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科学范文10篇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1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2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教育科研是人们探索和认识教育客观规律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推动教育科学理论转化为教育实际应用的重要手段，是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要点》指出：“要进一步规范课题管理，强化课题管理环节，确保课题的顺利进行，并力争多出精品力作，不断提高教育科研的水平和效益”。这为加强课题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从目前国内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现状来看，各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工作无论在管理思想、管理组织形式、管理程序，还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资料表明，国内外研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总的状况是：研究人员、研究成果少，研究面窄，研究水平较低。在研究内容上：实践性问题研究多，理论性问题研究少;操作性问题研究多，宏观性问题研究少;零散性问题研究多，系统性问题研究少。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加强对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规律、理论基础、发展趋势以及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科学化与标准化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确定省级教育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统一省级教育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概念，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程序化，且具有高度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机制的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质量水平，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课题成果的最大的效益，是本课题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取向。

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申报的《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的研究与应用》，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年课题(课题批准号ffbo11495)。课题主持人黄宜锋。

二、课题研究的意义和条件

全面质量管理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初应用于工业，后来从工业部门扩展到建筑业、交通邮电业、商业、服务业等众多领域，并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运用，在日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全面质量管理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以最经济的方式让顾客、社会和组织所有成员持续满意的一种质量管理模式。它认为，质量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概念，质量管理的内容不仅是最终产品本身的质量，还包括与产品质量有关的工序质量和工作质量，要综合考虑质量、价格、交货期和服务等等;质量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实现的过程，是整个组织活动的成果，质量管理必须对质量形成的每一个环节都加强管理，以预防为主，通过各个环节的作用，使质量螺旋上升。

这种模式的特点表现为全面、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全员、全组织的质量管理，使质量管理成为全体成员的内在需求——以人文为本的自主管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进行管理，强调以最小成本投入获得最优化的效益和效率。全面质量管理的精髓就在于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全面质量管理的观念和思路，符合教育规划课题质量管理要求。教育规划课题质量同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课题研究方向的确定，到课题的申报评审、开题、中期检查、结题鉴定、成果评奖、成果推广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系统，课题质量就是在这个系统中逐步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以与课题相关的重要因素——人的素质为中心，随着过程的不断发展，课题质量也在不断适应、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作为一个质量系统，其目标实现取决于各个环节的质量保证和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质量。因此，必须将质量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质量管理体系中，实行全过程的管理。而要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靠课题组成员去实施，都要课题所在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通过有效的手段加强对课题的管理。因此，课题研究过程比其它任何行业的生产服务过程都更加强调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观念建立以全面、全过程、全员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规划课题质量管理体系。

本课题试图以系统科学作理论支撑，以现代质量管理理论(iso9000质量管理系统和ipmp项目管理系统理论)为具体指导，以我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为主

要研究对象，探索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现代管理的规律，建构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的体系，并在其试行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和改进，提高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管理水平和效益，从而推动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

探索省级教育科研课题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不仅对我省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质量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为我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我们将当代最新的管理科学——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结合教育科学规划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在引入、消化、应用这一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无疑也会发展和丰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一是课题由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牵头，研究内容与承担的工作要求相一致，具有联系紧密的特点，因而有完成本课题研究任务的内在动力，研究条件和研究时间均有足够的保证。二是本课题得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有关专家的重视和支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金宝成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熊川武教授，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申纪云、王健、张作功副厅长、张学军院长是本课题组顾问。主持课题的是教科院分管科研课题工作的副院长，能有效地保证课题研究的协调、实施;三是参与研究的人员有中小学、职业学校、大学的教师、校长，有省、市、县教研管理机构的研究人员、领导，有网络计算机专家，研究力量雄厚，大家都曾在不同层面上主持和参加过部级、省级多类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具有丰富的课题研究和管理经验，有的已有不少科研成果。

三、课题概念界定

(1)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容不仅是最终成果本身的质量，还包括与成果质量有关的研究工作质量及其组织工作的质量管理;(2)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过程质量管理”，主要是指课题指南设计、申报、开题、中期检查、结题鉴定、成果评奖、信息公布、成果推广等环节的质量管理;(3)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员质量管理”，主要是指课题指南设计者、申报立项评审者、课题组组长、开题论证者、中期检查者、结题鉴定者、省级评奖和信息公布者等人员的管理。使以上人员树立起“质量第一，人人有责”质量管理的观念。(4)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可控因素质量管理，即对影响课题研究工作和课题管理工作的可控因素(如课题质量标准、课题经费、研究进程等)实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目标管理。(5)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质量标准能够量化的尽可能数量化。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理论研究

(1)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的规律及特点。

(2)国内外科研课题管理的动态与趋势。

(3)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与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

2、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质量标准体系研制(本课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课题研究工作质量标准体系研制

课题的成果质量标准体系研制

3、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的构建

依据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的理论和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质量标准体系(包括课题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课题研究工作的质量标准)构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模式。

4、省级规划课题质量信息管

理系统开发(包括教育科学规划网、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网络管理系统，含课题申报系统、课题信息储存、管理、系统以及课题库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5、试行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全面质量管理

(1)制订文件。

(2)组织培训。

(3)分组实施

(4)反馈、分析、整理信息。

五、课题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辅之调查法、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具体措施是：

1、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广泛收集和查阅国内外有关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的研究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国际上、国家和省有关管理部门关于教育科研课题管理的文件。

2、邀请有关专家作全面质量管理专题学术报告或举办座谈，使课题组成员的掌握全面质量管理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有关专门技术。

3、运用经验总结法，总结教育科研传统管理的经验，吸取精华，为建构新的教育科研课题管理模式打好基础。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3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分支，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前阶段的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中的事实，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和认识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伦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ξ’θοδ（ethos），它最初表示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指某种现象的实质或稳定的性质，最后用来表示人所有的性格、品质、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就是在人身上具备的与品质相关一系列素质及如何达到这些素质的正确行为，如果引申一点来讲，伦理就是完善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的做法。”可见，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幼儿有其自身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如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生长、心智尚未成熟、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差、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情绪冲动性大等。这些特点意味着幼儿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伤害，也意味着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更具特殊性，更应关注研究的伦理性，避免对幼儿身心造成不良影响和伤害。

二、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伦理原则。许多国际科学研究组织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中都表示：“当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时，其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涉及的人应有表示同意的法律行为能力；还应该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能受任何压迫、欺骗、强迫、欺诈等其他隐性强制因素干扰；还应对所设计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保证其作出基于理解的和正确的决定。”在教育研究中，“知情同意”一般是指在开展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过程、对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风险和益处以及受到损伤时的补偿方法等。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对研究有了一种清楚的认识之后，自愿作出决定是否参与这项研究。并且“知情同意”在研究中“需要多层次的贯彻与执行，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研究之前”。研究对象愿意参与到研究之中，并不意味其必须完成整个研究，研究对象有权利随时退出研究。但是，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幼儿的身心发展不够健全、没有足够的判断和辨别能力，这时就应该向其家长征得同意并签订书面的同意书，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有家长的监督和尊重家长要求幼儿随时退出的权利。当前，面向家长发放的问卷或将幼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向家长和幼儿告知研究的目的、意义、预期的风险和研究数据最后如何处理等信息。很多研究也没有征求家长和幼儿的同意，而是直接通过幼儿保教机构发放问卷或直接进行研究。有个别的研究即使在征求同意后，也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在大多数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没有幼儿的家长在场监督。甚至有些研究还具有一定的“软性”的强制性，让幼儿不得不参加、不得不坚持完成整个研究，或者用一些小礼品作为奖励，诱导幼儿参与和完成研究。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幼儿情绪产生波动或者研究内容给幼儿身心带来不适，也不能随意退出。个别研究甚至以隐瞒研究人员的真实身份或者研究的内容、目的等“欺骗”手段，来获得所谓的真实数据。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也严重地侵犯了家长和幼儿的知情权、自主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员与幼儿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幼儿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绝对的尊重。我们应该尊重幼儿，把幼儿看作和我们自己一样自由、独立、完整，并有其独特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

（二）关于“无害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一切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损害幼儿性格、品质的研究都是有悖伦理的，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无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幼儿的身体、心理、情感几个方面：

1．身体方面

幼儿的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在个别研究活动中，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时不顾幼儿的身体发育情况和个体差异，企图让低龄幼儿承担较重的身体负荷，或者对幼儿的运动量制定统一的标准。更有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的数据，试图测试幼儿达到其身体或某器官的最大负荷量和超出负荷量后幼儿的反应，这都会给幼儿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些问题在关于幼儿身体健康评价、体能测试等方面的研究中时有发生，个别研究甚至造成了幼儿的体力透支、韧带拉伤、器官功能损伤、大小便失禁等伤害。

2．心理方面

美国心理学家艾吉兰教授指出：“在心理上受过伤害的儿童，在其成长中所遭受的思想和心理阻滞，甚至比在肉体上受过伤害的儿童更大。”这也说明了保护幼儿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在许多研究开始前和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会无意识地对幼儿的心理造成伤害，或者所研究的内容即是对幼儿的伤害。比如在对幼儿进行分组研究时，研究人员对幼儿说：“能力强的幼儿坐到左边这一组，能力差的幼儿坐到右边这一组。”或者研究的内容是反映幼儿情绪情感变化和外部因素对幼儿心理、行为影响的一些研究，在研究中会加入一些来自外界的刺激因素，这其中就可能包含一些不当语言和行为或是对幼儿的讽刺、挖苦、嘲笑、责骂、威胁、恐吓等，这些都很容易伤害到幼儿脆弱的心灵，这样的言语无形之中也会让幼儿产生自卑、恐惧的心理，甚至影响幼儿终身。

3．情感方面

“情感是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主观体验，它对智慧的发展、德性之养成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来说，像阳光、如雨露，没有健康的情感，便没有完美的身心。”由此可见，幼儿的情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以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即使有的研究人员做了详尽的伦理分析，其中多数也都是关于防护研究对象的身心伤害，而情感方面的伤害往往被忽略。在许多研究中，研究数据的获得是基于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大量伦理含义，譬如开放的观察场所、彼此的信任、承诺和保密等。”研究人员在进行观察研究、行动研究或质的研究等过程中，以研究人员本人作为研究工具与幼儿进行接触，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亲密关系的进展情况同研究结果和数据交织在一起。有的研究人员在与幼儿的接触过程中为了获得幼儿的信任就夸大某些事实或者作出一些美好的许诺，但是在获得了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束后就断绝了一切的往来，把亲密的伙伴关系和作出的承诺一概抛之于脑后。幼儿的世界是简单的，情感是单纯的，幼儿也是极容易相信人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对幼儿的情感产生伤害，造成幼儿对社会的信任缺失。

（三）关于“保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科学研究中，保密性原则的目标和内容大致为：“保护研究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个人处境、行为习惯、怪癖和社会关系等个人隐私数据不受非授权散播。”作为自然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幼儿理所当然应该享有隐私权。幼儿的隐私应该包括幼儿身体上不愿意暴露的部位，幼儿的医疗信息、健康信息以及幼儿不愿意公开的其他信息等。当前的许多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对幼儿隐私权的保护相当薄弱，幼儿和家长的相关信息被泄露给其他研究人员或商家，给幼儿和家长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此外，在观察研究和访谈研究结束后，幼儿的图像资料、视频资料、访谈报告等信息的处理没有受到重视，也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制，这就导致这些信息在研究结束后被随意地处置或丢弃。虽然研究人员无心散播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最终也可能被其他人了解，这不但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保密性原则，情况严重者可能会触犯法律，这需要研究人员高度重视。

三、对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此，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研究和伦理的平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是达到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目标的基本保证。“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颁行各种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使得研究过程尽最大可能地尊重被研究者（被试）的权利，使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对被试的身心伤害降低到最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伦理方面的法律，有学者多年前即撰文呼吁立法以保障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提及应在法理上明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应根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低龄、弱小等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单独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考虑幼儿的特点和权益，以保障幼儿在研究中免受侵害。

（二）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

“国际社会除了通过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颁行研究原则、守则、标准等措施来规范研究行为外，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学校部门、科研单位还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审查部门对研究项目计划书进行审查，确保研究活动不会危及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我们可以在学前教育及相关领域内整合人力资源，组织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区域性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对区域内拟开展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随访和监督。如果发现在研究过程中未对研究对象做到最大保护，伦理委员会应及时提出警告和意见，对于不接受警告和改正的，伦理委员会应及时予以中止，以确保研究人员从伦理上真正关心和保护幼儿的权益。

（三）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伦理素养

“研究伦理学（ResearchEthics）试图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规范与问题给予说明和探讨，是近20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的新分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中，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对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和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国内的诸多高校和学者都认识到开设研究伦理课程是培养和提升研究人员科研素养的有效途径，但这一意识还未真正落实到课程建设中。”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展研究伦理学课程建设工作，兼顾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前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为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以提高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伦理素养，尤其是提高科学研究伦理意识和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能力，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观。

（四）保证在研究实施前进行伦理评估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机构在对以幼儿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中都规定，研究者在计划研究时必须对伦理的可行性进行认真评估，经过课题小组成员或者自发地针对这项研究临时成立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进行讨论，并且在项目或论文中要单独设立伦理风险报告。以当前在我国学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观察研究为例，某研究人员设计实施了“不同噪声强度对幼儿行为影响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会在幼儿正常游戏的环境中增加噪声，这些噪声可能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提纲的同时，应对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提纲中涉及的观察方法、观察内容、采集到的观察资料等方面进行伦理评价并形成伦理风险报告。其中应该明确：研究中会应用哪些强度的噪音；分别使用各种强度的噪音多长时间；这些噪音可能会对幼儿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次研究预期会得到哪些益处；研究人员在观察中会与幼儿有哪些接触；拟观察的内容中是否会有涉及隐私的内容；研究过程中是否设置监督人员；如何处置研究中突发的幼儿不适；观察报告中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隐私保护；研究结束后如何处理观察记录等涉及伦理的内容。然后将研究提纲和伦理风险报告提交给课题小组或临时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对此次研究进行初步的伦理评估和改进。如果通过初评，接下来再将通过初评的研究提纲和伦理评估结果提交给相关单位进行审核，并将研究内容、方法、风险等讲解给幼儿及其家长，征求他们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开始前的这一系列的伦理评估，将大大减少研究对幼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五）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应该明确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4

［关键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

1978年5月17日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不久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沧海桑田。昔日的小小研究室如今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教育研究院，而当初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更是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壮大成为一项繁荣而庞大的事业。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创建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个研究机构的历史，更是为了追寻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工作者艰苦的创业历程，感受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这对于我们建设新世纪更加繁荣的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5］潘懋元.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0.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5

德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讨论德育理论的性质首先涉及到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定问题。教育学从自立门户以来，学科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从教育学向教育科学发展阶段，从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向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发展阶段。在教育学阶段，教育学为规范性质的学科，称为实践教育学、应用教育学或规范教育学。正如英国学者赫斯特所认为的，（注：［英］赫斯特：《教育理论》，《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443页。）教育理论是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的理论。他用“纯粹理论知识”一词指称科学理论。他指出，实践性理论和纯粹理论知识的区别在于，后者的作用主要是解释，前者是决定实践活动；后者是获得理性的认识，前者在作出理性的行动。他认为，教育理论关心的是“改进”和“指导”实践活动，为实践制定理性的原则。英国学者穆尔称教育理论为应用理论。他认为，科学理论的作用主要是叙述的、解释的和断言的。与此相比，教育理论属另一范畴，即属于所谓“应用”理论的范畴。应用理论的作用主要不是准备去叙述世界或预测未来，而是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它们为实践提出建议。（注：［英］丹尼斯·劳顿等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10页。）总结这两位学者的阐述，归纳起来，规范理论的特点以及它与科学理论的区别表现为：第一，规范理论的目的、功能，是“告诉应该做些什么”，“为实践提出建议”，“决定实践活动”，“作出理性行动”，不象科学理论重在“解释”、“叙述”；第二，规范理论建设的任务，是“阐述和论证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为实践制定理性原则”，而不象科学理论重在“获得理性认识”。

在教育学阶段，人们认为只有一种性质的教育学，即规范教育学，科学在教育学的视野之外。这一阶段，人们为教育实践“赶制”教育理论，发明理论是为了应用，为实践提供规范。教育实践的需要促进了规范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成熟。规范教育理论基本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它与科学理论的界限逐渐分明。如果用一个分类框架列出，它们的若干区别之处就在于：（1）在研究对象上，规范理论研究“应当做什么怎样做”。科学理论研究“是什么”；（2）在研究方法上，规范理论采用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方法逐步演绎的方式，科学理论则采用归纳法，从事实中概括出规律；（3）在概念揭示和命题陈述上，规范理论是对事物现象作出如何变革的规定，采用纲领性定义、规范性命题，而科学理论旨在对事物现象作出事实的概括，采用描述性定义、描述性命题；（4）规范理论的成果形式为理性规范，科学理论为反映事物规律的原理；（5）检验规范理论的标准为指导实践有效与否，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准是真伪；（6）立论与检验方法，规范理论是辩护与批判，科学理论是证明与证伪。

这个划分学科理论性质的框架，对于我们认识德育理论的规范性质提供了参照。以现行的德育学著作的陈述体系为例。其一，德育学的陈述是采用规范理论的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方法的演绎方式，而非科学理论从教育事实中概括出规律的归纳方式。其二，概念界说是采用纲领性、规定性定义，采用规范性命题陈述方式，如“德育”概念，定义为：是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注：胡守芬主编：《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定义表述的是“应当”的纲领性要求，以及“应当怎样做”的规范。按定义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表述，即是好的德育、有价值的德育，或者说理想的德育，就是实现社会思想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这里同时也规定了德育“应当怎样做”。其三，德育学陈述的理性规范，是对事物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其四，对德育理论的检验标准是其实际效用，而非反映客观实际的真伪。

德育学著作是一定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表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科理论的性质。当然，要确定德育学科的性质，仅考察现行德育学著作的陈述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多一些考察视角。

2

如果说，在教育学阶段教育理论表现为规范性质的理论，进入教育科学阶段，人们不仅需要规范的教育理论，而且企求科学教育理论的出现。经过人们的不懈探索，教育理论趋向多元化，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有价值判断性质的、有经验性质的。与此同时，教育理论性质的划分也成为学术话题。通常对教育理论的性质作三种划分，即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

教育理论“二分法”，是基于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与变革已有事物的区别划分教育理论。它与前面阐述的划分教育理论与科学理论持同一标准。二分法把教育理论分为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有的学者把这两者同“规律”与“规则”之间的区别联系起来，规律确定“是什么”，规则确定“应当是什么”。科学教育学局限在关于社会和文化事实的见解方面，它不作规定，不作指示，而是作出说明。实践教育学具有行为规范或准则体系的特性，这是规范的、“要求的”、“规则的”，它的风格是“命令式”。（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这种划分体现了人们建构科学教育学的理想，实际上，科学教育学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即便是开展实证实验教育科学学研究也不等于建构起了科学的教育学陈述体系。现行的教育学基本上属于规范性质的实践教育学。

三分法，是把教育理论划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这种划分以对教育问题的三种思考方式为基础，即科学的思考方式、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实践的思考方式。德国学者布雷岑卡指出：“假如普遍地把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和基本的教育理论，那么教育理论家之间的解释就会容易得多。其中包括：不至于因为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是同教育科学不同的理论，而低估它们的贡献”。（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这时的教育哲学指规范教育哲学（有别于认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在三分法中，德育理论与规范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有渊源关系，规范教育哲学“区分说明应当是什么的规范与说明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规范。前者称为理想，后者称为行为规范”。规范教育哲学为德育理论在哲学上立论。实践教育学涉及到社会、文化、机构和人员方面的教育行为。它“对教育行为提出实践观点、规范、建议或指示”。德育规范理论的构建要运用它们的解释。

由于二分法、三分法都未能把教育理论中的规范成分与价值成分，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区别开来，我国学者提出教育理论成分四分法的构想。（注：陈桂生：《“四分法”：教育理论成分解析的新尝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2期。）四分法把教育规范理论作为教育理论四种成分之一，这意味着规范理论在教育理论体系中有一块地盘，同时也为确立德育理论的规范性质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明。具体说来：第一，明确了确立教育理论性质的基础，或“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区分各种教育学的命题体系”。四种性质的教育理论是由其相应的命题决定的，如教育规范理论为描述性命题，教育技术理论为程序性命题，教育价值理论为评价性命题，教育规范理论为规范性命题。第二，论证了规范理论作为与科学、技术、价值理论相区别的独立形态存在的合理性。规范理论根据教育价值观念对教育技术作出评价与选择，把技术知识转换成特殊情境中的知识，据以确立教育行为规范。科学、技术、价值理论通过规范理论才能发生效用，反过来，规范理论又指导着诸理论成分的抉择。第三，德育理论作为规范理论的身分，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陈述的是规范性命题，理论成果为理性规范。

3

前已述及，区分四种教育理论成分的基础，在于假定价值理论与规范理论的区别，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区别，它们分别以一定的命题为主，回答不同的教育问题，陈述不同性质的理论成果。说它们是相互区别的，是从它们的纯粹状态而言的，在实际运用中，它们之间有多种结合方式。

第一，不同理论成分间互为前提，互相支援。比如规范理论与价值理论，前者为应用理论，后者为基础理论，它们属于同一性质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德育理论根据价值取向和实践条件，建议“应当怎样做”，从而为德育实践确立行为规范。行为规范依赖于价值论证，“首先涉及到评价问题，……只有作出价值判断后，其重要性（或价值）次序肯定之后，才能拟定规范”。（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再比如，规范理论与科学理论之间，科学理论主要是描述事实、解释事实，提供规律性知识，不直接指导实践。但是科学理论通过价值理论为规范理论提供最终根据，只有以科学、技术理论为基础的德育规范理论才称得上是“德育规范科学”；而且科学理论为德育情境提供事实判断，从而连结起价值理论与规范理论。

第二，从动态考察，不同理论成分在德育活动中是不同逻辑水平上的结合。凡“培养人”的活动，皆涉及到目的、手段、对象、方法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又根据相应的理论，在参与德育活动时，以不同形式的假定出现。“有关于适当目的或目标的，有关于教育的对象即学生的，还有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有效性的。这些假定和建议共同组成有关的理论”。（注：［英］丹尼斯·劳顿等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10页。）比如，德育理论关于人的培养目的（目标）的假定，其中包括价值的部分。“要想直接回答‘怎样做’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自然涉及人及其社会的终极目标与价值的问题”。（注：［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而对价值判断作出详细的审核是道德哲学家的工作，他要指出价值假定的最终基础是什么。然后才是德育理论家根据受根据者所适应的社会性质和个人需要提出培养目的（目标）。比如，关于德育对象的假定，这主要是科学的事情，属于儿童研究，儿童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提供关于儿童如何生长、发展的理论。再比如，知识性质问题，它属于哲学家讨论的范围，而按照培养人的目的来讨论组织知识问题，属于课程设计者的任务。还比如，关于德育方法有效性的假定，它需要心理学家提出的学习理论的帮助，还需要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的帮助。总之，德育理论运用的是其它学科的解释，但德育理论与其它学科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德育理论的命题可以追溯到哲学命题、心理学命题、社会学命题等等，但它不是这些命题本身；德育理论的解释方式是“运用解释的解释”，它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有关人的解释的运用来解释“培养有德性的人”这一活动中。

但是，不能把德育理论理解为是“在同一命题体系中将实践理论的规范性任务与科学理论的描述任务结合起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既达不到对一门科学提出的方法论要求，又对教育工作者不适应”（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如果因为德育理论要运用相关学科的解释，就认为它是规范性经验性或实践性科学性的结合，那么，论证德育理论的性质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4

我们提出，德育理论是规范性的，是针对它的本质特征而言的，不意味着它只一种模式，或者说只一种理论范式。正如穆尔所述：“就旨在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方法而言，各种广义的教育理论之间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实践性的或处方性的，它们都提出应该做什么的所有建议”。（注：［英］穆尔：《教育理论的结构》，《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487页。）。所谓“共同的特点”即规范理论的本质特征。在前面的叙述中，表示规范理论本质特征的术语有：“建议”，“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理性的原则”等等。这些术语作为德育学规范属性的用语，指称的是理性规范。德育学陈述的理性规范，它超脱具体的教育情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等于直接规范人们今天干什么，明天怎样干。作为一种理论，它有抽象性；它不同于直接的处方，而是处方的主要依据”。（注：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6

德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讨论德育理论的性质首先涉及到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定问题。教育学从自立门户以来，学科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即从教育学向教育科学发展阶段，从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向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发展阶段。在教育学阶段，教育学为规范性质的学科，称为实践教育学、应用教育学或规范教育学。正如英国学者赫斯特所认为的，（注：［英］赫斯特：《教育理论》，《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443页。）教育理论是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的理论。他用“纯粹理论知识”一词指称科学理论。他指出，实践性理论和纯粹理论知识的区别在于，后者的作用主要是解释，前者是决定实践活动；后者是获得理性的认识，前者在作出理性的行动。他认为，教育理论关心的是“改进”和“指导”实践活动，为实践制定理性的原则。英国学者穆尔称教育理论为应用理论。他认为，科学理论的作用主要是叙述的、解释的和断言的。与此相比，教育理论属另一范畴，即属于所谓“应用”理论的范畴。应用理论的作用主要不是准备去叙述世界或预测未来，而是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它们为实践提出建议。（注：［英］丹尼斯·劳顿等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10页。）总结这两位学者的阐述，归纳起来，规范理论的特点以及它与科学理论的区别表现为：第一，规范理论的目的、功能，是“告诉应该做些什么”，“为实践提出建议”，“决定实践活动”，“作出理性行动”，不象科学理论重在“解释”、“叙述”；第二，规范理论建设的任务，是“阐述和论证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为实践制定理性原则”，而不象科学理论重在“获得理性认识”。

在教育学阶段，人们认为只有一种性质的教育学，即规范教育学，科学在教育学的视野之外。这一阶段，人们为教育实践“赶制”教育理论，发明理论是为了应用，为实践提供规范。教育实践的需要促进了规范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成熟。规范教育理论基本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它与科学理论的界限逐渐分明。如果用一个分类框架列出，它们的若干区别之处就在于：（1）在研究对象上，规范理论研究“应当做什么怎样做”。科学理论研究“是什么”；（2）在研究方法上，规范理论采用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方法逐步演绎的方式，科学理论则采用归纳法，从事实中概括出规律；（3）在概念揭示和命题陈述上，规范理论是对事物现象作出如何变革的规定，采用纲领性定义、规范性命题，而科学理论旨在对事物现象作出事实的概括，采用描述性定义、描述性命题；（4）规范理论的成果形式为理性规范，科学理论为反映事物规律的原理；（5）检验规范理论的标准为指导实践有效与否，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准是真伪；（6）立论与检验方法，规范理论是辩护与批判，科学理论是证明与证伪。

这个划分学科理论性质的框架，对于我们认识德育理论的规范性质提供了参照。以现行的德育学著作的陈述体系为例。其一，德育学的陈述是采用规范理论的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方法的演绎方式，而非科学理论从教育事实中概括出规律的归纳方式。其二，概念界说是采用纲领性、规定性定义，采用规范性命题陈述方式，如“德育”概念，定义为：是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注：胡守芬主编：《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定义表述的是“应当”的纲领性要求，以及“应当怎样做”的规范。按定义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表述，即是好的德育、有价值的德育，或者说理想的德育，就是实现社会思想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这里同时也规定了德育“应当怎样做”。其三，德育学陈述的理性规范，是对事物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其四，对德育理论的检验标准是其实际效用，而非反映客观实际的真伪。

德育学著作是一定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表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科理论的性质。当然，要确定德育学科的性质，仅考察现行德育学著作的陈述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多一些考察视角。

2

如果说，在教育学阶段教育理论表现为规范性质的理论，进入教育科学阶段，人们不仅需要规范的教育理论，而且企求科学教育理论的出现。经过人们的不懈探索，教育理论趋向多元化，有形而上学性质的、有价值判断性质的、有经验性质的。与此同时，教育理论性质的划分也成为学术话题。通常对教育理论的性质作三种划分，即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

教育理论“二分法”，是基于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与变革已有事物的区别划分教育理论。它与前面阐述的划分教育理论与科学理论持同一标准。二分法把教育理论分为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有的学者把这两者同“规律”与“规则”之间的区别联系起来，规律确定“是什么”，规则确定“应当是什么”。科学教育学局限在关于社会和文化事实的见解方面，它不作规定，不作指示，而是作出说明。实践教育学具有行为规范或准则体系的特性，这是规范的、“要求的”、“规则的”，它的风格是“命令式”。（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这种划分体现了人们建构科学教育学的理想，实际上，科学教育学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即便是开展实证实验教育科学学研究也不等于建构起了科学的教育学陈述体系。现行的教育学基本上属于规范性质的实践教育学。

三分法，是把教育理论划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这种划分以对教育问题的三种思考方式为基础，即科学的思考方式、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实践的思考方式。德国学者布雷岑卡指出：“假如普遍地把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和基本的教育理论，那么教育理论家之间的解释就会容易得多。其中包括：不至于因为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是同教育科学不同的理论，而低估它们的贡献”。（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这时的教育哲学指规范教育哲学（有别于认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在三分法中，德育理论与规范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有渊源关系，规范教育哲学“区分说明应当是什么的规范与说明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规范。前者称为理想，后者称为行为规范”。规范教育哲学为德育理论在哲学上立论。实践教育学涉及到社会、文化、机构和人员方面的教育行为。它“对教育行为提出实践观点、规范、建议或指示”。德育规范理论的构建要运用它们的解释。

由于二分法、三分法都未能把教育理论中的规范成分与价值成分，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区别开来，我国学者提出教育理论成分四分法的构想。（注：陈桂生：《“四分法”：教育理论成分解析的新尝试》，《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2期。）四分法把教育规范理论作为教育理论四种成分之一，这意味着规范理论在教育理论体系中有一块地盘，同时也为确立德育理论的规范性质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明。具体说来：第一，明确了确立教育理论性质的基础，或“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区分各种教育学的命题体系”。四种性质的教育理论是由其相应的命题决定的，如教育规范理论为描述性命题，教育技术理论为程序性命题，教育价值理论为评价性命题，教育规范理论为规范性命题。第二，论证了规范理论作为与科学、技术、价值理论相区别的独立形态存在的合理性。规范理论根据教育价值观念对教育技术作出评价与选择，把技术知识转换成特殊情境中的知识，据以确立教育行为规范。科学、技术、价值理论通过规范理论才能发生效用，反过来，规范理论又指导着诸理论成分的抉择。第三，德育理论作为规范理论的身分，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它陈述的是规范性命题，理论成果为理性规范。

3

前已述及，区分四种教育理论成分的基础，在于假定价值理论与规范理论的区别，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区别，它们分别以一定的命题为主，回答不同的教育问题，陈述不同性质的理论成果。说它们是相互区别的，是从它们的纯粹状态而言的，在实际运用中，它们之间有多种结合方式。

第一，不同理论成分间互为前提，互相支援。比如规范理论与价值理论，前者为应用理论，后者为基础理论，它们属于同一性质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德育理论根据价值取向和实践条件，建议“应当怎样做”，从而为德育实践确立行为规范。行为规范依赖于价值论证，“首先涉及到评价问题，……只有作出价值判断后，其重要性（或价值）次序肯定之后，才能拟定规范”。（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再比如，规范理论与科学理论之间，科学理论主要是描述事实、解释事实，提供规律性知识，不直接指导实践。但是科学理论通过价值理论为规范理论提供最终根据，只有以科学、技术理论为基础的德育规范理论才称得上是“德育规范科学”；而且科学理论为德育情境提供事实判断，从而连结起价值理论与规范理论。

第二，从动态考察，不同理论成分在德育活动中是不同逻辑水平上的结合。凡“培养人”的活动，皆涉及到目的、手段、对象、方法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又根据相应的理论，在参与德育活动时，以不同形式的假定出现。“有关于适当目的或目标的，有关于教育的对象即学生的，还有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有效性的。这些假定和建议共同组成有关的理论”。（注：［英］丹尼斯·劳顿等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10页。）比如，德育理论关于人的培养目的（目标）的假定，其中包括价值的部分。“要想直接回答‘怎样做’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自然涉及人及其社会的终极目标与价值的问题”。（注：［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而对价值判断作出详细的审核是道德哲学家的工作，他要指出价值假定的最终基础是什么。然后才是德育理论家根据受根据者所适应的社会性质和个人需要提出培养目的（目标）。比如，关于德育对象的假定，这主要是科学的事情，属于儿童研究，儿童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提供关于儿童如何生长、发展的理论。再比如，知识性质问题，它属于哲学家讨论的范围，而按照培养人的目的来讨论组织知识问题，属于课程设计者的任务。还比如，关于德育方法有效性的假定，它需要心理学家提出的学习理论的帮助，还需要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的帮助。总之，德育理论运用的是其它学科的解释，但德育理论与其它学科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德育理论的命题可以追溯到哲学命题、心理学命题、社会学命题等等，但它不是这些命题本身；德育理论的解释方式是“运用解释的解释”，它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有关人的解释的运用来解释“培养有德性的人”这一活动中。

但是，不能把德育理论理解为是“在同一命题体系中将实践理论的规范性任务与科学理论的描述任务结合起来，这就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既达不到对一门科学提出的方法论要求，又对教育工作者不适应”（注：［德］布雷岑卡：《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4期。）。如果因为德育理论要运用相关学科的解释，就认为它是规范性经验性或实践性科学性的结合，那么，论证德育理论的性质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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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德育理论是规范性的，是针对它的本质特征而言的，不意味着它只一种模式，或者说只一种理论范式。正如穆尔所述：“就旨在培养‘有教养的人’的方法而言，各种广义的教育理论之间将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实践性的或处方性的，它们都提出应该做什么的所有建议”。（注：［英］穆尔：《教育理论的结构》，《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487页。）。所谓“共同的特点”即规范理论的本质特征。在前面的叙述中，表示规范理论本质特征的术语有：“建议”，“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理性的原则”等等。这些术语作为德育学规范属性的用语，指称的是理性规范。德育学陈述的理性规范，它超脱具体的教育情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等于直接规范人们今天干什么，明天怎样干。作为一种理论，它有抽象性；它不同于直接的处方，而是处方的主要依据”。（注：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7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深化。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新的集体对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升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以何种观念将关系到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科学、教育、文化等事业发展的纲领。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在教育领域，破除传统的、被长期束缚的思想观念，起现代化的、科学的发展观。教育科学的发展观是有时代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发展理念。一流的发展观，才能办出一流的教育。这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知见。

教育人类最具的自觉，在观念下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空洞的，它深深地嵌入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教育科学发展观也主观臆想的，它是历史和时代所的主题，并主题、密切当前教育的实践，产生的理论体系。我国教育正体制改革和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教育改革越是深化，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就越需要科学的回答。教育的性和周期性长的特点，科学发展观，才能教育的健康发展。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实践，教育科学发展观的点是实事求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方针是优先、、可持续发展。三个的有机、辩证，贯穿于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创新的全过程，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教育的发展要自觉地把握和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教育改革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教育的蓬勃发展和扩张是教育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知识资本的，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教育的基础地位，是世纪年代中期，党、国务院了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了强大的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了教育的发展和扩张，教育的发展最好的时期，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教育的发展使传统教育体制、机制和模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社会和市场对教育的需要，带来了教育的失范和失序。教育是先导性，且系统性很强、周期性长、牵涉面的庞大的体系，教育的事情办好，最的是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如，教育观念滞后，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教育制度和管理僵化，制约了教育的发展；是近几年高校扩招后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学质量都不堪重负；教育的乱收费引起的不满等。办教育最需要科学的、严谨务实的作风，切忌浮躁、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作风，，不尊重教育客观规律，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组建了不少万人、数万人、十万人的大学，制度不健全，管理位，的监督机制，问题和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盲目、浮燥——这是教育的大忌，是与求真务实相背离的。清醒地看到问题，教育的发展及其负面将是长远的、不可低估的，甚至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的。教育面临矛盾和问题，究竟既回避，也主观臆断的，以实事求是的教育发展观为点，遵循教育的规律办学，求教育发展的态势之真。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我思想路线，的精髓。教育的发展要从我国教育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寻求发展的路径。在发展的问题上，人短视，不顾现实条件，不管有无条件蜂拥而上规模，追求高速度和大发展，与求真务实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求“教育”客观事物在新下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思考和理论过程；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是人口大国，需受教育的群体庞大，而教育经费短缺的国情。彻底转变观念，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教育系统的种种矛盾，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和点。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大众对教育的迫切要求，要自觉的、求真务实的、与时俱进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这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立论的基础。

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是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尺度，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认定，教育的目的是对人的身心发展有意识、有目的的直接，从而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发展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个性发展。人是教育的主体，标志着教育是人性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新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和目的，离开了原则，教育发展就成了空谈。以人为本标志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提升，是尊重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一切现实的、社会的、的人。以人为本并简单地单纯的、抽象的、自然的人，人停留在自然状态，仅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物。人是社会物，是社会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人的自觉、自主、自为的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赋予了人社会人的意义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更为的是关注人的价值、人的素质和人的意义的。关注人的个性的发展，要人的个性的发展，主要环节是教育。人的力量、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动性的，当人学习了知识，才量。每个人有自我生存的需要，有自我价值的需要，即自我、自我、人的发展的需要，这现代社会对人的需求。未来社会的竞争，最的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关键是教育，教育科学发展观应该教育优先发展的自觉理念，这以人为本的路径。把教育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把我国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赢得竞争的权，这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核心。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8

教育作为人类最具特色的自觉行为，都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教育科学发展观不是空洞的，它深深地嵌入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来自范本资料网)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教育科学发展观也不是主观臆想的，它是根据历史和时代所提出的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密切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的实践，产生构建的理论体系。我国教育正处于体制改革和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教育改革越是深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就越需要科学的回答。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周期性长的特点，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实践出发，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贯穿于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创新的全过程，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一、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教育的发展不仅要自觉地把握和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教育改革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扩张是教育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知识资本的形成，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教育的基础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世纪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教育的发展处于最好的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教育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教育体制、机制和模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社会和市场对教育的需要，带来了教育的失范和失序。由于教育是具有先导性，且系统性很强、周期性长、牵涉面广泛的庞大的体系，要把教育的事情办好，最基本的是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教育观念滞后，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制度和管理僵化，制约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高校扩招后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学质量都不堪重负;教育的乱收费引起群众的不满等。办教育最需要科学的、严谨务实的作风，切忌浮躁、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作风，但是，不尊重教育客观规律，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组建了不少万人、数万人、十万人的大学，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问题和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盲目、浮燥——这是教育的大忌，是与求真务实相背离的。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教育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不可低估的，甚至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的大局。教育面临这些矛盾和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既不能回避，也不能采取主观臆断的态度，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教育发展观为出发点，遵循教育的规律办学，求教育发展的态势之真。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是我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思想的精髓。教育的发展要从我国教育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出发，寻求发展的路径。在发展的问题上，有的人存在短视行为，不顾现实条件，不管有无条件蜂拥而上规模，追求高速度和大发展，这些都是与求真务实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深入探索、研究“教育”这个客观事物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思考和理论研究过程;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需受教育的群体庞大，而教育经费短缺的国情。彻底转变观念，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教育系统存在的种种复杂矛盾，是树立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和立足点。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教育的迫切要求，一定要树立自觉的、求真务实的、与时俱进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这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也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二、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必然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种尺度，一种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认为：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认定，教育的目的是对人的身心发展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直接影响，从而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发展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是教育的主体，标志着教育是人性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新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离开了这个根本原则，教育发展就成了空谈。以人为本标志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提升，是尊重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一切为了现实的、社会的、具体的人。以人为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单纯的、抽象的、自然存在的人，人如果停留在自然状态，仅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化了的人的存在，社会是通过人的自觉、自主、自为的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赋予了人作为社会人的意义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人的价值、人的素质和人的意义的存在。关注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要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主要环节是接受教育。人的力量、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动性的，只有当人学习了知识，才有力量。每个人不仅有自我生存的需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即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需求。未来社会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关键是教育，教育科学发展观应该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自觉理念，这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路径。只有把教育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赢得竞争的主动权，这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核心。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把大人才观摆在突出的地位，这样我国才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是国家经济实力、管理和科技竞争力，而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管理能力还是科技竞争力，都离不开入，离不开人才。目前我国需要大批高知识、高科技的人才，我国才能形成世界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但是目前我国还有相当差距。虽然我国东部已经成为成功的技术应用者，整个中国正逐步成为技术应用型大国，但是国际核心竞争力偏低，科技竞争力较弱，却是不争的事实。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经济、、教育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尽快进行人才开发才能有效地支撑我国竞争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人的个性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只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片面性发展的局限，肯定了在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关注人的本质力量，提升人的自觉自为全面发展的主体地位，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重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做人的人格、肯定人的尊严，就是尊重人的学习、受教育的权利，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关键是要关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更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制度和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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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人类最具特色的自觉行为，都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教育科学发展观不是空洞的，它深深地嵌入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教育科学发展观也不是主观臆想的，它是根据历史和时代所提出的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密切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的实践，产生构建的理论体系。我国教育正处于体制改革和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教育改革越是深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就越需要科学的回答。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周期性长的特点，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实践出发，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贯穿于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创新的全过程，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一、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教育的发展不仅要自觉地把握和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还要尊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教育改革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扩张是教育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知识资本的形成，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教育的基础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世纪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教育的发展处于最好的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教育的快速发展使传统教育体制、机制和模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社会和市场对教育的需要，带来了教育的失范和失序。由于教育是具有先导性，且系统性很强、周期性长、牵涉面广泛的庞大的体系，要把教育的事情办好，最基本的是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教育观念滞后，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制度和管理僵化，制约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高校扩招后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学质量都不堪重负；教育的乱收费引起群众的不满等。办教育最需要科学的、严谨务实的作风，切忌浮躁、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作风，但是，不尊重教育客观规律，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组建了不少万人、数万人、十万人的大学，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问题和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盲目、浮燥——这是教育的大忌，是与求真务实相背离的。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教育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不可低估的，甚至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的大局。教育面临这些矛盾和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既不能回避，也不能采取主观臆断的态度，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教育发展观为出发点，遵循教育的规律办学，求教育发展的态势之真。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是我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思想的精髓。教育的发展要从我国教育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出发，寻求发展的路径。在发展的问题上，有的人存在短视行为，不顾现实条件，不管有无条件蜂拥而上规模，追求高速度和大发展，这些都是与求真务实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深入探索、研究“教育”这个客观事物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不断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思考和理论研究过程；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需受教育的群体庞大，而教育经费短缺的国情。彻底转变观念，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教育系统存在的种种复杂矛盾，是树立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和立足点。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教育的迫切要求，一定要树立自觉的、求真务实的、与时俱进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这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也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二、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必然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种尺度，一种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认为：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认定，教育的目的是对人的身心发展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直接影响，从而提高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发展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是教育的主体，标志着教育是人性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新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离开了这个根本原则，教育发展就成了空谈。以人为本标志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提升，是尊重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一切为了现实的、社会的、具体的人。以人为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单纯的、抽象的、自然存在的人，人如果停留在自然状态，仅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化了的人的存在，社会是通过人的自觉、自主、自为的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赋予了人作为社会人的意义价值。教育科学发展观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关注人的价值、人的素质和人的意义的存在。关注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要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主要环节是接受教育。人的力量、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动性的，只有当人学习了知识，才有力量。每个人不仅有自我生存的需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即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需求。未来社会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关键是教育，教育科学发展观应该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自觉理念，这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路径。只有把教育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赢得竞争的主动权，这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核心。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要把大人才观摆在突出的地位，这样我国才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是国家经济实力、企业管理和科技竞争力，而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企业管理能力还是科技竞争力，都离不开入，离不开人才。目前我国需要大批高知识、高科技的人才，我国才能形成世界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但是目前我国还有相当差距。虽然我国东部已经成为成功的技术应用者，整个中国正逐步成为技术应用型大国，但是国际核心竞争力偏低，科技竞争力较弱，却是不争的事实。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经济、企业、教育和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尽快进行人才开发才能有效地支撑我国竞争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人的个性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只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片面性发展的局限，肯定了在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关注人的本质力量，提升人的自觉自为全面发展的主体地位，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重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做人的人格、肯定人的尊严，就是尊重人的学习、受教育的权利，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关键是要关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更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制度和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首先，要从观念上重视人的终身受教育权，树立终身学习体系的紧迫观念。我国一贯重视学历教育，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信息、经济瞬息万变，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学历教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或学校“一次性”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人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也只是为今后的学习打基础，许多知识、技能和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在工作的实践和职业的培训中获得的，即使是大学毕业生，所学的知识二年后就有一半已经过时。因此，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培训将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学习化社会，必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和文比水平，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建立终身学习化社会，既是尊重人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也是广大群众自我完善的迫切要求。

其次，要提供学习化社会的制度保障，建设学习化的社会环境。要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办学模式，使学校融入社会，特别是发挥高校建设终身教育的积极作用。为人们提供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终身学习的平台，教育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教育已不是某些杰出人才的特权，或某一特定年龄的规定活动，仅靠学校或通过单独的机构不能对其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提供学习的机会。教育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越来越是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不仅必须发展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而且还必须超越学校教育的范围，把教育的功能扩充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把这个社会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我国目前与构建学习化社会还有相当差距。社会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的价值，不仅是只满足个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意义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作为社会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也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努力创造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传统教育观强调学习是灌输，学生是被动接受的过程，以应试教育为目标，以教师为主，学生围着教师转；科学教育观强调学生是主体，学习是独立自主、生动活泼的、自由自觉的学习过程，教师要围绕学生转。学习化社会是以学习者为主体、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学习成为国家政治和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社会为学习者提供多种方式、多种层次、多种手段的学习机会，学习成为社会最广泛、最普遍的、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为。终身教育时代，一切为提高人的素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这不仅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不仅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针是可持续发展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关于教育发展的新的战略思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把优先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平等发展观念注入教育发展的观念中，这既是经济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首先，教育要优先、全面发展，这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瞻观。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发展程度的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知识资本，知识贫困是经济贫苦之源。教育是有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投资，教育投资是一种改变人自身、改变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

教育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共同介入教育，改变教育仅仅是消费投入的错误理念，最关键的是政府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保证教育的优先发展。目前我国教育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用于教育的投入还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指数，这是不符合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的，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屏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既是我国教育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个有机的整体，教育是社会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它是以现代科技为中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居于先导和基础的地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教育列为“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性行业”。教育在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发展的状况将决定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整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发展观，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定位，说明各种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必须对未来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制订科学的长期、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形成多阶段、多形式、多种类、多层次全方位的大教育系统，这就扩大和延伸了发展的视野，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又要突出重点，着眼于基础教育，正确处理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也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府一方面要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扩大和发展高等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要尽快建设完善的、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代教育的整体化改革的趋势不断加强，从教育的理念、体制、结构，到教育的政策、内容、方法、课程等的不断革新，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国民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课题，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和分配不合理、教育资产的管理体制僵化，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将决定和影响我国教育今后的发展状况，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创新，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为指导，构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教育财政制度，调动市场和民间资本投资教育，为教育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大学教育科学范文篇10

我叫XXX，XX年出生，XX年考入XX专业，在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5年毕业分配到XX学校参加工作，现任XX处长参加工作后我先担任了数学教师、班主任。99年开始负责学校团委工作，我作为团委书记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活动建设、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务实的工作，得到了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认可和好评。在任学校团委书记四年期间，我校团委和我个人连续被团市委评为先进团委和优秀团干部。02年我校团委被团省委命名为省级“五、四”红旗团委，我个人被团省委评为省优秀团干部。01年学校安排我任招生就业办公室任主任同时兼管团委工作，在职教发展的低谷时期，我能够解放思想，知难而上，探求新的工作途径和方法，积极大胆开展工作，使我校在01、02、03连续三年圆满完成计划招生300人的任务，为学校的生存奠定了基础。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多方协调、联络，广辟就业渠道，连续三年毕业生就业率在98%以上，03年我校被国家教育部评为职业指导和就业工作先进单位。财经学校、工业学校、第二职业高中整合后，我被任命为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我们不遗余力，背水一战，年我校又超额完成了计划招生600人的任务。今年四月份又成功地举办了职教中心规模空前的人才供需洽谈会，使绝大部分毕业生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岗位。

我从教十年来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都没有间断过教育科学研究工作。98年参与市级课题《XXXXXXX》的研究，三年后顺利结题，01年我作为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子课题《XXXXX的实验研究》的主要成员，深入实际，带领我学校教师积极开展研究工作。03年我参加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十五”课题子课题《XXXXX》的研究工作。我撰写的论文《XXXXXX》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评为优秀论文，我本人被评为德育先进工作者。作为先进实验校的代表到无锡参加了全国教育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年我参与研究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XXXXXX》的分课题研究项目也圆满结题。在这次XXXXXX职位竞聘活动中，我申报了XXXXXX一职，我认为我有信心、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

第一，我注重理论学习，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注重业务学习和能力提高，不断学习教育教学新理念，了解教育发展新动向。善于发现问题，愿意研究问题。

第三，热爱教育科研事业，了解教育科研工作的性质，掌握教育科研工作的基本方式、方法。

第四，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课题的研究使我具备了一定教育科研工作的经验。

第五，具有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如果我竞选XXXXXX职务成功，我将恪尽职守，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工作。

一、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做好所长的助手，配合好同事的工作。工作到位不越位，工作成果要有位。

二、通过自已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创设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人气，鼓舞士气，弘扬正气，营造融洽的工作氛围。发挥每一个人的科研潜能和创造力。

三、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要求自已，处处发挥表率作用。努力提高自身科研素养的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提高方案，不断提高全所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

四、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特点，开辟职业教育科学研究的新天地。面对职业教育低谷的挑战，寻求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在招生就业、体制管理、教学改革、德育教育、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科学立项，深入研究，加强指导，推广成果。努力使职业教育的科研工作上台阶，上层次，在全省有地位。

五、加强课题管理与指导，对现有课题进行梳理，分类、分层进行管理和指导。深入基层学校开展调研，进行面对面指导，务求有的放矢，提高课题管理的质量和层次。

六、重视和加强教育科研信息收集与处理工作。及时编发科研信息短讯，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为基层教师提供信息支撑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