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教育范文10篇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1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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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2

总之，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即使统治阶级在当时曾做过一定的努力，如刘向的理想尚未实现，王莽设立辟雍，东汉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但最终都不能挽回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中分离出去的最终结果，也未能保住音乐教育在官学中的一席之地。当时音乐教育从官学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努力的不够，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根本变化，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变的。音乐教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即从官学分离的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于宫廷官设音乐教育机构和社会娱乐圈的音乐教育行为，另一方面，它在这一特殊时期迁移的独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音乐和传教内容相应变化等。这就是音乐教育的两个主要内容。官学音乐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宫廷以及私家歌舞娱乐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社会音乐教育，强化了秦汉以来的“艺”体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体系；此时西域音乐的广泛流传，使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加了新的元素，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外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是乐妓音乐歌舞表演为中心的时代，宫廷雅乐衰落，俗乐兴起。清商署作为一个清商乐的管理机构，自魏晋时期，属于宫廷俗乐音乐机构。在汉代乐府的音乐表演中就已经有清商乐节目，从汉代流传下来的清商乐，无论是继承清商乐的宫调系统，或歌舞表演的学习，肯定会有音乐的传教活动。正是这种音乐传教使汉民族的传统音乐得以流传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乐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清商乐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娱乐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传教的歌舞器乐，也是民间俗乐作品。一直到清商乐音乐进入南方后，吴哥西曲的形成，也属于俗乐的范畴。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乐虽然发展不可能像汉乐府那样拥有社会条件下的稳定，为音乐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在追求感官娱乐的气氛，使清商乐在社会需求中得到自身发展，同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使乐官、乐工和乐妓自觉从事音乐传播和音乐教学工作，使得清商乐流传至隋唐时期，并被隋文帝成为“华夏正声”。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活动，音乐活动中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远远超过了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俗乐繁荣雅乐衰落，宫廷雅乐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中。雅乐的传教，官学不存在，即便在宫廷中，往往是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的境遇下。（《魏书•乐志》）但在雅乐承担歌功颂德的音乐职能上，雅乐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音乐的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汉族传统音乐和外域外族音乐，北方和南方的音乐交换周期。这种传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汉代，而且为晚唐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随着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整套官办和层层设置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了大批社会音乐人才，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发达。隋王朝建立，汉魏官制在中央系统中恢复，在太常寺建立各种音乐教育是官学教育体系之外的官办音乐教育活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是需要为宫廷音乐活动中培养和输送一大批音乐人才。唐代的官办音乐教育较之隋代社会影响更为发达，在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管理制度，也达到了完善的境地。总体上，隋唐音乐教育主要体现在官办音乐教育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促进宫廷与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的发展。隋唐宫廷音乐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设置了以太常寺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分层设置，管辖范围甚宽。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设置有太庙、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宫廷礼仪宴飨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负责诸事。太乐署中设有令、丞、府、史、乐正、典事、掌固等官职，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旧唐书•职官志》）鼓吹署设有令、丞、府、史、乐正等官职，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旧唐书•职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习南朝传下来的清商乐。宫廷音乐机构的编制与音乐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为培养乐人设立了“博士弟子，第相传教”。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乐人增加到三万人。唐代沿袭隋代音乐机构设置仍在太常寺的领导下，设置下属乐署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机构，除此之外还创设了教坊和梨园两个音乐机构。我国古代宫廷音乐机构的发展可以说到唐代达到了最为完备的程度，这是与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相辅相成的。除从隋代继承下来的乐署以外，唐朝初年开设的教坊属内廷管理的音乐机构，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宫廷的梨园，是由唐太宗李隆基亲自在宫廷中组建的音乐团体，一般认为它是宫廷教坊中的一个培训歌舞人员机构，然而并非如此，梨园是具独立行政编制的音乐机构。唐代宫廷雅乐的教育行为不在官学教育系统以内，但是，雅乐的具体实施中，其表演雅乐乐舞从社会功能来讲亦具有艺术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乐舞的教习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音乐教育行为。正是实现音乐教育功能才使得这类乐舞音乐可以在历朝宫廷音乐活动中传承下去。因此，也由此产生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对雅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唐代燕乐是宫廷宴飨活动中所使用的乐舞，也被称之为“宴乐”在燕乐中根据不同乐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学和管理上加以区别对待，设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时期的燕乐组织结构的另一种划分方式是根据音乐来源地区的不同为依据，形成所谓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燕乐复杂的组织构成和乐种繁多以及相应的乐曲、乐器的表演能够正常开展，实际上是靠相当庞大的宫廷音乐机构对这类活动的管理，以及相应的复杂而细致的音乐教习活动，才能够维持下来，从而满足了宫廷音乐的需要。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育相比，唐代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社会性越来越广泛，它不仅为宫廷音乐源源不断地输送音乐人才，而且在这种传教过程中加强宫廷与民间、汉民族与外族外域音乐之间的传播和交流。综观秦汉至隋唐的音乐教育，我们不难发现音乐教育已从官学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的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经过了秦汉时期音乐教育在官学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晋南北朝俗乐兴盛而雅乐衰落———隋唐宫廷设立了多种音乐机构，从而推进了宫廷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宫廷与社会之间的音乐传播和交流。自此为止，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实现了一种由宫廷到民间，再到宫廷的轮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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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3

这种知识构型使音乐成为一种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艺术”体系。于是，在“艺术”的名义下，音乐被建构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脱离开这个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所谓的“音乐艺术”将不复存在。由此，音乐教育必然是以这些知识和技术为其根基，学习这些知识“范型”和技术“程序”便是所谓的“音乐艺术”教育。③故“专业性”音乐教育对于知识和技能的看重，其合理性当是不言自明的了。然古往今来，音乐教育现象复杂且多样，并不局限于上述情况。笔者尝试将我国古代与近代音乐教育与此作一对照性考察，其中所生风景，则引发出另一种的思考。

二、音乐教育：我国历史的考察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当今音乐教育有三种主要资源：一种是西方意义的“艺术音乐”教育；另一种也是与西方有关的“美育”教育；再一种即是我国古代的“礼乐”教育。下面从历时角度，对古代和近代音乐教育资源从观念层面做一番考察。

（一）以“礼乐”为内核的先秦音乐教育观念

我国从周代开始“，乐”与“礼”联系到了一块儿。“礼乐”的相关性，使礼的内涵长期影响到乐的含义。众所周知，西周宫廷不仅有礼乐，也有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在学校进行，④并有计划与学程安排。《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钥师学戈，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完整的教育科目包含“六艺”，其中“乐”一科即涉及诗歌、音乐和舞蹈。西周官学的音乐教育中大学有“乐德”、“乐语”和“乐舞”等内容⑤。所谓“乐德”包括：中（言出自心，皆有忠实）、和（不刚不柔，宽猛相济）、祗（见神示则敬）、庸（接事以礼而有常）、孝（善于父母）、友（善于兄弟）。所谓的乐语：兴（以善物喻善事，以恶物喻恶事）、道（引古以刺今）、讽（熟背文辞）、诵（吟诵有节韵）、言（直叙己意）、语（答人论难）。而所谓的乐舞则是与历史传统相关的内容：《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罄》（舜乐）、《大夏》（禹乐）、《大濩》（汤乐）、《大武》（武王乐）。由此可知，周代的音乐教育，除有与音乐形式和表演相关的技艺内容外，也体现在涉及人的养成的价值方面。西周的音乐教育观念，也为后来儒家一系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承袭、条理化，并加以推进与提升。春秋末孔子便如此。孔子特别强调礼乐与“仁”的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音乐教育在“成人”方面价值重大。他进一步提出，音乐自身具有“美”、“善”两方面的内容，并倡导“尽善尽美”的批评准则。音乐在教育方面的功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则体现了更广泛和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又如战国中期孟子。《孟子•尽心上》汉赵岐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声，乐声《雅》、《颂》也。仁言之政虽明，不如《雅》、《颂》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轲承孔子“仁”学思想，并在音乐教育方面加以发挥“，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即是充分看到了音乐教育在强化人的道德属性和人格完成方面天然而独特的优势，他同时希望《雅》、《颂》之声能够在塑造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理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如战国末的荀子。《荀子•乐论》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他首次对音乐的“愉悦”性质予以确认，并认为音乐的感性性质为人所不能免，由此将音乐的教育价值定位在人的感性方面，并从理论上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教育价值再次加以强调“：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明确地把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具有强烈的人的德性意识。我国音乐教育对于人的价值的强调，其实践与理论始于西周，于战国末完成，其后两千余年直至清末，该理念一直是被延续和遵从。

（二）以“美育”为内核的近现代音乐教育观念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改变，也使教育观念发生变化。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思想和教育思潮开始在我国传播。至20世纪初，一批仁人志士也开始利用西方知识思考中国问题。“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失败后，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并连载其《新民说》一文。梁氏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的思想动机，深入剖析封建文化于中国人国民性建构之种种积弊，大胆提出“新民”概念，并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⑦，并看到音乐教育在“国民”（“新民”）塑造中的重要作用。⑧这客观上为后来的“新学”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鼓吹。与此同时，留日音乐才俊把目光移到音乐领域。面对新的教育理想和传统音乐教育资源之窘况，匪石1903年发表《中国音乐改良说》，尖锐批评当时中国的“今乐古乐”而主张学习“西乐”，并开出音乐教育改弦更张之药方。⑨继而1904年，曾志忞发表《音乐教育论》。尤值得注意的是，曾志忞比较了中西“音乐”的相关“说法”，在总结西人的音乐“要义”之后，给出一个“音乐”定义：“音乐者，以器为本，以音为用，音器相和，是为神乐。”⑩这是国人首次从学科和知识体系角度对“音乐”含义的阐述。曾志忞对“音乐”的这一定位，最重要的是：明确将音乐的功能从音乐的性质中分离了出去，这对往后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方向都有很深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美育理念悄然东来。“美育”推介始作俑者当王国维和蔡元培莫属輯輥訛。1903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短文，从教育哲学高度指出教育目的之所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他明确提到，人的能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体，而精神又分“知力”“、感情”及“意志”三部分“，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其中，特别点出美育的目的：使人的情感“以达完美之域”，“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只有当“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由此，完整而有效的教育———“使人为完全之人物”才能达到。清王朝覆灭后，历史又翻过一页。蔡元培面对新的社会发展，于1912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蔡元培受康德哲学两个世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划分的影响，认为教育要完成两项任务：面对现实世界，必须实施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等；而面对精神世界，则必须实施以“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蔡元培以“人体”为譬喻：“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五育”百分比权重：军国民主义占其十，实利主义占其四十，德育占其二十，美育占其二十五，世界观则占其五。“美育”居其二，可见蔡元培的推重。他与晚清“教育宗旨”相较后，特别指出其独特与重要：“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1917年，蔡元培发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直指“观念世界”的教育。他再次认为“美育”就是发挥古往今来世界上各种艺术在教育上的功能，为全面养成的人服务。于此，“美育”再拾级而上，可见蔡元培所寄予的更高期望。

三、“专业性”音乐教育与“教育”

我国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后起，以“艺术”教育的名义从西方引进，由此也与西方“艺术音乐”教育模式结下不解之缘。輰訛輥专业音乐学院定位于“艺术”，志在担负“艺术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由此而具特别的教育目标和培养模式，这一理路延续至今。然当我们回首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历程时，发现无论是古代音乐教育，还是近代“美育”，其主旨多在强调“育人”功能，强调对人生的积极作用。两相对照，源于西方教育模式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则有些格格不入。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和近代“美育”的教育观念？又如何看待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强调“音乐的教育”这一倾向？二者是否有契合的可能呢？这涉及对“音乐教育”内涵的理解，也是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难以回避的问题。下面分两方面继续讨论。

（一）历史时代与“专业性”音乐教育

今天“，专业性”音乐教育强调“音乐的教育”，有自身理由，也留下时代的影子。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与古代和近代并不完全一样。西周“乐教”，是贵族子弟教育，目的在完成其政治和教养训练，而非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或为其谋生的演艺性训练。在近代，当“美育”传入我国之时，正值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关口及我国社会转型并呼唤“国民”教育之时。所谓“国民”，即梁启超所谓之“新民”，或王国维、蔡元培所言之“完全人格”之“完全人物”輱輥訛，它既与有清之“臣民”相对，也同“西人”相对举，内含现代民族国家之国族构想之意涵，与梁任公“新民”之定义大致吻合：既含文化之旧根，又有时代之新貌。輲輥訛由此可见，近代作为基础教育之“美育”，它首先是从普遍性的时代之人的培养出发，而并不针对艺术自身，也不隶属艺术的专门教育。而今天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当与我国古代教育和近代“美育”都不同，或许包含了一些新东西，需作具体分析。下面尝试从“工业化”和“专业化”角度来对“专业性”音乐教育特点做些分析与讨论。

1.工业化时代与“专业音乐”教育。20世纪以来，所谓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出现一些新情况，其中牵涉工业化背景的两个方面：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在社会层面上，这两个方面有其内在一致性，即知识与职业的紧密关系。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背后是职业及其知识属性。当今工业社会，是一种以机械为轴心的社会结构。该结构需满足于机械的运转，高速运转中需要大量的齿轮与螺丝钉，以及被拧在机械操作流程上的“操作者”。在工业社会的强大生产力中，“操作者”及操作能力即是其核心指标之一。音乐这类专门知识也因其相关的社会职业而与工业社会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輳訛輥由此，音乐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纯粹艺术，同时也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部分。特别是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变化。工业社会成为了既生产“艺术品”，也生产艺术“产品”的社会，更多的“艺术品”通过“工业产品”形式而流行，其工业化气息日渐浓郁。过去“，产品”主体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工农业生活必需品，艺术品则多属个体生产，且尚未列入社会化的工业品目录。而如今，随工业化进程的加深，精神类产品的工业化趋势愈益强烈，工业化方式的生产也愈益显著，同时，随着大众化审美需求的递增和艺术重回日常生活空间，艺术与创意越来越超出原来的纯粹精神范畴，而降落到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行列之中。这一切不仅使艺术与生产的关系发生变化，而且也使艺术自身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机械性的“复制”，随之成为艺术生产的一大特点，导致艺术的形式与内涵之独特价值随之衰减，艺术之精神性因素更是明显弱化。也就是说，如今被生产出来的精神类艺术品已属“产品”，或称“文化产品”，归属在消费范畴而融入物流通道，其生产部门名正言顺成为“文化产业”。这里的变化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是“艺术品”也开始遵循“工业产品”的生产逻辑，要求符合生产的秩序并使其批量化，即“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二是这种产品尤重外在形式，产品价值与其精神含量不成比例反与生产成本紧密相关。作为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它自然遵循“商品”推介方式在社会上推介与传播，并通过产品包装原则增加其经济效益。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职业和知识的相关性方面影响到了学校“专业性”音乐教育的模式。尤其是所谓“艺术品”的精神含量锐减，以及“技术”与“精神”评价上的不对称，使“专业性”音乐教育更倾向于看好学生的技术能力与制作能力，而并不看好作为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艺术品中的那些人文精神。由此“，专业性”音乐教育在“教育”的两大指标———“知识与技术学习”和“人的培养”上，其砝码偏向了前者。也就是说，那些“技艺与操作性”人才，因其工业文化的社会背景而更易受到社会的追捧，这无形中影响到“专业性”音乐教育对人才规格的认定和对人的完成的关注。

2.艺术与“专业性”音乐教育。艺术除来自外部社会的影响外，内部情况又怎样呢？当今的“专业性”音乐教育，是以“艺术”名义为其定位的。所谓“艺术”，一般指一种价值，涉及无功利审美与精巧形式，“一致强调诸如无动机、无功能或形式高于功能、无利害等属性”輴訛輥。在“艺术”的价值中，“精良的操作”一直是一项最重要的指标。而音乐艺术，本又是一种演艺活动，具有很强操演性，其品质不可能与操演分开，甚至很大程度由操演“技艺”所决定，所以操演性价值在音乐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因此，“专业性”音乐教育注重“技艺与知识”即为该专业的一大特点。然而“，专业性”音乐教育更本质的一潜在目标却不幸被忽略：即为“艺术音乐”自身和为本专业发展培养“传人”。由此“，专业性”音乐教育最终便会围绕着艺术品的创造（而非学生目的）来制定专业学习目标。“艺术音乐”的生态链是：作品—表演—理论輵訛輥（其中并没有“人”）。音乐教育的主要资源和依据就来自“艺术音乐”自身及其历史。也就是说，在“艺术音乐”中，无论是作品、演奏（唱）还是理论，它产生于自身历史中传承下来的那些东西：作品、表演技艺和理论认识。它并不与被培养者有关，也不直接来源于民间传统，它是与自身相关的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輶輥訛比如声乐艺术（美声唱法），从专业教育角度，它需要德、奥、法等国的艺术歌曲，需要意大利等国的歌剧，需要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等各样的声乐作品，需要欧洲的歌唱技术和音乐理论，也需要整个的欧洲音乐艺术的文化史。这是它真正的文化之根，而不是受教育者，不是中国的陕北民歌、昆曲和四川清音。钢琴艺术也一样，它需要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众多作曲家的钢琴作品，钢琴奏鸣曲、钢琴协奏曲、复调作品和钢琴小品及其相关音乐理论与音乐历史等。这样才能一方面为自己的专业技术定位，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理论与文化定位，同时还为这种艺术自身的未来提供发展的机会与空间。面对“艺术音乐”的这样一个系统和传统，“专业性”音乐教育必须做出回应，其最好的回应方式即是继承与发展这个自身赖以存在的文化系统，具体说就是必须维护（西方）“艺术音乐”的这个独特“生态链”，其首要任务即是为“艺术”这一核心目标而培养各种生产者：作曲家、演奏（唱）家和理论家。这或许是以“音乐的教育”为目标和策略的“专业性”音乐教育“自身”和“时代”的深层理由。

（二）从教育角度看“专业性”音乐教育

但是，上述理由是否可以成为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的充足理由呢？下面从教育角度出发，再予讨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从教育出发，“专业性”教育与非专业性教育在深层的“育人”问题上是否可以并论？就教育言，只要是教育，无论古今，它基础面是“育”，即内含“人”的教与养。“专业性”音乐教育亦为教育，自然亦有此基本面。既然如此，“专业性”音乐教育中亦当有“通过音乐的教育”便不言而喻了。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专业性”音乐教育中独特的职业性倾向，但如果“专业”教育仅存狭隘的职业性那就有缺憾了。当然，因其特殊性“，专业性”音乐教育可以有两个目标：一、专业的目标，即以“艺术”为“专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目标；二、教育的目标，即人的发展与完善目标。这里“物”（技艺与作品等）的指标与“人”（人格与精神）的指标，可以也应该在教育的终极目标上实现其一统。

1.教育：以“人”为目的。在“人”存在意义上，归根结底“，人”是目的，其他都是手段，教育也是手段。如果“人”是目的，那么教育本身就有一个如何使人成为“人”的具体目标，专业教育亦然。我国古代，古人将音乐视为人成长道路的必然路径。《论语》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德”和“艺”两个方面，教育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所以，周代的乐师对优秀人才的判定拥有发言权。（《礼记•王制》云：“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至于教育的目标，古代之经典《礼记》有明确规定，并以“三纲领”与“八条目”形式对“大学之道”作了精辟阐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同时亦谈及目标、手段与过程之关系。《礼记•大学》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一段三条纲领讲教育目标，定位于价值层面，指向人文性质。“明明德”，郑玄注“谓显明其至徳也”“；在亲民”，朱熹以为“亲”应作“新”解，即“新民”，教育使人成为德性意义上的“新人”；而“在止于至善”，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接着，《大学》篇又用一实例为此作了注解：“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对古人来说，仁、敬、孝、慈、信，就是“人性”在人伦关系上的反映，也即教育终极目标“至善”的具体化。很明显，“至善”不是“工具性”，而是“人文性”的。“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此！第二段解释达到教育目标的手段、过程及其与目标的内在关系。教育过程共“八个”阶段（即所谓“八条目”），分三大过程。第一、第二阶段“格物”、“致知”，为教育之一程。“格”，古训“度也”、“量也”、“正也”等；“格物”，即达至外界，人与物交通，推究事物之理。“致知”“：致”，古训“至也”、“到也”。只有通过“格物”，即推究、认识外物，人才能感知外部世界并获得知识，即今天所谓的“学习”。第三、第四、第五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教育之二程。至此，教育内转，指向学习者内心，亦即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经前一程学习而具有知识和判断力后，转而运用这些知识和判断力去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里的重大提示是：知识学习的意义与价值，并非仅仅是认识和改造外部的自然世界，而必须去完成人对自身的剖析与把握。“诚意”是端正态度，“正心”是剔除杂念，“修身”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境界提升，即解决如何面对个人的意识、思想与欲望等问题。通过对内心的省察与拷问，使其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有更高的觉悟与境界，并使其能与自己内心和谐相处。第六、第七、第八阶段“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之三程。将自己的学习、知识与境界推己及人，从家庭、到侯国、天下，逐步外推。此时，在上一程中解决了“人心”、个人内部世界的问题后，再来解决外部社会的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价值与社会理想的融合与统一。由于此时已能“明理”，内心也已“澄明”，有了一颗“道德心”，即能进一步明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故便可将个人的“至善”外推而用于从“齐家”到“平天下”的社会行为之中。此即所谓“内圣外王”之过程，这即教育的真正成功。其成功之处在于：人既有了“至善”的目标，同时亦有了觉悟与境界。有了它，教育与人生和社会就可以统一起来，从而使教育通过人最终影响社会。我国传统教育内涵甚为丰厚，至少给我们提供三点启示：其一，教育是一极为漫长的过程，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目标，并终其一生，可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其二，教育具有多重内涵，有知识学习的目标，有端正自己情感和行为的目标，还有淬炼自己意志的目标，是知、情、意的一致。其三，教育是外在知识、内在修养和社会服务三者的统一。教育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充满责任，个人不仅有学习的道德责任，也有修身的道德责任，还有对待家庭的道德责任，往后还有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责任，随着年龄增长，道德意志随之增长，并将“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目标贯穿于一生之中。輷訛輥《大学》清晰地表达了教育内涵的多样性目标，除知识性目标外，还有道德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反观今天我国的“教育”，重点只在知识性目标，即只是停留在古代教育“八阶段”中“格物”、“致知”的前教育阶段，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教育。輮訛輦由此看“专业性”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的教育”目标，也可知它其实只是教育的初级目标（知识与技艺）。如果教育只针对“专业技能与知识”，而没有完成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在我国古人看来，就是不完整的、尚未完成的教育。由此可见“，专业性”音乐教育，同样需要有“人”的教育的内容，“至善”的终极目标。这是《大学》给我们讲明的道理。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4

关键词:音乐教育;冯文慈治学思想;教育启迪

音乐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都把音乐教育作为德育、美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因美化人、用美育人、以美立人、以德立本。在当代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更是被纳入素质教育、立德树人、促进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用乐育德、用乐促智、用乐怡情。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史明鉴、榜样明志，是推动现今音乐教育发展、提升现今音乐教育质量、加强现今音乐教育功能的必由之路。国家教育部几经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青年一代身心健康成长。这些重要论述，对如何发展现今音乐教育提供了明确方向。我们应注重学习和借鉴杰出的音乐史学家们的治学思想，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建构与新时代特点相契合的音乐教育体系。鉴于此，现以我国著名的的音乐史学家冯文慈的治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探析其“大德高僧”“善疑多思”的音乐治学思想，目的在于推进当代音乐教育提供借鉴与启迪。

一、冯文慈治学思想探析

冯文慈，系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之一，主要从事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治学思想求真务实、企盼创新，对待学术“善疑多思、坚持反思”。这在他的很多学术著作和文章里都有所体现。他在文献整理方面有朱载堉原著《律学新说》的标点注释本，《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获1999年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选著合作稿)等。四十多篇。其中择评我国音乐史学泰斗杨荫浏先生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三篇文章在音乐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他的这些著作，无不闪烁着他的治学思想的光辉。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冯文慈的评价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冯文慈音乐史学观点求真务实，批判性强，其音乐治学思想朴素细腻且直观，具有唯物主义的朴素的治学情怀;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他敢于对音乐泰斗级人物发起“挑战”，有点“以高抬高”的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冯文慈的音乐治学思想，既有“唯物”的成分，亦有“唯心”因素，如以“感于物而动”来阐释其对音乐史学的情结，其思想具有理性的批判倾向，在其著作里引用详实的理论依据、佐证其研究命题时，呈现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倾向。诚然，由于历史、阶级以及认知的局限性，对冯文慈的学术思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评判和分歧，但这并不抹煞冯文慈在我国音乐学界的影响，并未影响他在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地位。这是因为，他的音乐思想博“诸子百家之大成”，于“陌然产生思考”，在音乐史学之路上不断探索，在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地体现他的“我疑故我在”的学术精神，不仅体现了他的音乐学养、独到的见地、社会的洞察能力，而且运用诸子百家的音乐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并启示着、推动着我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探求音乐的起源，音乐史学的本源及内在问题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既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中国音乐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冯文慈在他所撰写的《漫谈音乐的起源》(原载《北京音乐报》1981年8月10日第三版)中从古到今来论述音乐的起源这个问题。基于音乐起源于劳动着笔，从西汉的《淮南子》上的一段话谈起，用恩格斯的论点来论证、再引用普列哈诺夫在《论艺术》中的观点，从这三个维度，探讨了音乐的起源这个问题，揭示音乐的起源不只是来源于劳动这个笼统的命题。之于音乐起源，冯文慈强调，“音之起，不止起于劳动，文艺创造乃是人类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人心生也。心之审美，才会萌芽，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艺术才会有可能从无到有，成为几千年来人类艺术创造的起点”。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及劳动———音乐———乐舞这样的逻辑结构关系来说明“音乐”产生过程。他的观点基于怀疑，于是思考，源于行动(查资料、求考证)即音乐不只起源于劳动，它是心感于物的审美。冯文慈的这种“追溯求源”的治学精神不正是我们所要学习和追思的吗?音乐史学是音乐理论范畴的学科，音乐是与客观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冯文慈在音乐的治学中很注重用心探究这些问题。他在发言稿《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该文是在2002年南京“当代音乐学研究专家论坛”上的书面发言)中认为，音乐史学无论是音乐古代史、近现代史、通史或是断代史，无论是其子学科亦或交缘学科例如音乐美术史、音乐思想史、乐律学史、音乐教育史、乐器发展史、少数民族音乐史等等都相关联又有很多的成果有待研究和考证。不同的音乐领域之于人的意义，体现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能“求同存异”。音乐是“资治”与“教化”的传统。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主体生产对象，对象生产主体”的唯物史观。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热爱史学的民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史学首要的任务是“资治”，统治者视史学为“治国”的借鉴。我们如今的音乐史学，和政治、教育的关系无可回避。音乐史学是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音乐美学的重要原则。冯文慈认为，音乐应秉承“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观”，他认为:对待“实事求是”，不同的史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管“流派”如何分野，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选择史料、描述史事，心田中应该存在着自己的思想支柱，要用“如实”的精神来贯彻。如果从宏观上研究史学，最基本的靠山还是要仰仗“唯物史观”。其治学理念作用于人，到如今都是我们引用的范例。这一“唯物史观”的治学思想，强调了音乐史学的原则性;冯文慈又强调，“以唯物史观来统帅全局，掌握大事，包括何时运用，是史学家们自觉自愿的事。唯物史观以其真理性吸引学者，从而广泛传播，不是由谁来宣称‘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就可以奏效，对运用唯物史观，要提倡和鼓励，而非必须”，意即音乐艺术自由表现人的心灵自由与生活自由的，他所提出的这种音乐治学思想，从音乐研究与受众的视角，阐释了音乐史学研究的“心态”作用。在这里，从“唯物音乐史学观”到“实事求是音乐史学观”，冯文慈都以科学的史学观思想建构了音乐的史学理念，对我国音乐史学、教育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由冯文慈音乐史学观管窥当今音乐教育之缺憾

通过透析冯文慈音乐史学思想，我们可知，音乐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要把握音乐的“本源”与“初心”，究其内源，探究规律，也是我国音乐教育的本质追求。在实践上，把古代音乐教育中的乐、诗、礼、舞等结合起来，培育人的综合艺术素养。如孔子以“六书”为教材，主张“知行合一”，强调“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孟子注重音乐审美中总的情感体验，认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主张“与民同乐”。思想者，所思所想也。有所思，有所想，还得要付之于实践，实践的过程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机构设置、教育内容、价值追求的相同，来探索现在音乐教育之“大同”。以冯文慈的音乐治学思想为视角来审视当今音乐教育尚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具体表现在:其一，在重视学习、重视基本功方面存在不足。冯文慈一再强调:“千忙万忙，不可忽视基本功的提高”。他说，针对不同的学习任务，基本功自然会涉及多种领域和学科，而从今天绝大多数音乐艺术院校的中国音乐史学的现状来说———在教学和研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古汉语一关。纵观音乐史学科的教学和学习，必须要涉及到文献资料的参考，最重要的就是古汉语这一关，而古汉语只是最基本的就是识字、读字，这就需要语言能力的提升和提高，打好了扎实的基本功，教学与研究，才能少出错，尽量的不出错。音乐教育应基于传统文化、时代背景，从人生、道德、社会视角，阐释音乐及音乐教育的问题的同时明确以提升自我，拓宽知识视野，结合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构建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系。从现有的音乐研究成果看，学界音乐教育观尚存较大争议:基于当代美育思想，以及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专业化”“非艺术化”倾向，学界普遍认为审美是音乐教育的价值所在，主张以审美教育为核心，并因此建构艺术院校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有的认为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建立以多元化认识为基础，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审美，且审美标准和模式是多元的，主张以文化教育为核心。相比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以文化教育核心的观念更加重视音乐教育的包容性、人文性，更加关注人的现实世界，强调音乐教育的功能、目的。有的针对创新人才的时代需求，主张以创造为核心，提倡在音乐实践中，培养教育对象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也有研究者对此持有怀疑态度，认为这有可能弱化音乐的学科特点及其音乐审美功能。而由于音乐教育理念束缚，导致现今音乐教育实践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问题。其二，音乐史学观念缺乏与时俱进的理念。“存在决定意识”，古人今人思想有所不同。冯文慈呼吁，在一定意义上，推进音乐史学事业有赖于“争鸣”，而其真正实现，有赖于音乐教育者本身在心中应燃起对待事业的满腔热情，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要具有开拓的精神，结合新时代的思想，运用到音乐教育领域。发扬我国传统文化，集我国诸子百家音乐思想之大成，对音乐的根源、本质及表现形式的探究，对音乐审美特征及社会功能之揭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应用于音乐教育。从宏观上看，还要吸收西方音乐的影响，与之对比，发现我们的音乐史学教育的不足，推陈出新。要做到推陈出新，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1)引导学生不只是认同本民族音乐史，还要认同国外的音乐历史，扩大音乐教育的史学视野;(2)以教材为蓝本，展开史学思维，培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术科研能力，把“问题”变成学术“点子”，把“点子”变成课题，加以研究、解决(结题);(3)树立广大音乐史学教育者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从指导思想、实践教学入手，用自己的科研热情和真诚的付出来赢得各大艺术院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中国拥有庞大的音乐教育资源，大多数综合类大学都设有艺术音乐类院校，有近几十万名音乐教师提供音乐教育，并有几百所各类高校每年源源不断培养着各类音乐教师，但对音乐教育的推陈出新却不尽人意。冯文慈多次呼吁，音乐教育要规范化，更要多元化。从微观上看，现今音乐教育无论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教学内容设计上，新旧音乐知识比例较为失衡。据笔者对湖北几十所院校音乐史学课程内容调查结果显示，学习以往的音乐史学知识的内容占85%，而对现今音乐史学知识内容所占微乎其微。较之西方，音乐史学新旧知识比例严重失调。其三，音乐史学教育缺乏创新性、艺术性。冯文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史学的民族，是尊重自己历史、尊重自己历史遗产遗物和史学成果的民族”。在我国古代，乐音之道被音乐学家们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范畴，古人运用阴阳学说解释音乐的起源，认为音乐应顺应宇宙万物阴阳相生、动静相应的和谐辩证规律，显现在乐音上的节奏、韵律、调式、速度、音频等特点，都与人体的运行规律相同。在《乐记•乐象》篇谈到教育对象时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是其欲。”所以，音乐史学教育应注重其艺术性。艺术性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培养其自身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特点，在乐教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及教学内容艺术性的贯穿于施教者的身心。要遵循“人心随乐而变，音律各有宜”的规律，艺术性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而当今音乐教育无论在目标追求、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模式及教学方法上，没有针对学生学业程度的高低、个性能力的差异进行不同的教学与管理，缺乏创新性。比如，教材内容设置，没有更多的新时代的音乐史学内容;在教学教法上，目前，学校多采用“讲授法”“引导法”等传统教学方法，这些在漫长的教学实践中探索总结的方法，虽然省时省力、自成体系，但单一、陈旧，无生机，阻滞了人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致使音乐教育最终目标和教学理念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三、冯文慈音乐治学思想对当今音乐教育的启迪

当今，音乐史学教育已经渗透到音乐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通过“学史”“研史”阐释现今音乐教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目前，在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音乐教育正处于深度改革和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通过对冯文慈音乐史学的治学研究和思考，可以获得以下启迪:首先，树立“以德树人”音乐教育理念。“乐者，德之华也”，用“德音”来施教是冯文慈强调治学的重要原则。音乐的教育功能关键在于“治心”，即消除人的内在欲望和外在的诱惑，使之归于“礼”，这就把音乐的本原放在人的心性基础之上了，通过音乐的道德教化而经治人心。“乐”养“德”，“德”于“乐”之盛开。音乐的美，不只是感官和情绪上的快感，而且还能体验、领悟“德音”中的“义理”，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要以乐辅德。音乐教育不是简单传授音乐常识、理论这样的书本知识，也不是单纯地对音乐技能的实践，而是用艺术的手段对思想情操、情感世界、道德观念产生细雨润无声般的渗透和影响，寓教于乐，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高贵的德操，提高人们的素质和素养。要在音乐教育中，开展德育教育的观念和意识。现今大多数音乐教育者的认识还局限于传播音乐知识，发展音乐技能，轻视德育教育，认为音乐教育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文化课不好而为之等观念，使整个社会对音乐教育的意义缺乏更高层面的共识。树立“以德树人”的教育理念，重视音乐教育的德育渗透，是冯文慈的音乐治学理念观，也是实现“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现今音乐教育指导思想。它包含两层意义:教育者“以德立身”，即用高尚的品德、精湛的艺德培养学生;受教育者“以德立本”，即通过音乐教育，修为品德，提升综合素质的教育之本。其次，完善音乐史学古今音乐的发展和交缘的理念。在理论上，音乐史学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先秦诸子百家音乐思想，确立了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系和美学原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在实践上，古代音乐教育注重把乐、诗、礼、舞等结合起来，以“乐和”促进“人和”“天和”“政合”。冯文慈认为:“在我国，民族音乐丰富，古老乐种很多，从乐学发展方面说，由古至今，一脉赘续古代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史学牵丝挂缕，交缘很多。在涉及交缘的或一脉相承的古今关系时，既要揭示其联系，又要慎重对待，不可误猴为人，以今人之意增释古人之文”。由此可见，古代音乐教育和现今音乐教育一脉相承，其意义源远流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相比之下，现今音乐教育体系中对音乐教育的交缘与发展的理念却日益弱化。我国拥有丰富的音乐传统文化，这些应是现今音乐发展的“魂”与“根”。党报告强调，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应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传承和保护民族音乐当作责任，确立以音乐文化多元性为音乐教育的基础目标。基于我国的文化战略需要，各级各类艺术院校应把德育教育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当作音乐教育“主旋律”，根据自身办学优势和特点，各显特色。强化音乐教育对传统美的熏陶与感染。同时要立足本土，吸收外来，引入世界各国优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的经验。吸取其精华融入我们的音乐教育之中。注重建构音乐教育模式的“创新性”。冯文慈认为，史学要常写常新，在创新中不要忘记回顾与反思。他说，在中国，史学是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不断更新的学科，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表现出常写常新、充满活力的态势。现今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日趋提高，新的史料和新的知识不断展现，现今音乐教育应“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强调音乐教育者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实践上，创新和实施“与人歌而善，必先反之，而后和之”的教学法、启示法以及“不知言，无以知人”的因材施教法等方法。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传承传统音乐教育的基础上，从音乐的本质和本源出发，注重音乐受众者的音乐兴趣和音乐创造的能力培养。为此，当代音乐教育教学，应遵循教育规律、尊重音乐受众者的个体差异，结合音乐教学内容，探索和创新有效的、与时俱进的新的音乐教育体系，让现今的音乐教育体制充满灵活性、创新性。让原始的艺术活动充满生机，使每个音乐受众者成为音乐的主人，在音乐天地中畅想人生。

四、结语

综上，冯文慈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大家之一，他的音乐史学治学思想深刻揭示了音乐的根源、本质及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音乐特征及社会功能，为我们现如今音乐教育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诚然，音乐史学理论是有着高深思想和严密体系的音乐学科，由于历史、阶级以及认知的局限性，音乐史学思想也存在唯心主义成分，在历史长河的作用和影响意义深远。这需要我们以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去洞察，博古论今，吸前人音乐史学家精华，去其糟粕，用科学的、正确的音乐史学理论观不断提升音乐教育质量，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多元价值功能，拓宽音乐史学教育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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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少良．中国古典音乐的哲学本原思想述［J］．艺术研究，2016，(1)．

［3］杨蕾．中国古代乐教的德育功能及其现代启示［J］．中州学刊，1998，(4)．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5

学堂乐歌教育的产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究，既有鲜明的外力作用，又有深刻的社会内因。外力作用源于帝国主义对华的入侵。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与列强的坚船利炮掩护下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力宣传西方音乐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促使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悄然发生着转型。此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势必影响到音乐文化的渐变，因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改革的内在因素。当“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产物———传统音乐已完成了其作为主流地位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音乐形态的诞生，以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2］(P116)因此，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清政府先后搞了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三次近代化运动，这在客观上为新音乐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积极培养人才，开办了许多近代新式学校，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硬件上的准备。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因战争失败而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机。因为处于同时期的日本在经历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改革后，在使其建立起完备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还废除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此外，由于中国与日本在地域上较近，能够节省一定的留学费用，加之受“中日同文同种”观念影响，日本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最佳选择。在中，维新派领导人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并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新音乐教育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早期改革人士的推崇，为学堂乐歌的传播推波助澜，如梁启超主张“今日不从事教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3］(P62)清末新政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将“乐歌”列为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之一，加速了乐歌教育在学堂教育中的普及进程。当“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4］(P98)因此，从清末到民初，学堂乐歌具备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其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效仿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新局面，接下来笔者就以学堂乐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挖掘清末民初新音乐教育在“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创新。

二、新音乐之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音乐教育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等方面。

1、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

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时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时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乐等都是根据现成歌词、曲牌，填以新词，多以埙、罄、箫、笛、琴、笙、竽、鼓等传统乐器为伴奏，并且以个人独唱辅以乐器伴奏为主，例如琴曲《广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筝曲《渔舟唱晚》《寒鸦戏水》等等。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学堂乐歌则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带入了“以借鉴西方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式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创作阶段”［2］(P116)。学堂乐歌的歌词风格主要有“白话词风”和“典雅词风”两大类。歌曲基本上是用与西方和日本相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根据现成曲调填以新词而编成。如“白话词风代表沈心工填词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而学堂乐歌的编创手法带有我国传统音乐中‘一曲多用’和‘一曲填词’的创作痕迹，但其所用之曲与所创之歌却成就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5］(P32)此外，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乐器对比，学堂乐歌的乐器多以西洋乐器为主，如风琴、钢琴、提琴等，伴随着乐歌的学习进行技艺的传授。学堂乐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在新式学堂和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形式，由于它最初仿效日本音乐教育模式，所以在学堂乐歌创作的初期，它的曲调大都来自日本以及欧美，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而成。随着民间曲调的选用，学堂乐歌才进一步民族化。随着乐歌歌词内容的多样化造就的学堂乐歌为后来的工农歌曲、群众歌曲等歌曲的创作直接提供了范本。因此，乐歌教育在歌曲创作技法与乐器选用方面的新变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标志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音乐教育向近代音乐教育的转变。

2、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

中国古代的音乐教学机构，自西周的大司乐开始，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音乐教学机构体。汉朝设有乐府以习汉乐，唐有大乐署、吹鼓署、教坊和梨园，宋代沿袭前代的教坊等音乐机构。这些音乐机构相对于学堂来说教育色彩较淡，更多的是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教育贵族子弟及享乐所用。礼、乐、射、御、书、数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必修科目，音乐教育在科举取士的学子心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四书五经才是正统。同时，“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和地方私塾学社的封建性垄断教育，使音乐教育没有独立发展空间。由于我国近代的新式学堂经历了教会学堂、私人开办新式学堂、政府设立新式学堂三个发展阶段，因此，学堂乐歌的教授是在新式学堂中进行的，新式学堂成为清末民初音乐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机构。乐歌教授起初在教会学堂进行，这是西方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种手段。随着列强对中国入侵的加剧，爱国人士教育兴国，大力发展教育，投资兴办近代新式学堂，促进了私人学堂的开办。清末新政之后，新式学堂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学堂这种近代教学机构的设立为学堂乐歌的发展提供了教学平台。此外，乐歌课在普通学堂与专业的音乐师范学校中成为学生学习的必修科目。如1903年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中就将乐歌课列为必设课程之一；1907年颁行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在女子初高两级小学开设乐歌课，但授课对象仅限于女子师范学堂的女生；1909年后在《修正初等小学课程》中更是明文规定：“凡初等小学堂中必开设乐歌课，次年在高等小学堂中需增设乐歌课。”［6］（P51）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当局规定‘乐歌’课为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进行‘美育’教育,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7］(P132)学堂乐歌教育的创新在于，将音乐教育正规化，把音乐课作为一种必修科目确定下来。这反映出清末民初的新音乐教育改革在教学机构与教学科目方面的创新发展。

3、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

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提倡政教合一，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利用音乐作为其加强统治、歌功颂德和充当荒淫享乐的工具。不论是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时代的音乐教育都以贵族为中心，是为娱乐及王朝统治服务的。因此，中国古代的音乐是为寡人而非众人的。这种宫廷音乐与王朝统治下的音乐教育对象自然是贵族子弟，主要教学目的是为了约束贵族子弟的德行以及愉悦君王。乐师成为宫廷音乐教育、宗教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教育中的主要传播者。但随着封建王权的衰落直至被推翻，宫廷音乐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音乐文化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下传入中国。这种传入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冲击，加速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民间化。当时“在戊戌维新变法影响之下，中国社会生活在广阔的领域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新文化知识，对西学的热衷与追求形成社会风气。”［8］（P89）学堂乐歌文化也在其学习之列，因此，留日学生成为乐歌教育的最初传播者。如著名乐歌创作者沈心工，在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的普通中小学创设歌唱课和编写学校歌曲。留日学生的努力为学堂乐歌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宣传作用。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相比，学堂乐歌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较大，音乐传授对象以平民为主，学堂乐歌中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摇篮曲、独唱曲，独唱、齐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由于“学堂乐歌把群众歌咏的方式引进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又使很多新的音调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成为我国音乐的构成因素，为以来的群众歌曲的创作和发展打下了基础。”［9］（P332）因此，乐歌教育在传播载体和教育教授对象方面的创新发展淡化了音乐教育中的封建等级性和落后性观念，使乐歌教育在清末民初能够迅速传播。

4、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

“学堂乐歌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其发展经历了辛亥革命前的将近十年，辛亥革命后的将近十年，以后到全国解放以前三个阶段。”［10］（P17）在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学堂乐歌逐渐被专业音乐创作的各种音乐形式与作品所取代。但学堂乐歌不论是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还是对中国近代以后整个音乐教育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学堂乐歌在其萌发阶段，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并进，因而产生了一批对当时社会产生启蒙教育思想的作品，开了音乐之新风气，同时也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专业乐歌教育家，如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萧友梅等。这些音乐人才以“爱国、民主、科学”为信条，以音乐为中心，开展多方面的音乐活动。如曾志忞，他是我国第一个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也是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的创办人，同时他翻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较为完备的乐理教科书———《乐典教科书》。曾志忞提出的要“为中国造一新音乐”，表达了他“吾国将来音乐，岂不与欧美齐躯，我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11］（P205）的理想。正是这些近代音乐家的努力，使乐歌在中华大地上普遍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味和习惯。在行为上发生新变化的音乐体例，预示着中国音乐的成长进入新的文化转型。这一自觉性的文化选择，事实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始。他们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集体歌咏”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军歌、工农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基础。这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不曾有过的。

三、新音乐教育之乐歌教育在

“软件方面”的创新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发展，打破中国音乐的传统格局，在社会大转型时期，推动着新音乐教育在教育制度如外籍教师聘用与师范教育的施行、教育思想如启民思想、教育作用如教育救国等诸多“软件”方面的创新发展。

1、乐歌教育制度

科举制的废除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属地位，而乐歌教育为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梁启超所述：“今日不从事教育则以，苟从事教育，则乐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12］（P60）因此，他极力主张中国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新歌曲创作，以改变中国古代音乐“靡漫”缺乏蹈厉之气的缺点。然而，清末民初热情从事学堂乐歌创作与编曲的作者多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对于西乐的采用，部分音乐人士也是迫不得已。如曾志忞所说“以洋曲填国歌，明知背离不合，然而过度时代，不得已借材以用之”［11］（P206）。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式学堂对乐歌教师的需要，清政府允许音乐教育中聘请日本教师来我国担任乐歌教学，如“1903年，蒙古喀喇沁王府内创设‘毓正女学堂’，聘日人河源操子任堂长兼音乐教习，每周计有音乐课两节”［13］（P226）。此外，乐歌教育作为新教育学科之一，始终备受重视。自维新变法起，我国除了在小学中普及学堂乐歌教育外，还在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中提倡乐歌教育。同时，政府也会通过示范建立音乐师范制度来发展本国新音乐教育，如1912年9月和12月分别颁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师范学校规程》以及次年2月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乐歌被列为师范教育的必修科目。与传统音乐教育相比，乐歌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更重视人格的培养和训练。虽然此时期的师范专业训练在乐歌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实习中的分量不大，但这毕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音乐师范教育的发端。师范教育专业化为培养专业人才，补充师资缺口提供了有效渠道，同时也促进了专科音乐师范学校的建立。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改革在外籍乐歌教师聘用和师范教育的实行，是对传统音乐教育常规的打破，这加速了授课主体的近代化，为乐歌专业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乐歌教育思想

“音乐思想是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音乐教育家和音乐人士，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对音乐历史与现实问题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观点形之于文字的思想结晶”［2］(P130)，而音乐思想又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思想，以儒家的礼乐思想为主。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音乐多以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周公制作礼乐为维护君臣上下等级秩序，打破了原始社会音乐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礼与乐互为表里，其教育作用各有侧重。正所谓“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内容则是国家政治状况与社会风气的反映，如《礼记•乐记》所载“审乐以知政，饰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和；亡国之音衰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它强调了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符合当时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需要。学堂乐歌中所传达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出一种时展性与民族紧迫性，其表达的救国、新政、平等等启民教育思想也体现在乐歌中，如表达强烈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的《何日醒》，表达欢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政胜利的《革命军》，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勉女权》，鼓吹学习新文化、倡导除去旧习俗、树立新风气的《格致》等等。此外，作为启民意识的一部分，美育意识在近代中国给创伤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剂良药，萧友梅曾指出：“音乐同唱歌于美育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因政府不重视音乐教育，就不研究音乐。”［14］(P163)譬如沈心工作词的《祝幼稚生》便是表达热爱生活与自然审美教育的作品。由于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为救亡图存，因此，此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围绕启迪民智展开，乐歌中所传达的教育中心思想在于启民，从而使国民摆脱“只知有朝廷而不知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只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15］(P3-4)的落后状态，这才是新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性价值所在。

3、乐歌教育作用

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正所谓“兴庠序教化，施礼乐之道，以劝天下之人”，从而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德行，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秩序。而学堂乐歌教育的作用则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紧相连。中国在清末民初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在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乐教育改革领域中实施了反抗外敌侵略的自我改良图强举措。因此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教育激发国人的斗争意识，已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3］（P46）。重在指出学堂乐歌教育在振奋精神、激扬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的教育功能的转变，是时代的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催化作用的结果，乐歌歌词也是对教育救国作用在歌词内容中的体现。如夏颂莱编《何日醒》中所述：“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惨，饮吾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宁波、上海、闽粤厦门，通商五口成，香港特相赠，狮旗猎猎控南凕，谁为戎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抒发唤起民志，救亡图存的拳拳之心，具有直逼灵魂的震撼力。”［5］(P50—51)其内容在于激发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又如李叔同编配乐歌《祖国歌》中所述：“上下五千年，一脉廷，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事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16］(P71—72)，意在启发国民的爱国意识。由此说明，此时期乐歌凸显出的教育救国思想是时代背景的反映与要求，它能够激发爱国热情，成为唤醒民族救亡图存自觉性的歌曲。

四、结语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6

关键词：茶文化；音乐教育；研究

研究茶文化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就是研究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结合问题，茶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悠久，在新的教育形势下，茶文化的教育价值逐渐受到关注。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音乐教育的结合，能够使音乐教学更加丰富，也可以使音乐教学更具感染力。音乐是人类共同语言，以音乐课堂为平台，继承中国茶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茶文化又丰富了音乐教育的内涵。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茶文化视角，研究音乐教育，是发展和传承中国茶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式。

1茶文化与音乐教育

茶是中国的国饮，在中国传承了4700多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茶的起源能够追溯到神农时期，当时茶作为一种药材被发掘，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就是中国关于“茶”的最早记录，茶是具有解毒功效的，后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又发现茶的保健、减肥、美容等功效，首先，茶叶逐渐在中国皇室、文人墨客中普及，一时间被视为奢侈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直到唐代，茶文化才开始逐渐盛行，唐朝的陆羽，被誉为茶圣，他是第一个以茶事为主编写专著的人，陆羽的著作《茶经》至今仍是享誉世界的茶学典籍，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翻滚，茶文化也随着时展逐渐完善，宋代的茶文化已经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中，自此中国茶文化系统已经初步奠定。在唐宋两代，茶文化对中国文人以及教育领域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有大量的古代诗词，是歌咏茶文化的，同样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音乐与茶文化之间的渊源颇深。比如唐代白居易的《宿杜曲花下》中，同时提到了茶柜与琵琶，可见，古代人民就已经习惯于一边饮茶，一边欣赏音乐。又如：吴文英的《望江南•茶》中，同时对茶与乐器笙进行了描写。从大量的茶事、茶词中能够发现，音乐和茶从来都是不分彼此的，以至于中国人一提到茶，很自然就会联想到音乐，尤其是中国文人，而联想到的音乐大多是中国古典音乐。正所谓“茶宜净室，宜古曲”，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想，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说到中国的音乐，起源则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中国有很多关于音乐的民间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先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乐器了，这些乐器都是劳动人民自己制作，供自己使用的，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造诣非常高，它不仅仅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而且也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一种积淀。据说，中国的古琴，最早就是伏羲氏制作，炎帝精通编曲，黄帝精通弹琴，上古时期的领袖皆爱音乐，何况古代人民。茶叶被发现，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发源恰恰是在同一个时期，《茶经》记载了中国人开始引用茶叶，就是在神农氏时期。也就是说音乐与茶的融合具有良好的历史根源和基础。初期，音乐与茶相互结合的时候，主要作为背景使用，人们在饮茶的时候，习惯辅以音乐，调剂情绪，提升人们的精神体验，从而更好的品味茶文化的内涵。在茶文化不断普及与发展的过程中，音乐与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近代出现了茶歌、茶舞，以及采茶戏等等，这些歌曲、舞蹈、戏曲，借助中国古典名曲，将劳动人民平时采茶、种茶等典型的劳作场景，艺术的再现出来，成为了脍炙人口，极具群众基础的茶类歌曲。比如，《挑担茶叶上北京》是现代流传比较广泛的茶歌之一，它完美的将茶文化与现代音乐结合在了一起，碰撞出了更加精彩的火花，为当代音乐与茶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不但如此，茶艺表演作为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不同茶品、不同环境都会巧妙的选择不同的音乐与其配合，通过引入的音乐，丰富茶艺表演内容，烘托茶艺表演环境。

2音乐教育在茶文化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音乐与茶文化的结合，具有非常深厚稳定的历史基础，同时音乐与茶文化之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以茶文化为基点，对当代音乐教育内容以及形式进行创新，是促进当代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了解音乐教育与茶文化的相通之处，是茶文化视域下，开展音乐教育的基础。

2.1在信息传达的方式上

音乐是记录声音的载体，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以及语言背景下的音乐元素融合起来，从而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音乐文化，音乐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听众从跳动的音符、旋律中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创作的意图，从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共鸣。比如，中国人在听贝多芬的《命运》的时候，虽然大部分人并不精通音律，可能也不懂得什么是高雅音乐，什么是通俗音乐，但是随着乐章的波澜起伏，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以及跌宕，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它是一种不必言说的语言。同样的，中国古代名曲《梁祝》也是如此，它所描绘的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段爱情悲剧，当它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发展的时候，世界人民同样可以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哀伤、无奈，能够激发人们的共鸣。茶文化在信息传达中与音乐很相似，它们都是给人以景深的享受，饮茶是一门艺术，从水、器具到烹煮的过程，都有讲究。中国茶道讲究色香味俱全，能够从不同的感官刺激人们的精神体验。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输出，茶文化也被带到了西方国家中，并且经历千百年的演变，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建立属于自己的茶文化系统，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跳板，超越了语言、地域以及信仰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的文化类型，这与音乐非常相似。受到地域以及文化的影响，人们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喜好也存在差异，不管是茶叶选择、还是茶具，都能够看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己的风格，以英国为例，英国的茶文化最初受到中国的影响，英国商人通过从中国进口茶叶来满足国内茶叶的需求，并且最初英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绿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发现英国的水质并不适合冲泡绿茶，反而是红茶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目前红茶已经是英国人不可缺少的饮品，他们每天都要喝茶，尤其是非常看重下午茶，这就是属于英国的茶文化。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音乐和茶文化这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并且都可以突破地域、民族以及信仰的制约，使人们达到心灵的共鸣，给人以精神的慰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音乐和茶文化也会受到民族民俗、人民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展现出独具特色的一面。

2.2韵律内在的共性

音乐与茶文化都是讲究韵律的。音乐演奏者通过各种技巧将声音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展现给人们，音乐表演中，声音的抑扬顿挫、轻柔缓急，都会牵动人们的思绪和感悟，人们通过流动的音符，享受精神的愉悦，获得内心的洗涤。茶文化也是如此，以茶艺为例，茶艺表演的内在韵律感非常重要，在整个表演中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品茗者都会感受到艺术的熏陶。音乐与茶艺在韵律上存在很多相似点，因此可以相互契合，茶艺表演者往往会通过对音乐韵律的学习，使自己的茶艺表演更加完美。2.3精神层面的共性茶文化与音乐都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人们通过听音乐，观看茶艺表演，身心得到放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能够得到释放，从而获得更高的精神体验。不同的人，在欣赏音乐和茶艺的时候，所获得的感受是不同的，它们都能够给人以遐想的空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表演者，也会改变人们的精神体验。音乐与茶文化一样都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享受。

3茶文化视域下音乐教学活动的开展

3.1音乐欣赏

在茶文化视域下开展音乐教学，教师首先要掌握以上音乐与茶文化的相通点，然后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茶歌欣赏能力。教师以中国古典名曲为主，注意曲子与茶联系，学习音乐的时候，可以使用多媒体配合播放相对应的茶艺表演。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还应该注意中国采茶戏曲的普及和学习，可以适当弱化一些专业知识教学，给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通过音乐欣赏，真正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感受到茶文化与中国音乐的博大精深。

3.2学唱民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歌是每个民族文化中一课璀璨的明珠，民歌不仅体现了我国各民族的风土民情，同时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民歌便于理解，易于传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在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茶农们将茶事融入了民歌中，从而创造出了茶歌，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民歌教学，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比如：《古丈茶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茶歌，描绘的是茶农采茶的过程，茶农们通过唱茶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歌曲，对中国茶文化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中的深刻内涵理解会更加深刻。

3.3音乐实践

音乐教学同样需要实践，音乐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在茶文化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开展音乐实践教学，建立学生与音乐创作者之间的联系，学生在实践中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实现音乐的二次创作。学生在实践中，审美能力、体悟能力以及分析能力都会得到提升。

4结束语

在茶文化视域下，音乐教学要关注两者的契合点，首先要普及茶文化的内涵思想，奠定了学生的茶文化基础之后，再开展音乐教学，这样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音乐的认识会更近一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强化民族文化，是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必然之举。

作者:付传利 单位:三峡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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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春薇.和谐教育视域中的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7

民国时期音乐“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古代音乐“以乐育德”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它是在继承和革新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中国古代两种音乐教育价值观

⒈“以乐育德”儒家功利主义价值观。即音乐教育为教化民众服务、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早在先秦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礼崩乐坏”后礼乐制度瓦解，孔子将“礼”与“乐”在教育中结合，即通过“礼乐相济”的教育形式将“美”与“善”统一。虽然孔子认同音乐给人带来和谐体验的“审美”意义，但在“乐教”的定义中，孔子偏重关注音乐的社会作用。“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因此，“乐教”是以“道德”为核心，通过“声和”到“心和—人和”，最终达到“政和”的目的。汉代以降，由于统治者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以乐育德”的音乐教育价值观逐渐在教育中占据正宗地位。因此，“乐教”的价值逐步依存于“道德”之中，音乐教育也逐渐失去了“审美”的本质意义。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形成了以强调“乐以载道”、“乐与政通”，否定个体审美价值的“以美育德”功利主义音乐观。⒉以“审美”为主的道家非功利价值观。“以乐育德”的音乐教育一直受到“顺应自然”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反对。道家从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美学观出发，反对功利性的音乐，提倡形而上、超越功利性的“审美”化的音乐。老子认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他肯定了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独立地位，认为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消解欲望，从而超越物象时空，领悟自然音声中所含蕴的至大神韵。道家认为不应违背音乐的“审美”本质，过分夸大社会功能，反对用“乐教”作为束缚人性的工具。儒家与道家相对立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和谐之音，直接影响着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民国时期音乐教育“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⒈音乐教育价值观的近代转型。道家与儒家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价值观上的分歧，是促进民国音乐教育思想发展变革的基本动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思想涌入我国。受康德、席勒思想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曾志忞、王国维等人，他们在探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启蒙救国的利器，并将目光投向西方的“美育”上，认识到“审美教育”能够使人实现精神的超脱。以现代“美育”为载体的“精神教育”，能养成国人高尚情感，实现解救现实人生的功利目的。比如，王国维一方面接受了康德的思想，把“审美”与“道德”分离，传承道家思想强调“审美”的独立性:“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审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3］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传统儒家“以乐育德”的思想，将“审美”与“道德”相协同，将审美知觉“无利害性”特征赋予了辅助道德的功能，此乃他提出的“无用之用”。这种“审美功利”主义观不仅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代表性，而且在民国时期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如蔡元培认为“美育”是培养人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的手段:“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4］鲁迅明确地提出以艺术文艺改造国民性、疗救国民病根的主张;梁启超视艺术为情感教育的利器，大力倡导艺术教育“趣味教育”，使之皆成为“美化”的国民;朱光潜提出了艺术的“无所为而为”更突出“审美”育“德”的功能性意义。因此作为美育重要实施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是以重视音乐“审美”本质价值而达到道德目的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将音乐教育的意义落实到现实人生的解救，这一理解是基于音乐本身的特征，而不是仅仅把音乐作为辅助工具。这与“西学东渐”带来的康德“无利害感”、叔本华“纯粹的认识”、克罗齐讲“直觉”已有很大差异。可见，民国以现代“美育”为思想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的历史产物，既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转型、也是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吸纳与创新。⒉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制度化。教育宗旨将美育纳入其中，从此“审美功利主义”的音乐观进入教育实践。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系统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思想，将“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宗旨采纳了这一思想，并将音乐纳入基础教育学科。从此，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家们的积极提倡和苦心经营下，音乐教育形成了以音乐本体价值为核心的学科建构;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主体的回归;以辅助“道德”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的“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

二、“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在小学音乐教科书中的体现

“教材是课程设计的最终表现形态，也是最直观、最具体的表现形态。教材是课程计划、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具体体现课程编制者课程思想的载体。”［5］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对民国小学音乐教科书内容进行静态分析，通过对不同时期教科书的特点归纳，分析教科书中是否落实“审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民国时期小学音乐教科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创期”(1912—192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国人自编的音乐教科书开始正式投入教学使用;第二阶段是“实验期”(1923—1931年)，教科书在新学制颁布《课程标准纲要》后有了明确标准，编写进入实验期;第三阶段“稳定期”(1932—1936年)，1932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各科《课程标准》，音乐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比新学制时期更加完善，教学内容呈多元化发展的稳定趋势，教科书编写渐入正轨;第四阶段是“停滞期”(1937－1949年)，抗战爆发后音乐教育在战争期间主要用于政治教育，同时由于物资缺乏和原有的印刷工具遭受破坏，音乐课本都停止出版，所以民国时期的音乐教科书也因此渐渐走向衰落，因此本文对于停滞期的教科书不予以分析介绍。

(一)教科书编写“自创期”以体现音乐本体价值为主

民国初期的音乐教育处于刚起步阶段，国内各地教学设施不完善，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强，编写者考虑到教科书的推广和普及因素，教科书内容以单篇的歌曲为单位，并以单一的歌曲学唱为教学的全部内容。⒈教科书的编写中体现音乐本体价值。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的美是通过优美旋律和节奏来表达。音乐中旋律与节奏的和谐美，是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审美特性的不同之处，因此，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儿童旋律音响的审美能力的培养。“自创期”的音乐教科书编写重视音乐旋律的质量，音乐多以外国的曲调为主。这些被教科书收录的外来旋律，大多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经典之作，其本身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将具有意境和韵味的旋律填上新词，从而形成我国的音乐教育材料。如在沈心工编写的《重编学校唱歌集》中，曲调大部分都采自外国童谣，如歌曲《竹马》选用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的婚礼进行曲;《龟兔》用《welcometospring》的旋律;《新法国语唱歌集》中《数目歌》旋律出自于法国民谣《妈妈请听我说》(Ah!vousdirai－je，Maman)，《小小船》用《lightlyrow》的曲调等。此期的教科书虽然在旋律的选择上重视了音乐美感，但对于旋律选择过程中没有联系儿童的学习实际，如旋律音高超越了儿童的音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⒉教科书的编写中注重音乐德育功能。“自创期”的教科书延续了翻译外国教科书的模式，不同的是歌词内容以符合“涵养美德，陶冶德性”为主。因此，此时期的歌集建设注重歌词的德育功能，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唱歌》中的《惜阴》、《勉学》、《五色旗》、《格言》;《高等小学新体唱歌集》的《国政》、《尊孔》、《三育》、《军人》等，歌词内容以注重道德为主，如《试验》的歌词:“真金不怕火，吾曹果如何，反躬自省，确有何种程度，平日读书勤，哪怕一朝考课，分数莫期多。但求得毋愧我”。［6］“自创期”的教科书歌词注重德育方面的内容，但往往忽视了对于歌词的美感追求。歌词生硬死板，歌词偏难，与儿童生活相差甚远，歌词与旋律所表达的情绪不相符，违背“歌词乐谱亦平易雅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7］的原则等。此类不生动、有难度的歌词在课本中比比皆是，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儿童学习音乐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音乐学科建设的发展。

(二)教科书编写“实验期”体现以儿童为主体的价值观

“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儿童中心”的教育思想传入我国，给中国的儿童教育带来了根本性变革。1922年教育部制定新学制明令实施“儿童中心”教育，由此，我国的音乐教科书内容体现尊重儿童、恢复童心的现代意识。此时期的小学音乐教科书有傅彦长编撰的《新学制音乐教科书》、朱稣典编撰的《新中华音乐课本》、何孝元编撰《新时代音乐教科书》以及何明斋与沈秉亷合编的《基本教科书音乐》，此时期四套教科书中，基本上改变自创期以西曲填词的方式，开始尝试自行编曲。⒈教科书编写内容以儿童经验为主。首先，歌词以儿童的日常生活为主，其联系儿童经验的目的是唤起儿童的情感，激起儿童对音乐学习的兴趣。通过对四套教科书的频数分析(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生活维度在教科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在初等小学音乐教科书以描写家庭生活、常见动植物、时令季节为主，如动物类的《你做老鼠》、《老雄鸡》、《小鸡找朋友》;时令季节的《燕子》、《青蛙》;儿童生活的《开学了》、《我的家》、《妈妈难道不睡眠》等。我们可以看出，小学音乐教科书重视生活与儿童的联系，在选材时符合儿童日常环境，符合时令季节。其次，教科书内容呈现以儿童听觉经验为主。1923年《小学音乐课程纲要》中明确指出:“初级第一二两学年，完全用听唱法教学。”［8］因此“实验期”教科书的编写中，教科书内容强调音乐学科的特殊逻辑顺序:声音的教学先于符号教学，学唱先于音符及其名称的学习。在丰富听觉经验基础之后，再让学生投入到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因此大多数教科书选择一二学年不编课本，或将一二年的课本用特殊图画制成，以《新时代音乐教科书》、《新中华音乐课本》、《新学制音乐教科书》为例，这三套教材在一至四学年使用的是编者自创的特殊图谱进行听唱法教学。这种教学方法是编者自觉对课程纲要的“听唱法”进行的创新，编者用儿童通俗易懂的图谱表，使儿童在听唱时结合视觉的帮助形成对音的长短高低的概念，为日后的视唱做预备。⒉教科书内容体现出育人功能。随着儿童学年的增长，教科书内容不再以顺应儿童的兴趣为主，而是在歌词中渗入德育和辅助其他学科的内容。第一，辅助德育的内容。强调节约勤俭的《衣服》、珍惜时光的歌曲《光阴好》、《时辰钟》、高尚品德的《三百六十行》、身体健康的《康健》、行为规范的《走走走》、《大家这样做》教导儿童如何保持教室卫生、保护环境的《谁也不该攀折》:“绿树浓荫如伞，谁也不该折攀，夏天靠他遮日光，多少清凉，非常苍翠，不折攀，夏天靠他遮阳光，好捉迷藏。”［9］生命安全的《逃难》等等，让道德教育在音乐活动当中自然进行，积极发挥音乐的教育功能。第二，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这是音乐教科书审美与教育功能相结合的范例，是“实验期”教科书的特色之一。如与数学科目相结合的歌曲《一只橘子》、音乐知识歌曲《圆圈和声音》、科学家故事《两大发明家》等等。因此，“实验期”的教科书编写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并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条件，让他们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体会音乐。同时也积极发挥音乐的教育功能，在教科书中渗入德育或其他教育内容。通过歌曲学习培养审美情趣、传递价值、体验生活，同时辅助其他学科的教学功能，让教科书具有德育、审美、教育等多元的学习意义。(三)教科书编写“稳定期”体现出音乐学科内容选择和组织方面的科学化追求⒈教科书的内容组织逐渐体现遵循儿童心理特征的要求。教科书内容组织以教育心理学为依据。如朱稣典将儿童的音乐学习阶段分为四个时期:“一、盲目的效仿期，二、自觉服从期，三、自发的活动时期，四、反省的活动时期。”［10］因此在他所编写的《小学音乐课本》里，将音乐要素的学习放在自觉服从期、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安排在自发的活动期等等。同时，在教科书的内容选材上以儿童的生理特征为依据，如对于音域的选择上要适应不同年龄儿童的发声，如《小学模范音乐教科书》中音域有特别的规定:“第一年由一点d到二点d;初小第二年由一点c到二点d。”［11］因此，与儿童的听觉、视觉、呼吸器官的发育相适应是“稳定期”十分注重的编写原则。⒉教科书内容选择表现出音乐知识与技能教育的双重追求。在稳定期《课程标准》增加了教学内容，其种类繁多，因此各教科书对各个问题的具体内容的安排也有差别。如《新中华音乐课本》注重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每册有乐谱的认识，同时音乐基础知识安排了系统复习，歌曲练习及乐理说明，音乐常识的学习等;《小学音乐课本》以歌曲技能学唱为主，将少部分的乐谱和音乐知识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复兴音乐教科书》采取综合以上两册教科书的排列方式，既注重音乐常识，又注重技能培养，本套教科书每册分为三大部分，含图表(谱表、音符、音阶的认识)、练习(视唱练习)和歌曲三部分，其中歌曲包括独唱、轮唱等;《新学制音乐教科书》同样注重教科书中知识和能力的整合，如内容中围绕着五个调式编写音阶练习和歌曲，其中歌唱技能、音阶练习以及识谱根据年级的递增由易到难、螺旋上升原则，课文中的前后联络性、演进性强，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同时每一首歌曲中都整合了两个要素的学习，使儿童在实际歌曲学唱中自然获得识谱的知识、演唱的能力。上述教科书在编排结构上的差异，表明编者在编写过程中有各自的见解。由此可见，“稳定期”的教科书编写注重遵循儿童心理的原则，以多元的教学内容呈现整合的音乐知识和能力，注重了教科书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的连续性。但教科书编写也面临如下挑战:歌词要适合儿童的生活，并适合儿童的语汇;其次曲调要适应各年龄儿童的音域;音乐知识和技巧的学习要遵循学科系统，“顾虑的所在较多，良好的教材较少”，［12］同时由于我国音乐教育水平处于起步阶段，编者作曲技术不高，所以专为教科书而创作的作品质量并没达到“自创期”的水平，所以教科书的质量又有下滑趋势。因此有部分老教科书被重编使用，如在1903年由沈心工编著的《学校唱歌集》于1912、1937年再版。但此类教科书毕竟占少数，对于解决选材受限问题仍是杯水车薪。为解决此问题，民国政府向社会有奖征求小学音乐歌曲，后因佳作太少，暂缓截至日期之后，这一事件没有了下文，但不论结果如何，通过此类事件都可以看当时政府对于小学音乐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

三、民国时期音乐教育价值观及其教科书编写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

民国时期音乐教育价值观是“以美育德”功利观到“审美功利”观的现代转型。它在小学音乐教科中体现在: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以学生为本，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以音乐本体为基础，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显示了音乐教育价值观的本土化诠释和现代转型。通过民国小学音乐教科书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启示。

(一)在音乐教育价值观上的借鉴

民国时期音乐教育“审美功利主义”价值观是对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扬弃，也是将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融合创新的产物。它继承了通过音乐艺术来教育感化国人的传统，但它又与封建的礼乐教化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音乐教育中，它强调音乐“审美”的非功利性的价值，它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但也不主张将音乐教育“全盘西化”，体现了我国传统哲学“和而不同”的思想。民国时期的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形成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以及将古代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生机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范例。在当下，我国音乐课程价值观受世界艺术课程改革浪潮与教育时代精神的影响，仍然保持审美主导的地位。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因此音乐教育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哲学理论的支撑。2011年课程标准修订版推出后，音乐教育的理论有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经过我国当代教育家的反复商榷，确定基础音乐教育的基本理念是“以审美为核心”，在理论基础上要汲取我国传统哲学智慧，使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更为本土化;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要强化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突出音乐艺术的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这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笔者认为，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价值观与民国时期形成的“审美功利主义”音乐价值观本质上有很大的相似。民国音乐教育者曾对美育、音乐教育、教科书建设以及教学方法在翻译、介绍、评论、中西融合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开端，为我国当代的音乐美育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后人在音乐教育方面继续吸收西方音乐教育中的积极因素，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我们似乎已将民国音乐教育这种好的做法遗忘。因此，对于民国音乐教育“审美功利主义”音乐观的探讨对于当下“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理论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音乐教科书编写方面的启示

民国时期教育家和先行者对于音乐学科建设的文化自觉是我们当今应当传承的优良传统。在当下的教科书建设中，我们应当吸取历史经验，结合当下现实问题，在教科书编写中注意以下几个原则:1．教科书编写在价值取向上应当审美为先。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王国维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一文中指出，音乐学科的“第一目的”当为“调和其感情”和“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13］音乐教育应有其独立的位置，而不是德育或其他教育的附庸工具。所以，追求音乐本体价值是音乐教科书编写的基础观念。2．小学音乐教科书编写要遵循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观。儿童的音乐教科书在选材中联系儿童生活，符合儿童日常经验，符合时令季节，为儿童喜闻乐见。而当下的教育充斥着以知识记忆、考试为主的功利主义观，把儿童和儿童幸福放在其后，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教育一定是异化的教育。所以，在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要了解儿童喜欢什么样的知识，提高儿童对音乐的兴趣，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3．教科书要平衡知识与技能、情感价值的张力。音乐在教育中具有陶冶情操、寓教于乐、启迪智慧、强健体质的功利效用;同时，音乐有自身的审美价值，能够培养儿童美的情感;另外，音乐通过技能的传授可以使人掌握审美的能力。因此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对音乐技能、基础知识、审美体验的任意一项偏重，都会导致儿童失去对音乐以及艺术学习上面的兴趣。基础教育阶段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艺术家，而是培养具有审美素养的“生活的艺术家”，在美的音乐教科书中，知识是丰富人的审美素养的前提，技能是培养审美力的基础，技能经过升华转化为艺术的感受力，最终内化为人的审美素养。因此教科书的设计首先以美为基本素材，以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遵循学科逻辑、贯穿着知识技能的主线，最后达到美感教育的终极目标。

(三)重视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来，各大高校基本都实现了新课标的改革，同时不断有一些关乎道德方面的问题发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各个学科里，音乐教育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全方位的教育学生，为的就是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能够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们如果想实现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让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使音乐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现状

古往今来，音乐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音乐所发挥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许多高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着选题不当或是重点偏向于音乐的节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从音乐中感受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但一些教师过于重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而忽略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使学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乐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实现音乐教育的具体方法

（一）不断提升教师的能力，在教育方式中进行创新

高校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由这所高校中教师的水平来定位的，想要高校教育进行的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教师的水准。因此，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是不断的交流学习来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创新教育学习方法。最主要的是要先起到一个带头作用，虽为音乐教师但是身上肩负着德育教育的重担，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为学生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以自己为目标：接下来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见识，用最有效创新的方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授课选材的问题，要选取充满正能量的、高尚的、具有积极的人生观的音乐题材。

（二）培养学生对音乐中所呈现的真善美的感知力

众所周知，音乐是可以起到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心灵的共鸣。但大多数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往往只是浅显的去感受旋律与音节，并没有去发掘其中更深层次的内容。所以在音乐德育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对音乐内涵的感知力，从内心深处与音乐德育教育产生共鸣。教师可以选取一些比较有内涵的音乐题材，例如《音乐之声》，这部音乐剧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女主人和小孩子们的热情和天真，感受到来自于纯洁的感情的力量；还可以用《真善美的小世界》，能够使学生想起孩童时代，调动学生的兴趣自己对真善美世界的向往。

三、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一）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音乐教育可以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由于它具有它独特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不论身处何处身在何时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其中的力量。《松花江上》就是传唱于抗战“九一八事变”期间，人们难抑热血、同仇敌忾；《大道进行曲》传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曲慷慨激昂，表达了中国人们对于日本鬼子的憎恶以及大刀队员的英雄气概……除了这些之外还流传着许多团结、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歌曲都反映出了当时人民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热血。通过这些歌曲激发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音乐教育也就起到了德育教育的效果。

（二）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出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在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大多通晓音乐旋律，也非常擅长一些乐器演奏，并且做出的词曲也很有内涵，例如《采薇》当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悲伤，莫知我哀。”也表达出了丰富的人生内涵。在我们感受古代文人墨客的文字时，只要教师的选题得当，一定可以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古代文人的风采，从而多方面的了解到世界的文化，同时学会接受不同的文化，对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进行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精神：可以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得学生能够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完善教师团队，增强教师能力，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够提升音乐在德育教育中的地位，最大程度的发挥出音乐的能力，同时配合其他的德育教育，一定能够提升高校学生的素质，从而达到提高高校德育教育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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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梅枝.论高校德育和音乐教育的融合[J].黄河之声,2014,15.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近年来，各大高校基本都实现了新课标的改革，同时不断有一些关乎道德方面的问题发生，因此，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各个学科里，音乐教育也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全方位的教育学生，为的就是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能够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们如果想实现这一愿望，就一定要做好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让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使音乐教育与其他方面的教育做好配合工作。

一、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作用的现状

古往今来，音乐教育一直在高校的德育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音乐所发挥出的德育教育作用也在高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许多高校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但是又存在着选题不当或是重点偏向于音乐的节拍和旋律而忽略了音乐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从音乐中感受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情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但一些教师过于重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而忽略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使学生不能真正的了解到音乐的情感所在。

二、高校实现音乐教育的具体方法

（一）不断提升教师的能力，在教育方式中进行创新

高校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由这所高校中教师的水平来定位的，想要高校教育进行的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教师的水准。因此，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是不断的交流学习来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创新教育学习方法。最主要的是要先起到一个带头作用，虽为音乐教师但是身上肩负着德育教育的重担，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为学生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以自己为目标：接下来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见识，用最有效创新的方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授课选材的问题，要选取充满正能量的、高尚的、具有积极的人生观的音乐题材。

（二）培养学生对音乐中所呈现的真善美的感知力

众所周知，音乐是可以起到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心灵的共鸣。但大多数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往往只是浅显的去感受旋律与音节，并没有去发掘其中更深层次的内容。所以在音乐德育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对音乐内涵的感知力，从内心深处与音乐德育教育产生共鸣。教师可以选取一些比较有内涵的音乐题材，例如《音乐之声》，这部音乐剧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女主人和小孩子们的热情和天真，感受到来自于纯洁的感情的力量；还可以用《真善美的小世界》，能够使学生想起孩童时代，调动学生的兴趣自己对真善美世界的向往。

三、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一）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音乐教育可以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由于它具有它独特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不论身处何处身在何时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其中的力量。《松花江上》就是传唱于抗战“九一八事变”期间，人们难抑热血、同仇敌忾；《大道进行曲》传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曲慷慨激昂，表达了中国人们对于日本鬼子的憎恶以及大刀队员的英雄气概……除了这些之外还流传着许多团结、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歌曲都反映出了当时人民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热血。通过这些歌曲激发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音乐教育也就起到了德育教育的效果。

（二）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出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在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大多通晓音乐旋律，也非常擅长一些乐器演奏，并且做出的词曲也很有内涵，例如《采薇》当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悲伤，莫知我哀。”也表达出了丰富的人生内涵。在我们感受古代文人墨客的文字时，只要教师的选题得当，一定可以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古代文人的风采，从而多方面的了解到世界的文化，同时学会接受不同的文化，对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进行了解，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革命先烈的精神：可以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得学生能够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完善教师团队，增强教师能力，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够提升音乐在德育教育中的地位，最大程度的发挥出音乐的能力，同时配合其他的德育教育，一定能够提升高校学生的素质，从而达到提高高校德育教育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吕荤全.红色歌谣在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德育功能[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04.

[2]赵梅枝.论高校德育和音乐教育的融合[J].黄河之声,2014,15.

古代音乐教育范文篇10

关键词:音乐教育;高校;德育教育

随着新课标的改革和社会上各类道德事件的频发，我国各高校开始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而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社会有用、高素质、有道德、创新型人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做好学生的道德建设，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并做好音乐德育教育与其他德育教育方式的配合工作。

一、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运用的现状

从古至今，音乐教育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在当下的高校中，音乐的德育教育作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的德育功能已经被哲人们发现。孔子提出。“人之学，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人的学习，最终应当以音乐作为最高境界。一个人的德育水平，与他的音乐造诣有着一定的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若有问题，音乐便不够真诚。在古代，人们将音乐作为一种必学的内容，属于表达情感的一种工具，是影响人思想的一种手段。而现在，音乐更是发挥出了它的德育作用。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应当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感情，表达出作者的价值观，并且对欣赏者有着一定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当下我国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已经发挥出了它的价值。比如，大部分高校都会开设音乐选修课，以此来陶冶学生的情操，让学生感受到音乐世界中的真善美。但是，在实践运用中，音乐教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的高校并不注重音乐在德育教育中的作用，即使开设了选修课，学生也只将其当作一种修学分的课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音乐课的价值。教师在教学中选材不当，比如有的教师更偏向于向学生普及音乐的基本知识如旋律、节拍等等，而忽视了音乐对人的感召力，忽视了音乐的力量。好的音乐教学应该让学生在课后有所感悟，如通过中国古代音乐让学生了解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经历的沧桑，了解历代英雄人物的优秀品格;通过抗战时期的音乐让学生了解抗战背景，内心受到一定的感触，对抗战英雄怀有敬佩之心，并拥有爱国情怀。但是目前的高校音乐教学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大部分高校会比较注重音乐对学生性情的影响，会让学生在音乐学习中感受到世界中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情感存在。这对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它的缺陷在于并不全面，不能让学生的道德受到全面发展。并且在音乐教学中，有的教师比较注重学生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而忽视了音乐背后的故事，这样使学生不能对音乐有系统的了解，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对音乐有所感悟。

二、高校实现音乐德育教育的具体途径

(一)增强教师教育能力，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一所高校的教育水平，主要由高校教师的水平决定，教师水平高了，教育质量自然也会提高。要实现高校的音乐教育德育功能，教师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和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自身的教育能力，不断创新音乐教学方法。首先，教师要做好表率，虽然身为音乐教师，但也肩负着德育的重任。因此，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尽可能为学生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并向自己学习，以自己为道德榜样;其次，教师要保持不断的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让学生了解到最先进的知识，并且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们保持学习音乐的兴趣;最后，教师在教学选材中要格外注意因选材不当可能给学生的道德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因此，教师要审慎选材，选取正面的、激励人心的、高尚的、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音乐教材。

(二)培养学生对音乐中表现的真善美的感受力

音乐的功能在于放松人们的心情，舒缓人们的心理压力，激起人们内心共鸣，找到灵魂的归宿。大多数人都是喜欢音乐的，但是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部分人只感受到音乐的节奏、旋律感等，并没有去发掘音乐中表现出的真善美。高校在音乐德育教育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对音乐真善美的感受力，在情感上认同音乐中表现出的美、幸福，进而对美好的生活产生渴求，并在实践生活中学会追求音乐中的美与幸福，将真善美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东西，并以之为傲。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音乐题材，比如《音乐之声》，让学生们感受到女主角和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感受到纯真的爱情的力量;比如童谣《真善美的小世界》，让学生们回顾童真年代，激起学生们对真善美世界的向往。

(三)开展音乐专题教育

高校可以不定期的在校内开展音乐专题教育，增进学生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增进学生对各国优秀道德文化的掌握，从而让学生们在文化甄别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实践操作中，高校的音乐教师可以自发组织音乐专题讲座或者音乐欣赏主题讲座。讲座包括中国传统音乐、抗战时期的音乐、现代代表性音乐，以及国外代表性音乐等。在专题讲座中，让学生们欣赏这些音乐，感受到音乐的力量，感受音乐中表达的内容和情感，而后再由专家进行音乐点评。比如，在讲座中，负责教师可以让学生们欣赏乐府诗，让学生了解古人爱情的纯真、伟大的政治抱负、郁郁不得志却决不放弃的强大内心;让学生欣赏抗战歌曲，了解抗战时期人们内心的无奈、生离死别时的感伤，为了保家卫国的大义凛然而将丈夫孩子送上战场的母亲和妻子、为了抗战而牺牲生命的英勇无畏的战士。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欣赏世界名曲，如《小夜曲》《命运交响曲》等等，学生们在欣赏这些音乐的过程中，认识到命运多舛，人们不屈服的精神。也认识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不单单只为了简单的活着，而要懂得活着的有价值。通过专题教育，学生们在音乐的感召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学会了接受不同的优秀的文化，并将其深深的印到自己的骨子里去。

(四)开设音乐实践课程，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高校要实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可以开设音乐实践课程，让学生们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音乐中情感表达的了解，并在实践中将其变成自己的思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无论学生在理论上对音乐掌握的多么好，没有亲自实践，便很难将其变为自己的东西，难以在心灵上与音乐的作者产生共鸣。而学校开设音乐实践课程，便是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实践的机会，让学生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增进对音乐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音乐选修课，但是主要都以课堂音乐欣赏为主，音乐实践课程很少。因此，在未来的音乐课程设置中，各大高校要开设音乐实践课程，比如音乐合唱课、琴艺比赛课、声乐演唱课等等，让学生们自己进行实践，亲自参与到音乐演唱中，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实践课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自身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并且让学生在实践性音乐表演中不断进步，最终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并形成敢于直面困难、坚强勇敢乐观的性格。除此之外，音乐合唱课还能让学生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培养出学生的团结合作能力。

三、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一)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音乐具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和感召力，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德育教育的一种具体途径。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在抗战期间，“九一八”事变后，一曲《松花江上》，如泣如诉，激励着人们共赴国难，同仇敌忾;“七七事变”后，麦新创作的《大道进行曲》慷慨激昂，尤其是最后那一个“杀”字，充分表现出了当时人们对鬼子的痛恨以及大刀队队员的英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爱国的抗战的歌曲，如《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等等，这些歌曲无不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理，展现了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豪迈、勇敢、无坚不摧的气概。这些歌曲不仅鼓舞了当代人，更激励和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学生们在这些音乐的熏陶中，民族意识更加强烈，对历史更加了解，对抗日英雄更为崇拜。同时，也明白了现在所得到的安宁和平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这些音乐通过自身旋律、歌词等等，对学生进行感召，从而激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激发出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让他们明白自己肩负着保卫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的使命。

(二)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从古至今，音乐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民歌的吟唱到朝堂的歌舞协奏，音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代的才子佳人，大都通晓音律，擅长使用笙箫、琴等乐器。除了乐曲，古人所作词曲也很有深意，如《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在音乐教育中，教师选材适宜，必然能够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感受到古人的风采，从而学会分辨是非善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音乐了解欧美等国家的风采及人文，从而对不同的文化都有所了解，并意识到世界文化本就是不同的，让学生们在音乐教育中学会求同存异，接纳不同的文化，学会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最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三)音乐教育能够促进学生对自我角色的正确定位

音乐教育能够让学生认清自我，并学会对自我角色进行正确的合理的定位。教师在音乐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便能够认识自我，并努力提升自我。比如，在大合唱中，学生能够在参加合唱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所属的位置，以及团队协作的力量;在日常学习中，学生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努力提升自己而不是满足于现状。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变得谦卑;在合唱、集体舞等合作表演的过程中，对自己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对自我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

(四)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感品质

音乐教育还能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感品质。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教师进行合理选材，运用音乐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将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高校的道德教育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音乐教育使人放松，只要教师进行合理选材，便能够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们在放松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感品质。音乐是具有美感的，而美的东西一般人都不会拒绝;音乐是充满活力和感召力的，好的音乐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从而培养人们的良好的道德情感品质。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以及一些流行曲，如《阳光总在风雨后》《朋友》《长亭外(送别)》等等，有的激励人心，让人们在困境中决不放弃，有的告诉人们友谊的珍贵，有的描述依依惜别之情。学生们在学习这些音乐时，内心会有所感触，并受到一定的影响，明白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并学会坚强，不轻易认输。

四、结束语

总之，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能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促进学生对自我角色的正确定位，并且能够推进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感品质。虽然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增强教师教育能力、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音乐中表现的真善美的感受力、开展音乐专题教育，以及开设音乐实践课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和发挥团队合作能力，并且在音乐教学中有机结合，便能够提高音乐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地位，发挥出音乐德育教育的作用，在其他德育方式的配合下，提高高校学生的道德修养，最终促进高校整体德育水平的提高。

作者:薛卓艳 单位:渭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赵梅枝．论高校德育和音乐教育的融合［J］．黄河之声，2014，(15)．

［2］吕珲全．红色歌谣在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德育功能［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4)．

［3］曾蓉萍，曾红萍．从音乐素质养成谈高校德育途径创新［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5)．

［4］吴颖．浅谈音乐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大众文艺，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