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整治表态发言范文

时间:2023-04-09 0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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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整治表态发言

篇1

       一、科学监管 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是食药监系统的中心工作任务,“当前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药品安全需求与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现状之间的矛盾”。树立科学监管理念,提高科学监管水平是食药监系统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把思想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科学监管的体系建设,不断缩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药品安全需求与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现状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满意。为此,我们于春节过后立即召开了全系统科学监管理念学习动员大会,深入学习有关科学监管理念的文件精神,充分认识落实科学监管理念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科学监管理念的丰富内涵。会上下发了《开展“学党章、知荣辱、科学监管、廉洁执法”活动实施方案》,对落实科学监管理念学习活动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了精心部署。3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行政执法案件败诉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了食品药品监管权利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我们为落实好国家局相关工作要求,先后开展了三项有代表性的活动:一是开展“药品监督行政执法办案质量标准”知识讲座。此次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全系统依法行政、高质量办案的法制观念,有助于“勤思考、善谋略、讲质量、求效益”执法风气的树立,是对建立“重证据、重程序、讲文明、讲艺术”执法新模式的有益探索;二是举办行政诉讼模拟法庭活动。模拟法庭的举办,是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一次很好的锻炼和培训,对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执法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实施重大案件电子案审。从今年起,我们对重大案件实施电子审理,运用多媒体技术,把案件的相关证据、预审意见制作成图片形式进行演示,使案审会的重点更加集中在对案件定性、证据、程序、适用法律的讨论和审理上。重大案件电子案审的实施,是我们将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理念紧密结合的尝试,有利于提高案审会的效率、保证案审质量,有利于确保案件办理的公平、公正,有利于提高执法水平。

   

二、打假治劣 切实加大药品市场监管力度

       药品监管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半年来,我们坚持以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为目的,始终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势,突出“四抓”,取得可喜成效。一是竭尽全力抓整治。我们先后开展了药品包装说明书、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药品(以下简称“齐二药”)、鱼腥草注射剂、注射用人血白蛋白、A型肉毒素等多项专项检查。“齐二药”假药事件发生后,我们高度重视,按照省局及市委、市政府部署,认真做好核查工作,并坚决做到“三个不准”:一是对“齐二药”生产药品进行全面清查,不准有疏漏;二是对“齐二药”生产药品进行有效控制,不准再使用;三是对一旦确定是假药的,要进行彻底处理,不准出现伤害事故。在一个多月的核查中,我们共查封扣押4个品种、50个批次、共4038支“齐二药”生产药品(其中“复方甘草单胺注射液”1155支、“葡萄糖酸钙注射液”339支、“双黄连注射液”2380支、“倍他米松磷酸钠注射液”164支), 可喜的是,未发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12个批次、5个品种的“齐二药”假药。除此之外,我们对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制剂室开展了从原辅料到产成品的全面检查。切实加强了与相关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集中力量开展好春节、“两会”、“五一”、端午、高考等期间药品市场的专项检查。二是齐心协力抓广告。我们坚持本局监管与有关部门联合监管、专人监管与全局人员监管、广告监管与稽查工作相结合,先后发现了24起违法药品广告、3起违法医疗器械广告,均已及时移送工商部门,得到了有效的查处,目前,我市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市场秩序实现了明显好转。三是专人专岗抓器械。我们对全市61家医疗器械生产、批发、零售企业全部建立监管档案,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日常监管率达100%。逐步改变了以前对医疗器械“不去管、不会管、无人管”的被动局面,使医疗器械监管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四是务求实效抓“两网”。在扎实推进农村药品“两网”建设工作中,我们突出了“三个重点”:即重点开展无形网的建设,运用各种形式把用药安全知识交给农民;重点规范农村卫生院药房管理,严格要求正规渠道购进药械和无过期失效药械;重点促进药品零售向乡村延伸,方便农民购药。目前,全市药械合法配送进乡到村均达100%。

   

三、趁势而上 切实发挥食品安全“抓手”作用。

       半年来,我们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及省、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抓住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措施,务求实际效果,不断提高综合监管能力,提升组织协调水平,使我市的食品安全状况出现持续好转局面。

       (一)组织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3月24日上午,全市XX年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食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回顾 了XX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并就XX年工作作了安排;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乐平市、浮梁县政府负责同志作了经验介绍和工作表态。**市政府向县(市、区)政府、各职能部门下发了《XX年**市食品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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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台各项工作制度并扎实开展市场整治。我们先后起草了XX年食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食品安全工作重点、保健食品专项整治方案以及各重大节假日的整治通知等文件,草拟了《**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按照国务院、省、市政府部署,我们制定了《**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先后牵头组织工商、卫生、质监、农业、商贸、粮食等职能部门开展了春节、“两会”、“五 一”、端午、高考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和整治。各部门突出以粮、肉

、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为重点,抓好食品源头污染治理以及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严厉打击各类制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行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6月初,根据省局《关于组织开展劣质奶粉核查的紧急通知》的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将《通知》精神通告各县(市)局,并组织协调工商、质监部门,紧急部署“东方牌”劣质奶粉核查工作。

       (三)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卓有成效。今年5月是我市连续第三个食品安全宣传月,我们先后开展了“八个一”活动:一是开展了一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大宣传活动,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用语制作横幅、刷写标语、温馨警示牌延伸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乡镇和每个行政村;二是开展一次大型联合现场咨询活动,印发宣传资料,展出假冒伪劣食品实物进行如何辩识,宣传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饮食安全基本知识,介绍辩识假冒伪劣食品基本要领,咨询举报基本方法等;三是开展一次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在全市分别举办若干涉及食品安全监督或协管人员,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人、学校食堂、集市贸易市场举办者和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责任人员食品安全讲座;四是开展一次食品安全万人签名活动。组织全市中小学校学生开展“食品安全共铸诚信”签名活动,充分调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宣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全民关注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五是组织开展一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六是在《**日报》刊登市政府领导书面讲话,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自觉维护自身权益;七是在《**电视台》开辟食品安全专栏,及时准确报道我市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情况;八是在**电视台每天播放食品安全宣传用语,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

       四、周密部署 切实抓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根据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部署,在市治贿领导小组的帮助指导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第一阶段(动员部署)工作。主要表现在:

       (一)成立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

       3月25日,我们召开了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传达了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精神,成立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治理药品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对此项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

       (二)召开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

       6月9日下午,**市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召开。局党组书记、局长、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伟林作了动员讲话,宣读了《致全市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法人代表职工的公开信》,全市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法人代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干部职工共计70余人参加了会议。市金钥药业有限公司、健民大药房的法人代表代表全市生产经营企业作了表态发言。     XX年上半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精诚团结,勤奋工作,确保了全市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和食品安全形势的总体好转,但是,客观来讲,当前全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我们的工作仍有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建立进展缓慢,药品市场监管力度亟待加大,部门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下半年,我们必须突破瓶颈,攻坚破难,力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XX年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精心组织、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继续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稳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功能建设,严厉打击虚假食品广告、进一步落实食品监管部门责任,有效规范全市食品市场秩序,切实保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二) 继续强化药品市场监管,及时查处假劣药

       强化药品市场监督管理,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的监管,继续抓好农村药品“两网”建设工作,进一步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   

      (三)积极搞好帮促服务,努力推动医药经济持续发展共3页,当前第2页2

   强化服务意识,热情帮促医药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正确实施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确保企业按GMP、GSP要求组织生产、经营。

      (四)狠抓机关作风建设,严格依法行政

       要切实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树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观念,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服务态度,讲究办事效率,促进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保证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经济重镇、旅游都市、特色瓷都”这一全市战略目标而努力

篇2

一、年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一)20xx年分管工作完成情况

1、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圆满完成安全生产大检查等10余项行动任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2481处;安全生产各项主要指标均控制在市下达的指标范围之内,全年未发生工矿商贸类安全生产事故,在20xx年度全市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中被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县”。

2、食品安全防线巩固筑牢。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销毁假冒、过期食品1100公斤,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有效遏制;圆满完成市食安办移送6起案件的调查侦办工作,案件侦办查处率达100%;不断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度,聘请食品安全监督员53名,乡镇食品安全监督覆盖率达95%以上;全年未发生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3、社会治安环境不断改善。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两抢一盗”、“京畿亮剑”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群众满意率明显上升;积极构建新型治安防控体系,完成34家治安重点单位和要害部位的人防、物防、技防建设;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完成10个街面警务室和4个“平安社区”的创建工作;全年未发生命案及重大刑事案件。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1、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在工作中,时刻树立全县一盘棋的观念,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工作原则,服从党和组织的工作大局,重大问题按原则和程序提交县政府办公会或常务会集体决策,从而减少了行政决策失误。

2、坚持政治原则。从大局和全局出发,带头维护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各部门“一把手”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坚决与县委、县政府保持一致,服从、服务于全县经济发展的大局。

3、坚持自警自律。在工作和生活上,积极开展评批与自我批评,通过反省自己思想上的不足和行为上的缺点,进行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以防止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4、坚持洁身端行。对自己及身边工作人员切实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不横攀竖比,不追求奢侈生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同时,自觉主动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二、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牢记宗旨,求真务实,坚定不移服务大局。按照打造务实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的要求,我坚持在强化大局意识中增进团结,在强化规则意识中规范行为,在强化服务意识中推动发展,团结和带领分管部门的全体同志,为推动我县安全稳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1、讲政治,形成工作合力。自觉维护县委、县政府的,对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既讲政治纪律,摆正位置,服从安排;又讲主动作为,大胆工作,搞好服务。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始终讲团结,妥善处理好与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工作关系,主动接受县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严格做到“谋事不谋权”、“到位不越位”。坚持民主集中,在分管工作的推进中,充分尊重、听取和吸纳工作部门的意见,深入讨论、集体研究、会议通过,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2、讲原则,规范运行机制。始终坚持“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原则,强化办事程序,规范行政行为。一方面,强化“表态”责任体系的建立,自己按照“表态必须谨慎、表态必须负责、表态必须兑现”的原则,在分管工作中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着力打造诚信政府形象。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一视同仁,执行法规和县委、县政府决定不分亲疏远近,对群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规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完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办法,通过制度来规范各相关部门的从政行为。

3、讲实效,注重工作调研。坚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在深入基层中为基层服务,在深入企业的过程中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索发展途径。例如,在安全生产方面,经常性地召集有关部门,深入到危化企业、易燃易爆部位、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建筑工地进行实地检查和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尤其是“两会”、“四中全会”等敏感时期,多次组织相关单位深入到家具城、鞭炮库,就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实地督导检查,有效减少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在食品安全方面,经常性地深入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超市、学校食堂、饭店等重点部位和场所进行督导检查,对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有了最清晰、最根本的认识,切实为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矢志不渝保障发展。20xx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以构建安全体系为支撑,以保障人民健康为根本,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基础,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开拓创新,务求实效,使各项工作健康有序推进。

1、着眼底线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稳步开展,全县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同比大幅度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一是以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年”活动为契机,在全力做好各行业和领域专项整治的基础上,相继组织开展了液氨液氯制冷整治、执法检查“双百”行动、安全生产大检查等10余项专项检查行动,共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2586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2481处。二是在全县14个乡镇和1个工业园区设立了安监站,配备了相关软硬件设备,建立健全了生产经营企业档案,真正做到了“一企一档”。三是从工业园区起步,积极开展安全标准化创建工作,使4家规模企业取得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四是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在重大节假日、极端天气等重要时点向有关单位及重点企业负责人发送警示信息,确保生产安全,今年共发送信息70余条。

2、着眼民生安全,切实强化食药安全监管。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以来,我县从种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入手,牢固建立食品质量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了制售假冒伪劣的食品违法行为,有效遏制了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全县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春季行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治理、乳制品安全专项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检查生产经营单位7000余家次,销毁假冒、过期食品1100公斤,限期整改安全隐患300余处,取缔无证经营户61家。二是引导规范食品安全生产销售,对域内3家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了电子溯源系统,培育安全示范企业2家,完成率达100%。三是加大市级移送案线侦办力度,对市食安办移送的市场销售白条猪、利用死猪加工熟食等6起案件及时进行了侦办查处。四是不断加强食品药品宣传教育力度,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药品安全培训班等一系列活动,共培训食品药品监管人员、企业负责人600余人次。

3、着眼社会稳定,不断优化社会治安环境。为有效确保全县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今年来,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根本标准,深入开展了严打整治斗争,全面强化了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一是组织开展了以“两抢一盗”为主要内容的打黑恶除痞霸“雷霆”行动、“京畿亮剑”行动等专项行动,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74起,查处治安案件1308起。二是对全县34家治安重点单位和要害部位落实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并加大巡逻频度,确保防控安全。三是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完成了10个街面警务室的主体建设工作,并对全县25处居民小区进行了普查,完成了金地阳光、丽泰花园、金地天一城、财政局宿舍4个“平安社区”的创建工作。四是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排查调解各种矛盾纠纷1000余件,办理各种法律援助案件262件。

(三)勤于学习,严格自律,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不断强化党性修养,提升自身素质,自觉拒腐防变,切实做到廉洁从政,勤政为民。

1、加强学习,努力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一方面,始终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重中之重,深刻领会“xx大”和“xx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不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真正领会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使思想和行动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保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坚持用“廉政准则”、“中央八项规定”、“党内五项监督”等党纪党规规范自己的言行,用法律政策指导各项工作。

2、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在工作和生活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遵守《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准则》等廉政法规,不断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结合工作实际,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认真查找自身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建立个人问题“清单”及整改措施,明确了整改时限。同时,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履行审批程序,遇到重大事项,坚持会议研究,集体决策,积极营造民主氛围。

3、勤政务实,高标准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定期组织召开部门一把手参加的分管部门廉政建设专题会议,集中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文件、规定,并从典型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增强其廉政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督促指导分管部门健全有关制度,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和领会,主动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并提出改进措施、纠正不足,监督分管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及干部职工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针对分管工作内不同实际情况,帮助分析形势,制定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有效规范了干部行为,从机制上保证了分管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

篇3

今天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市政府研究确定召开的,也是市食安委调整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表彰2011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安排部署2012年工作任务。刚才,我们对2011年度食品安全工作先进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与各县区签署了2012年度工作责任书,县政府、县政府和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质监局分别做了表态发言,对上述表态发言都很好,这些经验做法,很值得大家学习、借鉴、效仿。还有四个位的交流材料也印发给了大家,请认真学习借鉴并抓好落实。下面,根据市政府研究的意见,我讲三个问题。

一、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2011年,我市各级政府及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完善监管机制,深入开展治理整顿,狠抓监管措施落实,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全年没有发生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在全省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对食品安全工作,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书记、市长多次作批示、提要求,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市及各县区均调整充实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班子,设立了食品安全工作办公室。强化联合执法,实行有奖举报,完善基层组织,开展年度检查考核,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定陶在全市率先实现了政府食安办编制、人员双到位,建立了四级监管网络。

(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各级都把食品安全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层层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逐级落实监管责任。推行网格化监管,定岗、定责、定人、定事,基本实现了监管工作全覆盖、无缝隙。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大力开展企业法人履责报告和公开承诺,督促企业完善管理制度,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执行一票否决。曹县出台了《食品安全行政检察监督实施意见》。县出台了《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实施意见》。

(三)深入开展治理整顿。根据国家和省统一部署,相继开展了食品添加剂、乳制品、“地沟油”、“瘦肉精”、酒类、肉类等十余项专项治理和农村食品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组织明查暗访,督促落实措施,严打违法犯罪。全市共破获食品安全案件19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5名,捣毁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窝点15个,集中销毁问题食品18类6680件。巨野县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执法检查百日行动”。区先后开展联合执法12次,端掉制假窝点4个。各级农业、商务、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畜牧兽医、水产、工商、质监、检验检疫等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发现问题。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四黑、除四害”行动,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

(四)大力推进环节监管。各级各部门按照分工,认真履责,严把关口,初步构筑起了全过程监管防线。一是初级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和农产品质量认证,新建农业标准化基地37个,新增基地面积40万亩;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9个,绿色食品11个;对48家饲料厂、17家兽药厂、11家奶站全部派员驻场监管。二是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严格生产许可,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市484家企业取得食品相关生产许可证552张。加大对获证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立案47起,1家企业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取缔无证企业35家,注销37家。三是食品流通环节。全面推行“四项制度”和经营自律“三条线”,实行食品可追溯管理。全市食品经营业户使用“一票通”总量达47万余册。四是餐饮服务环节。建立了许可核查员制度,积极开展“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全市审查验收76家,区被评为“省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县”。

(五)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精心组织宣传周活动,深入开展“五进”宣传,开设媒体宣传专栏,分级分批开展培训。建立舆情监测和信息报送体系,及时监管信息。全市举办各类培训班220期,开展咨询活动316次,发放宣传材料50余万份。总之,一年来,各级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做了大量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奋斗在食品安全战线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位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就我市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个别环节、有些产品的监管方面,还存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监管空档问题,甚至导致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影响了政府形象和监管效率。二是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升。特别是基层的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高,执法能力建设有待加强;个别食品从业人员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法制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不高,食品安全违法现象屡有发生。三是监管网络不健全。各县区政府食安办虽已成立,但工作人员尚未到位;镇、村两级监管网、信息网还未形成。四是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落实政策打折扣、巡查检查走过场,执法不严、处罚不力,甚至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现象还比较常见;在农村许多地方,甚至连索证索票、进货台账制度都形同虚设。五是监管经费不足。执法装备、检测设施还不完备,检验检测项目少,监督抽检经费严重不足。六是边界流通风险较大。我市地处四省交界,假冒伪劣食品极易流入,特别是随着各省食品安全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伺机将造假窝点向周边转移,给我市带来很大压力和隐患。七是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种养殖环节源头污染,食品摊贩治理,食品加工小作坊以及对小饭桌的监管等等,还存在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在今后工作中下力气解决。近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如果食品安全出了问题,菏泽的形象就会打折扣,不仅影响加快发展环境,而且影响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会前孙市长特意安排,要务必把食品安全工作抓牢、抓好,确保不出问题。

二、突出重点,标本兼治,扎扎实实做好2012年各项工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公众身体健康,事关和谐社会建设,是社会高度关注、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总书记、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食品安全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菏泽是农业大市、人口大市,也是食品生产消费大市。确保食品安全,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做好当前食品安全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下大决心,下大气力,全力做好各项工作,确保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今年是我市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年,是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的启动年,也是党的“十”胜利召开之年。做好今年的食品安全工作,尤为重要。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确保公众饮食安全为目标,落实监管责任,完善监管网络,创新监管机制,规范市场行为,深化治理整顿,全面加强政府监管,努力把我市打造成鲁苏豫皖交界地区食品安全监管高地,为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更好更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健全完善食品安全基层组织。抓基层、打基础,解决好县、乡、村三级有人办事、有钱办事问题,是当前我们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去年12月23日,我们在定陶县召开了全市食品安全基层组织建设现场会,市政府又专门下发文件进行安排部署。但从调度情况来看,工作进展极不平衡,有的县区至今未动,有的也仅仅满足于有了机构,人员配备不到位,工作无规范、无章法。对此,各县区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各位常务县区长、食安委主任,要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抓出成效。要加快县区食安办班子选配步伐,务于5月底前配备到位,不仅要配齐,更要配好配强。多渠道选配工作人员,通过内部调剂、择优调入、公开招考等多种方式,落实人员,确保基干队伍稳定;切实落实好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工作用车等,按照市政府文件规定把有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足额拨付。市政府食安办、市财政局要搞好专项督导,确保落实到位。加快镇村两级协管组织建设,推进监管部门工作重心下移、职能向基层延伸,健全工作制度,创新监督机制,确保把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监管视野。镇村两级监管、协管人员要务于6月30日前到位。市政府食安办要加强工作调度,定期通报情况。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要通报批评。

(二)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治理整顿。从当前形势看,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开展专项治理整顿,仍是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要在继续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开展重点品种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开展系列专项整治活动。突出抓好重点场所、农药兽药残留、畜禽屠宰、调味品、餐具、食品包装材料和学校食堂等专项整治。会前,市长明确提出,当前要突出抓好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包括各类小作坊的治理整顿,确保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对此,质监部门要认真对待,抓好落实。这些整治活动涉及范围广、任务重、要求高,希望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切实抓好落实。近期要尽快启动桶装饮用水、私屠滥宰、餐具、食品包装材料等专项治理行动,力争六月底前全线告捷。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市政府食安办的安排,抓紧拟定方案,经相关部门讨论后付诸实施。要科学制定整治方案。按照统一部署,结合自身实际,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重点,量化任务,细化措施,确保实施方案科学合理、便于操作。要及时开展拉网检查。对近年来问题突出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品种,特别是结合今年的整治重点,从源头到生产、流通、餐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和监督抽查,确保不留死角。要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隐患,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坚决予以改正。努力做到“四个坚决不放过”,即对原料来源不清、产品流向不明的,坚决不放过;对产品安全隐患和威胁不消除的,坚决不放过;对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未受惩处的,坚决不放过;对整改措施不到位的,坚决不放过。特别是对整治中发现的监管空白和薄弱环节,要不等不靠,及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认真解决。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要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强化行政执法,结合“打四黑、除四害”,从严从快查处。要搞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建立案件移送机制,杜绝以罚代刑、有案不移、纵容包庇。市公安局要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具体意见,务于5月中旬前提交市食安委研究下发。对案情重大、影响面广和跨县区的案件,市政府食安办要挂牌督办,限时办结,坚决斩草拔根,切除毒瘤。对今年的各项整治行动,各级各部门要不等不靠,结合各自实际,统筹衔接,科学安排,确保不漏项、不重复,务求整治实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有些要立即采取措施,尽快解决;有些要着手研究意见,逐步加以解决。凡是部门解决不了的,要逐级反映,由市、县区政府研究解决。

(三)强化食品安全源头治理。正本清源,狠抓源头治理,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在抓好专项治理的同时,要健全管理制度,继续强化源头治理。加快“三品”认证基地建设步伐,强化投入品监管,指导企业、专业合作社健全生产销售档案,建立检验检测制度。建立从养殖场到屠宰企业、到肉类经营户的追溯体系。着力抓好以农药、兽药、渔药等违禁药物使用为重点的农、畜、水产品源头污染治理和投入品专项整治。力争2012年,全市“三品”认证数量、基地面积增幅不低于20%。支持企业技术进步。搞好危害分析,控制关键节点,鼓励采用良好生产规范,加强产品安全控制能力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改善食品经营场所,鼓励集中交易,引导企业依法生产经营。鼓励食品加工作坊改进生产条件,规范生产行为,提高产品质量。

(四)着力构建食品安全长效机制。保障食品安全,既要抓当前,更要重长远,标本兼治、着力治本,下大力抓好基层与基础性工作,努力构建长效机制。一是完善监管体制。围绕牛、羊及畜禽屠宰监管、食品加工小作坊、餐厨废弃物管理等薄弱环节,加强调查研究,制定管理规范,努力解决监管空白和职能交叉问题。市政府食安办要结合实际,起草有关意见,于5月中旬前下发执行。二是加强标准化管理。搞好食品安全标准宣传,督促食品企业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强化企业标准备案管理,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的企业标准。加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及时掌握标准执行情况,推动标准有效实施。三是加强检验检测、风险监测评估能力建设。食品检验检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偏低,一直是困扰我市的突出问题。要整合优势资源,改善检测装备,更新执法监管设施,满足工作需要。建立健全监测网络,提高抽检密度,重点增加食源性疾病监测点。积极实施年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加强监测结果的综合分析和评估预警。四是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是提高监管水平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现有资源,探索建设功能完善、标准统一、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五是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预警防范、信息报告、危害控制、调查处理、舆论引导等应急反应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原则,明确各方职责,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最大限度控制危害、消除影响。六是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要尽快健全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实施“黑名”制度,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逐步建立诚信信息共享机制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对被吊销证照的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实行行业禁入。七是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各级政府食安办重点抓好24个省级中心镇、10个省级工业园区的创建;各监管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抓好相关环节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主体的创建,以点带面,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市政府食安办要尽快拿出工作意见,推动创建顺利开展,确保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八是推进优质食品出城下乡。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部门监管、市场运作”的指导思想,结合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依托食品销售骨干企业,发展食品现代物流配送,建立健全从加工企业到销售企业、到农村超市全过程监管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市商务局要于5月中旬前拿出实施意见。

(五)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宣传教育是增强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的重要手段。国家专门印发了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纲要,要求把食品安全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去年各级都组织了集中培训,今年省里还将对新任市、县食安委负责人进行培训。各级要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和执法队伍的培训,重点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教育,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宣传政府抓食品安全工作的措施、成效,分析食品安全工作形势,引导社会客观、理性地认识食品安全问题。要多形式壮大监管队伍,拓展社会监督,实行群防群控,鼓励公众监督,规范媒体监督,畅通社会监督渠道。要抓好省有奖举报办法的实施,建立专项基金,规范工作程序,确保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扎实推进食品安全知识“五进”活动,开展好“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知识科学普及、违法案件警示教育等活动,提高群众参与意识和辨假识假能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全面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食品行业环节多、链条长、业态复杂,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政府领导、分级负责、部门协助、各方联动”的方针,整合行政资源,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工作措施,努力构筑齐抓共管格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食品安全法》规定,地方政府对辖区食品安全负总责。责任书就是军令状。各县区要按照与市政府签订的工作责任书,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工作实行分段监管,涉及部门多,要实现无缝隙、全覆盖监管,需要政府统筹组织协调。各位食安委主任是辖区食品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重要职责,一定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靠上工作,及时协调解决监管难题;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组织经常性检查,督促工作落实。各级政府食安办要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努力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加强与部门的沟通衔接,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二)形成工作合力。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部门要立足职能,依法履责;相关部门要配套联动,齐抓共管。今年,我市的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已经明确,任务较重。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加强协调,互相支持,互相补位,努力形成工作合力。对监管职责尚不明确的,市食安办要加强调研,尽快提出意见,明确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如果哪个部门推诿扯皮,并因此影响了工作,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要创新监管模式,鼓励整合执法资源,采取联合执法,提高监管效能。

(三)强化督导考核。着力抓好各级政府、各监管职能部门工作责任和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对市政府和市食安委部署的工作,市政府食安办要逐项督促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责成有关部门处理,并报告市政府有关领导,必要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通报。要组织好对县区、对有关监管部门的年度考评,优化评价办法,规范评价程序,完善评价体系。加大对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督查督办和责任追究力度,健全事故查处机制和重大事故回访督查制度。对履行监管职责不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位和责任人员,要严格按照《菏泽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行政责任追究办法》追究行政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监察局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的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实施跟踪问责;要会同有关部门年底对各县区、各部门履责与行政效能进行一次全面监察。

篇4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与食品安全工作有关的18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分管副职领导,面对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正襟危坐,静候询问。近百个旁听席位被法学界和群众、学生代表挤满。

所有工作都已准备就序,专题询问箭在弦上,只等主持人“一声令下”。

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

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天下人的事,天天要管的事。如何让领导干部“官帽”与老百姓“餐桌”安全挂起钩来,为人民群众所关切。“我省在推进食品安全行政问责机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差距?下一步如何完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国海成为提问第一人,他一口气提出了3个问题。

“我们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落实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各级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为本地区的第一负责人。对出现严重考核不合格,食品安全监管不力、责任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甚至发生重大特大案件的地方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卫生厅厅长张健对食安问责制了然于胸,从容应答。

针对食安追责制存在管理办法不够细化,与监察、司法部门联动还有待加强等问题,张健表示,省食安办将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开展评议、考核,防止出现监管漏洞,协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查处食品安全事故,实施严格的经济处罚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报告显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不足”。据统计,食安机构职能调整后,全省从县到省三级质监局的食品生产监管人员仅有46个编制,全省90家食品检测机构有88家检测人员至今未给编制,部分市、县级工商局食安监管机构尚未建立,市级农产品监管机构没有组建到位。

面对这一现状,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梁尔源提出,“省政府对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问题,在总体上有什么考虑?对质量技术监督局编制少而无法完成食品监督工作的具体问题怎么解决?”

省编办副巡视员张应明马上应答,“人员编制少对各个政府部门来说,都有共同感触。食品安全监督这一块反映比较突出。但是从中央要求来说,地方没有权力增加行政编制,只能在总量内调整。”关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编制少的问题,张应明表示,考虑从事业编制解决,省编办将拟定方案,按程序提请机构编制委员会进行决策。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克利在执法检查中深切地感受到,小餐饮、小作坊和农村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食堂是餐饮安全监管大难题和薄弱环节。刘克利的提问带着隐忧,“政府对小餐饮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监管将采取哪些措施?”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光荣答道,“按照规范一批、提升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今年4月,在长沙市两个区、常德市和益阳市启动试点整治,以后实行分类管理。为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食堂的监管,省教育厅年初制定整治方案,开展专项整治。在下半年开学之际,将对学校餐饮进行重点督查。”

询问让“官话”走开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郴州市质监系统对全市1619家生产单位全面检查,按规定,每年抽检2次需经费588万元,缺口294万元。胡肖华委员据此发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购买样品的费用和检验费都应该由国家财政列支,请问我省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对这两笔费用的落实情况如何?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市、县如何确保食品抽检工作的全部到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一棘手难题,省长助理、省财政厅厅长李友志如实作答:“近3年,我们安排了抽样检验购买样品经费和检验费3.04亿元,各级地方财政部门3年安排了监测设备费专项资金2.3万元。此外,还专门安排了打击瘦肉精和有毒奶的专项经费1000亿元。”李友志坦陈,财政资金投入仍不能满足食品安全事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需要,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协调部门将对检验设备等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共建、共享、共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李友志最后一句,“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和代表对财政工作特别是对民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被视为现场沟通的“彩头”。

记者置身会议现场,发现了一些即时问答的精彩片断。当张健厅长回答了冯湘保委员提问“怎样协调统一和对接分段监管机制”后,省质监局局长蒋新祺立马说,“我补充一点意见,食品检验检疫机构建设,由质监部门会同农业、卫生、商务、工商部门等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按照法律规定办理。”

现场敏捷“答题”,既展示官员专业素养,又呈现良好的沟通技巧,被视为回答专题询问和民生热题应有的姿态。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述勇告诉记者,专题询问前一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专门召集有关政府厅局长开会,除了就着装、仪表等提出要求,还要求多用口语回答,更要有被追问的准备。

“专题询问对政府官员公共演讲能力、现场沟通能力是一次考试”。省人大代表、岳阳昌言律师事务所主任余缨观摩这场专题询问后对记者说,这种能力很重要,官员的公共沟通,应从做报告、念稿子的“官话”中解放出来,人大专题询问是一个改善契机。

“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询问可以被看作是人民的提问,政府官员应改掉讲套话的习惯,更不能打太极,答非所问。”有一位旁听公民说,少数官员在回答询问时语言欠精炼,有点像做工作报告,需要改进。

湘潭大学法学院夏新华教授和他的5位同事“慕名”前来旁听专题询问。夏新华说,专题询问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要继续防止应景式“表演秀”。

有旁听公民建议,官员可以带助手,细节问题由助手回答。因为“大部制”下官员管的事太多,厅长不可能对所有措施、数据了如指掌,但一定要知道大政方针。

“连珠炮”般现场追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万伏秀对“地沟油”紧追不放,连问两个部门,被媒体的“长枪短炮”对焦,把专题询问气氛推向高潮。

“‘地沟油’回流餐桌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问题。”万伏秀委员的提问直接指向省政府相关部门是否建立了长效治理机制。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光荣答道,“地沟油”再利用隐蔽性很高,省里已经逐步建立了取缔机制,并已建立了“地沟油”治理的长效机制。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鼓励群众对非法使用地沟油的餐饮企业和非法窝点积极举报。

万伏秀接着“连珠炮”追问道:“地沟油”回流餐桌除了监管不到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省没有一家上规模的且技术含量高的对餐厨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企业,请问省发改委在项目规划、扶持政策以及科技研发方面有没有实质性进展?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银桥主动“接招”。他说:省发改委正在做规划,鼓励有能力和相关的企业参与“地沟油”处理。同时,争取国家项目的支持,提升企业无害化处理“地沟油”能力。

“专题询问需要一种追问精神”,夏新华教授说,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可以在常委会会议,甚至指定专门委员会、代表小组对政府官员的表态继续进行追问,跟踪问效。

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和政府部门承诺会不会没有下文?面对公众这一疑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表示,会后将把常委会审议执法检查报告的意见和专题询问提出的建议整理成常委会审议意见,按照监督法的规定交省人民政府处理并限期报告处理情况。

郭开朗副省长表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处理专题询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严格执法,加强监管,切实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大事抓紧抓好。

有了审议意见及其处理这一制度性追踪,我们有理由相信专题询问会有更精彩的下文。

形成常态监督

执法检查发现,虽然全省食品安全态势总体向好,但形势依然严峻。2011年5月上旬,省工商、质监部门抽检的398组样品,合格率为85.68%;省农业厅对全省蔬菜质量安全开展的第一次例行监测,检出了甲胺磷、氧乐果等禁限用农药,市场抽检合格率为92.8%。这些数据,为专题询问提供了翔实的“论据”。

“专题询问与执法检查相结合,执法检查发现的典型问题,专题询问深化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述勇告诉记者,二者结合深化了人大监督。

记者获悉,省政府高度重视专题询问,开了两次协调会,并要求16个厅局“一把手”和分管副职赴会答问。

陈叔红说,由于常委会在专题询问前开展了执法检查,进行精心准备,“首次专题询问形成了良性互动局面”。

对于这次专题询问及其走向,无论是媒体,还是旁听公民都充满期许。

“人大常委会委员提问水平高,抓住了关键。通过专题询问可以促进政府建立食品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让监管真正到位。”余缨说,专题询问针对一个具体问题问答,是人大监督方式的创新,对人大行权、政府行政都是一种促进。

“专题询问是食品安全治理的长效推动力”。有评论认为,“人大询问”不仅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政治生活的激活,更让人们对食品安全治理走出“九龙治水”式困局有了积极的期盼。

“有了良好的开端,专题询问应走向经常化,而不是难得一遇的仪式。”夏新华教授说,专题询问应从全国人大延伸到基层人大,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纵横联动的监督风气,渐渐习惯专题询问。

期待专题询问更通透

一问一答,诚恳对话,近3个小时悄然溜过。13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经费保障等提问,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坦诚、负责的态度,对所有问题一一作答,这让旁听者津津乐道。

在旁听席上,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乐云与其工作人员成为“特殊”的旁听者。他们听得格外认真,并不时记下细节。记者获悉,2011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将就“两院”队伍建设开展专题询问,他们前来准备“路演”。

“其实,省领导对推进人大民主、开放站得更高,这是一种执政智慧。”罗述勇告诉记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对此次专题询问做出批示:常委会委员都可以提出问题;只要会场能坐下,多组织公民来旁听。罗述勇说,这次虽然没有现场直播,但有实况录像和文字全记录,媒体将进行全景式报道。

篇5

“明厨亮灶”旧貌换新颜

武汉市~口区崇信路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聚集了40家左右的小餐饮商户,经营着快餐、饮品、小吃等,进餐高峰期人流量可达2千人次,小到几平米的奶茶店,大到有十几张桌子的餐饮食品提供单位,其后厨均安装了摄像头,玻璃窗外、送餐区墙面、用餐区均安装了液晶显示器,时刻直播“里面”的画面,监管+规范彻底改变了该地段脏、乱、差的现象,成为名副其实的“便民服务区”。

家住崇信路附近小区的张友芬阿姨介绍道,“过去崇信路街面 脏兮兮,店铺油沥沥,经营隐患多, 民众哀怨起”。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武汉市老城区小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武汉市食安办制定了《武汉市规范设立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考核办法》《武汉市规范设立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考核工作方案》 《小餐饮便民服务区食品安全检查考评评分标准》等,将小餐饮便民服务区考核列入全市食品绩效考核中。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姚彬介绍说,市政府把食品安全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年度绩效目标责任考核,权重不低于3%;市食安办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督办工作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将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集贸市场等纳入“大城管”考核体系, 每月对16个区(管委会)、98条街道进行考评和排名通报,并按规定实施奖惩;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各区、各部门年度工作考核内容,调动了各级各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

与武汉市一样,几年前湛江市餐饮业“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5000多家餐饮店中就有2/3的店没有去有关部门办理经营性证照。路边大排档遍地开花,只要有一口锅就敢办快餐店,有一块地就敢建餐馆,占道经营十分严重。

由于大排档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比较突出,湛江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加强大档排监管的同时,力推“明厨亮灶、集中经营”模式,硬件、软件、配件一起上,整体推进落实。

湛江市副市长梁志鹏坦言, “明厨亮灶”是规范餐饮行业依法诚信经营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12年推行“明厨亮灶”以来,湛江市已建成“明厨亮灶”示范店 500家,“阳光厨房”示范店666家, 食品安全示范街15条。通过这一举措,企业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由过去的被动变为主动、甚至自觉行动,使政府监督和市场监督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互联网+明厨亮灶”实现“白富美”

阳光是大道理,透明是大智慧。近年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借助“明厨亮灶”,应用互联网最新技术,创新打造“透明安全餐饮”新模式,实现全业态、全流程可覆盖。

北京全市拥有几十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各类商业聚集区(圈)。“商圈内餐饮业商户推行‘明厨亮灶’带来的直接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商户所看到并渐渐地接受,现在商圈内餐饮业商户施行‘明厨亮灶’已经成为‘标配’,如果某餐饮食品提供单位没有打开厨房‘禁地’,商圈物业就不会与承租客签约。”朝阳大悦城物业负责人李经理介绍说。现如今,北京市西单、东单、朝阳路等商圈内餐饮服务单位均实现了“明厨亮灶”。

“卫生搞得好,生意自然好。明厨又亮灶,食客自来到。”43岁的刘海建是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竹园土菜馆”的老板, 当谈及在店里安装电子显示屏幕实时显示后厨的“一举一动”时,他坦言刚开始确实感觉到有压力。

“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 将食品加工过程、将风险点展示给大家观看、监督,是我们自信的表现,也是让消费者放心就餐的有效措施。”河南省濮阳市、许昌市餐饮食品从业人员表示,“互联网+明厨亮灶”不仅带来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新面貌,也催生了科学管理的新思路,将后厨管理与消费者监督有效的结合起来,营造出了更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成都市青羊区部分餐馆大堂醒目位置放置了二块显示屏。一块电子显示屏实况“直播”厨房操作全过程,使消费者能够看清后厨操作情况,同时将所采集图像资料在本地保存15天,属地食品药品监管所也会对餐饮企业进行远程监管。第二块电子显示屏为电子互动触摸屏,向消费者公示餐饮企业食品安全重要信息。

“透明”透出安全和诚信

近年来,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创造性地提出了“餐饮食品安全+互联网”的共治模式,将暗厨变明厨,将后厨推前厨,依靠透明共治来“保舌尖安全”,在破解了当前食品监管难题的同时,探索出了一条社会共治的新路径。

张来平是江苏省清江中学食品安全管理员,他指着摆放在桌子上的一片小小的试纸说,这是用来检测蔬菜农药残留情况的,每次检测过后,学校食堂里的食品安全管理员不仅要填写挂在一旁的“蔬菜农药残留检测记录”,而且还要把它和被测过的蔬菜放置在一起,拍张照片,然后上传到“淮安透明安全餐饮共治平台”上。

“淮安透明安全餐饮共治平台”上共包括一个系统、两大平台和三类终端。一个系统是淮安市透明安全餐饮网络信息系统,所有餐饮安全相关资源整合在一个电子数据库中,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为监管提供基础数据,为企业提供自律标准;两大平台是政府监管平台和行业自律平台, 政府监管平台全过程收集群众点 评、执法监督数据并进行动态管理,行业自律平台主要收集行业成员自主的生产经营信息和 管理从业人员远程培训考核;三类终端是指信息交换终端、移动执法终端和掌上餐饮终端, 初步实现群众参与立体化、查询点评便捷化、餐饮管理电子化、风险即时化、监管执法公开化和评价管理指数化的“六化”目标。

江苏省淮安市主动顺应新形势,应用新技术,探索“透明安全餐饮”新模式是近年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落实“四个最严”,促成社会共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河北、山东、甘肃等省将“明厨亮灶”工程列入省政府食品安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季度工作督查及飞行检查将“明厨亮灶”工程实施作为重点内容,按照横向比较、纵向排名的原则进行通 报,有效促进工作的落实。

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主体功能

一、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或相关食品企业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食品安全多元化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正常的食品交易程序,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单方面对食品安全治理虽然具有强制力、威慑力等优点,但是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发动企业、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食品安全规制中来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必然趋势。多元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模式是以我国的各级政府为主导,在发挥政府监管的力度之外提倡多元规制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种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促成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由政府监管转向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新体系,从而达到全方位的监管和治理过程。转变传统的政府单方面监管模式,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多元主体治理面临的挑战

1.食品安全多元主体间发展不平衡

尽管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是化解目前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实现各主体的协同与合作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首先就是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的众多责任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是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面多个主体在共同的价值目标导向下共享社会资源、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我国传统的体制造成了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致使政府在力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政府利用多种手段严格控制其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同时又削减和控制其他主体的财政支出,严重限制了非政府主体的发展,使其功能萎缩,无法实现治理主体功能。

2.多元主体间权责界定不清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各个主体的权力界定不清、责任分配不够到位,相互之间不能很好的制约,无法将每个主体具有的功能全方面发挥出来。对企业而言,权责界定不清,企业治理行为的动力不足,在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面临严重的确实状态。对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新闻媒体等社会主体而言,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对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无力的现象。这给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3.多元主体治理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传统模式下,强有力的垂直控制、命令式的统治和管理是其主要特点,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而言,现代的公共治理理论更多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和政府、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让理论走向实践。然而在治理过程中,这些要素也成为了资源共享、组织协调、有效沟通和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程度均有待提高,同样也致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过程存在重重的障碍。

社会网络组织体系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织基础,能够很好地将分散的力量汇聚到一起,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促使政府、市场和公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和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来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功能的协调。但是在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由于长期受到来自政府单方面监督管理模式的影响,未能建立起网络合作组织体系,从而没有办法将分散的力量更好汇聚起来,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实现有效结合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协调难度,虽然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各类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企业以及公民都参与到了治理之中,但是各自的行为方式存在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在价值追求上也存在着差异,致使治理过程中非常缺乏协调性,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样就更加为食品安全治理留下了空白和缝隙。

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调治理的重点就是研究透彻各主体的功能,并使其分别发挥好相应的效用,达到最终的协调治理目标。构建一个企业自律、政府高效、第三方力量合作、社会大众共同监督的良好食品安全治理环境。

三、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功能

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消费者、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

1.生产者应是首先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

食品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食品安全生产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依法和依照标准从事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并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国家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从而保证食品安全生产者履行法定义务。

2.消费者是对食品安全具有天然需求的主体

是使用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并对其进行消耗进行生活消费的人。食物的消费又是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消费。从法律上讲,消费者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购买或者使用和接受社会服务的社会成员。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非安全食品的直接受害者。为了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国家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消费者享有安全权、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消费者享受求偿权、消费者享有结社权、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知识权等。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影响者,具有维护食品安全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投诉回应机制,使得对检举不法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根据举报内容和事故的严重程度给予民众一定的奖励。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治理的积极性。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法律赋予这部分群体的权力使得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聚集起来的能量是不可小视的。

3.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掌舵手

广义上的政府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代表着社会的公共权力,狭义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实在生活中政府往往被看做一种为了实现有序统治,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机关。政府的特点是以公共利益行为目标,以公共领域为行为领域,机构具有整体性,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国的政府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国家提供基础公共五福,对社会管理职能加以完善,这类事务一般是指靠市场自身的自我调节无法完全解决的具有社会公共性事物。这些特点和性质体现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决定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必要性。

4.非政府组织是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主体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志愿者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自主服务社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团体性活动,它不是个人行为,相较于个人力量而言团体性活动更具有影响力,这种特点为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为社会公众做一些有益的活动奠定了基础。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自治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是同行企业的自律性和公益性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推进企业的诚信建设,从而协助行业协会组织和开展对企业进行食品法律法规培训的各项活动。不断深入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工作,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帮助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够向政府反映和申诉意见,同时政府也需要一个组织能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企业中去。

我国目前的检测机构主要是隶属于政府的技术服务、鉴别和验证机构,我国目前具有将近7000家食品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其中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卫生、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管和环保部门。这些机构大都各自建设、资源分散、利用率低且区域差距比较明显,存在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和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等问题。民间的检测机构主要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检验机构,都在顺利传递着有效的信息,降低监管制度的均衡成本,而且减少了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和品徐,降低了制度均衡成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方组织必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有一定的数量,但是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作用要求切实提高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通过政策扶持第三方组织的发展,并且通过各项规定认可他们组织的成立,从而保证第三方组织检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5.新闻媒体是对食品安全快速扫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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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论文之家:]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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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TS2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94-0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副作用。因此,党和 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2016年1月28日,在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民心工程,如何让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取决于法治建设程度和监管责任的落实。公众参与原则则是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重中之重。

一、公众参与阐释

(一) 公众参与的内涵

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发展趋势的体现,同时也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世界性趋势,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体现,又称为公民参与或者公共参与。简言之,行政主体之外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对行政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就构成了公众参与。参与主体、参与途径和参与领域构成了公民参与的基本构成要件[1]。公众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合理决策来共同解决公共问题,参与其中的“公众”可以是个人,亦可是组织。公共性的社会事务和政治事件均可称为公共事项的范畴,公众通过参与行为产生与政府间互动,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目的。其中,公众参与的核心是所参与事务是否具有公共性,只有属于公共事务的,公众才可以参与其中,对该事务进行讨论与评价、客观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可以进行商榷。很显然,公众参与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成正比。

公对食品安全治理过程的参与表现为可以以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为依托对于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食品安全问题自由表达意见、提出诉求,参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决策。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对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参与听证与诉讼。公众参与对食品安全是有益的促动,公众往往对公众事务既追求形式的合理性,同时也重视实质是否合理。

(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意义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存在复杂性,食品安全监管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这就凸显了公众参与食品监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政府监管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主要途径。食品安全需要消费者、社会乃至媒体从不同角色出发,同心协力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建构食品安全治理框架。公众通过多种途径的参与,使得政府、食品生产者均被置于监督体系中,使得被监督方更能高效遵循法律,助推食品安全体系在外力作用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公众参与治理反映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有利于保护群众利益的实现,这对政府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使得政府合理行政。

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是公众参与。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状态,通过政府的监管,对食品安全可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但是政府监管也有百密一疏之处,也会存在盲区,当政府行为失效时,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便成为了食品安全监督的主力军。实际上,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取决于监督利益的归属,利益大则动力大,反之亦然。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利益的相关者离不开经营者和消费者。公众最为重视食品安全现状和相关信息,作为食品安全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通过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督,减少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所需要的成本。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有利于政府处理食品安全问题,达到事半功倍。

二、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现状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偶有公众参与现象,但是食品安全监管仍然面临瓶颈。

(一)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保障不够完善

2015年第十四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有了公众参与的内容,比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不乏公众参与理念,但是对公众如何参与以及参与范围和程度并没有进行严格界定,使得这种参与变得模糊不清。2010年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明确了国家成立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对食品安全所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专家可以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但是对于普通公众能否参与监管尚未明确,对于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现往往通过有奖举报的形式,并要求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举报资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欠缺,并未真正落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热情。不难看出,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上存在着规则笼统、法律条文线条过粗、实践性不强、操作困难的被动局面。

(二)公众参与监管的行业组织执行力不强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公众参与 意识有待提高,对于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往往依赖行政主体解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意识不强。公众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过程中,往往是间接参与,参与形式又表现为个人参与 。由于公众参与的组织性不强,参与监管的主体实际上是利益需求、组织程度、信息与话语能力、拥有社会财富和其他资源均大为迥异的各种群体。那些组织化的、集中的利益主体往往能够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施加有效的影响,从而使政策的制定反映出对这些特定利益的“偏爱 ”,如企业的利益 。相反,那些虽然受到政策影响较大,但分散的、没有得到组织化的利益,在参与过程中对决定和政策的影响却往往令人失望,如分散的广大消费者的利益[2]。企业和监管机关之间的相互妥协,让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比如在这种所谓的公众参与下的监管权益处于边缘化,使得公共利益难以得到有效实现,公众利益被虚化的现象称为普遍。“个体参与的效果远不及以社团方式的参与,因为个体的声音太小,影响力有限;而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一旦组成社团,其说话的声音就比较宏大,比较容易引起人们重视。”[3]我国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来发挥作用,而行业协会的性质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参与人员往往是某些会员。这种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民间性较强。这些组织往往过多的代表的是企业的利益,以维护企业利益为出发点,与此同时也行政法监管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食品安全实践中的问题屡见不鲜,而对于这种问题的处理上鲜见行业协会以自己的名义代表消费者进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行动,不得不说,我国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协会自身力量较为单薄,对待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也缺乏力度。协会依附于政府,政府干预协会,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形同虚设。

(三)公众参与监管的形式较为单一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涵盖了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以及效果反馈三个阶段,它是动态的,有其自身特点。目前,在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公众参与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对涉及到个人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进行投诉,或者给相关生产者抑或给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相关建议,监管方式较为单一。对公共决策提出建议多,而参与实践行动少。

1.相关信息透明度不高

公众参与监管的最大桎梏就是信息不公开,而要解决具体问题,信息公开又是必经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食品安全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布制度,然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阶段多,这与信息公布的统一机制相悖,形成了矛盾。监管部门对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存在某种程度的片面性,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进行参与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导致公众的意志往往与食品安全制度有所背离。

2.公众参与程度有欠深入

对于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对于公众参与的范围上我们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参与的深度有所欠缺。这种情况导致公众参与表面化、形式化,公众参与对某些热点食品安全的听证也往往流于形式,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参与程序也不透明。

3.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的法律约束机制不强

由于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过于表面化,导致效果反馈机制不健全,法律约束机制也不完善。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冠以食品安全信息的知情权以及消费者进行投诉后处理的方式方法、时限效力等等都有待完善,导致即使公众参与了食品安全治理,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但是往往没有得到行之有效的答复。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途径

(一)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息知情权,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公开,对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政府主管部门的信息都进行公开,多渠道信息,充分利用网络和新闻媒体的优势,使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明确信息公开的具体范围,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及时食品安全的抽查结果和食品检测的动态信息来保障公众行使监督权。

(二)对食品安全违法问题加大惩处力度

对于那些在食品安全信息方面造假的不良商家加大惩处力度,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消费者,当其购买商品遭到权益侵害时,应该通过法律来维权,食品安全与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存在因果关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制度,有利于促使商家合法经营,强化其食品安全意识,防止其以营利为目的铤而走险从事违法行为。对于那些违法企业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对违法进行曝光,使企业更加自律。借鉴国外的现金监管经验,可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永远逐出市觯不得继续从事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行业。

(三)引入公益诉讼机制

公众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是较为分散的个体,由于个体的分散性导致在对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传递失真和参与效果不理想的状态。虽然消费者组织即消费者协会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相比较而言还是力不从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得到有效维护,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可以代表其利益的组织。而在权益的维护上,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消费集团诉讼制度”来进行公益诉讼。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发动公众参与诉讼,监督食品安全执法与司法活动,增强公众食品安全意识。

参考文献:

[1] 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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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2014年是农业部确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年。这一年全国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并且在范围扩大、参数增加的情况下,蔬菜、畜禽和水产品监测合格率分别达到96.3%、99.2%和93.6%,农产品质量安全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这些数据得来实属不易。数据的背后是全年坚守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岗位上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

专项整治是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每年开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从源头上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农业部门已连续6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2014年全年分别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农资打假等方面,共出动执法人员417.7万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33.3万余家,整顿农资市场26.2万个,行政处罚5799件。

从种植业来看,主要开展农药及农药使用专项整治,在“菜篮子”主产区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实施低毒生物农药示范补贴。山东省在农药专项整治方面表现突出。山东省农业厅厅长王金宝讲道,2007年起山东省普遍推行农药经营登记备案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两项制度”。2014年全面实行农药告知制度。农业、公安部门密切配合,联合了《关于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农药违法犯罪活动的公告》、《关于加强畜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通过专项整治,查获、没收、销毁不合格农药产品55.3吨。

畜牧业方面,主要开展“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滥用兽用抗菌药和畜禽屠宰专项整治。落实六项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监管措施,2014年现场检查奶站1.3万个、生鲜奶运输车7000辆。兽药违法案件从重处理公告。集中开展屠宰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收购和屠宰病死猪、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行为。

渔业方面,开展水产品违禁药物专项整治,加强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实施贝类产品、海捕水产品和主要渔用投入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湖北省是水产大省,淡水产品产量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一,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重大。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红玲告诉记者,湖北省在水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上主要抓了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源头治理,深入开展鱼药、鱼肥、鱼饲料等投入品市场整顿,在重点养殖水域设立质量安全监控点和病害测报点,苗种孵化期开展全省水产苗种专项督查,对苗种场全面清查换证,集中治理和严打苗种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强化质量追溯,在水产养殖、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实行台账管理,在连片2000亩以上水产养殖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监测点,基本实现全程可追溯。三是强化执法查处,对不合格水产品,全部依法查处。此外,在农资打假方面,农业部门在春耕、三夏和秋冬种等重点时节,会同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开展专项行动。2014年共查获假劣农资2.6万吨,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7亿元。

针对专项整治工作,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会上讲道,“2014年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这些年开展专项整治,质量安全问题比现在多!”

农业标准化建设是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基础。2014年,农业部在不断完善标准体系,加快推进标准实施示范和“三品一标”认证三个方面继续推进了我国标准化工作。农业部会同国家卫计委了2014版农药残留国家标准,规定了387种农药在284种食品中的3650项最大残留限量,基本覆盖我国常用农药品种和常见农产品和食品种类。新建“三园两场”(标准化的果园、菜园、茶园和标准化畜禽养殖场、水产健康养殖场)1600个,创建标准化示范县48个,争取6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菜果茶标准化生产,开展农资统购统供、病虫害统防统治等“五统一”服务。新认证“三品一标”产品2.3万个,“三品一标”总数达到10.7万个,“三品一标”跟踪抽检合格率达到99%以上。

农业部加强监测预警,将例行监测范围扩大到151个大中城市、117个品种、94项指标,基本涵盖主要城市、产区和品种、参数。推进风险评估,新增风险评估实验室10家,认定风险评估实验站145个,把“菜篮子”和大宗粮油等12类农产品纳入风险评估范围,着力从生产全过程摸清危害因子种类、范围、危害程度及产生原因,提出全程控制措施和技术规范。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各地方的责任分工和应对程序,加强舆情监测,每天编发舆情快报,及时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信息。制定舆情应对工作预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置,实行跟踪评估;对虚假信息和不实报道,依托专家进行解读,消除负面影响。

此外,2014年,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制度机制构建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86%的地市、71%的县市、97%的乡镇建立了监管机构,落实专兼职监管人员11.7万人。质检机构建设管理上,协调落实质检体系建设投资17亿元,建设项目398个,将市辖农业大区补充纳入建设范围,有效弥补布局上的缺陷。人员队伍素质建设上,组织举办监管、检测、应急方面培训20余期,将质量安全纳入了农村实用人才和大学生村官培训内容,共培训各类人员1.2万人。

立足实践 建言献策

在今年的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分组讨论”,即全国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部门代表分成4个小组,讨论当地开展工作的成果及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1月22日下午14点整,4个小组成员准时到达各自会场,并同时进行小组讨论会,其中每个小组安排一名来自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人员,作为联络员。第一组是来自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会议代表,以及农业部办公厅、农垦局等单位的会议代表。组长是北京市农业局总农艺师陶志强。作为组长,陶志强讲道,这次会议对于今后开展质量安全工作非常重要,增强了日后开展工作的信心。

首先发言的是河北省代表。2014年,河北省继续深入开展重点对象、重点时期、重点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和农业标准化,加强“三品一标”和标准化示范县建设,打造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型生产体系。2015年,河北省将重点抓三项工作:一是继续推进机构调整,强化监管职能和队伍建设。二是积极准备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建设,河北省一共100多个县,计划拿出资金建立省级安全县约30个,在省级评选的基础上推荐较突出的县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三是建立监管追溯平台,借助信息化来提升监管工作水平。

吉林省代表发言并提出建议:第一,农业部门应在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基础上,扩大定点屠宰率和覆盖面。第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考核既要用例行监测合格率等客观数字来说话,也要综合考虑一个地方监管水平的动态提升,例如检测能力、追溯能力和大要案查处等工作,这样有利于各地总结经验,相互学习。第三,追溯系统建设不仅仅是追溯平台建设和和追溯工作自身的开展,更要注意和市场对接起来,努力满足企业产品推介、消费者知情权、监管执法和大数据分析等需求。第四,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和科技研发应用的投入力度。

天津与很多粮食主产区不同,主要以建立现代都市型农业为目标。天津代表讲道,天津作为直辖市,一直比较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整体水平排在全国前列。2015年天津市安排的主要工作有:一是检测计划,针对投入品、重点农产品和有害残留,加大抽检力度。二是监管计划,根据工作任务,加大乡镇一级监管力度。三是农产品收储运和加工环节质量安全建设。四是在加大专项整治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在10个区县同时创建,择优推荐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天津代表反映,天津是农产品输入省,主要“菜篮子”产品来自山东、内蒙古和山西等地,由于目前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工作比较薄弱,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各省联动机制,共同保证市面上消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山西代表表示,当地非常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年初布置,年末检查,开专题询问会,努力探索建立“三品一标”等农产品追溯平台。他们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希望能够争取资金,加大对市、县、乡镇监管人员培训力度,尽快解决基层检测人员能力和水平跟不上的问题。二是要树立质量与数量并举、质量和安全并重的发展理念,讲生产必须讲安全,没有安全的产品就是废品。三是建立各地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区域联动、上下一盘棋。

在第一组的讨论会上,各省代表积极踊跃地阐述了本省的情况和建议,现场气氛非常火热。与此同时,第二、第三和第四组也进行着热烈的讨论。第二组由江苏省农委副主任李俊超主持,组员包括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等会议代表。第三组由湖南省农委副主任邹永霞主持,组员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等会议代表。第四组由四川农业厅副厅长祝春秀主持,组员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新疆等会议代表。

各地代表发言的过程中,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金发忠和程金根两位副局长细心听取各地反映的问题,并认真地做着笔记。

马爱国指出,与会代表反映的问题,正是我国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是本次会议的一大重要收获,必将更好地启发和指导新一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开展。

新的一年 新的起点

陈晓华副部长在会上指出,20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总的思路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依法监管,按照“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为总的抓手,坚持“产”“管”并举,一手抓标准化生产和全程控制,一手抓执法监管和专项整治,不断推进监管能力和制度机制建设,切实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从基层抓起。县域是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监管的前沿。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基层监管力量还比较薄弱。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水平,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其中还讲到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动,足以可见中央对基层监管工作的重视。2014年11月,农业部印发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方案》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考核办法》的通知,将通过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确保首批试点的100个质量安全县和4个质量安全市个个过硬。通过示范带动,争取用几年的时间整体提升市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目前,全国还有14%的地市、30%的县市没有建立监管机构,乡镇站所虽然挂了牌,但大部分还难以实质性开展工作,加之运行经费缺乏、执法装备落后,基层监管能力弱的问题仍十分突出。针对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陈晓华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重在创建,不是简单的认证、命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挂牌形式,而是要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二是摸索办法,各地可摸索符合当地产业和发展情况的监管模式。

2015年农业部将继续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关键环节,重点抓农兽药隐性添加、高毒限用农药违规使用、抗生素滥用、非法使用“瘦肉精”和孔雀石绿等有毒有害物质、非法收购屠宰病死畜禽和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执法查处,集中整治一批突出问题和隐患,消除行业“潜规则”生存空间。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凡达到移交标准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充分发挥舆论震慑作用。

标准制修订工作将继续进行。坚持以科学数据为支撑,以风险评估为依据,以农兽药残留为重点,加快农产品农兽药残留标准制修订进程,加快清理与农兽药残留标准相配套的检测方法标准,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兽残标准达到10000项,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基本同步。

2015年,农业部门将继续稳步发展“三品一标”,强化监测评估预警,加快推动追溯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机制,做好应急处置,加强基层监管队伍能力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将重点建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目前,农业部门正抓紧制定质量追溯制度、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打算选择部分省市县和“三品一标”获证单位开展追溯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为使执法监管工作更好地做到有法可依,农业部正在积极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修订工作。

篇10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关键词〕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治理现代化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风险事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我国政府严抓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密的举措,以维护食品安全。然而,由于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成本较高以及监管过程不易控制等问题,我国长期实施的以国家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正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内部的不断扩张和精细化并未带来治理绩效的明显改善。〔1〕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事件仍处于高发态势,监管效果不尽如人意。食品安全风险问题具有复杂性、多样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相互交织的特点,鉴于政府单一治理绩效不足的现状,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便成为一种必然。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这个主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一,在社会共治的具体模式方面,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应该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治理主体,形成政府监管、消费者维权、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合作机制。〔2〕其二,在社会共治主体的功能组合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政府作为社会共治多元主体的一方,应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工具引导、规制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共治。〔3〕其三,在社会共治的实现途径方面,国外学者多强调发挥食品供应链中核心厂商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上游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努力与下游企业检测系统的精度、发生质量事故后的惩罚力度等因素高度相关〔4〕,而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大力发展以及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实践则是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5〕其四,在社会共治的政府角色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不因分散治理而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职责〔6〕,制定合适的政策推动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活动,实现企业履责行为的激励相容〔7〕,同时,还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安全的治理绩效。〔8〕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多集中于分析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性和转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必要性,强调多方主体参与社会共治,但并未对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和职能分工进行具体划分,缺乏社会共治过程中问题呈现的具体分析,未能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实现理念变革与实践创新。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旨在对已有不足进行进一步的弥补和探讨。为此,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现状,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以深入分析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为切入点,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际经验,探讨并梳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并提出多中心嵌入的一系列系统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

(一)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集中监管、多方共治是未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基本趋向。社会共治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多方使用灵活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活动和过程。〔9〕然而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模式以管制主义为逻辑起点,强调政府全权包揽,排斥市场和社会〔10〕,这导致了治理理念的偏差,政府的治理能力被过度依赖,而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不足,社会共治陷入困境。在这一理念偏差下,市场忽视其自身责任,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视作政府的责任,参与意识淡薄,必然使得其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力量不够、底气不足、可持续性差,呈现出零乱无序、话语权不强的状态。此外,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使得治理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平等、合作的共同治理方式,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共治遇到了一定的阻碍,面临着制度化、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治理阶段片面化等问题,使得社会治理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11〕

(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法制保障不足

完备的法律规章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外部保障。虽然近几年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都一再强调,要建立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但中国目前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首先,现行法律制度仍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应急性的事后补救策略,而缺乏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其次,现行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仅有新《食品安全法》,尽管该法律条文中明确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共治原则,但缺乏操作化定义,从而导致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只是空想,市场与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12〕,到真正落实时就变成了可行可不行的文件,难以在实践中看到成效。再有,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严格度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打击力度不足,无法对不法食品生产企业起到威慑作用。〔13〕另外,食品安全问题常被看作是政府的责任,事实上,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局部的、静态的社会问题,仅靠政府食品监管部门是不足以走出困境的,这就需要各个社会部门间的共同协作,通过沟通、合作与整合,拓宽和放长法律制度设计的战略性视野,才能提高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信息交流不畅

信息交流与共享是社会共治的关键,但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风险交流基本不存在,有的只是信息的公开。政府作为信息披露的主要部门,当前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一是信息的单向性,食品安全信息仅仅是从政府部门向社会单方面传递,较少考虑其他主体的认知特点与信息回馈。其二是信息主体的多元性,各政府部门通过各自的渠道食品安全信息,而未形成统一的信息机构与制度,为社会公众信息收集带来不便。其三是信息的滞后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前缺乏相关的风险评估与风险预警信息,发生之后没有及时通报事故的危害性与处置方式。其四是信息的不透明性,政府部门信息公布多以事后通报总结为主,缺乏结果产生的过程和依据。〔14〕信息是各主体进行合作的前提,政府若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则无从谈起。

三、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

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构成了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结构框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权责边界的划分对探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带来不同的可能,各监管主体之间力量的强弱及均衡关系对整个社会共治框架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政府—市场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政府—市场治理模式是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主流范式。长期以来,政府注重于动员体制内资源(包括法律、法规及行政监管等)来约束企业的违法行为,以确保食品安全。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更加强调市场治理的模式。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更注重发挥食品供应链上核心厂商的作用,通过纵向契约激励来实现食品产出和交易的质量安全。〔15〕另一方面,国外也通过标识认证、可追溯系统等工具来引导食品企业在市场上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16〕然而,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践中,政府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关系被简单定义为“管”与“被管”的对立关系,忽视和违背了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这一基本规律。〔17〕在这一治理模式下,政府注重以威权为手段对食品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忽略了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际操作过程的关注。企业等市场主体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看作政府的责任,仅仅满足于达到政府的要求,缺乏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动机〔18〕,并将政府的监管看作是限制获得经济利益的障碍,设法规避政府的监管,从而放弃自身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社会责任。

(二)政府—社会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食品。为此,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成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走向。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通过增强食品安全立法和管理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全社会都能参与其中,为社会性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践提供基本管道。〔19〕日本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成功经验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生协组织,通过市民自身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来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架构体系。〔20〕相形之下,在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逻辑框架中,政府意识形态影响较大,将社会组织、公众视为管制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在利益表达、利益调整和利益分配上被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各部门、中央与地方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格局缚住手脚,导致社会性参与的制度环境严重缺失,在事实上无法可依、无规可循。〔21〕食品安全虽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社会公众在“搭便车”的心理下,认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政府的责任,缺乏积极参与的动机和意愿,且参与方式较为盲目,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负面消息和对政府部门的批评指责上,与促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目标相悖。〔22〕在这一模式的治理逻辑下,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大包大揽,而社会性参与碎片化,致使社会性力量难以形成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合力,弱化了社会主体的实际效用。

(三)市场—社会治理模式与食品安全风险

根据西方的经验,要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善治”,市场与社会两大主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市场—社会治理模式的逻辑框架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市场由于其自发性,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正如亚当•斯密所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3〕而社会力量尤其是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往往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并严重损害公众利益之后,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才会被曝光出来。由此说明,社会力量对市场的监督作用很微弱,起到的只是事后监督的作用,而非事前监督。这反映出的问题是,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不够强大,市场调节的色彩过浓,容易产生“脱嵌”的风险。市场“脱嵌”的后果是可怕的,人们对于公共道德越来越淡漠,食品企业的逐利倾向使得企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损害消费者利益。〔24〕由于市场的自发趋利性和社会力量的薄弱,单纯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交给市场和社会,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显然是行不通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核心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形成食品安全共同体。经上述三模式的研究论证,政府、市场、社会各主体形成的不同组合中,缺乏任一主体的治理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由此,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

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嵌入式设计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共治理念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还应注重对这一治理体系进行嵌入式设计,即“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仅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存在制度脱嵌风险的”〔25〕,因此,需要结合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特殊国情从功能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嵌入式设计。

(一)功能性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主体分工

不同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是社会共治研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尽管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共治原则,但由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多个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地位和作用边界仍然比较模糊,尚未适应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需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在治理体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各个主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若不具体分析治理主体的职能分工、作用边界,只是笼统地提出治理主体多元,显然不能解决如何有效治理的问题,甚至还可能造成认识上的混乱。〔26〕为此,基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国情,如何将治理主体的分工设计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主体的合理边界,并通过充分的沟通、交流与协调,将各行为主体由无序转变为有序参与,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1.政府:转变职能,注重引导

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政府的作用要涵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功能,从推动全局工作出发,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单纯地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交给市场和社会,则容易产生“脱嵌”的风险。由此,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内,政府的功能性嵌入体现在,应通过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合作机制的构建,从政府主导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向政府参与型食品安全治理模式转变。〔27〕在具体的职能操作上,要尽可能地将自上而下运作的国家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操作化为便于市场、社会参与共治的规范,以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的运行阻力。要改变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构建市场、社会主体合法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制度环境。在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上,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解放和增强市场活力,使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发挥作用,充分调动市场组织的积极性。注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在社会共治体系中既要巩固政府领导,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并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2.市场:强化主体意识,重塑社会责任

市场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能有效填补政府正式的单一治理绩效不足的空缺。二是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市场的主动参与能将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有效扼杀在源头。然而,社会共治理念的偏差,使得市场主体通常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看作政府的责任。各个市场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既是政府引导、规制的对象,又能自发地发挥其能动作用,其作用与表现,能显著影响到社会共治体系的效果。而一批优秀的市场主体,是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质量的前提。为此,市场主体应树立诚信观念,落实企业是食品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从思想上认识到保障食品安全、改善社会福利的责任。在行动上致力于技术创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HACCP、ISO认证在规范企业安全生产中的应用,建立健全问题食品召回机制、食品可追溯体系,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完善企业的信息公开制度,促进食品安全信息交流,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监督。

3.社会:全员参与,注重监督与合作

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内容日益复杂,治理难度日益增加,对治理精细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单纯依靠政府和市场治理已不能适应于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需要,必须借助社会嵌入治理体系,动员社会力量的全员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合力,促进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建立。但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中,社会力量参与意识薄弱,有效参与程度不高。为此,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适应社会力量主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需求,积极转变社会公众的态度,增强社会力量的主体意识、维权意识,培育公共精神,注重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参与的主体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组织要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有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否则无法实现社会共治的目标。此外,要通过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以信息增权的方式改善自身弱势地位。注重与政府、市场之间的监督与合作,以理性的参与方式,通过正确的渠道加强对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监督与约束。复杂、多样化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使得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变得愈加困难,需要更多不同意见的合作参与,需要各方力量更多地参与秩序整合,这显然不是单独的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就能承担的,而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承担责任,需要既代表“公”利、又代表“私”利的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28〕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主体结构,由各级政府、企业等市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构成。多元主体以不同的分工设计相互制约和监督,同时又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环节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多元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二)制度性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运作机制

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组织的行为具有形塑功能。结合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实践,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模式的构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上。为此,需将一系列的运作机制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为多方主体有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1.法律保障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必须以法律为根本依据。法律法规及其所衍生的法治体系,是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前提,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协调运行的保障。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困境,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共治得不到制度保障,具体的职责得不到落实,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则只是空想。为此,必须将法律保障制度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从立法上确认并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程序性权力和实体性权力。具体而言,在以新《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基础上,要继续完善配套性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确定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主体结构,确立市场、社会在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从治理权能、治理事物、治理客体等角度赋予其相应的准公共权力与职责,规定各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确保各类治理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行为有法可依。此外,在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应以公开渠道阐明制定该法律、法规的目的与作用范围,并就相应法条向其他主体做出事先的解释和说明。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需有食品企业、非政府组织、专家、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全程参与,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公众就某一项规定提出的异议,立法机关需做出实质性的说明。

2.激励约束机制

针对市场、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能以各主体个体利益的满足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推动市场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市场层面,要采取严惩重典的方式,增强法律的威慑性,加大对不法食品生产企业和个人的惩治力度,使其不敢违法、不愿违法。推行更加严格的食品生产企业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食品企业的监管,规范其生产经营行为,通过食品市场秩序的整顿,倒逼食品行业良好市场机制的形成。社会层面,要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加以规范,对规范程度低、信誉差的行业协会要坚决取缔,充分重视培育理性的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社会共治。在监督约束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市场主体,可通过政策优惠、技术支持、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手段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正向激励,鼓励其建立健全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程序和规范,进行安全化生产。对于社会主体,要完善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奖举报制度,提高有奖举报力度,使社会公众的维权收益高于维权成本,激发公众的监督举报热情。建立消费者举报内容的公示制度,对举报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予充分调查和核实,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3.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各主体参与社会共治的前提,信息披露机制的嵌入能防止各主体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各自为政”产生的“脱嵌的风险”。由于政府的权威性,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更多地需要政府来建立和维护。首先,整合各部门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统一信息公布主体,实现各类关键信息分享的一体化,同时确保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其次,利用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平台等形式开放性收集公众意见,通过对公众意见的整理与反馈,完善和吸收公众意见。再次,加快建立食品可追溯化制度,要求企业标记自身产品,将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的信息纳入其中,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将可追溯平台向社会公众开放,鼓励社会公众通过信息追溯平台查询食品安全信息,维护合法权益。最后,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支撑定期披露企业信息。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功能性嵌入和制度性嵌入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辅相成。各主体的分工设计必须依托于一系列的制度才能得以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运作机制的相互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各主体权力、资源和责任的行使。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运作机制则反过来规定了各主体参与治理的内容、要素和途径,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程序性权力与实体性权力,是多方主体有序参与社会共治的制度保障。从功能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嵌入式设计,两者相互配合与约束,是构建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作者:王建华 葛佳烨 朱湄 单位:江南大学商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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