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论文十篇

社会教育论文篇1

1.服务项目构想。

本项目以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介入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社区开展云南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为个案，通过对服务实践过程的研究，探索出一种以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为服务主体，借助科研平台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向校外遗产地社区提供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服务实践模式，以便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

2.服务主客体的选择。

第一，作为服务主体，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应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人才资源优势，在服务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领域，主动参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教育传承保护的科研服务和教育传承服务。在研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发挥非遗保护研究及服务人才优势，依托两项部级科研课题的平台及其经费支持，在边疆少数民族非遗教育传承研究中探索出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服务实践项目，重点关注遗产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科研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第二，对那瓜社区服务平台的选择。那瓜村位于云南省富宁县那能乡的东部，距乡政府驻地18公里，主要居住着壮、瑶两种民族。社区文化资源丰富，有部级（云南壮剧）和云南省级（陇端街①）非遗保护名录两项，二者在活态传承方面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陇端必有戏，无戏不陇端”的民间习俗中。再次，那瓜戏班和那瓜风流街活动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具备本项目开展研究探索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第三，服务目标及服务对象。重点面向那瓜村小学自愿参与学习传承云南壮剧的业余爱好者，服务过程中也会涉及家长、戏班传承人、导演、村组长和活动组织者等服务对象。保护服务的目标重在促进戏班传授者与学员之间教学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通过培养云南壮剧遗产地传承人、壮剧爱好者等相关者自觉参与本社区本民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能力，实现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可持续发展。

3.科研服务和教育服务的方法选择。

项目服务者应坚持研究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在研究中服务，在服务中研究。首先，服务前中后期的研究资料收集方法，涉及现场观察法、半结构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其次，服务过程中社工助人自助的方法，涉及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

二、社区与社会教育服务的个案实践过程

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实际问题出现和解决的先后为序，并按“问题分析能力研究服务介入服务反思新的问题出现”的过程进行循环，待阶段性问题得以解决后方可进入下一个阶段，直至服务总目标的达成。为期一年半（2012年6月～2013年12月）的项目服务，分为六个阶段。

1.第一阶段：初期阶段的研究服务

（1）问题分析。第一，如何在遗产地社区找寻可传承的对象？春节前一个月，在外打工的那瓜戏班成员赶回村中搭建木板戏台，排练风流街活动的壮剧剧目，锣鼓声和唱腔吸引了那瓜村小学生到戏台边观看。一方面，戏班传承人和导演有寻找接班人进行土戏传承的需求，另一方面，那瓜村小学生中部分学生对土戏感兴趣，有学戏的需求。于是，通过现场观摩和戏班导演技艺的传授，在自然情景中完成了师徒间教与学的第一次互动。但需要以某种相对正式而固定的方式确定其师徒关系，避免技艺传授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第二，戏班传承人与那瓜村参演学生之间的师徒传承方式，在社区教育实践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戏班传承者的服务。在老戏台排练休息空闲时，通过教唱腔的方式激发围观学生学唱唱腔和学演壮剧的兴趣。并通过个案、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使用，认同并敬佩传承人和导演为壮剧传承工作的付出，提升其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第二，针对校方的服务。邀请村小学校长关注和支持那瓜小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与家乡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壮剧的技艺传承活动。第三，针对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的服务。一是支持鼓励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以举办村级陇端街活动为契机，传承云南壮剧。二是支持活动组织策划人、村组长及热心的社区居民自愿组队为筹集陇端街活动经费而外出拉赞助，争取在社区外工作的那瓜籍成功人士的资金赞助与支持。三是服务者共同参与讨论传承活动的相关事宜。（3）服务反思。首先，遗产地小学生参与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克服了戏班成员因常年外出打工导致传承活动无法常态化开展的弊端，由此组建的那瓜壮剧少年班的学员，可作为那瓜壮剧民间土戏长期重点培养的对象。其次，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传承渠道，却因师资、教材、校方认识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并不具备壮剧进校园开展传承教学的现实条件。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的课外活动方式开展传承工作，但这种民间传承活动又面临种种现实的困境，需在服务实践中进行研究。

2.第二阶段：认知教育与认同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村参演小学生、戏班成员及其部分社区居民，对本民族的壮剧文化了解不够、对壮剧文化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需开展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云南壮剧是什么的问题，组织服务对象集体观看文山州电视台录制播出的富宁土戏专题节目视频，帮助其系统认知和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壮剧文化。第二，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通过参演意义和行为价值的呈现，引导参演者对传承本民族壮剧的行动赋予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做法是将那瓜村社区参与部级、省级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故事进行研究整理，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结合图片、视频和文字分享等方式，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引导那瓜社区各类参与者思考传承价值和意义。一是在故事分享过程中创设一些问题引发思考与成长，如学员个体为何要来参演？参演有何价值和意义？家长为何要给予参演孩子鼓励和支持？导演传承人为何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传授技艺？戏班成员为何愿意请一个月以上长假或辞职，并从打工地自付交通费赶回村参与排练和演出？媒体、壮文化学者等为什么会来关注传承活动？二是认可参演者参与传承的正能量，鼓励其坚持。第三，那瓜风流街活动结束后，通过社区居民走访、半结构问卷调查反馈和家庭入户访谈等兼顾社区宣传和调查的活动方式，为那瓜社区居民提供参与部级非遗（云南壮剧）和省级非遗（陇端街）传承价值及其意义的社区宣传，引导大家继续参与支持本民族非遗的传承和保护。（3）服务反思。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员缺乏自信，应开展鼓励教育服务。

3.第三阶段：鼓励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小学生在参演活动中暴露出的舞台经验不足、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需通过服务给予关注和解决。（2）服务介入。第一，那瓜村风流街活动现场的关注服务。一是在9名那瓜村小学生参演的壮剧唱腔节目演出现场，提供照片的拍摄和视频的录制等关注服务，为近期即将开展的那瓜村参演壮剧小学生的成长小组活动，收集活动图片和视频资料。二是应主办方之邀与知名壮文化学者在颁奖晚会上为参演学生颁发奖品，给予行动鼓励。第二，为第一次上台参与壮剧节目表演的9名那瓜村小学生，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成长小组活动服务，一是通过赠送组员珍贵照片（包括组员的演出剧照、颁奖照片、活动过程的花絮照片等）的方式进行小组热身，在正面强化其积极参与传承行为的同时，激发其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升发自内心的自信心。二是倡导组员分享和思考参演壮剧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学会理性的自我分析、自我肯定与鼓励。三是连结文山学院“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学生的资源，并邀请两位大学生做现场分享与鼓励：一位壮族大学生以其多次参加壮族山歌比赛的经验，与小组组员们一起讨论交流克服上台紧张和不自信的方法；另一位楚雄籍的大学生通过介绍自己家乡的部级非遗（彝族左脚舞），启发组员理解不同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拓宽了小组成员的非遗视野。（3）服务反思。本次参与唱腔节目的表演，只是壮剧唱腔中的一个部分，若参演学生要从学唱简单的唱腔到可以演出壮剧剧目，还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但是，一年一度的那瓜村风流街活动，从壮剧排练到演出结束，也只有两个月，时间无法满足壮剧少年班学员学习技艺活动的常态化需求。那么，少年班进一步深入学习壮戏的机会该如何去争取？又将以什么方式来带动壮戏的学习与传承？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4.第四阶段：动员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社区活动组织策划人，为那瓜壮剧少年班争取到暑假参加富宁县大型壮剧腔调展演活动的机会，但戏班导演是否愿意继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担任技艺辅导工作？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是否会支持孩子到县城去参加壮剧展演活动？学生是否有足够自信从村级风流街的舞台走向县里更大的舞台去展演？（2）服务介入。第一，协助活动组织者在那瓜村小学召开那瓜戏班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动员大会，对活动参与者开展动员教育：一是宣读富宁县政府邀请那瓜戏班参加展演活动的文件，让家长了解活动的具体情况。二是服务者从青少年传承本民族部级非遗壮剧所具有的价值角度进行动员，希望能得到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学校及社区成员的支持和鼓励。第二，对参演学生提供第二次成长小组服务：首先，动员文山学院第二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为那瓜小朋友收集祝福资源。其次，通过小组游戏和视频分享等互动活动（一是让组员选择彩色纸条并念读纸条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所写的文字鼓励和祝福；二是播放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在课堂现场拍摄的鼓励视频），让组员感受外界对其传承行为的关注，激发传承动力，引发传承非遗的价值思考。最后，活动结束前邀请组员在彩色纸上写下对自己鼓励的话，进行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自我鼓励教育。（3）服务反思。自信心的培养需要更多此类服务活动的强化，故需要在接下来的服务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以便在学员遭遇各种困境时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解决问题的服务活动方案。

5.第五阶段：困境时的抗逆力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在壮剧排练期间，出现了外出念书回村的小伙伴嘲笑参演壮剧学生“土”、少数学员退出和师徒教学互动方式不当等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邀请外出念书的小伙伴一起做活动，通过分享照片、观看电视台的节目视频等方式，引导其了解那瓜村小学生参与部级非遗壮剧演出传承活动和外界对此的关注情况，激发其反思自己的语言歧视行为，并帮助其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认同本社区本民族的非遗文化，支持其他小伙伴的传承行为。第二，针对学员退出事件，一是到退出学员家中做家访，并灵活开展家庭场域范围内的小组活动，引导退出者回归。二是帮助留下来继续参与传承壮戏的其他学员，进行负面情绪的疏导服务，即通过小组互动的方式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如邀请组员匿名写下对已决定退出组员想说的话，然后由小组活动主持人大声念出来与所有组员分享，并进行灵活引导；三是邀请学员一起制定小组退出制度的契约，对不遵守制度约定者和无故退出者的惩罚方式进行小组讨论，强调任何组员都有退出的自由，但必须根据约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预先告知，经大家商议后方可正式退出。四是结合个别学员已退出的客观事实和原因分析，引导其他学员在尝试努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学会理解和尊重退出当事人的选择，但需说明退出者无故退出的方式是不恰当的。由此引申壮戏传承队伍建设的不易，希望组员加油坚持，抛出“一个也不能再少了”的活动主题，稳定继续坚持参与学员的情绪。第三，针对师生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教学方式、态度不当引起的小矛盾问题，一是通过个案辅导的方式，促成戏班导演、传承人对少年班学员的互动方式问题进行反思，并从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个人辅导，并提出改善建议。二是邀请师徒共同参与成长小组活动，通过传承游戏体验师徒合作的重要性，邀请学员现场分享感恩师傅的话，达成相互理解和谅解，为今后和睦的师徒关系奠定基础。（3）服务反思。作为保护教育的一个难点，学员参与壮剧传承的抗逆力培养，应以本土化方式强化其内心的认知和认同能力为突破点。

6.第六阶段：展演活动结束时的社区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一是展演结束后，如何强化参演学员的荣誉感和传承责任感，以便长期坚持传承下去？二是那瓜戏班的团结需提供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通过那瓜社区教育实现那瓜壮剧少年班成员参演壮戏过程中成长的仪式性认同。在壮剧展演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服务者在活动组织者的协助下，在富宁县广电大楼开展那瓜戏班成长的社区教育活动，邀请文山州壮学会会长、文山州壮剧团人员、富宁县文化馆人员、那能乡中学校长、那瓜村社区内外居民和那瓜戏班全体成员参与。活动从筹备到实施过程的要点，第一，连接第三届大学生非遗保护教育班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资源，为那瓜戏班所有成员制作成长像册，并在活动现场招募颁奖嘉宾，为那瓜壮剧少年班每一位参演学员颁发成长像册并口头赠言，由此提升戏班成员参与传承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戏班成员在传承困境中坚持将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行到底！第二，邀请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壮族剪纸老师，以那瓜村小学生参演壮剧传承的故事为主题，构图制作大型壮族剪纸作品，并在社区传承教育活动中邀请州壮学会会长颁发给那瓜戏班，以间接促进那瓜戏班和全体社区内部成员的团结友爱。至此，以问题与能力解决为导向的服务目标已达成，服务告一段落。（3）服务反思。由于那瓜村服务个案所依托的科研项目经费有限等原因，不具备长期在遗产地社区开展此类服务的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将此类服务可持续地进行下去，需在后续研究中思考和探索。从服务效果角度看，本项目从培养传承人才的角度为那瓜村社区两项非遗的保护，提供了一次资源整合的社区教育模式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三、小结

1.服务模式的特色

（1）服务模式的创新。首先，面对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目前招生难的困境和土戏传承人才培养的服务需求，基于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非遗传承保护中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以文山学院民研所专业人员为服务提供者，依托部级科研项目经费，完成了对“地方高校介入遗产地村寨开展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的探索研究实践，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其次，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剧种，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活态传承，需要节庆活动陇端街作为存续的文化土壤，两项非遗并存于同一壮族村寨社区，相辅相成。因此，对于两项非遗的保护传承服务，可以同时进行。通过服务项目从研发设计阶段到实践过程阶段“边研究边服务与边服务边研究”的互动实践，兼顾部级和省级两项非遗项目合作传承的那瓜村模式，为地方高校将学校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少数民族非遗社区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教育保护服务，提供了一项基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实践。（2）服务方法的创新，即学校社工助人自助理念和方法的引入。本项目的服务和过程研究探索，是基于服务者主体与服务对象客体群之间的助人自助关系，以遗产地社区为服务实施平台，以地方高校介入整合开发遗产地村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为重点，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探索实践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3）服务方式的适切性。首先，基于社区动员和社区营造的服务思路，本项目以整合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优势、戏班传承者的文化自觉传承能力优势和遗产地社区成员自觉参与的能力优势，对那瓜村爱好壮剧的小学生开展校外教育传承活动，在暂不具备壮剧正式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活动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服务项目研发的过程，在初期经历了从计划依靠遗产地中小学教育的正式传承途径，到依靠社区与社会传承教育的非正式途径介入的转变与调整，即通过那瓜村本土传统节日活动和外出展演活动带动遗产地村小学非遗爱好者参与传承非遗的社区教育传承模式，比原计划进遗产地中小学开展教育传承服务更具针对性和适切性，服务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此模式可同时兼顾培育戏班传承者群体、参演壮剧传承的那瓜村小学生、社区内外成员等相关者关注并参与传承活动的文化自觉能力，并通过遗产地社区非遗文化空间的保护，为后续的可持续保护奠定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2.服务模式的余论

社会教育论文篇2

一、家风使主流价值观

从贵族走向平民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而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柏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了凡四训》等诸多家风、家训都流传至今，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濡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明对教育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在文字和纸张发明之前，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活动，以价值传承和技能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家族教育基本上以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经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在上古时期文字被创造出来，写在甲骨、简牍、金石、布帛上，尽管费时费工，但是人的思想得以凝固，从而在时空上具备了传承的可能；到了汉代，纸张被发明出来，书写材料更加方便；隋明了雕版印刷术；直至北宋的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物质条件，家庭教育的思想从庙堂和政治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家风在民间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推广，家族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二、家风促使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

全面普及在家风的鼓舞下，儒家文化得以下移与普及，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向心力，使得国家的文教政策及科举取士制度得以顺利进行。“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它的逻辑是让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在形式上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权，极大刺激了全体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在科举制的鼓舞下，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伦理的落实。科举制的公平性使人们对教育抱有绝对的信任，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共遵共信的信仰。“科举制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登上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正是因为科举制禀持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让读书好的人作官，所以一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掌握了行政权之后，往往能为民造福；退一步说，读书人如果没有能当官，仍在原阶层从事各行各业，那么他们也能保持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成为好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个人的向上和水平流动，并保证了全社会思想的纯正和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份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三、家风使家庭道德教化

从宏观走向微观被誉为世界教育学雏形的《学记》中这样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内容上看，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治国的方针相联系，它高高在上，显得过于宏大与抽象。但是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寻常的耕读之家也有了使用文字、记录文字、传播文字的机会，这大大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它避免了脱离民众实际需要谈道德教育的抽象与空谈，而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于是，在民间自发地创造出家风这种形式并兴盛起来。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七卷二十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其他阶层也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

四、家风使家庭教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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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观因素影响

1.家长期望值过高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是很高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健康、快乐，毕业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能尽快融入社会，但是孩子的心理受学校、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学生的表现或者努力往往达不到家长的要求，在社会上出现了因为没有达到目标而导致学生伤害的事故。2.改变家长的教育方式要变家长过分保护型、过分干涉型、严厉惩罚型教育方式为理解民主型，理性地看待学生的成长，对于孩子的错误或过失，及时给予指出，跟孩子沟通时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压低嗓子，杜绝粗口、暴力，避免学生心理及思想偏离方向，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3.需要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家庭是学校的重要合作伙伴，教师应本着平等、尊重、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主动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职校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帮助，家长的积极性离不开老师的引导和调动，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赏识、相互鼓励，才能使教育工作事半功倍，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客观因素影响

1.物质条件的影响家庭成员素质偏低或家庭经济贫穷与富裕影响子女的学习行为。在经济贫困的家庭，父母的文化素质偏低，不能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重视子女的学习行为培养，容易造成孩子学习上的后进。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太好，吃、穿、用等都不用愁，使子女有一种优越感和经济上的富裕感，攀比之心严重，在学习上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了。[1]对于物质上的影响要循循善诱，不能一概而论。2.父母职业对学生的影响父母职业差别是家庭教育影响的一个客观指标。不同的职业，因其有不同的特点，会带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学习条件、学习气氛等，所以就会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调查发现，在父亲职业与学生问题行为方面，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较干部、工人、个体户三种家庭问题少。

二、学习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有针对性分析问题

（一）注意交流沟通方法

1.家访要走进家庭家访是班主任联系家长，了解学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常规家访和重点家访。常规家访是指班主任在接受一个班时，到学生家中去了解情况。包括了解家长的职业、文化修养、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学习环境、课余爱好，以及听取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3]家访重点则是班主任有侧重、有目的地深入地解决1-2个问题。访问内容主要包括，向家长汇报学校动态、班级情况、课业要求，介绍家庭教育的典型经验等，与家长一道深入分析研究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教育。2.班主任家访，切忌“告状”告状式家访，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班主任在家访过程中要积极与家长互相交流，肯定学生优点，指出其缺点，提供一些建议性或目的性的要求。鼓励、劝导家长关心子女，从情感上去爱护他们，“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提醒家长要改变那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愚昧思想，让他们明白教育孩子应该讲究方法，讲究艺术性。3.家访要“座”下来谈班主任在家访时更要策略性的多报喜少报忧，提出委婉的建议，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爱护，逐渐消除自卑心理，点燃自信火炬。在自信火炬的指引下融入到班集体中去，体会班集体的温暖。同时，在家访中，让学生、家长、老师一同探讨，避免学生产生猜疑的情绪。这样，师生之间架起了心灵的桥梁，关系也更加亲密。

（二）畅通家校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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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展社区教育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物质基础、人文基础与政治基础，而人文基础就是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如果没有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作保障，那么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就是空谈。社区是社会基本单元，只有建设好社区，才有建成和谐社会的可能。

1．2发展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需要

社区教育的发展理念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让全社会的所有成员终身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发展社区教育，可以实现社区居民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明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弥补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不足，最终实现终身教育体系与普通国民教育体系的对接互补。社区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区教育的发展，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需要，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1．3发展社区教育是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于社区教育的内容涵盖面广，故能满足社区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如社区大学（学院）组织开展的各类职业培训与社会服务，可以激发社区居民的学习兴趣，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与劳动技能，增强其就业能力，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经济收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1．4发展社区教育是加快社区自身建设的需要

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知识与学习的社会，由于社会的功能大多集中于社区，如服务功能、娱乐功能、保健功能、教育与培训功能等，社区教育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发展社区教育不仅有利于强化社区各项功能，而且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的有机融合，促使社区自身建设更加完善。如通过生态教育等，强化居民的环保意识，养成居民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促使社区的生态文明发展。可以预测，将来的社区是数字社区、绿色社区、多元文化社区。

2发展社区教育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关系

发展社区教育与构建学习型社会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发展社区教育有利于构建学习型社会，构建学习型社会能促使社区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两者互相联系，相互依赖。

2．1发展社会教育有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

由于社区是社会基本单元，所以社区教育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基础，社区成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发展社区教育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社区成员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社区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如文化教育、健康教育、环境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文明教育等，扩大了教育空间与时间，延伸了学习范围，补充了学校的教育内容，使人重新获得了终身学习的权利，从真正意义上，创建了学习型社会。

2．2构建学习型社会能更好地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不断创新，信息网络化程度的加快，人们对各类学习与培训也越来越重视。构建学习型社会顺应了时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环节组成，在学习型社会内部结构中，学习型社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学习型社区是一种新颖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以社区教育为基本内涵，提供社区成员学习的环境，保障社区各个层次人群学习的权利，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学习型社区的发展，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社区管理更加完善，最终，又促进了社区教育的更好发展。

3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的实践与发展，中国社区教育已经形成自身发展特色，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就目前社区教育发展情况而言，依然存在着许多制约社区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3．1政府对社区教育的重视不够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新型教育，其发展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与配合。然而，现实情况是，有些地方的领导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重视社区教育，只偏重于社区教育的经济与政治功能，在社区教育上行动不到位。由于政府对开展社区教育认识不足，所以社区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不大。开展社区教育会牵涉到很多部门，如财政、教育、工商、民政、劳动、文化等部门，但由于政府对社区教育重视度不够，管理机制不健全，即政府没有具体部门进行统筹与协调工作，直接导致社区大学（学院）难以开展有效的工作，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走过场，做样子的现象。

3．2社区教育资源贫乏

社区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教育经费不足。目前，大多数地区还没有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社区教育工作只能靠争取政府部门资助和社区大学（学院）自筹来解决，基本设施简陋等；（二）师资缺乏，工作人员少。目前，从事社区教育的中、高级专业职称和具有实践教学技能的教师数量不足，并且缺乏对教师的规范化管理，如没有建立教师的考核机制与信息库，聘请教师随意性比较大；（三）对发展社区教育课程开发与理论研究都很不够。主要问题有：普通性课程多，特色课程少；休闲类课程多，思想品德类课程少；针对青少年和老年人课程多，适应中年人课程少；理论性课程多，实用性课程少。

3．3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偏少

社区是人们生活、生产重要的场所与区域，这个特点决定了社区教育必须要与职业类培训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目前社区教育开展的教育活动大多适合中老年人群，如生活保健讲座，科普宣传，社区医院义诊，工业新产品推广介绍，读书活动等。对于社区里的中青年流动人群、下岗失业人群而言，他们希望通过社区的职业技能培训，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通过培训，实现自主创业。但是目前社区教育中，开展职业技能类的培训课程偏少。

3．4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不高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是社区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社区教育的现状看，社区居民的参与情况并不乐观。究其原因：（一）活动内容单调乏味，社区教育开展的各类活动流于形式；（二）实施形式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忽视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三）宣传力度不够，社区教育相关的管理部门缺乏创办社区教育活动的创造性，在社区教育活动中没有充分调动居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参加社区教育的人数比例偏少。

4对策与思考

4．1加强对社区教育的管理

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教育统筹、协调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和学校三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各自职责与义务，要突破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要不断完善社区教育制度，使社区教育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轨道。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对辖区内的社区事务实行统一管理。社区大学（学院）主要负责具体教育工作的落实工作，并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及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研与分析，制订科学、合理的社区教育实施方案。社区大学（学院）还可设立社区教育的分支机构，深入到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使社区教育的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实现社区教育管理的多元化、自治化，各个部门在社区大学（学院）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社区教育活动，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例如，湖州社区大学在当地社区街道设立了社区教育的联络网点，在乡镇成校和企事业单位设立社区教育分校，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同时，政府可逐步建立社区教育的激励机制，即奖励在社区教育工作中有突击贡献的集体与个人，并且加强对社区教育相关领导的业绩考核。

4．2整合社区教育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主要包括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等方面。财力资源方面，社区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宣传，充分借助社会各界、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实现社区教育经费来源多渠道、多元化，巧妙设计社区教育开展的各类项目，合理使用现有的经费，尽量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政府财政每年固定拨一点，企业、团体捐一点、学习者个人出一点。这个基金补偿四方的开支：（一）单位整合入网的费用；（二）软硬件及多媒体购置、制作费用；（三）互联网资讯费用；（四）教师及工作人员劳动报酬。人力资源方面。建立一支以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管理和骨干师资队伍，如聘请高校中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或招聘有专长的工程师、技师、会计师等成为社区教育的专兼职师资队伍。教育资源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与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组合与共享，学校教育资源要体现公益性。要发展数字化远程教育，积极开发教育课程资源，通过设置实用性、技能型、发展型和娱乐型等多种课程，满足社区居民学习、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等多种需求。

4．3加强社区教育内容的实效性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努力提高社区教育的实效性。社区大学（学院）要对开展社区教育活动要进行定期研究，为社区居民学习、终身教育提供便利。不同人群其参加社区学习的动机和需求也不同，为中老年人群可开展保健与养生教育，提供书画、广场舞、科学健身等，为其它人群开展音乐、美术、体育、理财、休闲、心理咨询等活动。为失业的中青年人群开展创业职业技能班的培训，如家政服务、文秘与电脑，服装设计、烹调等学习，以及各类职业上岗证的培训等。湖州社区大学自2008年挂牌成立以来，本着开放办学的原则，曾先后开办了以“书香湖州全民阅读年”为代表的市民素质提升工程；以“悦读湖州新市民融入教育”、“新型农民创业大讲堂”、“人文大讲堂”、“社区艺校”等为代表的公益大讲堂项目；以“小社区、大总管”为代表的社区工作者培训项目；以“社区大学企业分校”为载体的校企合作项目；以“浙江首家农民学院”为平台的特色农民教育典范等，全面推进社区教育各项工作，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声誉，社区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4．4增强社区教育的吸引力

广大居民的参与度决定了社区教育的成败，为此，社区教育机构一定要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为增强社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社区教育主要部门要根据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定期研究，分析社区居民的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所掌握的基本信息与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及时给予解决。社区大学（学院）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密切联系本地区各类社会机构单位，广泛开展与企事业等各条线上的合作交流，以达到信息通畅、增进感情、发展社区教育的目的。社区大学（学院）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大胆实践，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社区教育活动模式，如开放教育模式、远程教育模式、数字化学习模式、各类组织学习模式、各类社会培训模式，积极探索与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由于社区教育目标的多重性，因此，社区教育活动内容与形式要不断更新，并使之多样化、多元化。同时，社区大学（学院）要合理安排时间，开展有针对性地社区教育活动，这样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活动的融入度就会增加，即增强社区教育活动的吸引力。

5结语

社会教育论文篇5

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两个巨大的挑战分别是全球化的挑战与知识相互割裂的不断加剧趋势的挑战，所以决定了教育改革必须以思想改革为主导。莫兰有说过，复杂性思维方法的训练是人类为了应付星球时代的各种可能风险同时保障自身的主动创造精神的思想基础。所以通过连接各种知识的目的是鼓励与促进被教育者训练自己的复杂性思维方式，使人类善于整体地解决与思索其面对的基本问题。所以，在教育中给予学生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是训练他们学会“理解他人”，包括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的理解他人的情感、行为与思想。

2以“人”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转向

我们熟悉的当代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思维”、注重人文学科的音乐实践者，当地起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同步的音乐家的称号，是莫兰教育思想在音乐教育中典型的文化个案。2007年，在中国教育部召开的新课程出台六年后修改课标的全体会议上，有教授发言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培养人的首要问题是屏定“人”，这应该是音乐教育需要思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1]。

3音乐教育转型研究方法

音乐教育的转型需要众多学科的参与，包括人文社科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与音乐教育自身的知识相结合，最终形成新的音乐教育理论。许多资料都显示，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课程在传统教学上一直影响着音乐的发展方向，可是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提出了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对于传统音乐教育的教育方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当代社会自己的音乐教育新教学方式，为培养全素质多方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做贡献[2]。

4结语

社会教育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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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方法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社会教育论文篇7

陈独秀认为教育应与政治相结合，教育要过问政治，不能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陈独秀主张在开启工农智识的基础上与工农进行政治互动，对工农进行政治教化，在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工农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人格，并外化于行，开展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工农运动。陈独秀认为，工人知识匮乏，知识对工人极端重要，是工人的必需品，因此应该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工人，而且工人教育问题，首先在于经济上的要求，非工作时间减少才可为之，必须依靠政治教化与工人运动。农民教育以通识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主，“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排斥外力’，‘打到军阀’、‘限田’、‘限租’、‘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通过政治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实现对自身的解放。

二、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补习教育，推行“工读互助团”

早在1918年，就提倡以补习教育弥补教育之不足，在《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中他写到：“有鉴于寻常教育之不足以，而济之以补习教育、工余教育。”[5]1919年，又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他深刻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反问“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

（二）发起平民教育运动，实现平民主义政治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下，他的社会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改变，转向与政治和革命斗争相联系，在他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和《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两篇文章中可发现端倪。之后，他又阐释了“平民主义”的内涵和目的，指出：“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掌控对国家机关事务执行的管理。主张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演剧、筹款、办平民教育学校。

（三）建立工农教育机关，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

对工农教育的重视侧重于建立工农教育机关，注意教育内容与方法。在他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的报告》中很明白的指出了广东工人教育宣传的四种刊物的不同性质以及工人教育的机关，指出工人的教育机关“有兵工厂之青年工人学校与工人子弟学校。油业公会之三俱乐部，每周召集工人讲演一次，亦可视为教育机关”。听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提出在经济充足条件下，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在农民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上，指示“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的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利用农闲的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

三、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相联系

不相信教育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主张教育要与政治相结合，通过革命改造社会和教育制度。在回蔡和森的信中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6]一针见血的道明了当时教育的性质，分析得出“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他们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的”。指出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之服务的思想，指明教育的改造必须和社会改造联系起来。

（二）开办农民学校，注重政治教育

党的一大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集中力量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并积极举办工人教育，同时也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和提倡农民教育。“1925年3月，由上海回到韶山，派、李耿侯等同志在韶山办起二十余所农民夜校。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专学农民用得着的知识，紧密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梧，促进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7]注重政治教育内容，重视对农民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中，农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湖南地区经过的领导，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成立了农民协会的同时，大办农民夜校。据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农民“大办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8]就当时全省乡农会数量来计算共有六千八百六十七个，如果按所说，农民夜校就有六、七千所之多，真可谓是是农民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三）参加政治斗争，重视劳动教育

注重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教育中的体脑结合，即脑力劳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目的在于改造社会。该校课程分为科学、哲学和文学三类，每一类下设几个科目供学生选修，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必修课程。该校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成为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同时，“注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接近工农，重视劳动教育，学校设有园艺、铁工、印刷等设备供学生实习”，“还附设补习学校，培养革命的青年学生”。

四、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工读互助，成立平民教育组织，发起社会教育运动

恽代英较早投入社会教育事业，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成立利群社，以“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为目的，推行社会教育。[9]恽代英指出“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以平民学校为最关重要”，其好处为“平民学校可以使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受教育”，“平民学校可以使失了教育的人补受教育”，“平民学校较之政府开办的教育，收效大而成功速”，他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以“补救失教育平民并研究督促平民教育之进行为宗旨”，该社社务规定为办平民学校、平民日刊、平民图书馆、平民阅报处、平民工艺、组织学术演讲、开设定期的教育讲习所等。[10]对于社会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两种预想———办自修会和工读介绍社，并分别拟定了办理方法与注意事项，解释所办事业的好处。自修会“这种事业的好处，一可以使无力升学的得着他需要的学业，二可以使他们得着自修的益处同好习惯，三易于成功，无办事的困难，四可以帮同志的人读书，亦可以帮来读书的人变成同志”；工读介绍社“帮助贫生用劳力换与学费”，“有养成勤劳、俭朴风气，沟通学业、职业的功效”，“于一般青年青年学生，乃至生活前途有益，间接亦便于他们的品格同志气有益。”

（二）联系社会实际，结合实业，改造环境

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中，对编辑社会教育丛书提出诸项建议，强调编译的丛书要符合社会需要，讲究实用，介绍正确的知识与意见，要为一般社会所能读懂，指出所应避免的七个事项和编辑的七个方针，以供参考。他告诫少年中国会的全体同志，“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迟早是做事的人，不是永远读书的人”，读书的人，“若非自身投入实际社会生活，那便讲学与文字鼓吹，亦每易不能合于实际社会生活”，“我们不应该敷衍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愿做的。我们不应该虚伪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能做的”，[11]体现了恽代英的社会教育联系社会实际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他的社教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原则里，体现一个重要的措施———社教与实业相结合，尤其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他主张走一条“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的发展之路，理由是靠乡村教育经营乡村实业，“为同志谋一个生活系累的减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专心为社会主义奋斗”。[12]改造教育，重在改造环境，“没有好环境，不能有好教育”，“主张教育家同时是社会改造家。我的共同生活运动，主旨便在解决经济问题，改造环境”。他对教育家即为社会改造家的解释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再说明显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作为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对于上述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还具有一定的空想和改良主义，“工读互助”和乡村实业必会走向失败，犹如昙花一现，因为他还有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时不中用的”。[13]

（三）唤起民治运动，提倡民治教育，实现自主自治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恽代英将社会教育运动与政治相联系，认为只有民治政治的实现才能救治中国，而“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那如何唤起民治运动呢？恽代英主张要做七件事，概括起来说，就是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用各种方法，用阶级的联合，政治上的战斗，唤起人民利益的奋斗、作战的联合、纪律的训练、领袖的监督、作战的练习，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在运动中，社会教育的作用表现在“公民知识的普及”，“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因此，他提倡民治教育———自主自治的教育，即“独立思想”，“独立行动”，“使其自尊”，“使其自信”，“使其练习团体生活”，目的为“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使其尊敬民众”，“使其了解民众”，“使其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打破教育置国家政治于不闻不问的愚昧思想与行为，讲求教育过问政治，开启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自主自治。

（四）研究问题，注意引导，掌握方法

恽代英认为，亲近工农，重在开办平民教育、研究工农的现实问题，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引导工农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同时关注妇女教育、青年教育，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何亲近工农呢？恽代英认为，“须靠教育与娱乐事业，使他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功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办理平民教育的好处是“一来可以使一般农民多识几个字，具备看浅近书报的能力；而来可以使我们接近农民，调查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14]因此，他主张用开办平民教育的办法开展农村运动，接近农民，教育农民，团结和训练农民。妇女教育问题上，恽代英要求“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他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他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15]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指出了对青年教育的宣传方法，即“要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平民学校的教材之类，扩大他们宣传煽动的功效”，“利用各种具体的材料宣传到各方面青年群众中去”，给予他们为经济争斗所必要的各种教育与训练，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陈独秀、、、恽代英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对社会教育的极大重视与热忱，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与反思，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自身内容丰富而博大的社会教育思想，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历史篇章，为当我国的社会教工作提供了可资鉴的历史材料与视角。

五、当代启示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依靠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强大优势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利用网络等新型传播工具加强对我国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企图颠覆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加之，我国正处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人民的任务更加艰巨，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带来严峻的挑战。通过回顾和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给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发挥社会教育政治社会化的政治教化功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主张以思想性、政治性较强的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实质是政治社会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革命干部，向工农阶级灌输和传授党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培养工农阶级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人格和政治生活的能力，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与革命意识，将工农阶级培养成政治人，这启示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应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党的政治文化教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热情，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2.巩固思想道德基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道德教育和实践，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二）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创新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论文篇8

1高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发展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真抓实干。高校践行十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武装广大师生，努力探索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新路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建设发展。 （1）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用十精神统领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高校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比较敏感的地方，无论是讲台、论坛、第二课堂，还是科学研究的各种场合、渠道和载体，先进思想文化不去占领阵地，各种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决不可掉以轻心。要自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于学科建设、课堂教学、课题研究、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与学校自身建设一同规划、一同部署、一同安排，以高校自身建设的突出成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以参与建设的自觉行动为高校自身发展增添动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学生，使高校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阵地。 （2）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高校文化资源，充分发挥高校所拥有的人才优势、社会责任感和对各种文化的鉴别能力，利用多渠道和途径，把校园文化中先进的价值观念、文化品位、思想意识、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现代文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等传播、辐射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为形成全社会思想共识作出贡献。把深化培育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素质的具体实践中，把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合理需求作为做好工作的重要依据，把解决思想问题与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结合起来，切实使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全力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三进”工作。善于采取柔性化、隐性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形式，通过渗透教育、养成教育、示范教育来推进工作。更多地发挥现代科技的作用，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技术和途径，创新工作载体，拓展工作渠道，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2高校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高等教育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要自觉承担起人类精神价值传承的使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充分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合理性，理性对待社会热点问题，深刻体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从而达到认识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目的，形成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的要求统一起来，把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统一起来。总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践行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作者：邹立莉 单位：昭通学院思政部

社会教育论文篇9

道德认同是个体在道德向度上对自己的理解和定义。[1]较之于Kohlberg传统的道德认知，道德认同塑造了个体的世界观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并且在道德行动和品格的建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道德认同的养成上，国内的研究者业已认识到传统道德说教或灌输模式的局限，开始强调叙事的道德培育功能。叙事可以协助学生描述自我或他人的道德经验，通过学生对相关事件表达关注以及进行反思和重构，协助学生获得对道德的理解和掌握。叙事之间，道德教育不再是抽象而刻板的概念或规则习得，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经验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因此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但是，过往关于叙事的道德教育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实践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比如沈晓敏[2]，而没有系统探究叙事的德育功能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试图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脉络下，观照道德认同及其形成过程，并以此检视内在于叙事的对话和协商在道德认同发展中的动态机制。

二、道德认同：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取向的道德认同观源于Vygotsky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心智机能起源于社会文化背景并且以工具或符号为中介，个体的发展实则是心智机能的转化，亦即社会实践的形式内化而成为中介行动（mediated action）的形式。[3]在对个体的道德认同形成过程的理解上，Vygotsky与Erikson的理论都认为道德冲突的情境为道德认同的发生和建构提供了机会，但Vygotsky认为，这些冲突源自个体和社会文化历史层面之间，抑或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以人的中介行动作为分析的起点，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因为这些恰恰是为个体道德认同的建构提供了相应助益性的或者阻抑性的资源。

依据社会文化理论，社会过程持续地对个体道德认同进行着形塑和再塑，而个体能动地穿行于诸多社会文化影响之间，如各种组织、社区、团体、社会运动、历史潮流等等。置身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中，纷繁芜杂的符号、声音构建而成宏大而结构化的场域，个体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作出因应，并且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以及自我感（sense of self）达成妥协。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个体或团体如何与那些支配他们认同形成的宰制性论述（dominant discourse，本文将discourse译为“论述”，下同）相抗争，并以此能动地共建某种不同的自我叙事以及行动形式”。[3]这种个体认同的“共建”机制，Penuel和Wertsch认为在于文化资源或工具有着复杂多样的意涵，是流动且灵活的，非单调而固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某个特定的情境。

“形塑认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非某个简单的、一致的整体，而是参差迥异的系列中介的工具（mediational means）。那么，认同可被视为是形成于个体根据特定情境而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箱’中的某个或多个工具以完成某些行动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看来，认同研究必须开放于那些认同得以建构和表达的多样的情境设定和符号。”[4]

基于此，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个体道德认同探究的聚焦不再是Erikson意涵“认同”——内在的统整和稳定的自我感，而是中介行动——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行动。这种聚焦的转移允许我们探究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来形成某个认同。因此，社会文化视角下个体认同研究更多地分析、理解和阐释那些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强调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活动中，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某个文化工具——而非那些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情境（比如Kohlberg所推崇的两难故事情境）——进行自我认同的建构。不过，Vygotsky的经典社会文化理论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论述，后来者作出相应的理论延展，而其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dialogical self）理论有着尤其深远的影响。

三、道德认同：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

Bakhtin认为语言并非是自足的静态系统，每个论述都具有独立的主体，也拥有自身的价值。论述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源于其对Dostoevsky小说的研究，他提出复调小说（poliphony novel）的概念，认为一本小说不是单个作者，而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观点。在Bakhtin看来，所有的表述同时都是多声道（multivoiced）和对话性的，因为言语行为中存在着两个声音，比如言语者的声音和社会语言的声音（比如某人所用方言的规则、所属职业的规范等），又或者过去的声音和当下的声音等等。[5]复调小说作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隐喻，形象地展现了个人内部世界中共存的诸多的社会互动，它一方面反映了主体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主体的成长性，亦即对话的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因此，Bakhtin及其追随者都信奉“对话”实则是人的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自我认同发展中，Bakhtin同样强调是中介行动，而且进一步用“挪用”（appropriate）的概念来说明个体采择和应用社会文化工具或符号的过程。Bakhtin没有采用Vygotsky的广为人知的“内化”（internalized））概念，是因为“挪用”并没有将个体习得的那些文化工具或符号视为静态的或由外在跨界而成为内在的过程。“挪用”强调的是个体主动地参与到持续地累积、熟练和精通使用特定的文化工具和符号。在“挪用”的过程中，他者的声音被允许进入到某个正在进行的与自我声音之间的内在对话过程中。而这在Bakhtin看来恰恰是个体认同形成的关键。

不仅如此，Bakhtin认为个体的意识层面往往同时存在诸多的相互竞争的声音或论述，并对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施加影响。基于此，“挪用”的过程并非是自然或中立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形影不离的权力关系，或者准确地说，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工具或符号始终负载着特定的权力。这跟Foucault的理论遥相呼应。理解个体及其所采择和应用的文化工具或符号，需要同时将权力及其在特定的中介行动的意涵纳入考虑，因此，这种理解将彰显1）中介工具（mediational means）负载着权力关系的程度以及2）转化权力关系的新的文化工具得以涌现的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对道德中介工具及其蕴含的权力关系的审视，往往预示着创造性的或生长性的道德认同的涌现。比如主流道德论述负载着某种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或集团的宰制性权力，如果落在微博环境——类似于Bakhtin所谓的“众声喧哗”，那么，微博作为新的媒介，可能有助于参与的个体对这些主流道德论述进行解构和再构，而转化或改变了其中原本蕴含的那些权力关系，亦藉此而获得新的道德认同建构的经验或机会。

在Bakhtin看来，个体认同建构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发出个人的声音，而是持续地参与到与他者的对话过程。因此，这与其说是被某个外在权威或真理的诱惑、胁迫或宰制，毋宁说是一个精致的内在的说服过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过程依赖于建构个体认同的那些字词、语言以及论述形式是被分享的以及共有的，分布于参与者之间而非某些个体独享或专有的。正是与这个世界的多元的声音遭遇、并且沉浸其中，个体的声音、乃至自我概念和认同，才得以逐渐地涌现出来。因此个体认同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的品质、属性等，而始终是协商和对话的一个结果[3]。

四、道德认同的发展：对话与协商

基于Vygotsky和Bakhtin的理论，道德认同的发展实则是个体选择性地“挪用”对话场域中的他者的某些字词、语言和论述形式的过程，伴随着从外在权威性的论述形式到内在说服性的论述形式之间的来来回回的协商和对话。而这个协商和对话过程没有简单而确定的结局，因此，发展变化本身实则是无迹可循亦无标准可依。当然，这并非是个被动接纳的过程，因为“挪用”往往处于个体特定的理解和审视之下，而这恰恰为某些新异的或者替代的道德行动和论述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

道德认同的养成和发展，关键不再是简单地告知儿童那些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念，而是营造一个适宜道德养成的环境——提供给儿童那些勇敢的、正直的、恩慈的以及关爱的道德中介工具或符号，因此，叙事的功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诚如Bruner所言，个人叙事是人的认同，故事临摹生活并展示内部现实于外部世界，但同时故事也塑造和建构着叙事者的人格和现实。[6]一个故事通过生活而得以创造、叙说、修改和再叙说。我们通过所说的故事了解和发现自己。但是，这个过程在Bakhtin的理论看来，并非是一个独白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藉由叙事的方式，让儿童进入协商和对话的过程，并且从中汲取抑或“挪用”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进而转化为自身的道德认同。作为动态的机制，对话与协商让个体能动地参与到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中，同时发展其自身的道德。比如Bhatia对印度儿童的道德认同发展的叙事研究表明，在与看护人的互动中，儿童积极参与协商与对话，并且逐渐习得当地文化所奉持的德行概念，那些诸如“正确行为”的指令抑或“背诵诗篇”的行动等，实际上业已蕴含环境中关于角色、地位、社会义务和责任等相关的道德信息。[7]因此，儿童的道德认同发展同样是一个符号和工具为中介的过程，伴随着外在的言说转化为内在的言说，以及外在的对话转化为内在的、静默的对话。

但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强调对话和协商的德育价值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议题。

第一，人的道德机能被视为是文化符号或工具为中介的，教育者需要充分意识和尊重这些中介（比如词汇、语言或论述形式）本身并非单一且统整的，而是彼此之间参差，持续地存在紧张或冲突以及对话的关系，这对个体于特定情境中如何思考、体认和行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教育就常常面对“关爱”与“公正”之间的紧张或冲突关系，而在传统的孔孟文化背景中，道德教育也往往遭遇“孝”与“忠”难两全的境遇，因此，教育者和儿童都必须在其中作出相应的采择和决策。

第二，社会文化理论所谓的中介的工具实则常常是物化的，亦即，那些负载着道德意涵而在文化中流转的声音、语言是存在的。它们可以在大众传媒、教科书、影视节目中得以生动的表征。尽管无从触摸，但它们可以，而且实际也的确是被运用和纵的结果——尤其是隐含某种商业化的色彩。因此，这意味着作为教育者或看护人，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抱持必要的审视和甄别，这样才可用于儿童进行道德对话时有依有据地抉择——毕竟，教育者和看护人需要怀揣和参照相应的道德准则、标杆或价值，而非如同墙头草一般地摇摆于各种纷繁芜杂的潮流之间。

第三，与第一点和第二点密切相关的是，那些中介的符号或工具并非是中立的，而是与权力关系紧紧纠缠的。比如，在某些文化中，相对于公正（justice），如果关爱（care）的道德论述有着更为彰显的力量，那么，藉由关爱的论述为中介的道德机能则往往被置于某种合法性或权威性的地位。新近的研究表明，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所负载的权力关系有着深深的性别或种族印痕。比如，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女性往往被要求更多地表现出关爱的品质，而男性则往往要求更多地表现出公正的品质。因此，儿童道德认同培养的叙事实践中，教育者或看护人需要其对某种道德论述抱持必要的反思和质疑，并依此协助和带领儿童养成其自身的道德批判意识和能力。

第四，道德行动以符号或工具为中介，存在于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但这并非意味着导致传统道德研究者所忧虑的“相对主义”漩涡。面对多元的世界，流转着纷繁芜杂的道德的字词、语言和论述形式，社会文化理论秉持协商和对话的精神彼此相待，因而超越各自画地为牢的相对主义藩篱。比如，在孔孟文化中，“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论述，但在长幼相处中，这并非唯一或普世的准则，在别的文化，比如在基督文化中，“公正”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因此，两种迥异但都具有各自合法性的道德论述，需要的并非此消彼长的冲突或压制，而恰恰是彼此的协商和对话，以达致相互体察和理解的融通。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道德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是藉由叙事，让个体进入持续协商和对话的过程，并且从中汲取抑或“挪用”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而最终得以形成。因此，道德教育需要注重叙事的功能。但叙事需要超越传统独白式的叙事（比如简单的说唱或者典颂等），而应该注重内在于叙事的对话和协商在道德认同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与此相对地，道德教育需要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符号和工具（尤其是物化的）可以作为有效的要素纳入教育进程，而基于符号或工具中介的道德并非是中立的，而是蕴含着权力关系，因此，道德认同的培养同时需要注重相应的批评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应该协助学生对某种约定习成或理所当然的道德论述进行反思和质疑，以此打开某种可能的空间或机会——为新的道德论述或权力关系得以形成，为那些静默的或边缘化的道德论述得以听见和关注，为那些弱势的或受压迫的人群得以解放和自由。

参考文献

[1] Hardy，S.A.and G.Carlo.moral identity.in S.J.Schwartz，W.Beyers and K.Luyckx（ed.）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Springer.2011.

[2] 沈晓敏.在对话和协商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全球教育展望.2006，35（8）.

[3] 秦天堂.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叙事取向探究.现代教育科学，2010（1）.

[4] Tappan，M.Moral functioning as mediated action.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6，35（1）.

[5] Penuel，W.& Wertsch，J.Vygotsky and identity formation：A sociocultural approach.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5.

社会教育论文篇10

［论文摘要］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启蒙性、持久性、感染性和情感性等特点。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存在着价值观狭隘、教育方式偏失、教育内容片面和教育行为背离等现象。应该自觉加强家庭教育社会化、拓宽社会化的内容，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连动的教育网络，以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

人的社会性发展是贯穿于每个人一生的始终，从婴儿期开始，通过儿童期、青年期、成年期到老年期。其中，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性初步定型的时期。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社会教化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外部动因，是指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同辈群体内部影响、社会文化传播工具等对儿童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内化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是指儿童接受社会影响并对社会文化环境进行选择，从而将获得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内化为自身的个性特征的过程。儿童的社会化是在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儿童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家庭教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有许多人对此认识不足，以致出现家庭教育的失误。因此，充分认识家庭教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系，努力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家庭教育将家庭生活与教育活动交织在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具有启蒙性、持久性、感染性和情感性等特点。

1启蒙性与持久不间断性。家庭是抚育儿童的摇篮，既是儿童的第一个社会环境，也是儿童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其中父母是儿童社会化的启蒙老师。家庭教育对儿童智力、体力的成长和最初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的形成具有奠基的作用。同时，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教育过程，而家庭教育天然的连续性为其提供了重要保证。个体从出生到独立生活必然经历学校教育场所和教育者的变更，每一次变更，个体都有个适应过程。如，个体要适应新的教育环境、适应新的教育方法和风格、适应新的教育者等，而家庭教育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家庭这所“不变的学校”和父母这个“终生教师”对个体的影响是持久不间断的。

2感染性与潜移默化性。家庭教育与家庭生活相互交织着，家庭中的多种因素，如自然结构、经济结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活习惯等均会在耳濡目染中渗透到孩子们的思想意识中去；同时，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他们的人生态度、性格脾气、言谈举止、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消费行为、待人接物的处世方式是儿童最直接、最经常的仿效榜样，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中接受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3灵活性和及时性。家庭教育没有固定的教材和场所，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家长主要是通过生活过程或与孩子的共同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根据社会规范、价值标准、风俗和传统习惯去引导、要求儿童，如讲究卫生，尊敬长辈，不打断他人谈话，恰当地向他人问候，不随便将他人的东西占为已有等，并对不合理的行为予以限制和惩罚。因此，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方式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个体生活的基础在家庭，长期的朝夕相处使个体在家庭中的言谈举止是真实自然的，其优缺点、思想状况、个体特征在父母面前一览无余。父母比任何人都能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子女。家长可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孩子的言谈举止等实际表现，及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并且可以通过带有血缘伦理权威性的教育来引导孩子。

此外，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中。家庭教育这种广泛性是其他任何教育都难以比拟的。

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家庭教育以其与家庭生活相交织的独特特点，对儿童的个性、情感、思维、认知、技能、行为能力等方面的发展起着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不可取代的作用。另外，家庭教育的各个特点又在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与影响家庭教育的人际关系、经济条件和家庭文化等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地影响着孩子社会化的过程。

家庭教育总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之中来进行的，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对儿童的影响往往主要是通过家庭的人际关系来进行的。家庭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家庭中的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和邻里之间等，而在众多的人际关系中，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是儿童最早接触并且对其社会化影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据有关研究，父亲在男女儿童性别角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的作用，那些早年未与父亲有接触的儿童，在其性别社会化方面往往是不安全的。

家庭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个性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心理学家认为，父母如果对儿童采取保护、非干涉性、合理、民主及宽容的态度，儿童就显示出具有领导的能力、积极的情绪、态度友好等个性品质；相反，儿童则显示出适应能力差、依赖、情绪不安等个性品质。也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具有情绪传导、性格形成和行为规范等作用。父母采取民主型、放任型、专制型等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儿童行为特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下的儿童其社会化程度高。

此外，家庭教育还受家庭的物质环境和家庭的精神文化影响。经济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物质环境，如家庭环境优美、整齐、清洁的能时刻熏陶、启迪着孩子。家庭的精神文化包括家庭的教育观念、学习氛围、行为规范、管理方式等，它通过几种相对独立的心理机制影响着儿童，具有强化、认同、理解等功能。强化，也就是父母在日常教育过程中，奖励他们认为正确的儿童的行为，惩罚他们认为违反规定的孩子的行为，同时将一定的系统的规范灌输到儿童的意识中，并且使得遵守这些规则逐渐成为儿童的习惯和内部的需要；认同，即儿童不断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并模仿父母，以父母为榜样，并努力成为像父母那样的人；理解，父母有意识地观察并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敏锐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从而帮助孩子不断形成自我意识以及交往的品质。

二、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的家庭教育的误区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迫切希望下，我国绝大部分家庭虽然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存在教育价值观的狭隘，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名次和能否升学，不关心思想品德等其他方面教育的现象；也不难发现存在着教育方式偏失、方法单一的状况，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误区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1教育观念重智轻德。在应试教育“考试至上”观念的引导下，许多家长对子女的个性、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发展不以为然、不屑一顾，认为智力发展才是关系子女整个一生发展的实用能力。子女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父母关注的焦点和家庭间彼此谈论的热点，看书做作业是子女生活的唯一内容。频频见诸于大众传媒的家教热、各种培训热、择校热等问题说明了家庭对子女智力教育的关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一项家庭教育状况调查中，当问及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及“你最关心孩子哪方面的事情"”时，68%的家长把孩子的学习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身体健康，第三才是子女的个性及道德品质。殊不知父母在把子女培育成“人中之龙”的过程中要先成“人”，而人格及道德品质是成“人”的重要要素。

2教育方式偏失。独生子家庭容易产生娇惯溺爱；经商家庭和不完整家庭容易对子女放任不管；家长的自身素质和性格特征等原因也会对子女采用粗暴专制的管理方式。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娇惯溺爱、放任不管和粗暴专制的教育方式往往对孩子造成不良的个性特征；父母对孩子采取怎样的教育方式将直接关系到孩子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教育效果。

3教育内容单薄片面。为了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未来社会，家长普遍重视对孩子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对孩子的独立能力的培养和勤俭品质的养成，忽视家务劳动的锻炼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有的家长不太注重对子女进行关心他人和社会、关心环境和自然、关心集体和服务等更高一层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灌输，这对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教育行为背离示范。家长往往对孩子正向引导，要求较严，而自身的行为榜样与教育内容不一致甚至相反，使初步具有评判能力的儿童易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或者对教育产生怀疑、厌恶，甚至会产生不满情绪和逆反心理的现象，直接影响儿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心态的形成，甚至导致人格的缺陷。

三、提高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力的理性思考

考察家庭教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剖析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是很有必要的。而家庭教育促成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教育观和有效的教育方式。

1确立以发展孩子社会性发展的家庭教育观。观念指导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家长不同的教育观念支配着不同的教育方式，形成不同的教育氛围，带来不同的教育效果。狭隘的家庭教育观念培育出来的是有缺陷、有隐患的个体。因此，家长应从理念上树立起与时代相符的促进孩子社会性发展的教育观念。如，孩子的健康和人格的增进，孩子对社会和科学世界的认识，孩子有效参与民主的社会技能以及创新精神等。

2提高家长的社会化程度。子女是家长的镜子，子女从来不会忘记模仿他们的父母。家长必须明确自己在孩子社会性发展中所执行的责任，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从道德觉悟、知识水平、教育能力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全面提高自己。一项道德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表明，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特点和教育方式与子女道德人格形成及人生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因此，要实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必须在思想修养和文化知识方面进行再社会化以提高自身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家长才能运用灵活创新的教育方式，营造道德与文明的家庭氛围，培育出德智双优、人格健全的子女。

3拓展家庭社会化教育的内容。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应根据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突破传统的重智和育才的局限性，将体、美、劳、技的训练纳入到家庭教育的范围。尽可能提供现代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家庭物质条件，并利用这些条件，将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技术、旅游观光、阅读视听、体育活动和家务劳动等方面来拓展孩子的社会化内容，使孩子在家庭活动中陶冶性情、增强体质、丰富生活，从而促进孩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连动的教育网络。个体的社会性是家庭、学校、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拥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可以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向家长介绍教育学专业知识以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社会是个人力、财力、信息等丰富的资源库，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开设家庭教育辅导机构或制定和实施指导计划。例如：美国密苏里州通过实施“父母作为老师（PAT）计划”对父母进行辅导；英国在中学普遍开设家政课；日本很早就为家长开办了学习班和讲座，政府还定期编辑和发送家庭教育参考资料。在我国上海一些学校也通过家长集会、“星期天学校”、“家庭教育咨询”及“家庭教育报”、“教子有方”有奖征文等活动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运用家庭、学校、社会的综合力量，形成三者连动的教育网络，共同推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注释：

［1］［2］孙杰远)论学生社会性发展［J］教育研究，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