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经济学范文10篇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1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二）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三）资源配置的目标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四）资源配置的方式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五）资源配置的结果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20]。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二、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21]。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22-23]。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24]。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如图1所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三、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资源配置逻辑推演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各层次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的对应分析

从大的范围上讲，图1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如图2所示。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二）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联系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2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3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2．发动思想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国防价值观

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价值观念会影响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国防价值观念就是指人们对国防价值的观点、思想和看法，具体包括国防为什么存在，国防对人民意义的大小，如何建设国防以取得最大的国防效用，如何对待军人职业，军人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和态度。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国防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防态度和行为。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个人的家庭经历、受教育程度、人文环境、政府宣传导向、价值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政府在培育整个社会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曾起到很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较之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大大落后并凸显消极负面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崇尚金钱、地位、权力、美貌等，浮躁趋利成为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国防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作为一个群体无疑成为这种业已变化了的国防价值观念的牺牲品和受害者。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所崇尚的金钱、地位、权力、美貌、学历等似乎都与军人群体没有太大关系，相反，由于军人职业特点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军人群体给整个社会的印象是贫穷、危险、困顿，等等。因此，党和政府要根据国防价值观念形成、转变特点和规律，从正面的思想教育入手，大力进行舆论引导，辅助以改善军人整体形象，增强军人职业吸引力，从而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

3．培育军人意识，强化军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军人保障更应该从强化对军人的激励入手，如果军人职业的吸引力、竞争力增强了，军队自然也就会坚不可摧。因此，我们在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培育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增强军人荣誉感；（2）提高现役军人待遇，增大军队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军人优越感；（3）发动思想教育，增强国防事业的主流意识，增强军人归属感；（4）打击破坏军人形象行为，增加外力破坏的犯罪成本，增强军人职业神圣感。

（二）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是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均衡、低效率和不公平。因此，建立健全军人保护正式制度要把握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军人的社会保障激励，并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问题实行特殊政策。主要体现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规定、1950年制定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上，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对军人进行保障，这种规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曾起到激励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得到了《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从多个层面的不同保障，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体系。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同样是靠各项强行性规定来进行社会保障，强行性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在立法规划中，必须重新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有关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规定。除了保留《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条款之外，还要在《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助法》中规定有关对军人进行社会保障激励的各种事项。国家采取措施保护现役军人及其亲属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实行特别保障和优待，在退役安置、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生活补助、法律援助、乘坐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特别优待。重点优待军人及其配偶，给以实实在在物质刺激，增强军人优越感和军人职业的吸引力。从而构建新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

2．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政策体系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还必须依靠党和国家的各项激励政策。政策一般指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完成一定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决策。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基本内容和本质方面具有联系，包括阶级本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社会目标等方面存在共性，但是，二者也有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意志属性不同。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政策体现全党意志。（2）规范形式不同。法律法规表现为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国家认可的其他形式，具有稳定性和成文性。政策表现为党的决议、宣言、决定、声明、通知，等等，具有纲领性、原则性和方向性。（3）实施方式不同。法律法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政策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4）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法规主要调整以权利义务界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政策调整的范围比法律法规更为宽广。（5）稳定性和程序化程度不同。法律法规具备极强稳定性，非经严格程序不能变动。政策较为灵活，可根据形式变化做出较为迅速的反应。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和调整范围，各有其独特的调整方式和强制措施，因此，我们在制定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时既要注重法律法规建设，同时还要兼顾政策的制定，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套和衔接，共同激励。公务员之家

（三）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任何设计完美精细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须依靠实施机制才能体现出价值。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安排都形同虚设。检验某种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关键是考察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根据诺斯的理论，当个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时，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就会得到有效实施。

1．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从本质上说，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一种软约束，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因此，军人通过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那部分别人获得的收益，难以得到强制性的补偿，并且还会导致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因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预期的激励难以体现。

但是，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非强制性本质并不能成为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借口，我们可以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增加破坏国防事业的道德谴责，将珍视国防事业的道德观念与思想品德建设挂钩，将国防价值观念作为考察人的“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大破坏国防事业的违约成本，从而增强非正式制度的强制性，使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得以强化。

2．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在正式制度中，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制度最为完整系统，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设计和安排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军人从事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差过大，导致激励不充分。因此，要对军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立体综合激励。这就要求我们的实施机制在制度设计的保障范围上不仅要保障军人本人，还包括军人的其他近亲属。现行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设计重心是放在军人本人的激励且激励力度不大，没有全面构建实施机制体系，没有建立保障军人近亲属的全程激励的实施机制，没有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全面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体系，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就成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改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汪洪涛．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4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2．发动思想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国防价值观

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价值观念会影响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国防价值观念就是指人们对国防价值的观点、思想和看法，具体包括国防为什么存在，国防对人民意义的大小，如何建设国防以取得最大的国防效用，如何对待军人职业，军人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和态度。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国防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防态度和行为。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个人的家庭经历、受教育程度、人文环境、政府宣传导向、价值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政府在培育整个社会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曾起到很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较之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大大落后并凸显消极负面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崇尚金钱、地位、权力、美貌等，浮躁趋利成为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国防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作为一个群体无疑成为这种业已变化了的国防价值观念的牺牲品和受害者。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所崇尚的金钱、地位、权力、美貌、学历等似乎都与军人群体没有太大关系，相反，由于军人职业特点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军人群体给整个社会的印象是贫穷、危险、困顿，等等。因此，党和政府要根据国防价值观念形成、转变特点和规律，从正面的思想教育入手，大力进行舆论引导，辅助以改善军人整体形象，增强军人职业吸引力，从而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

3．培育军人意识，强化军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军人保障更应该从强化对军人的激励入手，如果军人职业的吸引力、竞争力增强了，军队自然也就会坚不可摧。因此，我们在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培育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增强军人荣誉感；（2）提高现役军人待遇，增大军队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军人优越感；（3）发动思想教育，增强国防事业的主流意识，增强军人归属感；（4）打击破坏军人形象行为，增加外力破坏的犯罪成本，增强军人职业神圣感。

（二）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是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均衡、低效率和不公平。因此，建立健全军人保护正式制度要把握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军人的社会保障激励，并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问题实行特殊政策。主要体现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规定、1950年制定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上，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对军人进行保障，这种规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曾起到激励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得到了《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从多个层面的不同保障，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体系。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同样是靠各项强行性规定来进行社会保障，强行性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在立法规划中，必须重新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有关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规定。除了保留《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条款之外，还要在《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助法》中规定有关对军人进行社会保障激励的各种事项。国家采取措施保护现役军人及其亲属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实行特别保障和优待，在退役安置、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生活补助、法律援助、乘坐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特别优待。重点优待军人及其配偶，给以实实在在物质刺激，增强军人优越感和军人职业的吸引力。从而构建新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

2．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政策体系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还必须依靠党和国家的各项激励政策。政策一般指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完成一定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决策。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基本内容和本质方面具有联系，包括阶级本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社会目标等方面存在共性，但是，二者也有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意志属性不同。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政策体现全党意志。（2）规范形式不同。法律法规表现为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国家认可的其他形式，具有稳定性和成文性。政策表现为党的决议、宣言、决定、声明、通知，等等，具有纲领性、原则性和方向性。（3）实施方式不同。法律法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政策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4）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法规主要调整以权利义务界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政策调整的范围比法律法规更为宽广。（5）稳定性和程序化程度不同。法律法规具备极强稳定性，非经严格程序不能变动。政策较为灵活，可根据形式变化做出较为迅速的反应。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和调整范围，各有其独特的调整方式和强制措施，因此，我们在制定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时既要注重法律法规建设，同时还要兼顾政策的制定，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套和衔接，共同激励。

（三）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任何设计完美精细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须依靠实施机制才能体现出价值。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安排都形同虚设。检验某种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关键是考察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根据诺斯的理论，当个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时，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就会得到有效实施。

1．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从本质上说，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一种软约束，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因此，军人通过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那部分别人获得的收益，难以得到强制性的补偿，并且还会导致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因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预期的激励难以体现。

但是，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非强制性本质并不能成为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借口，我们可以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增加破坏国防事业的道德谴责，将珍视国防事业的道德观念与思想品德建设挂钩，将国防价值观念作为考察人的“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大破坏国防事业的违约成本，从而增强非正式制度的强制性，使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得以强化。

2．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在正式制度中，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制度最为完整系统，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设计和安排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军人从事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差过大，导致激励不充分。因此，要对军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立体综合激励。这就要求我们的实施机制在制度设计的保障范围上不仅要保障军人本人，还包括军人的其他近亲属。现行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设计重心是放在军人本人的激励且激励力度不大，没有全面构建实施机制体系，没有建立保障军人近亲属的全程激励的实施机制，没有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全面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体系，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就成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改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汪洪涛．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5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主体就是指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初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构成的团体，这一单位意识到了一些目前暂时不能获得的收益，只要能改变制度安排的结构，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级行动集团是指一个决策单位，它们帮助初级行动集团获取收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变迁。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和推动者，次级行动集团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集团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益，初级行动集团虽然不创造收益，但是，参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划分并考察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帮助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主体的分析。我们要注重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和次级行动集团。

（二）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是指，目前，我国现实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基础规则。从实质上来说，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就是指基础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国基本制度规定，决定并影响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的构成及变迁，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我国宪法和法律结构至关重要。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相比，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也是可以变迁的，所不同的只是变迁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安排”的含义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义。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体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给予特别激励的设计和安排。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应该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决定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反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从比较静态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新制度安排的评价标准有两个：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指新制度安排为覆盖群体提供利益时，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失。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指虽然新制度安排损害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准确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准确含义，同时，把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准确把握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区别。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边际调整过程，制度环境决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制度创新也会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目前，缺乏适宜的初级行动团体是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一）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对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导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会缺乏普遍的拥军爱军的主流意识，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因此，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

1．转换指导思想，确立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新理念

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对军人所承担的额外义务进行特别补偿是现行军人特别保障的立法根据，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军人社会保障对军人应该如何激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上，我国军人保障的指导思想却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重牺牲奉献，轻优待激励”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只强调对军人设置义务，忽略了对军人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忽略了应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立体的激励和保护，在保护理念上具有显著的偏差和错位。由于军人特别保障强调“牺牲和奉献”忽略“优待和激励”的制度设计没有回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根本担负不了保护军人的重任，它已经和正在给军人造成制度性的伤害。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转换军人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确立军人激励的新理念，为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军人职业不同于普通职业的特点和规律，对军人实行科学激励；

（2）充分挖掘“保障”的内涵，对军人实行全面立体保护；

（3）顾及军人的私权性质，对军人实行官方和民间双重保障；

（4）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保障激励思想，完善保障激励范围和保障激励内容。

2．发动思想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国防价值观

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价值观念会影响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国防价值观念就是指人们对国防价值的观点、思想和看法，具体包括国防为什么存在，国防对人民意义的大小，如何建设国防以取得最大的国防效用，如何对待军人职业，军人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和态度。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国防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防态度和行为。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与个人的家庭经历、受教育程度、人文环境、政府宣传导向、价值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国防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转变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思想政治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政府在培育整个社会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曾起到很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较之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大大落后并凸显消极负面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崇尚金钱、地位、权力、美貌等，浮躁趋利成为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国防价值观念受到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作为一个群体无疑成为这种业已变化了的国防价值观念的牺牲品和受害者。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所崇尚的金钱、地位、权力、美貌、学历等似乎都与军人群体没有太大关系，相反，由于军人职业特点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军人群体给整个社会的印象是贫穷、危险、困顿，等等。因此，党和政府要根据国防价值观念形成、转变特点和规律，从正面的思想教育入手，大力进行舆论引导，辅助以改善军人整体形象，增强军人职业吸引力，从而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国防价值观念。

3．培育军人意识，强化军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军人保障更应该从强化对军人的激励入手，如果军人职业的吸引力、竞争力增强了，军队自然也就会坚不可摧。因此，我们在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培育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增强军人荣誉感；（2）提高现役军人待遇，增大军队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军人优越感；（3）发动思想教育，增强国防事业的主流意识，增强军人归属感；（4）打击破坏军人形象行为，增加外力破坏的犯罪成本，增强军人职业神圣感。

（二）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是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均衡、低效率和不公平。因此，建立健全军人保护正式制度要把握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党和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军人的社会保障激励，并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问题实行特殊政策。主要体现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关规定、1950年制定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上，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来对军人进行保障，这种规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曾起到激励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人得到了《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从多个层面的不同保障，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体系。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同样是靠各项强行性规定来进行社会保障，强行性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在立法规划中，必须重新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有关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规定。除了保留《宪法》、《兵役法》、《军官法》以及各种关于军人社会保障的条例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条款之外，还要在《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社会救助法》中规定有关对军人进行社会保障激励的各种事项。国家采取措施保护现役军人及其亲属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实行特别保障和优待，在退役安置、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生活补助、法律援助、乘坐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特别优待。重点优待军人及其配偶，给以实实在在物质刺激，增强军人优越感和军人职业的吸引力。从而构建新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激励军人，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

2．建立健全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政策体系

军人社会保障激励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还必须依靠党和国家的各项激励政策。政策一般指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完成一定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决策。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基本内容和本质方面具有联系，包括阶级本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社会目标等方面存在共性，但是，二者也有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意志属性不同。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政策体现全党意志。（2）规范形式不同。法律法规表现为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和国家认可的其他形式，具有稳定性和成文性。政策表现为党的决议、宣言、决定、声明、通知，等等，具有纲领性、原则性和方向性。（3）实施方式不同。法律法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政策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4）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法规主要调整以权利义务界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政策调整的范围比法律法规更为宽广。（5）稳定性和程序化程度不同。法律法规具备极强稳定性，非经严格程序不能变动。政策较为灵活，可根据形式变化做出较为迅速的反应。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和调整范围，各有其独特的调整方式和强制措施，因此，我们在制定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时既要注重法律法规建设，同时还要兼顾政策的制定，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套和衔接，共同激励。

（三）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任何设计完美精细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须依靠实施机制才能体现出价值。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实施机制是否有效，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安排都形同虚设。检验某种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最关键是考察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根据诺斯的理论，当个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时，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就会得到有效实施。

1．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从本质上说，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一种软约束，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因此，军人通过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的那部分别人获得的收益，难以得到强制性的补偿，并且还会导致已有的正式制度设计因缺乏运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预期的激励难以体现。

但是，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非强制性本质并不能成为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借口，我们可以强化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增加破坏国防事业的道德谴责，将珍视国防事业的道德观念与思想品德建设挂钩，将国防价值观念作为考察人的“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大破坏国防事业的违约成本，从而增强非正式制度的强制性，使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得以强化。

2．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在正式制度中，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法律制度最为完整系统，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实施机制的设计和安排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军人从事国防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差过大，导致激励不充分。因此，要对军人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立体综合激励。这就要求我们的实施机制在制度设计的保障范围上不仅要保障军人本人，还包括军人的其他近亲属。现行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设计重心是放在军人本人的激励且激励力度不大，没有全面构建实施机制体系，没有建立保障军人近亲属的全程激励的实施机制，没有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全面构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体系，科学合理地配置激励资源，就成为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改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汪洪涛．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6

[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参考文献:

[1]D.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7

按照经济学一般规律,经济增长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失业率降低;经济衰退伴随通货紧缩,失业率上升,这就是所谓”菲力普斯曲线”.菲力普斯曲线第一次失灵是在7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通货膨胀预期,垄断价格和垄断工资,外部石油涨价.第二次失灵是90年代美国”新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货膨胀并存,原因是全球化与新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促进;1994年以后的中国,则进入“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并存”的时期.

我国经济近期难以摆脱通货紧缩局面.1994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下降25%,垄断价格居高不下今后数年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汽车,住宅的价格,仍旧是下降趋势,大量新产品以高价上市,随着技术进步其无形价值急剧降低,价格迅速下降.垄断价格至少还有50%以上的下降空间,才能够有效地刺激需求真正持续涨价的,主要是石油和服务产品.

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升率之和,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通货紧缩,因为经济的货币化需要大量货币发行.近年来,M2向M1的转化表明,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投资收益率低,巨额人民币资本转换成外汇流出国外,90年代中国储蓄大于投资数千亿人民币,资本肯定是净流出的.资本净流出,难道不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不成?即使是经济货币化,特别是产权货币化,也有极大部分是”外币化”,即外商以设备或者美圆投资,获得大量国内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虽然需要巨额的人民币投放,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投放之后不能够进入生产领域,一部分进入证券市场投机,一部分换成外币流出国外.

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国内企业是以国内银行为后盾的,外国跨国公司是以外国银行为后盾的.在外资冲击下,国内企业的破产将十分严重,破产是旧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这就是通货紧缩.外资大量进入将同时造成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效应,这是国际化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

在通货紧缩的同时,中国经济仍旧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92--1993年的13%逐步下降到1999年7.1%,2000年可望超过8%,这样的经济增长格局,依靠三方面的动力:一是对外开放,即净出口和外资进入;二是国内改革和经济货币化,这两个因素都是继续2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三是发行巨额国债,由政府主导进行投资,如果从带动民间投资的角度看,仍旧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商品货币化已经完成,服务产品和资产的货币化正在进行,房地产,股票,外汇,市场还有数年发展潜力,比如,每年最大容量可以发行1600亿人民币,现在只有年100亿的规模继续维持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格局,并加上每年上千亿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再加上入世对的刺激,进入中国的外资可能由年400亿美圆增加到800亿,我国经济仍旧有强劲的增长动力.考虑到石油涨价和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净出口将有大幅度下降维持20年来基本利益格局不作重大调整,在5年之内估计可以维持6—7%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据左大培等人的估计,却在9%左右.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货膨胀没有加速上升,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增长率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由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等因素,据我看还不止9%.

很明显,在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下,我国经济已经难以达到潜在的自然增长率的水平.大批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足50%,外汇过剩,上千亿美圆外流,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下降,上千万工人下岗,数千万农民工回乡-----一切都说明中国陷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外资的大量引进加剧了生产过剩.每年GDP大于DNP上千亿人民币,就是外资的利润汇出,生产大于收入,就是供给大于需求.政府4年以来,采取无数刺激经济的政策,却只能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8%,达不到潜在生产率的水平,说明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思想调整,战略调整,体制调整和政策调整,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否则5年以后形势将更为严峻:经济货币化基本完成,内外债都将进入”借新债还旧债”时期,工人下岗和农民回乡日趋严重,股票市场处于高位,人民币汇率日益高估,我国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和外部矛盾,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甚至出现全局性危机.

二、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第一,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以启动内需,包括电力，电讯，民航，居民住宅，汽车和药品。垄断价格过高，将减少社会实际货币总需求，居民支付了较高的垄断价格，就会减少一般消费，造成市场价格的下降，

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也调整供求关系，高价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低价格抑制供给刺激需求。垄断价格的需求弹性一般相当高，价格下调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购买,并产

生连带效应：农村电价的降低可以刺激农民购买家用电器，飞机票降价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价可以刺激家具和装修业，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产品的购买，从而全面启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

垄断价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部门利益以外,主要是垄断价格构成不合理，如机场建设费，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配套费用，实际上是政府将自己应该担负的投资功能，打到价格中向消费者转嫁，强制消费者向这些行业投资，但是又没有承认购买者的产权。应该将投资的折旧部分从产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权力垄断资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败成本”，比如炒地皮，药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应该彻底清除。

为什么必须大幅度降低垄断价格,比如把飞机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够启动旅游？因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个人，飞机票贵了，居民承受不了。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自1998年开始的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一是外国人（中国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他们的购买力几乎饱和，而城镇居民买不起住宅和汽车，农村居民买不起家用电器和汽车，这是“总需求不足”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因此，“价格弹性”理论在中国不是失灵，而是有收入分配悬殊的特殊障碍，需要进一步大幅度降价，价格弹性的作用就可以显现出来。

垄断部门大幅度降价，正常亏损部分应由政府财政补贴，整顿税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将垄断部门改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国家股份的钱补贴价格损失.

为什么要以出售国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来承担政府投资的费用？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不得已求其次”。反过来说，政府也必须以各种政策支持股市长期走牛。我的建议是放弃上市公司30%的国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运转，一半向股民无偿配售。这是政府放弃国有股的收入给股民的好处，同时将垄断部门的投资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垄断部门改制“三赢”结果。

三.适当时机贬值汇率以克服通货紧缩

第二,应该从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从贸易角度，长期起作用，后者从资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汇管制并不能够消除利率平价的作用，在中国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高利率国家的汇率必然产生贬值预期，而产生贬值预期的条件是，汇率“超额升值”，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

计划经济的政府也应该按照此规律，及时调整计划汇率或者固定汇率。1994----1997年，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圆，人民币汇率应该“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产生贬值预期，并逐渐贬值。但是政府为了集中外汇，促进出口，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办法是收购全部多余外汇。好处是将国家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圆增加到1400亿美圆，坏处是不能产生贬值预期，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内流，进行各种投机，造成国际收支贸易和资本项目双顺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外经济平衡的形势发生的相反的变化。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按照贸易权数计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5%左右，但是国内物价的下降,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构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保证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稳中有升则有助于香港和亚洲经济复苏，中国大陆的出口随之在1999年下半年强劲回升。

这一时期，人民币利率从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税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圆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的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应该“超额贬值”一次，比如贬值到1：11，然后产生升值预期，才能够维持国内外经济平衡。但为了维持亚洲经济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反升，同时采取贬值实际汇率的办法维持出口，虽然对于出口无碍，但是不能够阻挡进口，并产生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国内外经济不平衡，资本大量外流。

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浮动”，中国政府在1994年就已经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问题，只要在实际上放松政府干预，将汇率波动幅度放大到1%以上，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恐怕还是把握不住浮动以后的汇率走势-——是上浮，还是下浮？

固定汇率下货币对外价值的变动称为“升值，贬值”，浮动汇率下，按照直接标价的定义，贬值称为上浮，升值称为下浮。决定人民币走势的关键是未来国际收支的变化。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1600亿美圆之巨，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我以为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将会减少：出口将受美国经济调整和自身统计同比方法的影响，在2000年下半年从顶峰跌落下来；进口将会持续增长，这不仅是因加入WTO降低关税，且由于国内经济的启动，特别是国防的需要，战略产业的培植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扩大进口需求。

外资的进入会改善国际收支，但在数年之后资本将会大量流出，甚至有触发货币外汇危机的风险，即使限制证券投资和短期贷款，也难以避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销以后的人民币利润，早晚是要兑换成外汇汇出的，这才是真正的“出让国内市场的代价”我预计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将会达到20000亿人民币，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币债权或者股权，在数量上相当于中国政府的海外债权（即国家外汇储备）。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如果在突发事件下外商集中兑换外汇，就相当于1997年泰国的危机。

我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5年之后中国达到外汇货币危机临界点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如此，就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把未来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可控范围内。提前化解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疏导，而不是继续强化管制，这样将矛盾越积累越多，往往适得其反。我建议在5年之内，主动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不要怕资本外流，实际上90年代中国能够外流的资本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外汇制没有能够有效阻挡资本内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碍了涉外经济的效率，得不偿失。要知道，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是无法完全分清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兼有贸易和投资双重性质，如何能够在长时期内一个自由兑换，一个由政府管制？

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在机制和数量上两大市场化难关，还涉及利率市场化和远期汇率形成等问题，都有条件在近年内解决。大家目前所担心的是：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的风险如何？会不会导致资本外流和大幅度贬值？

必须指出风险和预期的关系：价格改革，只能够在通货紧缩预期下进行，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价格改革，必然引起抢购，如同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汇率也是一种价格，是货币的国外价格，如果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在升值预期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在贬值预期下进行，的确有风险，可能出现股票市场的崩盘，外汇的抢购或者银行危机。如何把目前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办法非常简单：改革以前先将目前的人民币固定汇率“超贬”一次，比如贬到1：10。这是在宏观经济健全稳定时，由政府主动贬值汇率，出口和外资进入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产生。然后果断实行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没有风险。不会产生泰国那样宏观经济已经严重失衡，国际资本有准备地冲击，资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汇率贬值以后再贬值，出现挤兑银行的崩溃局面。

最后，美国股票市场进入波动调整，而中国股票市场进入持续牛市，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和自由兑换的最好时机。中国股票市场一直吸引着国内大户的巨额资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

级市场中申购新股，毫无风险可获得年15%以上的回报率，所以中国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挤兑，没有去兑换外汇外流，这从外汇黑市不活跃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和新经济的扩散，正在改变90年代全球资本单边流入美国的形势。人民币在超贬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正是吸引资本流入的契机。当然资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时我们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时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和监管能力问题，正确的宏观判断和决策，也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贬值,可能是解决通货紧缩的有效办法.如果我国基础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就说明人民币汇率高估,不贬值就难以摆脱通货紧缩,而且会陷入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有两种,一种是贬值名义汇率,一种是贬值实际汇率,即提高出口退税率,或者降低国内物价----后者正是通货紧缩.我国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稳定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的政策,不自觉地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而当通货紧缩持续到企业和社会不能容忍时,或许只有贬值一法.

四.扩大国防投资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重大战略措施是增加国防投资.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计划中仅6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80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美国1999年出口武器300亿美圆,占全球武器贸易的40%,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有48亿美圆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国带头,全球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费每年平均增加6%.

我国西部大开发,最根本是从青藏高原调水,进入黄河,然后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这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希望沿袭深圳模式,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但潜力有限.处于调水移民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是发展国防产业.

中国百年来生产力布局两次向西部大倾斜都是在外部战争环境下逼出来的.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的比例,从3%上升到50%,从此结束原始农业社会,进入二元结构社会.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投入2000亿，增量投资占国家新增投资的1/3，西部地区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仅四川，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变为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铁路从5000公里发展到80000公里.围绕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旧占30%,贵州占45%.

国防大学经济学博士卢周来指出,1979—1994年，我国国防费绝对值年增6.22％，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均上涨7.3％，国防费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从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为3%左右.发展国防产业,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必须,对于启动内需和开发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义.不应该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国防产业也必然需要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比如我国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在利润导向下,大批生产民用产品,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如果能够以国家力量支持集中生产飞机,就可以给民营企业让出巨大的空间.

表1：1997年度中国国防费与部分国家国防费比较（单位：亿美元）

国家国防费美国2671．8俄罗斯160英国356法国367日本430韩国172中国98

（汇率按1美元＝8．29元人民币）

表21978—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

年份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19784．63％19804．29％19832．98％19861．97％19881．46％19911．53％19931．23％19971．09％

表3.1937---1942年四川工业在全国的地位

1937年工厂占全国（%）工人数占全国（%）资本千元占全国（%）

四川1152。93130192。8521450。58甘肃90。2311520。252950。08贵州30。082290。051440。04陕西100。2546351。0127570。74

1942年

四川16544410820544。70223001252。28甘肃1393。6978883。26619。63。19贵州1122。9845782。89462642。39陕西38520。24235109。741053195。43

五、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担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仅靠国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简政府机构,整顿税收,清除腐败,控制高消费和奢侈消费,将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济发展,而且要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能再强调效率第一,而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不能够让少数人利用权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大众转嫁.应该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败势头,将腐败分子”偷,骗,抢”来的财产收归国有.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8

我国经济学界“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兴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支持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批评部分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讲话。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邀请了非经济学家参加，如自由主义者丁冬，秦辉，王东成，杨继绳；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马立军等人。

从2001年开始，我们全面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反思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后果。

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如：

赵英：《大国世纪》，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超级产业，而不是仅停留在为跨国公司打工。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从战略和谋略角度研究美国政策，打破了以美国是“生产力规律”代表者的神话。

韩德强：《碰撞》，反对静态比较利益，以德国历史学派为理论依据，批判经济主义自由主义。

胡鞍纲，杨帆等：《大国战略》，从中国的大国特性，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性考虑战略问题。

杨帆，荆林波等：〈中国走向选择〉，提出跨世纪中国的重大争议和选择问题。

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提出西方化将把中国引入灾难，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以游记方式提供了农村调查，打破了经济学的模型数字化。

另外，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乔边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反对中国对于全球化的盲从。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提出对抗国际霸权的军事思想。

我所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将在2001年8月出版第一批，年底出版第二批。这是

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集体著作。包括：

高粱的《战略产业》，卢周来的《国防产业》，李大光的《国际战略》，张祥平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我和苑林雅的《21世纪大个竞争》，我和卢周来编写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文选》，还有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书，都是被统治中国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

我们要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虚。

在前言中引用了陈岱荪先生的文章，他在临终前已经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封锁，我把它再次发表。在中国，一场反思90年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大论战已经开始，“经济学主流派”垄断经济学讲坛，研讨会，传媒工具，回避争论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阐述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特整理如下。

（二）贵州《中西部开发》研讨会：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中西部开发前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海南研究院的迟福林，和其主要顾问王珏教授，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导向，但主张劳动者拥有产权，主张社会公平，类似国际上的“人民资本主义”，比那些权力资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们主办的“中西部开发与民营经济参与”研讨会上，大多数人仍旧遵循“市场经济导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开发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并对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观念，体制，法制提出许多批评。总之，为什么资金没有能够大批进入中西部，主要是因为中西部体制落后，国家垄断多，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

我的发言是：

首先，应该讲讨论规则，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无谓争论，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说各话。

听了会议发言，大多数人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方法和理论的，这些理论强调制度因素，重视市场化制度改革，在许多场合已经出现滥用和教条主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导向”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予设前提，把一切成就归为市场经济，而把一切错误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我看这在思想上没有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水平，都主张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过过去是国有最好，现在是私有最好。这类话说得多了，就形成“话语霸权”和“市场经济导向的语境”。大家不是说要解放思想吗？那么我在一片“市场经济万能论”中，说要搞好计划经济，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学术界能够针对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针对学术界的“经济学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开发问题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导向，因为生产力太缺，你机遇改变生产关系也没有用，还是需要计划经济，国家投资为主体进行长期投资，先解决生产力问题。应该谈如何搞好计划经济，防止贪污腐败，在运行时尽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比如采取公开招标等，但是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投资为主体，在中西部开发前一二十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导向”，大家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在经济研究中成为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教条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现资学，即比较资本在东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显，在一二十年内，资本在东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大部分仍旧会投入东部。即使把所有优惠政策的效果都计入，充其量减缓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够缩小差距。

我提出计划经济在开放初期为主导的观点，建议中央政府多给钱，并发展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关键是要搞好计划经济的监督管理，包括请国际机构参与监督，包括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但不能不切实际地强调市场经济导向，继续搞什么双重体制并存的腐败过渡，这样，公共工程引起的腐败将更加严重。

第二，理论方面的误导。

中西部发展与东部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地步，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梯度发展战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场经济教条误导的中国经济学界，却一定要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没有贯彻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碍了经济自由。结论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区，给优惠。我同意给优惠，但潜力不大，难以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

按照市场经济导向开发中西部，结果只能是拉大东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开发的巨额资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当然是计划经济。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现实？把市场经济作为价值取向，反而影响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

我承认，中西部由于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各方面的自由度低于东部，是民间资本不能大举进入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属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带有挑战性：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有了自由，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才导致并将继续导致东西部之间差距的拉大。

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终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理由，是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出现饱和，中西部由于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收益率高于东部地区，这是以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

理论套用于国内的东西部关系，犯了基本的理论前提错误。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不同，在于劳动力基本上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收益率降低，才会流入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如果解除城市户口的限制，并且加强劳动力培训和信息服务，中西部劳动力仍将源源不断进入东部，将工资长期压低在低水平。投资者既然在沿海地区可以雇佣到来自全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会去中西部投资。所谓“饱和”，只是指东部地区

的地皮，还有水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可能促使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但首先投入东部地区的中西部，比如从深圳转向保安，从大连转向沈阳，从上海转向苏北，就连广东省也还存在相当落后的中西部，按照资本收益率规律，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何时的主体何时才能转向国家真正的中西部？

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绝对不能够变成万能的狗皮膏药，到处乱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自身就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导向进行一定的战略性调整，不调整就不能迅速开发中西部。

第三，非常奇怪，会议所有发言和论文没有一个提到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很显然，大家是把历史上国家大量投资形成的国防产业，看成历史错误和经济累赘。即使连许多专门研究国防产业的中西部代表，也一字不提。说明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导致，对于国际环境可能出现紧张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亦极端忽视。

历史事实是：中西部开发的两次大飞跃，都是在战争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朝鲜和越南战争。如遇外部环境紧张，大批资本必然涌入中西部。如是和平环境，将继续投入东部。如果我们居安思危，设立假想敌人，重视国家安全，就应该以国家资本带头，向中西部进行巨额投资，为此必须清除腐败，严格监督，加强政府能力。这与通过优惠政策，促进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的深圳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在北京与台湾学者对话

政府某部门请台湾8位政治经济博士到京，讨论“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安全主张：

第一，中国不能无条件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自由化”总是有利于强者吃掉弱者。台湾学者认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不主张

中国大陆为主导的区域化，也不批判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济自由往来，恰巧说明一个道理：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总是强者主张自由化，而弱者反对，因为弱者害怕在自由化中被强者“自由地吃掉”。所以中国大陆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第二，不能以“反对国内专制”为理由否认国家民族利益。

美国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以民主优于专制为出发点，认为民主国家不可能侵略别人，因此可以拥有军事力量，比如美国年军费3100亿美圆，还嫌不够。而专制国家就不能够发展军事和国防。

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以政府不民主为理由，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而无限度地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民主没有实现，政府就不能干预经济，不能搞国防，甚至不能多收税。同时他们反对发动群众反对腐败，认为是文化革命的重演；他们反对为工人农民谋利益，认为会导致主义回潮。他们已经发展到反对在中国搞民主，认为自由高于民主，首先应该明确财产权，特别是反对追溯改革开放中的贪污腐败者，他们实际上主张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甚至是官员腐败的自由，而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是一人一票，对少数权力资本集团不利。

我是一贯主张民主的，民主当然比不民主好。但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调水，到现在仍然如此，就是需要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能够负担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公共职能。有一部分社会职能可以通过基层自治解决，但在中国人均资源极端贫乏的情况下，想以市场经济消解政府职能，以腐败为润滑剂瓦解权力，造成公共职能无人承担，很快出现两极分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基本秩序破坏，结果或是内乱，或是外患，丧失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件。说什么国内不民主，就不应该维护国家利益，不应该爱国，甚至可以勾结外国人，这就恰恰颠倒了问题。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卖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和反对腐败主张民生，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完全是一致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要思想。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比现在某些自由主义者要强多了。

第四，不能以全球化反对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有明确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命脉不能被外国

人控制。中国尤其不能。台湾如果独立，将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在国内引起大动荡，是这个大陆绝对不能够允许的。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第一件大事。

全球化解决不了中国13亿人----20年后是16亿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和加入WTO，将加速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把80-90%的人口，也就是12亿人口抛弃。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搞人口自由流动，比如安排中国2亿过剩人口，我看中国什么条件也可以答应。如果不行，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能被全球化消解，这不是维护中国的狭隘利益，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包括美国利益在内。

国家包括土地，人口和政府3个要素。西方国家需要中国有一个有效政府，把十几亿人安排在中国这片贫乏的土地上，不去和发达国家争资源，不去破坏他们美丽的环境。如果中国有了真正有了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农会，按照人口比例农民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占据了多数席位，美国人在WTO农业谈判中得到这么多利益吗？外国投资者还能够在中国得到“超国民待遇”吗？

中国大陆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7%，5年以后将达到70%以上。其他方面如金融开放度仍旧很低，应该继续开放。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不能够过分依靠国际市场，经济重心不能够过分集中在沿海，不能够再以西方国家的高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经济成就。

第五，中国要独立培养动态比较优势，扶植战略产业。

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即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已经非常充分，虽然还有

很大发展空间，但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作为大国，中国有能力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象美国那样在全球采购，而不能够成为跨国公司单纯的加工厂。

25年以来，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污染型产业，以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降低了产品成本和物价水平。同时垄断并高估服务业的价值，包括金融，股票，保险，影视业，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价值。美国以政治军事实力，和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维持美圆的高估，压低进口产品的价值，即压低全球劳动力和资源的价值。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以资本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弥补的。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背后的经济机制。有多少是“客观规律”，有多少是人为的？反正总有人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强加于人。这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已经体会过了。

我的发言引起了台湾学者高度的重视，提出许多问题。我想足够震动他们了。

也只有我们作到了上述各点，台湾才不敢独立，国家才有和平。如果盲从于国际经济学静态比较利益的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把自己的金融，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交给国际资本，没有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们国家和社会将无宁日。

（四）在国家统计局的《国际形势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主张发展战略产业

我刚刚揭露全球化被是被发达国家阉割了的，因为排除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发达国家不能够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意思是：我们只能单方面接受全球化。

我反驳道：这个“不可能”，不是什么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美国霸权。如果说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垄断学术，垄断国际规则的制订，那么我们就不要搞学术讨论了。大家应该投笔从戎，去搞军事。

中国必须独立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破除“比较利益论”的误导。

静态比较利益在中国，可以继续发挥，但现在应该把力量集中于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即超级产业：核，航天，航空，武器，电子和战略资源。这不仅关系国家安全，也关系到能否赚钱。现在是中国大陆拿1亿条裤子，换美国人1架飞机。如果中国集中资源生产裤子，全世界的裤子很快就过剩，马上降价，还赚什么钱？假设中美完全中断经济关系，结果就是美国人没有裤子穿，中国人没有飞机坐，包括没有电脑芯片供应。美国人可以到墨西哥去买裤子，也可以自己生产，因为他缺少的是一个低层次的竞争产业，面对的是一个多国市场。而中国的飞机和电脑停顿，意味着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高科技市场！因此，如果不能发展独立的战略产业，我们最终不能保持国家完整和独立。

依靠给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从一种过渡到另外一种。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然后全球化购买，这才是积极介入全球化。为什么只能给跨国公司配件？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之聪明，待遇非常之低，竞争能力远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关键上政府和社会能够培养，留住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要每年几万人被美国抢了去。

一说发展独立知识产权，许多人就摇头，他们对自己国家没有信心，国家的精英层也缺乏这样的意志和魄力，总想投机取巧，依靠外国人。他们不知道，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帮助我们发展战略产业。比如，在飞机制造业连遭挫折，耽误了20年的时间！1980年我国飞机制造水平只比欧洲晚3年，现在欧洲空中客车已经造出300座的喷气式民航客机，6年以后将有600座问世，连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了100座的飞机，中国呢？50-70座而已！

发展战略产业，必须破除单纯的市场经济导向。讲短期经济效益，排除政府干预，就意味着不搞战略产业。欧洲4个国家联合搞空中客车，25年亏本，是超国家行为。在中国，反而鼓吹航空工业下海，搞了数千种民用产品，冲击了民营企业。

发展战略产业，国家赔钱，但可以拉动内部需求，包括以公开招标方式向民营企业订货。为什么一定要把发展战略产业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经济效益，要看总体对于国家产业的拉动。如果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比如服装，能够拉动国内什么产业？---恐怕只有面料和就业，连纺织机械都是引进的外资，纺织原料是澳大利亚的羊毛。

发展飞机工业，拉动的是国内高科技研究，航空研究所和院校，发动机，高密度合金，数控机床，液压系统，电子系统，安全系统。在大型民航客机的平台上，才能发展军事特种飞机，包括空中指挥机，电子侦察机，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发展武器系统和各种尖端技术。以10年时间，20亿美圆的代价发展一个新机型，其经济效益绝不是这一架飞机能否成功，能否弥补成本，而是看它能够拉动多少国内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零部件可以全球采购，关键是按照中国独立的知识产权设计，进行定货。全球化生产，恰好给中国发展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供应来源，这是国际资本无法封锁的。

（五）在厦门《城市化国际研讨会》上，批评不顾前提滥用西方经济学。

留美经济学会和厦门大学陈涌军邀请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我在最后做一个人发言，批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滥用：

第一，把市场经济做教条，束缚和误导人们的思想。

我预计中国未来数年，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问题本身，，也在

于主流舆论不认真面对危机。国内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把所有问题推委于权力和计划经济，推委于市场经济不彻底。他们认为所有问题，只能够沿着市场经济导向去解决。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甚至越来越严重，也绝对不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检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已经被外国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在中国应用就用不着检验。这不是把市场经济做上帝吗？市场经济在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发现并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有些自封“主流”的经济学家既不认真已经中国问题，又不客观介绍我国问题，他们的实证精神到那里去了？

如果在中国应用市场经济理论出了问题，当然应该追究市场经济及其推行者的责任，难道还要推给负责？

第二，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逻辑，我们假设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逻辑上

没有错误，当然这只是假设。许多人在讨论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逻辑的，经常偷换论题，论据不能真正符合实际，论证不符和逻辑。

如果在形式逻辑上没问题，真正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实际。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如果出现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视应用的前提，而且否认要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忽视中国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两个特点。中国资源比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是无法比的。如果以为可以在“资源稀缺”原理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错了。人均资源极端短缺，使得调水成为中华民族始终完不成的任务，成为领导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耕地在中国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不能资本化。资源越短缺，市场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越小，能够容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市场化，全球化，必然把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现代化之外，甚至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这可不是说起来吓唬人的----可以预见的生态环境危机，类似股票市场崩盘，突然出现，比如北方城市缺水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市场经济怎么解决？还不是计划供应？难道能够把水价提高100倍，富人乱用，穷人渴死？为了保证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可能是市场经济吗？

第三，鼓吹制度万能，所有制改造万能，回避路径依赖的危险前景。

制度学派在中国的应用有几个问题，一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制度，二是单方面的市场经

济导向。许多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的，在经济学书本上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都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国依靠“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去解决，实际上是不解决。我可以列举的有：计划生育，调水，保护资源环境，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战略产业，扶植高科技，农业，东西部地区差距，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学派讲究制度起点和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起点是权力，而制度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在没有有效社会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严重的腐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就是路径依赖。按照制度学派理论，经济学家应力主政治与社会全面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团。恰恰相反，一部分经济学家却以改革开放为名，勾结既得利益集团，借机暴富，鼓吹让大多数人为“某种先进制度”牺牲，这难道是“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吗？我感觉他们和斯大林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制度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只不是把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

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隐蔽性利益转移问题，却一味宣扬只要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一切问题都可以好起来？等到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他们不得不承认，就抓破脸说：本该如此，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对两极分化，他们先说没有两极分化，对于大量研究成果，强调没有模型，数字不全，进行贬低。等到全社会公认两极分化的确十分严重，他们又说，本该如此，中国老百姓应该转变观念，为历史进步自觉牺牲自己。这种先掩盖，后辩护，直至公开为权力资本，投机资本辩护，反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有违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毁坏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名声。

第五，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

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六，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神学，利益追求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9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

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

[3]顾海良，梅荣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国防经济学范文篇10

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取代，它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工人阶级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两大阶级的矛盾围绕经济利益而直接展开。随着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并取得节节胜利，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独立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加以指导和一支武装力量来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为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的产生准备了社会阶级条件。由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成为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当中，筹集经费用以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搞好军队建设的关键。这一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新挑战。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广泛研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军事经济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他们的军费经济理论观点，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军费理论准备了理论条件。

二、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的重要观点

1.军费主要源自于国民收入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产品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总和，其实物形态为该国在一年内所产生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价值形态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即C＋V＋M。在这三部分价值中C为已消耗物质资料的价值，它的实现是补偿已耗费的物质资料，以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而V＋M，又称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国民收入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军品生产和增加军费的真正财力源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军费形成的基本出发点。

2.军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军费的投入不能过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是产生暴力的根源，社会经济条件是暴力的物质基础，为从事战争及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发展动力。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评论文章中指出，经济条件是影响军事作战进程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投资国防建设，必须解决经费问题，能否筹集到足够的经费，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成败。经费问题是国防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需要及时进行补充，需要加强军工建设；另一方面，战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这时，革命政府必须采取财政贷款措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军费的投入不宜过大，国防经费投入过大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各国，军费开支极大，不仅战时举债，就是在和平时期，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维持庞大军队，也举债弥补军费之不足。当时，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起义开始以前，军费开支占全部普通收入的60％，在起义初期，为养活这一庞大军队，“军费开支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一倍”，年开支达到2000万英镑，“这同总共才有2400万英镑的印度纯收入极其不相容”，印度政府“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人强行增加，但收人仍旧赶不上开支”，每年新增固定赤字至少有700万英镑。为此，一方面：“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另一方面，不得不在英国发行700万英镑公债和500万英镑印度公债，以弥补军费之需。三、马克思、恩格斯军费理论观点的启示

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是加大军费投入，加强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民收入（V＋M），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标志，这部分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扩大社会再生产，而且也为社会非物质生产部门（例如军队）提供物质基础。可见，国民收入是一国军费的重要来源，经济实力是影响一国国防支出总量变化的直接财力基础，是国防经济得以运行的润滑剂。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动用较多的财力发展国防；反之，其用于发展国防力量的财力就越少。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国民收入水平处在世界后列，1978年的GDP仅为3645亿人民币，军费为168亿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我国GDP达到了300670亿人民币，军费开支达4178亿人民币，国民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世纪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纲，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大国防经费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2.军费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基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搞好统筹兼顾

（1）保障重点，确保我军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

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当前，我军信息化建设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经费投入需向信息基础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和武器装备信息化等方面聚焦，通过重点跃升，带动全局发展。

（2）加强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军队现代化，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大计，从财力上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的物质保证。要加大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人才的投入，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地方优秀人才吸引到军队中来。

（3）加强经费投入，搞好部队军事训练

坚持面向部队、服务基层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训练、人员生活等经费标准，改善部队训练保障条件，促进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大抓军事训练，营造浓厚练兵氛围，推动军事训练不断深入发展，促进部队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军费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大量阅读前人军事、经济著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所得出的科学理论，是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关系问题的科学认识。新形势下，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在军费理论中的重要立场、观点，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军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