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机构论文十篇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1

关 键 词： 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个体最优；整体最优；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2-0002-07

一、问题提出

美国华尔街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最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最丰富的金融工具，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却在那里爆发。对此，众多学者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贪婪和不负责任的非理性投机是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主流经济学中，个体理性是指经济决策主体知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有能力追逐自己的利益 [1] 。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个体理性就是实现个体最优，即自身收益最大化。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吸引来自经济、金融、会计、法律和数理分析等专业的精英人士，运用各种先进的方法和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寻找以最小的投入、最快的速度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机会。按照主流经济学法则判断，华尔街金融机构作为个体，是理性或相当理性的，并非是不顾破产风险的赌徒。在2007年7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Prince表示，即使金融市场上已有担忧情绪，花旗还是会积极参与结构化金融产品、证券化金融产品，以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因为“只要音乐响起， 你就必须站起来随着音乐起舞” [2] 。对于华尔街的投资者来说，“如果随着音乐跳舞能产生巨额利润，那就不妨继续跳舞，可以跳华尔兹，跳探戈，只要客户需要，也可以跳苏格兰高地舞，只要能有高额利润，什么都可以” [3] 。按照这样的逻辑，顺金融市场大势而动，“随着音乐跳舞” 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实现个体最优的理性选择。

整体理性， 是指由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特定整体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能力 [4] 。在金融市场，整体理性就是实现金融市场整体最优， 即金融市场的稳定与高效率。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政府笃信金融机构追求个体最优能够达到金融市场整体最优，从1980年开始有意识地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 [5] 。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了《对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法》，1994年通过了《银行跨州经营和跨州设立分行之效率法》，1995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年通过了《现代金融服务法》。至此，美国金融业彻底打破了金融分业经营的壁垒， 政府也期待着金融机构在追求个体最优的过程中自我监管， 进而实现金融市场整体最优。在华尔街这个“自由的丛林”里，金融机构各显神通，将个体理性发挥到极致。但谁也没有料到，自由狂欢的盛宴在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下戛然而止。

本文对金融机构个体最优能否导致金融市场整体最优，或金融市场整体最优是否是金融机构个体最优的集合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界定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在金融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有助于寻求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策略。

二、文献回顾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 [6] 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体都是理性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它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自然而然地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Pigou [7] 认为，如果每一个体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作为个体集合的市场自然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新自由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Lucas [8] 从“经济人理性”出发，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了经济波动的原因，认为个体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各种信息进行尽可能准确的理解，形成理性预期，进而通过市场机制确保充分就业。

国家干预主义的代表Keynes [9] 认为： 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产生盲目的力量，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并不能消除这种盲目性，进而会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研究国际经济合作时，Keynes [10] 指出，单个国家出于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和竞争性关税，最终结果只能造成各国之间相互伤害，没有一个国家会从中获益。各国只有加强合作， 才能获得和谐的整体均衡。Greenwald和Stiglitz [11] 用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参与者的个体最优无法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自由主义者与国家干预主义者展开争论的同时，博弈论研究学者Tucker [12] 提出了“囚徒困境”理论。囚徒困境中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两个参与者被分开监禁，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或即使他们能交谈，但也未必能够相信对方不会背叛自己，因此两个参与者的个体最优选择都是坦白。然而，个体最优的集合（坦白，坦白）显然没有给整体带来最大利益，这表明个体最优与整体最优有可能是冲突的。与此类似的博弈还有很多，如Olson [13] 的“搭便车”和Hardin [14] 的“公地悲剧”等。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竞争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Hotelling模型；产品差异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137-02

1 引言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基本上是传统型的小农生产方式，大多数农民仍然没有能够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收入水平很低，这就是“三农”问题。导致“三农”问题日益加剧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而阻碍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竞争型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本文针对建设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从博弈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建议。

2 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

近年来理论界就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笔者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目前仍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竞争主体的多元性问题。要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有多条路径可供选择。但至少在目前，所选择的路径和措施的属性， 都应该是需求导向型的，而不是供给导向型的。

（2）竞争价格的市场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政府有步骤地放松了对利率的直接管制，并首先在农村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成效并不显著。究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二：其一，政府所赋予的农村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利率水平的权限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的；其二，农村等量的金融资本并未获得等量的报酬。由上可见，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求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价格， 而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价格，是通过多元性的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竞争而形成的。

3 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构建

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很大并且很有潜力的市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原因，加上农民金融需求的特点，使得现在的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单一化趋势太严重，农村金融市场只剩下各自为政的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用专业术语就是“垄断”。

国家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更好的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政策导向也很明确：打破农信社一家独大的垄断现象，所以农村信用社所构造的垄断并不像某些行业（譬如石油行业、电力行业等）的垄断。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怎样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垄断不仅会导致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还会造成价格的非市场化，当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时，竞争价格的市场性问题会迎刃而解，在此不再另外加以讨论。

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笔者将通过构建Hotelling模型对其加以讨论。

3.1 Hotelling模型的基本前提假定

在Hotelling模型中，产品在空间位置上存在差异，不同位置上的消费者关心的是价格与运输成本之和。假定有一长度为1的线性城市，厂商A和厂商B分别位于城市的两端，消费者均匀分布在［0，1］的区间内，分布密度为1。单位运输成本为t（在这里可以代表产品差异）。这样，住在X的消费者若到厂商B购买产品则运输成本为Xt，到厂商A购买的运输成本为（1-X）t。

3.2 农村金融市场Hotelling模型的构建、推导与基本推论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用A代替）先入为主，在其他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用B代替）进入市场时，A已经占据了很大市场份额，因此在模型中设定B位于0位置，而A位于P位置，0

A和B的博弈过程为：第一阶段，A先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获得一定品牌优势θ和外部性优势rNA，然后B决定是否进入，以及采取什么策略进入市场。第二阶段，如果B进入，就与A展开价格（主要是贷款利率）和产品差异化（即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差异）及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在本模型中，由于t已经代表了产品差异，模型所讨论的“价格”仅代表贷款利率，下文中一律用“价格”来代替。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A的品牌优势θ越明显，外部性r越强，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这个临界价格就会越小，B就越难进入市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产品差异t越小，临界价格也就越小，B也就越难进入市场。从这里的分析可见新型的金融机构B要进入市场，创造一定的产品差异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建立起品牌偏好。

推论2：产品差异t越大，B与A的均衡价格差异就越大，市场份额差异ΔX也越大。在前面的分析中，产品差异t的存在是B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竞争的第二阶段，双方均衡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差异在所难免。双方竞争第二阶段的Hotelling模型中，位于［0，a］的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一定会去消费B的金融产品，而位于［1-b，1］的需求主体一定会去A那里消费，厂商竞争的是（a，1-b）区段内的顾客。笔者认为新型金融机构B在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以后应该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提高顾客对新金融机构的信心和忠诚度，从而将模型中所列中间部分的顾客争取过来。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具有先入为主的品牌优势，金融覆盖网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要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市场可以通过金融产品差异化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主要指针对不同用途的金融服务和对农户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的差异） 优势，创造竞争条件。农民这个金融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多变、从众行为严重、对新事物好奇心比较强等特点也有利于新型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并和农村信用社展开竞争。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的品牌优势，金融覆盖网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新型金融机构要进入市场还要有相应的策略和国家相应政策的支持。

参考文献

［1］Meyer，R.L. & Nagarajan，G..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Policies，Paradigms，and Perform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Diamond，D.W.，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4，51：393-414.

［3］Gibbons，R.，A Primer In Game Theory，Prentice Hall Europe，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3

在论文联盟存贷利差、财政扩张等因素的推动下，国内的一些诸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喊出了“做大做强”的口号，竭力推行扩张式的发展战略，在异地广设分支机构。根据《银行家》杂志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城商行达到147家，农村商业银行56家，农村合作银行223家，村镇银行349家，农村信用合作社2446家。如此之多的地方金融机构如果均推行扩张性发展战略，必将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金融机构网，相对于全国性银行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监管，这些散布于各地的地方金融机构还未完全纳入监管体系，缺乏监督的过度扩张必将产生更多的金融风险。针对这种现象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需要我们审慎地应对，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持续扩张所造成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更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地方金融的过度扩张

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

健康的金融系统应该由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去发展各具特色的金融业务，走同质化的发展道路不仅资源浪费，还会导致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系统内并不缺乏市场份额高、跨区域的大型金融机构（我国银监会2011年3季度数据显示，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和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高达64%），真正缺少的是那些注重质量和效益，侧重于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人开展业务的专业性金融机构。

因此，众多地方金融机构走大规模扩张道路必定会造成金融市场层次不分明和业务趋同，使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功能不能相互协调和补充，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内部的行业结构失衡。此外，地方金融机构将内部资源用于规模扩张，还会从另外两方面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金融区域结构失衡；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失衡。地方金融机构扩张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东南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的数据：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银行业资产总额合计在全国占比超过半数，机构个数比例东部地区达到最高的39.5%；证券公司将总部设在东部地区的占66.7%，基金公司总部设在东部地区的高达96.9%，期货公司总部设在东部地区的占68.7%。以上数据表明了我国的金融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如果地方金融机构继续向发达地区注入金融资产和设立机构，必定会导致这一问题继续恶化，加剧我国金融区域发展的失衡。

此外，我国还存在融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58%，而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8.6%和3.6%。信贷规模偏大源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属于银行主导型，在这样的环境推动下，地方金融的扩张也主要是地方银行的扩张，尤其是落后地区的金融机构依靠在当地吸收存款后到经济发达地区放款来赚取利息，资产业务受阻便会难以生存，由此而催生的信贷产品过度销售会继续恶化社会融资结构，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失衡。

金融结构失衡

制约着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会从多方面制约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地方金融机构区域分散化的发展模式会使自身风险敞口扩大。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机构，只有集中发展才能提高安全水平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美国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和分散化最终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而我国正是因为具备一个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才能免受危机的侵害。地方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其内部资源过于分散化，进而会将更多的风险点平铺在市场平面上，加之外部监管缺位和相对于远不及大型金融机构成熟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极有可能会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二，单一的金融市场结构会抹杀效率，致使金融与实业分离。地方金融机构扩张受到成本上升和规模报酬递减的双向挤压，加上水土不服等不利因素，以致其在扩张后很难找到效率持续提升的空间。效率源于竞争，但这种仅凭盲目扩张来拼资产、比规模的抢占式竞争，实质上是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因为这种竞争模式并未带来金融创新和效率改善，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简单的资产膨胀。另外，金融市场结构单一导致的创新乏力使金融与实业逐渐分离，照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出现分割经济问题，即一边是银行存贷的倒挂，一边是企业巨大的资金缺口。第三，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将阻碍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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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而地方金融机构的扩张只是金融市场向银行领域单边靠拢，变相地挤压了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反过来看论文联盟，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会引发使银行业去中介化的金融脱媒现象，二者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冲的矛盾，如果发展过度地偏向一端，则会限制或制约另一方的发展。此外，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果只注重资产规模扩张，将会阻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因为利率的波动会产生资产价值风险。

规范和控制地方金融的过度扩张

有助于推进金融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应当重视和审慎对待地方金融机构过度扩张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明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最优定位，并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金融市场结构是集中还是分散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金融集中有助于抵御风险；金融分散可以促进生产竞争、提升效率。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结构最优化问题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的观点和主张对我国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某些观点，总结前人的成果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最优化的金融市场目标结构应该概括为：一国的金融力量必须要集中，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做到层次分明，功能各异。所谓的集中是向上集中，地方金融的余额应存放在上一级的大型金融机构，而大型金融机构的余额应统一存放在国家的银行或机构。地方金融机构需要资金，可向上一级大型金融机构拆借，大型金融机构需要，可向国家银行去借。这样，在一般金融机构手里不至于有过多的游资，可以避免其向外扩张，国家统一控制金融业的游资，以防止这些机构利用游资越轨经营而造成风险的累加。基于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地方金融的健康发展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金融市场的层次要分明，地方金融应找准市场层次定位，集中内部资源走特色金融的发展道路；第二，加强体制内部对于地方金融机构的掌控力，防止其盲目发展。具体来说，为了防止金融资源重叠、效率低下、改革受阻等问题的发生，应严格地限制地方金融机构过度地扩张，使其立足于当地，将市场定位于服务中小客户，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多变、竭力创新以提高自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规范金融秩序、优化市场结构的对策措施

限制地方金融扩张、规范地方金融秩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困难问题。地方金融的高风险行为不仅仅会导致金融结构的失衡，还会产生一系列其他的负面影响，如资源浪费、推高成本、逃离监管等。因此，我们应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来遏制地方金融的过度发展。笔者认为，针对地方金融问题的对策研究应从两个方面出发，即分别研究地方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其一，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问题。地方金融过度扩张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监管缺位的问题。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如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分支机构只设置到各省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内，而许多的地方金融机构则在地级市甚至是县级以下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形成了监管区域上的错位。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可以延伸至县域经济，然而基层的人民银行机构还未能很好地发挥金融监管作用，而只是从事一些统计、外汇结售、信息查询等公共服务职责，并没有真正地介入地方金融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在人民银行改革后存在的问题，即虽然增强了央行自身的独立性，但其管理地方金融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另一个有监管权限的机构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监管，虽然地方各市县都设立了金融管理办公室，而这一机构更多的是承担审批和报批工作，真的监管形同虚设远未落到实处。除了监管框架存在问题以外，监管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不足之处，许多机构如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虽然从事的是金融业务，但是在法律上并未将他们定义为金融机构，而是当作一般企业看待，因此而造成监管部门对这些机构实施监管时，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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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监管框架是金融结构优化的重要前提。鉴于存在上述诸多问题，落实地方金融的监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明确监管主体。地方金融机构由谁来监管应结合论文联盟我国监管机构的实际情况。完善地方金融的监管应发挥监管部门分支机构的作用，加强基层人民银行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同时促进基层人民银行参与当地金融事务的管理。

第二，明确监管的目标。为了防止地方金融盲目扩张，笔者认为在当前地方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应严格控制其发展节奏，并将经营范围限制在当地。

第三，落实监管政策。关于对地方金融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被广泛地接受，关键是要做到通过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孕育出风格各异的金融机构，避免同质化发展。

第四，建立地方金融跨区域经营的联合审批机制。笔者认为，地方金融跨区域发展应得到本地金融监管机构和所跨区域监管机构的批准。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基层人民银行的监管作用，如县域以下的银行机构扩张至所属地级市发展应得到县域和地级市人行的批准，地级市银行机构在全省范围内经营应得到地级市和省会中心支行的批准，省级银行机构全国范围经营应得到银行业相关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批准，并在此基础之上在扩张的每一层次设立提档升级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实力形成正确的区域定位，建立一个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金融结构体系。

第五，夯实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严格明确金融机构的定义范围，将从事金融业务但还未被定义为金融机构的企业纳入概念体系，为日后的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

其二，金融体制改革与地方金融问题。关于金融体制改革，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些改革只能在宏观层面上对地方金融产生积极影响，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如何在结构层面上推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的改革措施。本文开头的数据表明，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正面临着国家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地方金融机构过度分散的两极化问题。我们应通过改革措施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将犹如一盘散转贴于论文联盟

沙的地方金融机构有效地整合起来，构建层次分明、经营规范、专业性强、效率高的地方金融体系。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中介 金融业 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8-16-04

引言

经济学对金融中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的金融发展理论。Gurley和Shaw(1955,1956)认为金融中介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基于不完美市场理论，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必要性。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发展，金融学家陆续提出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说、价值增加说等金融中介理论。从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的产生、发展中，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以资借鉴的东西，来指导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实行综合经营，取得改革实效。

一、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简述

（一）传统金融中介理论

1．交易成本说

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在完善的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能够得到多种选择和最优美的风险配置。但是现实中，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不可避免。如果没有金融中介的存在，金融交易可能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完成。银行等金融中介可以将众多存款人的资金集中起来发放贷款，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Benston和Smith第一次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模型证明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此外，他们还证明金融中介可以通过期间内(intra-temporal)的消费转换和跨时期(inter-temporal)的消费转换来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费用。

2．信息不对称说

Akerlof(1970)的二手车市场模型证明，逆向选择的存在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导致拥有投资机会的企业无法得到外部投资者的融资。Leland和Pyle(1977)从分析借款人如何使信贷市场相信其项目的真实价值入手，强调了内部投资的信号作用。他们提出，金融中介可通过投资于他们拥有专门知识的领域以显示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Diamond(1984)研究的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投资者可以委托金融中介作为监督者来克服企业的道德风险，因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

3．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交易成本说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减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也是金融中介相对市场存在的意义；信息不对称说则认为金融中介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上述两个学说共同论证了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市场的日趋完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地减少，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并未曾降低，像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却明显增加。显然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1．风险管理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过分强调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中介的最大变化是，风险管理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成为许多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无法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Allen和Santomero认为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等四个原因的存在使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有风险管理的需求，它们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这也是当今金融中介广泛开展风险管理的原因所在。

2．参与成本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假定所有的投资者都无成本地参与市场交易，但大量事实表明市场只是一个有限参与市场，Allen和Santomero认为对有限参与市场的合理解释是，投资者要有效地参与市场，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市场的运作规律、资本收益的分布情况以及如何监控金融工具的跨时期变化，这就是投资者参与市场的固定成本。此外，投资者还要支付平时监控和跟随市场的边际成本。但是，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资者的时间价值也相应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让金融中介代替投资者参与市场和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

3．价值增加说

Scholtens和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说不能很好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他们认为，金融中介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参与金融转换，通过转换金融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创造价值。金融中介所扮演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介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人的角色，而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价值的创造者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加。

4．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与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不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不再局限于分析金融中介对于弥补市场缺陷的意义，而更多的是从金融中介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降低参与成本等具体功能进行分析。如果说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是从市场缺陷出发，关注的是“金融中介为什么相对于金融市场而存在”的话，那么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则是从投资者需要借助金融中介以更有效地参与金融活动的角度来分析金融中介存在的意义，它侧重于探讨“金融中介为什么会相对于投资者而存在”。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一）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

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新发展可以看出，不论是风险管理论还是价值增加论，它们都是建立在功能观的分析方法之上。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以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而且功能观首先要搞清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因此可以判断，金融中介机构今后的发展也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

（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产品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具有标准化条款，能够服务于大量客户并且在定价上能够被交易所充分理解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中介更适合提供那些为具有独特金融需要的少量客户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由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一旦适应了市场，或者说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因此就单一产品的时间路径可以推断：标准化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会最终取代金融中介。但对于金融中介整体而言，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金融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具有重要的创新和检验新产品的功能，是整个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竞争表现为一种金融创新螺旋式的互动发展

当由金融中介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标准化、适合大量交易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金融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出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市场交易的活跃和产品创新的成功会激励金融中介更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依此循环，螺旋前进。

三、中国现代金融中介体系的构建

（一）以功能导向规划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格局

1．由分业经营逐步走向综合经营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中介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银行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机体，因为它同时可以承载一些其它金融中介的功能，因此总能够在不断变革的金融系统中拥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国虽处于分业经常模式之下，但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已经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业务，这些业务被定位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一方面它们为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良好的市场效果也促使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眼下综合经营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它也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由分业监管逐步走向功能监管

功能监管按照金融机构业务的风险性质开展，而不论这些业务是由单一金融机构开展还是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实践证明，功能监管有利于业务的专项监管，有利于信息的集中、沟通和披露，有利于监管责任的明确。在功能监管理念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活动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监管体制。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格局。但是，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平安集团公司等机构已经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开始了综合经营，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逐步推进，必然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对中国而言，目前在金融业综合经营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目前比较好的建议是在保留功能性监管的同时，实行伞型监管或牵头监管。伞型监管和牵头监管要求设立一个领头监管者来负责对整个全能银行或金融集团的监管以便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介入。领头监管人必须有直接处理金融问题的权威，包括有效协调各个功能监管者行为的权力。

（二）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1．融资结构的优化

从目前中国的贷款融资与证券融资情况来看，中介贷款融资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显然，中国一直保持着以中介贷款融资为主、市场证券融资为辅的格局。而中国证券融资中股票融资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融资能力有限，尚处于发育阶段，发展也不是很稳定。经济要高速发展，一定需要非常强大的资金来支撑，因此一个极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必须的。中国目前的融资结构是金融中介主导型的，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银行体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弱小与银行过多的融资负担又使得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水平落后，效率低下。所以，加快中国融资结构的优化，突破融资障碍，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刻不容缓的。

2．金融结构的改善

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启示我们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螺旋式的互动发展的关系，因此只有当它们共同发展才能使金融系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应同时改善中国的中介融资结构和市场融资结构。金融结构的改善，一方面要确保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顺利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资本市场。银行的改革关键是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规范制度。同时，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又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日益完善。因此，加快基金、保险、信托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银行全能化，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客户的金融意识不断提高，金融需求日益复杂多样，即使对于银行的需求也已不同于传统的银行服务，而是希望银行也能提供综合、高端的金融服务，包括资本市场产品或是便利他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服务，以更丰富的产品和更高质量的服务争夺优质客户越来越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题。在证券化浪潮下，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从事证券业务：本身发行、持有的证券，通过担保、咨询服务等形式为企业发行证券提供服务以赚取手续费等。银行与证券、保险的业务结合与金融业的发展变迁使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顺应了全球金融混业的趋势。这也可以从金融中介“功能观”中得到一点启示。金融中介的功能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帮助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不同时期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但无论业务如何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只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全能性银行可能是提供服务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二）加大金融创新，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Scholtens和Wensveen(2000)的价值增加学说，现代金融中介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它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商业银行的本质也是企业，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增加产品收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增加产品收入就是要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努力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金融产品来吸引顾客，扩大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综合看来，商业银行更应该重视发展“理财师、顾问”的角色，因为它不仅有着低风险高收益的优势，还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因为这些产品能够带来更丰富的价值增加。同时商业银行也要不断树立自己的品牌，从现实来看品牌作为吸引和维持客户忠诚度工具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品牌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其产品销售中也能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即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为自己提供了价值增加。

（三）调整银行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开始出现融资非中介化，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银行在尽力与大客户保持持久联系的基础上还必须摆脱业务过分依赖大企业贷款这种单一的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加大对信用较好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商业信用不完全、商业票据和票据市场不完全(只有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开放商业本票，实际是由银行信用承担了本应由企业本票承担的信用风险)，消费信用没有推行的状况，我们还可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消费金融，填补信用方面的这块空白，以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正如Scholtens和Wensveen(2000)所说，自从金融中介机构诞生以来风险管理就是它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因此，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有效保障。

1．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要培育先进的全员风险管理文化。我国商业银行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风险管理知识教育，树立“全面风险管理、全员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理念，让员工充分认识商业银行能够通过主动的风险管理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同时全面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实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由“管住风险”向“为股东创造价值”过渡，将风险管理贯穿到所有员工和所有业务中去，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文化。其次，建立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实施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负责全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标准的执行、监督，实现对银行风险的统一管理。最后，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各类风险实现全面管理。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风险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既在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应将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地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投资风险、结算风险、财产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的风险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

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线，也是银行风险控制的一项专门技术。可以说，健全的风险控制，特别是操作风险控制有赖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关键是要求银行的业务操作和各项活动遵循既定的风险控制原则和授权限制，风险控制的任务和目标则是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的基础上，在银行的不同业务领域分配资本，权衡风险和回报，追求风险和资本的最佳配比，或者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应加强内部控制组织建设、加强内控管理文化建设、理顺业务内部控制程序，完善岗位授权机制，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

参考文献：

1.Allen & Santomero. What do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1, (25).

2.Scholtens & Wensvee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 essay on what it does (not) explain [Z]. Vienna: 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2003

3.孙涛.全球化时代金融中介体系的构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贾康，周雪飞.转轨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龚明华，雷电发.金融创新，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前沿理论综述[J] .金融研究，2005,(10).

6.吴晓灵.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J].科学决策，2004,(9).

7.龚明华，陈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5,(5).

8.胡仁彩.金融业混业经营:中国的选择模式[J].商业研究，2006,(3).

9.黄丽珠.中国亟待构建走向综合经营的改革框架[N].金融时报,2006-4-24.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5

关键词：新金融中介理论 银行理财 研究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经过几年的短暂发展，如今理财产品规模已突破数万亿元，成为国内理财市场中的主导力量。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异军突起，市场上有正面的声音，也有负面的议论，争议较多。主要原因是对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产生、功能以及发展路径没有在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下分析和探讨。为此，本文结合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最新发展，从这一视角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进行剖析，研究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与银行脱媒、金融效率间的关系，以求揭开这个“异物”之谜。

一、新金融中介理论：交易成本模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为研究金融中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并促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形成。Benston George（1976）和Fama（1980）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一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摩擦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新金融中介理论中的模型对于成本的设定比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目前人们至少已经认识和证明的金融交易成本有货币交易成本（monetary trading cost）、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参与成本（participation cost）、风险管理成本（risk management cost）、监控成本（monitoring cost）、有限理性成本（irrational cost）等。按照科斯的企业理论，金融中介机构可以使这些交易成本要素内在化，即通过设立金融中介机构节省这些交易成本，但这样也会同时带来金融中介机构的组织成本。从理上讲，企业的这两个成本要满足以下关系：

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省≥企业组织成本

由于金融中介机构是企业的一种类型，同样须满足上述公式，即R（交易成本收益）≥C（组织成本）。其中，交易成本收益一方面来自交易成本的降低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根据新金融中介“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也可以是来自于金融中介机构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提供金融资产服务等减少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有限理性成本，为人们实现“价值增添”而获得的增值收益，比如说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通过为客户的资产保值增值带来的管理费收入。因此，金融中介机构的交易成本模型可以表示为

Rt+Rv≥C

其中，Rt代表金融中介机构降低交易费用的收益，Rv代表金融中介机构增添价值的收益，C代表金融中介机构的组织成本。金融中介机构交易成本模型揭示了一个道理：商业银行在面临银行脱媒挑战导致Rt递减时，可以通过新业务提高Rv，使之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另一动力源泉。

二、理财产品：交易成本模型下的银行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当前商业银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脱媒（disinter-mediation）挑战：一方面传统存款资金来源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客户的资金需求渠道发生改变。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银行存款正以每年平均40%的增速流向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在以每年平均26%以上的增速替代银行贷款。这种挑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受到冲击，削弱了商业银行融资中介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导致“银行成为21世纪的恐龙”。

从金融中介机构成本模型的角度理解这种挑战就是模型中的Rt不断缩小，有可能支持不了银行的组织成本C。因此，要维持成本模型成立，银行可以选择的路径有两条：一是优化组织结构，降低组织成本；二是增加增值收益Rv。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正是商业银行沿着第二条路径创新的结果。过去10年间，我国的金融市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我国金融体制不断深化的引导下，金融市场发生了广泛的创新，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债权市场以及衍生产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展。但分工深化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信息成本上升。因此，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只不过在此过程中，传统中介功能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新型金融中介功能（价值增值）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全面参与”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太高：一方面，如果投资者直接参与市场，既要承担了解或者学习某一种金融工具所发生的固定成本，还要承担对所投资的金融工具进行经常性（平时）监控所需要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人们的时间价值不断上升，直接参与的时间成本也比以往大大提高（秦国楼，2002）。比如说，处在分工上游的专业，其从业人员的时间价值（时间成本）越高。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职业收入和地位越高的人，其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成本越高，时间价值也越高，越不可能直接参与股票等证券市场。因此，这正是股票市场中活跃大量普通股民的原因。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投资者的大部分资产将投资在更为安全的由银行提供的间接金融工具如银行理财产品上，这也是近五年来银行理财发展规模呈几何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商业银行通过理财等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对因为金融市场发展而上升的参与成本、有限理性成本等持续“回应”，给客户增添了“价值”，同时给自身带来了“交易费用收益”，并推动商业银行从传统中介向现代中介发展和延伸。

事实上，根据Scholtens和Wensveen（2000）的金融中介“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创造的理财产品，通过专业化知识投资金融市场，并利用现代化的风险管理技术为客户（包括储蓄者和投资者）增加价值，从而获得增值收益，属于价值增添型金融产品，这种产品的增添价值功能实际上是专业化报酬递增的体现。凭借专业化人才、先进技术和严密组织，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等。由于普通的企业不具备金融专业技术和知识的优势，为人们提供金融市场增值服务活动几乎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业务许可。因此，普通企业的增值收益接近于零。随着我国社会分工深化和交换效率的提高，人们的时间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其他分工中获得财富的人们从经济理性上将不会选择直接参与金融市场交易。所以，社会越发达，分工越深化，专业壁垒越高，时间价值越高，参与成本越高，从事金融市场交易的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提供价值增值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越发达。因此，随着商业银行对资产服务业务的重视、专业优势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增加价值”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预计理财等增值收益型业务在商业银行的地位也随之逐步提高。

此外，从上面文字中也引出了银行理财另外一个特殊功能，即可以有效地提高金融效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制度变迁）以及分工和技术因素变化，专业化壁垒越来越高，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有限理性成本在上升，这样阻碍了金融市场上储蓄向投资转化，金融效率面临下降。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如专业技术、专业人才、庞大客户群体、商誉等），通过提供一系列理财产品可以减少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有限理性成本，为人们实现“价值增添”而获得增值收益（Rv）的同时，间接地参与了储蓄转化投资的过程，有利于加快储蓄转化投资，提升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三、交易成本模型下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政策建议

在从传统中介向现代金融中介转变的过程中，或者在增强现代金融中介功能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开始从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向金融资产服务行业转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成为转型的有效尝试，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还没有自成体系，业务开展断断续续，甚至成为营销传统中介业务的附属业务，大多数银行机构里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理财业务中介部门。由于金融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交易要由金融中介机构完成，金融中介机构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将通过实现金融产品的规模效应推动自身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从此意义上讲，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亟须成立专门的理财业务管理部门，推动理财业务发展。按照金融中介机构的交易成本模型，当银行理财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的“交易费用收益”满足金融中介机构成本模型R≥C时，相关专业化部门才能成立，否则即使“移植”或“引进”新部门也只是形式而已，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节省相关交易费用的专业化金融中介机构。因此，从模型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不仅要增加理财产品发行量扩大R，而且要降低理财业务的发展成本C。对于扩大理财产品规模各家银行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主要讨论组织成本C。组织成本既包括内部组织成本，还包括外部组织成本。由于银行内部组织成本差异较大，这里主要讨论外部组织成本，即由于外部法律、监管等政策给理财业务发展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 银行理财业务立法滞后。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是在金融市场分割、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和监管的特殊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缺少明确的法律地位及适用法律要求，机构准入管理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和准入标准。在分业监管体系下银行理财业务要实现代客理财资金的多市场运作，必须通过银信合作等方式实现，无法实现范围经济效应和取得交易费用收益的经济效应。

2 交易开户困难。由于商业银行理财的市场主体地位缺少法律基础，交易开户困难已成为目前理财业务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当前银行理财在银行间市场只能开设丙类账户，债券交易只能通过传真数据进行，不能通过客户端（电脑）查询债券账户余额、交易记录等信息；不能直接在股票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开户、交易（目前只能委托信托公司平台交易），在黄金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及境外各交易所开户交易也存在不确定性。在这些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开户及交易障碍制约下，目前只能委托信托平台交易方式间接投资，既加大了操作风险、抬高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专业化团队的建设和培养。

外部制度的约束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中介机构的组织成本突然变得无穷大，不利于满足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而且阻碍了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专业中介机构的形成。因此，监管部门进一步明确立法，设置理财资格准入门槛，赋予银行理财资金在股权投资、银行间市场开户等方面平等的法律地位成为业务发展的紧迫需求。

参考文献

[1]宋旺、钟正生：《中国金融脱媒度量及国际比较》，载《当代经济科学》，2010（3）：26-37页。

[2]王红强、程晓云：《浅谈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机遇》，载《经济论坛》，2011（8）：122-124页。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必要性；文献综述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理论，主要源自政府的规制经济学。目前关于金融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主要扎根于金融监管的需求理论，其中，占主流的主要有两大体系：公共利益的监管需求与金融脆弱的监管需求。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一切市场运转失灵所导致的低效率的一种反应，从而意图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的制度安排。

一、公共利益的金融监管必要性理论

公共利益的监管必要性理论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为基础，指出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Stiglizt，1981、1993；Varian，1996）。[1]也即，管制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反应，目的是弥补“看不见的手”发生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负外部性效应

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因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来限制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拉尔夫·乔治·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通过货币途径加以控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随后，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政策已不合时宜，管制和调节是当前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2]。

（二）公共产品监管理论

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经济而言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即非排他性。该理论强调金融体系的客体——金融产品自身的属性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引发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体系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其运行必须有一个无私利的主体对所有机构个体实施限制和监督，以维持金融产品供应的稳定性。

（三）信息不对称监管理论

由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产生了阿克尔洛夫（Akerlof）提出的“柠檬问题”，即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造成金融市场失灵。施蒂格勒（Stigler）从信息分配角度揭示了市场失灵，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往往处于相对劣势、面临金融效率降低和金融风险并存的局面，而政府的外部监管能够逐步完善信息的完备程度，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和减少经济损失，认为金融监管是医治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体系失效的良药[3]。

（四）自然垄断监管理论

该理论从规模经济入手，分析得出：金融机构规模经济的特点使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很容易发展成为高度的集中垄断，而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不仅在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方面会带来损失，而且也将产生其他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因此，主张通过政府监管消除垄断，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4]。

二、金融脆弱的监管必要性理论

在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人们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之外，也开始日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风险性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和要求。

Minsky（1982）、Cypher（1996）、Kregel（1997）、Friedman、Schwartz（1986）、Diamond和Rajian（2001）从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方面所做的研究表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由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脆弱性：（一）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内在的非流动性；（二）在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是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主要是金融负债而不是资产净值，这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三）存款合同的等值和流动性形成了在萧条时期提取存款的激励。Kaufman（1996）从银行体系的传染性和系统风险的角度分析认为，个别银行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失败；银行业也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更容易被传染。随后，出现了著名的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其根本思想是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其基本功能是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但是，正是这种功能本身使银行容易遭受挤兑。

参考文献：

[1] Stigler G.J.1971.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2：321.

[2] Galbraith.How the Economists got it Wrong[EB/OL].http：∥prospect org/archives/V 117/galbraith .j html.

[3] Stigler G J.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Po litical Economy， 1961（69）：21325.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7

【关键词】 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体系 运行机制

一、科技金融体系构成

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关于科技金融体系构成的研究。从科技金融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科技金融体系包括以商业银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科技金融供给方，以科技企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科技金融需求方，科技金融中介机构以及政府；从科技金融的内容结构来看，科技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金融制度环境、科技保险、科技资本以及科技贷款等。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主要由科技金融供求体系、科技金融市场体系以及科技金融监管体系三大部分组成。

1、科技金融供求体系

从科技金融的供给体系来看，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数量相对有限，且其投资范围通常有明确的限制，因此，我国科技金融的主要供给方为商业银行。然而，商业银行是逐利的，倾向于追求与风险收益相匹配的投资，因而在现实中很难满足所有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而造成市场失灵。故我国的科技金融供给体系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创业投资机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以及科技担保机构等主体，此类主体通过吸收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分散资金，并将其以权益资本的方式投入到科技企业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

从科技金融的需求体系来看，我国科技金融市场的需求方多为科技企业，考虑到科技企业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中，在初创期的金融需求最为显著，因此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的主要需求主体为初创科技企业。

2、科技金融市场体系

（1）中介市场体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科技金融的供需双方之间通常通过科技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连接。一般情况下，科技金融的中介市场体系主要由非营利性的中介机构以及盈利性的中介机构构成。前者多为政府有关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通过构建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后者多为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为科技金融供需双方提供有偿服务的机构，通过专业化服务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担保市场体系。科技金融具有高风险性的特征，因此科技企业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为其高风险项目筹集到足够的金融资源。在此背景下，科技金融担保市场应运而生。科技金融担保市场主要由为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的金融机构组成，但也有部分担保机构使用自有资金直接对科技企业进行权益投资。

科技金融担保机构通过进行金融机制与产品的创新，为科技企业提供风险补偿，分散了科技企业本身的风险。就我国而言，现有科技担保机构多由政府出资建立，即政策性科技金融担保机构，此类机构通过与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建立“风险池基金”，在分散科技企业风险的同时，为其科技贷款提供风险补偿。

（3）资本市场体系。科技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与融资者存在着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不同投资者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性，而不同的融资者拥有不同规模的融资需求。科技金融资本市场具有多层次特征，伴随着资本市场层次的不断提高，其风险程度不断减小，其服务的科技企业越成熟，各层次的资本市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具体而言，我国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包括五类，即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以及债券市场。

其中，主板市场，即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中层次最高的资本市场，该市场公开面向所有投资者进行资金筹措。但是出于对风险水平的调控需求，该市场对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有较为苛刻的准入标准，因此该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经营状况稳定、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风险程度较高的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的科技企业而言并不适宜。创业板市场，即层次稍低于主板市场的资本市场，该市场的准入标准相对较低，对比于主板市场，该市场可以更好地满足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业的需求。三板市场，即层次更低的场外交易资本市场，该市场对企业经营情况以及规模的要求更低，因此其风险相对较大，该市场中企业股票并不是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发行，且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更强，是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即企业进行产权有偿转让的场所，该市场实质上扮演着中介资本市场的角色，大多不涉及资本投入，而是以出售或转让产权的形式为初创科技企业的资本退出途径提供一个选择，分散其风险。债券市场，即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中层次最低的市场，尽管该市场通常服务于风险性较高的科技企业，然而由于科技企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独立发行的债券难以有效筹集到必要规模的资金，因此科技企业通常需要借助政府或信托公司的力量集合发行债券，通过分散风险实现资金的有效筹措。

3、科技金融监管体系

科技金融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高于传统金融的风险隐患，因此，加强相应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应建立科技金融监管体系。事实上，科技金融的高风险是与高收益相对应的，而这种收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远远高于与其风险相匹配的收益的，对于追求高额利润的金融资本而言，流入科技企业成为了其最佳的选择。由于科技金融资本通常都是与实体产业相挂钩的，一旦有了实业的保障，其风险实质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因此科技金融监管的重点集中在了对金融资本与产业结合度的监控。就我国而言，该项监管职能现在依旧集中在金融监管当局手中，部分企业也采用了聘请专业监管人才的形式实现科技金融监管，避免泡沫化现象的出现。

二、科技金融运作机制

1、投入引导机制

金融通过投入激励机制促进了科技的发展。金融可以通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引导市场上的金融资源流入科技企业中，满足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期或者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需求，进而促进科技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对科技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相对较高，单凭科技企业自身进行融资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恰好弥补了这一失灵。

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金融可以通过政府配置以及采用金融中介的方式形成面向科技企业的投入引导机制。一方面，政府可以对金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而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府既可以调控其财政资金，又可以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引导资金流向有潜力的科技企业，还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改变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而间接对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进行引导。另一方面，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其中介服务，为金融资源的供需双方搭建一个信息交流平台，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搜集费用以及交易成本。我国科技行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与科技企业发展中资金供需缺口较大直接相关，因此国家应当灵活运用这两种投入引导机制，在不断加大金融创新的同时，间接促进科技创新。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鼓励政策性金融率先将资金投入到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企业中，以向金融市场发出投资信号，待金融中介引导商业性金融资源流入科技企业后再选择退出，以充分提高我国金融市场上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金融促进机制

科技可以通过其高收益的特性加强金融主体间的竞争，促进金融发展。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存在明显的资金需求，而这一阶段的投资风险也相对最高，因此这一阶段科技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相对有限。但越接近成熟期，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越可观，也越具备吸引金融资源的能力，具有逐利倾向的金融资源就越倾向于主动流入科技企业，然而初创期后，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金融主体之间必然出现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必然会激励各金融主体进行金融创新，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3、风险分散机制

科技企业因为其高风险难以在发展过程中获取充足的金融资源，同样因为其高风险，科技企业自身的发展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存活率并不高。然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有效分散风险，这种风险的分散主要通过资本市场与中介服务市场实现。

（1）通过资本市场分散风险。正如前文对资本市场体系的分析，资本市场具有整合市场上不同风险偏好、不同规模需求的投资者与需求方并进行匹配的能力。因此资本市场可以通过为科技企业发行不同风险程度的金融产品进而分散投资者风险。一方面，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发行不同风险程度的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供投资者进行选择，并使投资者获取与其投资风险相匹配的投资收益，进而分散投资者的收益风险。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下各层次交易市场可以实现金融工具与产品的灵活买卖，投资者可在债券等市场将其拥有的债券卖给其他投资者，分散了投资者因面对流动性冲击而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2）通过中介服务市场分散风险。金融资源供给方对科技企业的投资本就可以分散科技企业面临的一部分风险，中介机构通过充分整合有效信息，可以降低因信息不对称以及逆向选择等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风险。具体而言，中介服务机构既可以通过向金融主体提供科技信贷需求信息，对金融主体的信贷规模加以调控，降低金融主体的流动性风险；又可以通过整合科技企业信息，为金融主体的收益率提供保障，最终在保障金融主体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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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昌文：科技金融[M].科学出版社，2009.

[3] 房汉廷：关于科技金融理论、实践预政策的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

[4] 方文丽：科技金融创新中的问题及建议[J].中国科技投资，2011（5）.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8

一、引言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①我国在工业领域、农业领域，基本上形成了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非常活跃的局面，但是，在金融领域民间资本的进入目前还不是很顺畅，仍然存在着一些金融体制上的障碍。

 

因此，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目的是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总体方案提出了“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②这项改革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中小企业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和增加税收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金融业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却一直不够，这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始终不太明显。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角度而言，中小企业必须成为今后我国金融服务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发展服务于小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下同），将是帮助小企业化解融资难的有效措施。

 

随着金融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兴办各类股份制的区域型小型金融机构，将是未来几年中国农村金融领域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事情。为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理论，为小型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提供理论基础，也为小型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与市场准入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农村金融理论的演进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领域，农村金融理论经历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种不同理论流派的演变过程。

（一）农业信贷补贴论：20世纪80年代以前

农业信贷补贴论认为，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农民没有储蓄能力导致农村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外部注入大量低利的政策性资金，建立专门服务于“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这样有利于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效遏制非正规金融（如高利贷、民间标会等）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根据农业信贷补贴论，普遍实施相应的农村金融政策，提高了向农业部门的融资力度，从而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长期依赖低利率信贷政策，根本无法建立自己的储蓄机制，信贷资金无法回收，致使融资偏好向中上层农民集中，许多国家同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总体来看，单纯地从这一理论出发，很难构建一个有效率、自立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20世纪80年代

农村金融市场论认为，农民是有储蓄能力的，不必由外部注入大量低利的政策性资金，利率必须由市场机制决定，实现储蓄动员和平衡资金供求，并且认为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合理性，应同时利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市场。

 

但是，农村金融市场论的作用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由于信贷的高成本和缺乏银行所要求的担保，通过利率市场化能否使农民得到正规金融市场所期望的贷款，仍然是一个问题。所以，仍需政府的介入以照顾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有适当的体制结构来管理信贷计划的话，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介入仍然是必要的。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充分地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培育稳定的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降低金融风险来说，合理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斯蒂格利茨总结了金融市场中市场失败七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对公共品的监控问题；监控、选择和贷款的外部性问题；金融机构破产的外部性问题；市场不完善和缺乏的问题；不完全竞争问题；竞争性市场的帕累托无效率问题；投资者缺乏信息问题。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败，政府应积极介入金融市场。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政府不能取代市场，而是应补充市场。政府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监管的范围和标准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在农村，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市场。由于无法充分了解借贷方的信息，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出一个农村所需要的金融市场困难重重，所以政府以适当的方式介入金融市场是相当必要的。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主张有：①低通胀率等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②在不损害金融机构储蓄动员动机的同时由政府从外部供给资金；③政策性金融在不损害银行最基本利润的范围内是有效的；④为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贷款回收率低下的问题，应鼓励并利用借款人联保及互助等；⑤为确保贷款的回收，利用融资与实物买卖（如肥料、作物等）相结合的方法是有效的；⑥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例如限制新参与者等保护措施）以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⑦政府应适当介入非正规金融市场以提高其效率。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为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显然它不是农业信贷补贴论的翻版。不完全竞争市场论认为，尽管农村金融市场可能存在的市场缺陷要求政府和提供贷款的机构介入其中，但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都必须要求具有完善的体制结构。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非市场要素介入，应该关注改革和发展小型金融机构，排除阻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这包括消除获得政府优惠贷款方面的垄断局面；随着逐步取消补贴而越来越使优惠贷款集中面向小农户、小企业；以及放开利率后使小型金融机构可以完全补偿成本。

 

三、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与改革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适用于小型金融机构的法律，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③对此，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作为重点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开展得并不理想。小额贷款公司普遍不愿转型成村镇银行，截止2012年10月温州只有2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在转向村镇银行的审批之中。而温州市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从2012年4月至10月实际成交量只有1.8亿元。成交量较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后的利息收入是否要纳税并未明确；二是企业的贷款利息是否计入成本也未明确。归根结底，还是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并未纳入《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中。

为了促进农村村镇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降低其市场准入门槛和进行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同时有必要逐步完善适用于小型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

 

（一）市场准入

1.注册资本限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第十三条规定，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对于小型金融机构的最低限额应当给予下调，即建议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5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万元人民币。

 

2.股权设置和股东资格限制：现有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于村镇银行的设立仍有很多严格限制，如：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以及各种股东资格限制措施等。这些限制措施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也难以实现。所以，相关规定必须尽快修订给予放宽限制，建议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这将有利于吸纳更多、更大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使村镇银行得到较快发展。

 

3.变更股份报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5%以上的股东，应当事前报监管部门审批。由于小型金融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需要报批的比例建议提高到10%以上。

 

（二）配套改革

1.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很重要的一条是金融资源要通过金融机构把它配置到最需要资金、效益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上来，只有通过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怎样才能降低利率呢？只有通过竞争，通过利率市场化降低贷款利率，减轻企业还本付息的负担。而消除民间利率与银行利率双轨制的最有效方式，同样也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只有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将民间的游资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走上“地上”，从“野蛮成长”走向“理性发展”，同时又在风险相对可控、资金明码标价的情形下，解决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大中型金融机构规模大、资金雄厚，吸收存款能力强。相比而言，小型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则远不如大中型金融机构。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直接受到资金规模的限制，因此，在民间资金进入银行业仍不顺畅的情况下，对于小型金融机构应实施比中型金融机构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后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大型金融机构20%，中小型金融机构16.5%，建议将小型金融机构调整到比中型金融机构降低5%的存款准备金率即11.5%。

 

3.出台财政政策支持：提高财政补贴标准，加大财政政策的扶持力度，在财政性存款给予优惠和倾斜，实施政府资金支持等措施。

4.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建议对小型金融机构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实行减免政策，即从小型金融机构开始营业算起，营业税前5年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同时，小型金融机构经营利润的所得税税率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5.存贷比限额管理：由于小型金融机构仍处于发展初期，吸收存款的能力较弱，建议银监会将小型金融机构不纳入存贷比限额管理范围。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时，有助于小型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给小企业。

 

6.设立风险基金：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为小型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当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超过一定水平时，则从风险基金中划拨资金，为小型金融机构分担部分贷款坏账。

 

在政策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实施配套改革，使得以服务小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到快速发展期，这样就可以使民间借贷逐步浮出水面。通过加强市场竞争，现在有些地方的高利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因为广大借款用户能够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利率比较低的借款，高利贷自然就没有了市场，自己就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

 

四、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监管

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国小企业融资困局既与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不足有关，也与小企业本身信用制度不健全有关。所以，应努力建立以正规金融为主导、民间金融为补充的多层次融资体系，同时也要加快建立健全小企业信用征信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在欧美国家，小型金融机构，如美国的社区银行是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小对小”——小型金融机构服务于小企业，应当成为小企业融资的新模式。

 

然而由于刚刚起步，小型金融机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还没有跟上，利率、信贷、人才等方面的管理基本上直接参照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模式，忽视了小型金融机构运作的特殊性。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如何加快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并加强其风险管理已显得至关重要。

 

在发展小型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兼顾发展原则与风险可控原则，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情况逐步完善监管。总体上看，监管应注意掌握尺度，“防止过松”和“防止过紧”，其中主要的是“防止过紧”，毕竟小型金融机构仍处于发展初期，还是要适当放松监管，以支持小企业的发展。

 

第一，放宽各种限制，吸纳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借鉴美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做法，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增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信心，鼓励民间资本成立服务于小企业的小型金融机构。

第二，直面民间借贷，坚持规范与严厉打击相结合的原则。一是健全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能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民间金融形式应规范发展，促使民间资本的阳光化、规范化和合法化；二是对以投机为目的的非法集资等，给予严厉打击；三是严密监控银行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资金流向民间借贷市场，切断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扩散的路径。

 

第三，实施差异管理，坚持有针对性的监管原则。我国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没有一整套相对独立的政策，目前的政策大多参照针对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做法。相比大中型金融机构，小型金融机构在经营环境、市场信誉、管理水平、资金来源、资本实力等方面有较大差距，现在执行的监管政策必然使小型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可否认大中型金融机构也必然会挤压小型金融机构正常的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小型金融机构而言，应实行有别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

 

第四，理顺上下关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对区域性的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并建立起地方性的针对小型金融机构独立设置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业务上可以划归银监会指导，但监管责任由地方政

府承担，同时要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第五，借助行业协会，协助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管。发展各种行业协会，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对市场的敏感度，充分发挥其行业专长协助监管，以填补金融监管的一些空白地带。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行业的自律制度来进行监管的。

 

第六，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整套规章制度。风险是金融体系固有的特性，这是银行经营业务的本质所决定的。不管是金融监管还是行业自律，或者其它各方力量的监督，都不可能彻底消除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金融监管体制不论多么的有效和完善，也都无法绝对保证不会有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因此，只有通过建立专门的适用于小型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促使小型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杜绝过度冒险行为，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当然，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也为小型金融机构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几个观点：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同时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标准，通过加强市场竞争，使得高利贷现象自然消失。二是对区域性的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并建立起地方性的针对小型金融机构独立设置的金融监管体系。三是对于小型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实行有别于大中型金融机构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四是建立专门适用于小型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注释：

①2010年5月7日，国务院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文），简称“新36条”。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9

关键词:最适金融结构原则 民间金融 中小金融机构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Goldsmith (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 C·Merton 和 Zvi 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 and structure 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 假说(long term interaction hypothesis)和 “共同监督” 假说( peer monitoring 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 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寻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活动可能成为引起金融秩序紊乱的潜在因素,它必然随着金融发展而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从2005年开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正在试图为民间金融的演进探寻路径。这一部分针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在金融实践中应该着力进行探索的方向、基于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创新。如建立社区银行,利用社区贴近企业和居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其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能更有效地获取信息;从政策上鼓励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的特色,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地方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行;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从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立多层次、出资者主体多样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减少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面临的信用风险。金融中介通过具体的业务创新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如小额信贷(micro-finance, micro-credit)、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基于产业集群生物链条的贷款或购买应收帐款等。其中整贷零还、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渐进式贷款(progressive lending)和采取灵活的抵押方式等逐渐广为人知并被复制。从中小金融机构面向小企业的市场定位进行相应的经营战略和内部组织制度设计。中小金融机构在避免与大银行进行同质化竞争中应该定位于服务小企业、小客户,相应地应该采取有效率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架构,如面向市场的客户经理制度;在贷款审批上进行前后台分离,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并对支行进行相应的授权,将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以客户经理组为主体的核算机制,对办理小企业贷款的客户经理组进行单独的核算。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快速变革,金融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步调渐趋一致,中小金融机构从数量、分布和资产规模而言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增长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才能满足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造成的信贷配给现象的解决,尚需要在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适金融结构初探.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6.06

3.殷剑锋.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6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外部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1-0042-04

一、农村金融监管的趋势与现状

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层含义｡金融监督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使之合规合法；金融管制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制定规则，以实现监管者的目标｡从逻辑上讲，应先有金融管制的规则，再按规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以保证金融机构活动和金融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然而，金融监管理论到目前还未形成体系，所谓的监管理论一方面是用经济管制的一般理论来阐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从金融体系的特殊属性中探究金融监管存在的理论基础｡一般的管制经济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论、管制供求论、公共选择学派的管制学说等管制理论，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论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趋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对社会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无代价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应｡因此，为纠正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这些理论为我国农村实施广泛的金融监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人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和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机会有限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场，亦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甚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不得不收缩机构，信贷业务逐渐转向城市｡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不能有效运行，存在普遍的市场失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先天发育不良，在放宽农村金融限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方面容易产生失控或营私舞弊等现象，情况严重时会使许多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并面临破产威胁｡因此，实施必要的金融监管非常必要｡

(一)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日趋规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国成立了专门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成立银监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具体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辖区136县(市)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5919家，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县监管办事处为133家，专兼职人员为485人｡现阶段监管办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风险、合规性监督检查｡

银监会成立以后，人民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是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银行加强对涉及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的指导和监测｡通过支付结算系统、信贷登记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加强监测，提高了农村信贷资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积极引导邮储机构与农村信用社按照商业化原则办理大额协议存款，促使农村资金回流；同时搞好旺季现金调拨和供应｡最大限度地保证春耕备耕的信贷需求，大力促进“三农”经济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窗指导作用｡

(二)证券、保险业监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监局集中开展了产险、寿险、中介、统计四项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对银行保险、商业车险等开展了常规现场检查｡加大举报检查力度，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县域地区的监管，则尚不尽如人意｡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保险公司均在县域设立支公司，大力拓展农村业务｡但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机构仅设在省级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设立，监管在这些区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监管刚刚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规农村金融，即民间金融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这三种模式｡其中廊坊、张家、唐山、邯郸、石家庄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贫社为主要模式；沧州、秦皇岛、邢台目前尚未成立小额信贷组织｡

1.对廊坊霸州、三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是由县一级成立的“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组成｡领导小组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县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方案和监管办法，并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进行批复｡而在实际上，领导小组只侧重准入监管，对其业务层面的管理，现阶段仅仅是当地人民银行对其进行一定的业务监测，而对其业务的合规性、利率执行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处罚，目前尚未有机构介入进行｡

2.对保定扶贫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内部管理，外部监管缺失｡

3.对武邑、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的管理｡这类组织是由当地县扶贫办与财政局共同主办成立的｡由县政府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扶贫办，具体负责互助资金的执行与监管｡以围场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为例，2006年围场县扶贫办公室和财政局联合出台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建立了由主管县长为组长、扶贫办主任和财政局主管农财的局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镇为成员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扶贫办主管主任具体负责、扶贫办计划股与县财政局农财股共同组织实施、监督和指导试点工作｡在县扶贫办公室成立了互助资金项目管理股，专门负责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层面的监管，由于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社以及贫困村村级互助发展合作社组织尚不完全具备合法地位，所以银监部门尚未对其实施相应监管｡

二、农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主体自身缺陷

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应由三个系统构成：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被监督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与社会监督体系｡仅就外部银行、证券、保险风险监控系统看，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主体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体缺位｡首先，银行业的监管主体在县一级实际上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银监会的县监管办事处缺乏独立监管权，其大部分监管权上收，由地市以上监管局统一调配人员和组织专项检查，它对于本辖区出现的违规行为和风险隐患缺乏及时、有效排除的能力｡作为人民银行县支行，现阶段其监管权主要集中在存款准备金率管理、人民币管理、金融统计、贷款卡管理、国库经收、清算管理、反洗钱等领域｡但其监管权是残缺不全的，如有的仅保留检查监督权，而无处罚权(人民银行县支行仅在存款准备金、人民币、清算管理上有独立的处罚权)；有的则有检查权而无调查权｡再次，目前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县域缺乏监管主体｡因缺乏监管，农村保险市场秩序甚为混乱｡河北省大部分县都存在非法保险机构，这些非法保险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会计制度不健全，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社会监督体系发展滞后，外部审计服务机构行为不规范，舆论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农村金融机构监管的缺陷｡

(二)监管基础薄弱

完善的银行监管制度必须同时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而这需要一定精通监管理论和业务的监管人才来实施｡以银监会县监管办为例，其状况令人堪忧，仅有的3-4人的监管人员，尚难应付辖区内已有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更何况在农村金融准入门槛放宽后，诸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扶贫经济合作社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设立，面对着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监管对象，县监管办将更加难以为继，监管效果与效率可想而知｡

(三)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合力

银、证、保三大监管机构从央行分离后，各监管机构的设置虽然有所调整，但明显缺乏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而且监管机构的职能和监管权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机构之间难以进行有效协调，监管信息也难以共享，监管措施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据新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清算的行为监督检查，而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日常监管和处罚则由银监部门行使｡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清算管理和支付结算管理的概念难以界定，各监管主体对其监管职责的划分不甚明确，监管存在交叉｡如银行压票、压汇的违规行为就处于监管模糊地带｡

(四)监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监管理念早已越过行政管理和合规性监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涵盖从准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监管内容和体系，即预防性为核心的事前监管、金融稽查或检查、维护性的事后救助监管等完善的监管内容和体系｡而现阶段农村金融监管理念还基本上停留在机构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及经营的合规性，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注意得不够，金融检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种合规性检查，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风险监管｡

三、加强农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体系

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监管体系｡一是加强金融监管主体独立监管权｡从维护金融稳定大局出发，应扩大人民银行县支行的监管职能，赋予其在相关领域的独立监管权；银监会应加强基层监管力量的建设｡对一些管辖地域广、人多且金融较为发达的县监管办，扩充编制，加强一线监管队伍建设；保监会、证监会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可采取延伸监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机构代管方式，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强化对农村金融风险的控制和处置，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引入社会监督，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可以通过加强公众金融法律法规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还可以充分发挥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标准，以更好地反映银行风险｡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应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存款保险机构、保监会、证监会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尝试赋予省级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监管交叉和遗漏等问题，承担综合监管职责，达到信息共享、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三)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重点是要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时点上的资产状况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提高员工的素质，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四)针对民间金融，探索建立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由于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市场定位、财务状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金融监管对不同区域的农村金融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有针对性地实行差别监管｡如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及中小企业，非正规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根据情况，按交易金额、地域范围和参与人数等标准设置非正规金融交易的规模边界，对低于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实行自由登记制度，而超过边界规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登记制度，订立契约文书，以解决非正规金融交易因为规模扩大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出现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风险｡而在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农村非正规金融已具备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管理，在逐步规范后，纳为正规金融组织，接受金融监管｡

(五)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应当紧紧围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做好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市场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对已出台的金融法规，要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以增强现行金融法规的可操作性，真正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难依的问题｡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重中之重是尽快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机构破产方式的立法也应当提上工作日程，尽早出台｡

参考文献：

[1]李伟、张乐柱.《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与治理对策》，《山东经济》，2007年第4期｡

[2]莫易娴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方式趋势》，《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史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国集体经济•下半月》，2007年第8期｡

[4]赵天荣.《农村金融监管的理论必然与现实制约――基于我国农村金融新格局的思考》，中国农经信息网，2007年11月7日｡

[5]《金融监管：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新知税收网，2005年9月2日｡

课题主持人：邵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