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物流政策实施对股东价值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实证研究了2013-2020年智能物流政策（智慧物流政策）对179家上市物流企业股东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智慧物流政策会导致物流相关股市的积极反应，这种影响随着智能物流相关政策内容的增加而增强。其次，股票市场的波动因企业类型而异，国有企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最后物流服务供应商在财务表现较好时更积极，而物流设备制造商则相反。为此，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政府应利用宏观调控推动智能物流发展，企业应积极响应政策，扩大自身优势，调整产品种类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智慧物流；股东价值；股市反应；交互效应

文献综述及述评

文献主要在两方面进行综述：智能物流、政府政策和股票市场与事件研究法在物流及其供应链管理的应用。本研究将与最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以厘清本文的边际贡献。

（一）智能物流、政府政策和股票市场

一些文献指出智能物流是一个具有管理和协调、适应、优化和调度、监控和智能监督以及专门用于动态、随机、多标准智能物流决策问题的控制系统。智能物流将实现在跨企业、跨行业的运输网络内物流和信息流的高效组织，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智能物流的技术创新，例如智能运输系统及其网络、无线射频识别即射频识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朱春生和员兰，2020）。除了创新技术，政府决策是智能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许多学者研究了政府如何发展智能物流（张昕瑞，2019）。一方面，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政府可以通过数据开放支持物流企业。另一方面，从行业需求来看，智能出行需要政府长期监管，例如自动驾驶的政策制定。然而，智能物流政策的研究仅基于案例研究，缺乏数据研究。此外，许多研究人员研究了政策对股票市场和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大都从数据建模和实证计量的角度探讨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的影响。例如，南晓莉（2015）讨论了政府效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股市绩效指标与政府机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陈冬华和姚振晔（2018）研究了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估值。然而，这些研究只分析了政府行为对经济领域的影响，而没有讨论不同的产业政策。许多产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和环境等方面，而在物流行业领域，物流政策的股东价值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因此，本文将运用计量统计方法，从政府和企业管理的角度研究智慧物流相关政策对股东价值的影响，以丰富现有智能物流的实证研究。

（二）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中的事件研究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通过收入增长、运营成本降低以及有效利用固定和营运资金的机制在创造股东价值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欢，2019；张川和张涛，2019）。研究人员进行了各种实证研究来分析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与股东价值之间的联系，其中事件研究方法是文献中最流行的方法之一。事件研究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不同主题，例如绿色物流和供应链、供应链中断、产品召回以及物流和供应链服务质量。但是，事件研究文章的主题一般都集中在企业业务层面。很少有文献使用事件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政策问题或物流政策与股东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不同智能物流政策对股东价值的影响，为政府和企业发展智能物流提供建议。

研究设计

（一）事件研究法

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来估计市场对相关智慧物流政策的反应。通常，市场反应是通过与事件相关的异常收益的大小来估计。异常收益是指股票实际收益与事件发生日预期收益之间的差额。（1）其中，Rit是股票i的第t天收益；Rmt是第t天的市场回报；θi是股票i的截距；αi是股票i的系统风险，衡量股票i的收益对市场收益的敏感性；εit是误差项。本文使用从第210天开始到第11天结束的200天估计期的数据估计每个样本企业的预期收益回报，在事件发生前2周（10个交易日）结束估计以保护估计不受政策影响并避免估计中的任何非平稳性问题。在估计参数时，本文要求一家企业在200个交易日的估计期内必须至少有40只股票收益回报，根据200天的数据计算最小二乘估计以获得和。因为物流政策的股东价值效应体现在价格因素上，价格是众多供需者之间的均衡。通过采访投资者很难验证结果的有效性。此外，现有的事件研究也都是基于统计方法，没有进行访谈调查。因此，本文仅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二）截面回归模型

首先，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智慧物流词频率（ILWR），其强度大小代表着智慧物流政策的倾斜程度。ILWR来自于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本文使用ILWR值的中值来区分高和低ILWR，高于中值的值为1，其余值的值为0。业务类型（BT）：本文定义了物流服务企业（FW）和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ZZ）。如果企业是ZZ，则BT为1，反之则BT为0。企业所有制（CO）：企业类型主要有国有、民营、合资等。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区别。因此，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则CO为1，否则为0。财务绩效（FP），本文使用政策公布前上个季度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ROA）来代表企业的前期财务业绩。其次，基于政策和企业方面引入了控制变量来评估假设检验的稳定性。一方面，考虑市场是否及时关注某项政策，这取决于该政策是否会给行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为资金支持是企业发展最直接的驱动因素。财政支持（CZZC），如果政策提供财政支持，则设置为1。另一方面，考虑将影响市场反应的企业规模（GM），本文使用政策前一季度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

（三）政策选择

首先，数据样本来大都自中国政府部门，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机构。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行业协会，没有政策权，但对物流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力。由于研究范围是中国物流行业，本文只研究了部级部门的政策，并未考虑区域因素和省市的政策。其次，因为本文关注的是物流行业的整体市场价值，所以选择的政策应该能够影响到所有物流企业。以规范以特定产业物流或单一运输方式为目的的政策，影响企业数量少，影响企业数量有限。因此，若包括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本文未考虑这些类型的政策。最后，本文将政策起始年份设定在2013年是由于从全球来看，德国在2013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从而导致了智能物流的兴起。此后，新一轮产业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掀起了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的技术研发与实施浪潮，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见证了中国产业政策的深刻变化，之后更加重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向“智慧+”转型。于是，2013年以后，智能物流的政策开始逐渐显现。

（四）企业选择

首先，本文设定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作为选取范围，它是中国大陆最成熟的股票市场，既有传统的大型企业，也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其次，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智能物流的发展是技术赋能、创新引领和软硬件发展的结果。因此，本文在研究智慧物流政策对物流服务企业（FW）影响的同时，也分析了智能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ZZ）。将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定义如下：物流服务企业是指提供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服务的服务型企业；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指主要生产和开发智能物流设备硬件的制造企业和专注于软件开发的技术型企业。最后，确定了137个物流服务企业和42个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这两类企业的比例与行业实际情况是一致的，意味着物流服务企业较多。

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体效应分析

表1的结果表明ILWR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当ILWR较高时，市场反应会更加积极。目前，虽然中国很多物流政策都提到了智能物流，但由于不同策略的内容和总词数不同，每个策略中的智能物流词数并不是衡量智能物流注意力的有效方法。但是，智能物流字数占总字数的比例，代表了政府对智能物流工作安排在整体工作中的比重，即意味着政策倾斜的程度。政府在政策上加大了推动智能物流的力度，这意味着政府将给予更多支持。政策的出台和倾斜是一种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旨在保障国民经济快速、协调、持续发展。当政府出台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时，会促进相关企业发展，市场也会积极响应。首先，如果政府对特定行业出台政策，明确发展方向，是政府对该行业重视程度的一个指标，也预示着该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的积极前景。其次，政策的出台往往伴随着一些对企业的扶持行动，如资金、土地、人才等支持，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最后，政府是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组织。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很高；因此，公众在做决定时会听从政府指示。法律与金融的文献大都指出政策、投资者、公司和金融市场密切相关。当投资者从政策中获得足够的信心时，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公开市场，从而促进市场发展。因此，本文的结果也证明了智慧物流政策显著影响投资者，而投资者的行为将体现在股票市场。同时在企业所有制类型中，国有企业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历了更多正向的异常收益。国有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但对于国有企业，他们的决策需要听从政府。重大事项（包括任命和投资）需要政府批准，因此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比其他企业更密切。然而，其他变量并未有显著性影响。

（二）分组交互效应检验

为了探讨市场对业务类型是否受到公司先前财务业绩的影响，本文针对研究样本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做了交互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FP和BT的系数仍然不显著。然而，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本LogisticsManagement文发现对于物流服务公司，当其财务绩效较好时，其股东价值受智慧物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其财务绩效较差时；对于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当其财务绩效较差时，其股东价值将比其财务绩效较好时受到更积极的影响。这个结论具有新颖性，因为许多文献表明财务绩效表现更好的公司会对外部积极事件（如政策支持、奖励等）产生更积极的市场反应。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当前我国智能物流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物流服务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但智能物流装备制造业仍处于成长期。在成熟的物流服务行业，财务绩效好的企业市场反应更为积极，因为成熟行业竞争激烈，只有财务绩效好的企业才能有更大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因此，市场资本更倾向于财务绩效好的公司。在不成熟的智能物流装备制造行业，财务绩效较差的企业市场反应较为积极，因为成长型行业无论财务绩效好坏，竞争相对较低，企业发展机会多。很多财务绩效差的公司，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业绩。投资这些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更多利润。所以，市场资本倾向于流向财务绩效较差的公司。业绩不同的公司可能对同一件事有相反反应，研究证实了交互效应在政策的股市反应中仍然有效。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探讨了智慧物流政策对中国物流上市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为研究产业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首先，智慧物流政策将导致积极的股市反应。随着智慧物流政策的倾斜，物流企业的市场反应会更加积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智能物流是物流发展的趋势，可以促使政府提升智能物流的战略目标，利用宏观调控推动智能物流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出台一些专门的智慧物流政策，而不是仅仅出台一些条款来激发市场活力。其次，智慧物流政策对国有企业市值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政府积极发展智慧物流的过程中，国有资本作为政府的体现，发挥着引领智慧物流发展的作用。国有企业发展智能物流具有制度优势。因此，国有物流企业应采取更富有创新力的措施，引领未来物流业发展。最后，对于物流服务企业，当其财务绩效较好时，智慧物流政策对其股东价值的影响比其财务绩效较差时更积极。对于物流设备或系统制造企业而言，当其财务绩效较差时，其股东价值将比其财务绩效较好时受到更积极的影响。因此，地方服务企业在业绩好的时候要紧跟政府导向，积极响应政策，扩大自身优势，实现更大发展。中小企业应密切跟从政府引导，积极调整产品种类，优化质量，扭亏为盈。此外，政府还应在运输仓储和配送等物流服务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智能化建设，这不仅可以减少可能潜在的市场冲击对于物流企业的不利影响，而且也能够有效地为智慧物流的系统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朱向萍 单位：云南大学滇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