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10篇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1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深入实施，使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现出来，科技创新和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价矩阵和记分卡》、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等对世界主要国家科技实力进行了评价。对这些报告进行综合研究后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当然，由于这些报告指标考虑的视角各不相同，具体指标体系也时有变化，对其结论也要作全面分析。为此，我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投入以及人才状况等几个方面与国外进行一些比较，对中国整体国际科技竞争力作进一步分析。

1、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数量方面增长很快。从我国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序来看，九十年代前五年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稳步上升，到20*年已跃居第6名。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来看，20*年分别达到16万余件和近10万件，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来，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绘制成功、13.1万亿次并行机研制成功，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许多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尽管中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比较，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从占世界SCI论文数量的比例上看，美国基本稳定在30％左右，英国、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中国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与美英德日等国相比距离较大，只与我国台湾和韩国接近。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分析各国科学论文的影响力，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走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所共同存在问题，即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

技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指标是专利数目及其类型。专利是由各个国家自主授予的，很难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比较。但我们可以从中国国内和美国国内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专利战略的实施，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从*年起大幅增加，20*年比1999年增长51％，从1999年的近11万件猛增到20*年的16万余件，在高技术领域内国内机构和个人发明专利的申请尤其活跃。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5年中国实施专利法以来，中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在目前近5万件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国外公司占了60％。20*年，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总数的52.5％和66.9％。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我国基本上受制于人。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因此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数就变成衡量技术知识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机构和个人在本国内获得的专利数目从1971年到1990年末的近30年间没有大的变动，每年接近10万件；日本与德国在1970年代相似，每年获近1万件，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迅速增长，开始接近美国；韩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直线上升，目前已接近德国每年近1万件的数量，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国每年在美获得专利数量仅在百件左右。

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在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当前产业技术发展中的隐患。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正在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上，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近些年，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元设备投资中，60％以上用于进口。有数据表明，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80％以上、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的70％被国外产品占领。这不仅使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更严重的是迫使我国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

2、中国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

首先，从研究开发（R＆D）投入规模看，中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在国际上的地位低于其经济产出的地位。20*年，中国研究开发投入总额为125.6亿美元，不及韩国的一半，是美国二十五分之一。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投入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和德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的研究开发投入都有一个持续增长的阶段。分析国际经验可以发现，在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初期，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在0.5％－0.7％左右；在经济起飞阶段，该比例应当上升到1.5％左右；进入稳定发展期，该比例应当保持在2.0％以上。而在前两个阶段，政府科技投入应当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德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持续投资。韩国在20年以前，新加坡在10年以前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就已经和中国目前水平相当。但它们仍然持续保持对研究开发投资增加，现在已达到或超过一般发达国家水平。这些经验表明：必须坚持持续对科技投入不断增加，才能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知识积累。

其次，在科技研发投入中，政府财政投入情况是科技政策的重要表现。从近些年情况来看，中国国家财政和中央财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从90年代中期后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从1996年的4.36％降到20*年的3.72％。在发达国家中，企业投入已成为研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但其政府研究开发资金投入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0.8％左右。相比之下，我国政府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

第三，从研究开发投入资金来源和研究开发执行机构来看，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研究开发活动投入和执行的主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还没有担负起研究开发主力军的重担。20*年，中国全部国有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和，还不如福特一个汽车公司当年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多。统计数据表明，从1991年到20*年，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从近1.5万个增加到2.3万个，但同期这些企业中有科技机构的数量却从1991年的53％降到20*年的26％。

第四，从经费使用的情况来说，美国、德国、日本有着高度的一致，三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在15－20％之间，而试验与开发活动又都在50％以上，其余为应用研究。在美国，整个90年代联邦科研经费投入下降了9％，期间基础研究的投入反而猛增了42％。*年全美国用于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是479亿美元，占当年全部科研经费的大约1／4,其中联邦政府投入占了将近一半。同时，政府投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投入医疗卫生，环境资源，技术标准等公益性研究领域。美国国家卫生基金和环保局两个部门的研究开发支出占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比重，从1998年的38.86％增加到2003年的50.86％，即联邦政府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一半以上投向了卫生和环保两个部门。与此相比，中国基础研究占研究开发经费比例仅为5.2％，公益性研究投入更少。根据瑞士的竞争力报告，中国健康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参评49个国家中居第45位，而美国为12.9％，德国、瑞士等国都超过10％。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当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科技投入政策，但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基础研究和对公益性研究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于未来，投资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竞争力。

3、中国科技人才状况与国际人才竞争态势。

我国R＆D人力资源在绝对数值的比较上，居于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的数量相当；但在相对量的比较上，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20*年，中国研究与开发总人数为89.3万人，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居第一位，为91.9万人；但若按每万人中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来算，中国远远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人均占有经费看，中国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按当年汇率折算，*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年平均经费为1.2万美元，而韩国是8.9万美元，日本是15.8万美元，中国分别是韩国的1／7不到和日本的1／13。由于我们投入过低，从事研究与开发人员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大大影响了我国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效率。

人才竞争还突出表现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高科技人才争夺上。欧盟的一项报告指出，西欧地区*年仅信息技术人才就缺员123万。欧盟国家的失业率虽然高达10％左右，但专业人才却严重供不应求。为了满足自己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国家财力、财团资本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诱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跨国公司也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培训为诱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国内"出国"，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工作的人员中有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仅在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已超过10万人。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趋势增强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也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成为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点争夺对象。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有近50万，而学成回国的不到1／3,特别是尖子人才更少。"九五"期间，我国超导领域的一个重点项目获得了一批国际先进成果，但这个项目所培养的博士生90％去了国外，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投入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白白奉献给了他人。与此同时，近年来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汇聚了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科技精英，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对国内许多研究机构和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溢出效应，如何避免顶尖人才的单向流出，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尤其是在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90年的3.7％猛增到*年的11％。但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国外的差距也愈加明显。如前所述，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学科交叉与融合，尤其在IT，BT，NT这些前沿领域中更是如此。但是，中国目前的学科设置基本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设置，与当代科技发展融合交叉的趋势有较大的差距。若干年一次的博士点、硕士点设置的评议已经成为一种办学行政资源的争夺，大多数高校很难根据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学科发展的前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新的专业，培养创新人才。

与此相比，国外大学在学科设置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以美国为例，大学专业设置，学位设置的自主权主要在学校自身。当1882年第一台发电机诞生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年就开出了第一门电机工程课，三年后康奈尔大学就培养出了世界第一位电机工程博士。正是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和宽松的环境，使得美国成为当代科技前沿不断开拓的中心。

二、提高中国科技竞争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让全国人民振奋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技工作应当紧紧围绕"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紧紧抓住新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当前科技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家创新体系宏观构造和创新环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基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体制问题后，科技工作应当更加注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更有效的条件支撑，创造更宽松的环境，进一步提高科技竞争力。根据对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及我国科技发展国际比较的分析，结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参考国际先进科技体制和政策的经验，现对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科技竞争力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1、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体系，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提高政府对于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的科技决策能力，是各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和总统科技顾问，印度的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技术委员会，韩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咨问会议等等，都体现了各国政府对科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关注和重视，体现了科技进步在国家最高决策层次上的重要地位。参照国际经验，建议设立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吸收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学者和管理者参与，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方面向国家提供咨询建议。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我国通过这些年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无论是在产学研之间、部门之间和军民之间，还是在科技系统内部，体制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散重复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我国的科技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能做好各种优势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就很难赶上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建议国家下定决心，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

2、建立政府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实现政府科技投入方向和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在投入规模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科技投入的突出矛盾之一是国家财政缺乏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为此建议：在国家财政科目中设立科技研发一级科目，这将有利于《科技进步法》的执行；明确保证科技研发经费在国家财政投入中的地位，确保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争取到2*0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达到8％。

其次是在投入方向上，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形成的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公共知识资源，必须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需求和公众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公共财政科技投入应当主要投入到基础研究、战略技术以及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农业等公共领域，为公众创造最大价值。中外科技与社会发展史表明，单纯以短期经济发展目标作为科技发展指针，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领域缺乏创新成果与力量储备，必然会积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隐忧。

第三是在投入方式上，政府科技投入应当从支持项目为主逐渐转移到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既支持项目、也支持基地和研究者个人。目前，我国财政研发投入80％以上经费都是以项目的形式支持的。这种过分依赖项目制的后果，是科研人员难以获得稳定持续的支持，难以按照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来开展科研工作。而对知识生产基础平台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企业整体研发效率，促进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也会对全社会的知识传播及应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基础条件平台、研究基地以及支持研究者个人加大支持力度，是当前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呼声。

3、强化国家创新系统薄弱环节的建设力度。

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利用中国科学院多年的雄厚积累，利用大学在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所独有的体制优势，在若干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整合现有科研力量和基地，重点支持，使一批像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那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文化的，面向世界的先进与开放的研究基地能够脱颖而出。在科学史上，卡文迪什实验室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研机构之一，开辟了许多重要研究领域，先后有25位该实验室的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对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也应着力培养这样的知识生产摇篮。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在社会公益领域方面的科技研究与服务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中国迅速的传播流行，与我国各种疾病传播控制机构能力薄弱，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不够健全有着密切关系。在环境资源保护等其它公共领域内，中国同样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危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益型科技研究与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确保这些机构在中国下一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地位。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也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科研基础条件的相对薄弱，许多科技人员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往往输在了起跑线上。同时，由于部门分割、体制封闭，我们在科研投入方面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很突出，甚至有个别机构和专家学者垄断把持由国家财政投入所获得的科研设施和数据资源。建议国家大幅度增加投入，支持有关部门以整合现有资源为重点，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加速建立一个服务于全社会的科技条件公共平台。

4、促进军民创新体系的融合，实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方针。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把军事装备发展建立在国家整体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上，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共同的政策取向。由兰德公司管理的美国科技政策研究所20*年9月的一份报告表明，几乎所有美国国防部的武器开发研究都是由企业通过合同形式进行的。在尖端技术领域，美国早已形成了军民共享的技术研发体制。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给予斯坦福大学、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及惠普公司的巨额研究合同，才使硅谷得以发展；也正是计算机工作站、数据库软件和网络等商用信息技术的广泛渗入，才形成了"数字战"的概念。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如高技术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及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硅谷。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硅谷有600家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产品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共获250亿美元的订单。其中一家专门制造通信耳机的公司，在4周内赶制出600万美元合同产品；一家专营卫星图像分析设备的公司，为美军提供详细的伊拉克全境空中照片，使美军对伊拉克地标、军事设施甚至城市特殊建筑等一览无遗。

多年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积累了大量可以转为民用的科技成果。在民用科研领域，我国也已具备了雄厚的基础，许多民用的高科技实力甚至已经超过传统军工部门。但是，由于军民分割的总体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突破，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没有考虑民用的前景，也很少考虑利用民用技术的可能；民用科研和产业领域很难顾及到军事用途，缺乏军品市场的应有牵动。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都将面临发展国民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重战略性任务。面对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必须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一方面扩展军事装备发展的途径和基础；另一方面加大通过军事装备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使军民结合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应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对民用和军品研发中的项目进行有效整合，充分集成和利用国家优势科研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分散；二是改革和完善军民采购体制，除特殊需求外，大多数军事装备和民品都应实行全社会公开招标，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会科技能力及产业基础。

5、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及战略产品发展加强干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选择少数重大战略产品作为突破口，积极促进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为此建议在保持和加强对长期性、连续性和基础性科技活动支持的同时，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促进重大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国家应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采购政策，有效地减轻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投放市场的前期风险，为新兴产业创造可预期的市场。事实上，这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促进技术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它往往比直接投资更为有效。

根据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在信息、生物、能源和材料四大领域中，坚持以产品为主要导向，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力争尽快取得突破和产业化。在信息技术领域，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操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信息安全技术等的研究开发；在生物技术领域，重点支持功能基因、生物芯片的研发和生物制药的产业化；在能源技术领域，重点支持清洁煤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产业化，积极参与国际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在纳米技术领域，重点支持基础研究以及纳米加工、纳米材料等方面的研发。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阳光体育；教学模式；高校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身心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阳光体育作为一种全新的体育理念，被人们所熟知，高校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无法满足阳光体育的要求。阳光体育教学模式主要模式就是让学生多开展室外体育教学活动，使得学生能够在阳光下掌握体育知识，提升学生对于体育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加健康的成长。从阳光体育的发展情况看，高校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阳光体育当中来，提升体育教学的实效性，发挥体育本身的魅力。

一、高校体育教学模式问题

(一)教学目标单一

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目标集中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在该目标的引导下，高校体育教学的内容与教学质量评估也自然而然的注重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以及考察，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也会有意的加强身体锻炼，可是身体锻炼并不是体育教学的唯一目标，这就导致了高校体育教学进入到某种教学误区当中。与此同时，很多学生认为学习体育课程只是为了能够获得学分，这种错误的观念造成了学生心理素质、终身体育意识的缺失与淡薄。

(二)教学形式落后

很多高校体育教师在设置体育教学内容的时候，过分注重体育锻炼以及体育教学动作的完成，并且集中于某一项体育项目，没有能够对学生开展系统化的体育项目教学。同时，体育课程上很少会出现体育理论教学，体育教学内容亟待完善。从体育教学方式上看，当前体育教学方式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通常采取教师演示、学生照做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很难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教师之间难以产生良性互动，使得教学目标难以充分实现。

(三)教学评估体系不完善

高校体育教学评估体系的设置不够完善，多元性不足。比如，对于学生的评价工作，当前所实行的评价体系一般是将学生能否完成体育运动指标作为评判的标准，缺少对于学生体育活动参与性的评估。从教师评价层面看，当前评价体系更加注重体育教师论文数量以及课题级别等内容的评估，体现不出体育教学工作的初衷，无法对教师起到良性导向作用。

二、阳光体育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改革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

传统观念是影响阳光体育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所在，为此，高校领导需要从思想上提升对于阳光体育教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秉承阳光体育教学理念，将学生作为体育教学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在体育学习当中的主导作用，体育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不单单需要向学生讲授体育教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同时还需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此同时，教师需要注重提升户外锻炼游戏的应用频率，提升学生对于户外运动以及体育的兴趣，使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二)丰富体育教学形式

在阳光体育背景下，高校需要充分认识到体育教学的核心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提升教学的质量。高校要结合不同的地域以及文化特征，创新传统教学模式。此外，高校还能够根据潮流的发展动向，在体育教学中引入健身以及休闲类的运动，保证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多元化。教师还可以将课堂搬到户外，通过组织各类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以及运动会等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确保学生安全，并对学生给予一定的指导，不单单能够显著提升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同时还能够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增进感情。

(三)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传统教学评价体系过分关注学生的体育成绩，忽视了对学生意志、品德以及学习态度等综合素质的评估，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违背了阳光体育运动的意愿。在阳光体育背景下，教师不能仅限于对学生体育竞技成绩的评估，还应该对学生身体素质以及身心发展情况展开全面的评估，保证教学评价内容多元化与丰富化，有效提升体育教学的质量。

三、结语

阳光体育更加关注户外运动的开展，使得体育教学能够更加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所以，高校需要以阳光体育理念为基础，对体育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丰富体育课堂教学方法，引入全新的教学模式，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完善，探索出一条满足阳光体育教学的路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黄喜燕.从阳光体育运动视角下探讨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现状与教学模式的构建[J].当代体育科技，2017，7(13)：4-4.

[2]赵增明.阳光体育视域下高校体育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对策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7，7(26)：5-6.

[3]孙亮亮，董立，佘涛."黑箱理论"视阈下高校阳光体育开展审视与立体式阳光体育长效发展模式构建[C].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生运动会暨科学论文报告会.2012.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知识经济促进有效增长

目前，知识经济浪潮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有的经济学家将知识经济称为本世纪5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近年增长稳定，充满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在世纪之交牢牢抓住知识经济的勃兴给我们提供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迎头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数百年。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我国在血与火的冲撞中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担子依然很重。但我国仍应发展知识经济。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世纪性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在一机遇，就如同与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一样，将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第二，工业化与知识化可以而且应当协调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将面临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压力更重。所以，我们不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等到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向知识化转移，而应将工业化与知识化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发展知识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发展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利益。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至关重要。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基础。”而在1998年3月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可持续战略付诸实施。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进行。其一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知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大小于工业经济，人们在知识经济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破坏式甚至毁灭式地利用资源，而是在此过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人类还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开发出新资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再显得很突出。其二知识经济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而知识经济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工业经济小得多，知识经济中的许多高新技术不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对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贡献。其三知识经济重视开发智力资源，强调知识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知识产品不仅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识产品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知识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加大对知识、技术的投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的增长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和规模，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利用。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大大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高科技不仅使人类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有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为90％左右。据统计，1993年至1994年，美国专利所引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同80年代末相比增加了200％。由于美国掌握了知识经济的主动权，其在计算机软件、微处理器等27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增强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我国理论界、经济界不少人对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一讲增长，就只看到资本、劳力的作用，很多地区、部门为加快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想方设法找银行、找财政筹集建设基金，盲目铺新摊子、上新项目，片面地或错误地认为实物投资即等于增长，而不顾所上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致使产品一生产出来就没有市场，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日。至于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1998年中期，国家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1000亿元加上1000亿元来自信贷配套资金的投资，是我国扩大内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个措施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在速度，更在效率。实现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并不难，难的是有效率的8％，难的是这2000亿元的扩大内需投资中，究竟有多少会投资在知识技术的发展上，8％中有多少是知识、技术的增长。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大潮迅速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扭转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偏颇看法，增加对知识、技术的投资，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有效的增长。

第三，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同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应该积极地适应这重要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努力追求创新，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于技术的更新加快，知识的更新周期缩短，对厂商来讲，进行知识创新，掌握最新的知识，比拥有现有的知识重要得多。在工业经济时代，不少国家和企业通过引进和消化其他国家的新技术，实现技术转移，提高技术水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日本在80年代初，每年平均引进技术高达2207项，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不及美国，它的劣势已逐渐暴露出来。所以，日本经济近年不振而美国经济充满活力。而美国一些企业极富创造力，所以在九十年代重新夺回了汽车、电子工业的霸主地位，在电子通讯技术上把日本甩得很远。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而不能走日本及一些周边国家“模仿消化投入生产”的老路。其二加强产品创新。知识经济的产品是个性化而不是标准化的。我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中产品创新的这种趋势，适应“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标准化的产品永远是“旧”产品，容易被市场淘汰，而“个性化”的产品永远是“新”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其三生产管理方式要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变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使生产组织的管理结构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知识和科技的内容。我国的企业要通过生产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

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

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

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从而为某些越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相比较，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作出有价值的发现的机会仍然减少了。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

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

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

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

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

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

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也是直接以组织认可为目标的，这也说明了组织认可在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相统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独立性。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

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

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

在正视和理解这种困难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评价”一文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两种做法也都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效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另外，我们尤其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严格选拔组织的行政权威。一个合格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必须懂科学最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外，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以此保证同行评议的贯彻乃至科学民主的实现；他还必须有较强的创新观念，缺乏创新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江总书记十分正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之力。而一个科研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则是一个关键；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经特别强调了后两点，他指出：“领导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领导者本人的专业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向新领域迈进”[12]。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共有过八位负责人，包括麦克斯韦尔、卢瑟福等人，他们都是由剑桥大学评选委员会就该室研究方向和人选条件反复研究后才决定聘任的。卢瑟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确定人选，曾三次延聘过渡时期的主任，从卢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见他们对科研组织领导层的人员配置是十分慎重和严格的，这也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历百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

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

[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

[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

[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

[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

[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

[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6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7

一、高校学报名刊的基本特征及其构成要素

1.高校学报名刊应具备高校学报的一般性质

所谓名刊，顾名思义，就是著名的刊物。我国期刊业自19世纪产生至今，产生过许许多多著名的期刊。如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民报》，就以站在时代潮头，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而闻名于世。又如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就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期刊，它有力地促进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民主思潮的兴起。还有创办的《湘江评论》，被称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就学报名刊而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都创办了著名的一流期刊（学报），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杂志》等。

这是因为一流的大学都把科学研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特别是鼓励学科的交叉和学术探索；而学报通过论文的发表和交流，通过活跃的学术活动来配合学校的教学及科研，提高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激活了学术氛围。因而，学报就是学校的一扇窗口、一面镜子；办学报就是办学校。中国教育部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高校学报，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刊登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的、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据此，高校学报名刊首先应该具备高校学报的上述一般性质；同时，它又应该高于一般学报，是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有引领时代学术前沿能力的、有培养名学者和名编辑机制的、有催化学术成果创新胆识的、被学术界公认的著名期刊。[2]

2.高校学报名刊的构成要素

高校学报中的名刊，除了具有学报的一般构成要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构成要素：

(1)高的学术地位和大的学术影响，是高校名刊的基础性构成要素。学术乃大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大学学报无疑是学术性期刊；追求高学术品位、高学术水平、高学术价值，理所当然是高校名刊的根本价值取向。[3]它的社会地位、社会贡献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学术水平的高低、学术影响力的大小和被学术界所公认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刊发有重大影响的前沿性成果、原创性成果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争鸣等方面。这一方面不仅要求编辑慧眼识珠，而且要求编辑大器大量、思维敏锐、意识超前、有胆有识，敢于使高校学报成为倡导学术自由、展开学术争鸣的最佳论坛；另一方面还要从学术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公认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制止抄袭等学术腐败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更多地从知识产权制度上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纠偏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认识误区。

(2)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是高校名刊的功能性构成要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也是高校名刊的灵魂。创新，就是要站在学科前沿，抢先反映这一学科的全球最新理论、最新成就和最新学术动态。这就要在了解客观实际、遵循事物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勇于研究新状况、探索新问题，敢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所以，探索是创新前提；只有大胆探索未知领域，才能使学术研究具有创新性、超前性和引领性。它不仅指理论上的新突破或重大发现、发明，还包括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中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以及提出和论证的问题有新意，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或是对前人的学术见解有所修正、扬弃和发展，或是对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和学科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材料比别人快一步的有所发现、有所突破，这也就是超前性。探索、创新、超前，加上方向和方法正确以及站在学科前沿或理论高峰，自然就能引领学术潮流，成为同类学术期刊的领头羊。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财经》的办刊实践。

由江西财经大学主办的《当代财经》，主要是通过“新、专、深”三个字来体现刊物的学术品位和个性特色。“新”即追求学术创新，有新意；“深”即追求理论深度，有独到的深刻见解；“专”即刊物的内容专业。要做到“新”，首先是选题紧跟时代步伐，追踪当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适时设置新栏目予以引导；其次在用稿标准上，要求观点新、材料新、论证方法新，鼓励向传统理论挑战、与典型观点争鸣，及时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高校学科建设的新情况、新经验。要做到“深”，必须从“专”入手，突出财经学科的专业性，同时增加反映江西地方经济特色的专题内容。如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征文大讨论”与政府或企业共同组织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突出学术期刊的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通过这些活动，吸引和结识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知名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作者，使符合发稿要求的较好文章稳定在总载文量的80%以上，且有一批确有真知灼见的高学术水平的好文章受到学术界、各数据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社会影响日益提高。

(3)名作、名栏、名家（即名编辑），是高校名刊的支柱性构成要素。名刊必须有名作、名栏作支撑，而在名作、名栏的背后，忙忙碌碌的是编辑名家的身影。所以，名作、名栏、名家是名刊的支柱性构成要素。名作，应具备学术性、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等特征。著名学者的名作，能给学报增辉；青年才俊的名作，同样能给学报添彩。名栏，是集中彰显期刊个性和特色的栏目，当然是名刊的支柱。而名编辑则是名刊的栋梁，是创造名刊的主体，是发现、培育名作、名栏和名学者的主体。换个角度说，名刊应具有发现、培养名学者，造就名编辑的功能。一方面，任何名家、大家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一定的平台、一定的机制去发掘。一本好的期刊，其直接意义是发表了好的作品，其更深远的意义就是发现了好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就造就和锻炼了好编辑。例如，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的轮值编辑，为《狂人日记》的催生者，从此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再如，早期的《小说月报》就刊载过一大批文坛新人的处女作，像茅盾，丁玲，巴金等。这与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有很大的关系，以至于后来人们一提到《小说月报》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编辑。另一方面，大家会以在名编辑手上发表作品为荣耀，而名编辑也会以编辑大家的名作为荣幸。

(4)公认性，是高校名刊的外界评价性构成要素。公认性是指高校名刊被学术界认识、认可、认同的程度，或者说在特定人群的心目中，高校名刊是大作品、大学者、大编辑三位一体的综合体。我们之所以说在特定人群中，是一种现代市场细分的结果。因为学术研究属于理论思维活动，其研究成果通常也是由专业术语表达而成的。因此，学术研究的高文化素养要求和学术成果的高学理性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读者对象的特定范围性。学术期刊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普通大众都能认知它、认可它、认同它，并成为其忠实的读者。如果一味地追求受众群体的最大化，那么只能成为科普读物、大众读物，而称不上学术期刊，更谈不上高校名刊了。[2]

上述分析表明，高校名刊既有一般学报这一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共性构成要素，又具有作为学术名刊所具有的特殊构成要素。为促进名刊要素的生成，进一步分析名刊工程建设的各项措施，对探索高校学报的发展战略，将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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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名刊工程的内涵及其导向功能

国家教育部正式启动名刊工程，既有社会转型、适应新时代竞争的客观要求，也有近百年高校学报发展的历史沉淀与理论积累，更凝聚了当代高校社科学报人的办刊智慧与学科求索。

1.名刊工程的内涵

高校“名刊工程”与“社刊工程”、“百刊工程”和“署刊工程”仅一字之差，但内涵颇异。“署刊工程”、“百刊工程”、“社刊工程”都是统而笼之的集合概念，而非特定的期刊类群与类型；而“名刊工程”则以对期刊类群的理性认同为基础，其核心理念是：以高校学报的学术价值取向和定位为根本，以对高校学报的传播规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追求学报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这将引领社科学报坚定地回归学术自身。名刊工程为一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可析出名栏、名作、名家（名编辑）作为子系统，从而使系统内涵极其丰富，使名刊建设的重点极其明确，即名刊工程的内在系统性设计集中指向期刊主体与客体的创造关系。而名刊创造的三个主要层次及其结构的关系，遵循了期刊出版的普遍规律。

名刊工程是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与方法的统一。“名刊工程评审标准”形成了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彰显了名刊生成规律；既直接服务于名刊遴选，又为全国社科学报发展予以规律性提示，间接指导名刊建设。

为此，对“名刊工程评审标准”作一简要分析，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高校学报名刊生成规律的认识，从中获得不可多得的启迪。

2.名刊工程的导向功能

目前已完成的名刊工程入选评审标准，兼具了社科期刊评选的创新意义与高校学报的引导功能：即针对同类评审对象导入了统一的量化指标，改经验型的模糊评估为学科性的数量分析，突出了评审的科学性；拟定评审标准的专家和评审专家分离是评选队伍优化的改进（前者主要为高校社科学报系统的专家，对评审标准体系的科学性负责；后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期刊协会等单位的学者，对评审的执行过程负责），意在使评审的公正性进一步加强；纳入名刊工程建设环节是评审性质的重大改变，“名刊”评选固然是对过去业绩的评定，但更主要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发现冲刺名刊的“选手”，着眼于当前潜力与将来的发展。

评审标准由主办单位对学报建设和管理工作、编辑部内部管理工作、学报质量3个一级指标，学校管理等10个二级指标，学校投入等支持名刊工程的规划与措施、工作流程管理、社会影响等28个三级指标共48个分值点组成。立体结构形态下闪耀着的是社科学报的成长规律，理性升华了近年来社科学报的实践创新，其导向功能主要表现在：

(1)名校需要名刊支撑，名刊成长需要学校强有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名刊评审标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评促建，评选的观察点就是名刊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其要义是适应教育创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创办世界级名校的客观需要。而名校需要名刊支撑，名学报是名大学的重要学术窗口和学术名片。学校作为学报的主办单位，理当把创办名学报纳入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充分保证名刊发展的经费和人才投入。国家教育部在名刊工程建设中，要求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对入选期刊分别给予25万元的经费资助和25万元的配套投入，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为社科学报的发展方向正位，纠偏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观念误区，引领社科学报回归学术自身。同时，将主办单位对学报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纳入名刊工程评审，意在营造有利于名刊成长的良好生态环境，这就把期刊出版单位的运行质量与期刊主办单位环境营造责任的内在关系凸现出来了。

(2)名刊需要名编辑，需要一流的编辑团队，这是名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因素。在名刊评审标准中，有2个一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都涉及于此。如在主办单位对学报建设与管理工作的一级指标中，设立了人员状况的二级指标，内含主编素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3个三级指标；另在学报管理的二级指标中，有专职主编和副主编2个三级指标；在编辑部内部管理一级指标下的管理状况二级指标中，有编辑队伍建设三级指标，并有编辑参加学术会议、教学科研活动和业务培训的分项要求。此外，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申报表中，就编辑部人员状况还专列了学科分布与学历情况的统计项目。由此可见，名刊工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认同的名刊竞争，它首先是编辑人才的竞争，更深入到学报编辑队伍的学科布局与梯队结构当中。这就揭示了名刊的奥秘，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敬业的编辑队伍稳定而持续的创造性劳动。

(3)质量是学报的生命，定位准确、特色鲜明是学报旺盛生命力的表征。在名刊工程评审标准中，学报质量标准共含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共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其学术标准中又有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写作质量3个三级指标；其编辑标准中还设立了编辑主体思想、特色栏目设置2个三级指标，构成了体现学报突出专长和特色这一办刊思想的指标导向。可以说，明确定位、特色鲜明，是医治“全”而“散”、“全”而“平”、“全”而“弱”的有效药方，是构成学报质量生命的重要部分。

(4)名刊要有一流的管理。学报办成名刊，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所能奏效的，需要充分调动编辑团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长期坚持不懈地“咬住青山不放松”，长期坚持不懈地甘于淡泊、为人作嫁衣——这就需要一流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就是既有良好激励又有严密约束的管理、能充分发挥每位编辑人员的责任心和创造性的管理、能创造良好学术生态的管理。这既包括主管部门、主办单位的开明、支持，也包括编辑部自身的全员全过程管理体系——以管理促名刊。

实际上，教育部名刊工程对于学报质量的提升，确实已经和正在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以高校社科学报荣获国家期刊奖的变化来作一说明（见图表）。

国家期刊奖中高校社科学报获奖情况表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社科期刊入围数（家）71166177

其中：社科学报入围数（家）2716

社科学报入围数占总入围数百分比(%)3%4.2%9%

其中：社科学术期刊入围数（家）134042

社科学报入围数（家）2716

社科学报入围数占学术期刊入围数百分比(%)15%18%36%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8

一、高校学报名刊的基本特征及其构成要素

1.高校学报名刊应具备高校学报的一般性质

所谓名刊，顾名思义，就是著名的刊物。我国期刊业自19世纪产生至今，产生过许许多多著名的期刊。如1905年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民报》，就以站在时代潮头，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而闻名于世。又如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就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期刊，它有力地促进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民主思潮的兴起。还有创办的《湘江评论》，被称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就学报名刊而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都创办了著名的一流期刊（学报），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杂志》等。

这是因为一流的大学都把科学研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特别是鼓励学科的交叉和学术探索；而学报通过论文的发表和交流，通过活跃的学术活动来配合学校的教学及科研，提高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激活了学术氛围。因而，学报就是学校的一扇窗口、一面镜子；办学报就是办学校。中国教育部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高校学报，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刊登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的、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是塑造学校形象、创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据此，高校学报名刊首先应该具备高校学报的上述一般性质；同时，它又应该高于一般学报，是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有引领时代学术前沿能力的、有培养名学者和名编辑机制的、有催化学术成果创新胆识的、被学术界公认的著名期刊。[2]

2.高校学报名刊的构成要素

高校学报中的名刊，除了具有学报的一般构成要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构成要素：

(1)高的学术地位和大的学术影响，是高校名刊的基础性构成要素。学术乃大学的生命力之所在，大学学报无疑是学术性期刊；追求高学术品位、高学术水平、高学术价值，理所当然是高校名刊的根本价值取向。[3]它的社会地位、社会贡献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学术水平的高低、学术影响力的大小和被学术界所公认的程度。具体体现在刊发有重大影响的前沿性成果、原创性成果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争鸣等方面。这一方面不仅要求编辑慧眼识珠，而且要求编辑大器大量、思维敏锐、意识超前、有胆有识，敢于使高校学报成为倡导学术自由、展开学术争鸣的最佳论坛；另一方面还要从学术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公认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制止抄袭等学术腐败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更多地从知识产权制度上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纠偏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认识误区。

(2)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是高校名刊的功能性构成要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也是高校名刊的灵魂。创新，就是要站在学科前沿，抢先反映这一学科的全球最新理论、最新成就和最新学术动态。这就要在了解客观实际、遵循事物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勇于研究新状况、探索新问题，敢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所以，探索是创新前提；只有大胆探索未知领域，才能使学术研究具有创新性、超前性和引领性。它不仅指理论上的新突破或重大发现、发明，还包括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中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以及提出和论证的问题有新意，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或是对前人的学术见解有所修正、扬弃和发展，或是对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和学科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材料比别人快一步的有所发现、有所突破，这也就是超前性。探索、创新、超前，加上方向和方法正确以及站在学科前沿或理论高峰，自然就能引领学术潮流，成为同类学术期刊的领头羊。在此，我们不妨看看《当代财经》的办刊实践。

由江西财经大学主办的《当代财经》，主要是通过“新、专、深”三个字来体现刊物的学术品位和个性特色。“新”即追求学术创新，有新意；“深”即追求理论深度，有独到的深刻见解；“专”即刊物的内容专业。要做到“新”，首先是选题紧跟时代步伐，追踪当代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适时设置新栏目予以引导；其次在用稿标准上，要求观点新、材料新、论证方法新，鼓励向传统理论挑战、与典型观点争鸣，及时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高校学科建设的新情况、新经验。要做到“深”，必须从“专”入手，突出财经学科的专业性，同时增加反映江西地方经济特色的专题内容。如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征文大讨论”与政府或企业共同组织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突出学术期刊的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通过这些活动，吸引和结识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知名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作者，使符合发稿要求的较好文章稳定在总载文量的80%以上，且有一批确有真知灼见的高学术水平的好文章受到学术界、各数据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社会影响日益提高。

(3)名作、名栏、名家（即名编辑），是高校名刊的支柱性构成要素。名刊必须有名作、名栏作支撑，而在名作、名栏的背后，忙忙碌碌的是编辑名家的身影。所以，名作、名栏、名家是名刊的支柱性构成要素。名作，应具备学术性、创新性、探索性、超前性和引领性等特征。著名学者的名作，能给学报增辉；青年才俊的名作，同样能给学报添彩。名栏，是集中彰显期刊个性和特色的栏目，当然是名刊的支柱。而名编辑则是名刊的栋梁，是创造名刊的主体，是发现、培育名作、名栏和名学者的主体。换个角度说，名刊应具有发现、培养名学者，造就名编辑的功能。一方面，任何名家、大家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一定的平台、一定的机制去发掘。一本好的期刊，其直接意义是发表了好的作品，其更深远的意义就是发现了好的人才。当然，这其中也就造就和锻炼了好编辑。例如，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的轮值编辑，为《狂人日记》的催生者，从此鲁迅便一发不可收拾。再如，早期的《小说月报》就刊载过一大批文坛新人的处女作，像茅盾，丁玲，巴金等。这与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有很大的关系，以至于后来人们一提到《小说月报》就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编辑。另一方面，大家会以在名编辑手上发表作品为荣耀，而名编辑也会以编辑大家的名作为荣幸。

(4)公认性，是高校名刊的外界评价性构成要素。公认性是指高校名刊被学术界认识、认可、认同的程度，或者说在特定人群的心目中，高校名刊是大作品、大学者、大编辑三位一体的综合体。我们之所以说在特定人群中，是一种现代市场细分的结果。因为学术研究属于理论思维活动，其研究成果通常也是由专业术语表达而成的。因此，学术研究的高文化素养要求和学术成果的高学理性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读者对象的特定范围性。学术期刊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普通大众都能认知它、认可它、认同它，并成为其忠实的读者。如果一味地追求受众群体的最大化，那么只能成为科普读物、大众读物，而称不上学术期刊，更谈不上高校名刊了。[2]

上述分析表明，高校名刊既有一般学报这一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共性构成要素，又具有作为学术名刊所具有的特殊构成要素。为促进名刊要素的生成，进一步分析名刊工程建设的各项措施，对探索高校学报的发展战略，将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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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名刊工程的内涵及其导向功能

国家教育部正式启动名刊工程，既有社会转型、适应新时代竞争的客观要求，也有近百年高校学报发展的历史沉淀与理论积累，更凝聚了当代高校社科学报人的办刊智慧与学科求索。

1.名刊工程的内涵

高校“名刊工程”与“社刊工程”、“百刊工程”和“署刊工程”仅一字之差，但内涵颇异。“署刊工程”、“百刊工程”、“社刊工程”都是统而笼之的集合概念，而非特定的期刊类群与类型；而“名刊工程”则以对期刊类群的理性认同为基础，其核心理念是：以高校学报的学术价值取向和定位为根本，以对高校学报的传播规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追求学报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这将引领社科学报坚定地回归学术自身。名刊工程为一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可析出名栏、名作、名家（名编辑）作为子系统，从而使系统内涵极其丰富，使名刊建设的重点极其明确，即名刊工程的内在系统性设计集中指向期刊主体与客体的创造关系。而名刊创造的三个主要层次及其结构的关系，遵循了期刊出版的普遍规律。

名刊工程是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与方法的统一。“名刊工程评审标准”形成了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彰显了名刊生成规律；既直接服务于名刊遴选，又为全国社科学报发展予以规律性提示，间接指导名刊建设。

为此，对“名刊工程评审标准”作一简要分析，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高校学报名刊生成规律的认识，从中获得不可多得的启迪。

2.名刊工程的导向功能

目前已完成的名刊工程入选评审标准，兼具了社科期刊评选的创新意义与高校学报的引导功能：即针对同类评审对象导入了统一的量化指标，改经验型的模糊评估为学科性的数量分析，突出了评审的科学性；拟定评审标准的专家和评审专家分离是评选队伍优化的改进（前者主要为高校社科学报系统的专家，对评审标准体系的科学性负责；后者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期刊协会等单位的学者，对评审的执行过程负责），意在使评审的公正性进一步加强；纳入名刊工程建设环节是评审性质的重大改变，“名刊”评选固然是对过去业绩的评定，但更主要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发现冲刺名刊的“选手”，着眼于当前潜力与将来的发展。

评审标准由主办单位对学报建设和管理工作、编辑部内部管理工作、学报质量3个一级指标，学校管理等10个二级指标，学校投入等支持名刊工程的规划与措施、工作流程管理、社会影响等28个三级指标共48个分值点组成。立体结构形态下闪耀着的是社科学报的成长规律，理性升华了近年来社科学报的实践创新，其导向功能主要表现在：

(1)名校需要名刊支撑，名刊成长需要学校强有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名刊评审标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评促建，评选的观察点就是名刊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其要义是适应教育创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创办世界级名校的客观需要。而名校需要名刊支撑，名学报是名大学的重要学术窗口和学术名片。学校作为学报的主办单位，理当把创办名学报纳入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充分保证名刊发展的经费和人才投入。国家教育部在名刊工程建设中，要求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对入选期刊分别给予25万元的经费资助和25万元的配套投入，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为社科学报的发展方向正位，纠偏学术期刊走向市场的观念误区，引领社科学报回归学术自身。同时，将主办单位对学报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纳入名刊工程评审，意在营造有利于名刊成长的良好生态环境，这就把期刊出版单位的运行质量与期刊主办单位环境营造责任的内在关系凸现出来了。

(2)名刊需要名编辑，需要一流的编辑团队，这是名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因素。在名刊评审标准中，有2个一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都涉及于此。如在主办单位对学报建设与管理工作的一级指标中，设立了人员状况的二级指标，内含主编素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3个三级指标；另在学报管理的二级指标中，有专职主编和副主编2个三级指标；在编辑部内部管理一级指标下的管理状况二级指标中，有编辑队伍建设三级指标，并有编辑参加学术会议、教学科研活动和业务培训的分项要求。此外，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申报表中，就编辑部人员状况还专列了学科分布与学历情况的统计项目。由此可见，名刊工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认同的名刊竞争，它首先是编辑人才的竞争，更深入到学报编辑队伍的学科布局与梯队结构当中。这就揭示了名刊的奥秘，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敬业的编辑队伍稳定而持续的创造性劳动。

(3)质量是学报的生命，定位准确、特色鲜明是学报旺盛生命力的表征。在名刊工程评审标准中，学报质量标准共含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共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其学术标准中又有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写作质量3个三级指标；其编辑标准中还设立了编辑主体思想、特色栏目设置2个三级指标，构成了体现学报突出专长和特色这一办刊思想的指标导向。可以说，明确定位、特色鲜明，是医治“全”而“散”、“全”而“平”、“全”而“弱”的有效药方，是构成学报质量生命的重要部分。

(4)名刊要有一流的管理。学报办成名刊，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所能奏效的，需要充分调动编辑团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长期坚持不懈地“咬住青山不放松”，长期坚持不懈地甘于淡泊、为人作嫁衣——这就需要一流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就是既有良好激励又有严密约束的管理、能充分发挥每位编辑人员的责任心和创造性的管理、能创造良好学术生态的管理。这既包括主管部门、主办单位的开明、支持，也包括编辑部自身的全员全过程管理体系——以管理促名刊。

实际上，教育部名刊工程对于学报质量的提升，确实已经和正在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以高校社科学报荣获国家期刊奖的变化来作一说明（见图表）。

国家期刊奖中高校社科学报获奖情况表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社科期刊入围数（家）71166177

其中：社科学报入围数（家）2716

社科学报入围数占总入围数百分比(%)3%4.2%9%

其中：社科学术期刊入围数（家）134042

社科学报入围数（家）2716

社科学报入围数占学术期刊入围数百分比(%)15%18%36%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比较；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话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当初在使用时大体上是关于历史、文学史、艺术史上的一个很不确切的分期概念，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当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补充，使其内涵越来越大。如此以来，后现代主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早巳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广泛运用于摄影、建筑、电影、电视、服装、家具以及社会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或学科，且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它却更加富于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比利时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为垄断资本主义(或说帝国主义)；第三阶段为当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直接受厄内斯特?曼德尔的影响，他不仅认同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还把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相对应：第一阶段的市场资本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应；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应；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应。按照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当达资本主义阶段(或说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阶段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得以确立，科学技术官僚业已产生，传统的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

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科技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积极影响，电视以及电脑的普及使文化无处不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有效的普及。其次是消极影响，正因为文化的无处不在，它也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的倾向，改变了文化艺术的性质和人们对它的印象，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泛滥成灾，严重动摇或取代了昔日高雅艺术的地位。于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给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它使文化得到迅猛扩张；另一方面，它使文化改变了昔日神圣的性质，越来越流于凡俗。

鉴于上述，我们能够这样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被用来概括现代主义发展一个时期之后而出现的新文化倾向的。在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必须和过去的文化决裂，而这种决裂不仅要与现代主义所反叛的传统文化决裂，而且还要反拨反叛者现代主义。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把现代主义几十年的经营积累看作一种传统，就像当年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传统那样，它也要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以后文化又发生变化业已成为现实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并用来区别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及时的。

“后现代主义”一词使用于文学中，最早见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42年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中也使用过它。他们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旨在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坛中已经隐含着一种对前期的反拨，着重于词语的所指。“后现代主义”的普遍使用，大概在二十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建筑学领域，继而波及到绘画、文学、社会学以及哲学领域。二十世纪的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开始引进至我国。

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词，比任何一个术语都更时髦、更含混、更富有争论的空间。何谓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它兴于何时?如何认识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哪些文学流派可以归人后现代主义范畴?甚至到底有无后现代主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涉及到一些创作理念。美国著名批评家、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伊哈布?哈桑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这样说过：

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真能看到一种需要同现代主义加以区分而又需要命名的现象吗?如果是的，那么能否采用‘后现代主义’这个临时术语呢?公务员之家

显然，伊哈布?哈桑在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近年来的文坛确实有重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术语去概括它，但是，用“后现代主义”去和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比寻找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词语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然而，在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还存在着“共时性”。伊哈布?哈桑在《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让后现代主义诞生，它们目前是共存的。

后现代主义决不是孤立和自发的现象，它与现代主义保持着某种衔接与继承。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炫耀自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它们也确有不同之处，但是它们在表现个人内心痛苦时，着迷于虚构和表现荒诞、热衷于意识流描法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和表现技法加以固定并有所发展。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也有所反拨、有所超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哈桑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而非“截然断裂”。

至于后现代主义兴于何地?伊哈布?哈桑认为，乔伊斯在193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因为这本小说使读者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过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本体论的创作观念。在这部小说里，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他大胆地进行了语言和文本是怎样创造一个世纪的实验。不少人认为，“乔伊斯的‘语言自治’和‘新的词汇艺术’导致了一个继续发展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性的创作新阶段。”而评论家奥康诺在《大学新才子和后现代主义的终结》(1963)一书中，将英国50年代以“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所以，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的60年代。这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分析比较接近。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文坛中出现了一些与此前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它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

作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求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异同中去寻觅不失为一种捷径。从这样一种理念出发，并且是从大处着眼，可以作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热衷于语言和叙述技巧的实验。但是，二者却有着程度和目的上的不同：现代主义者反对像传统小说那样去反映现实，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以及个人的主观世界作为描写的对象，刻意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在真实来反映社会，试图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扭曲语言，“但目的不在破坏语言，而在获取一种反创作，这种反创作释放出新言语的力量”。

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地提倡“以语言为中心”，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与革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了其“表征”能力，即所谓的“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crisis)。故而，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目的是用语言来创造一个世界，进而淡化乃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功能。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革命成了语言的游戏。

文学的“语言的游戏”又进一步发展为文学创作态度的游戏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至少从表面上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们很像孩子玩积木，拿出各种各样的积木，堆积成一个形状。说是座城堡就是城堡；说是只轮船就是轮船。究竟是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积木。这些积木就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语言片段或经验片段，他们玩弄各种技巧，不断翻新，拼合出别出心裁的图式。作为小说可以拆开来读，还可以从后面倒着读，还可以从中任意抽出一段来读。

第二，现代主义者挣脱了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束缚，但他们仍然想在宇宙中找到系统的精神意义，能够把自己包容进去。于是，运用神话的方式来帮助文学艺术实现整体和同一性的做法随处可见，像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运用鱼王的神话并以此形成一个庞杂的神话结构：拯救的主题诉诸于圣杯的隐喻中，表达了历史的重复模式。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观念是不相信任何元叙述，拒绝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对各种神话中的偶像施以亵渎，“遇佛杀佛”。正如詹姆逊教授所说：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大堆文本、档案……。

这样的理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学内容的平面化。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文学的深度受到了轻视，无深度的写作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深刻性而极度“平面化”：在时间维度上，历史感正在消失，时间成为了一系列的片段，任何事物似乎都是同时存在；在空间向度上，如象征、隐喻这些足以把内容引向纵深的手法仅是为了反讽。作品仅仅是一种文本，它可以提供经验，却无须说明。这样由世界和生活碎片拼凑、由词语堆积而成的平面化文学作品“不需要理解，不需要阐释，更不需要体验和思考”。那么．这样写作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就连写作者自己恐怕都不清楚”

第三，现代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敌视大众和民主，认为民主是造成“大众文化”的罪愆之一．唯有把文化交给够资格的文化人手里，唯有精英文化，否则整个文明将无法拯救。这样一来，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普通读者的要求，其作品常常去突出地体现权威性，常常需要一个由若干教授所组成的班子去研究、阐释。

后现代主义作家则认为，艺术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负阐释的责任，而且反对任何阐释。作家在创作时可以不受规范、教条、符号意象以及政治、环境和社会的约束。他们要求读者的主动介入，作家放弃了权威性而把它交给了读者。罗兰?巴特曾经对此作过揭示：

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权威是资本主义意识的预点和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文本并不是一个“神学”意义(即作者——上帝的“信息”)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文字互相混杂碰撞，却无一字是独创的。

文学上“精英意识”被颠覆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艺术的大众化。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的功过并存。它把艺术从高高的殿堂上请了下来，人人都有生活经验，人人都是艺术家，它把传统意义上的“雅”与“俗”融为一体。现代主义的悲剧在于它找到某种力量的同时选择了软弱，它感受到了物欲大潮中大众对精神孤岛(雅文化)的漠视，索性抛弃了这种现实。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显然看到了现代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与其劳而无功地抵御现实，不如认同它、适应它。对于社会而言，“通俗艺术是自主艺术的影子，是严肃艺术对社会感到负疚的产物”。然而，对文学而言，现代主义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保持着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则在不可抗拒、无可选择时顺势应变，像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对通俗文学抱极大的兴趣。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表达的哲理并不“肤浅”，但他借助一个迎合读者口吻的诱奸故事框架，这种貌似媚俗的做法，使作品进入了畅销书之列。“跨掉的一代”虽然是作为“先锋艺术”出现的，但作品本身充满着下层人的生活经验，格调与高雅艺术对峙，在发表之初，它是以粗野的低品位而引起普遍惊异的。

第四，现代主义作家往往将作品的形式视为艺术的生命线，在作品的框架结构和谋篇布局上颇费匠心。后现代主义者比较偏重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的各种规范都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以小说为例，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纯小说”的理念，戏剧式的对话、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政论式的风格充斥在小说中。像图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77)，说它是一本理论著作，但它根本不是在作理论阐述，分明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说它是文学作品，那么，它是什么形式和什么体裁的作品?其实，它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

后现代主义者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日“蒙太奇”。将不同的语句和内容重新排列组合，或者把一些内容和形式上的并无关联、处在不同时空层次的叙述衔接起来，以增强对读者的刺激。二日“讽仿”。对不同题材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的嘲讽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滑稽可笑。三日“拼接”。将不同文体如文学作品、科学论文、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神学著作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似乎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四日“拼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还在小说中夹杂着绘制的素描、复制的档案、文件表格、地铁月票、广告、商品说明书等，使之杂乱地集结在一起，组织成大杂烩式的“泛文本”，来破坏和颠覆既成的文学形式和规范。

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篇10

四十年来,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朗道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是1989年由以朗道命名的俄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哈拉特尼科夫主编的《回忆朗道》文集[1],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朗道科学与生活的方方面面.2008年1月,俄国的高级科普刊物《自然》为朗道百年出版了专辑[2].俄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在2008年1月22和23日举行了纪念朗道百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文集已经发表在2008年6月俄国的《物理学进展》杂志第178卷第6期[3].加之苏联解体以来,公布了大量过去的秘密档案,使人们对朗道经历中鲜为人知的方面有了较多认识.这篇短文将较少复述公开文献,而扼要介绍一些笔者个人的所知所思.

1生平

1908年1月22日,朗道出生在石油之都巴库的一个工程师家庭.他13岁修完全部中学课程,1922年进入巴库大学,同时上化学系和物理数学系.两年后转入列宁格勒(今圣彼德堡)大学物理系.学生时代即在列宁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参加科研,1927年毕业后成为该所研究生.那里当时在约飞1)院士周围聚集了苏联物理学界未来的一代精英.1926年,朗道发表了科学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双原子分子光谱谱线强度的理论.1927年,他首先在论文中引入密度矩阵,作为比波函数更普遍的量子系统描述方式.

1929年,21岁的朗道被派往国外一年半,访问了丹麦､英国和瑞士,特别是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领导的研究所.玻尔很赏识年轻的朗道,朗道也把玻尔视为自己的老师.在以后数十年里,他们还多有交往.这次访问期间,他发展了金属电子的“朗道抗磁”理论,从“泡利顺磁”分走了三分之一.电子在磁场中的“朗道能级”以及能级的态密度,这些在后来的量子霍尔效应理论中使用的基本概念,都首次出现在这篇文章里.

1931年,朗道回到列宁格勒,翌年转到哈尔科夫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担任理论室主任,不久后被聘为哈尔科夫大学理论物理教授.1937年,朗道转移到莫斯科,在卡皮查2)领导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担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朗道在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除了在研究所工作外,朗道还多年在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任教,直至1962年发生车祸.

2对理论物理的贡献

1958年朗道50寿辰时,研究所决定任何人都不要发表空洞演说,而要用独特的方式表示祝贺.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院士(I.K.Kikoin)带来一对大理石片,上面刻着朗道推导出的10个公式,称为“朗道十诫”.我们略去公式,列举“十诫”如下:(1)密度矩阵;(2)电子的朗道抗磁;(3)二类相变理论;(4)铁磁畴理论;(5)超导中间态;(6)原子核统计理论;(7)液氦II的超流理论;(8)量子电动力学中物理质量与初始质量的关系;(9)费米液体理论;(10)组合宇称守恒原理.

这里根本没有提到首先引进反铁磁态､无碰撞等离子体中的“朗道阻尼”等重要贡献.“十诫”中有近七项同凝聚态物理有关.1962年授予朗道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由也是“他对于凝聚态物质特别是液氦的先驱性理论”.这些理论并没有冗长繁杂的数学推演,有些甚至是靠物理直觉“猜”出来的.我们只举几个例子.

朗道最初考虑超流液氦中的元激发时,把旋子态能量最低点像光学声子那样画在动量为零处,后来在一次讨论中才把它移到动量不为零处.这样的元激发谱,多年后才被从微观理论推导出来.

朗道抗磁理论还有一项有趣的发展.实验中发现金属铋的电子磁化率随静磁场的倒数而周期性地振荡(deHaas-vanAlphen效应).派尔斯3)指出,朗道在计算抗磁磁化率时,使用泊松求和公式做变换时只保留了打头项,其实振荡效应就在下一项中.朗道推导出描述该效应的公式,请在物理问题研究所访问的英国低温物理学家D.Shoenberg同其实验对比,结果完全一致.这一成果从来没有单独发表,人们只能间接引用Shoenberg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会刊上的论文,派尔斯为该文加了一个附录,说明公式的推导过程.

朗道的二类相变理论,统一表述了相变现象的平均场理论.这是现在人们熟知的事实.然而这一理论还有更具体的内涵,即相变前后的物理状态必须遵从若干对称限制.二类相变的群论分析是由栗弗席兹在1940年代初完成的.

铁磁畴理论的物理图象十分简单.由于散发在样品外的磁场能量和磁畴壁表面能的竞争,宏观磁体必定会自发分成磁化方向互相交错的磁畴.这一理论由朗道在1935年提出,而由栗弗席兹等详细实现.

其实,朗道对理论物理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所推崇的理论物理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明确区分“技术问题”和“理论物理”,把只谈“技术”的人从讨论班的讲台上撵下去.他厌恶并列各种因素､不突出物理关键的“理论”,把后者称为“消防队长的基本公式”(“火灾原因等于电线短路加煤气泄漏加小孩玩火……”).在1938年出版的《统计物理学》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不讨论所谓液体理论;这些理论通常包含足够多的参数,可以把任何不十分野蛮的实验弄得同理论一致”.

3朗道与苏联社会

朗道思维敏锐､言辞尖刻,不能容忍科学上不正确的观点和生活中的不诚实行为.他在年轻时甚至主动挑战某些不喜欢的人和事.这给他的人生道路带来过曲折.1932年离开列宁格勒,1937年离开哈尔科夫,都有此类原因.特别是在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时,因所内人事变动引发的科学方向上的不同意见,曾使他的一位助手短期被捕.朗道亲手写信给城市的保安部门,为这位助手开脱.随后和哈尔科夫大学校长的冲突,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哈尔科夫去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他写了一纸简短申请给卡皮查,就成为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理论室负责人.

1938年4月,朗道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包括那个前助手,同一天在莫斯科被逮捕.卡皮查当天就写信给斯大林,说明29岁的朗道是苏联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他的作用;他年轻气盛但决不会做不诚实的事,请求斯大林特别关注.后来知道,玻尔也曾为此写信给斯大林,请求释放朗道.卡皮查后来还写信给莫洛托夫,信中提到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发现(指超流),只有朗道这样的理论家才能给以解释.卡皮查向KGB提出个人担保,换得朗道继续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的自由.朗道在被释放之后,绝口不谈监狱生活.在正式文件里只提到他的研究工作曾经“中断”一年.

据说朗道一直认为哈尔科夫时期的一个同事“告密”陷害他,但从来没有具体指出过.在由朗道本人挑选的科学论文集[4]里,有5篇早期论文被抽掉.这5篇文章的合作者都是伊万年科4).朗道总是以轻蔑的语言提到伊万年科.任何人如果在朗道面前正面提及伊万年科的工作,就会损害同朗道的关系.

朗道喜欢对物理学家､科学文章､乃至女性的美丽按对数尺度打分.第一流物理学家的贡献比第二流多十倍,第二流比第三流多十倍.在这个标尺上,只有爱因斯坦独自处于“第半流”的特殊地位.朗道最初把自己归入“第二流半”,据说直到1950年代初,同金兹堡5)写完关于超导(朗道-金兹堡方程)的论文后,他把稿子往桌上一扔,叹道:“终于爬到了第二流物理学家的位置”.朗道还用数学符号对理论物理学家分类:拉普拉斯算子Δ代表头脑尖又坐得住者,如爱因斯坦;达兰贝尔算子□代表头脑笨但坐得住者,如莫斯科大学的某些教授;他本人由◇描述,头脑虽尖但坐不住.最后,代表头脑笨又坐不住的人,例如伊万年科.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人企图把朗道塑造成反斯大林的英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不久前被公开的KGB档案.档案中有朗道被捕后亲手写的关于“反苏活动”的检查材料,也有在审讯后翻供的记录.见识过“”中各种“逼供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清楚这类材料的不可信程度.在朗道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学者也不赞成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夸张.例如,卡冈诺夫在其《朗道学派》[5]一书中,用数页篇幅分析这些说法,并说根本不相信朗道会书写和散发反苏传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物理问题研究所撤退到后方.朗道间接(通过为过去的学生出主意)和直接地参与了某些国防任务的研究.他本人在被问及时,往往神秘地一笑了之.但是,从1944年初版的《连续介质力学》一书中,有许多一般物理教科书中不大提及的内容,特别是燃烧､起爆､爆轰波传播､冲击波与固体碰撞等内容,可以窥见他在战争年代科学兴趣的拓展.

1945年12月18日,全面领导核武器研制的库尔恰托夫6)院士写信给苏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人贝利亚,即那个1953年底被处死的KGB头目,请求让“我国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参加领导与原子弹有关的理论工作[6].在库尔恰托夫的坚持下,翌年2月此项提议被批准.朗道和他的理论组根据美国最初的实验数据和苏联自己早期实验结果,推导了原子弹的能量有效系数公式.此式曾经沿用多年.1949年10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为研制原子弹的808位有功人员颁发列宁勋章,其中包括朗道.1954年,朗道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还应当提到,朗道在1939年由卡皮查担保从监狱中出来.早在1940年,卡皮查就准备提名朗道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由于朗道的特殊“保释”地位,卡皮查特地写信给莫洛托夫征求意见,指出学术界一致认为朗道是强有力的院士候选者,并说如果周末之前得不到答复,他就会行动.莫洛托夫没有回信,于是卡皮查开始正式提名.1946年朗道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没有经过通讯院士的阶段.1958年,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为朗道50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所长卡皮查说,多年以来我对我的理论室主任非常满意,也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条件;只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就是为他提供出国机会,不过你们知道我自己也无法出国.

以朗道的锐敏,他不可能不觉察到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然而,他是一个爱国者,曾经出色完成过各种国防任务,毕生致力于提高苏联的理论物理水平和培养理论物理人才.用我们过去的政治术语,他是一位走“白专道路”､被“控制使用”的杰出学者.在他周围,有过卡皮查､库尔恰托夫这些勇于承担责任､坚持真理的科学家,为他撑起保护伞,尽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不能不说是苏联物理学界的一件幸事.

4理论物理教程

朗道在哈尔科夫工作期间,开始筹划在从低到高的几个层次上撰写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的读物.他同别人合作撰写的《大众物理学》曾经有过汉译本.影响最大的著作当然是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理论物理教程》.从开始酝酿到栗弗席兹在朗道身后坚持完成计划,前后历时40多年.这是一部空前而且很可能“绝后”的巨著.

按朗道的设想,这套书用统一的“理论物理”风格,描述了一个理论物理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基础知识.不论今后在哪个方向发展,全面掌握理论物理的基础都是必要的.书中除了正文的系统论述,还有大量习题.许多习题本身就曾是研究成果.

按照栗弗席兹的最后筹划,全书包括以下10卷,俄文版总量超过4600页.我们在括号中给出早期的出版年份,后来的年份不尽完备:

(1)《力学》(1940版是朗道与毕季哥尔斯基合著,1958,1965,1973)

(2)《场论》(1941,1948,1960,1962,1967,1973)

(3)《量子力学(非相对论部分)》(1948,1963,1974)

(4)《量子电动力学》(1968,1971,1980)

(5)《统计物理学I》(1938,1940,1951,1964,1976,1995)

(6)《流体力学》(1944,1954,1988)

(7)《弹性理论》(1965,1987)

(8)《连续介质电动力学》(1957,1982)

(9)《统计物理学II凝聚态理论》(1978)

(10)《物理动理学》(PhysicalKinetics,实为非平衡统计物理,1979)

第四卷由别列斯杰茨基､栗弗席兹和皮达也夫斯基合著,初版题为《相对论量子理论》,分为上下两册.最后两卷由栗弗席兹与皮达也夫斯基合著.《流体力学》和《弹性理论》在1954年之前原为一册《连续介质力学》.

这套巨著中的多册曾在不同时期有过汉译本.最近高等教育出版社着手组织,从俄文原著全套重新翻译出版.希望这件能促进我国理论物理教育事业的好事能善始善终.

5朗道“势垒”:理论物理最低标准

也是在哈尔科夫工作期间,24岁的朗道为希望追随他工作的研究生们制定了“理论物理最低标准”,即后来有人称为朗道“势垒”的一套考试.按照以后规范化了的要求,“最低标准”由一门数学和八门理论物理面试组成.后八门是理论力学､经典场论包括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统计物理､非相对论量子力学､连续介质电动力学､物理动理学､连续介质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量子场论.考试中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框架.朗道有一次对年轻学生说,有准备的人应能在三个月里通过“最低标准”,如果需做准备也应能在一年内完成.朗道的许多自立门户的学生,也曾先后按“最低标准”取录学生.其实,对于有志于理论物理研究的俄国学生,“最低标准”谈不上是个“势垒”,他们通常在大学本科就开始闯关.

最初朗道自己主持每次考试,后来由他的教授级的助手们分担大部课程,但第一门数学和最后一门量子场论总是由朗道本人出面.朗道备有一个笔记本,他亲自记录下最终通过考试的人名和年份.从1933年到1961年底,总共有43个名字记录在案(见附录).据不完全统计,这43人中至少有18人后来成为苏联或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名单中唯一的非苏联公民是1935年在哈尔科夫通过考试的匈牙利人LszlTisza,他比朗道大一岁,1941年移居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到退休,现仍健在.还有少数人在通过“势垒”之后,精疲力尽､心力交瘁,从此销声匿迹.

笔者1959年6月从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物理数学系的理论物理专业毕业.当时该校的理论物理教研室由I.栗弗席兹(IlyaM.Lifshitz)主持.他是同朗道一起撰写《理论物理教程》的E.栗弗席兹的弟弟.由于独立奋斗,他在1960/1970年就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和院士,而其兄在1966/1979年当选.我在1958年初在栗弗席兹那里通过了“最低标准”中的理论力学.后来由于提出把大学四､五年级并在一起修完的“跃进”计划,未再继续考“最低标准”.毕业回国不久,我就卷入了高分子半导体“大会战”,根本忘记了国家科委要我同另外150位归国同学在国内实习两年,再到苏联读研究生的任务.1961年秋,150人中的15人被通知到外语学院报到.

1961年10月27日我到达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提出要做朗道的研究生.系秘书查了课表,三天后在大课教室外面,等候朗道课间休息.我对朗道说明来意后,他说:“您知道,我不接收没有通过理论物理最低标准的学生”,(俄语习惯对生疏者称“您”).我说,知道,我会通过.他又说,“我担心您会落入极其困难的境地”.我说,“那我就尝试从那种境地里闯出来”,用的是俄语中最坚决的表达方式.朗道说,“好吧,那您就试试吧”,并给了电话号码,要我准备好就打电话定考试时间.我又问,可以参加您的讨论班吗?他说,每星期四上午11点,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我知道有几位中国同学曾经试考过最低标准,但没有人真正通过.于是稍事准备后就打电话到朗道家里.考试定在11月11日上午,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室朗道自己的房间里.他让我坐在办公桌前,拿一张白纸写了个不定积分,就到走廊中去同别人谈话.过一会儿,他进来从后面看了一下,看到已经走上正路,就说,够了,够了,又写了另一个问题.记得有一道题是要简化一个比较复杂的矢量分析表达式.由于我的数学知识基本上源于自学,解题实践不足,于是采取了最有把握的办法,把矢量关系全部用单位对称和反称张量写出来,再按爱因斯坦规则缩并指标.朗道看到以后,大笑了几声,告诉我怎样走捷径.

我事先从苏联同学处听说,同朗道考试,要看谁先说“再见”.如果一道题做不上来,你就得说“再见”,以后还有机会再试一两次.如果朗道主动说“再见”,那是个好征兆.我做了5道题后,朗道拿出三张打字纸,并且说“矢量运算您稍慢一些,不过会习惯的.再见”.那三张纸上印着接受其他各门考试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还开列了研读《教程》准备考试时可以略而不读的章节.那时,10卷《教程》还没有出齐,《物理动理学》(现《教程》第10卷)用的是古列维奇的专著.

1962年朗道受伤之后,讨论班停了约两个月,从3月22日起继续,不过朗道的座位始终空着.6月7日我考过连续介质电动力学.这时朗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已成定局,量子场论改由阿布里科索夫7)主考.原准备在7月间考掉这最后一门,但由于阿氏休假,推迟到9月20日才考完.以后就随阿氏从事研究.

未能由朗道本人把名字写进通过“最低标准”的名单,是一件憾事.因此,我从来不说自己是朗道的学生.然而,趁年轻精力充沛,集中10来个月研读《理论物理教程》和通过“最低标准”,确实终生受益.

6感想

撰写这篇短文,不能不对我国理论物理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历程有所思考.

朗道虽然可以称为天才,但他绝未独善其身,而是团结和教育了大批理论青年,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朗道学派”[5].同一时期在苏联还有团结在塔姆8)､玻戈留博夫9)等人周围的理论团队,他们的竞争和合作使得苏联理论物理学称雄世界数十年.在理论物理这样的精确科学领域,不会产生科学观点各异的学派;他们的差别在于个人风格和教育治学之道的不同.这种学术多样性的出现有其历史和当代的原因.

1932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8年被撤销,后俄罗斯科学院又追认就历史而言,沙皇俄国的数学和物理已经相当发展,出现过国际知名的学者.朗道､塔姆和玻戈留博夫都曾受到前辈的提携.苏联的科学领导部门从来没有以“一刀切”的方式干预基础科学研究,更没有用“经济杠杆”来贯彻官员们的意志:物理问题研究所是预算不受限制的单位,它的所长显然享有重要人事的决定权.苏联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时间从未受到政治运动冲击.朗道每星期四上午11点的讨论班,从1930年代到1968年,没有改过日期.卡皮查､库尔恰托夫这些学者的科学成就和道德品质都高大到足以迎着政治强风而为科学事业张开保护伞的程度.他们的个人勇气令人钦佩!我国前辈学者钱三强“解放生产力”10)､“举贤不避亲”,亦可与之比拟.

朗道在列宁格勒大学时是少年“三剑客”之一,另两人是伊万年科和伽莫夫11).评点相对论､切磋量子化,这三位本科生当时就颇引人瞩目.其中伽莫夫的科学天份或许并不逊于朗道,他在1933年趁出国参加会议而滞留于外,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身边已经不可能团聚大批有为青年.他和朗道同年辞世.盖棺而论定,其差别则明矣.爱国心显然是科学家的重要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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