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思想范文10篇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1

一、政治学原理研究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政治学基本理论。尤其是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推动了我市政治学理论的创新。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的研究、政治与利益集团的研究，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更是突出地体现了从经济入手进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特色。

在专著方面，朱光磊出版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①]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与党政关系；决策和决策的施行；政府过程与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央——地方政府过程等内容。程同顺出版了《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②]一书，介绍了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结构功能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第三世界本土化发展理论以及民主体系的类型学比较等内容。在教材方面，朱光磊再版了《政治学概要》[③]一书，高建参与主编了《政治学理论》[④]一书。两书均对政治学理论的体系进行了更全面的深入理解和创新，适应了新上时期的政治学理论教学的需要。现就重要专题综述如下。

1.贫富差距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逐渐加剧，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就贫富差距问题，朱光磊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分析了贫富差距的产生的原因。朱光磊认为，贫富分化的形成与自然、历史因素、政府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有关，就我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贫富差距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则会是一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⑤]除此而外，作者还提出了“政策组合”等重要概念。

朱光磊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一书，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做了重要的深入研究。该书以当代中国为个案，全面地研究和阐释了贫富差距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借鉴了国外解决贫富差距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了贫富差距的原因及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政府控制的模式、原则。[⑥]

2.“入世”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的挑战，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主办了“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义、进程及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与会代表认为，在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端正指导思想；其次要科学论证行政审批改革方案，简化和重理程序。第三，要建立和健全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以保证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真正得以实施。第四，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⑦]

吴春华在分析WTO对中国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指出，为了应对入世的挑战，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创新：一方面，政府在经贸政策、外资政策、防范市场风险、反垄断等多方面加强政策规划；另一方面，在政策传输中实施电子政务，实现政策传输的网络化。[⑧]除此而外，李一文撰文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王重高则研究了WTO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⑨]

3.基层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村民自治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基层民主理论的研究亦成为天津学者关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回顾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潘允康、王光荣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意识的培养等方面论证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合理性。[⑩]郭素芳认为，从基层开始、从农村开始、从保障民主权利做起，扩大民主是村民自治的实践给人们的重要启示。[11]基层自治不但有着成功的经验，亦有着失败的教训。程同顺认为，为了防止村民自治发生蜕变，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营造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12]除此而外，程同顺还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乡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3]

4.政治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打破学科间的壁垒，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角度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手段。就天津市来看，从经济角度入手研究政治学理论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梳理、分析与创新。另一方面即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书中，杨龙对公共选择学派、集团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思想做了重要介绍。除此之外，杨龙还对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政治观以及政府经济学等理论做了深入研究。[14]

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天津政治学界在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等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杨龙、宁守波于2001年出版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一书，[15]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该书在总结新中国50年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历史经验后，概括出影响中国经济的五个政治因素，即意识形态、政治领导方式、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层分化、国内政治局势，并分析了这五个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我们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

5.政治与利益集团研究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政治现象，美国政治政治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刘润忠从美国利益集团这一典型的政治现象出发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的组成、类型、倾向及其与政府高层的互动，分析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政治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势。[16]

在《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一文中，谭融介绍了包括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利益代表制等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17]作者又连续撰文评析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以及美国的公共利益集团政治，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政治参与模式及其改革等内容。[18]作者指出，利益集团既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又容易滋生腐败，阻塞政治过程，妨碍国家整体利益，而利益集团的改革却常常因为利益的干扰、派别冲突以及宪政等诸种原因很难取得成效。

二、政治思想研究

天津是全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重镇，政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繁荣局面。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以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和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两个学术队伍集体科研攻关，为我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科内容方面，政治思想的基础性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政治文化、政治哲学等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学科综合发展的势头。值得关注的是，由徐大同教授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以及由刘泽华教授主持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十卷本）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预计近期完成，将再一次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一）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对政治思想家个人的研究更多地深入到理论研究的更深层次，这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19]就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来看，由徐大同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20]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社会背景、源流及其主要特征和内涵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和论述。

1.研究的指导思想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思想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徐大同教授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出格不出圈”，既主张打破条条框框，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创新，又要求端正治学的思想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徐大同教授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应该注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21]应该在“介”、“评”、“用”三个字上下功夫，尤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22]以为我所用，深入、比较、借鉴的研究思想为指导，高建认为，在国家与社会领域的分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公平与效率的契合等各个方面，西方近代政治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应该转变观念，注重和加强对近代政治思想理论的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23]

2.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研究

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为深入研究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提供了基础。吴春华分析了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成因，尤其是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与实用的折衷主义。[24]马德普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一文中探讨了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冲突的思想，为理解保守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个人自由、市场、法治观念提供了基础。[25]

就自由主义发展的阶段来看，马德普认为，战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阶段、70-80年代的内部分歧加剧阶段和90年代的革新阶段。[26]吴春华指出了21世纪自由主义发展的趋向，即以维护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倡导积极、平等的个人自由；多元主义倾向；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影响。[27]赵景来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末期出现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争论以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综合研究。[28]

3.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研究

马德普认为，基督教代表了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成熟形式。一方面，它为中世纪初、中期的政治统一和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化、不宽容、喜好扩张和圣战的特性。[29]自由主义更是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理论体系，以原子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规则普遍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德普认为，尽管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及其蕴含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对普遍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包含着历史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只限于价值多元论的角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普遍主义的影响。[30]

4.后现代政治思想研究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常士訚的专著《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31]从解构的多元主义、分散化的多元主义、交往的多元主义、实用的多元主义以及有机的多元主义等几个重要方面描述了西方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除此而外，常士訚还对后现代的局部政治论、民主思想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后现代民主思想述评》一文中，作者认为，后现代民主理论注重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将差异和民主交流作为主要内容，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信息社会条件下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从制度化领域向文化领域转变的新趋向。[32]

5.宪政民主理论研究

权力、权利是宪政发展的重要维度。佟德志认为，正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公民权利、选举制度、自由宪政等逐渐成熟推动了美国宪政的不断发展。[33]在改革时代，美国的宪政民主理论实现了一次创新，有限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理论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佟德志认为，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民族政治心理、演进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这一宪政制度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34]在分析勒庞《革命心理学》一书的基础上，佟德志还揭示了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宪政与民主对立统一的关系。[35]

（二）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经过多年的长期合作，在刘泽华教授的带领下，天津市政治学界形成了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法政学院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队伍。该学科的研究有着丰富的学术成果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形成了政治哲学、政治伦理、政治理念与社会整合研究以及士人及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等丰富的层次，此处仅对政治思想的内容加以综述，其余部分参见政治文化等其它部分的综述。除此而外，天津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36]

1.王权主义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泽华在多年的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王权主义”这一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该命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支配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它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基础上搭建了社会结构以及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观念体系。[37]另外，陈永森探讨了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之间既相依存又相制约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中国，王权的幽灵之所以久久不肯离去，就在于民本情结在作祟。要根除王权主义，就要从对权力的道德呼唤变为对权力的约束，就要从对圣君的期待变为对公民权利的追求。[38]

2.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整体研究

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学科壁垒仍然没有打通。刘泽华在《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一文中认为，就历史本身而言，两者是结为一体的，以致可以说两者互为表现，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因此，作者提出，要整体地研究思想与社会，要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研究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等等内容。[39]

2001年4月，南开大学以“思想与社会”为主题召开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第一届年会”，并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发表了“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笔谈”，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2002年南开大学又召开了“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整体研究。

三、政治文化研究

天津市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依托于政治思想学科，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分别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中心，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以及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论衡”等栏目为我市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此外，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

自2001年以来，《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已连续出版三辑，其内容涵盖了中西政治文化传统、中西政治文化比较、当代政治学理论等内容，为推动天津市政治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该论丛第一辑刊出了徐大同教授的《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重民主与民主》、《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等论文，在全国学术界内形成了较好的影响，该论丛的专业性和高水准更是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好评。

1.政治思维研究

刘泽华认为，从君本—民本、尊君—罪君、王体道—道高于君、等级贵贱—人为贵、王有天下—天下为公、正统—革命等一系列对立要素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该学说以对立统一的辩证视角既昭示了一种思维定势，同时亦体现为一种价值系统，并对士人政治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40]从这一重要认识出发，对传统政治思维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在《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一文中，葛荃以东林党人为个案，从东林人士表达出来的“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分析了东林士人陷于狭隘的派系冲突而不能自拔的思维因素。[41]

2.政治人格研究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刘泽华、刘丰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受制于礼，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体观念，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42]程同顺、杨文彬亦认为，传统等级观念是阻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改造传统等级观念，塑造现代政治人格。[43]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葛荃在《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剖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44]葛荃认为，从传统的士人精神中走出来，实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现代化，需要从“价值支点”、“人生目标”和“人格结构”等三个方面入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45]

3.公民意识

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在转型期表现出一些消极因素。戴回天认为，正是道德中心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民本主义、官僚主义、政治冷淡主义等传统文化心理因素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46]黄颂认为，为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系统应做出积极反应，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疏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等多方面的努力来保证公民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4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主体意识的崛起在客观上要求主体自由的获得。段志超认为，建设属人的政治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视野出发，构筑解决价值和实践矛盾的人学政治理论；同时要避免抽象人性论、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政治观。[48]张喜阳则认为，求实精神的恢复推动了我国政治思维的转型，开放、灵活、宽和的政治思维新模式推动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49]

四、治国方略研究

2001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明确提出了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极大反响。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地将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我国治国方略的理论，同时亦为我市政治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指导。在治国方略的研究上，天津市政治学界在继续深化“依法治国”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研究以德治国的繁荣局面，并对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以德治国

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德治思想，这为“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却决不是传统德治思想的重复。葛荃认为，在现代社会理念的关照下，德治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道德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全面介入、“守法为德”以及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等三个方面，这些规定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德法并举的合理性。[50]在另一篇作品中，葛荃将当代德治的合理性区分为“学理合理性”和“操作合理性”，认为当代“以德治国”的思想并不是传统德治的简单重复，而把握“德治”的操作合理性将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关键。[51]

因此，挖掘德治思想的传统资源，正本清源是以德治国研究的重要内容。温克勤纠正了对将儒家人治主张定位于不要法治乃至于与法治相对立的认识中。[52]吴德义纠正了目前学术界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主张从更广泛的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来全面理解德治思想。[53]刘世明区别了传统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思想，认为传统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忠君孝悌为核心，其特点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主张重义轻利、重德轻法，其价值导向是整体主义；而当代中国的“德治”思想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道德与政治相对分开，主张义利并重、德法兼治，其价值导向是集体主义。[54]

2.法治与德治并举

作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德治成为我国治国方略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郭九林、顾世宽撰文认为，法治与德治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法宝，搞清“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界定其在治国安邦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55]

温克勤回顾了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的学说，指出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即产生了朴素的“缘法而治”的思想，而“德治”思想的产生还要早得多，这些思想中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与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经验，值得在批判、改造基础上加以借鉴、吸收。[56]

宋戈、仲崇盛两人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具体化，两者结合的内涵在于合乎道德地依法治国，这一结合以价值功能上的契合为根据，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为实现方式；操作中必要的整合为途径。[57]另外，仲崇盛、叶万军、王维国、陈光等人亦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58]

注释：

[①]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程同顺编著：《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吴志华主编、高建副主编：《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朱光磊：《贫富差距制约因素问题初探》，载《开放时代》，2001年08期；朱光磊：《如何认识目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04期。

[⑥]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⑦]刑颖、胡仙芝、张霁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8期。

[⑧]吴春华：《政策创新中的政策规划与传输》，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02期。

[⑨]李一文：《加入WTO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03期；王重高：《WTO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载《党政论坛》，2002年02期。

[⑩]潘允康、王光荣：《基层群众组织民主自治的理性思考》，载《社会》，2001年08期。

[11]郭素芳：《从农村民主建设看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06期。

[12]程同顺：《村民自治的蜕变及防治》，载《调研世界》，2001年02期。

[13]参见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及其出路》，载《调研世界》，2001年07期；程同顺：《村民自治中的党“政”关系及其出路》，载《调研世界》，2001年10期；程同顺：《对当前乡村干部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思考》，载《调研世界》，2002年07期。

[14]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政治观》，载《理论与现代化》，2002年02期；杨龙：《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特色》，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15]杨龙：《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16]刘润忠：《美国政治与利益集团》，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01期。

[17]谭融：《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18]谭融：《美国公共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02期；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19]该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马德普：《超越“人民主权”与“三权分立”之争——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07期。常士訚：《小政府是有权威的责任政府——边沁功利主义政府思想分析》，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常士訚：《近代精神与孔斯坦的宪政自由主义》，载《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01期。佟德志：《杜威民主思想的理论架构》，载《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05期。

[20]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徐大同：《深入、比较、借鉴――21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之我见》，《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

[22]徐大同：《21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3]高建：《重视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4]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25]马德普：《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哈耶克自由与正义思想述评》，载《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02期。

[26]马德普：《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27]吴春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11期。

[28]赵景来：《20世纪晚期西方政治哲学三场争论的研究综述》，《学海》2001年第1期。

[29]马德普：《上帝与永恒法——论基督教神学中的普遍主义传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30]马德普：《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的困境——伯林的自由思想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31]常士訚：《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常士訚：《后现代民主思想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8期。

[33]佟德志：《权力、权利与民主——论美国宪政思想发展的三个维度》，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34]佟德志：《自由立宪与民主制的创新》，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佟德志、牟硕：《缺失宪政的民主革命及其困境》，《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6]比如，天津市该方面发表的论文有，元青：《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井建斌：《福泽谕吉与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再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3年第1期；王光荣的《梁启超的心力说》，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据悉，大规模的梁启超全集正在编纂之中，预计于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37]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8]陈永森：《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08期。

[39]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40]刘泽华：《传统思维方式与行为轨迹》，《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葛荃：《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5期。葛荃：《论“以德治国”的操作合理性》，《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1期。

[41]葛荃：《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2]刘泽华、刘丰：《礼学与等级人学》，《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43]程同顺、杨文彬：《传统等级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4]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载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5]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载《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46]戴回天：《阻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47]黄颂：《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与政治发展》，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黄颂,张正乾：《对我国公民政治意识嬗变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

[48]段志超：《政治向人性的复归与主体自由──人学政治理论引论》，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02期。

[49]张喜阳：《求实精神的恢复与我国的政治思维转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0]葛荃：《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51]葛荃：《论“以德治国”的操作合理性》，载《政治学研究》，2002年01期。

[52]温克勤：《说“人治”》，《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2期。

[53]吴德义：《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54]刘世明：《古今“德治”之比较》，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55]郭九林、顾世宽：《法治与德治：治国安邦的两大法宝》，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04期。

[56]温克勤：《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3期。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课;传统文化教育;高等学校

1《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特殊性

1．1《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蕴含丰富的大学生养成教育资源

《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它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门学科，主要讲授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理论和观点，揭示这些理论和观点的内容、本质、作用和特点，阐明它们形成、发展、演变和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与规律，剖析各种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发展的作用、意义及其在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政治思想史》既反映了中国政治思想家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也有对政治价值的不懈追求和对政治现象的终极认识，更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政治理想的精心设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政治经验、政治智慧、政治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历史的灵魂。大学生养成教育本质是塑造人格的教育，是高校政治专业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座优秀传统文化的富矿，储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含有大学生养成教育的资源，挖掘其中丰富的价值观理论，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颇有裨益: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孔子声称“苟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都体现了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的襟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寄托着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胸襟胆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堪称是历代儒者所汲汲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关切国计民生的担当情怀的写照;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句，是古代志士仁人“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的集中表现。这些都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责任、国家责任教育的良好素材。第二，“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的争辩，一直是古代政治思想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在他看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为浮云”，反对过分扩张物质欲求。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特别推崇“义”，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也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用带有辩证色彩的义利观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有益于避免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淖中。第三，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卦•象传》。意即天道永远处于周而不息运转生化过程中，君子因此也应效法天道的刚健品格，发愤拼搏，积极进取，使有限的生命永不懈怠休止。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为了推行“仁政”的理想，孔子十余载周游列国，就是这种精神的现实写照。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动地诠释了“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助于大学生积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始终保持一种不惧艰难、乐观向上的崇高境界。第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交往之道。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儒家创始者孔子提倡“仁”，就是以“宽、恭、信、敏、惠、智、勇”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他特别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导世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这句话已被选入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成为全人类都应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则，并赫然悬挂在联合国大厅。《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教导人们要彼此关心、互相扶助。《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律己严、待人宽的交往之道有助于大学生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为日后奠定良好的交际基础。

1．2《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教学难度大

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程。造成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困难大概是这样几种:一是因为课程结构复杂。中国古人没有明确的学科划分意识，在阐述政治思想时往往与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交织在一起，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跨学科属性，决定学习该课程需要上述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支撑，无疑增加了学生学习课程的难度。二是课程内容较多，而课时偏少。长春大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只有48课时，跟政治学专业的主干课，如政治学原理的60学时相比，教学时间较少，不可能把教材中的从夏商周至五四时期的所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全部讲完，我们侧重讲了周公、先秦的儒墨道法四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汉初的黄老之治、董仲舒的新儒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理学和黄宗羲的思想，仍感觉时间紧。第三是文言文表述晦涩，不易理解。古人使用文言文著述，文辞深奥，意义隐晦，是文言文的特点。承载古人思想的经典有很多生僻字，熟谙字义是读懂古人思想的基础，不认识这个字，自然不知道这个字的字义，更谈不上弄懂由它组成的词、句之意。看古文有的学生声称像看火星文，更令人担忧的是普遍缺乏古文功底的90后大学生不愿意下苦功夫啃这些浩繁难懂的经典。四是中国政治思想中有许多基本概念或范畴，如“礼”“德”“法”“刑”“理”“权”“势”“有为”“无为”“鬼”“神”等，较为抽象，晦涩难懂，令学生对学习内容望而却步。如果学生对学习内容有兴趣，就可以变苦学为乐学，变厌学为愿学。为培养大学生爱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兴趣，我在课程教学中进行了许多的大胆尝试。

2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2．1借助多媒体，提高兴趣

与只靠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多媒体教学技术运用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影像等多种手段，可调动学生的各种感观参与学习，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介绍思想家的思想势必要讲到古人阐释自己思想的言论，“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反映了孟子提倡“省刑罚”，反对繁法苛刑的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内包含愚民政策的糟粕，体现在老子下述言论中:“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口述这些文言文，古文功底相对薄弱的大学生听不懂;若板书，肯定耗时。使用多媒体缩短了教师板书的时间，提高课堂效率明显。慎到、申不害、刘邦、贾谊、韩愈、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长得什么样?学生没有印象，我找到这些历史人物肖像投影在大屏幕上，形象逼真，直观明了。道家的杨朱强调“贵己”，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我找到一张“一毛不拔”图，使学生产生一种回到历史、身临其境的感觉;讲庄子时，找到庄周梦蝶、鼓盆而歌、安知鱼乐三张图片配合讲解，把庄子描述得引人入胜。这些图片使原本枯燥无味的说理变得富有吸引力。中国政治思想史视频资源非常丰富，如讲老子的思想时，剪辑傅佩荣主讲的“向老子问道”视频，使学生对《老子》的最高范畴———“道”的概念具有多层次性有了准确的把握;为便于学生理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的思想，播放网易公开课:中国古代思想智慧•魏晋玄学之风;讲宋明理学政治理想时，播放了百家讲坛《走近朱熹》之三“去人欲，存天理”视频，使学生对理学的核心命题有了深入认识，视频使静态知识动态呈现，教学更具有生动性。

2．2案例教学，诱发兴趣

为使学生精当地把握“有无”“道法自然”“名教”“天理”等概念，并将其置于现代语境下加以解读，我采用案例教学法，精选与教学内容紧密相连典型案例，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的理解。荀子提出“法义”“法数”和“类”三个概念。“法义”相当于法学原理或法哲学。“法数”即具体的法律。“类”指法的律例。“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是荀子对“法义”与“法数”关系的阐释，即“以礼统法”或“以礼率律”，礼是法律的纲领或指导原则，法义是法数的指导。我通过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创制“存留养亲”制度的例子，将上述概念由抽象转为具体。该制度最早见于《魏书•刑罚志》的记载:“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傍无期亲，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存留养亲”制度属于“法数”，体现了“法义”，即儒家所倡导的“孝”文化对法律规定的指导，对于身犯死罪、父母或祖父母陷入绝嗣和无人赡养者，让他们暂留在家养老送终后再执行死刑。该制度可将“法义”“法数”和“类”由抽象观念转为具体事例，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老子认为统治者的“有为”之举太多会扰乱天下，“我无为则民自化”“无为则无不治”是高明的统治术。我以秦始皇的暴政为例便于学生对“有为之举太多会扰乱天下”的理解。秦始皇暴政包括大量地大批地调用民力，修各种各样大规模的工程，比如修长城，修石道，修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实现全国一统后，秦始皇的乱作为没有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招致民怨沸腾。“理一分殊”是朱熹的核心思想，讲的是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理一”字面意思是:道理是一个;“分殊”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我举朱熹用“月散江湖”之喻形象地解释了“一”和“殊”的关系。“理一分殊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简单来说，月映万川，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但事实上，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这就好比“理”虽然只有一个，但一旦分到万事万物中去，就会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同时，虽然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是只有一个“理”。宋明理学兴起的政治背景是赵宋王朝厉行集权，重整伦常，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士大夫寡廉鲜耻、毫无君臣之义，我举两例便于学生理解。一是以司马光称之为“奸臣之尤”的冯道为例。冯道(882～954)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每当易代之际，他都扮演率百官班迎、奉表劝进的角色。尽管改朝换姓，他总不离将相公师的高位。人称官场“不倒翁”。二是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为例。欧阳修在修史过程中，要表扬全节之士，就只找到王彦章、裴约、刘仁瞻三人;前二人都出于军卒，后一个又是伪国之臣。欧阳修无限感慨，连声说:“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2．3优化教学内容，激发兴趣

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优化教学内容，提高学习内容的质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完成教学目标，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优化教学内容就是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换、删减、补充和拓展，经过重组和“再创造”，精心建构出创新的教学内容来。如讲墨家政治思想时，增加了“墨家学派的特点:墨者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富于牺牲精神;墨者‘以自苦为极’，过艰苦的生活;有严格的纪律;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科学精神的一家;务实性，哲理化程度不高”;还添加墨学由天下之显学变成绝学的原因。美国德育学家里可纳说:“故事曾经是世界上许多大教育家最喜欢用的教育手段”。讲与思想家有关的喜闻乐见、活泼生动的故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在讲庄子的政治思想时，介绍他鼓盆而歌、送妻升遐惊世骇俗的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十分不解，“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坦然对“死”而“歌”，是因为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然历程。悲伤的眼泪对亡人无益，所以妻死，他能够笑谈生死，让失去显出尊严。讲李斯的政治思想时，添加了他的“老鼠哲学”故事。李斯最初被人举荐为看管粮仓的小吏，没什么飞黄腾达的征兆。在吏舍厕所中偶然的遭遇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蹲茅坑时看到一只老鼠，吃的是肮脏的粪便，受到人和狗的侵扰。李斯来到粮仓，却看到这里的老鼠吃的是堆积如山的谷粟，住着宽大的房舍，而且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李斯领悟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为了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李斯奋斗了一生，终于奋斗成为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位极人臣的宰相。小故事让学生真正地喜欢上祖国传统文化。通过中西思想家比较分析，可优化教学内容。如将苏格拉底与孔子在东西方的文化地位、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比较，将老子的“小国寡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比，柏拉图的乌托邦打上深刻的现实的烙印，军事化管理、共产制度等思想是斯巴达国家制度的折射，东方的乌托邦则向往远古，看不到现实的影子。将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两人均出身于贵族，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都有过一定的从政经验，最后的仕途命运都比较悲惨，都主张人性恶论，主张君主要懂得统治术。通过中西碰撞，比较分析，刺激学生调动大脑中已习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去联系新的课堂知识，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对中国的思想家理解也更全面。

2．4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增强兴趣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该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中精心创造各种条件，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大学生思维活跃，乐于自我表现，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课程安排中加入适当的讨论环节是发挥学生主体性的重要形式与手段。比如，孔子政治思想对国内外有何影响?墨家刹那辉煌之后为何在历史上失踪了?如何看待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如何评价庄子思想中的无政府倾向?如何看待商鞅的重刑主义理论?如何看待宋学家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问题都以不同方式安排了学生讨论。我利用课程开始后5分钟的时间，按学号每次让4名学生依次讲一则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名言，要求学生交待这则名言是哪位思想家的，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意思，在当今有哪些现实意义。学生们热情参与，一学期下来，讲很多名言，如: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韩非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贾谊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陆贾“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些充满深邃哲理的名言警句，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增强了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增加了他们在课堂学习中的兴奋点。

作者:李桂英 单位:长春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2．

［2］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13．

［3］闫国明，任树芳．以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大学生价值观［J］．党史博采，2012(4):47－48．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3

今天是我们**人民值得骄傲的日子。我县160名适龄青年，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和政审，即将跨进军营，成为光荣入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国家又将增加一支由**子弟组成的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生力军。在此，我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人武部和全县31万人民，向光荣参军的新兵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向为祖国培养出优秀接班人和保卫者的各位父老乡亲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借此机会，也向辛勤工作的所有从事征兵和接兵、送兵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青年是祖国的希望，部队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人民军队，是光荣的战斗集体，是保家卫国的坚强柱石，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她战功卓著、英名远扬；也是锻炼和培养人才的大学校、大熔炉，是培养人、造就人的好地方，在那里不仅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能培养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养成吃苦耐劳、不畏艰难的坚毅品格，人生有过当兵的经历将会受益终身。

新兵同志们，你们就要告别家乡，踏上从军之路，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请你们放心，县委、县政府将进一步加大优抚优待工作力度，积极抓好各项优抚政策的落实，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努力关心帮助你们的家属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你们解除后顾之忧。希望你们到部队后不要辜负家乡人民对你们的厚望，把满腔的热情转化为报国之志，要努力学习政治、军事和现代科技知识，尊重领导、团结战友、刻苦训练、遵章守纪；要努力成一名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完成任务好的优秀士兵；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家乡人民争光。在这里，我们也请部队领导从政治、军事、纪律等方面对**籍的战士严格要求，在学习、生活方面多关心帮助，使他们尽快适应部队生活并茁壮成长，为**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新兵同志们，在你们即将踏上征程、奔赴部队的时刻，希望你们牢记家乡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和重托，祈盼早日得到你们立功受奖的佳音。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4

调查表明，新媒体活力四射，深受大学生群体的欢迎和喜爱，新媒体对大学生形成强烈的立体辐射。1.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63%的信息来自新媒体。通过对58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63%的信息来自新媒体，24%的信息来自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形式，7%的信息来自教师的课堂讲授，还有6%的信息来自向身边的人学习。2.60%的大学生认为新媒体的影响最大。调查表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受到新媒体的影响深远。60%的大学生认为日常生活受QQ、MSN、手机、博客、数字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的影响最大，20%的大学生认为日常生活受电视的影响大，16%的大学生认为广播报纸对日常生活影响大，选择其他的大学生只占4%。3.大学生最常接触的媒体61%是新媒体。调查表明，在大学生最常接触的媒体形式的问卷调查中，选择QQ、MSN、手机、博客、网络日志、校内网、数字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的占61%，选择电视的占16%，选择广播、报纸的占22%，选择其他的占1%。表明大学生最常接触的媒体是新媒体。4.大学生每周用于上网的时间超过三小时的人数达80%。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学生每周用于上网的时间超过七小时的人数达46%，上网时间超过三小时以上的人数总计达80%。

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思想的影响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新媒体蕴含的巨大能量对大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对大学生的政治观点影响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关于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程度的调查表明，48%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党的拥护程度增强或提高”，15%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党的拥护程度减弱或降低”；关于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的调查表明，74%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国家的自豪感增强或提高”，8%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国家的自豪感减弱或降低”；关于新媒体影响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感的调查表明，42%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或提高”，25%的大学生认为“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对政府的信任感减弱或降低”。1.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新媒体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政治观的构建。新媒体信息的极大丰富使大学生能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政治，有利于大学生自身政治观的构建。目前大学生了解社会，关注政治所依靠的主要信息渠道是新媒体，而新媒体上信息的极大丰富性可以使大学生了解更多的有关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大学生从新媒体中可以看到奥运开幕式的盛况，神九飞天的壮观情景，抗震救灾的英雄画面，从而产生激动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拥护共产党和政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新媒体上的信息有助于提升大学生民主自由观念。在新媒体中自由而平等的交流，有利于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加强，从而更加关注作为社会个体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和所承担的公民责任。新媒体所提供的这样一种自由而平等的环境使大学生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在新媒体中，大学生更能找到自我，体现自我，张扬个性，使得自我意识不断加强。自我意识的加强就是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关注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和所承担的公民义务。新媒体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有利于大学生讨论政治，参与政治。在每年的两会前夕，网站和手机报还推出了“我向总理提建议”的论坛，大学生可以在网上和手机上直接向总理提出自己的建议，激发了大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尽管这些建议不一定会被采纳，但是这样一种形式使得大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大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也会让他们更多地参与政策的评价和讨论，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某一个部门的做法，大学生都会有自己的意见表达。通过新媒体平台，大学生可以参与到国家政策和治理的讨论和交流中，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2.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思想产生的消极影响。新媒体有可能导致大学生确立错误的政治观。在新媒体中，西方排华势力旨在“西化”“分化”而进行的文化倾销、文化覆盖和侵略对大学生的政治观产生较大的冲击。在新媒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也夹杂在信息传播中得到输出。西方某些大国，极力向世界特别是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思想。大学生长期接触新媒体，很容易受到西方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新媒体的日益普及，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将淡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大学生的政治观产生倾斜，甚至走向另一极端。新媒体有可能动摇部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媒体上信息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一方面可以让大学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而另一方面也会让大学生产生困惑，当大学生遇到新媒体上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思想观念时，有时候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有些人在新媒体上大肆宣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比较大，而这些价值观与我们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核心价值观是相违背的。新媒体信息的繁杂与多元会不利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传承。

新媒体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分析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思想道德；正能量；队伍建设

“正能量”指的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动力和乐观情绪，不断向上的生活行为。中国社会的正能量是指所有积极、健康、强大和有希望的人和事物，这已成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正能量可以引导人们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积极能量是一种心理影响，一个人的积极行为会影响其积极态度，而积极态度又会给他带来积极的反应，使人的思想更加向上，使行为更加有活力，因此正能量可以是连续的良性循环。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弘扬正能量，有助于培养学生乐观的心态，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充满活力。

一、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培育现存问题

（一）教育活动无法吸引学生注意

思想道德意识形态教育者在发展教育系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等教育机构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教育者主要是完成课堂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专业的思想政治教师主要负责思想道德意识形态教育。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先驱者和领袖们，由于其自身的智力素质，也影响到联合型知识和思想道德的完整性。公立学校的教师继续照旧教学，无法有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因此在促进学生的政治思想和改善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方面效率较低，高职学生对集体荣誉和传统道德缺乏兴趣的现象正在增加。学生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正在下降，心理问题已成为学生发展和学校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二）教育内容不满足现实需求

学生人数和质量的下降以及对思想道德知识的接受程度下降，是源于高职教育机构入学率以及教育质量的下降。有关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总的来说，高职学校的学生对意识形态教育方案重视不够，对这些方案漠不关心，甚至产生了厌恶逆反的心理。大多数学生被迫接受考勤检查，而学生们却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发展的重要性，也没有兴趣去学习，学习效率很低。传统大学的部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不符合现代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倾向于促进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学生来说，空洞的理论教育很难接受，也不能满足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和职业需要。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迫切需要改进教学方法，应考虑增加保健心理的教育内容。

（三）学生易受网络不良信息侵害

在互联网时代，媒体平台上的声音和信息呈现多样性和复杂化的特点。要针对有害信息的传播进行治理，如一些微博大咖危害政治的不良消息，微博可以采取关闭账户和禁言的措施。这表明，我国相关机构对网络安全的监测有所加强，但这也反映在高等学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任务难度明显加大。媒体的发展促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日常学习，但是也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高职学生难以掌握和及时管理新的媒体。犯罪分子把重点放在高等教育的学生身上，利用学生还未参与社会、思想简单的弱点，通过在互联网上赢得佣金、加入会员等手段在通信网络中实施欺诈，学生被欺骗的新闻屡见不鲜。

二、立德树人视角下“正能量”对思想道德培育的作用

（一）形成正确价值观

大学精神教育的基础必须是基于学生的思想，利兹·艾尔在大学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领域，提出教育者应高度融合教育和自学的原则，不仅需要应用科学的教育方法，而且需要真正激励学生自我管理和主动学习。产生自发性行为和动机，建立自我服务的学习模式，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政治教育和学生团体的思想意识目的在于促进高质量教育和学生发展的多样性，这是教育的基石。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是政治知识的传播者和弘扬者，鼓励学生团体在政治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鼓励当代大学生的自学精神[1]。积极的社会能量增加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学的教育包含了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这可以消除或减少对客观现实的错误认识，或者是不完善的认识。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实现多元化向学生传播关于选择价值观的权利的信息。

（二）引导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

政治教育方案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学生的道德进步，并通过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在目前广泛而复杂的数据环境中，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不仅给学生获取在线学习资源和信息带来了意识形态问题，它还对教师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的社会能量指明公民教育的道德方向，也是大学社区的发展方向，促进高职生保持健康的形象。在公民教育领域，教师们要大力提倡正面的文字和人物，而且要在任何时候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展示积极能量的事例和榜样，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改变自身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立德树人背景下对大学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规定了各机构应遵循的思想教育方针和社会发展的步骤。在道德教育中密切关注学生群体，利用最有影响的积极发展力量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从而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的质量。教育工作者要意识到道德教育不仅应侧重于学生个人，而且还应侧重于教师自身的道德教育，这一点也在国家层面上得到提高和重视。加强学生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实现对在高职校园内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的目标[2]。

（三）丰富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创造多样化和可获得的知识转让平台，使学生能够把握更多获得知识的机会，使其能够学习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内容。当今社会，知识资源对执行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知识资源使教育家能够在课堂教学中纳入大量积极和多元的能量，从而有助于使教育内容多样化，调动学生对研究和辩论的热情，激活课堂气氛。比如专门设计详细的政治教育内容，主要针对一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僵化问题以及学生对教育内容缺乏兴趣等方面的信息，教师可以将“正能量”主题引入课堂教学，指导和鼓励学生在较长时间进行深度学习，在学生接受更高的理论培训的基础上保持热爱学习的积极活力。

三、“正能量”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中的应用

（一）突出主题思想教育高职教育机构应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建设和改革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以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渠道作用。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在其计划中纳入组建政治思想教师小组的工作，发展和培训教师队伍，明确规定教师的培训、待遇和需求[3]。内部政策课的建设是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培育主要工程的一部分，学校党委领导必须在教授政治思想理论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比如某高职学校将这一理论的重点明确为马克思理论，讲授政策情况，定期组织与国家政策有关的培训活动，响应和执行国家政策。学校组织红色文化和精神教育活动，改善并优化思想政治教师的教学法，另外还聘请外部专家授课。在各个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真正优化教育方法和形式，更好地利用计算机教育工具，包含网络和多媒体等，建立集体准备、协助和评价研究课程和定期组织教育的机制，进一步提高课程的质量，实现专业化。

（二）重视“正能量”环境的构建卡耐基是一位著名的成功学研究者，他强调个人的成功与个人的技能和人类环境密切相关，其中发挥最大影响的便是人际关系，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生活选择。陈安之是我国的一位著名成功学研究者，指出与成功者的互动和共处是走向成功的必要途径。睦邻关系是健康的重要保障，与幸福的人互动和共处是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4]。在现代道德教育中“5+2=0”现象还是处于主导地位，即学生五天上学的积极影响在学校教育结束时很脆弱，常常被两天的不良接触所抵消。由此看来学校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有必要将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联系起来。“正能量”的思想道德教育也不例外，除了支持非公民教育外，还必须建立一个道德教育网络，将学校、社会和社区联系在一起。这三个机构必须相互补充、相互帮助、相互作用，加强教育协同作用，注重学校教育，并考虑到社会、家庭环境和学校道德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关心内容的教学。当学生进入社会并发现社会现实与课堂教学不一样时，就会产生疑问。在这方面，政府各部门需促进社会和环境治理，加强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网络的控制，有效发挥领导作用和发言权，维持社会环境秩序。其中媒体，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另外还有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电影和网络。要对“正能量”内容和传播进行审查，以防止负面能量渗透媒体，并影响舆论环境[5]。

（三）运用网络丰富教学内容

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更加广泛，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专业知识和职业培训方面都取得了进步。通过多媒体引入了新的思想和管理内容，从乏味到有趣，创造了一个活跃的课堂环境，吸引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反馈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能培养学生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可以通过课程获得新的信息，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向学生传播公众感兴趣的微型信件，并将这些信息引入思想政治课堂，为传播“正能量”奠定良好的基础。教师应认真注意流行的词语，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与教学合理地结合起来，联系教材的内容和积极的思想，激发学生对学习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兴趣[6]。对于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价值观的多元思想的现状，教师要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首先要关注学生的心态，加强对学生智力素质的发展引导，这要求教师积极改变教学态度，学习新的思想和概念，提高学生对理论和实践上的思想教育方案的兴趣。新时代思想教育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的教育体系，目的是改善目前意识形态和政治单一教育的状况。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重点是学生职业技能的发展，不同学科的教师必须积极参与学生的指导和教育，并在课堂上分担思想教育的责任。

（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所有思想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想提高教育水平就应提高教师的质量和工作能力。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加强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积极对教师和辅导员进行职业交流和技能方面的培训，扩大教师教学方法的视野，提高其知识能力。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导学生的时候，可以向学生更多地讲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思想和概念，努力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改善同学们目前缺乏政治思想的状况。同时，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开设有关国家法律知识的课程，进一步研究与学生本身有关的国家政策、法律和条例，规范学生的行为，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高职院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应做到为师有道，也就是在了解教学标准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培育学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咨询教师在提高任职资格的同时，还应提高组织教学活动的水平，认真研究心理学知识，尽一切努力发展学生应对学习、生活和工作压力的能力，促进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有效调节精神状况，实现精神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对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必须加强心理教育，使这些学生能够迅速融入学校生活和学习中。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高等院校的思想理论课程是一门重要学科，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对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大，迫切需要教师加强“正能量”的传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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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绍德.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凝聚文明正能量[N].珠海特区报，2020-08-03（004）.

[3]王艺涵.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中的审美力量[J].中国教育学刊，2020（03）.

[4]林汉淇.道德情感和完善人格的培养策略[J].教育艺术，2019（11）.

[5]李敏，姜艳文.“中国好人榜”的正能量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27）.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6

[论文摘要]根据《湖南大学校史》运用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观点,参照当代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加以勾稽整理,论证近代湖南大学(及其前身)在行政管理学教育方面启动最早,领导有方,师资优秀,课程新颖,成绩突出,曾长期居于全国高校同类专业先进行列。对于以理工科占很大比重的原各部委所属院校,如何利用近二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多学科资源发展行政管理学,本文也发表了意见。

[论文关键词]湖南大学行政管理简史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乃是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从隋朝算起,积累了一千多年的经验,臻于完备,以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文官制所参考。中国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当然也围绕科举制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官学体系,即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宋元以来的书院,到清代也日益官学化。19世纪湖南行政人才辈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岳麓、城南等书院接受过科举考试前的培训(含自修和相互切磋)。这是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渊源。

一、近代行政学教育的起点——时务学堂的“公法”和“掌故”专门学

湖南大学历史上的近代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发端,应归功戊戌维新时期陈宝箴巡抚在湖南期间的两项重大举措,即由熊希龄筹办时务学堂和由黄遵宪草拟《改定湖南课吏馆章程》。前者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1897年10月~1899年3月),梁启超设计的《湖南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学生先学“普通学”(含今文经学、诸子学、中外史学、公理学及粗浅数理化学)半年,再分科学习“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等,及与国际接轨的交涉、公法、条约章程等),“掌故学”和“格算学”三个专业。这里的“公法学”和“掌故学”属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培养司法、行政管理和法制、政策研究的人才,与现代法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和行政管理(二级学科)相对应。

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899年3月~1902年2月),尽管仍然分科教学,但其内容有所倒退。一年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次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不得不推行“新政”,建立学部,实施“壬寅~癸卯”学制,即“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执行,将岳麓书院(1903年6月改名高等学堂)和求实书院(1902年2月已改名省城大学堂,1903年3月正名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在1903年冬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1912)。

湖南高等学堂是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其前期省城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有60%选送赴日留学,回国后成为新学骨干;然后是高等学堂时期,先办预科(相当于高中),1908年秋才办正科(本科),该年只招文科生,1909年开始招工科生,到武昌起义,长沙首先响应,文科生提前毕业,学堂停办,工科生改送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所学课程,文科的预科即加习法学、理财学(经济学),到本科阶段更加突出政法专业特色。从培养行政官员的角度考察,时务学堂学生除杀身成仁的众多烈士以外,有多人担任过政府或公共机构的都督、督军、教育总长、工商部总长、全国商会会长、陆军部次长等多种职务,可见效果显著。至于湖南高等学堂培养的学生,则有担任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陆军部司长、国民党会计部长、铨叙部副部长、监察院监察使、省教育司长、教育会长、财政部次长、法制局参事、大学校长等职务的多位人士。一所地方高等学校能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可居先进地位。

二、近代行政学教育的发展——湖南法政学校的崛起

清末民初湖南教育界培养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是法政学校(堂)毕业,这反映了科举制瓦解前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即转而想从新式学堂获得做官的资格,因之法政学校(堂)门庭若市,它们是湖南大学法科(内含政治学)的前身。由课吏馆到湖南仕学馆(后者存在于1904~1908,1906年附设法政速成科),再到湖南法政学堂“官校”(1908~1910),这是一支。另一方面,还成立了湖南公立法政学堂(1906~1908),湖南法政学堂“绅校”(1908~1910)。这两校合并为湖南官立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这是第二支。还有第三支,称景贤法政学堂(1910~1912),后改名湖南公立第二法政学校。第一、第二法政学校在1913年再合并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又吸收进第四支,即湖南公立法律学校(1911~1914)。这样组成的“湖南法专”就一直办到1926年,终于与“湖南工专”、“湖南商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参见本文末尾所附示意图)。这些法政学校的课程,越到后面越完善,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所应掌握的基础和专门知识,大致分为中外文、政治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农工商业政策等,必修选修共44门之多。

湖南法专培养的学生,有任内务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检会副书记、中国银行总经理、轻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主席、内政部长、长沙市长、美国国会国务顾问、美国安理会顾问委员等职务的多位人物。而上述各学校校长和教师阵容之强大,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如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即校长)、时务学堂校长熊希龄(进士,任至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中

文总教习梁启超(举人,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以及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多位政界名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有汪贻书知府、彭绍宗户部主事、程颂万校长等多人。教师有王正廷(北京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南京政府驻美大使)等著名人士。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及其前身各校)的教师可说集中了湖南早年留学日、英、美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三科的俊才。首先是几位校领导,如胡子清任财政部佥事、省府审计主委,黄右昌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等,个个学有专工,行政也有实绩。教员中也人才济济,如李六如(明治大学政经系,任至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中共党组书记),以及后来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任凯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和李达(中共一大代表,宣传部主任,武汉大学校长)等。

三、老湖南大学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台柱——各科精英毕集

湖南大学时期的校长,如李待琛(哈佛冶金博士,任至兵工署副署长)、胡元亻炎(黄兴推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未就)、曹典球(省教育厅长、代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胡庶华(留德冶金博士,中国工程学会会长)、黄士衡(省教育厅长)、皮宗石(北大图书馆长,武大法学院长)和李毓尧(省建设厅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可说人人都是行政管理专家。

湖大政治系(属文学院或法学院,含兼课)的重要教师有凌舒谟(中国大学法学院长)、余楠秋(复旦大学文学院长)、陈嘉勋(湖大代校长,交通大学训导长)、黄子通(台湾“考选部”部长)、朱剑农(湖大财经学院院长,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萧杰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拥有留学美欧日学历,都对湖南大学行政、法学及经济管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到解放前夕,湖南大学这些学科在全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地位。这些系培养的著名学生,有甘泗淇(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小舟(秘书,省委书记)、刘彬(部长,两弹功臣)、熊清泉(省委书记、省长)、刘正(省长、省政协主席)、王向天(副省长)等。相对于同期部省级干部,他们这种专业性学历是较为突出的。

四、老湖南大学的行政管理教育以及与现代的比较

如上所论,老湖南大学时期(1926~1952)的行政管理学科,主要由政治系承担,这是完全符合国际上这门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而法律系、经济系、教育系、商学院等也有相关的课程共同加以支撑。这个学科最初叫法科;1927年初北伐军抵长沙,国共两党依照广州办法,在湖南大学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招原湖南工、商、法专毕业生250人予以培训;4月,省政府下令湖大改为工科大学,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不久发生“马日事变”,湖大停办;1928年恢复,将长沙中山大学(分校)并入,设文、理、工三科,文科一开始就有政治系和经济系,有时又合为政治经济系。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政治系历届毕业生人数如下:

合计约220余人,在各系中排第6位(前5位依次是经济系、机械系、土木系、电机系、矿冶系),第7位是法律系,它在1941年才恢复,但到1949年已毕业169人。1949年全校共25系和2个专修科。而1926年湖南大学建校时,法科(含政经和法律两专业,分别有学生52人和38人)加上预科生,有176人。可见,第一,大革命后期撤销法商两科(并入中山大学)伤了一些元气;第二,1930年初,湖大定下“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程度提高了,比湖南法专时期政治系招生数减少了。另外,国民党上台后,教育部(特别是由陈立夫控制的时期)强调发展理工科,对文科有意压缩,也是一个原因。

湖南大学政治系的课程,以初期1932年为例,必修课有政治学、英国政治、欧洲大陆政治、政治思想史、联邦政治、日俄政治、市政学、市政计划、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中国外交史、政党论、经济学、簿记学、财政学、官厅会计、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国际公法、刑法、行政法、社会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毕业论文。选修课有英国宪政史、文官制度、政治地理、铁路管理、中国财政专题研究、经济地理、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等。这表明其课程及时吸取20年代美国行政管理学改革新精神,确实是行政管理领域主要知识,又能结合中国实情,在全国先领风骚。

法律系的课程,集中反映了法学的专精和广博,如1946年设置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保险法、罗马法、海洋法、公司法、强制执行法、犯罪学、法医学等,此外有哲学、论理学、伦理学等。其他还有不少课程与政治系相通。经济系(属法学院)的课程,以1946年为例,独特的是经济史(中国、西洋、思想)、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政策、所得税实务、商法等,其余不少课程与前两系相通。

由此可见,当时培养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这三个系(到1940年还增添了工商管理系)都发挥作用,各有其独当一面的针对性,联合起来又有其互补性。

事实上,现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大体上也是由行政学类、政治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课程系列这几大块构成的。中国当代在这方面堪称权威的中山大学(拥有“中国MPA之父”夏书章)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南京大学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也

都是优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联合(这与西方现代将其两分有区别),同时又着力加强管理学的比重。湖南大学历史上与它们的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北伐时期广东的中山大学向外省发展为好几所分校,今天的南京大学(解放前为中央大学)就曾叫第四中山大学(原址在东南大学),长沙也有中山大学分校,1928年并入湖南大学,此前湖南大学法商二科又并入中山大学。至于北京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湖南大学则源于省城大学堂,省城模仿京师办学,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年学部即教育部明确作了规定)。另外,当年称“政治”系而不称“行政管理”系,是因为孙中山反复宣称“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政治含有管理之义在那时是广为人知的。

五、新湖南大学应当再造行政管理学辉煌——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本文可以看到,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算起)湖南高等学府的行政管理学教育成效卓著,启动的时间也最早,因为魏源与林则徐同样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郭嵩焘是第一任驻外公使,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早期学贯中西的大师,范源濂、胡子清(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主持人)等人是最早留日已经间接学到德国行政学(是美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来源)的代表,湖南留日、留法、留俄的人数在全国居最前列,大多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最得力的执行者,等等。当前中山大学宣称其行政管理学科“源于1906年广东法政学堂的行政本科,1924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引者按:孙中山1925年初逝世,该校改名中山大学)将其并入,使之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引自现任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MPA教育中心主任、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核心成员王乐夫教授2001年7月答人民网记者问)。这与本文所述湖南法专和湖南大学的先后关系何其相似!何况,如本文所指,时务学堂更早在1898年就已经开设了“公法学”专业,可以说真正走在全国最前列!

现在,全国拥有行政管理学硕士点的高校共22所,即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行政学院、吉大、东北大、南京大、复旦、上海师大、武大、华中师大、中南财大、郑大、厦大、浙大、中山大、深圳大、川大、西北大、公安大学。而博士点只有3家,即人大、复旦、中山大学。

从这里看到,只有几所原来的理工科大学跻身上述行列,捷足先登。而象湖南大学这样的原(机械工业部)部属大学,一般已发展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前者在湖大已达到博士后流动站层次,且MBA排名列前十几位,并首批开办EMBA高层次教育;湖大北校区(原湖南财经学院)的加盟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又有新的整合,近年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创立了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也增强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力量,南校区前进学院近六年来办过多批全国、本省的行政干部培训班。这些宝贵的资源应当在行政管理和政治学硕士点和MPA的培养资格的获取上统筹安排,形成合力。(按:在本文撰写和审校的一年期间,2003年3月26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已正式挂牌,采取超常规发展方式,下设三系一所,聘请夏书章先生任高级顾问,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邦佐教授出任院长。30名专职教师中已有3位博士生导师,20余位正副教授,将迅速跻身全国重要培养基地之林。这可以告慰前人,并成为本文最好的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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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7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他于1887年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被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开山之作，标志西方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正式诞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着公共管理思想，既有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也有现代无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多数学者正在研究“新公共管理学”，也有个别学者正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必要性虽然多数西方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包含公共管理思想，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管理思想很有必要。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直接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但马克思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应当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的“一种思想传统”罗伯特·丹哈特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可以克服以美国行政学为代表的“特殊主义”的缺陷。现代公共管理“所有的理论都会强调某些事物而忽略其他事物，”只是反映了“一个特定文化的倾向”。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确具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公共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2．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西方学术界有人对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做了初步探讨。一般认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可以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找到源头，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管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十九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重要借鉴。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指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包括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古希腊的政治理想即自由、平等、法治、正义等对现代一切政治思维都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发源于自由主义，它采纳并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总体看法，而且，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一广阔背景，马克思主义将是不可思议也不会存在。”在伯尔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将公共管理划分为原始的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管理、公民的公共管理三个历史阶段。这种划分的观点，源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扬弃。美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认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一方面给予马克思以直接启示;另一方面，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约翰·麦克里兰还明确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3．关于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公共管理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内含公共管理思想。德国学者李博(WolfgaugLippert)经过考证，发现汉语中“共产主义”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造出来的，内含“公共财富”，因此，可以把“共产主义”直译为“公共主义”。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的博士都产于欧洲。”在这些博士中，施泰因第一次提出了“行政学”的概念，可称为现代行政学的奠基人。而与施泰因同时代的博士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管理思想。施泰因的公共管理思想侧重于“管理”。而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则侧重于“公共”。美国学者德怀特认为，“美国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英国费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指出:“马克思的公共管理思想是对近代资产阶级公共管理思想的批判和扬弃，其基本内涵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人本性、历史性。马克思公共管理思想为建立＇现代福利＇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现代公共管理学。同时，恢复建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出版了一些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的著作和教材，代表作有:戴大祝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李福玉等主编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讲座》(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田禾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导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世英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通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徐学武主编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等。这些教材与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理所当然，其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我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科，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学正式定为一级学科，而以往的行政管理学则成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此后，学术界开始重点研究西方公共管理学，而一度中断了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国内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批判地继承西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的精华而产生的。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公共权力的特质为主线，总体性地描述了公共管理的历史嬗变，阐释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观。从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政治思想的扬弃和整合。全面分析其理论来源，有利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观的理论脉络，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依据。在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不存在明确的公共管理思想，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很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甚至有人干脆就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政府公共性思想，这是非常偏颇或错误的。”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曾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一文中，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文本为依据。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公共管理’概念。该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至少出现过三次。”“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3、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唐铁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概括为四个方面:政府管理的内涵及其本质;政府职能的观点;市民社会的理论;政府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观点。王振海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二重属性;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本质;三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四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五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王同新在《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作了总结性论述。他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理论和政府职能的动态性特征，笔者认为无论政府的职能内容、职能重心、职能方式和职能关系如何变化，但以公共性为本质追求的社会公共职能始终是政府职能的基础，尤其是在当前应上升为政府的主要职能。”4、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当前建设民生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廉洁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根本指针。王同新指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指导。”曾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是唯一科学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批判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尖锐思想武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体系的灵魂。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公共管理学之魂”。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文本依据、基本内容、当代价值等诸多方面。但总体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还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基于此，很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解读体系，把握其精神实质，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撑。

作者：胡哲周晓阳单位：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勘探行业;思想政治;宣传引导;理想信念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1-4］。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就在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结构体系。这个价值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党的初心使命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核心内容是人民美好生活，价值实现的社会政治条件是美好社会和强盛国家建设，价值实现的基础是平衡和充分发展，价值发展的领域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价值实现的路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价值实现的具体行动是“四个伟大”社会实践。这是一个从价值抽象到价值具体，从价值理念到价值行动，逻辑层次清晰，内容丰富充实，价值实现路径科学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结构体系，具有显著的实践性、时代性、原创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先进性，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践行。地质勘探队员有着十分特殊的工作环境，需要长年累月工作在艰苦环境中。比如有的基层工作者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驻扎在人烟稀少的荒漠山区，有的一线勘探工作者需要克服身体困难，坚守在高海拔的高原地带。这种长时间工作在恶劣环境第一线的情况，对一般人来说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对地质勘探队员来说却是日日夜夜的实战工作现场。所以地勘行业的职工就更需要思想政治方面的积极引导，需要在单位的党组织关怀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5-9］。

1面临的问题

地质勘探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直面整个社会的浮躁情绪，要直面整个社会的思想信仰危机环境，这是大环境的思想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在第一线的地质勘探队员，因为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的思想更需要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的指导。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经济继续发展之下，一线地质勘探队员的劳动是否能将自己的艰苦而又复杂的工作，当成自己的理想事业，以更高的思维角度和形而上的理念提升自己作为地质勘探工作者的思想高度。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引导者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当代中国，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有系统的思想信念［10］。只有思想引导者自己有战必胜、攻必果的思想信念，那么他们一定能以饱满的激情和热切的情绪带动这些被指导的一线地质勘探职工，使他们逐步建立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

2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针对性

2．1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思想政治工作认识方面，任何理论总是以思想观点和基本原理的集合，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体系或系统。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行全面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信念，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发展，其中既有党和国家人民之大发展，也有企业行业的中发展，更有人民家庭个人的小发展，这些发展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就不仅仅是经济的大踏步前进，而是思想与经济共同进步。只有经过学习，让“思想”达到了某个高度，经济一步步跟上来，这样社会的发展才不会像是没有领头羊的羊群。所谓形式主义、急功近利主义，究其本质，就是某些同志在工作实际当中先行动、后思考，导致了思想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前追。怎么追，追的行动结果以“形式”表现，追的行动结果以“功、利”为目标，这样是本末倒置，是思想工作的大忌。2．2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地勘单位不断改革发展，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期主要热点问题，一段时间后就可能不是热点了，因此，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要有超前意识，必须把握时机不滞后，否则，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就会陷入非常被动局面。在实际工作中要运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方法，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适应行业发展，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此外，做好党员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懂得心理学和管理学等知识，从而有效地分析和掌握职工的心理特点。党员的思想大多是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产生，做好思想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要从关心员工着手，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所想，为员工排忧解难，这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对那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也要实事求是地向员工以心换心，说明情况、讲清道理、做好沟通，不说大话、空话、套话，才能与员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能及时将矛盾化解，同时，在做思想工作时，还要特别注意不将问题上交、转移，使问题复杂化，这样才能做好职工和领导的“桥梁”作用，使思想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3信息时代的影响和机遇

网络世界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对地质勘探行业的思想工作建设既有影响、也有机遇。地质勘探行业思想建设工作者、思想引导者们一定要认清时代现状。近十年来，互联网、多媒体、自媒体的影响已经逐渐深入到千家万户。足不出户便能了解天下事;学识高低，都可以指点江山。人们获取的信息千千万万是非对错全都一拥而上，对于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来说，很容易误入歧途，当然也很容易在正确思路的带领下，获得正确的政治思想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信息中见到越来越多“主流单位”开始主动发声。比如自媒体领域，以微博为例，不断有官方进驻，与广大网民进行直接互动，如“紫光阁”“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东风快递”等。每每发生影响较为广泛的社会事件，这些主流媒体迅速进入群众视线、引导人民正确思想方向重要战场和绝对舆论阵地。或者在自己的自媒体阵地，向广大从业者向人民群众展示自己的企业荣耀、行业发展等等。地质勘探行业的思想工作建设者们也应该以此为借鉴，要不断地从信息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入手，切入并建立适合自己的网络基站。

4结语

不论是时代经济进步，还是信息网络发展，地质勘探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个创新建立在所有地质勘探行业从业者的思想中，更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引导者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事业使命，积极呈献给广大地质勘探职工，以活泼生动的角度拉进政治思想工作与群众生活的距离，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高度和实效进程。地质勘探是我国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行业，其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是企业得以健康运转、职工能够积极工作的重要保障。因此，地质勘探企业必须在行业发展的同时，坚定、踏实、毫不动摇地跟随党和国家的指导，健康有序地进行思想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利云．物探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初探［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2，8(2):21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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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志芳，孟庆俊．胜利油田物探三大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与思考［J］．胜利论坛，1997，10(2):67-69．

［4］孟凡霞．思想政治工作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J］．中外企业家，2014，31(30):126-126．

［5］周志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目标与实现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6，45(24):4-7．

［6］文志勇．煤田地质勘探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建议［J］．今日中国论坛，2013，9(8):66-67．

［7］吴新桥．谈如何加强煤田地质勘探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J］．煤炭企业管理，2001，17(6):46-46．

［8］陈建华．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型团队建设［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27(6):115-116．

［9］袁媛．地质勘探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策略研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14．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9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和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州县重大会议及文件精神，不断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提高干部职工运用科学理论、科学发展的能力。始终把思想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不断增强“四种意识”，做到“四个合格”，确保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二、具体安排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教育。

1、学政治理论。深入学习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川讲话精神以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论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以及各项方针政策；学习党章、党规以及党的历史，牢记党的宗旨，增强党员意识，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学习履职必备的各种新知识和新技能，围绕州委“六大战略”及县“135”工作思路，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

2、学先锋楷模事迹。组织干部职工学习焦裕禄等先进典范事迹。

3、学反面典型案例。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读一本《典型案例反思警示录》。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党员、干部

完成时限：2018年全年

工作要求：一是结合“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由办公室制订学习讨论任务细化安排，通过财政内网下发干部职工；二是组织党组（中心组）专题学习、党支部理论学习和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层层学习；三是“一把手”带头学，班子带领干部职工学；四是做实会议记录。

4、开展专题活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专题活动；开展领导班子、干部职工交心谈心活动，达到全覆盖。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党员、干部

完成时限：8月底

工作要求：一是就如何落实好中央、省州委重大决策部署，思考并回答好“天府六问”、“五问”、“三问”，推动“135”工作思路落地落实开展好讨论活动。二是大讨论活动要形成讨论发言材料。

5、开展支部书记上党课活动。党支部书记为局党员干部和共建共创结对支部党员上党课，全年不少于2次。

责任领导：

责任股室：办公室

参加范围：局党员干部、共建共创支部党员

完成时限：11月底

工作要求：一是党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达到凝聚共识的目的；二是党支部书记亲自撰写党课讲稿，办公室将党课稿、信息、图片等归档，完善卷宗。

（二）加强宣传舆论引导。

6、加强内部宣传。坚持正确导向，聚焦主题，精心策划，体现特色，利用电子显示屏、预算单位接入网等加大宣传，及时宣传干部职工学习教育的情况，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7、加强对外宣传。积极向新闻、手机报报送财政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信息、典型做法、创新经验和取得的成效等。

8、加强支部共建共创宣传。做好群众工作，深入结对认亲、共建共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路线、重大理论、惠民政策和县委县政府重大工作部署等宣传。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共建共创支部

完成时限：2018年全年

工作要求：局畅通渠道，办公室及时收集总结工作特色成效，积极向新闻、之声、手机报报送信息和图片。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9、拓展廉政文化建设载体。通过宣传栏宣传、走廊廉政文化、电脑桌面警示语和组织干部职工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廉政教育入脑入心，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10、加强廉政文化开展。组织干部学习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摘编，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章》《条例》《准则》等；结合建党节等重大节日开展廉政文化活动。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党支部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党员

完成时限：2018年全年

工作要求：进一步创新廉政建设学习宣传方式，使廉政文化入脑入心。

（四）加强德治和法制宣传教育。

11、开展法治主题教育。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贯彻依法治州、治县系列会议精神，积极创建法治示范机关。

12、开展核心价值观学习。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深入学习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川讲话精神以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论著，学习党章和党的精神，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3、开展党员义务劳动活动。结合结对认亲、共建共创和党员义工日等活动。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党支部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党员、干部

完成时限：2018年全年

工作要求：一是加强集中学习；二是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收集总结工作特色成效，积极向新闻、之声、手机报报送信息和图片。

（五）加强制度建设。

16、完善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

责任领导：

负责领导：

责任股室：办公室

参加范围：领导班子

完成时限：2018年年底

工作要求：召开党组、领导班子会议，进一步研究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由办公室汇总印发执行。

三、工作要求

（一）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要把学习教育、思想理论武装摆在第一位，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宗旨意识，重在联系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

大学政治思想范文篇10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要求，公共管理专业学位对人才的培养已经从专一性向全面的素质教育模式转变。需要培养具有公共管理先进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技能与方法，熟悉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能够在相关行业和部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政策分析与设计、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素质教育的制度保障

系统、完善的规章制度是MPA研究生素质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重要保障。结合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和MPA教育工作实际，制定、完善一系列加强学风建设和综合素质培养的文件和规定，在考勤、奖励、讲座、社会实践活动、学术资助、学位论文、导师工作职责、教师工作规范等方面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范、必要而严格的要求、灵活而多样的奖励。创设多元化奖励体系。《长安大学公共管理（MPA）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从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学习成绩、实践成果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充分发挥奖励与资助的激励作用。一方面学院设立“MPA学业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另一方面学生自己设立个性化荣誉称号，反映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生根据在校的特殊表现，向学院申请特定的荣誉称号，如热心公益奖、感动长大MPA奖、先进社会实践工作者、文体活动先进工作者、社会公益活动先进分子，特殊贡献奖、优秀组织者奖等。该荣誉评定采用个人申报、班委推荐、学院认定、毕业典礼授予的方式进行。这些规章制度的出台，初步建立了我校综合素质建设制度体系，为人才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充分发挥了制度在素质教育中的规范作用。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路径

MPA教育属于专业学位教育，更侧重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担负着为公共部门输送高层次管理人才的重任，客观上要求培养出的人才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操作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此，长安大学MPA素质教育紧密围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目标、以“职业、行业、地方公共管理需求”为导向，以MPA研究生公共管理能力与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为教育重点，将人才培养目标与学风与素质教育目标有机融入在MPA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目标的激励与引领作用。1、基于课堂教学的基本能力培育MPA在师资队伍上，要求MPA任课教师具备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经验，对有经验的教师优先聘用。在教学内容上，增设实践教学模块与职业道德模块，并通过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践基地、学生的工作岗位以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来实现。在教学方式上，倡导MPA任课教师以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特点的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实践教学等方式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进而解决公共管理中的现实问题。2、基于项目互助的职业能力提升。MPA在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上，实行“教师带学生做科研”和“学生引教师进单位”的模式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以“职业、行业、社会需求”为着眼点，以融入教学、实践为途径，从思想品质、敬业精神、管理能力、团队意识、身心素质等五个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素质与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鼓励MPA专职教师开展应用型课题或理论型与应用型相结合课题研究，吸纳MPA学生参加。另一方面，充分利用MPA学生的资源，发挥学校作为研究机构的优势，在学生的沟通下承担其所在单位的委托课题。这样既可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又可以通过与实践部门的联系增强课题研究成果的适用性。MPA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搜集材料的能力、整理材料的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会得到锻炼和提高。3、导师负责制的基础作用是关键。MPA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研究生为学、为人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为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道德、科学伦理、实践能力、学风培养中的关键作用，我校通过导师遴选、培训、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强化导师在学风与素质教育中的责任制，使其成为专业知识的传递者、科研能力的培养者、学生道德品质的塑造者、生涯规划的引导者。

在遴选上，要求研究生导师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人师表，把教书育人作为遴选导师的必要条件。在培训上，通过主题报告、相关文件制度的学习、教学研讨与交流，提高教师对MPA研究生学风与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责任意识。在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上，强化教师育人意识，落实教师育人职责，发挥教师育人作用，引导教师创新教学方法，严谨治学态度，开展日常教学质量检查、评价等活动，奖励典型，树立榜样，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董克用，许光建，王春.立足实践坚持创新构筑有中国特色的MPA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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