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三公”意识加强干部道德修养

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要加强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通过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加强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必须要强化干部的“三公”意识，即与干部作为一个公仆、作为一个职业人以及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三重角色相对应的公仆意识、公职意识和公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把“三个代表”落实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上来。

一、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

干部的一个最基本的角色就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干部就是要意识到自己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受人民之托来办事。作为人民的委托者，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半点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现实中，不是每个干部都具有这样的公仆意识，或者说，在某些干部的头脑里，公仆意识已经淡化下去了。对此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作了深入地分析，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如这是现阶段还带有的某些旧社会的痕迹、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影响或者民主法治的不完善，等等。但从领导干部的角色特性来考察，需要特别关注如下三点。

首先，干部是权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权力的特性容易使干部的公仆意识淡化和丧失。干部与权力的复杂联系容易混淆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尽管干部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但现实表现出来的却是干部行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和设计，对社会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领导、管理、协调和服务。这些似乎成了他的天然职责；另外，干部通过公务员考试或通过上级的任命获得某一职位，也使干部个人以为权力的获得是自己努力或上司提拔的结果，而忘记权力的真正来源。这样，权力的受委托者容易把自己当成权力的所有者，反映在干部观念上，就是公仆意识的淡化和丧失，就必然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其次，干部的权力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但干部权力的运用往往是以组织为中介服务于人民利益，有可能难以意识到自己的职业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在社会关系简单、分工单纯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在为他人谋福利，也不难意识到与接受服务者的道德关系。但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且十分复杂，组织成为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必要中介和桥梁时，人们往往很难认清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职业以组织为单位被分隔，变成以组织为中心，自我为中心。这种现象对于以政府行政机关为中介来发挥作用的干部来说，可能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当干部以“组织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来处理公共利益时，就会丧失对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感受性，他代表的也就是小团体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

最后，干部在作为党和政府机关的一员被编入到组织制度中并发挥作用时，按照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理性逻辑，往往强调服从于规则和上司。马克斯·韦伯主张公务员非人格化，并像无情感的机器一样地发挥组织机关的作用，表达的就是这种要求。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人是与具体的岗位联系在一起的，人被岗位化了，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人的责任和义务，至于整个制度的正当性和价值理念都不在考虑之列。将自己的目标从属于被上司解释过的公共目标，将经过上司解释过的公共判断取代个人判断。不需要有维护人民利益的动机，更无所谓公仆意识。

由上可见，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是必要的，而且刻不容缓，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道德努力，这也是干部道德修养的第一步。公仆意识的具体内容就是培养一个公仆的健全的道德感。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自觉的道德认知。主要是要认识到他们拥有和使用权力的道德正当性，即干部的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权，体现了一种委托关系。人民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国家干部，领导干部受委托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受委托者必须要有公仆的角色意识，要认识到无论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他仍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而且是人民的勤务员。认识到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为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利益服务。认识到他的使命和职责，自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做出合乎目的的理性选择。

二是要有健康的道德情感。干部的公仆意识包含了情感的形成过程。理性上的认知是第一步，要使理性自觉变成实际行动，还必须依赖于修养主体的情感自愿。事实告诉我们，有些干部不是在理性上没有认识到权力的道德正当性问题，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作为公仆的基本身份，但他们却缺少对老百姓疾苦的同情和理解，很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些领导干部在台上大谈要关心群众疾苦，台下则打官腔，主要是由于“理达情不通”“心甘情不愿”。干部要做到与百姓感同身受，荣辱与共，血脉相通，心气相连，就要有恻隐之心，要有推己及人的忠恕之心，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句话，要有健康的道德情感。

三是要有自然的道德行为。德性既涉及规范又关联着行为。德性作为实有诸己的品格，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本真之我，但成于内并不意味着囿于内。“我”既以内在人格的形式存在，又有自身外在展现的一面。作为内在的人格，德性总是面临着如何确证自身的问题。公仆意识当然不只停留在认识上的自觉和情感上的自愿这样的观念形态上，他要确证自身，就要表现于现实的行为，无论是对老百姓的感激，还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扶助，既不应视为领导者的施恩，更不应要求老百姓的感激，更不是领导的做秀。这不过是公仆意识自我确证，是一种自然的道德选择，只有这样才真正体现了公仆意识的真谛。像焦裕禄、郑培民这样的优秀干部的所作所为都是公仆本性的自然流露。

二、强化干部的公职意识

干部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直接联系的特殊职业角色。干部的职业是以人民人的身份代表人民实现公共利益的集体性行为。它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其他职业不同，譬如，与企业的职业不同。企业存在的目标乃是追求利润，并通过追求利润来实现公共利益。事实上，企业也只有取得了利润才能生存下去，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及服务。这样，以追求利润为己任的职业，通过市场机制，以“看不见的手”为媒介间接地为实现第三者、甚至是公共利益作贡献。这样一来，企业家的私利和公益在市场的竞争机制中得到统一。其职业道德也往往成为市场准入的条件和在市场中获得利益份额的依据，并因此在市场竞争机制中得到保障。与此不同，干部的职业是不通过任何媒介直接为公共利益服务。没有任何自然的机制能保障私利和公益的统一，相反，私利与公益是以背反的形式存在干部身上。

利益背反是干部职业道德修养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干部本身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作为人，有着私人生活和个人的利益追求；但他又掌握着公共权力，是不同于一般的人，有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干部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不容回避的责任是必须在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如何解决干部的公益追求和私利追求之间的矛盾，既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有一理论认为，政治市场的参与者与经济市场的参与者并没有什么差别。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同样是根据自利原则行事，他们不仅关心从公共决策行动中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关心自己所要花的成本。像经济人一样，主要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理论，个人利益第一是必然的选择，政府也不可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了，政府官员是公仆当然也成了无稽之谈。显然，这种理论把经济的逻辑引入到政治领域，用经济的办法取代道德的办法，既与干部职业本性相违背，也与道德的本性相违背，更与我们党的宗旨相违背。

正确的道德主张是牺牲个人利益来解决私利和公益相背反的矛盾。这既符合干部职业的本性，也符合道德的本性，更是我们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牺牲是在实践中解决道德基本问题的枢纽或关键。凡是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牺牲的问题。道德上讲的牺牲，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去自觉履行的不需要任何外来强制的那种牺牲，它不以享受某种权利为前提，而是以或多或少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不以牺牲的办法而以其他如惩治、利诱等办法都不是道德的解决方法，没有甘愿以自我牺牲为前提的解决方法，也就没有道德的解决方法。

就职业而言，企业家是通过挣钱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干部则只有通过实现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给与的报酬和奖赏。干部由于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故自身所需的一切生活资料需要由社会公众提供。历史上，我国曾经实行的实物供给制和现在实行的职位结构工资制，以及西方国家实行的公共财政制，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政府官员除了社会公共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物质利益。这保障了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实现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公务活动。曾经有人提出高薪养廉。事实上，中国晚清政府为了抑制官员的腐败，在给予高官的俸禄中就公开列有所谓“养廉银”，其数额是正常职位俸禄的几十倍，但依然腐败成风。这是因为，高薪养廉在本质上是与干部的职业要求相违背的。也曾有人主张干部应享有公民同样的私生活，但干部的职业角色决定了他的私生活受到限制是正当的。因为他是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自己目标，并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接受人民提供的生活照顾，因此也就将自己全面置于公共生活之中接受人民的监督。因而，一切与人民利益相关的行为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

三、强化干部的公正意识

干部不只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干部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他们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管理，对公共关系进行协调和设计，对社会的人、财和物进行全面的领导、管理、协调和服务，所以居社会主导地位。因为如此，社会和人民才赋予他们以道德上的极高期望，他们的道德状况在整个社会道德中才占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个主导的道德价值观，否则这个社会就失去了凝聚力，社会就会崩溃；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理想的道德价值观，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也不可能没有公共领域的道德价值观，否则人们的交往和行为就会无所适从，这个社会也将失去诚信和美好。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干部的道德价值观，就应该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主导的、理想的、公共的道德价值观。就中国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民主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都使得道德建设处于新的定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阶层及成员如何判断社会的道德取向，并决定个人的道德取舍呢?干部的道德取向就凸现其导向作用。

干部的道德修养也是分为不同的境界的。最低的境界是明哲保身的境界。他仍是从私心出发的，一事当前，瞻前顾后，本本上没有的，条条上不明确的，都不敢干。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是最重要的，绝难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冒犯上级，触犯条规。《焦裕禄》里有一个吴县长，身为主管救灾的副县长让救灾物资在火车站发霉也不及时为民解困，反而批评焦裕禄“别误了大事和方向”。这种干部对上级唯唯诺诺，对条例因循遵从，但并不了解条例规范背后的价值理念，一旦外在的规定出现冲突和空白或规定的适用出现复杂状况时，就只能无所适从或以私利为重。稍高的境界是独善其身的境界。这种干部不但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也能理解政策法规的内在精神，能根据规定背后的原则或根据更高效力的宪法等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他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推己及人，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最高的境界是公而忘私的境界。这意味着领导的个体德性和普遍的规范要求的高度统一，主体出于对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念的深刻把握，对自己在社会中占有的地位和角色规范有了透彻的了解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其行为进入积极创造领域，它力求在各种现实关系中寻找一个度，把握自身发展和行为选择的方向，最终造福人民，完善自我。这是领导者角色道德的最高境界。

干部的最高道德境界的核心是公正。这是由干部作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的地位而定的，朱熹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认个公”。亚里士多德也把公正视为人的最高形态的德性，他说：“工作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在多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重要的，它比星辰更令人惊奇，正如谚语所说：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对于作为公仆的领导干部来说，公正就是它的德性的全部。有了公正，也就意味着有了其他的德性。公正在制度层面表现为要按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标准来分配资源和管理社会，按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取向的程序正义地分配资源和管理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更多的是一个制度安排的正义问题。但制度的安排和运作是由人来完成的。当他在执行或制定制度时，制度也在塑造着他的道德人格，同时他也以自己的道德追求推动着制度的完善。要实现制度上的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作为制度的主体，也要求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这就是公正在个体道德上的体现。所以，说一个领导者公道正派，是对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最高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