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研究论文十篇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1

1研究方法

1.1调查法

培训了从事调查和采访的专门人员近200人。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西部10个省区20000人，回收有效问卷17197份，回收率86%。通过走访、电话、英特网等方法采访了376名有代表性的单位领导、教师、社区体育辅导员。

1.2文献法

通过图书馆、英特网等渠道，查询、翻阅有关专著约50部，论文200余篇，报纸300多份。

2调查结果

2.1体育人口

若将我国7～15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当然体育人口统计在内，目前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20%左右。这一数量低于发达国家，而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体育人口在15%左右，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性别结构：我国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2.13%，女性占37.87%。西部地区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3.3%，女性占36.7%，比例与全国水平相吻合。

年龄结构：我国西部地区60岁以上年龄体育人口占西部总体育人口的29.6%，15～25岁年龄为17.8%，37～47岁年龄为9.6%，48～59岁年龄段仅为3.5%。这与全国体育的“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类同（全国体育人口16～25岁最高，61～65岁次高，41～45岁最低），这种体育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是体育人口的理想年龄结构。青壮年人对体育的疏远，既不利于我国劳动力主体的健康状况，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长远的体质改善。

民族分布：汉族在体育人口中占95.28%，共3.963648亿；各少数民族占4.72，共0.196352亿。我国各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8.99%，因此各少数民族体育人口的比例可以说是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例的。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调查中有37.1%是少数民族，体育人口为少数民族总人数的8.5%，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城乡比例：我国全部4.16亿体育人口中城市占55.11%，约为2.292576亿；农村占44.89%，约为1.867424亿。而我们对西部地区农村调查的10934人中，体育人口只有514人，仅占4.7%，因此增加西部地区体育人口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广大农村。

2.2体育行为

调查分析认为，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群缺乏自觉锻炼的积极性。尤其是中青年人，由于工作忙、任务重，加上没有引导与组织，极少参加健身活动。有些人有参加健身活动的愿望，但是由于不懂得锻炼的方法，缺乏场地器材等，从而影响个人健身行为。据调查，西部地区人民对群体工作的要求和愿望依次为：要求建立配套的体育场所，占22.3%；要求进一步宣传，占19.8%；希望能有专人指导体育锻炼，占15.1%；希望建立健全群体的法规政策，占13.4%；希望进一步开放体育场馆，占12.5%；其它有6.0%的群众对群体工作的要求和希望说不清楚。

2.3体育消费

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群体育消费意识淡漠。由于受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和传统观念以及经济收入低等因素的影响，“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还未被群众广泛接受。西部地区人们希望承受的体育消费水平大部分集中在年平均消费5～10元和10～20元。超过50～100元的体育消费寥寥无几，其中男性占3.6%，而女性仅为0.3%。

2.4体育场馆建设

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由东向西呈逐级下降趋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全国总工会、农业部等单位于1995年11月～1996年10月共同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体育设施普查结果，截至1995年底，我国拥有符合普查标准的体育场地615693个，累计投入372亿元。在体育场地建设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占全国总额70%，而占有大部分国土面积的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额的10%。

3影响原因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发展状况与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3.1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自身积累能力差，体育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西部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

3.2市场意识淡漠

长期以来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禁锢着改革开放思路。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存在，传统、保守、封闭的小农意识积淀很深，这是西部地区体育发展落后的思想根源。

3.3物质基础差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加上改革滞后，因此对体育发展的物质投入明显缺乏，特别是体育场馆建设严重不足，体育设备质量差、数量少。

3.4人力资源缺乏

在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体育发展的必要条件。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教育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给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管理与发展带来巨大阻力。

4发展对策

4.1社会体育发展对策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介绍体育活动的价值与功能，提高人们对体育运动增进健康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使更多、更广泛的群众了解、熟悉并进而热爱参与体育活动。

提高对民族传统项目的娱乐审美性，大力发扬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

增加各级别的民运会、农运会以及非奥运体育项目大会的次数，使西部地区的群众有更多机会参加体育竞赛活动，推动西部社会体育的蓬勃发展。

利用文化使团的出访活动，加强宣传，推广富有特点的民族体育，使西部民族体育走向世界，并以此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4.2体育经济发展对策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市场意识，确立体育产业的战略地位。

建立一套完善合理的政府咨询管理机构。合理立法、严格执法，规范体育产业的市场管理。建立、健全开发管理结构，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增强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培养一批体育产业经营人才，提高体育产业管理水平，致力于本地区体育资源的存量盘活。

充分发挥民族特色中地域特色优势，发展西部地区体育旅游，把观光、度假、购物、商务活动、娱乐健身融为一体，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强化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体育旅游、体育产品的生产、体育产品的销售形成一条龙，促进西部体育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关系

从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下简称“和谐社会理论”）以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内在本质的一致性

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既是对我党各个时期发展理论的全面继承，也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新的科学总结，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成为我党当前统领和指导各项工作的指针。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全面的发展观。它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匹配，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升的过程。就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方式、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经济生活的质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等等，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就政治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社会政治意识的科学性，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等等的发展。其中，核心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文化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思想道德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关键是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同志说：“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以，科学发展观反对“单打一”、反对片面性，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均衡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也是协调发展观。它要求统筹兼顾社会的整体、全局、长期的发展，包括系统的内在诸要素、诸方面、诸领域，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等等。同志说：“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即“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区域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又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趋利避害，提升国家整体实力。

再次，“科学发展观”还是可持续发展观。它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也要考虑后来人的需要，处理好需要与持续的关系。保证发展在实践上的延续性、在方式上的系统性、在类型上的内涵性、在时间上的长效性。

最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性质、宗旨的时代表现，是我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新方针，也是我党解决现实社会发展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和谐社会理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2005年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会上提出的新理论。他说：“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志的讲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合理内核，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和谐社会建设新的内涵，是我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上，提出的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社会内在关系的和谐包括社会结构的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社会结构和谐，即社会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社会领域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等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人的身心的和谐，即个体身心关系的和谐，如体魄健康、身心协调等等。

社会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人们能够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规律办事，爱护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共生共长，也有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保持良好的协作与互助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和谐是一种理想，赋予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追求的方向，引导人们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和谐也是一种现实，人们不仅处在一定意义的相对和谐社会之中，而且正在构建更高意义的和谐；和谐还是一种理念，反映人们拥有的社会历史观和改造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不仅具有扬善褒美，调理关系，化解矛盾，激发向往，引领精神，升华心境的功能，而且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谐同时也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在不同时期赋予和谐社会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标准。中国历史上曾把“国泰民安”、“桃园生活”作为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型。在今天的视野里，这种和谐社会显然是有缺陷的。它不仅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不畅，而且眼界狭隘，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都不够高，不具现代性。“和谐社会理论”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现代新型的和谐社会。不仅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为价值目标，而且重视社会的自由平等、共同富裕、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水平等等。因此，这一“和谐社会理论”不仅反映了人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如近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表明了“和谐社会理论”的目的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友爱的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科学”。“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和谐”。当然“和谐”与“发展”互为条件，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反之，社会和谐也是实现发展的条件。而“科学”则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所以，“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同一性。和谐是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系统要素内在关系具有科学性的表现。科学发展则是社会和谐的条件与规律走向。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归宿

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自然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我党的传统宗旨的表现，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和谐的条件。所以，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围绕的共同核心与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内在本质一致性的根据所在。

但就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和谐社会理论则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所在。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和谐社会理论的主线，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目的，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在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明确强调“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提出过程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理论承接与递进深化关系。同时，在战略方面，本世纪头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时期，和谐社会理论正是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的方法策略。再者，和谐社会建设显然不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而是一种价值目标，是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因此，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取向与建设过程的统一。从现实生活看，“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等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发展经济、科学文化，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谐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科学”，包含着符合客观规律，即符合自然、社会、经济和执政党的发展规律。因为只有符合规律的，才是科学的。而符合规律的，必然也是和谐的。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也就是符合规律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因此，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与根本保证，指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建设反映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坚持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均衡性。不仅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要使社会的民主、文明、法治、生活质量、财富分配、人权保障等等都得到发展。虽然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志，单纯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保持发展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是社会、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的中心内容。实质上，科学发展，中心就是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问题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性的社会，而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最美好的社会，不仅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三大差别，而且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是和谐程度不断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成为这一制度最终的和经常性、长期性的奋斗任务。在实践中，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任务，是我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正确面对和科学解决现实矛盾的必然选择。我们既然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当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多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比如选择经济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经济利益的复杂化矛盾；选择思想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不同价值观念冲突的显著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日趋明显，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它们既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经产生。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自然成为参与生产和分配的基本要素，劳资矛盾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自然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里虽然受到诸多遏制，但仍然不时与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产生矛盾。我们无法回避它，也不能不承认它，更不可能企图去消除它，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出路只能是寻求平衡这一矛盾的支点，把矛盾形成的张力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才能让这一矛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直面劳资矛盾，公平合理地调整劳资利益。

第二、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发展。公平与效率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人类始终都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却又无时不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中。这一矛盾反映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就是“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矛盾。前一矛盾是后一矛盾的基础，后一矛盾则是前一矛盾的时代表现。二者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坚持公平是本质的方面，对于市场而言，效率自然是主要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是讲效率的公平，效率也是讲公平的效率。同样，先富是为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有先后的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导致公平的发展没有随着效率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制度规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矛盾突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固然使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财富总量、国际地位都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但也应看到二者的结合中存在制度规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矛盾，导致主体缺位，制度政策缺失。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问题、道德失范的诚信缺失问题，以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制假造假等等诸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来临。

我国面临的上述现实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劳资矛盾就不能不产生；同样，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步伐，必然既讲公平，也要讲效率；而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就难免出现某些不协调。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合理地协调整合这些矛盾，保持这些矛盾的适度张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要强化利益整合机制。所谓利益整合机制，就是遵循一定规则，对社会中各阶层、集团、社会组织的利益分配进行一定质和量的整合。我国社会中的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不能为广大民众认可接受，从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消除各种不协调和不稳定因素，就应在公平、正义的原则指导下，通过经济的制度和政策，科学、合理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利益问题常常是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做好了利益整合，也就抓住了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时代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注意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对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它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因此小论文，选择一系列合适的指标，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综合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研究现状

联合国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用于帮助各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应用“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来设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42个指标，含社会、环境、经济、制度4个方面，其中社会指标涉及平等、健康、教育、住房、安全、人口，环境指标涉及大气、土地、海洋、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经济指标涉及经济结构、消耗和生产模式，制度指标涉及制度框架、制度能力。

2005年，国家统计局完成了一项重点课题研究——《“和谐社会统计监测体系研究”之“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报告”》。2008年，佟金萍、马剑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苏锡常和谐社会的综合指数。2009年，福建设区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课题组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生态等6大类指标和33小项指标组成。同年，胡皓、韩兆洲根据胡锦涛书记对和谐社会的阐述,同时考虑到能够从统计年鉴获得数据,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六个维度设计了18项指标,采用主成分法对和谐指标赋权,并对广东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实证综合评价。

三、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进行综合的评价，选取的指标不仅要有城市的，还要有农村的，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能源的消耗，同时要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本文正是按着这一思路选取，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小论文，选取如下20个指标（均为2007年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居民人均消费水平（X4）；5、农村城镇消费比（X5）；6、固定资产投资（X6）；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7）；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8）；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X9）；城镇单位技术人员（X10）；高等学校数（X11）；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X12）；各地区教育经费（X13）；卫生机构数（X14）；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拥有数（X15）；每万人公共交通拥有数（X16）；每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X17）；各地区农村居民住房面积（X18）；就业率（X19）；城区绿化覆盖率（X20）。

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方法的运用

由于缺少个别数据，故用SPSS软件进行了缺省值处理。以下分析结果都是基于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的。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根据事务本身的特性来定量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较大，于是根据一批样品的多个观测指标，找出能够度量样品（或度量）之间相似度的统计量，并以此为依据，采用某种聚类法（Method），将所有的样品（或变量）分别聚合到不同的类中。

本文研究的是2007年全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综合评价，采用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表4-1）对31个CASE进行分类。

表4-1：聚类分析结果表

 

分类

地区

第一类：C类（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其他指标基本位于全国偏上水平）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广西、重庆、云南、甘肃

第二类：B类（各类指标名列前茅，城乡和谐，唯独教育投入有所欠缺）

浙江

第三类：D类（各类指标趋于中等）

河南、湖北、广东

第四类：E类 （各类指标趋于中等偏下）

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

第五类：F类（经济发展落后，科技、文化环境都有待改进）

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在的问题

1.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储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通讯上。通讯线路少，质量低，整体通讯能力严重不足，通讯基础设施亟需改善。

3.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少数民族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农业经济区域，而农业是效益偏低的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投资效益较差。

4.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市场化意识比较薄弱，市场化程度较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加快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

1.加大补偿力度。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主要包括:(1)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资源开发必须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给予补偿，资源增值转移必须对当地居民优先受惠权给予补偿，补偿费计入资源价格。(2)规范自然资源价格。自然资源价格应反映自然资源使用的成本。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包括资源开发生产成本、资源消费成本、环境复原成本。资源品消费成本通过征收资源品消费税补偿。环境复原成本通过列支资源生产消费费用标准。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的补偿，补偿费标准依据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和资源品消费情况而定。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应满足生态复原的要求，对未来发展的补偿应当为消费者所承担。(3)设立不可再生资源未来发展补偿基金。把一部分从不可再生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益通过税收途径转为积累，用于支持形成未来发展长期效应的基础建设，未来发展基金的形成通过扣除不可再生资源总成本中的资源品消费成本来获得。

2.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要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为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要加强对教育投资发放的管理，各级政府不得以各种理由挪用或推迟发放教育投资，保证教育投资的及时到位；同时，要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使西部地区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2)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增加教学设施的投资，定期派教师到条件较好的地区进修，提高教学水平;广泛招揽有志于西部开发的毕业生到西部从事教育;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与东部地区联合办学:提高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的接收率:同东部地区学校联合，在一些重点大学开办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尽可能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3)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林、果木管理、家庭畜养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到那些条件艰苦且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贫困地区扶贫。在贫困地区增加科普知识的宣传，使贫困农户基本能够掌握一至二门技术，结合地区优势，加快贫困地区脱贫速度。

3.改造传统产业，发挥区域特色优势。西部应加快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主要是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技术改造。提高重要农业、能源、原材料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规划建设一批新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重点治理资源开发区、工业、城市聚集区的环境污染。调整改造、大力振兴原有“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远西部地区在加强部分有优势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交通、通讯、供水、居住条件和文化教育水平。促进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及产业化，通过富民以稳定边疆。着手进行大江大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在制定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方案时，要重新审视远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问题。远西部地区不宜再搞那些代价大、收益低的资源开发及其加工的大项目。增强中心城市的功能，以机械电子和化学等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为主导，完善中心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枢纽职能，形成具有较高水平服务业的现代化城市经济，形成西部经济核心区，并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积极培育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二级产业带和西部边境开放经济带，增强整体经济实力，以优势资源的加工利用为重点，发展地区特色经济，为长远区域开发格局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4.建立生态破坏的补偿机制。首先要建立资源输出地和资源受惠地之间的补偿机制。资源受惠地要对资源输出地因输出资源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补偿，这样一方面可以限制资源受惠地对输出地资源的无限制浪费，同时也可以帮助输出地保护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其次要在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之间建立补偿机制。即上游的生态保护使下游资源开发得到了好处，则下游地区要对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给予下游地区的正面影响给予补偿，一方面分担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费用，提高上游地区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结语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面临许多机遇，同时也对今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合作中，以开放促开发，发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崛起。

参考文献：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5

关键词：人文社会学学术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概况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进入了发展旺盛期，基于国家政策方针，体育人文社会学在21世纪制定了符合国家发展大环境的重要举措，如明确体育事业发展方向、规范体育行为、传承与弘扬体育精神文化、构建成熟体育规章制度以及动员全民参与健身等，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在体育人文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具体方向，这对于全民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社会全民参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后，国家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体育研究学者等将目光放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上，这些研究学者针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方向、体育制度改革发展以及西方先进体育教育理念引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化的深入性研究，逐渐形成了跨文化、跨区域、多层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全面研究发展框架，这些研究成果在体育专业相关期刊等领域进行了发表。当前，如何进一步开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全面增强研究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打破传统垄断状况，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长久稳定性发展方向，成为了现阶段体育事业发展的时代性问题。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过于模糊

虽然我国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领域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尚处于研究发展初级阶段，区域的体育教育、体育文化理念等发展并不平衡，这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区域以及相关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基本属性、发展目标方向以及实践研究内容等并不清楚，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水平，国家要及时动员相关体育研究部门、学者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属性、内涵等进行广泛性研究，为真正实现全面参与体育做出努力[1]。

2.2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社会矛盾

体育发展与社会变迁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于我国缓解我国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双方建立互助互利良好关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实现对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多角度理解与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转变与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弱化，甚至仅能对部分社会矛盾的表层进行十分浅显的解读与探究。综合来看，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变迁发展速度过快，而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相关研究并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而体育的滞后性发展与社会矛盾敏感性日渐加深，导致两者逐渐走向极端性发展趋势。为了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持续性、高质量发展，国家必要时可以适当要求资深专家、学者等进行指导，保证科研的准确科学性与长久稳定性。

2.3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应用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与导向，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也是为了在体育事业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应用发展支撑，这是理论研究的本质内涵，如果不能确保理论在实践中的最终应用，那么所有理论研究就显得毫无价值可言。但现阶段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应用研究，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失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使我国体育教育质量受到影响，如何化解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不协调性，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值得相关部门与教育机构的高度关注与思考[2]。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完善对策

3.1强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意识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自觉意识是相关研究学者多形成的对学科研究的虔诚热爱与尊重氛围，这种不受纷繁诱惑社会影响的精神信仰，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研究学者的综合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确保其树立超越自我、创造奇迹的能力，不断引导并创造出未来体育发展蓝图，使体育人才社会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个体满足与创造的良性互动状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相关研究学者的反思意识。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复杂性、多领域学科，在实践研究中必须要实现对多观点、学科的同时性兼顾，加上体育人文社会学本身具有内在性与双向性，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优化调整，这就需要注重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相关研究学者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的提升。

3.2创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环境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科学、严谨的学科，在研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具备和谐良好的研究氛围，才能确保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不断的争论、批判与重建中健康的发展。首先，要构建综合能力过硬的科研研究队伍，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引领、后续科研跟进的合理高效化的科研梯队，形成学术创新团队等，促进体育人文社会学高水平发展。其次，贯彻执行全社会参与的科研发展理念，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难点以及关注热点进行学术交流，引导并鼓励相关社会学者等进行沟通互动，开放思想。最后，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奖励机制，对在研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团队等进行适当性鼓励，充分调动研究学者的研究积极性与主动性[3]。

3.3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实践一体化发展体系

体育人文理论为实践应用提供基础性指导，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只在实践中“蛮干”,而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地在理论研究中解决,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必须要从体育发展实践出发，关注体育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点并提出解决对策建议，时刻关注体育实践发展的进程，并于体育一线教育人员等实践主体进行全面深入性探讨，急体育实践所急。同时，要构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体系，确保理论实践研究成果能应用到实践中，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效率，构建高标准研究成果转化目标与动力发展体系，真正实现体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向共赢。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6

（一）著作出版

“十一五”前期，我国首部关于成人教育社会学的专著出版，即高志敏等的《成人教育社会学》，该书为“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回应新世纪发展的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该书揭示了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影响，凸显了成人教育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意义，基本形成了成人教育社会学的雏形；次年出版的何爱霞的《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则从成人教育社会学“元”问题切入，系统探讨了成人教育与政治、文化、人口、社会变迁、社会流动、成人社会化、社区成人教育的关系以及成人教育教学和课程的社会学分析等问题。其间，一些非“成人教育社会学”论著中也对成人教育社会学有所涉及，基本确认了“成人教育社会学”作为成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地位，诸如《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研究》《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发展三十年》等。此外，基于社会转型的成人教育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如《社会转型期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研究》《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研究》等，不断丰富着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二）期刊和学位论文

通过中国知网用“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社会”“成人教育、文化”“成人教育、公平”等相关关键词进行检索，对得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统计发现，1990年到“十五”末期（2005年）的15年间，与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相关度大的论文才90余篇；而“十一五”到“十二五”中期的7年间，与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相关度大的论文数量已达100余篇，呈现出论文数量不断递增的态势。此外，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成人教育问题，诸如《成人教育功能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视野下成人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研究》等，充分显示了成人教育的社会学研究被逐步关注。

二、“十一五”以来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主要内容

虽然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还不十分丰富，但研究已广泛借鉴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中主要理论流派的经典理论，也积极运用了新兴的社会学理论。李峰从教育社会学中经典的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对成人教育问题进行了述评，并提倡研究的多元取向，兼容三者所长。知识社会学尤其是许茨的知识社会学也开始被运用于成人教育研究，叶剑结合了一些实例展现了成人教育与许茨知识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对成人教育中如何发挥“类型化”的作用、推广关联性记忆和创新、关注多重实在间的转换等问题进行讨论，彰显了许茨知识社会学在成人教育领域的价值。崔爱林，薛滩则以新兴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为启发，全方位看待成人教育的存在与发展，提出打破原来孤立封闭、各自分离的成人教育状态，通过资源重组达到优势互补；重视成人教育专家系统的建立；运用信息技术使在场和缺场学习方式相互结合等。而李苏娟着重研究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自我认同理论，并提出成人教育研究应该走进成人“生活世界”，积极促进成人的“自我反思性建构”。随着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内涵的不断扩充，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范域也日益拓展，各领域研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成人教育社会学框架日益完善。

（一）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研究

“十一五”以来的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研究更加具体细化，主要涉及四个面向：一是继续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研究，诸如社区成人教育对“城市新市民”的继续社会化功能的研究；二是再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也引起关注，于金翠指出成人教育可以激发进城就业农民参与再社会化的主动性，帮助他们成功进行职业、社会规范和角色的再社会化；三是正、反向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研究得到重视，如谷文华从博弈论角度对正向社会化与反向社会化进行宏观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联系成人的社会化实际提出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因应策略。何爱霞则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下，反向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阐释了反向社会化即年长者向年轻者学习的社会化，提出反向社会化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区来实施成人教育，并指出反向社会化是成人教育的重要形式。另有研究提出的“文化反哺”的概念即是反向社会化的另一提法。此外，关于高校成人教育社会化或成人教育社会化的论文中的“社会化”概念更多的是指构建成人教育办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同于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的成人社会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

（二）社会文化与成人教育研究

成人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得以发展的，而优秀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又是通过各类教育的发展得到实现。因此，关于社会文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研究向来是成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十一五”以来的相关研究在对之前研究成果吸纳提炼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高志敏认为，我国成人教育内部文化方面存在理念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的脆弱问题，长此以往将严重制约成人教育的“由弱变强”的趋势；在社会文化与成人教育关系问题上，他特别强调社会文化施与成人教育的影响作用，认为社会文化对成人教育的发展具有“激励、规定、供给作用”；反过来，成人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扬弃、调合及创造功能的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在多元文化与成人教育方面，他指出多元文化对于成人教育的发展具有五个“约定”的规制，并提出了回应“约定”挑战的文化选择。何爱霞则指出多元文化在为成人教育提供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成人教育目标、内容、形式、方法乃至评价提出了全面性挑战。此外，她还提出了“三喻文化”与成人教育的关系，尤其是前喻式成人教育对成人教育的独特作用。另有学者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背景，以宏大的成人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如曾青云、郭凌雁基本梳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的基础上，努力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郑义寅，丁昶玮引入文化资本理念，廓清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理念与思维，反思与叩问变革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指出文化资本重构理念对我国成人教育未来变革的影响。

（三）社会分层和流动与成人教育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主要是从静态的、共时性角度研究社会地位结构，而社会流动则主要是从动态的、历时性角度研究社会地位变化。社会分层体现了社会群体的结构性差异，反映在成人教育方面，体现出了成人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十一五”以来对成人教育公平的研究方兴未艾。晋银峰对改革开放前后的成人教育公平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从教育权利差异的群体化、教育价值取向的精英化、教育实现途径的正规化向教育权利实现的社会化、教育价值取向的普及化、教育实现途径的非正规化转变。罗永彬和李康林则分别基于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对我国“成人教育公平”的现状进行分析。此外，不少硕士研究生直接把“成人教育公平”问题作为论文选题。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其与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十一五”以来的成人教育学专著及相关的立项课题都重点关注了社会流动与成人教育。社会流动串起了成人教育社会学诸多方面的研究，包括继续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社会流动、成人群体尤其弱势群体社会流动、职业流动等。如林文广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了包括城乡流动、地域流动和水平流动等，为社会成员寻求工作岗位和社会位置提供了公平的机制，并提出必须不断健全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更好的利用它为我国社会合理、良性的社会流动服务。曾荣青、贺义梅则特别关注了外来女工的流动，指出外来女工自身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传统的性别意识和社会职业歧视等因素导致大部分外来女工只停留在水平流动的基础上，而垂直流动的发展性较小。成人教育具有其独特的教育性质，能帮助外来女工获得技能与综合素养的提高，成为她们实现垂直流动的最佳渠道。

（四）成人教育背景下的社会群体研究

成人教育背景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可分为成人教育者群体、成人学习者群体以及学与教组合群体。成人教育者是指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和管理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在“十一五”以前有较多论述，而“十一五”以来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成人学习者群体，尤其是从构建学习型社会背景下的或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视角对成人学习群体展开研究，特别关注了成人学习的动力源泉、方法、手段、效果及角色定位，成人个性发展等。如姚远峰从社会学角度归纳得出：成人学习是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成人学习的动力源泉来自社会，其目标是为了适应变动不居的知识经济社会，并成为自己文化进步的主宰者和创造者。帅良余在学习型组织条件下，研究成人学习、成人个性发展。从成人个性发展的视角看，将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结合进行个性理论分析，使得个性以及成人个性发展与成人学习、学习型组织之间建立联系，为分析成人学习提供理论依据。彭景阳用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分析网络条件下成人学习者的角色类型与冲突，提出通过正确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调适来进行协调和解决。陈晓新指出学习型社会下的成人学习者角色对传统的学生角色提出了挑战，论述了成人学习者角色与学生的“边际人”角色的本质区别，提出了成人学习者角色的定位、影响成人学习者角色发展的因素及其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不同成人群体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一大研究重点，这也是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方面，包括对农民、失学无业青年、老年人、工人、干部等不同群体的研究，其中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具体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农村流动劳动力、“城市新市民”（失地农民）以及农村女性等，主要是从社会流动、继续社会化及社会文化三个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研究中体现出了研究者的人文关怀。此外，成人教育社会学还从教育的维度进行了多样化研究，包括对社区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学研究。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从空间形式反映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概念，社区成人教育是成人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现有的社区成人教育的社会学研究系统深入地阐述了社区成人教育的概念、内容和功能等，提出对创建“生态社区”“安全社区”“健康社区”“学习型社区”的具体设想，以最终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成人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涉及面较为广泛，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实践主体、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成人高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本质、成人高等教育公平性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展开。

三、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十一五”以来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虽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上述的发展，但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不足。

1.课题立项少，研究队伍仍薄弱

课题立项、课题成果及著作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研究者对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高涨，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但是全国性的重大课题并不多，不能形成全国或区域联动的研究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小而散、不系统、各自为政的研究态势，没有太多的著作或丛书出版。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仍不强，研究人员不多且较集中在少数大学或科研机构，没有形成合理化的结构，年长学者大多非本学科科班出身，理论功底相对欠缺，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影响力，又没有促使研究队伍形成合力的科研机制，从而导致研究内容较分散、不深入、欠系统。

2.研究领域窄，关注群体较集中

从研究领域看，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已逐步往纵深处发展。继续社会化、社会文化与成人教育等在继续深化的同时，应拓宽对社区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社会学研究。从现有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群体看，农民是研究的聚焦点。随着社会变迁，还应顺应时代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不仅要关注弱势群体，还应关注强势群体，包括是否是强势群体占据了大部分成人教育资源及成人教育对强势群体影响等，因为成人教育不只是一种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类型，由此可以产生强势与弱势群体的对比研究。

3.“成人教育”有余，“社会学”不足

既有的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成人教育”，更多的是探讨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务、模式、机制等，而对“社会学”的关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可谓“成人教育”有余，“社会学”不足。有些研究虽然冠以“社会学”研究之名，但是并没有彰显社会学研究的特色，并未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有些研究虽然运用了社会学中的理论，但是运用的较为生硬，理论分析不深入；另外还有研究简单套用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再加上“成人”二字，并未仔细辨别出不少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社会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在借鉴这些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时，不可简单移植。应把握住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多借助于社会学，以显示出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质感及成人教育个性特色。

4.研究取向偏离，研究方法单一

在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取向，即以构建起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取向和以解决成人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目的问题取向。由于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还不很成熟，加之我国不少成人教育研究者习惯于采用问题研究取向，理论体系取向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并不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成人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此外，研究方法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是整体上研究方法仍较单一，还不太借鉴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的诸多研究方法，以致研究容易出现泛泛而谈，未能向纵深发展，这也是影响学科地位的一个原因。

（二）未来展望

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回顾和反思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展望其良好的发展未来。

1.研究领域继续拓展，研究层次不断深化

我国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未触及或触及不深的方面，如成人教育办学体制、成人教育技术、强势成人群体的社会学分析等。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密切互动性。“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肩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约型、环境优化型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多重任务，“十二五”时期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会不断催生出成人教育社会学横向上更多的研究领域，也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往纵深处发展，阐释更深层次的问题。

2.研究力量持续增加，研究成果更加丰硕

除以高校成人教育学研究中理论研究专业化程度高的专家、老师为主力外，成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队伍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成人教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生将研究兴趣定位于成人教育社会学，作为一股新生研究力量不断扩大研究队伍，同时也因为接受着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的理论熏陶，将触发更多理论性强的研究成果。此外，高校成人教育的管理人员、政府机关和行政机构中成人教育工作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若能再结合相关理论，形成的基于实践的理论分析将会是更加饱满有力的。

3.注重理论研究取向，寻求多种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多采用问题研究取向，而多采取理论研究取向是成人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学科独立、学科成熟。学科地位的建立与巩固不仅依赖理论体系的构建，还与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关。在研究中可以积极采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谢维和曾指出教育社会学的分析与研究方法除一般的社会科学分析与研究方法，还包括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本身，以知识作为基本工具研究教育活动等。现有研究已出现运用社会学分支理论以思辨方法分析成人教育，如现代性理论；也尝试用知识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如运用知识社会学理论分析；也出现运用生活历史法。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又如田野调查法、人类学的民族志法等，是成人教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4.更加彰显时代特色，尤其关注社会群体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7

我国是文学大国，从《诗经》到《论语》，从汉代乐府到南北朝诗歌，从李杜文章到元朝杂剧再到明清小说，文学作品的类型以及数量浩如烟海; 上至言官大夫，下至歌姬弄臣，都为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而这种文学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文学来说，文学理论是基于对以往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而归纳出来的一系列能够描述文学作品的内涵、解释文学讨论中的问题的理论建构存在。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代的文学，其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而文学理论中的区别和同一性的研究，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理解文化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1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 1 以文兴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讽刺当时的证据，并且以文章作为对君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提建议之法。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等史书，被古代历代君王当做治世之道而研读和学习; 同时，在国家昌盛的时代，君主也会鼓励文学家们撰写文章，发扬其统治时期的文化以及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方式，就是是否能够对政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1. 2 以文言志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的抒发，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这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来源的研究结果。古代文学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来源表达极为明确，显示出了颇具特征性的以文言志的理论风格。屈原在《楚辞》中言明了自己对国家和对君王的热爱，曹操在《观沧海》中言明了自己的宏图伟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了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仕大夫情操。

1. 3 以文载道

道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即代表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也代表了文学家们对自身修为发展的要求。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对道的定义不同，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个人思想以及社会、家国精神的表达。文不能载道，文学家的思想以及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2. 1 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

探讨不同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始终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今天，文学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评论和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对网络和非主流事物的抵触而造成的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已经转为目前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客观评价。并且，有研究者也指出: 网络文学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阐述。国学的进一步兴起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溯，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现代文化的白描。

2. 2 自我批评性质的反思

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开展了反思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历史、发展模式、流派、学科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同时，产生了一些相关著作，如《文学元素学: 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 郭昭第)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马建辉) 等。有些论文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等; 此外，文学理论研究者们还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产出以及社会学意义进行了反思。

2. 3 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并高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探讨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之一，这其中被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哲学意义。有研究者对文化政治这一新概念和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阐析; 还有研究者致力于探讨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而生态文学则成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前沿。

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3. 1 文与人之间的区别

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理论的概念都建立在某个文学大家的学说和作品上，例如，屈原的《九歌》和《离骚》所承载的爱国和忠君的君子哲学 曹植《洛神赋》所承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唐代李白诗歌中对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继承;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出世的清高士大夫思想等。古代文学理论是复杂的，但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者却是十分明显的，提到某个文学理论，我们总能想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如现代这样普及，而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某家之言，也就是以人为划分文学理论范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涌现出的文学创作者多如星辰，而且由于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文学理论发展显示出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今，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范畴划分，决不能以文学家为标准，而是必须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为标准。

3. 2 文学的服务对象不同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高度的集成性，这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息息相关，文学作为对社会文明高度综合和升华的产物，在其思想表达方面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无论古代文学理论是偏重于对文学家对自身和内心的内省，还是偏重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亦或是对自然万物、山川河流的赞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抒发，都少不了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或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射。以唐代两大著名诗人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理论观点来看，李白在作品中展示的理论观点与盛唐时期的统治是十分契合的，其文华丽而浪漫，正显示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风貌; 杜甫是在寂寂无名中去世的，他的诗赋在半个世纪后才被世人所称颂，而杜甫的文章，则多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写照。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实际作用在于服务于群众，因此文学理论多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探讨，是基于大众的，而并非直接与政府和统治相关的。

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4. 1 文学理论的社会价值相同

文学发展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这是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内容对社会发展的推力。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文学理论发展促进对社会青年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使文学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 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都显露得十分明显。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一不是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了修身和治世等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则对高校文学教育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教材的变革以及研究热点的变革等方面; 另一个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人权呼吁等元素通过文学理论研究被独立出来，这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再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再加工，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被进一步升华和凝结，更容易被大众所认识到，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4. 2 古代文学热点与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文学所具何种精神意义，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学思潮发展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发展的最终使命。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学思潮即是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影射，而目前全球最尖锐的问题究其根本，都可以用生态两个字来概括。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文学，其研究已经逐渐从文学作品研究上升到文学理论研究层面，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发展，未来的生态文学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精神的代表，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彻底地反思、能够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视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生态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意义。目前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源于美国，但是考量生态文学的文学作品形式以及思想，却不难发现，现代的生态文学理论与我国古代多数描写自然之美，以景抒情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对山川热爱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无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亦或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都是对自然景观包含着欣赏、敬畏、赞叹的表达，这些表达与现代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然景观中包含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反思是一致的。

4. 3 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表面上看起来产品丰富，但实际上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文学理论思想却比较少。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批判思想之一，也是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性对文学理论发展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已经高度体制化了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并且提出与体制保持距离，将是理论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经之途。这就意味着，对文学理论继续进行自我批判，从自我批判中寻找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创新，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在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创新的可能性，使文学理论即与生活实际交融，又能够展示出其作为文化发展指导理论的独特性，这是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发展的目标; 无独有偶，古代文学理论中也包含了很多批判思想，文学家们在表达这些批判思想的同时，也在寻求通过批判进行创新以及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元代以及之前的戏曲、杂剧进行的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再创作，使宋元戏曲和杂剧演变成小说以及杂文，即是在文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这是值得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发展和学习的。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本土化；主流化

[作者简介]付红梅，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硕士，湖南长沙41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7―0161―03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它不仅是性别政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和多层的社会图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社会性别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以这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在这次会议上，“社会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另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的产物。在这之后，“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西方大量的社会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如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政策：走向性别意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等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妇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1997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央党校“将性别意识纳人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可以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度，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讨社会性别的内容，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并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了一个武器。因此，应大力提倡宣传和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并且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的研究，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继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而把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而应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性别理论自1997年以后在中国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处，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政在《社会性别理论在史学界的运用――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中深入探讨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从妇女切人、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来，还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风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比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在第一

期时，重点是探讨打工妹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997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体的培训，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成为项目的侧重点。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者和各级妇联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建构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三，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即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该《宣言》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全球性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战略。在《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应当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思潮，也是近年来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主题，并纳入了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和国际社会发展规划，正在对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及平等机制的建立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立法之中，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依据之一。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9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社会发展研究论文篇10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