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论文十篇

教育博士论文篇1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教育博士论文篇2

人民网北京11月25日电 今日，教育部2010年第8次新闻会在京召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会上表示，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教育部今年会进一步地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资料，这也将减轻学位授予单位报送材料的负担。

关于博士生论文抽检工作的有关情况，续梅介绍，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约从200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校、学位授予单位，包括导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确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今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当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续梅指出，为了适应新的规划纲要的要求，教育部今年还会进一步加大博士生论文的抽检工作。按照学位方面有关的法律规定，所有博士生的论文都要存放在国家图书馆，以前由学位授予单位直接报送材料，今年为了体现公正公平，教育部将直接从国家图书馆调取资料，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结果将由教育部反馈到相关学校和学位授予单位。据了解，今年的博士论文抽检工作已经开始，但没有下发过任何文件。

教育博士论文篇3

前不久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仕途上曾一帆风顺，在学术上同样顺利——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季建业在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的学位证，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论文博士。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中国首个论文博士就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论文博士徐大懋是中国首位论文博士称号的获得者。1986年，清华大学热能系的蒋滋康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清华读博士，被徐大懋以工作太忙拒绝了。让1983年就升任哈尔滨汽轮机场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的他放下手头工作再回头去学校读书不太可能。于是清华大学答复：不用来上课。随后徐大懋参加了包括数学、英语等科目在内的考核，“主要以口试为主，”徐大懋回忆道，“考官是清华的几个导师。”

教育博士论文篇4

关键词：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8-0012-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对大学生农民工现象的反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问题研究”（编号：13YJC880065）的科研成果。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由地市级政府举办的非单科性高等学校，这些高等学校多是在1998年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出台之后所兴办，兴办主体多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政府，兴办类型多是地方综合性大学，由于有较为强劲的经济支持，这些学校发展非常迅速，办学层次也在不断提升，许多高等学校在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基本上都在国家教育政策规定的最短期限内相继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尤其是博士学位授予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态势逐步趋于稳定，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关注逐步转向于培养质量的提升方面，博士研究生教育业不例外，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根据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自身特点进行合理定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问题

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训练研究领域专业研究者的过程，[1]主要是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李利国等认为博士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基本上都聚集于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域，[2]在中国同样如此，就目前来看，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基本上都聚集在深圳、广州、青岛、宁波、汕头等中国经济社会发达的城市。多年来，这些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招生。选好才是成功的一半， [3]博士研究生尤甚；分析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状况，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招生数量少，根据对宁波大学、深圳大学、青岛大学及广州大学等有关高校2005年以来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统计，这些高校每年招生数量均不足100人。数量少自然有这些高校博士生教育发展历史有限的原因，但学生报考积极性不足更是深层次的因素；二是优质生源比较少。赵世奎指出，不同层次博士培养单位博士教育生源质量在教育背景层面存在较大差距，[4]这一研究结论在新兴地方高校中充分体现，据不完全统计，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中报考考生中的硕士、本科阶段多是在之前通过升格而来的院校获得，且不论985、221院校，甚至一般普通本科院校的都比较少，以笔者的访谈情况所了解，2009～2011年三所院校在读博士研究生硕士或本科阶段毕业于211或985院校的比例不足1%。据笔者对三所院校有关负责人的访谈也证实，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制约培养质量的一个基本条件。①

2.学科专业。有研究者指出，地方高校培养的研究生突出问题表现为培养的人才存在上不能“仰望月星”，下难以 “脚踏实地”的状况，社会适应性不强。[5]为什么出现这一质疑，除了定位问题之外，根源在于博士培养单位的学科专业水平比较低下。就全国范围而言，地方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水平不高是一个基本事实，作为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更为堪忧。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之所以能够申请到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学科专业比较独特，要么该学科专业全国没有或很少，要么就是虽然该学科专业全国很多，但研究方向比较独特。当然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问题，对于一所高校申请博士点特别是地方高校申请博士点这是成功的法宝和经验，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这些学科专业虽然稀少或者研究方向独特固然有其特色挺立的意蕴，但和985或211院校相比，鉴于历史、师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院校博士点所在的学科专业竞争力水平基本是处于一个较为低层次的水平。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的有关数据统计，在衡量学科专业发展竞争力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如国家重点学科，百篇博士优秀论文等，很难觅到新兴地方高校的影子；在最新一次全国学科排名中，新兴地方高校的博士点学科排名也很难进入到全国前30名。

3.就业。根据有关统计，我国1983年在读博士生人数只有536人，2000年为54038人，之后连年扩招，至2010年全国博士在读人数已经达到242996人。[6]随着全国博士研究生数量的扩张，原本就业不成问题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也遇到了问题。原来多数博士毕业生的就职主要岗位为大学教师或科研单位研究人员，但是随着多年来我国博士量的增加，这些岗位的需求量已经接近饱和。虽然博士研究生每年的招生总量国家一直在控制，但每年的存量不断增加，博士研究生总的就业人数还是在不断在攀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供博士研究生就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岗位对所招聘的毕业生的条件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这一背景下，包括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内的地方高校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就显得非常尴尬，既没有毕业院校211或985院校的光环，也没有生源院校上的质量优势（博士研究生的硕士和本科阶段高校也非211或985院校）。而且所学专业竞争力又较弱，如此多端齐下，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就业问题已成隐患。

二、对策

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1997年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将大学服务社会的行为界定为学术资本主义。[7]时至今日，这种理念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高等教育以服务和贡献开辟自身发展新空间 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8]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也需要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研究显示博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与科学研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地域分布特征。[9]之所以出现相似的特征，乃在于大学与区域发展彼此有相互依赖的利益需求。相比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层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特色更为突出，其实现区域发展利益要求的水平更高。[10]这种高水平主要来自于博士研究生教育所需要依托的学科专业来完成。有了高水平的学科专业，才可能有基础培养出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张巧林等人的研究表明，科研是包括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导师二者都非常重视的第一位指标。[11]这一指标的体现有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要取得创新必须和区域科学的发展融合起来；[12]第二，博士研究生也有义务和责任以自己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13]作为博士研究生教育而言，需要把上述两个方面内化为统一体。如何统一，其途径就在于通过学科专业作为载体实现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发展接轨与互动，建立起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相互动的制度。就博士研究生教育而言，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充分把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的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发展有效对接起来，建立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链接过程。[14]这一过程体现在上述制度层面，实质上是建立人才、学科、产业等相互协调的链条。按照胡赤弟等提出的学科―专业―产业链概念，[15]就是要建立以学科为依托，以专业为载体，以产学研为途径，以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博士研究生新型培养制度。

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招生。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不再仅仅局限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性计划，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调研掌握区域对于博士高级人才需求的状况，结合政府和企业具体需求联合制定招生计划。让政府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在博士人才招生方面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发言权，在某种程度解决地方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生源问题。既可以吸引区域所在地的优秀生源，特别是企业中的优秀人才报考，也可以有效地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第二，师资。一方面需要引导导师开展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实践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和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高级研发人才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通过制订相应的鼓励和激励政策提高师资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性；第三，论文。博士研究生培养最重要的一环是博士研究论文的撰写。这也是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命脉。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为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要改变原来论文的选题、研究、写作方式，改变博士论文的研究眼光和视野，特别要注重从生产实践中选择研究题目，注重研究内容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性，注重和政府、企业一起从生产生活实践中选择论文选题，深入产业实践环节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研究。

注释：

①笔者从2008年6月底至2011年10月，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座谈等方式对上述三校的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相关教师和学生进行调研，以上数据均来自此次调研，下同。

参考文献：

[1]PhillipsE M，Pugh D S.如何获得博士学位[M].黄静，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李立国，等.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集聚效应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1，（2）.

[3]张勇，等.地方高校研究生生源现状及思考[J].河南化工，2010，（7）.

[4]赵世奎，沈文钦.我国博士研究生学缘结构分析――以2006届博士毕业生为例[J].教育研究，2010，（4）.

[5]赵长林.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J].继续教育研究，2011，（7）.

[6]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SHEILA SLAUGHTER，LARRY L LESLIE.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8].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Z].2011-4-24.

[9]李立国，等.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集聚效应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1，（2）.

[10]王贺元.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利益需求非理性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1，（3）.

[11]张巧林，等.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博士生视角与导师视角的比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4）.

[12]（美）约翰・亨尼斯.大学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09）.

[13]陆根书，等.博士研究生社会责任意识的结构与特征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6）.

教育博士论文篇5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教育博士论文篇6

一、博士生创新应具备的素质

清华大学教授陈皓明指出创新型人才应具备下列三个素质第一，对什么都能够产生兴趣；第二，要有坚定的毅力和执著的精神，第三，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与社会上各种人打交道的能力。这就要求博士生要在学习过程中注重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探索提升创新能力的方法。

导师在培养博士生过程中，要围绕以上三点素质精心引导博士生。第一，要加强博士生的思考、分析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用多种形式包括课外活动、专题学习、各种成功和失败的个案以及专门设计的科研任务，引导博士生产生科研兴趣，学习如何把创新应用于科研工作上。第二，利用学科建设和发展机会，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学科交叉的地方是创新人才最容易产生的地方。博导应建议并积极鼓励博士生参与交叉学科课题研究，培养他们探索新问题的勇气和热情，锻炼他们的毅力和执著精神。使博士生在交叉学科课题研究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第三，培养博士生广泛涉猎知识的能力。应带领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洽谈，使他们学会如何抓住问题的本质，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能够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抓住对方，用最短时间把问题的核心点提出来，展现一个博士生应具备的素质。

二、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激发博士生创新思维环境

博士生论坛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很好的手段。论坛中通过与同行和非同行之间的交流，活跃博士生思想，激发参与科研兴趣、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专家的点评，总结各方经验，升华学术思想。在交流中不但认识了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活跃了科研思维，并且能够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激励自己不断进取。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启发了他们的科学思维。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热情。要鼓励博士生自己组织、管理、开展学术论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对进一步激发博士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非常重要。论坛的举行也有助于推动国内高校对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创新的深层次思考，进而为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进行有益的探索。

三、加强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

按照北京市教务部署，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进行了研究生产学研基地创新实验平台建设。搭建平台后使博士生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品，这有效地提高博士生独立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素养和能力以及从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平台实施开放教学体系，让博士生根据科学研究需要自主选择实验内容、设计实验方案流程、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发挥他们独立思考的主动性、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和思维缜密性；一个产品的发明产生需要多学科知识，产学研实验平台成了多学科研究领域博士生相互交流的聚集地，很好地培养了博士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博士生创造潜能

1　实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育苗基金及奖励计划”。北(jin)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育苗基金及奖励计划”。该育苗基金主要用于鼓励和支持具有创新思想的博士研究生提出新颖的学术观点，探索对学科发展或产业发展有重要科学意义或重要应用前景的研究课题：鼓励和提高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国际先进性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科技论文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教育博士论文篇7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 专题讲座; 马克思主义; 思想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47-03

高校专题讲座以其思想性、学术性强,信息量大,生动活泼而能够吸引学生。全国有些高校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课改革的过程中,把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开办为专题讲座,这些讲座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法治建设、道德建设、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社会热点、国际形势等问题,内容丰富,受到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起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再加上高校举办的其他各种讲座,专题讲座成为博士研究生受教育的重要方式。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本文尝试对以专题讲座为载体,对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一些研究探索。

一、以专题讲座为载体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1.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趋势明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博士研究生也是如此。博士研究生都有自己的家庭或职业背景,思想多样化在博士研究生这里表现突出。博士研究生博览群书,了解的文化多种多样,自己又有独到的思考研究能力,因而思想意识多样化尤为明显。

2.增进博士研究生主流社会意识认同难度比较大

增进博士研究生主流社会意识认同难度大,这和他们的文化知识背景特点相联系。博士研究生都有了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经过反复思考和选择的结果,一旦形成不容易改变。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各种各样,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少一点或者联系不直接,他们就对马克思主义冷漠、不感兴趣;有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和西方的某个社会思潮联系密切,他们就极其信奉这种思潮,例如研究环保科学的信奉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心理学的信奉弗洛伊德主义,研究西方哲学的信奉西方哲学流派,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遭受拒斥。他们都有各自的认知文化背景,别人很难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社会意识。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曲折,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有对事物对现实求新的心理,使不少人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3.博士研究生的思想变化会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思想形成较大影响

博士研究生在社会和工作单位被关注,他们接受或排斥马克思主义能够造成较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博士研究生由于具有很高的学历和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是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受到社会的羡慕和工作单位的重视,他们肯定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讲话甚至被人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的证据。博士研究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能够影响很多人。

4.攻读博士研究生是在学校集中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会

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都有可能再回到学校受教育,因而有再在学校集中受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而一般来说,一个人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生中在学校里长时间集中受教育的最后的机会,因而也是他在学校集中受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机会,毕业之后不大可能再有长时间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了。国家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博士研究生到工作岗位担当重任之前,以合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次再塑造,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十分重要的。

5.专题讲座是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较好载体

专题讲座容易被博士研究生接受。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再按传统方式进行,比如授课任务由一个固定的教研室或学院(如马列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按照他们自己编写的教材来完成,受师资、业务水平、授课内容等限制,思想政治理论课可能难以被学生接受。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原来由马列部承担,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限制,学生意见大,入座率低,以后学习其他高校的经验以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现在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的专题讲座内容丰富,密切联系理论热点、社会热点和国际形势,学术性强,能够开阔人的视界。主讲人可以在全校范围内挑选,还可以到校外邀请,主讲人都是在该领域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在长期教学工作中因教学效果突出而具有较高知名度。在调查中山东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成为深受博士研究生喜爱的课。以学术性较强的专题讲座为载体对博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

二、专题讲座作为载体在引领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中的时代价值

专题讲座被博士研究生所认可,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的载体,是因为它起了很重要的现实作用。

1.专题讲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成功探索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超越。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需要对它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来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成功探索。从专题讲座来看,它不仅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引起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各方面创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而且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因为专题讲座不仅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形式,而且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在博士研究生中传播新思想新理论,开展学术研究的载体。

2.专题讲座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从专题讲座的功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它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而且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为专题讲座已经超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它对一个学校的校风、学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专题讲座和一个学校形成特色校园文化密切相关,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专题讲座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风,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这能够升华成为校园文化,使学校具有极大的集体合力、奋发向上的群体意识及宽容自由的学术氛围。一所大学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特色名校,一定要有先进的校园文化。

3.专题讲座能够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博士研究生应该是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具有高层次的专业素质,而且要具有高层次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健康丰满的人格。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仅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思想政治素质薄弱,人格残缺,那他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空壳。像钱学森等科学家逝世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悼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某领域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深深的爱国感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它使博士研究生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教育,丰厚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底蕴。那些学术造诣深厚的主讲人传播的新学术观点,能够点燃心灵的火花,激发思想的灵感,对于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完成学业,具有潜移默化、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三、以专题讲座为载体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要办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一些今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专题讲座的数量和质量相结合

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事物的度。给博士研究生举办专题讲座也有个度的问题。因为博士研究生学习科研任务很繁重,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很宝贵的。举办专题讲座少了,起不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作用;举办专题讲座过多,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科研时间。专题讲座质量达不到一定水平,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引起厌烦情绪。在博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学期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举办的专题讲座每周一次是可以的,过两三周时间可以附加一次其他讲座,第一学期过后每学期可以举办几次讲座,不宜过多。专题讲座的质量要求是内容上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形式上生动活泼。好的专题讲座告诉学生感兴趣的新的学术观点、新的研究成果、学科建设状况,帮助学生解读社会热点,增进学生对主流社会意识的认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师生在愉快的交流中共同提高。

2.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

要使专题讲座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必须做到其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我们之所以要求讲座有较强的学术性,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可以开阔人的视野,是因为这样能够激发博士研究生的兴趣。生硬地宣讲马克思主义会引起反感,需要选找一种渗透性的、润物无声的载体和方式,专题讲座很符合这个要求。专题讲座带来新的学术思想,使人了解时事,但这不是专题讲座的唯一目的,专题讲座更重要的目的是对博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专题讲座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一个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来说,可以说学术性是思想性的存在形式,思想性是学术性的灵魂。当然,一个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结合得让博士研究生接受、喜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高超的艺术和深厚的功力。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是很复杂的,有的主讲学者提出一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开放的思想体系,需要不断吸收时代的养分,这是可以理解的。

3.教师讲和学生学相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时俱进……重要的不仅在于老师让学生‘听懂’,还在于让学生‘想懂’。不仅要让学生按照教育者指引的方向‘公转’,更要设法让学生增强‘自转’的能力。”[1]现代教育注重师生互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这就需要主讲人注意教学方法改革,学生也要积极参与。有的主讲人只顾自己讲,忘记了和学生互动、沟通,没有抓住学生的思维,没有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主讲人注意和学生互动、沟通,学生在思考中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疑问、答案和思想,专题讲座是一个师生互相启发、互相学习的机会。主讲人不仅要治学严谨,讲解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更要注意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学生,尤其不可当众贬低或否定马克思主义,还要尊重学生和自己思想观点的差异性。学生有自己的观点是正常的、可贵的,但要注意虚心和主讲人探讨。有的主讲人讲话方言很重,还不注意调整自己,结果学生似懂非懂,讲座成了走过场。为了把专题讲座长期办好,对主讲教师要有淘汰激励机制,对学生要有必要的纪律要求。

4.课堂内外相结合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要收到好的效果,还要注意课堂内外相结合。除了在课堂内师生互动学习,课堂外的学习、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博士研究生具有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心理特点,这种心理特点往往是一种十分巨大的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在课下对专题讲座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意见。每次讲座结束后,可以让学生回去以宿舍为单位或者以班为单位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要注意党员学生的参与,可以留下思考题,对那些以书面形式发表新思想和见解的学生进行表扬。讲座结束后,主讲人要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以便学生联系,在课下互动中主讲人要积极引导,求同存异。要注意课下学生的意见反馈,总结经验,对专题讲座不断调整提高,使专题讲座成为让博士研究生受益的精品课。

教育博士论文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9]。 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12]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15]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16]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

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3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32];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33];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34]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35]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36]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37],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38]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39]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40]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41]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42]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43]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44]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45]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46]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47]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48]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49]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50]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51]。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52]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53],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54]。

教育博士论文篇9

工科博士生博士生导师“软”“硬”创新特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博士生教育得以迅速发展，1998年以来，博士生教育规模以每年平均超过20%的速度递增。随着数量的增长，博士生质量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有关博士生质量提高，学界提出了各种观点、思考、建议，包括从“软”“硬”两方面提高，既要有规律、理论分析，又要联系实际，并指出导师在对学生指导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工科类博士生科研创新现状分析

博士生与硕士生、本科生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我国在1992年《博士生培养工作暂行规程》中也指出“博士教育的培养要以科学研究为主。”《学位条列》第6条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标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不难看出，博士教育中，具备科研和实践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取博士学位条件之一。

作为工科博士生，其科研创新又具独特性。（1）应具有理论意义；

（2）应具有工程或技术研发创新意义。在与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团队研究者交流中，一些导师反映目前博士生研究有偏“软”、偏“硬”倾向，偏“软”是研究缺乏与实际联系，偏“硬”是缺乏规律、理论分析。从软的方面看，一些博士生愿搞模型、算式，不愿动手实验，不愿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从“硬”的方面看，现在工科院校中，博士生普遍存在做研究逻辑思维能力不高问题，博士生论文像科技报告，工程味道太浓，科学研究不足，高水平创新性学术论文难出现。

为培养这种“软”“硬”兼顾的科学品质，许多导师强调工科博士生首先要有理论上的创见、研究，再者还要具有重视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素质。目前我国工科博士生在这两方面都不足，特别是实践创新远不够。浙江大学在“国际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中指出，我们有着庞大的博士生队伍，但原创性科研成果少，与企业联系的、现实效应强的创新成果更少。

改变这一情况，涉及方面很多，其中导师作为博士生创新的第一负责人，将对博士生的创新有直接影响。为此研究工科博士生创新，必须研究导师如何发挥作用。

二、导师对工科博士生“软”“硬”特质的培养

1.加强对博士生课题选择导控

选题方面突显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北京理工大学周立伟院士谈自己培养理工科博士经验时，指出“将自己考虑的一些有科学价值、有现实意义、解决时机基本成熟、有初步方案可以动手研究的课题，或者是已经着手尚未展开的课题，或者是有想法的前沿课题，提供给博士生去做。这样的课题，目标和意图比较明确，突破口也找的比较准，起点比较高，工作量比较有底。”导师在长期研究中，对本学科的理论、技术进展有清楚的了解，博士生做导师的课题可在“软”“硬”两方面取得进展。还有的导师，则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有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的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范洪义导师强调对思维敏捷又有钻劲的学生放手鼓励，让其自己找到理论、技术突破点，在其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其建立信心。这样迅速培养了学生的科研预见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科研的道路上较早地独立开步走。

2.导师营造学术创新氛围和条件

导师营造科研的氛围和条件，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精神方面，导师需要起带头作用，用于承担重大课题。同时积极改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敏感性和独立思考的主动性。在物质方面，丰富的科研经费和先进的科研设备，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正常开展的保障，是博士创新性研究必不可少的平台。对比中美博士生研究条件可知，我们博士生的实验室条件需大力改进。此外，需保证博士生的生活质量。如果仅加强师生间良好创新气氛建设，没有相应的物质支持，博士生为生活、为科研奔波，则很难出创新成果。

三、导师培养工科博士生“软”“硬”创新特质应抓关键环节

导师指导博士生“软”“硬”创新应贯穿培养各方面，包括生源选拔，课程设置，论文开题、写作，中期考核及论文答辩等方面。

1.抓课程建设

课程学习是为博士生在未来研究领域理论、实践创新发展奠定知识基础。美国大学及研究机构，导师对课程精心设置，提供博士生的课程包括基础理论课和专业理论课。基础理论课强调基础理论的学习，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理论和成就。专业课注意与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另外设立专题课程，围绕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开展。导师可以根据科技发展需要，增加、删减或变换课程，课程更新较快。因此，导师们可以向这种模式进行学习，在课程建设上多加关注。

2.抓论文写作三环节

目前不少导师不重视学生理论培养和创新，不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造成博士生研究重复多，理论、技术创新性低问题。导师和博士生必须处理好学位论文与科研工作关系，使博士生论文与科技攻关课题相结合，出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在研究阶段，导师要给学生论文设计、课题研究提一些建设性意见，组织学生攻关，参与研究过程，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课题，设计实验，处理数据。在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学生成果过程中，导师也要对研究、写作规范加以指导。同时还要检阅学生论文，考察文章研究原创性、独立性，与学生一起总结重点突出的问题，“软”“硬”创新点以及何以为创新等，并指出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深入方向。只有把好论文选题、写作每一环节，才能确保创新成果出现及被认同。

3.抓科研活动

在博士生学习研究过程中，导师要引导博士生参与科研创新课题。调研显示，博士生普遍希望参加导师的纵向课题研究，能够有所发明创造，理论突破，对于横向课题，虽不排斥，但最好能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理论实例论证提供方便。在引导博士生参与课题中，导师要避免将博士生看作简单劳动力现象，引导学生参与自己的课题，特别是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纵向课题，在研究中，根据学生承担任务的情况，给以相应的薪酬或基金，从承担课题重任、经费保障方面促进学生调研、实践，理论研究，出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教育博士论文篇10

【关键词】军队工科院校 博士研究生 专业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01-01

一、概述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的课程学习是拓宽博士生知识面，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博士生“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的重要环节[1]。全军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由培养学术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明确了要更多更好地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

目前我军工科院校研究生规模逐年扩大，不断地加强博士生课程建设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但是军队工科院校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过去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在博士课程应具有怎样的特色，博士课程与硕士课程的连贯与融合，博士研究生应学什么内容，怎样学，教师怎样教，如何考核等若干关键问题的认识上还较为含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课程设置不能满足部队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军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根本目的是适应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级各类技术的自主创新人才，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品德和军事素质，广博的多学科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等[3]。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应该围绕需求这个核心来进行设置，但目前的课程还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2.内容衔接不足，前沿知识缺乏：在教学内容上，没处理好博士研究生课程与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衔接，讲授内容缺乏学科价值和时代感，与硕士研究生课程低水平重复[5]，学科前沿、热点问题没有及时进入博士研究生课堂，从而使课程内容的应用价值和学术含量不高，甚至陈旧的内容依然存在[4]。

3.教学方法简单，教学效果不佳：不能像硕士研究生那样主要进行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学习，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要深入了解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本质和规律，引导博士研究生参与教学，探索研究型、创新性的学习方式，才能取得理想效果。

4.考核形式单一，评估效果有限：课程考核是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考核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重视课程考核的作用，二是把课程考核作为对学生施加压力的手段，有的课程考试一般以写小论文的形式进行学习的评估，效果极其有限。

三、加强课程建设的措施

1.课程建设要适应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的设置应该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相适应，这也是国防现代化对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可以更好地满足军队建设和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更快地实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自主创新人才的目标[2]，因而博士研究生课程应紧紧围绕“打得赢”这个核心进行设置，一些通用课程内容可以淡化或取消。

2.教学内容要注重系统性，服从学科专业体系：博士研究生课程主要突出相关知识点和相关技术在实际任务和工作中的应用作为主体的内容设置，使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成为硕士课程的延续和深入，课程设置既能反映出本专业基本理论和最新发展内容，还要体现专业研究军事特色。

注重引进国内外的相关优秀课程与教材，选用处于学科前沿的国内外最新专著、参考书或文献资料。同时课程设置要有前瞻性，能对将来的专业发展趋势有所体现[4]；处理好知识结构中“博”与“专”这一对重要关系[6]，帮助博士生建构个性化的学术格局。

3.转变教学理念，推行研究性的课程教学方式：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体现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以调动博士生的独立自学、独立钻研的积极性。在博士生的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以自学为主和自学与辅导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验技术操作相结合；多种形式的研讨与讲座相结合，围绕主题由教师组织讨论[4]。这种研讨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实现以博士研究生是学习的主人、主体和主动学习的教学思想，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指导和辅导的作用，让博士研究生通过观察、思考，体验探索科学技术的途径和方法。

4.加强地方与国际合作，提高课程建设水平：积极邀请名家教授作为特聘教授参与部队院校教学，通过长江学者特聘岗位等形式，为军校注入新鲜血液。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之一。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优秀教学资源，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提倡双语教学和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进行教学的方式[1]，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提升我军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5.复合化的考核方式和教学质量评估提升学习效果：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可以选择多种考核方式或者其组合形式，利用所学专业知识，经过查阅文献、文献阅读、方法实现、仿真试验、撰写研究报告等过程，使学生能够较为完整地完成本学科专业课程的一次初级研究活动，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2]。注重营造追求卓越、增强竞争的气氛，促进博士研究生课程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课程检查评估的结果可以广泛调动课程任课教师的积极性，肯定其成绩，发现其问题，为提高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结语

军队工科院校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将使博士研究生“军味”更浓，特色更鲜明，在掌握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基础上，更加注重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能力的培养。通过顶层设计、课程设置和考核评估等各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军队博士研究生更好地满足军队和国防科技发展对军队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汪勋清，王春霞，王秀玲. 关于农科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1：72-74.

[2]项军华，韩大鹏，张 峰，刘 昆. 面向新型军队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建设与改革[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9（6）：18-20.

[3]赵婉清. 关于我国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8）.

[4]房京，路亚光，杨春国，吕新远. 我院研究生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军事交通学院学报2008（3）：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