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论文十篇

环境经济论文篇1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环境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实际成本核算法；计划成本核算法；经济环境

存货是企业生产经营中为耗用或者销售而储备的各种物资，是企业资产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由于存货经常不断的处于耗用，销售或重置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喻为企业的命脉。尤其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的是企业不断提高其存货流转和更新的速度，而在流通和更新过程中准确合理地核算和计量存货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不断寻求一种方便快捷而又不失准确合理性的存货计价方法成了每个渴求持续发展的企业的当务之急。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存货的日常核算可以按实际成本，也可以按计划成本来进行。采用计划成本进行核算时，应当按期结转其成本差异，将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

1实际成本核算法

存货按实际成本核算的特点是：从存货的收发凭证到明细分类账和总分类账均按其实际成本计价。实际成本法一般适用于规模较小、存货品种简单、采购业务不多的企业。我们不难看出，实际成本法所强调的是“实际”，即要求在每批存货的收发存中实际成本都应形影不离的相随。当然由此而带来的记录和计量的繁重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实际发出存货时，为了解决存货的采购成本在销售成本与期末成本之间的分配问题，《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可以采用的计价方法包括：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后进先出法。这几种计价方法的选择对企业损益的计算、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的计算以及所要交纳所得税数额的计算都有直接的影响，也增加了财务部门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所以选择一种稳健而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仍是企业不懈的追求。

2计划成本核算法

计划成本法是指企业存货的收入、发出和结余均按预先制定的计划成本计价，同时另设“材料成本差异”科目，作为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联系的纽带，用来登记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差额，同时计划成本法下存货的总分类和明细分类核算均按计划成本计价。因此这种方法适用于存货品种繁多、收发频繁的企业。如果企业的自制半成品、产成品品种繁多的，或者在管理上需要分别核算其计划成本和成本差异的，也可采用计划成本法核算。

采用计划成本法，其首要问题是制定好一个合理的计划成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2.1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构成内容相一致

为保持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可比性，以考核财务部门业绩，要求计划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口径一致，包括买价、运杂费和相关的税金等。

2.2计划成本应尽可能接近实际

虽然计划成本的高低可通过材料成本差异调整为实际成本，对发生和结存存货的实际成本并无影响，但如果计划成本脱离实际成本太多，则无法随时通过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考核采购部门的成果。所以在制定计划成本时，应尽可能使计划成本接近实际成本。可由企业的采购部门联合财会等有关部门参照同类存货以往实际成本，并根据物价涨幅等相关因素共同研究制定。当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发生重大差异时，应作调整。

采用计划成本法进行存货核算的企业，其基本的核算程序如下：

企业应首先考察与存货成本相关的各种因素，规定存货的分类、名称、规格、计量单位和单位计划成本。除一些特殊情况外，计划单位成本在年度内一般不作调整。

其次，取得存货时，应按计划单位成本计算取得存货的计划成本填入收料单中，并按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额，作为“材料成本差异”进行登记。

还有，平时领用、发出存货都按计划成本计算，月份终了再将本月发出存货应负担的成本差异进行分摊，随同本月发出存货的计划成本记入有关账户，经发出存货的计划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发出存货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按月分摊，不得在季末或年末一次分摊。

3实例比较说明

我们仅用材料取得和入库这一过程为例，用简单的分录来加以说明：

实际成本法下：

取得材料：

借：物资采购（实际成本）×××。××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材料入库：

借：原材料（实际成本）×××。××

贷：物资采购×××。××

实际成本法下原材料均是以实际成本反映，所以月末不需加以调整。计划成本法下：

取得材料：

借：物资采购（实际成本）×××。××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材料入库：

借：原材料（计划成本）×××。××

贷：物资采购×××。××

计划成本法下，要在月末进行汇总，计算材料成本差异，具体分录如下：

借：材料成本差异（超支差）×××。××

贷：物资采购×××。××

或借：物资采购×××。××

贷：材料成本差异（节约差）×××。××

从以上对实际成本法和计划成本法的描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在计划成本法下，材料明细账可以只记录收入、发出和结存的数量，将数量乘以计划单位成本，随时求得材料收、发、存的金额，通过“材料成本差异”科目计算和调整发出和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简便易行。而在实际成本法下，对存货的数量、单位成本和总金额都要详细记录，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环境经济论文篇3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一：有关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的探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自出现以来,发展非常迅速。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 2 ]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 2001, (5): 28-34.

[ 3 ]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3.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二：超越经济人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内容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设置的理论经济学，担负着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使命。经济人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经济人假设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商榷。文章从经济人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对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释力来分析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最后指出，应该超越经济人 ，寻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适应的基本假设―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关键词：超越经济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本假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专业自设置以来，在学科建设、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此领域的研究人才。尽管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莫衷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需要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同样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前提?本文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置的背景、现实使命、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基本内涵、经济人假设是否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等角度来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设置背景与现实使命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剧增问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三十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有限资源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已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根据最近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31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1.6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2.95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3.3亿，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情况是：耕地面积有限，能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能力受到制约;水资源短缺，并在水体污染以及工农业用水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短缺;森林资源覆盖率低且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草地资源严重退化，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等。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唯有摆脱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多重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才更美好。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了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自此，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置，是适应综合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性质是经济学。曼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内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中，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事实上，在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已得到了公认，而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人口是否是稀缺资源一直存在争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靠的是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是投入要素之一，大量的廉价低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粗放式增长是一种不考虑生产要素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所以，从劳动者素质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稀缺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种稀缺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的经济学，该专业是适应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低这些难题。以该学科为指导，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该学科所负有的重要的现实使命。

如今，该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还不完善，并且很多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担负起现实使命，必须要弄清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可否解决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才能指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命题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用性 (一)有关经济人命题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指的理性的、自利最大化的人。自从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作出详细论述以来，经济人命题一直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基础性的价值层面，经济人的利他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的，也由此产生社会性的共同利益。经济人一方面是自利的，同时能无意识的增进他人与社会利益。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坚持了经济学的伦理思想，那么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同样富有伦理意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认为：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并未走得很远，现代的新古典经济主义者把理性行为仅仅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少，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占据了主流，经济人已转化为理性选择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动机做了非常狭隘的设定，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人的理性行为的特征，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几乎与伦理学无涉。阿玛蒂亚森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对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自利理性观点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的断然拒绝。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自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单纯的自利最大化已经无法对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人类的行为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为、人口行为、资源与环境行为等。在这些行为中，只有人类的经济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尽量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的人口行为是复杂的，包括出生、死亡、迁移、教育投资等，长期以来并没有事实表明，人类的人口行为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虽然，加里贝克尔将效用论引入了生育决策，但是现实的生育情况并非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政府的生育政策就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很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对于教育投资更是如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极少考虑回报，绝大多数父母并未在教育投资之前就算计好了未来能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回报将高于现实的投资，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子女教育，主要动机是对下一代的关心。如果真要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投资下一代教育，大多数教育投资将不会发生。

复杂的人口行为难以用自利最大化来解释，而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利最大化。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需要，并无资源量的限制，但在此阶段，人类并不是一味的从自然界索取而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就是例证。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很多思想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价值观，道家的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与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佛学主张众生平等与依正不二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即使在资源环境丰裕的状态下人们也不是按照自利最大化来获取资源，而是考虑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要量多，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也多，受资源环境总量的限制也多，这时候人类调整了自己的资源环境行为，采取低耗高效的技术、实施资源替代，并有意识地对环境进行治理与保护，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状况予以很大关心。从20世纪开始，人类对非人类物种权利与价值高度关注，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利，而是对其他物种的关心、对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

综上，人类行为是多样与复杂的，但行为动机并非是单一的自利最大化，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2.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就到达5.4亿，1976年时9.3亿，20多年增长了近4亿。如今的人口已经有13.3亿，这还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数量。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对人口素质的提高形成制约，人口数量多与人口素质低的状况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口众多，尽管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量少，加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科技不发达，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大、利用效率低，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源更加稀缺。

环境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环境核算经济价值量核算方法

1引言

环境经济核算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焦点，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测算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为国内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英文简称EDP)，以弥补传统GDP指标的不足。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是区分传统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经济过程和环境系统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环境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为了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统计核算的新要求，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其联合发表的题为《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未能包括环境资源因素的重大缺陷，并从1987年起联合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主体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

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同领域中处于领先行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还开始利用实际的统计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子系统———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进行研究。

2国外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本思路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曾对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作了推荐性界定：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按照其要求，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2.1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在统计核算中具体指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度。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侧面反映某个行政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从这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理条件的核算。

2.2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它包括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用以下指标核算：自然资源储量变化串、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及消费量、矿产资源回采串、自然资源破坏成退化程度、资源进出口量。

2.3环境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境资源可分为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包括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等。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

环境指标核算包含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变化量，人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故总量及变化串，废气处理串、工业污水排故量及变化串、森林覆盖串、人均森林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及变化串，沙漠化土地面积及变化串、草原退化面积及变化串、自然保护区面积、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及变化率、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森林覆盖率增长率、格林综合污染指数、“三废”综合利用量、城市噪音水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抗灾串、人均资源数员以及支撑的潜力、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环境经济的实物量核算。虽然实物量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但仅仅依靠实物量核算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全面地描述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计量单位使各种实物数据无法综合，而且也缺乏可比性。要想得出综合并具备可比性的核算结果，必须同时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进行价值量核算。

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

（1）市场价格法。它以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量和相应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从理论上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核算最适合国民经济核算，但现实中的环境资源利用远未市场化，这就为市场价格法的运用带来了因难。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法比较适合于环境货物(如开采的地下资源)数量利用的情况。（2）住户意愿法。它就是以人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健康和福利，利用和改善资源环境而愿意承担的费用作为环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损失价值。由于该方法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随意性大，在目前的环境经济核算中，一般和市场价格法合起来应用。

（3）维护成本法。环境经济成本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环境的资源观和价值观。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资源基础，人类将不复存在。

（4）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用公式表示为：

EC=(D-S)×I，

其中：EC为环境成本，D为环境资源需求量，S为环境资源供应量，I为环境成本系数。

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总之，国外价值量核算方法注重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主要考虑耗减问题。同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区户相比，现在，价值量核算方法增加了对“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它在以下两方面扩展并完善了SNA体系：产品生产和最终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由于污染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对我国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思考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行环境核算，以此强化人们的环境与资源意识。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不完善，环境统计资料也残缺不全，要建立我国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合对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核算现状的分析，目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才会更为科学可行：

（1）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在核算内容上会产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增加值时，将考虑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等因素，并把它们视同中间投入予以剔除；二是在认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考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在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时要将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来考虑。

（2）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相协调。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也不能单单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企业环境核算内容与方法的设计中要充分体现宏观思维，以保障企业间环境核算信息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根据单个企业的特质区分对待，这样就会使得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考虑的层次更为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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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常宁.对微观环境经济核算的思考[J].中国统计，2004（4）

环境经济论文篇5

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给全球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已经将人类逼上了危险的境地。要更好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环境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环境法是现代国家保障公共环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个体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违法人者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响，环境法规实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过讨论破坏行为数量与执法者发现违法行为的概率、惩罚强度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建议。

环境法是调整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40)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建立起以《环境保护法》等为基础，以包括“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在内的八项环境管理制度为核心的环境法规体系。这些法规在遏制生态环境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效率较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以致我国每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基调总是“局部好转，总体形势仍在恶化”。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议。

一、影响环境法规效率的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个体在行使其环境权利中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属性，个体的环境权利彼此间是相关联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产权。随着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对环境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环境物品日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由于存在负的外部性，出现了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2yr2-;a}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企业往往过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后果。众多企业对于土地、水资源等环境资源的争相利用，对草地、森林等生态资源的滥垦、滥砍、滥伐、滥樵，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公地悲剧”。[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个体环境权利的公共产权属性，在环境治理活动中，个体间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大大影响环境治理的绩效。以制止环境污染为例，为了争取公共环境利益，本可联合起来与污染者进行集体谈判以避免效用损失，但作为理性经济人，每一个体都希望自己不参与或少参与，尽量地将制止污染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即企图通过“搭便车”来实现自己的环境权益，结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环境权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为人，政府对于环境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也会影响到环境法的执行效果。环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实上，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费用。这意味着治理主体以外的其它个体可以无须付费而免费享用环境利益。因此，要使个体成为治理主体尚存在相当困难。环境治理必须通过委托人指定的人来进行。在现代社会，政府往往扮演这种人的角色。在委托一关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风险”，使委托人的环境权益无法完全实现。作为人，政府有着多元化的目标，除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外，政府还不得不兼顾其他诸如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稳定等经济政治目标。在决定政府行为的综合目标体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标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的稀缺性，它们更多地被用于解决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近期目标，当众多发展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有意地采取投机行为，作为远期目标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在环境效应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之间如此博弈的结果，同样会产生“公地悲剧”的结局。许多跨流域、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不同地区政府间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环境法所提供的行为准则并非直接决定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强制性地改变环境破坏者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违法者的行为取决于它对其行为结果的收益与成本的理性计算。如果环境行为收益大于成本，则理性的个体的选择必然是行动;若收益小于成本，则个体必然选择放弃。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定，个体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经济人”的全部特征。个体虽不乏对舒适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的追求，但在其效用体系中，经济利益仍居于首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上述个体会不惜损害其它人的环境权益。虽然无法脱离环境法的约束，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规定，也会与执法者进行不合作博弈。表现为这些破坏者不仅不服从环境法，而且会通过“钻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实施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二、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机理

贝克尔认为，犯罪或违规活动不必归于道德或者个人的素质，它纯粹是一种经济行为。[4](P63)根据“经济人”假定，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活动。企业或个体有意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同样取决于其行为的收益与代价(违法的成本)的对比。

假定某一违背环境法者的违法行为数量CS;)与其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与被判定违规后接受的惩罚(f)，以及与他从事其它活动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发现和惩罚、违法意愿等其他变量之间(综合为混合变量u;)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用下面的函数形式表示:S一艺S;}P}}.}}u})(，，

因为只有被发现而且被认定违背环境法规，破坏者才会受到惩罚，所以对违规者而言，违规是否会受到惩罚是不确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将因此而为每次违规支付关，否则他将分毫无损，而且还会因从事违法活动而获益。P，和关的任何增加都会减少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因而减少违法数量，即:Sp;二as;<o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认为，对于那些对风险持喜好态度的违法者而言，他们对于违规行为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的变化的反应比对接受一定惩罚的反应更为敏感，违规行为发生的数量对于被发现并被惩罚P‘的弹性要大于个体对于惩罚本身关的弹性，即:as;>as;aP;al;-

另外，综合变量u‘的某些要素如个体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执法过程中的惩罚形式等，也会影响S;。如果个体能够通过合法经营和生产活动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收入，那么违法数量就会减少;同样，如果提高个体的遵纪守法程度，也可降低违法数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减少违法数量，提高违法者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受执法成本(c)、环境监测技术(t)以及自然条件，如环境行为者的空间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

即:P}=P;}c}t}g)(3)

在监测技术和自然条件确定的前提下，执法成本(c)是影响P‘大小的重要变量。如果c增，._‘、___._.as

大P}将趋于递减。又由(2’知，蓄<0，则“f将增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将降低。

一般说来，违法者属于风险喜好型。他们对关的反应弹性要小于对P‘的反应弹性。尽管如此，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关同样是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在不违背“罪罚相当”的原则下，适当地提高惩罚强度是有利于减少违法数量s‘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为什么罚款或行政处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坏行为，而若将处罚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可大大提高环境法的威慑力。当违法者面对刑事责任而不是少量的罚金时，意味着违法的预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必然引导个体的行为符合环境法要求的规范。

三、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目标，在于通过改变约束条件，使违法行为的数量最小化。即:

Min艺S;(，，，f,,u;)(4)

提高P;大或改变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违法数量。其中“，属于综合变量，可以视为外部环境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条件下，u‘可视为常量，这时减少违法行为数量的关键就取决于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博弈。对执法者而言，可以通过调整Pr关来改变违法者的行为以降低违法数量，达到保护公众环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环境法实施绩效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改进技术和手段，扩大环境监测的时空范围;强化监督机制，督促执法者尽职尽责;通过界定资源的环境产权，以市场化的方式调动个体维护环境权益的积极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执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业、农户等生产者、消费者个体在空间分布极广，其环境破坏行为类型又呈现为多种方式。特别是在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导致信息障碍。另外，由于技术水平和实施条件所限，大量的生态环境事件还处于不可观察性的状态。如对污染企业的污染状况的监测，存在着很多技术障碍。要实现对所有违法者的行为的监督与检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当生产企业或农户与执法部门进行不合作博弈时，这种成本会更大。如现实中环保部门在对污染企业进行排污浓度的监测时，就经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难，企业往往和环境监测部门“捉迷藏”，使后者防不胜防，徒唤奈何。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改变f的方式，如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强度等来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就成为一种更可行的选择。在我国环境法的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款或行政处罚替代执法的现象，即对违规者只进行罚款处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评教育，且罚款数量远远低于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违法者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甚至在客观上还纵容了企业的破坏行为。如果增大罚款的强度，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经济惩罚，以至倾家荡产，或者将惩罚方式改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必将增加违法者的风险预期，促使其改变其环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执法中实行“严管重罚”、“杀一做百”，应该是一种不错的策略。1997年，我国首次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罪，包括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有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关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坏资源方面的犯罪等四个类型共12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环境法更趋于科学和成熟。

环境经济论文篇7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环境经济论文篇8

（一）重视吸引投资，轻视改善投资后的投资经济环境从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来看，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外部投资，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了自身的相关政策、相关法规和制度，提升了办事效率，而且还持续出台了诸多投资优惠的制度和政策。例如，四川凉山州推出了一条龙服务，还开展了联合审批的相关举措。从以上做法来看，切实增强了吸引外资的能力，而且也持续签订了较多项目。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开展的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调查研究来看，这个调研报告是针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华投资的中小企业而进行的，从这些中小企业在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市场秩序、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府办事效率方面的满意程度来看，对上述现状显得不太满意的外资企业分别达到了25.6%、25.4%、30.2%、28.8%以及31.2%。[4]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我国在法规以及政策等领域还要切实下功夫，特别是要持续改善和保持在投资者进入后的投资经济环境。

（二）忽略了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过于注重法规和政策从西部民族地区来看，存在着比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这个因素也对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从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来看，还未能破解政企关系的相关难题，没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投资者将会难以得到所需信息。但是，对企业的经营者而言，能否及时掌握信息是较为关键的。从相关调研来看，外企中51.2%的公司不具备特定的信息部门，而且还有34.3%依赖母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在此过程中，相关调研结果表明，32.2%的公司并不十分满意西部民族地区眼下在信息资源方面的环境，觉得它难以达到企业发展的要求和需要。[5]在获取这种信息方面，理所当然地涵盖了企业与当地其他企业、或社会团体、或政府间所开展的谈判的相关信息。假如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有着相当规范的政府行为，市场中相关团体和企业会根据市场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样的环境也最能吸引投资者。

（三）重视政府、团体行为，相对忽视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和个体行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要认真地分析拟投资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体素质，这也是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相互要素。对西部民族地区来讲，分析它的社会文化体系，怎么样才能把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有着强大前景的生产力，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研究活动，使得它的社会文化体系具备持续开展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反之，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将以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思想带给了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低廉的低素质劳动力的不合理运用而造成的。

（四）不具备整体吸引投资的理念，区域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资源禀赋差别，然而也有一定程度的相近状况，难以避免地形成了争夺投资的问题。本文认为，肯定是要进行争夺，但如何争夺是关键，是借助投资经济环境的改善还是其他非正当手段，这是重中之重。对于少数民族不同地区而言，假如缺乏整体协调的系统或能力，相关地区间肯定会存在一些矛盾，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五）注重吸引投资者，忽略了被投资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属于规模非常大的系统，从其中的子系统来看，相互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无论哪个子系统存在问题，均可能会影响相关子系统，或者会影响整个系统，包括被投资地区附近的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稳定性。从投资场所来看，周围地区所具备的经济形势以及环境，也是必须要估计的投资环境方面的关键因素。假如周边环境不是十分有利，肯定会以负面作用影响投资，地区如此，国家也同理。难以想象处在某个特别不发达的乡村的被投资西部民族地区会存在着较为有利的投资经济环境。还要认真关注投资项目的发展状况，市场的发展重点处在广袤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但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好，不具备一定程度的购买力，难以达到投资的预期目标。

二、完善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经济环境四大路径

（一）培育市场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为了破解长时间以来的资金短缺现象，要更好地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还要合理地培养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以及融资主体。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是合格的发展主体。它涵盖了民营经济等相关的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涵盖了个体、私营、港澳台合资企业和独资经济，此外也囊括了外资独资经济以及合资企业，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和联营经济中的民营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合格的市场主体是民营经济，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具备了非常清晰的产权关系，可以独立地进行经营，而且实现了自负盈亏。这些民营企业有着较强的约束机制以及动力机制，较为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强大的创造力。它们也在追逐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实现最佳效益的资金运营目标，这种投融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也是非常合格的。[6]从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来看，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为了高效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要加大力度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大量的民营企业，其次，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要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中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来投资，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支撑和力量。对民营企业而言，这种市场投融资主体对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是非常合格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将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扎实地建立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环境，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严厉打击造假、欺诈等不诚信或者违法行为如果发现存在着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多种类的大宗服务交易场所或商品市场，需开展严格有力的整肃活动，切实将制假售假的相关场所铲除殆尽，严查大案以及要案，对肆意横行的虚假广告进行严惩，尤其是对那些包治疑难病症的虚假广告和保健食品领域要严查狠打；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如果印刷企业出现了印制假商标、包装以及标识，要对其从严查处；对包括逃税、偷税、走私、贩私以及骗汇等花样繁多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7]2．严格审查违法经营，规范市场主体的准入行为西部民族地区还要进一步强化审查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坚决将那些不符合准入制度的市场主体从市场中清除出来：要对生产者、流通者以及企业家等相关主体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确保流通主体的最低注册资金。阻止部分市场主体，可能是能力不强，但是在进入市场后对相关的市场秩序进行干扰的丑恶行为；在市场退出机制方面，要遵守相关的手续和程序，制止它们侵害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益。3．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工商部门而言，务必努力地开展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活动，更好地破除行业垄断、区域经济封锁以及地方保护等，对相关单位或垄断性行业采取多种措施，更好地提升和改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切实体现出市场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机制的巨大作用。

（三）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市场体系1.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制，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为了在西部民族地区促进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体系以及机制，要专门成立相关批发市场，如日用消费品、大宗农产品以及生产资料等领域从事批发和贸易的市场。不仅要体现出专业化特色，还要使之合理布局，强调它们的特色优势以及重点发展方向;要集中相关资源，下功夫扶持和培育一批大型西部民族地区商贸集团，它们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权为纽带，成为跨区域、跨所有制以及跨部门的商贸集团，尽可能地使得它们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发挥出自身的引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切实增强区际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生产、流动、交换以及消费。2.规范与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为使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更加完善与规范，首先要尽可能地提升区域内的教育水平以及科技水平，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其次，还要防止人才流失现象，要尽可能地推行更大优惠和扶持的人才政策，真正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破各种束缚，尽可能地吸引以及留住人才，使得相关人才能够持久地服务于西部民族地区，满足人才方面的强烈需要。不仅要构建好层次较高的人才市场，而且还要持续强化建设普通劳动力的人才市场，此类市场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领域的重要内容。

环境经济论文篇9

文化是生产力,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文化经济影响下,营造有利于人们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把先进文化、道德教育融入丰富多彩的社会之中。文化生产力是一个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的范畴。生产力发展战略应当是文化、教育、科研、生产、流通多位一体的系统战略。要以文化生产力的新思路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强化文化生产力意识,力求在观念上形成新突破,不断加强文化建设。

在社会发展中,作为“知识经济”初级阶段的“文化经济”,它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也就逐渐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文化经济中的“知识”除了包括科技知识,还应该包括人文知识。文化的多元性,使文化的形式多姿多彩,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与“消费”对发展经济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将加大力度开发潜在经济空间,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使文化产业不仅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带动众多产业的大发展。

推进社会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文化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积极培育文化市场竞争主体,推进文化人才选用机制创新,加快建立新型人才激励机制。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是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中代表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新兴产业,因此,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与理论的勃兴,为各项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将有利于我们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辨清方向,明确目的,增加动力,取得实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会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在当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文化生产力体现在生产过程中,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其发展历经了四个时期:文化萌芽时期、文化生产力萌芽时期、文化生产转变为间接生产力时期;文化生产力成为直接生产力时期。人类文化与经济进步促使文化生产力的产生,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中以知识为主体的比重将逐步加大,逐渐形成具有生产、流通、消费等“自组织”行为,只受市场规律支配。文化生产力由三部分构成: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兴产业。文化是综合国力发展的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前景。文化经济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认真地研究它的内涵,理性地分析它对文化建设将会产生的影响,是教育界必须思考的事情。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经济对文化建设将产生巨大影响。

面对日益兴盛的文化经济,要突破传统陈规,对于以往的事物,都要以新的标准加以重新审视。只有构建新的理念,世界先进国家的文化产业发达的原因在于:注重对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用这些人才来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建设一直受计划经济束缚。在过去的经济体制中,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被排除在国民经济收入之外。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设置与理念严重脱节,与文化产业衔接不够、新专业的申请批准较难、缺少现成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新专业承担的风险以及资金投入等诸多困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使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鲜明地凸显出来,文化的经济化成为历史性的潮流。

何谓“文化的经济化”?它指的是文化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

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长期积累的结果,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提业化运作示范、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

首先,通过文化经济来促进文化建设,把文化和经济相对独立的领域完美融合起来,建造全国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规划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展开竞争,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借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长处,针对我国国情,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所需的各类人才进行培养规划;在大学开设一些能够支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新的专业等。

其次,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作为文化内容的现代产业,文化产业的拓展有助于增强城市形象,扩影响力。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的新的政策空间和经济动力,发展文化产业。开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研究。在实施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中,重点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重点培育文化产业骨干和战略投资者,重点培育和繁荣文化市场,增强文化市场竞争力。鼓励引导文化消费。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文化在消费需求中作用将越来越突出,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呼唤,应充分发挥文化建设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激发其活力、动力,把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素材、手段,将文化的繁荣作为目标,引导和鼓励人们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在经济活动中追求高品位文化。

环境经济论文篇10

1.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丽水市教育部分应该针对英语人才培养，与学校共同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但是如今的丽水市经济发展迅速，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出国留学的比例也逐渐增高。丽水市许多学生在高考毕业后就出国继续学业，而不是选择在当地完成学业。这表明丽水地区在英语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与国际接轨，无法满足当地学生在英语发展方面的需求。还可能因为英语人才在当地教育下无法将所学到东西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缺乏实用性，大多数处于“纸上谈兵”的学习模式。他们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所以到其他国家接受英语教育，希望得到更系统更先进的教育。这一切都源于丽水地区英语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估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没有及时引导当地学校在英语人才培养上的更新与改革。

2.英语人才培养的保障条件未起实际作用。为了促进英语人才培养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健全配套的保障措施，支撑丽水地区的英语人才培养。保障措施之一是建立英语人才培养的相关制度和原则。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如何相互帮助，教师与教师之间如何交流，学校与学校、企业之间如火如荼合作，英语语言如何培训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虽然丽水地区推出了从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二零年的十年人才发展的整体计划，从政策上为丽水地区英语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的支撑条件。但是在各个学校的落实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些政策的支撑作用。丽水地区的各个学校在进行英语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只是希冀从政府拿到经费支持，而对于政策支持却并不领情。

二、基于丽水地区经济环境发展的英语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1.立足于学生的需求。丽水地区在过去培养英语人才时，总是以英语教师为主，而忽视了学生的作用。从丽水地区的经济环境发展角度出发，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英语人才培养，提高学生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学生需要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学习，而不是总依靠英语教师灌输知识，给出答案。甚至是问题，都应该是教师引导学生来提出，然后引导他们一步步向真相靠近，最后揭开英语那层神秘的面纱。而不是让英语教师给出问题，学生不用动多长时间的大脑，老师就耐不住性子给出了答案，学生只需要记住答案就可以了。英语教师需要立足于学生的需求，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并且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殊性。

2.更新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英语人才培养机制需要新型教学方法和科学教学手段才能够发挥最佳效果，所以，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更新至关重要。当然，方法和手段更新的前提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好的教学内容需要依靠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如果教学方法落后，其传达的内容也会降低质量。以往的英语教学都是教师在黑板上书写教学内容，学生在下面奋笔疾书地记。学生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其积极性不是很高。学生的思维不够开阔，无法形成创造思维。所以，英语人才培养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学生为主，设计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可以利用讨论、合作、发现等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而教学手段则以网络为主，借助计算机辅助教学，为学生提供图文并茂、以及声音、动画，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变得更加投入和积极。这样他们才受益于好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加理解所学知识。

3.改变英语课程结构。丽水地区的大多数学校在英语课程结构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英语基础课程在课程结构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而忽视了英语选修课的重要性。新时代的英语人才并不是只需要具备基本英语知识和技能就可以了。随着丽水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求该地区学校培养的英语人才素质更高，具备各个方面的能力。而英语基础课并不能满足这个新要求。选修课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成为全能的英语人才。而选修课应该让学生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学校掌握。新时期的丽水市需要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加灵敏，个性更加突出的英语人才，而不是读书机器。

4.重视英语实践环节。丽水地区处于浙江的西南方向，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金温、两龙等高速公路的开通，丽水地区的交通状况变得越来越好。随着而来的就是经济条件的发展，旅游和经商的人们越来越多。而在旅游行业和商业交往中都会用到交际英语，而英语运用能力对丽水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便至关重要。英语运用能力主要通过实践环节来提高，重视英语实践活动。英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学会灵活运用英语，把英语知识用于实际生活中。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都会通过实习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丽水地区的各个学校也应该重视实习环节。英语实习可以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且不断遇到问题和挫折，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这些困难。他们会在实践中加深对所学英语知识的理解，并且增强学习英语的信心。因为他们会开始发现英语不是一门书本上的语言，也可以用于生活和学习中。实践活动还要突破常规形式，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英语实践环节注入创造力，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发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5.加强教学质量评估。在丽水地区，英语人才培养应该进行全方位的质量监控。质量监控包括对教学材料、教学设备、实际教学等各个方面的质量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就进行相应的调控。在进行质量评估之后，可以对信息进行反馈。反馈内容包括英语教师关于学生学习效果的看法，以及学生关于英语教师教学的看法。教师根据反馈内容对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学生根据反馈内容能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从而提高学习效果。以往的评估方式使得学生只顾背诵考试点，而忽视了能力的提高。教学评估不能再继续通过考试来得出评估结果，而应该结合学生的平时表现，并且要加大平时表现在期末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而且评估内容不仅包括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包括学生的英语能力和英语素质。评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性能力。这样的教学评估涵盖各个方面，其结果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