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研究论文十篇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1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2

文化政策理念的持续运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依据凯恩斯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价值观，建立了福利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形式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职能。此时，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主要以国民福利和艺术普及为宗旨，目标集中在文化的精神层面，希望通过扶持高雅艺术、美学教育，恢复民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兴起，文化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人享有文化”（cultureforeveryone）和“文化的公民权利”（civilrightforculture）成为时代的口号。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围获得了拓宽，开始要求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使文化艺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接近。文化政策重视地方性与社区性的文化价值，强调接触文化的机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因此地方性文化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文化活动获得了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衰退使得以社会政治目的为主的文化政策转向了文化的经济效益，这段时期大型文化项目和文化旅游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化产业日渐兴起。同时，西方政府普遍面临削减预算的压力，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①与英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措施开始逐步渗透到西方各国的公共文化艺术部门中。九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文化开始被视为一种发展资源，除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整合力以外，文化更是被塑造成为地区积极而整体的社会重建（或结构转型）的发展策略，甚至被上升到战略地位——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以上主要是从西方民族国家内部政策发展脉络来谈的，尚未牵涉信息和通讯技术对该领域的深远影响，而国际间的文化政策也未纳入视野中……事实上，众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当代民族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思路，各个国家应对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当代文化政策急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此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策研究”这个词在西方英语国家中被提出，它经由文化经济协会和阿克伦（Akron）大学的都市研究中心的成立而开展学术活动。之后有固定举办会议探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等主题，以及关于政策及计划评量等主要研究。[1]（P42-43）文化政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般意义上来说，它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文化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文化政策质量。有人称之为文化政策的工具研究路径或者说是定位于政策的研究。同时，文化政策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范式即为文化研究范式，也有人称之为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前者是运用“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knowledge）②，以政策建构、政策的实施和评估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政策相关性的应用研究。后者则运用“批判性知识”（criticalknowledge），从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中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分析各类文化政策可能导致的治理问题、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和身份以及意义相关内容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等。两种研究范式对文化政策研究来说同等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政策研究是建立在“实用”和“批判”两种话语之上的，它既涉及艺术人文话语，同时又涉及政治经济手段，因此，学科内部学术传统有存在不一致的因素，甚至对抗的焦点。[2]本文重点介绍从文化研究路径进入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他们与普通政策研究学者一样，也关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但他们探讨问题的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上。当看到文化与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化，他们开始不满足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认为文化研究虽然具有文本的解构意义，但脱离了政策制定及行政，因此现实的“政治性”是有限的。他们希望拓展文化研究的视域，通过深入当今社会文化机制的研究，确立实践上的学术建构价值。所以，他们把研究对象定位在文化政策领域，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评议上。与政策研究不同，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具体操作方法上，而更多地倾向于理论与政治方面的意义。政策导向的文化研究，其思想渊源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治理性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等等。[3]他们致力于通过对文化政策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对文化机制运作的解析，进一步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认可或合作来干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

托尼•本尼特①是文化研究领域较早提出把“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并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介入文化政策制定议程的学者。他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并不像许多倡导对抗的激进主义者那样具有变革和解放力量，更多时候它只是文本修辞上的幻影；他认为需要把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种种争论，更深入地根植于各种现实环境之中，尤其要关注文化权力的制度层面。因此，他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对葛兰西式“文化霸权”的偏好，转向以福柯式“治理性”分析，把文化政策研究作为行动实践的入口，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对文化的界定，是文化研究的起点。本尼特主张在给文化下定义时，需考虑政策问题，区分不同区域的文化，以辨析不同的治理技术、政治关系等，以确立适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4]（P157-158，166）本尼特在《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1992）提出：把“政策”理论地、实践地、制度地引入“文化研究”，这样可以纠正文化研究在机制领域中的缺失。本尼特将文化研究的路径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转向了文化的治理性问题。他指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新社会管理领域的出现，使得在特定知识框架中组织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方式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应被视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本尼特在批判性评论“文化研究”所界定的具有丰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定义之后，指出“文化研究”忽视了某些研究领域的有机层面。譬如，文化也是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所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的转变。它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早期社会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过程的一部分。[4]（P159、162、163）本尼特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学》（1998）一书中进一步延伸了这个观点，把文化政策放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带，指出：政策是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政策和管制领域的联结，才建构了我们所继承的文化及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活动。[5]（P197-198）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焦点进行组织的：一个是在文化研究范围中，对文化政策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和实际参与其中的总体理论背景的历史研究，包括文化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等，关注艺术、文化、政府如何行动作用于社会；另一个是探讨作为文化技术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组织文化和统治的现代关系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一系列公共文化机构运作所构成的文化体制，它们对整体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作用。[6]（P25-26）前者的代表作包括《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文化：改革者的科学》、《文化与治理性》等，后者的代表作包括：《文化功用的倍增》[7]、《博物馆的诞生》[8]、《超越记忆的过去：进化、博物馆和殖民主义》[9]等。在“文化研究”与“文化政策研究”两者之间关系上，本尼特肯定了文化政策的界定和研究是有其自身的特性和历史的，但他不是要探究一般性的政策范畴，而是要利用文化研究既有的成果和独特的视角重新审察文化政策。对此，本尼特主要运用福柯的理论范式来探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管理的现代形式、文化政策等具体文化实践领域，同时，也吸收了其他理论家的分析话语和科学研究。[10]（P199-216）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政策只是本尼特探究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其研究方法的起步及研究的最终归宿还是文化研究，目的是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产生积极作用。在本尼特看来，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可以批判性地去理解：文化政策在作为描述现代社会的政府与文化之间特殊的关系结构中的作用。反过来，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处于被管理和经营的不断变化的复杂形态之中的，如果文化研究脱离这样的背景，必然会面临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所以，两者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本尼特认为，文化研究在此之前也有关注过政策问题，但局限于文化研究所代表的理论叙述方式，没有充分注意到制约文化不同领域的制度状况，他试图在批判分析和政策定位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11]

三、米勒和尤帝斯的文化政策研究

乔治•尤帝斯、托比•米勒及贾斯汀•刘易斯①等人分别编著的《文化政策》[12]、《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13]在文化政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走的也是文化研究路径，强调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立场。他们运用话语和权力分析方法，历史地揭示了文化政策和制度背后潜藏的规训和控制技术；通过根本性的语境重建，从而以批判的立场有效地介入文化政策领域。他们批评传统文化研究尽管有明确的推动社会运动的政治议程，但过度偏重于文本政治分析，是“革命修辞”（revolutionaryrhetoric）。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关注作为社会文化治理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政策，所以他们更期望通过文化政策研究的导入产生一种新的领导象征，即以“改革志业”（reformistvocation）促使社会发生改变。《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作为一本选辑，除了对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作了理论介绍以外，它还以不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建立起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基本范式和研究方法。米勒和尤帝斯在《文化政策》一书中，首先从对文化与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文化政策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开始，展开文化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他们认为：文化与政策主要在美学和人类学两方面产生关联：从美学层面上看，美学的标准是历史形塑的，文化起着指标作用，以区分品味和身份；从人类学层面上看，文化意指根植于语言、宗教、习惯、时代和空间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政策则是联结美学创造力和集体生活方式的组织力量，它借助系统、规范的行动引导，通过资金分配（或补助）和民众教育的方法来决定文化的走向，并由相关组织机构采纳执行，以完成目标。[14]（P1、6）米勒和尤帝斯认为，决定文化政策形成的参数包括六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这个概念来源于福柯，本来是用于解释现代性的行政设施，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其对个人的社会调控权力，米勒和尤帝斯借此概念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基础从司法型逐渐向管理型与技术型转变。[15]其二，品味性（standardsoftaste），在他们看来将品味哲学化的过程是与现代政府同时生发的，品味的形成就是文化管理或文化政策。其三，道德性，文化政策是把治理性和品味相结合，在个人或公众层面上，形塑与管理伦理不完整的主体。其四，竞争性，它体现在与社会政治的竞争，国家所有的文化补助支出，都要有补助的借口。市场机制和政府管控机制都无法单一运作，将文化同时当作是乐趣（凭藉着市场）和进步（凭藉着政府）的观念，在许多文化政策中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其五，认同性，政府的计划要既符合国家认同又要符合超国家认同。通过文本解读可以发现，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其实是源于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其六，文化公民权，它经由教育、习俗、语言、艺术和宗教，达成“自身文化”谱系的保存与发展；它关系到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对差异的承认。[14]（P4-29）研究方法上，米勒和尤帝斯把文化政策作为一个转变场域，通过批判理论寻求把知识结合到进步型的社会改变、社会运动，并以此位置思考权力、授权和责任问题。所以，他们的研究不是有关效率、效度和描述的政策研究，而是以理论、历史和政治为起点的文化研究。[14]（P3-4）他们认为：了解文化政策并介入它，是参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该途径可以更深层次的接触到文化的制度层面，拓展激进民主的文化政治。后来在刘易斯和米勒主编的《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读本》序言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论述：“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是一个改良工程，它既需要理解文化政策传统上被采纳的方式，又需要理解严谨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方式。它还意味着有必要将进步的社会文化运动和技术官僚联系在一起。文化政策研究的批判路径既需要理论上的挖掘，又需要实用的其他选择”。[16]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 语言政策；社会学；三大话题；三大规划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84-04

一、引言

近些年，语言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的学术热点，有关语言政策的实践研究不断涌现，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1]即便如此，国内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研究语言政策，经济学视角、文化学视角、人类学、教育学视角等都丰富了语言政策的研究内涵，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政策理性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肯定以上研究成果的同时，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入手，力图阐释语言政策的研究轨迹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从而呼吁学术界更加重视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二、研究轨迹与社会学影响因素

（一）概述

1.语言政策的内涵与作用

语言政策包含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2]它可以是“一套思想、法律、法规体系”，也可以是“语言社团（代言人，即语言规划决策者）关于其语言价值系统达成的共识等语言意识形态的体现”。[1]（2）世界上有125个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语言地位，其中近百个国家将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3]更有众多的国家不断出台并修订其语言法规，用以促成族际间互通交流可能性和国族身份建构可行性的实现。除了这些显性立法形式之外，语言政策还可以隐性存在于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中。语言政策可以涉及微观语言结构、语法标准、词汇规范等的制定，可以涵盖语言工具性和地位合法性关系的确立，也可以包括促进语言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等。从本质上看，语言政策并不囿于规范、标准的制定，更需发挥协调矛盾、解决冲突的作用。

2.语言政策研究的三大阶段

语言政策的实践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学者们对语言政策研究却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40～50年代（1945年），第一本以语言政策命名的出版物才得以问世；[3]（11）但到了60～7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出现转向，由“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转入“以资源为中心”的思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催生了反映不同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80年代到现在，出现“以权利为口号”的新时期研究重点，这表明语言政策研究进入第三阶段。[4]

（二）社会学思潮影响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对应三个关键词，即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它们构成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三大语言话题”。[5]研究发现，三大语言话题的产生与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具有渊源关系。

1.问题论与实用主义

语言政策研究领域著名学者豪根曾指出，“任何原因造成的任何令人不满意的语言现状，都可以由语言政策来解决。”[6]这种问题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往往强调用政策行动解决问题，强调行动作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7]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与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到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并自此开启象征互动论的研究热潮；处于同一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也同样具有实用主义特色。功能派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语言政策更多从功能角度入手，认为社会秩序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整实现功能整合，从而达到秩序井然。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研究出现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语言政策自身就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的。

2.资源论与生态主义

学界和政府对语言政策的乐观态度迅速降温，研究侧重点也迅速转为以资源论为研究重点。资源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大多从生态角度、从资源存在的必要性角度进行论述，这种视角也可以从社会学家的思想宝库中找到渊源。社会学家孔德率先用生物学中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概念来比喻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等级、城市和社区，[8]并由此认为失去生态平衡的社会系统会自此陷入“病态”。[9]斯宾塞则更进一步指出每种结构和功能都是在相对依存结构中才得以维系，实现整合。[10]语言政策资源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巨大相似性绝非偶然，语言政策其实就是语言社会学，它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影响。

3.权利论与后现代主义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权利论的研究重点很快兴起。在此导向下的语言政策倾向从弱势群体角度出发，主张权利的获得；将语言权利视为人权内容之一，认为每个人都有使用语言、发展语言的权利。“以芬兰语言学家托芙・斯古特纳伯―康格斯为首的欧洲语言学家，在广泛研究语言、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语言人权’的思想”。[11]这种视角是冲突论的典型特点之一。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语言作为权力运作的脉络”，这种切入点是对“社会运作中的权力体系及其更替和正当化”过程中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探讨。[12]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侧重点，但尽管如此，以资源论为主导研究方向的第二阶段和以权力论为主导研究方向的第三阶段都是从弱势群体语言的角度入手，因而与其说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研究的转向，倒不如说是其扩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第三阶段更加强调语言垄断市场中现实地位的不平等性。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阶段体现出以整合和解构为典型代表的两大派系特点。换句话说，体现的恰恰就是社会学领域的功能和冲突的两大范式特征，而由实用主义到批判主义的转向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学理论转向的影响。

（二）语言政策实则调整社会关系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载体和身份象征，这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敏感的问题” 。[22]语言政策也由此超越单纯语言问题，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的政策。换句话说，语言政策表面上是处理语言间相对关系，实则是调整族群及其利益等深层社会关系。

当语言政策主体行使特殊权力，确立语言的不同地位和功能，赋予优势语言③特殊语言地位时，往往参照的是该语言族群的优势特征；反过来，语言的特殊地位又使其语言群体更易获得更多社会利益，从而加强其族群的优势特征。当这种循环的叠加效应越来越凸显，语言地位差异引发宗教、经济等巨大社会差异时，语言战争在所难免。[23]这种战争，可以表现为原有政体框架内获得更多权利的温和改良派诉求，也可以升级为旨在政权的极端民族诉求。由此可见，没有兼顾不同族群利益的语言政策将导致利益分配的极度不公，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也正因为此，在平衡族群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国族身份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没有选择其国内优势语言，反而退而求其次选择本土语言之外的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④有的甚至干脆选择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⑤也有的国家将两种或更多种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实行双语制、三语制或多语制；但是即便如此，语言之间和族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动态的竞争关系。任何形式的语言政策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需要根据不断动态变化的社会状况进行适度微调，从而缓和由社会竞争关系所带来的冲突。如此看来，语言政策研究必须从冲突与和谐这对矛盾中寻找规律。语言政策与冲突激化没有必然性，即便是相同的政策在有的国家可以是国家整合的重要工具，而在有的国家却可以成为冲突的激化因素。[24]因此在展开对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不同国家的历史因素、文化特性和价值观特征，同时要研究不同群体在其国家内的社会权重、资本占有情况和不同的心态博弈。这种社会学视角无疑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分析语言政策背后多模态的社会现象和深层的社会动因。

结 语

库珀曾经指出语言政策理论构建实为遥不可及。[20]（182）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库珀的观点是对语言政策理论构建的清醒认识，语言政策研究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受到诸多交叉因素的影响；许多不可控的社会因素给理论构建带来巨大挑战；也正因为如此，瑞申涛直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缺乏普适性（overarching）理论的大部分原因是由语言牵涉的社会复杂性造成的，[25]正是社会的复杂性给语言政策研究带来众多干扰因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从社会因素入手，将语言政策视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充分认识语言政策的社会学本质，恰恰可以解决语言政策的理论建构难题。依托社会学理论，有助于使其“遥不可及”的属性具有可及性，社会学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有助于促进该学科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本体规划包含因文化禁忌而进行的语言调整，这一调整表面上与政治无关，实则反映出的恰恰是特定群体的文化品位；本体规划也包含从众多方言中选择一种或融合多种作为标准语，表面上看当一种语言方言不复杂、历史不悠久的话，本体规划与政治的关联度较小，实际上本体规划的政治色彩没有变，关联度指数也没有变，区别的只是由方言分歧度、复杂度所带来的执行难易程度不同。当方言分歧越大，历史越久远的时候，带有政治色彩的本体规划所引发的冲突就越明显；也正因为此，由方言标准引发的语言问题屡有发生。

② 海因兹・克劳斯在1969年报告中将语言规划划分为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

③ 优势语言的族群使用者可能在人口数量上占有优势，也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占有优势。

④ 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选择原殖民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

⑤有学者指出，1976年菲律宾宪法就曾规定当时并不存在的、融合多族语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

参考文献：

[1] 戴曼纯，刘润清.国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8.

[2] Schiffman， H.F.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

[3] Spolsky， Bernard. Language Policy[M].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3.

[4] Ricento， Thomas.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itcs， 2000，（4）.

[5] 李宇明.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21-26.

[6] Haugen， Einar Ingval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William Bright （Ed.），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M]. The Hague： Mouton，1996.52.

[7] Joas， H. 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95.

[8] Comte， Auguste.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or Treatise on Sociology[M]. London： Burt Franklin，1875.241-242.

[9] 华莱士，鲁思， 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M]. 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

[10] Spencer， 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1898.

[11] 蔡永良. 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2.

[12] 高宣扬. 当代社会理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1.

[13] Tollefson， James W.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M]. London； New York： Longman.1991.8.

[14] Cooper， Robert Le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82.

[15] Turner， Jonathan H.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131.

[16] Calvet， Louis-Jean. Language Wars and Linguistic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34.

[17] Bourdieu， Pierre， & Wacquant， Lo?c.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146.

[18] 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94.

[19]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Oxford： Polity Press，1991.54.

[20] Haarmann， Haral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Ligh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1990.86， 103.123.

[21] Zevelev， Igor.Russia and the Russian Diaspora[J]. Post-Soviet Affairs，1996，12，（3）：265-284.276.

[22] Williams， Colin H.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ssues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Pierre Larrivée （Ed.）， Linguistic Conflicts and Language laws： Understanding the Quebec Ques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1.

[23] Kaplan， Robert B.， & Baldauf， Richard B.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7.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4

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宏观上讲，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静态上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动态的层面则表现为二者的互动关系。二是从本质上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同源性和目标的一致性。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和本质原因，进而指导人们更科学地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公共政策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公共权力、公共职能及公共责任一起发展起来的。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公共政策制定者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就需要了解或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知识和发展规律，而社会科学研究恰能填补这些知识的需求。三是从研究方法上分析，社会科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复杂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较为普遍且涉及宽泛的研究方法，因而研究成果也具有兼顾面广的特点。正是这种宽泛的特点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整体的、联系的智力支持，满足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依据和要求。正如曼海姆所言:“政治能够利用它的世界观作为武器……作为政治与科学思想这样融合的结果，各类政治，至少在它表现得可以令人接受的那些形式之下，逐渐染上科学的色彩。”因而，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特性与公共政策对科学知识需求的相契合，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模式

在我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前，这类机构体现为不同的组织类型，从静态的视角，按照组织属性和隶属关系可分为四类。一是隶属行政系统的官方政策咨询机构，主要有中央及各级党政系统的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室及参事机构等;二是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主要包括各级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党校;三是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院，这一类型隶属于高等院校，是由各高校下设的二级研究机构;四是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这类机构是指不隶属于党政系统，不受行政机制制约，具有独立性、自主性运行的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设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尚处于改革起步阶段，目前，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参与模式。

(一)公共政策需求拉动社会科学研究模式

这是一种以政策制定者为主导的参与模式，即是首先由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需求或给出决策，然后委托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研究或论证分析，最后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策制定者转化为公共政策。这种模式是我国以往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模式，参与此模式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行政系统的官方政策咨询机构或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机构。这是一种线性模式，即政策制定者确定问题，研究者用科学知识解释问题。政策制定者把研究视为工具性运用，忽视了其他研究类型的运用及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种模式的局限。学者牟岱在对我国13个省份的社会科学院进行调研后明确指出，由于国家缺少相关的统一政策规定，使绝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院出现功能定位错误，把服务单纯理解为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忽视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功能和自身发展规律。“这使地方社会科学院多数情况下在为地方政府的很多非科学决策做论证，为领导的政绩工程做论证，通常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做出决定后，请专家做论证，而不是做决策前听专家建议和论证”。

(二)社会科学自主研究驱动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此模式的主体是各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院。这种参与模式与上述模式相反，研究方向的主导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是以供应研究成果为介入点，而公共政策制定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选择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这是一种匹配度不高的参与模式，由于此类研究者的关注点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知识体系、理论逻辑、知识背景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在达成共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进而影响研究的实用性。如何使二者之间达成共识，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并能发挥作用，这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三)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

此模式是最为科学的参与模式，也是我国现阶段所推广的参与模式。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就采用这种参与模式。在“十二五”规划整个过程中，从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提出、确认、界定及基本思路的形成到第二阶段的中期评估、目标确定及规划建议的形成，以及第三个阶段的设计、规划、制定草案及纲要草案的形成，乃至最后一个阶段的全国人大审议并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且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都有参与(除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外)。其中党政部门下设的研究室、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承担了26%的课题量;党政部门直属的各级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党校等官方的社会科学系统承担了23%的课题量;高等院校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承担了51%的课题量，充分体现了一体两翼的参与格局。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有效弥补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不足，并改变了公共政策需求拉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线性模式，有效地调节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施加压力的问题、权力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民主化程度及公共领域发展的远期目标与即期目标的冲突问题等。当然，这些复杂因素当前还存在，且还是制约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相互作用模式发展的瓶颈。不难发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现还处在一个不完善的阶段，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本质性和根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磨合，并需要在理论上给予深入研究。

三、优化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途径的策略

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广大民众和其他组织可以更为直接地对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和评价，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压力不断增加，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如何统筹兼顾这些复杂性和多样化问题，笔者认为还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政策制定者的吸纳路径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健全社会科学研究法制规范，提高学术质量与社会责任

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活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理论支撑。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用政策制定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时期，如何把社会科学研究“真正用于造福社会”，如何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如何改变“人云亦云”的学术作风，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复制粘贴、抄袭滥造的不端学术行为，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参与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更凸显出学者学术良知的缺失。因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法制规范，重视和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质量，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对于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指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所有物，我们是通过在社会上的学习和工作才使自己获得文化知识。知识源于社会，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运用这些知识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同样，学者的知识源于社会，也理应造福社会，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有的胸怀，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崇高使命。现在，我国正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阶段，需要有这样胸怀的学者把用文化知识造福社会的使命感融入到中国梦的建设中来。因此，健全的法制法规、良好的研究环境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提高学者的学术良知是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质量与社会责任的前提。

(二)政策制定者开放决策机构，创新吸纳路径

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涉及机构多，主要包括中央及地方党委，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大及各级政协等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政策指导，人大是最高的决策权力机关，各级政府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协主要是参政议政，没有决策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党委、政府、人大到政协都有所参与，都具有一定的司职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其中也存在有过于程序化、形式化，过于局限封闭，缺少对外开放及有效吸纳的因素。这就制约了社会科学的介入，影响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因而，政府要想获得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打破原有政策制定行为的闭锁性和排他性，提高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二是平衡公共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话语权。弱化政策制定机构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操控和干涉，放松对公共领域的管制。三是构建交流平台，增强相互交流。搭建各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创造政策讨论公共空间，增强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讨论，鼓励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办公室，融入到社会实践中来，缩小公共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取向差距。四是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制建设及环境保障。建设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法制规范，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管理体系及环境保障，可促使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各尽其才，科研成果得以保护，也可以使学术腐败问题得到遏制。

四、结语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5

关键词 教育政策 框架 范式 趋势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1 教育政策分析的概念

首先，教育政策是政策的下位概念。政治科学创立者Lasswell曾给出政策的经典定义：“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教育政策的涵义从政策的涵义中演绎而来，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对教育政策的理解应以四个角度，即“过程、范围、国别、方法论”为着眼点。从这四个角度分析得出教育政策的概念即 “国家为实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种战略性和准则性的规定。”

“教育政策分析是一个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活动领域，分析活动本身就呈现出价值倾向性、多元性、时效性以及变革性等特点。”教育政策分析是教育分析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对教育政策的内容、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促使教育政策达到预期目标的活动。”因此，科学地构建并灵活地运用教育政策分析领域的方法论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

2.1 教育政策分析法基本框架

根据美国政策学研究专家Brain & Lewis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并结合Green的政策制定模型，即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政策决定（Policy Decision）和政策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四项活动。本文将教育政策分析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内容、过程以及价值。教育政策的内容是对政策背景、文本、原因和结构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政策的具体作用，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以保证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教育政策处理各种有冲突的教育利益诉求，或者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所依循的价值准则是什么”这一问题。由于不同的分析主体、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价值观念各不相同，因此对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教育政策分析的三方面内容与社会学家Dahrendorf提出的社会的两面性的观点，根据Dahrendorf的理论，将社会理论分为理性观点与冲突观点。理性观点是政策发展与分析的传统模式，强调技术性实施以及目标的达成。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可以帮助政府作出最高效的决定。批判理论建立在社会冲突性的观点之上。他们认为政策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反映了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冲突理论强调了权力在保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教育政策会因利益分配而遭遇阻力。因而，政策分析着重揭示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准确预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动，对科学地制定驾驭政策，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重视对未来的研究，从现状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政策分析法的立足点不仅仅是现在，更多地要考虑未来，要具备“未来”的视野。

其次，强调全球的观点，将全世界各个民族看作密切相关的共同体（共同利益）。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教育政策分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在全球化概念下，全球性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政策概念的借鉴一直都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中心。于是在教育政策分析及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也开始回应有关环境污染、人权、疾病、性别平等以及单一文化教科书等世界性议题。（下转第16页）（上接第12页）

第三，发展的概念。教育政策分析法以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革命的研究。第四，跨学科性。教育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可检验的理论，用实证的方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它注重传统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联系，整合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公共政策制定的跨学科系统；政策分析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从而成为各研究领域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政策分析所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最后，教育政策应靠学者和官员共同研究。

3 教育政策分析法的发展趋势

在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是形成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国际间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学者和政治家在教育政策研究的许多方面进行对话和切磋。教育的政治性已经成为教育学家们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共识，他们认识到通过国家的政治程序对别国的教育政策优点兼收并蓄的必要性。他们尝试过呼吁国际组织采用“借鉴”的方法，将一国最好的政策做法移植到别国的教育政策中去；他们也曾对教育发达国家与教育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别与政策导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其目的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为什么一项政策在某一国、而不是在另一国被采纳（普鲁士报告）。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和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深入理解教育制度与政策选择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其次，要实现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就离不开多视角的、跨学科的知识支持和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新时期教育政策发展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反思已成为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视野。尽管全球化浪潮正在试图用一种宏大的文化语境制造席卷全球的教育模式，但只要国际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消除，教育水平差距就必然存在，教育政策就会继续涉及面临更为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等带来的问题。

最后，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紧接着会出现多种社会话语评论的响应，这种现象几乎成为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后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因此，教育政策传播的重要介质的公共政策的话语特征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的新领域。Taylor也主张应把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运用到政策的批判分析中去，因为这”可使我们通过聚焦‘演说的政治’来探讨教育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我国学者李钢的《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中，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规范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分析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张烨.试论我国教育政策分析的可能范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4）.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6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 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 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官逼民反"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7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8

（一） 教育政策伦理研究背景

教育政策分析是伴随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是在20世纪中期以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决裂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公共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研究重心的转移。在初阶段，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从70年代起重心就转向了对执行过程的研究。公共管理正是在“执行研究热潮”中，作为解决方法而出现的。［1］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公正的教育管理价值理念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2］管理伦理学和公共管理伦理学，正越来越成为管理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核心课程和主流研究领域。相比于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教育管理无疑是更加需要伦理精神关照的一个特殊领域。［3］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政策伦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关于教育政策伦理的内涵

对教育政策伦理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伦理的政策化，即研究某种伦理规范如何通过政府，以政策的形式加以制定和推广。如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框架来加强教育管理伦理的建设，通过法制权对教育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舆论、良心等约束手段之外，另外开辟政策约束的通道，使道德成为公共生活中的普遍行为方式。二是教育政策的伦理化，即对教育政策进行伦理评价，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每一个教育政策进行审视。［3］教育政策伦理是指国家公共权力部门为实现特定教育目标,在调节与分配有限教育利益与资源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伦理价值原则。教育政策伦理的研究对象，就是政府教育部门在特定时期分配与调节教育利益与资源时，应该遵守的伦理价值规范与准则，即解决教育政策的“应当性”问题。［4］要正确理解教育政策伦理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政策伦理是指“教育政策中的伦理”，强调的是教育政策的道德性，是人们对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判断和道德追问，教育自身的合理性是教育政策伦理主要的实现方式。对于教育政策而言,其不仅要在整体宏观层面上接受公众的伦理价值评判，符合公共伦理精神；同时，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应体现出最基本的“人本”伦理精神。

第二，教育政策伦理是贯穿于整个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之中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的系统总和。教育政策活动既涉及教育政策制定程序、立法等制度方面的安排，也涉及政策问题的择定、方案的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具体的政策活动。教育政策伦理即是贯穿于其中的一系列伦理精神与道德规则的系统总和。

第三，教育政策伦理既包括一般伦理理论在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即运用抽象的伦理原理解决现实教育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难题与困境，也包括对教育政策系统这一特殊政治活动所进行的伦理学论证与考察。［4］

（三） 关于教育政策伦理的结构及内容

在现有的资料中，只在刘世清的《论教育政策伦理的内涵、结构与意义》中明确提到教育政策伦理的结构及内容，他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三个角度，提出了教育政策伦理的结构与内容。

从宏观层面讲，教育政策伦理主要针对政府部门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总利益之间的抽象关系，论证与建构公共利益公平与公正分配有限教育资源的伦理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对教育政策的“正义”或“善”的伦理追问。从这点来看，教育政策伦理是对政策活动的普遍伦理规范和道德诉求。在这一层面上，教育政策伦理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制定教育政策，解决教育问题的伦理依据是什么；制定公共教育政策背后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伦理要求；对制定的教育政策进行伦理论证，提供道德合法性的辩护；等等。

从微观层面上，教育政策伦理要解决的是政策主体（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的个人利益问题，试图对政策主体的德性或职业道德问题作出回答。从这个层面来讲，教育政策伦理体现的是对政策主题的德行要求。这里的研究内容是教育政策伦理必须对政策主体在教育政策活动中正当与不正当的行为规范、职业伦理精神与信念、政策主体的权责、政策主体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同事之间)、政策主体与组织之间的道德关系与要求等相关问题作出回答。

从中观层次上讲，“合乎德性”的政策主体在政策活动中应用与实践普遍的伦理规范，即政策主题应该通过具体的政策活动将普遍的伦理理论与具体的个体德行结合起来。在这一层面上，教育政策伦理主要研究:教育政策主体如何依据特定的伦理原理，通过公众赋予的公共权力，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合乎伦理或“正义”的制度安排；教育政策如何定位合理的伦理目标，选择正当的政策手段；对弱势群体采取何种措施进行伦理安排与制度补偿；等等。

（四） 教育政策伦理评价的标准

教育政策伦理的评价标准只有两点，一是公平原则，公平乃公正和平等，是教育政策伦理的首要标准。［5］从教育的本质和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公平应是教育、教育政策的基本属性之一。［6］罗尔斯提出了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是制度伦理的原则之一,主要调节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问题。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1］二是效率原则，效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谈到教育政策效率，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投入和产出率，即效率的物质基础。教育政策满足效率原则要求，应从物质效率和道德效率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物质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投入和产出率；另一方面是道德效率，道德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政策主体的个体道德。［5］

（五） 关于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的意义

教育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是否合乎道德及价值规范关乎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的意义可以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伦理学可以分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从理论伦理学角度来说，教育政策伦理研究试图为教育政策提供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理论支撑，为教育政策理念、目标、原则等提供内在的道德“合法性”的证明，并对教育政策活动进行伦理价值以及道德规范进行论证，有利于拓宽学科基础,促进教育政策科学的学科发展；从应用伦理学角度来说，教育政策伦理研究是以解决教育政策活动中的伦理困境与道德难题为目的的，有利于深化与创新研究视角，把握教育的重大问题，有利于为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新的标准与参考。［4］

（六） 关于教育政策伦理现状

史翠苹从教育政策伦理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的缺失两个方面说明教育政策伦理的现状不容乐观，并从教育政策自身因素（如政策的观念、体制、机制问题）、外部因素（如制度、经济、文化因素等）两方面分析我国教育政策伦理缺失的原因。［7］

此外，在教育政策伦理研究中还涉及教育政策研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教育政策伦理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或是社会活动，研究者本身也需要有一套明确的伦理道德规范，要遵守客观性、对顾客负责、公众利益优先以及权利优于善的原则。［8］还有对具体的教育政策伦理缺失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如江应中的《教育资助政策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实现》。［9］

二、 研究视角

（一） 教育管理伦理视角

其实，在研究教育管理伦理的相关文献中直述教育政策伦理的很少，只是把教育政策伦理作为教育管理伦理的一个内容去分析。教育管理伦理研究主要把握教育管理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探讨教育管理理念、政策、制度与行为的伦理价值，及其实现的可能和路径，对教育管理活动中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探寻教育管理活动道德实现的现实保障。［3］由于教育管理的特殊性，如今更强调管理者的责任、以人为本、注重人性以及自律等伦理要求，在管理中强调道德性和管理者的伦理意识。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管理者在实践中体现公正性。［10］

（二） 公共政策视角

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是对现实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分析者在对政策目标的妥当性进行论证时，应当对政策的受益群体、非受益群体、负受益群体作出明晰而准确的区分，并进而对受益群体的幅度与分布、非收益群体的可能反应和负受益群体的受损程度等作出客观而翔实的说明，尤其是在对政策目标实现途径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时，应当把公共部门对负受益群体的社会补偿明确计入政策的成本。［11］很多学者是从政策的环境、内容以及制定与执行主体等方面来探讨公共政策的价值和伦理关系。高红《公共政策规范伦理分析框架的构建》，通过考察3种公共政策理论框架对伦理研究的缺失，指出了伦理学思想渗透到政策研究的过程中的方法。文章主要探索的是寻找学科之间的结合点。杨军指出,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应该以功利主义为准则，同时指出政策过程的价值失范表现，进而得出避免价值失范的途径是事前的评估与事后的问责。［12］

（三） 制度伦理视角

张烨认为，制度伦理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价值诉求的契合点，他从教育政策价值特征的三个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制度时常扭曲制度伦理的一些表现来论证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都关联着制度伦理。因此，他认为从制度伦理的视角将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两者的动态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对教育政策的分析才有可能更加科学，而制度伦理的核心就是公正。他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1］而教育制度伦理公正就是通过对教育制度伦理的价值论证，为教育制度伦理确立一种可能的实践伦理基础和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基础。［13］王本陆也说过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伦理的核心原则。［14］弱势群体问题的日益严重，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15］

三、 教育政策伦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当前国内教育政策伦理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在研究方法上，描述过多而哲学反思不够。从搜集的资料来看，大部分学者都采用理论的研究方法，而很少有实证研究方法，更缺少比较研究法。其实，在国外教育政策的伦理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很少有学者将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进行比较，这是较为遗憾的一点。

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分散而不成体系，有一些重要方面还没有涉及。这些不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论研究薄弱，这极大地影响了教育政策伦理体系的建构。在检索到的文章当中,篇名含有“教育政策伦理”字样的只有6篇，这说明把教育政策伦理当做一个明确主题的研究还非常少。

笔者认为，导致教育政策伦理的理论研究薄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的复杂性。一方面，教育政策是教育管理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目前教育管理伦理学研究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很少，在缺少其母体的理论研究支持下，要进行教育政策伦理的理论研究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它又从属于公共政策伦理学的范畴，而这也是刚刚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论研究也不充分。其次，教育政策伦理涉及了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这对理论研究者的要求就非常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从理论角度来分析教育政策问题。

四、 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的未来走向

教育政策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问题亟待人们去研究，笔者以为，其未来走向或者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点：

（一） 加强基本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没有正确丰富的理论指引，实践也不能很好地发展。教育政策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更需要正确的理论进行指导，这样才能有助于教育政策制定者更全面、周到地考虑政策的内容是否合乎全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目前的教育政策伦理研究内容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对其概念、内容及意义等基本层面的研究，同时还有围绕教育政策的公平、正义、保障个体的自由和价值、教育机会均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范围过于狭窄。方法过于单一，主要就是理论研究，且还是最初步的理论研究。因此，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是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更广泛的教育政策伦理研究。

（二） 加强国外教育政策伦理研究相关成果的进展介绍

教育政策伦理研究在中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的，而国外的研究早于我们十几年，但是我国对这方面的介绍却很少见。因此，国内学者应多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以及研究成果，分析比较，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为我所用，使我们的研究可以跟随时代潮流，尽快发展、完善。

（三） 加强学科的关联性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政策伦理是政策伦理和教育管理伦理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教育政策伦理均属于它们两个的研究内容，因此应该加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或者说可以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看待教育政策伦理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烨. 教育政策分析的制度伦理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01）.

［2］ 郅庭瑾. 教育管理制度伦理问题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12）.

［3］ 郅庭瑾.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09）.

［4］ 刘世清. 论教育政策伦理的内涵、结构与意义［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6（05）.

［5］ 石火学. 和谐社会建设中教育政策伦理的选择［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01）.

［6］ 刘晓. 构建以公平为目标的教育政策［J］. 教育与职业，2005（13）.

［7］ 史翠苹. 我国教育政策伦理现状及其成因［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2）.

［8］ 陈能浩，李晓东. 教育政策研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探讨［J］. 当代教育论坛，2004（01）.

［9］ 江应中. 教育资助政策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实现［J］. 教育发展研究，2007（11）.

［10］ 张丹丹. 教育管理的伦理向度探析［J］. 教育导刊，2006（11）.

［11］ 朱光明. 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伦理问题［J］. 理论学刊，2004（06）.

［12］ 杨军.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J］. 甘肃社会科学，2005（04）.

［13］ 刘歆立. 公共政策道德性及其意义初探［J］. 重庆社会科学，2005（07）.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9

姓名：

学号：

专业(领域)：MPA

指导教师：教授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结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11.6-2011.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11.9-2011.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11.11-2012.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12.1-2012.4完成论文初稿

2012.4-2012.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12.5-2012.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16)马凯：《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求是》2004年第8期

(17)农村税费改革研究课题组：《取消农业税，改征增值税》，《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18)王梦奎.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谈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6，(12)

(19)汪青松.试析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定位.政治学研究，2006/02

(20)如何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J].魅力中国，2007，(03)

(21)王高贺；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研究[D]；兰州大学；2006年

(22)阎占芳；“两个务必”思想与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D]；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

(23)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J]；战略与管理；2000年05期

(24)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23

(2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8

(26)宫志刚.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秩序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8

(27)沈亚平.社会秩序及其转型研究[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27

(28)GuidoCalabresi，SomeThoughtsOnRiskdistributionandTheLawofTorts，YaleLawReviewvol.70，MARCH2003，P499-502

(29)党国英.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J]开放导报，2004(12)

(30)卢福营.个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以浙江永康市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1)戴冰洁.能人主导的村庄治理结构[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2)陈柏峰.论乡村体制改革对纠纷解决的影响[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3)

(33)LawandEconmy，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Foundations，(Ⅰ，Ⅱ，Ⅲ)EditedbyRichardA.Posner，Francescoparisi.1997

(34)杨鹏星；；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家书屋建设；全国新书目；2009年18期

(35)王宁；济南市历城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

(36)邓可祝，范圣兵；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之思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03期

(37)王常宇；农民工就业培训研究[D]；四川大学；2007年

(38)TheAmericanLawandEconomicsReview

(39)曲景；民工问题与法律制度的转型[D]；华东政法学院；2005年

(40)闫秋芹；身份与机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犯罪[D]；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

(41)夏国锋；陆继锋；；关于农民工文化生活及其层化现象的典型调查[J]；农业经济；2006年01期

(42)CowieJClimateandHumanChange，DisasterorOpportunity？1998

(43)仇森义；乡镇集体资产管理现状与对策[J]；江西农业经济；1994年06期

(44)范育民；强化乡村集体资产管理奠定农民共同富裕基础[J]；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4年07期

(45)刘志强吕政；兰山县域经济有特色[N]；经济参考报；2000年

(46)春旺；防治农村干部腐败[N]；人民代表报；2000年

(47)云南省凤庆县人大常委会春旺；农村基层干部腐败行为现状及防治对策[N]；中国社会报；2000年

(48)孔有利；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变迁[D]；南京农业大学；2004年

(49)杨智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05年

(50)赵晶；“城中村”改造中的法律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2006年

(51)Ramaprian，B.R.；.TheoryofConsensusSupervisionRight2002，(04).

(52)唐一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研究把握的几个问题[J].宁波通讯.2010年09期

(53)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J].公安教育.2010年08期

(54)Hamers，R.J.；Chen，D.；McEllistrem，M.；Wang，Y.；Bronikowski，M.；/shuoshikait/CivilServiceReforminAmericaduringthePeriodofSocialTransformation——FromthePoliticalParties'Booty-sharingSystemtotheMeritSystem，199318MAY.

(55)陈用龙.深化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考[J].岭南学刊.2011年01期

(56)尹成杰.农民持续增收动力：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相结合，中国农村经济2006(1)

(57)李同彬.农村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分析，农业经济2006(7)

(58)Frick，GlendonM.；Caffrey，Peter；Hoppel，WilliamA.；ConsistsinHonestGovernment200512JAN.

社会政策研究论文篇10

【摘  要  题】国际信息

【关  键  词】20世纪90年代/国外/信息政策/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息政策研究在国外兴起，至80年代后成为研究热点。我国在80年代以前局限于对科技情报政策的研究，即主要针对科技情报系统的建立和体制的改革，研究分散，层次低。80年代后，我国翻译评介了大量国外信息政策，译国外作品有29篇，占同期40％。[1]90年代后，除译介外，还进行了总结、比较。对国外信息政策的翻译、评价、总结、比较促使我国理论界、实践界接受新思潮，使我们对于信息政策的研究从科技情报政策的研究，扩展到社科信息政策、信息产业政策、信息经济学政策的研究等，从而在理论上完善国家信息政策，在实践上指导国家信息政策的实践。

1　发展概述

90年代我国对国外信息政策的研究是一种借鉴与吸收并举的局面，既有对各国具体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翻译介绍，又有理论总结：既有对不同国家信息政策比较分析，又有针对国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问题，采取对策的研究，笔者将90年代这种融合发展过程根据其发展程度从低到高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1993）：对国外具体政策的零星介绍。如文献[2]、[3]。薛列栓较早发表了关于国际信息政策方面的文章即文献[4]。此时也已出现了注重理论的比较分析研究如文献[5]。这一阶段是“情报政策”与“信息政策”两个词语并存时期。第二阶段（1994～1997）对国外信息政策的多角度介绍与总结分析并存。随着国家科委将“情报”改为“信息”，“信息政策”一词稳定下来，这个时期不仅对国外信息政策做了大量的多角度翻译介绍，如文献[6]、[7]、[8]、[9]、[10]、[11]等，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对国家信息政策的总结和分析，其总结反映在总体研究中，其分析反映在个案研究及比较研究中，致力于对我国信息政策制定的影响和启迪。关于信息政策的总体研究有文献[12]、[13]、[14]，关于信息政策的个案研究有文献[15]、[16]、[17]、[18]、[19]。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文献[20]、[21]。研究国外信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利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启迪性文章如文献[22]、[23]、[24]等。第二阶段突出特点是对国外信息政策研究的总结和发展道路回顾。第三阶段（1998～2000）：理论总结阶段。1998年以来，译介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文献[25]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建设，如文献[26]、[27]、[28]、[29]、[30]、[31]等。这个时期在上一阶段总结的基础上对国外信息政策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总结，如文献[32]。个案分析有文献[33]、[34]、[35]、[36]。比较研究和理论总结一样，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研究特点，不仅有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分析，如文献[37]、[38]，而且出现了将东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文章如文献[42]。

2　主要成果

2.1　关于信息政策环境

文献[38]认为信息政策环境主要是指制定信息政策所必需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它影响着国家信息政策发展的可行性以及发展程度，作者指出经济与国家信息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法规也是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信息政策建设、实施的有效辅助手段，信息意识和信息理论也是信息政策环境的重要因素。文献[32]举出重要国家的有关事例，说明信息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政府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还逊色许多，文献[42]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真正把信息看作是一种比物质更重要的资源来使用。另外，发展中国家能够制订信息事业立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在信息政策制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政策还处于总体指导阶段，不如发达国家那么具体。当然也有个别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政策方面有突出表现如巴西。正如文献[14]所说，巴西在1984年通过《国家信息政策及其他措施法》，对国家信息政策的原则、目标、组织机制和指导方针作出了明确规定。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70年代起都一直在积极努力推进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完善和协调各国的信息政策。对于信息政策环境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发展经济，走法制化之路，加速人才培养，提高用户的素质和信息意识，才能为信息政策建设一个良好环境。

2.2　关于信息政策目标

信息政策目标是信息政策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不同国家政策的差异，往往首先反映在政策目标有所不同；此外，明确政策目标，是运用政策物质、手段、评估政策效果等多项工作的前提。文献[38]认为，世界各国的信息政策有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能够有效低耗地传输；（2）鼓励工商业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参加全球市场竞争；（3）发展教育和培训，提供训练有素的信息人才和信息用户；（4）一些国家正着手制订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件和政治政策，以适应未来的信息社会，另一方面，文献[14]认为世界各国所处经济、技术、文件的发展阶段不同，信息环境不同，其信息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也不尽相同，文献[38]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为了运用信息手段进行国际竞争。文献[32]认为英国信息政策的目标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新发展为英国创造大好机会，法国信息政策的目标是到2015年是法国所有公司都能随时随地的使用信息高速公路，使法国公民都能平等的使用高速公路。文献[39]指出新加坡的信息政策目标在于把新加坡建成智能岛。明确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实际上也就是明确一个基本方向问题，即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朝着这个基本方向发展。否则，就会影响信息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本国信息化的程度向更深、更广的空间延展。而明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信息政策则有助于一个国家知己知彼，根据国际形势发展自己的信息政策，以指导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合作以及这个国家对于本国信息政策的保护和利用。

2.3　关于管理体制和信息政策研究的组织机构

研究管理体制是解决信息政策发展的通畅问题。合理的管理体制促进信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则制约信息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文献[12]认为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典型的信息工作管理体制模式，即集中型和分散型。前苏联是集中型模式的代表，所执行的是统一集中的信息政策。分散型模式的代表是美国，所执行的是灵活、分散的情报政策，文献[20]认为日本侧重于强化职能管理部门，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此外，日本建立了产、官、学一体化的信息政策咨询研究体系，文献[46]认为发达国信息管理体制的特点有四个，一是集中管理，如英国；二是分散管理，如美国；三是集中与分散并存，如日本；四是由分散向集中过渡，如法国。文献[12]、[20]、[38]达成共识，即加强对信息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是各国信息政策的共同点。文献[32]指出一些大型国际组织，一般都参与信息政策研究，这些研究机构性政策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政府间信息学局、欧共体。

2.4　关于信息政策的内容

文献[32]认为国外信息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性政策。（2）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研究。（3）政策与信息技术的应用。（4）信息政策与信息立法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信息保密、隐私或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对各国的信息立法进行介绍等。

许多文献对信息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越境数据流问题是国际性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文献[40]介绍了越境数据流（TDF）的概念，分析了TDF产生原因，指出TDF与信息政策的关系是信息政策对TDF有引导、控制、规范和促进作用，而TDF使信息政策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成熟。文献[41]认为国际信息环境中政策、法律问题有越境数据流问题，大众传媒和通信问题。关于信息技术方面政策法规问题，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文献[31]认为以因特网为代表信息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许多新社会问题。为此，各国政府纷纷加强对因特网政策与立法的研究，探讨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发挥重要作用，还推出了大批有关因特网立法研究报告，此文献还指出了目前关于因特网立法所存在的问题：由于因特网的发展，目前仍然存在法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情况，传统观念和由此形成的政策法规已不足以解决新的信息环境中出现大量新情况，很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进一步显现，有关因特网的立法还远未结束，同时随着因特网全球范围的发展，对立法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各国如何针对因特网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共同制定法律法规。电子商务是因特网发展的结果，是信息产业的纵深发展，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一个规范的政策法律环境，文献[25]认为EC（电子商务）活动中涉及的政策法律问题有：关于政府在EC中的作用问题，关于关税和税务，关于电子授权与电子货币问题，关于安全和保密问题，关于知识产权和隐私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文献[44]则是一本翻译外国电子商务法的专著，囊括了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印度以及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欧盟等所制定的电子商务法，本书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提供借鉴和依据。

关于国外图书馆立法，文献[33]分析欧洲、亚洲、非洲等的图书馆立法情况。文献[43]翻译研究了日本的图书馆法律体系，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图书馆法》、《国立国会图书馆法》、日本的相关法规以及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指出图书馆不仅仅是图书馆的发展，而是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仅要制定图书馆法，而且还要制定图书馆的相关法规。

2.5　关于中外信息政策的比较研究

所谓比较，是指分析差异，辩出优劣，其目的在于发展优势，弥补不足。文献[15]通过对中美情报政策的比较，指出中美情报政策制定虽然都源于科技发展的需求，但由于美国照顾到其它非科技领域的情报需要，使美国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国家情报系统，而且其情报政策涉及由个人隐私到远程通讯的广泛方面，而我国却未能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时转轨，从而形成单纯发展科技情报系统的局面，政策内容也局限在传统文献情报工作领域，存在着明显的狭隘特征。作者认为我国要根据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全方位考察和制定情报政策，并使其与相关政策协调成体系。

文献[20]对中日美国家信息政策进行比较，认为我国在信息政策环境方面即对信息政策的认识、需求程度和实施等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都存在差距，我国信息政策的进程滞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信息政策目标应立足于发展，强调的是面向发展，谋求发展，实现发展。

文献[45]则是有一定深度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亚太地区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分析各种模式优势和特色及其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关于亚太地区包括对美国、日本、以及“四小龙”的信息产业模式的剖析实质是对其管理体制的形成原因、具体管理方式和特点的具体解说。

3　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我国对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信息政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愿望。中国信息化建设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进程中，正经历着阵痛，某些方面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某些方面的式微低糜，信息政策建设的薄弱也是其主要原因。国外信息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正式构筑中国信息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有益借鉴。因此，20世纪末，我国在信息政策研究内容方面，突破了科技情报政策的约束，开始围绕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和管理活动而展开。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以一种自觉的全球眼光，不仅拿来和比较，而且注意国别之间的比较；甚至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国别之间的比较有助于克服孤立、狭隘的研究本国或局部地区信息政策的不良倾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态势。

诚然，我们对于国外信息政策的翻译评价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譬如研究内容的浅尝辄止，即还有很多未触及的领域和薄弱环节；定性研究方法的形单影只，即描述性、经验性研究较多，实证性、理论性研究较少，传统方法研究较多，而对政策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如运筹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和数学分析工具等的吸收和运用不够等。另外，探讨如何将借鉴经验与我国实践结合起来的文章很少。笔者认为，我国的信息政策研究要取得突破，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加强：

3.1　加强信息政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

重视信息政策思想的研究，明确政策思想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加强对信息政策一些薄弱环节的研究，如信息政策的理论极限、信息政策理论过程、信息环境及其评估、信息国情及需求差异。加强信息政策研究的方法论建设，为我国的信息政策研究提供方法指导。

3.2　加强信息政策与现实改革协调的研究

国家信息政策的功能，一是从宏观上改善一般的信息环境，通过各种措施调整信息系统的结构和协调信息工作各个环节；而是在微观上引导信息机构根据国家的要求对信息工作的开展进行决策，进而所有信息机构将自己的行动与国家的总体设想和意图有机的衔接起来。国家信息政策在与现实信息改革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因此，信息政策内部的协调，信息政策与科技政策、经济政策的协调，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协调，重点发展政策与一般发展政策的协调，都是应该加强研究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范并思.中国国家情报政策反思（1956～1986）[J]情报业务研究，1989，（5）.

[2]　增山惠一.日本实现高度情报化的政策措施[J].国外情报科学，1992.10，（1）.

[3]　（德）Gunter  Steven.欧洲共同委员会促进情报服务市场发展的政策[J].国外情报科学，1993.11，（3）.

[4]　薛列栓.国家信息政策[J].情报学刊，1992，（2）.

[5]　斐晓风.中美信息政策比较研究[J].国外情报科学，1993，（1）.

[6]　周庆山.跨国资料流通的社会影响和对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1）.

[7]　美国政府信息电子化政策及发展[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6，（1）（2）.

[8]　英国构建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J].中国信息导报，1997，（5）.

[9]　郑毅刚.美国信息业的相关政策和规则[J].信息世界，19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