工作组主席Arnold Schilder曾说:“发展和实施合规风险管理的挑战不亚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多年来诸如上述案件的总结、分析,金融界的专家们对目前国内银行在内控合规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已形成了部分共识,并做了梳理。

第一,内控制度尚不健全,控制不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仍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受不良贷款的现实制约,内控机制建设主要围绕着信用风险而展开,强调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审贷作业分离、贷款5级分类和资本充足率达标等。相对而言,合规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尚未引起国内银行的足够重视,导致出现了风险控制的一些真空地带。

第二,内控执行不足,控制分散。这方面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数量众多,但多分散于各部门、各岗位和各项业务中,缺少整合。现在,国内很多商业银行都建立了“三道防线”的内控风险管理思路,但三道防线所涉及的各类信息和数据比较零乱、分散,没有进行整合分析,三道防线的威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对分支、基层机构的检查评估不足。内部控制不仅要求银行建立相关的制度与流程,还要经常监督检查这些制度和流程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一些银行由于内部审计不足,对内部控制的检查频率和深度往往与风险程度不匹配。因此,分支机构不严格执行内控制度的现象确实存在。

第四,科技对业务发展缺乏有力的支持。如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支付系统缺乏联系,就容易导致支付结算管理系统安全系数较低。再如一些大额资金与异常支付的管控鉴别也需要信息数据的及时采集和共享,及时进行整理分析,这就对各银行之间信息的交流畅通和数据共享提出了要求。

第五,内控文化未真正落地。喻巧玲认为:“银行内部控制是需要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各级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银行内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参与这一过程。”也只有这样,内控文化方能从上到下真正落实,从而有效地规避风险。

据了解,当前一些银行已建立起了“防风险”与“业务发展”的双重考核机制,以期提升全员的风险防范意识。

堵:构建有效IT机制

当前,加强内控治理已成为银行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一步。但做好内控治理仅有意识是不够的,如何加强执行、真正杜绝风险才是银行所期望的结果。神州数码融信软件公司曾经历时4年为国内一大型银行实施了内控管理咨询及系统,具备了一定经验,在接受采访时,喻巧玲就明确指出:“银行亟需构建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这是解决合规风险与操作风险频发的一个重要的治本之策。”

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是银行主动识别合规风险,主动避免违规事件发生,主动采取各项纠正措施以及适当的惩戒措施,持续修订相关制度流程和具体做法而形成的岗位手册。制定这种机制的目的就在于,堵住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漏洞,有效地管理合规风险,确保银行的合规稳健运行,从而实现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

对银行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将使银行合规工作不再局限于简单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或者与监管部门进行博弈,而是将合规作为银行经营发展的一种特殊风险,以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推进银行内部制度和流程的建设及持续改进,从而提高制度和流程的执行力。

银行构建合规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强调4个方面:第一,合规是银行内部的一项核心风险管理活动,也是银行实施内部控制的一项基础工作;第二,合规应从高层做起,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和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来加强合规风险管理;第三,在银行内部组建一个常设的、独立有效的专职合规部门,支持和协助银行高级管理层有效管理合规风险,实现银行的稳健经营;第四,进行事前的风险识别和预警,事中的风险控制以及主动的合规风险管理,确保合规风险管理与银行制度和流程的评估处于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之中。

“合规风险管理可以成为银行进行内部控制的基础,只有这样内控才会不再是不可触摸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喻巧玲如是说。而内控合规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是支持这一目标落地的必要举措。

IT系统可以帮助银行初步建立起内部控制的立体管理体系:首先,通过系统实现信息集中和风险评估后,银行能够正确了解所处的风险环境,从而将管控的重点放在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风险上;其次,系统可以完善第二道防线的检查制度,不仅提升内控工作质量也能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内控管理流程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第三,系统可加强基层网点的综合治理,实现一线的自查、自训、自纠,并对营业经理派驻制进行管理,对基层网点员工进行风险管理;第四,系统可实现稽核的再监督职能,如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可在内控系统中得以验证并进行预警。

另一方面,银行通过构建内控管理系统,可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准,实现合规或操作风险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内控信息管理的集约化。例如可提高内控的可验证性,强化内控过程控制,提升内控风险的统计分析水平,实现内控的连续纠偏和持续整改。

银行IT风险管控亟待加强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虽说IT系统可以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但是当前,银行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加强,这使得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也直接关系到整个银行业的安全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众所周知,银行业IT架构庞大、IT设施复杂、所涉及的机构繁多,技术方面综合了应用系统、操作系统、网络、数据库等多方面,其中的任何缺陷都会影响整体IT架构的安全。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90%以上的金融风险事件都与IT间接相关,在已经报告的损失事件中,50%以上的事件与IT间接相关。

所以,国际清算银行颁布的巴塞尔II协议明确表示,IT风险管理属于操作风险并且是操作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巴塞尔 II协议也要求银行提供新的操作风险报告,并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随着银行的业务运营对IT系统的依赖性与日俱增,IT管控作为银行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也亟待加强。(文/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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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预计5年内

开业200多家村镇银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银行与淡马锡旗下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富登金融)合资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蕲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和第二家村镇银行“京山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相继开门营业。这是国内首次由大型商业银行联手境外战略投资者组建的合资村镇银行。按照中国银行与富登金融的规划,预计在一年内将设立20家村镇银行,在未来的5年内将会陆续设立200〜400家村镇银行。

据悉,为确保村镇银行顺利开业,中银富登对村镇银行所需的核心业务系统进行了提前建设。此次,承建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核心系统的是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

经过双方沟通,神码融信将采用“同步开发、按月支付”的模式进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建设。

平安银行携手Teradata搭建统一数据仓库平台

本报讯 近日,专注于数据仓库及企业分析方案的厂商――Teradata Corporation宣布, 平安银行携手Teradata搭建了统一数据仓库平台。该平台将对平安银行的生产和管理数据进行集中、清理、整合和分发,为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准确、统一、全面的基础数据。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8

关键词:行为异化;自生能力;内在约束;产权再造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49-06

迄今为止,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在短时间内摆脱了所谓“技术性破产”的命运,而且总体实力与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并有效抵御了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当今的中国银行业离市场化改革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不仅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尚未真正确立、公司治理缺陷日益突出,而且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方式依然粗放,自生能力不足、内在约束不强、对风险的管控水平偏低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客观描述:银行经营行为的变异性特征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成就斐然,综合实力、运行质量、抗风险能力都有了明显好转;但毋庸置疑的是,账面数据的改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流动性扩张、稳定的高息差以及政策红利等外部因素的支撑。尤其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商业银行不尽人意之处甚多,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层出不穷的新挑战、屡屡发生的老问题,都对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巨大挑战。

(一)增长模式粗放化

分析本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基本没有脱离抢份额、争规模、扩网点的传统模式。尽管多数银行都已将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目标,但实际表现却远非如此,以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规模指标为代表的市场份额始终是各家银行考核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近几年来,改革初期曾经撤并的低效网点、精简的冗员、扁平化了的管理层级,又出现了恢复性扩张,机构网点开始大量向基层延伸,管理链条拉长,同时人均、网均规模和收益却在下降,费用投入与成本收入比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从国际排名看,虽然部分大银行规模总量位居前列,但主要业务如批发、零售、银团贷款、中间业务等单项排名均比较靠后。不计成本设机构、不择手段揽存款、不顾风险放贷款,片面追求机构数量、业务总量和市场占比,不注重产品结构调整和收入比较效益,忽视内部管理与自身素质提升,不仅带来高经营成本和低产出效能,而且导致违规和风险事件频发。

(二)经营决策科层化

中国的商业银行脱胎于计划经济,虽然历经了初步的市场化改革,但行政化色彩仍非常浓厚,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行政管理,经营决策过程中的官僚作风较重。比如客户或消费者办理业务需要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表,由银行根据层级权限来决定是否同意,而审批时间的长短也完全取决于银行的工作效率;又如各项决策过程中普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一把手”主导特征,业务活动则往往是级别越高、权限越大,部分银行引进的专职业务审批人制度客观上名难符实;再如管理的规范化问题,实践中却变成了复杂化,无论大小概莫能外,似乎机构规模越庞大、级次越多,管理才能称得上规范。诸如此类的情况反映出中国银行机构越做越大、层级越来越多、链条越拉越长,决策效率却日渐低下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无序竞争常态化

粗放式发展直接导致了竞争领域的复杂乱象,在诸多业务领域均表现出严重的“一哄而上”式的非理:不计成本的营销大战、不顾风险的业务扩张、不惜牺牲行业整体利益的利己行为、盲目混乱的人才拉锯等等。低水平的激烈竞争,既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严重影响了银行业声誉。在诸多情况下甚至是“明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同业之间的理性和自律功能缺失,“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倍显突出,各种形式的监管套利活动比比皆是,“遵章守纪吃亏、乱规违法得益”的行为方式不断自我强化且层出不穷,时常陷入法难责众的尴尬困局,自然也无力摆脱“一乱就整,越整越乱”的顽固性怪圈。

(四)市场行为同质化

缺乏应有的机构功能细分、市场定位细分和业务品种细分。各类机构虽然大小不同、环境和地域分布各异,但是经营行为却高度趋同。一是市场定位趋同。表面上看,中国存在不同市场定位的多元化银行体系,但所有银行都在力争做大做强,全国性银行向海外发展,区域性银行向全国发展,地方性银行向跨区域发展,农信社“脱农进城”的冲动也从未消除。二是业务功能趋同。基本上所有银行都拥有从本币业务到外币业务、从零售业务到公司业务、从业务到信用卡业务的多元化业务范围。三是产品和服务趋同。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主要还是简单、低层次的营销竞争,一旦出现新的市场热点或业务领域,各类银行都蜂拥而上、争相跟进,要么一哄而起、要么一哄而退,从而难以顾及业务品种和服务的创新与细分。

(五)创新活动模仿化

创新是差异化、特色化经营的基本支撑,也是银行业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体现。但总体来看,当前国内银行业机构的创新活动仍主要停留在模仿的初级阶段。金融创新层次较低,往往偏重于传统业务和传统市场,中间业务创新能力差且技术含量低,高收益的品种少;跟风、赶时髦的创新多,原创、可持续性创新不足。现行市场上的所谓金融创新,大都是各银行之间相互抄袭、效仿,具有核心竞争力、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少之又少,这也成为银行市场行为同质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之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创新,都仍然以传统方式和内容为主,深层次的管理、制度乃至文化的创新均十分薄弱,模仿最多只能属于形式化的“照葫芦画瓢”,不仅对提升竞争力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也难以形成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机制。

(六)内部控制形式化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目前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尽管还没有达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程度,但基本框架初步搭建完毕,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各个流程、环节和主要风险点的全面覆盖。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比比皆是,各类内部违规事件高发、频发的现象突出。大量的风险问题主要来源于重复、雷同、低层次的违规行为,以致几乎所有业内外人士的一个共识就是,只要有一个环节按照规定办理,就能够及早发现甚至避免问题的发生,而事实上却恰恰没有一个环节遵章守纪,这已经成为一个屡屡痛定思痛却又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执行力弱化所造成的有法不依、有章不循致使银行内部控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形式化倾向,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屡查屡犯、屡禁难止,并表现出明显的重复性、近似性、高发性和低层次性。

(七)激励约束扭曲化

良好的激励约束应该是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的精髓和要旨之一。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情况已经销声匿迹,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和表现为激励与约束的严重不对等、不协调。从激励角度看,中国商业银行目前仍以行政激励为主。不同级别拥有的控制权大小不一,收入待遇与行政级别高度正相关且差距悬殊,薪酬倒三角特征非常明显,随着层级的降低薪酬水平快速下降,部分股份制银行高管与人均薪酬的差距甚至超过30倍。在约束机制方面,上级行的考核及业务指标要求年年上涨、层层加码传达到基层行,有些脱离实际,基层机构和员工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完成考核任务;如果出现问题,问责的重点往往也是操作层面。可以说,中国商业银行现行的激励约束安排明显呈现出“激励重向上,约束偏向下”的非对称特征,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引发大量的风险事件,成为员工以非法手段取得高额业绩的重要诱因,潜在和长远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

(八)定价机制简单化

贷款风险定价的实质是通过价格调整覆盖预期和非预期损失,实现银行价值增值。目前中国银行业距离真正意义的风险定价还相去甚远。一是在一味强调规模扩张而不注重银行价值的考核机制下,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型扩张,定价手段较为粗糙,利率确定不是依据风险覆盖原则,更多的是考虑市场竞争和业务增长。实践中,资金价格往往取决于贷款双方的谈判地位、规模控制的松紧、市场实力的对比而不是风险程度的高低。多数银行仍主要关注愿意支付现有贷款利率的客户,习惯于从基准利率开始与客户协商,利率浮动简单地以10%递增或递减,计息方式则习惯于“一年一定”,很少采用浮动利率或根据客户风险状况测算贷款定价;部分银行存在盲目让利竞争等粗放经营行为,甚至不计成本搞压价营销和过度竞争,相互拆台,恶化同业关系。二是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形成一套包括定价原理、定价程序、定价技术和价格战略等的完善机制,导致不能按照风险收益对称的原则,准确判断客户贷款风险,难以形成对贷款市场利率的敏感反映。有的银行为了规避利率确定上的随意性和客户经理的“寻租”行为,自上而下搞“一刀切”式利率政策,基层行缺乏自主定价的灵活性,授权约束机制和审批控制机制比较僵化,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三是贷款定价监测及贷后评价机制缺乏。尽管制度允许根据贷款履约情况、资信状况变化等对合同期内利率进行调整,但由于定价监测和贷后评价机制缺失或不完善,相关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综合收益率测算也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四是贷款风险定价技术落后,习惯于采用基准利率简单上浮或下浮的方式。目前各商业银行的客户信用评级系统只能对客户进行风险排序,无法准确计量客户风险大小,也无法相应的违约概率及回收率进行评估;内部评级对象是客户信用风险而不是某笔贷款的风险级别,对违约损失率的计量分析能力相对薄弱,客户风险数据及违约统计模型应用也才刚刚起步等等,这些都对风险定价形成了巨大制约。

(九)风险管理口号化

目前所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际上还是“形似”的内容偏多,风险管理工作仍较为分散,并主要以单一风险控制为主,流程管理薄弱,未覆盖所有风险,手段和技术也很不成熟。近年来,由于风险管控失败导致的案例比比皆是,而且大要案频发,充分反映出风险管理缺失或低效的现实状况。2011年全国银行业发案92起,涉案总金额21亿元①,同比增幅分别为3%和311%,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48起、涉案金额20.8亿元,发案量占全年的52%、金额占99%。不仅案发机构和领域、案发环节和作案人员范围逐年扩大,而且随机性和任意性也大大增强,案发环节更为隐蔽,同时作案难度进一步下降,如案件频发的个人业务只需要银行内部不法人员单边行动就可完成。风险管理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各银行的实际管理能力无法负荷业务的粗放式急速增长,盲目扩张导致风险控制难以完全覆盖业务范围。加之银行案件是单项产生成本和损失,案防本身不产生效益,所以银行往往会在案件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和案防投入之间进行权衡。为了效益最大化,基层机构甚至违规操作以对赌案件风险。

(十)发展转型表面化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题,转型也是银行业机构近年来的热门领域。但从总体情况看,目前银行业的发展转型大都集中在业务侧重点、产品创新、收入结构调整等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一般都是发展中间业务降低利息收入占比、更多地关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批发业务为主转向大力拓展零售业务、推进综合化经营、加快传统产品向创新业务转变、推陈出新营销理财产品等等,至关重要的制度转型包括产权再造、治理机制、组织架构、管理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而这些才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制度基础缺位的情况下仓促推动过于表面化的业务转型,直接不良后果就是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弄虚作假和风险放大的情况,近两年来日趋严重的理财业务和服务收费乱象就是明显佐证。另外,从16家上市银行2012年中报披露情况看,伴随当年二季度两次降息带来的利差收窄效应,在利息收入空间压缩的同时,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速也有明显下降,说明目前中间业务与利息收入的正向关联度仍然较高、真实性不足的问题依旧突出,所谓转型显然还是比较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的。

二、原因分析:股权结构②基础问题

上述变异性特征表现,主要是当前商业银行的管理激励缺陷所致。因为经营行为说到底是由治理机制决定的,其内在根源还是产权问题。产权结构作为企业控制权分配的基础,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仅仅关注资本充足率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充分信息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林毅夫等,1997)也非常重要,但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产权清晰、责任明确、自负盈亏、约束有力的微观市场主体,良好的市场环境是难以真正确立并持续维系下去的。这既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实践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最大的教训所在。

(一)国有性质股权比重较高且相对集中

从2011年末商业银行控股股东性质看,14家上市银行③中除平安、北京和宁波银行外,其余11家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均为国有,平均持股比例达37.4%。工、农、中、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国有股份平均占比69.56%,其中农行国有股权占比最高(83.51%),交通银行国有股占比最低(32.35%);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较国有商业银行相对分散,除平安、民生和宁波银行外,国有股权占比基本在30%左右,其中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国有股权占比都在60%以上。与此同时,全部上市银行中除平安和宁波银行外,其他14家银行非国有境内法人持股比例均不足5%。

(二)大型商业银行主要由政府控股

截至2011年末,包括工、农、中、建、交在内的五家大型上市银行,普遍采取的是中央汇金公司或财政部持股的方式,其中汇金公司分别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35.4%、40.12%、67.6%和57.13%,同时还是光大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8.37%;财政部作为交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26.5%,同时还是工行和农行的第二大股东,分别持股35.33%和39.2%;中信银行第一大股东是中信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61.85%。考虑到财政部、汇金公司以及其他中央企业的高度关联关系,大型商业银行实际上处于政府的控股之下。

(三)中小商业银行基本被地方政府主导

包括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其股权构成要相对分散一些,一般采取的是由专司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的公司法人④集中持有国有股份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直接持股等方式。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如截至2011年末,华夏银行第一大股东为首钢总公司,持股20.28%;兴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是福建省财政厅,持股21.03%;浦发银行第一大股东是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持股20%;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是南京紫金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3.42%。其二,地方国有法人合计控股。虽然多数中小上市银行第一大股东并非国有,但由于多家持股法人同属地方国企,不仅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政府控股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国有控股属性。如截至2011年末,浦发银行第二、三大股东分别为上海市属国际集团公司和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计持股22.16%;招商银行第二、三大股东分别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合计持股18.62%,超过第一大股东香港中央结算(人)有限公司17.86%的持股比例;华夏银行第一、二大股东分别是首钢总公司和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公司,合计持股达38.52%;北京银行第二、三大股东分别为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北京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合计持股16.39%,居于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地位;南京银行第一、三、七大股东分别为南京紫金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新港高科技公司、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股25.72%;宁波银行第二、五、六、十大股东为地方财政或地方国企,合计持股达25.1%,明显超过第一大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13.74%的持股份额。

三、结论与启示:可行的路径选择

(一)变异的经营行为是自生能力和内在约束不足的集中反映

银行业的中国式困局在于微观不审慎和自生能力弱化而不是宏观稳定问题。事实上,当今中国银行业行为表现与市场化改革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认清这些差距对于改革推进的最终成功具有根本性意义:一方面,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尚未真正确立、显效,公司治理缺陷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银行经营发展方式依然粗放,自我约束不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偏低。正如尚福林(2012) 所指出:“现在,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五大银行已经走进了国际大型银行之列,但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改革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因此,从银行业深化改革的迫切需求出发,必须要切实转变思路,把强化银行自生能力建设和完善内在约束机制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心与着力点,提升微观主体经营运作的市场化程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性、可持续发展。

(二)治理缺陷的根源仍然并且始终是难以回避的股权结构问题

对此,国内学术界一直存在若干争论:有的观点认为产权性质对于治理结构并不重要,国有的未必搞不好,私有的也不一定高效率,并寄希望于在既定产权框架内解决银行治理优化问题;有的观点则主张短期内不具备进一步改革银行产权的条件,应等到宏观背景改善或市场环境优化后再行实施;还有的观点认为国有产权改革问题已经解决,因而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我们认为,改革至今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目前银行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反映出产权改革的严重不到位,上述观点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缘木求鱼、要么南辕北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拖延策略,不仅不正确,而且非常有害。产权问题是永远避不开、绕不过的,这是毋容争论的事实;没有产权的彻底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市场交易主体,政府驾驭市场的局面就难有改观,也难以衍生出高效的治理机制和良好有序的竞争规则,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个困扰已久的顽固性问题。

产权、治理与行为,属于层层递进的决定式关联关系。应该说,经过前期重组,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在产权安排上是清晰的,在股东结构上是多元的,但同时各级政府实质上仍然是主导的。国有或准国有的产权制度特性导致内生激励缺陷,并由此决定了微观主体经营行为的去市场化和低效率以及难以解决的软预算约束⑤。政府运用经营者选择权即对各类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等的任免或掌控,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银行的治理,经常以行政导向直接干预银行经营,银行也习以为常地将满足政府偏好作为其重要目标,国家则因此对风险承担了事实上的无限责任,这是中国银行业缺乏自生能力和内在约束的制度根源。从链条看,多重委托关系进一步弱化了银行治理的有效性,极易成倍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随着层次的增加,成本也相应扩大,造成官僚色彩浓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同时,由于所有者约束的层层衰减机制,致使案件等风险问题容易在基层频发。

(三)化解中国银行业发展困局的根本出路是再造产权

这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以促进有效治理机制的形成;唯有如此,才能将风险最大限度地内化于微观主体行为之中,从而真正避免或减轻国家承担的宏观审慎风险。否则,如果再来下一次危机,中国的银行业是难以独善其身的。那么,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进行有效再造呢?目前主要有实践的和理论的两条路径:其一是直接减持,即像前苏联那样把国有性质的股权全部或大部转让出去,这在中国目前有诸多现实障碍,且由于多数大中型商业银行市值巨大,短期内也很难找到有实力的接盘者,因此可操作空间不大。其二是股转债,即像张维迎(1995)所主张的那样把股权转为债权,通过收取固定利息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需要几乎完全放弃对银行的控制权⑥,可行性也不大。我们认为,鉴于进一步重组产权的紧迫性以及弱化政府对银行直接控制力的客观要求,当前宜采取将银行的国有性质股权有条件转化为可转换优先股的方式,这样既不用改变所有制性质,又可以减轻国家的经营负担并实现保值增值,同时还不失最终的控制权。具体要点包括:第一,做好法律上的充分准备。在综合论证的基础上,对国有优先股权的转换权限、条件、期限、内容及手续给出明确界定,并据以对商业银行的公司章程等内容进行修正;第二,将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持有的银行普通股,依法逐步或一次性改造为可转换优先股;第三,由持有普通股的法人和自然人股东行使完整意义上的银行控制权,并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变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第四,政府变直接治理为相机治理,即通过法律界定和制度安排,在国家认为适当或必要的时机,按照法定条件与程序将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从而直接介入银行治理并行使控制权。

(四)加快提升外部监管效能是促进银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银行业的科学发展,实际上就是有效管控风险前提下的稳健高效运行,就是要在合理的速度、可靠的质量和良好的效益之间寻求最佳的切合点,在短期盈利能力和长期可持续性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银行经营的高杠杆特征以及银行经营者对盈利性业绩的追求,决定了银行自身的审慎程度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自我约束欠缺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讲更是如此。所以切实提升监管的有效性十分迫切,为此:首先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把观念调整到位。要认识到目前的境况不是靠所谓的强化监管就能够解决的,因为仅仅是信息的不对称就足以让监管者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其次要坚持从根本和源头抓起,着眼于长远,下大力气依法督促、指导银行夯实产权基础,逐步调整和优化股权结构,把制度体系设计好,把自我约束机制健全起来,才能真正做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第三,在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分析,认真研究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技术手段,积极探索操作性的办法和具体推进措施。第四,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强化教育培训和队伍素质建设,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不断提高现场检查的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的预警预报功能,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以此促进银行监管有效性全面提升,更好地保障银行业科学发展。

注:

①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公开披露信息。

②本部分数据均来源于上市银行2011年度报告,经过整理计算所得。

③招商、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人)有限公司,实际为经其并在香港中央结算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H股股东账户股份总和,从披露信息中难以具体鉴别每一股东持股份额,故予以剔除。

④类似性质的持股法人还有诸如国有地方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等。

⑤实现不了财务预算和经营行为的硬约束,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难以端正,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规则和竞争环境,利率和风险定价市场化将无从谈起,人民币汇率放开和国际化步伐也必将受到制约。

⑥一般而言,债权人的相机控制权只有在企业资不抵债或破产时才能有条件行使。

参考文献:

[1]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2]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J].经济研究,1995,(1).

[3]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

[4]林毅夫.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5]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研究[J].南开学报,2005,(1).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9

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问:为什么要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答: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几乎触及了金融业的所有领域。总体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于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普惠性和覆盖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当前互联网金融某些业态偏离正确的创新方向,并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真正有价值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受到挤压;一些机构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一些机构挪用或占用客户资金,甚至制造庞氏骗局,造成众多群众经济损失。

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维稳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任务,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今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问: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目标是什么?

答:从短期看,专项整治的目标是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扭转部分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的局面,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长远看,实现规范与发展并举、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切实发挥互联网金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对重点领域进行整治

问:《实施方案》提出了哪些重点整治领域和重点整治要求?

答: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领域,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对这几个重点领域进行整治。

P2P网络借贷领域的整治重点是落实网络借贷机构信息中介定位,禁止网络借贷机构突破信息中介职能定位开展设立资金池、自融自保、发放贷款等违法违规活动。

股权众筹领域的专项整治强调了不得擅自公开发行股票、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要求。

互联网保险领域的整治重点是互联网高现金价值业务、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跨界开展业务及非法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

第三方支付领域的整治重点是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风险和跨机构清算业务,以及无证经营支付业务行为,第三方支付领域已实行业务许可,对于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机构将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的整治重点是具有资产管理业务相关资质但开展业务不规范的互联网企业,以及未取得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资质但跨界开展金融活动的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行为的整治重点是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虚假、违法金融广告等。

抓住关键环节提高整治效果

问:针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特点,专项整治将运用哪些方法?

答:互联网金融活动复杂多变,专项整治强调抓住关键环节,提高整治效果。

一是严格准入和行为管理。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未经批准或备案从事金融活动的,由金融管理部门会同工商部门予以认定和查处。

二是强化资金监测。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账户应开立在人民银行或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开展跨行支付业务应通过人民银行跨行清算系统或者具有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进行。

三是用好技术手段。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技术支持系统,通过网上巡查、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摸底互联网金融总体情况,及时发现互联网金融异常事件和可疑网站。

四是加大整治不正当竞争工作力度。从业机构不得通过各种显性或隐性补贴的方式向客户提供高回报金融产品,对通过显失合理的超高回报率和补贴方式吸引客户的行为予以清理规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互联网金融活动跨领域、跨区域特征明显,专项整治提出运用多种措施,实现整治全面覆盖。一是运用“穿透式”监管方法,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根据业务实质执行相应的行为规则和监管要求。二是加强部门协作,相关部门建立数据交换和业务实质认定机制,必要时组成联合小组进行整治。三是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共同承担整治任务,共同落实整治责任。

当前,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良莠不齐,有合法经营、业务规范的,有存在违规行为、但经过整顿后可以继续经营的,也有完全违法、甚至涉嫌欺诈的,各种情况较为复杂。专项整治将坚持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的原则,根据《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各分领域整治方案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要求,按照违法违规情节轻重和社会危害程度区别对待、分类处置、精准施策。同时,坚持公平公正开展整治,不搞例外。

严格规范要求做好对客户资金的保护

问: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将采取哪些措施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答:一是严格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规范要求。《实施方案》明确,从业机构应尽快落实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存管银行应加强对相关资金账户的监督;从业机构应严格执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标准,不得将产品销售给与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客户;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用,制定行业数据统计、信息披露等制度,使得投资者能充分了解从业机构相关信息。

二是《实施方案》强调,专项整治应坚持分类施策,有序、稳妥处置风险,特别要做好对客户资金的保护工作。一些从业机构涉嫌恶意欺诈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严厉打击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这些机构一般潜藏较大风险隐患,有的甚至是庞氏骗局,若不及时进行清理整顿,其债务漏洞可能增大,投资者将承受更大的损失,还可能波及其他机构,导致更多投资者利益受损。

三是《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教育的广泛性、针对性、有效性,特别是要开展“以案说法”,用典型案例教育群众,提高投资者风险甄别和防范意识。

随着专项整治逐步推进,从业机构的守法合规意识和经营规范程度将不断提高,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引导互联网金融步入正确创新轨道

问:专项整治会不会“扼杀”互联网金融创新?

答:近年来,运用信息技术,立足普惠金融,一些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覆盖面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规范与引导,一些从业机构偏离正确的创新方向,或打着创新的旗号包装粉饰,欺骗投资者,或借用创新概念混淆视听、鱼目混珠、逃避监管,一些机构甚至以创新为掩护从事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这些伪金融创新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金融消费者利益,还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真正有价值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受到挤压。

专项整治的目的正是要扭转、纠正互联网金融某些业态创新跑偏的局面,对借创新之名行违法违规活动之实的机构予以清理规范,对开展有益创新、合法合规经营的机构予以支持保护,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步入正确创新轨道。

提炼形成互联网金融治理经验

问:专项整治对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主要有何考虑?

答:专项整治工作是阶段性的,关键是要以此为契机,提炼形成互联网金融治理经验,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研究解决互联网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监管体制不适应等问题。强化功能监管和综合监管,加强跨部门监管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作,实现对各类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监管全覆盖。

二是创新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方法。实施“穿透式”监管,根据业务实质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加强对资金账户的管理,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常态化监测和有效监管。利用互联网思维做好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技术支持。

银行机关作风整治方案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会计风险;防范

商业银行会计操作风险,是指在商业银行会计结算业务全过程中,因操作流程不完善或不规范、系统故障或外来因素造成的损失。

一、会计操作风险的重要地位及特点

会计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只要一从事经营就必然存在着风险。商业银行的会计操作风险在商业银行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其独特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基础地位。商业银行的资金和资本运作、产品与服务,离开了会计操作都无法实现,巨额的资金流量、复杂的资金往来和大量的业务操作,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流程上的缺陷或操作上的失误,从而形成风险。会计不仅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基础,也是操作风险产生的土壤。二是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会计肩负着银行经营全过程的收支、结算、核算业务,反映银行资金和资本运动信息,体现经营成果和提供决策信息,是实现商业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重要保证。会计操作出现了问题,不仅会造成业务难以为继,甚至会波及整个经营工作。会计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中处于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更是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三是风险主体多、频率高、范围广、危害大。主体多,是指会计操作风险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多,涵盖窗口柜员、部门主管、机构负责人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人员等银行的各个层次;频率高,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发生的频率要多于其他风险;范围广,不同业务种类、不同操作环节、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客户群体,都存在着风险源,而且职务犯罪增多、内外勾结案件增多,都说明了操作风险防范的广泛性、复杂性;危害大,我国商业银行虽然经过两年的案件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案件率明显降低,但大案要案仍然时有发生,这些案件多发生在操作风险上,影响大、危害大。

二、会计操作风险形成原因分析

会计操作风险作为商业银行三大风险之一,是商业银行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的工作。经过这两年较为彻底的案件专项治理和全面综合治理,案件有所降低,但仍然频率很高,金额巨大的案件不占少数,会计操作风险防范的任务仍然很重,不可掉以轻心。分析会计操作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问题。银行发生操作风险首先涉及到管理层即高管人员。这个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管自身职业操守和道德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及地方对银行高管人员采取的行政性官本位的管理、市场化激励及约束手段和监管及控制手段不完善及严重缺失,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高管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更是“熊瞎子打立正一首遮天”,从而导致了很强的操作风险,这是近几年来银行业出现问题的关键;二是高管人员重经营轻管理、重效益轻内控、重规模轻质量的偏好,是造成会计操作风险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内控、管理、防范措施不到位,有章不循、执行不力、防范控制不足,都反映了管理层的思想观念、经营理念、风险意识上的差异。

其次,在会计操作风险制度建设上和业务流程上存在缺陷,而且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务系统上线运行,制度及流程建设滞后,这些都容易造成会计操作风险。此外,在银行经营全过程及业务全过程的监控上,一是手段还不完善,二是监控和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各种潜伏的问题及风险就会令人防不胜防。

最后,系统建设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信息化、电子化建设,网上银行,自助银行建设,银行卡业务及跨区域跨行支付结算系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系统风险防范的投入上、系统监控建设上还很滞后,也是造成潜在风险的重要原因。系统建设是把会计人员行为约束机制建设、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操作风险监控及机制建设等各项建设统一起来。

三、建立会计操作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建立会计操作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对于保证商业银行发展方向,实现安全稳健发展意义重大。那么怎样建立防范操作风险的长效机制呢?笔者认为,应从思想建设、合规文化建设、系统监控建设、制度防范、责任追究等方面综合治理、相互结合上建立长效机制。

第一,把好两个关口。一是要把好人员入口关,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是关键。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把好关,严格按标准配备好会计主管、副主管、综合业务部主任和信贷部主任,同时,配好副主管形成制衡;二是把好业务准入关,研发的新产品要相应完善业务操作流程、会计核算设计和统一测试标准模板,强化新产品应用前的会计风险制约和控制。

第二,抓好队伍建设。一是经营层及各级高管人员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形成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有效制衡,尤其是解决好对高级管理层及支行“一把手”的有效监控问题,使之自尊自律自我约束。二是会计即综合柜员、会计主管即主管柜员、事后监督人员、营业部主任、信贷科长等基层会计人员队伍建设,从思想教育、业务培训入手,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并相应完善各岗位、各操作环节、各业务流程制度及各操作环节的管理与监控。三是股份制中小银行及大银行分支机构即分行会计结算、资金财务、信贷管理、零售业务等重点业务部门及人员建设,既发挥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能,又起到有效的监控职能。四是强化稽核监察队伍的建设,使之有职、有权、有威、有为、有地位,有效发挥其内审、监督、把关的作用,把风险及损失控制在萌芽状态或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