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传播策略和经验启示

摘要：共情传播在构建电影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同时能帮助电影进行推广宣传，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电影《中国医生》注重真实改编、原型再现、场景还原和观影仪式。电影创作只有把握好共情尺度，有效平衡共识传播与共情传播，注重共情中的人物塑造，扩展精准共情的传播思维，构建共情传播下的观影仪式，才能升级情感维度，发挥电影强大的传播力。

关键词：共情；共情传播；《中国医生》；仪式感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的表现形式，通过短短两三个小时，将大众带入另一种人生。共情传播以情感感染辅助观影者理解、认同、融入影视角色的世界，感受影视角色的心理，破解影视在观影者心理层面的传播困境，最终实现对影片情感价值与文化底蕴的认可。近年来，以共情传播带动影视传播的形式越来越受到影视行业的重视。电影《中国医生》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讲述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在使命与责任的感召下，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逆向而行，在武汉前线争分夺秒，浴血奋战，只为守护祖国同胞的生命安全的动人故事。该片上线仅21天，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观影人次超3200万。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情传播的推动，并对我国其他电影产生了积极启示。

一、共情传播的内涵

共情（empathy，又称为“同理心”或“神入”）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劳伯特•费肖尔提出，作为心理学概念被广泛使用。共情主要指在情感调度下，与他人站在同一情感水平上，设身处地思考对方所思考的问题，通过特定情境代入，感受他人的情绪波动和情感变化，并将这种情感融入自己的感受之后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共情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情绪或情感，而被认为是一种面对引起情绪、情感波动时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有着天然的基因优越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且会随着知识阅历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成熟稳定。由于共情过程中情绪、情感在传受双方之间形成传递，这与信息通过某种特定的介质在传受双方进行流通的过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且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情绪与情感的交融，情感与情绪交融反过来又促进了信息的传递，于是共情这一心理学概念逐渐被引用至传播学领域。当前关于共情传播的内涵界定还不统一，学者刘海明、宋婷在《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一文中指出，“共情传播为个体在面对群体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学者赵建国在《论共情传播》一文中将共情传播界定为“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因此，可以理解为共情传播有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由信息引起的情绪、情感趋于一致并得到传播。

二、《中国医生》中的共情传播

相对于其他电影而言，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影片在共情传播中具备一定的优势。《中国医生》从主旋律、人物设定、场景再现等方面全景式地记录抗疫过程，其票房走高的背后是共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真实改编：主旋律做情感铺垫

电影的主旋律决定了电影整体的调性。不论是叙事风格还是拍摄手段，都是为了最终能够唱响电影主旋律，带动受众沉浸在电影营造的世界中，也是为了使观众更真切地体会故事带来的感动，从而调动起共情能力。《中国医生》依据2020年真实的抗疫事件改编。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身处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在这场牵动人心的抗疫之战打响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疫情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而那些身处疫情前线的人更是经历了命运洗礼。学者亚瑟•乔拉米卡利认为，“共情是理解他人特有的经历并相应地作出回应的能力。”电影《中国医生》的主旋律看似是在讲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人的特有经历”，实则早已将大众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共同经历”涵盖其中。当“他人的特有经历”与“共同经历”以微妙的第三空间链接在一起时，观众的情感基础足以完美地融入电影主旋律当中，观众对电影主旋律的“回应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增强。《中国医生》不仅是一部气势宏大的灾难性题材商业电影，还肩负了太多作为视听艺术作品之外的诉求。也正因如此，电影的主旋律早已为受众做好了情感铺垫，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电影“催泪”的真相是因为共情的基础通过电影主旋律回归到了现实本身。而疫情期间广泛的群众基础，为电影的目标受众进行了量化积累。

（二）原型再现：理性中的情感延伸

电影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令受众产生共鸣，是因为作品本身就富含情感。当观众平日里不善表露的深层情感被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勾勒时，其共情能力就会被唤醒。人的共情能力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除了电影之外，其他艺术形态同样能够催生共情。《中国医生》中的人物角色在生活中都能够找到原型：影片中院长张竞予的原型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他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也是感动中国2020年度十大人物之一；朱亚文饰演的角色原型是广东援鄂医生桑岭；袁泉饰演的角色原型是“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医生；甚至在影片中，顺利产子的产妇和婴儿都有原型。这些原型对于受众而言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大多是在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中的焦点。新闻催生的“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在新闻原有的“传递、扩散”过程中实现二次“传递、扩散”，到达电影当中，与电影的共同情感进行融合并不断强化。《中国医生》中，对原型的塑造遵循“俯仰皆不宜”的原则，以平视的角度去贴近原型的工作和生活。演员张涵予前往武汉，同张定宇院长一起工作和生活了三天时间，包括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院长走路的姿势都要模仿到位，就是为了能够更传神地将原型展现出来。袁泉说自己没有对饰演的角色进行过多设计，只是在熟悉医护人员的职业状态、专业操作后，将自己代入角色。新闻报道是理性的、客观的、讲求实事求是的，而事实铺垫下的共情更理性，因此传播的时间也会更持久。当电影借助原型进行二次创作，电影中深度还原的角色与新闻中的人物高度重合，在原型再现的那一刻，理性的共情延伸到了感性的共情，受众的共情能力瞬间得到了提升。

（三）场景还原：视觉化的情感冲击

电影中，场景贴近现实生活，能够给受众带来巨大的视觉盛宴，从而造成情感上的冲击。在拍摄场景设置上，《中国医生》摄制团队按照1∶1的比例对疫情期间的病房进行了实景还原，拍摄现场通水、通电、通氧气，达到了医院的验收标准。拍摄现场的医生、护士群演全是真实的医护人员，拍摄所需的CT、B超仪器也都是真实的医疗器材，演员们必须身穿三层厚重的防护服，病人演员旁边的医疗器械数据也要严格按照重症、轻症标准显示准确，包括指数折线的走向要一模一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从医生专业角度出发表示“电影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毛病”，体现了影片为专业医学领域故事叙述做的准备十分充足。共情传播在“共同情感形成”到“传递、扩散”两个过程中需要一个环境作为实现的基础，这种倾向于心理学范畴的感觉传递所需要的大环境被定义为“情境”。《中国医生》中还原出的“情境”、观众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的“情境”共同为影片共情传播创造了条件。影片高度还原病房设置、演员装扮、医疗器械等细节，以及各种情节发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建筑风景，使得银幕世界巧妙地实现空间扩张，提升了电影情境在观众感觉中的统一性。在高度还原的场景中，受众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电影环境，实现深度共情。

（四）观影仪式：在场中的情感升华

《中国医生》执行制片人说：“如果说医护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记录时代、崇仰精神就是我们电影人的担当。”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历，有牺牲、有奉献、有感动，也有遗憾。白衣执甲是属于全民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应被时间抹去，而应以一种仪式被铭记，这个仪式可以是电影。《中国医生》中有一场戏是，同样身为父亲的吴晨光在与因疫情失去双亲的女孩见面时被问到：“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情绪濒临崩溃的他和陶峻来到天台上，面对武汉空旷的街道和长江大桥上的灯光大声呼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由于拍摄之前，剧组并没有和附近的居民提前沟通，两人刚刚喊完就清楚地听到从四面八方的居民楼窗户里传来的一声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大众需要一场仪式来铭记，也需要一场仪式去告别。在共情中，对一般喜怒哀乐的感受属于浅层的共情，更倾向于同情。而共情传播想要对事件发展产生影响力，进而实现“传递、扩散”的效果，就需要一种场合将本就相似的情感凝聚在一起。在影院观看《中国医生》时，观众身体处于一个共在的场合，更容易激发共情。观众虽身处银幕前的现实场景，却追随电影情节的召唤，在想象中感受镜头下的医护人员在拯救生命时的坚韧。在镜头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真实生活的映射。在这种仪式中，观众的情感被升华，促进了共情的传播。

三、《中国医生》对电影共情传播的启示

《中国医生》在拍摄过程中将细节做到了极致，其共情传播效果无疑是成功的，也为其他影视灵活应用共情传播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一）平衡共识传播与共情传播

尽管当前许多文献将共情等同于同情，但从根本而言，孟子性善论下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更多依附于生理基础，这种情感自孩童时便有之。要想达到一定境界的共情，则需要随着人心智的成熟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来实现“共同情感的传播和扩散”，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共情传播的两个过程。电影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倡导共情传播，这是因为过度共情会导致影片煽情化，令观众产生共情疲劳，也不利于影片获得认同。电影在叙事结构上要有效平衡共识传播和共情传播，在情节设计上要合乎常理，以客观理性的视角构建出完整的故事框架，通过共识传播与观众在思想高度上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输出，能够更加顺畅地推进以情感扩散为主的共情传播。在电影制作中，创作团队要懂得以退为进，要以讲故事为主实现主旨、情感的输出，对主观诉求的表达点到为止，留给观众更多想象和共情的空间。同时，也要掌握寓情于理的叙事技巧，在故事的关键节点通过情感的加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主题升华，引发观众共情，也有助于大众形成共识，更好地理解影片主旨。

（二）注重共情中的人物塑造

电影中人物的塑造尤为重要。电影人物分为典型人物和普通人物。一部电影的典型人物往往对整部影片的基调和主题起着决定性作用。影片中能够打动人心的瞬间可能远远不止一处，但要想让观众的感受是连续的，就不能让共情的基础产生断层，而影片中的典型塑造能够完美充当共情的纽带。《中国医生》中的情节足以让人潸然泪下，但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稍显不足。比如，对于院长张竞予的塑造不够突出，没有充分表现出一个医者在医学领域的专业，反而更多侧重于人物行政决策能力的表现；在外卖小哥和孕妇小文等角色上，影片又花费过多笔触。虽然不追求将典型人物塑造得完美，但一定要使人物形象完整展现。在影片中，完整的典型人物纵使是包裹着理性的外衣，也能够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足以令观众共情。对于普通人物进行细小的情节设计，能够更进一步地推进影片整体的情感。《中国医生》中张子枫饰演的失去双亲的女生虽然只出现了1分钟，却将当时抽象的城市具化成了一位受伤的人，观众因此能够在细节中真正感受到有些牺牲是令人绝望的却也是伟大的。普通人物能够将典型人物激发的共情推向更高点，此时的共情才是立体的、全面的。

（三）扩展精准共情的传播思维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其受众群体是有限的，很少有电影能够做到人人皆认可。因此，扩展精准共情的传播思维，能够最大程度地锁定共情群体，引发深刻思考和广泛传播。共情的产生和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视中的情感只有找到了与观众情感的契合点，才能够准确无误地将观众带入影片中来。首先要贴近大众的生活，关注社会关系变化，深入理解人性，以此帮助电影在选题时不偏离实际，在情感输入上提前设置好与观众的情感契合点，自然而然形成共情传播。其次要懂得挖掘叙事空间，力求呈现真实的电影空间，同时在空间中构筑多重关联，从宏观角度把握好国家、社会背景，从微观角度把握好人物因果联系。当观众的情绪波动与电影空间中的任何一种情绪起伏处于相同频率时，情感会产生共振，从而实现共鸣。

（四）构建共情传播下的观影仪式

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观影场所不再局限于电影院。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影院观看上映的新电影成为一种新的仪式。看电影不是一种偶尔的个体行动，而是一种集体社会化行为。电影制作中除了内容的设定，也可以加入一些契合电影主体风格的仪式元素。近年来，很多电影片尾出现的花絮、“彩蛋”、采访都算是一种仪式，是为了让观众与电影进行更深层的互动，增强共情的频次。除了通过共同观影的仪式外，感受不同电影中独特的仪式也会使观众的主体意识集中呈现出来，实现传播的意义分享和信仰构建。同时，在移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网上观影群体在不同的空间中同样需要仪式感的加注来实现对影片情感的共鸣，以及与影片受众的共情。电影演员、主创团队可以通过弹幕与网上观众互动，构建电影传播的仪式，通过互动调控受众情绪，实现更大范围的共情传播。

四、结语

主旋律电影如果掌握好了共情传播规律，就能够扩大影响力。《中国医生》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对于电影中共情传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学界针对共情传播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共情传播在电影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印证。今后，电影应该如何与观众建立情感关系、形成共情模式，将成为电影行业不断探索的方向。

作者：郭宇楠 单位：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