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论文十篇

智慧城市论文篇1

消费者花费在以智能手机为例的信息消费产品上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满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多少部分是损害了主体的利益而产生了负效应，和人的真正的需要失去了联系，从而导致了人在信息消费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沦为消费客体的奴隶。因此，人的消费和人的再生产和人的发展是辨证相关的，人在什么意义上消费，他就在什么意义上把自身再生产出来。信息消费也是如此：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健康和谐及生态发展的个体；不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不健康及生活质量低下的个体。智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消费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归根到底是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人的发展状态是规约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2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高度组织的社会化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的伦理悖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全方位拓展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那就是高度组织的社会化生活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的式微。这一风险的伦理维度审思有两个层面:首先，信息消费中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价是以个体的私密信息的泄露为代价。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社会人们的选择是多样的，但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更多是被事先安排和陈设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信息消费过程中个人信息外泄的过程：“例如，如果一个冲浪者读了网站的一本关于萧条方面书的评论，接着又在电子新闻版上点击了一个好莱坞明星自杀的新闻，那么关于其买书和读新闻的习惯、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的一些潜在数据可能会被卖到人寿保险公司（它可能会取消针对此人的保险方针），或卖给医药销售公司（它可能会给此人发送药品申购单），甚至会卖给一个公墓（提供‘预先计划’）。用户访问的网站次数越多，数据就越详细，相互关联的数据就变成了个人特征。”虽然信息消费主体的数据收集是隐秘的，但是信息社会中，这一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遭遇过。“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各类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反过来，我们每个信息消费主体也从中感受到了益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选择的自由程度也增加了。但是，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以个体私密信息的让渡为代价的，而且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也代表着个体信息被收集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其次，信息消费主体不仅面临着个体隐私的泄露，而且还面临着因为对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知情权不足丧失选择权的风险。比如，2010年的国内互联网络的“3Q大战”让普通的用户对互联网络的信息消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原来网上的即时通讯消费还有泄漏隐私的危险。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用户已经将QQ作为工作、社交的一个重要平台的时候，突然要求被选择继续消费还是放弃，大部分用户有选择吗？因为放弃的不仅是QQ这个聊天工具，放弃的也许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交方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那样，给人一种“舒适的不自由”,在信息消费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消费者在享受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带来的自由和舒适同时，也逐渐失去应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的失去是因为信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多掌握在生产企业和技术专家手中；而选择权的失去其实是生产企业和广告宣传媒体的一种结盟，对消费者的一种诱导和操控。而且，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消费的操控是隐含巨大的风险的，一旦产品消费过程中出现问题，生产企业、科技专家、媒体甚至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会被公众置于审判台前接受拷问。长此以往，消费者的信任、生产企业的形象、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都将逐渐丧失，整个社会将陷入信任危机的境地。

3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引发的社会公平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活动引发的公平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信息消费空间的拓展可能会增加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数量。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中衍生出来，和弱势群体的大部分特征相吻合，通常包括贫困性、边缘化、低层次性、脆弱性、被剥夺感强等五个方面。除此之外，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更凸显因综合因素引发的信息技术水平低下的特征。因此，除了通常意义的弱势群体之外，城市居民中因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技术能力低下的群体也在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处于一定的弱势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总体数量是增加了的。其次，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的发展有挤压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生存空间的风险。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还同时栖身于数字网络技术构建的“虚拟”城市中，“物质世界的虚拟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及建筑的空间审美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形成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现实存在与虚拟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共同存在”。生活在实体城市空间中的传统消费方式对于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的人而言影响不大，但当以智能化、虚拟化、符号化为特征的信息消费领域和规模日益扩张的时候，甚至涉足到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领域和政府公共服务信息获取的时候，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春运期间农民工购买火车票问题，2011年6月开始试行的网络购票确实方便了一部分群体的购票流程，但是网络购票也无疑增加了另一部分不能或不会网络购票群体的窗口购票难度。特别是在春运期间对于农民工团体而言，形形的诸如抢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他们的购票过程更加困难。再者，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上的弱势有可能演化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心理上的不认同甚至是抵触情绪。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分为三种：“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恐龙”，“数字恐龙”即指称的是对现代信息技术、高科技产品等因为不具备相关信息素质和技能因而主观上也有排斥感的群体。在智慧城市如火如荼建设过程中，这部分群体也会在心理上滋生被时代抛弃、被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失落感。“每一个人对于他未知的新文化来说，都表现出‘原始人’的情状，而数字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使一些人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对其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即使是这些人中的知识阶层，也有被新技术、新社会疏远的感觉。”综上所述，对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制约智慧城市能否和谐构建、信息消费能否持续均衡发展的瓶颈。

4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风险规避的路径和对策

智慧城市论文篇2

1建筑企业信息化描述

近几年内建筑企业在不断的高速发展，带动着各个地区的经济，不论是国家还是地区政府都相当地关注这一经济命脉。现在不论是住宅小区，还是商业大厦大部分都是高层建筑，项目规模都比较大，施工的技术难度大大提高，工程的抗震级别、工程质量要求明显提高，工程管理的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也大大的提高，人员的分配和调度难度也加大。因此，相应地加强企业信息管理是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目前，施工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与其他行业相比是比较落后的。信息化主要运用计算机、通信、互联网、软件等技术和产品，企业网站、搜索引擎等的建设情况不容乐观，甚至有一些企业并不重视。一些企业缺少信息主管部门以及相关专业性信息管理人员，所以在很多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一项大型的建设项目涉及到的合同大约有上百份，那么项目的合同管理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合同的修改必须要通过相关当事人达成协议并附书面的说明。在这个合同整理和修改中，信息都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行，这不仅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而且还会造成项目管理工作中的失误或贻误时机，增加施工 企业和建设单位的工程风险。现在很多建筑企业的管理模式还停留在非常传统的管理的模式中，管理速度慢，可靠性和经济性存在明显不足，限制和阻碍了施工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所以，高效利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来改变施工企业传统的管理模式，迫在眉睫。现在很多建筑施工企业打印机、计算机、局域网和服务器的拥有率为百分之百，但是，不少企业内部没有建设专业的信息化管理部门和总裁和总经理的信息化辅助管理部门，企业的纽带并没有建设完善，阻碍着企业未来发展，削弱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高效发展的势头。

2建筑企业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2.1发展不平衡

一是建筑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不平衡，严重影响企业之间的交流。当两家建筑企业在合作时，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存在很大的问题，信息化较低的建筑企业信息传递量大、速度较慢，严重影响工程的进行，降低经济效益。当两家建筑企业在竞争时，信息管理系统化的企业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二是建筑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合作时，在重点部门的资源配置优于次要部门，而各部门之间是相互合作，环环相扣，资源配置不平衡阻碍了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增加了工作量，工作效率得不到有效提高。各分公司之间处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司内部构造和资源配置因地制宜，那么各分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慢，造成经济损失。三是各项工程之间，各项工程的工作量不同，大工程的工作量大，相对的信息量大而且信息复杂，那么，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就至关重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大大减少工作量，加强各部门的相互合作，能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2.2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定位

不明确信息系统是建筑企业信息管理的要素之一。要进行完整的建筑企业信息管理，还必须综合建筑企业的管理、业务和技术。管理技术是一种能够被管理者利用的工具，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则必须需管理者、管理制度、管理技术这些管理要素。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信息时代的管理技术，与其管理要素相互制约。所以建筑企业在实施信息系统是要进行管理制度的调整，相应的管理制度的建立也要考虑信息系统这一因素。建筑企业想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管理者应熟练掌握管理技术。但是，现在很多建筑企业对信息系统的认识很不明确，很多企业则认为信息系统就是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中的软件可以处理大量信息，大大减少企业工作量。不能认为管理软件是万能良药，可以解决管理中的任何问题。更有不少企业将之视为可有可无或仅仅是显示自己实力的东西，一味的追求高科技，却忽略了是否适合企业的发展、管理者和管理技术是否同步，不仅没有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反而造成经济损失。

2.3企业不够重视

建筑企业信息化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现在很多建筑企业的管理者将企业信息化简单的看成是计算机的普及，或者某款软件的应用，或者局域网的使用等等，这些浅显的认识直接导致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成功或者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只有表面的改变而没有实质的变化。真正实现建筑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筑企业的管理者必须重新认识信息化建设，深刻理解信息化建设带来的企业组织框架的重组、流程再造的影响，以及公司内部的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企业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直接决策、宣传推动和组织实施。只有将这些工作做到了位，建筑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才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强化管理、严格控制才能和以前的习惯势力相抗衡。建筑企业信息化的过程必须要管理者高度重视和坚定的信心，并且身体力行，才能推行实施，真正将高科技用于建筑企业的管理生产中，而不是虚有其表。

3智慧城市理念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议

3.1智慧城市理念下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有一定的标准。根据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建设标准，针对不同的分公司，不同的项目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化建设的标准，配合企业一定的管理制度，让信息传递和整理畅通无阻。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内部资源共享和信息兼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且对于企业对外的竞争力也有很大的帮助［1］。

3.2智慧城市理念下认识建筑企业

要认识到实施企业信息化的迫切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不断创新，建筑企业信息化是大环境下的必然趋势。1998年11月21日，在中国大饭店举行的“联想集团实施ERP新闻会及签约仪式”代表着联想正式向外界宣布实施ERP项目。柳传志在公司干部会上大声宣告:“上ERP有可能早死，但不上的话就只有等死!联想不能死，所以我们必须成功!”［2］2000年1月5日联想ERP项目正式上线。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必须跟上时代和科技的步伐。企业的领导人首先要明确实施企业信息化的坚决性，认识到信息化建设这一纽带在公司内部和外部的重要性，配合企业一定的管理制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更好地发展机会。

3.3企业高层高度重视

智慧城市论文篇3

关键词：智慧城市；智慧建设理论；物联网；云计算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2

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宋刚和邬伦撰写的《创新2.0视野下的智慧城市》一文中强调智慧城市不仅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更重要是要以人为、协同、开放和用户参与。将智慧城市定义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

到今天，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希望建设出新一代文明、和谐、资源节约、经济发达、生态的城市。2013年评选出的全球7个智慧城市为：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芬兰的奥卢、加拿大的斯特拉特福、台湾的台中市、爱沙尼亚的塔林、台湾的桃园县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我国也在不断加大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希望建设出信息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的城市，使城市信息化走向更高阶段，实现城市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智慧建设相关理论概述

与智慧建设理论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四种，即：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精益建造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1.1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项目一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以独立的项目方式开展的。在传统的项目中，其生命周期就是指项目决策、项目实施、项目竣工验收、项目使用和维护。在项目的各个生命周期中都存在许多复杂的关系，各个生命周期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之后，项目管理效率会大大提高，管理成本会降低，管理水平会提高。智慧城市梳理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每个个体都能按照一定的规范运行，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1.2精益建造理论

所谓精益建造，就是将“精益思想”在建筑业加以改造和应用，彻底消除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浪费和不确定性，最大限度的满足顾客要求，从而实现建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简单来说，精益建造理论就是要对工程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整体把握工程建设，从而极大地降低工程成本、缩短工期、提高质量、减少资源浪费。而智慧建设理论则是基于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理论，融合现代化高新信息技术，从整体上把握项目整体，提高管理效率，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各种问题。

1.3智慧城市理论

学界将智慧城市定义为：“通过智能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得城市管理、教育、医疗、房地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公众安全等城市组成的关键基础设施组件和服务更互联、高效和智能。”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认为：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有机结合形成的产物。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智慧城市进行研究时开始重视生态、人本观念，智慧城市要从人本的视角的建设。简单来说，智慧城市就是要实现城市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解决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智慧建设理论就是从智慧城市理论中形成的，同时，智慧建设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4可持续建设理论

可持续建设理论也是从项目的生命周期管理中形成的，就是说：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力求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尽可能多的使用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智慧城市则力图实现全过程的可持续建设，为项目建设建造出能源消耗分析的经济模型，寻求到最佳建设方案，实现项目建设的节能和环保。

二、智慧建设理论的内涵和特点

智慧建设理论就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为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智慧环境，满足项目建设中所有的个性化需求，对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和优化的理论。换言之，智慧建设理论将传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可持续建设理论、物联网技术、网络技术、云计算等有机融合起来，最终统一集中到项目的建设和管理中，实现项目建设的集约化，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是智慧建设理论的来源，智慧建设同时又是智慧城市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智慧建设需要物联网、网络技术、云计算等的支持。

智慧建设理论的核心是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实现项目建设的高度集成，为项目建设和管理提供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最终实现项目的节能和环保。所以说，智慧建设理论有智慧性、集成性、便利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

第一，智慧性。这表明的是智慧建设理论的功能性特征，智慧建设理论是要为项目建设和管理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的智慧服务。

第二，集成性。智慧建设理论将项目建设与项目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角度力图达到最优化，实现项目建设各个内容的高度统一，使项目设计规范一致、设计标准一致、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共享、团结合作管理。

第三，便利性。智慧建设理论为项目建设和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所以说，它是以参与项目建设各方的个性化需求为基础的，既考虑到项目建设者的利益，也考虑到项目使用者的利益，力图提高所有人的满意度。而每个人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就是灵活多样的，满足所有人的个性化需求，为每个人提供便利。

第四，可持续性。智慧建设理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希望实现节能、环保的项目建设。无论是在项目的建设中还是在项目的使用中，都体现出可持续性。

三、关键技术问题分析

3.1关键技术

3.1.1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所以其基础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最早于1999年被提出，被称为人类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简单来说，物联网就是利用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定位系统等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在某一范围内形成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互连。物联网分为感知、网络和应用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物联网可以广泛的运用于物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智能消防、工业检测、花卉培育、食品溯源、个人健康、情报搜集等领域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首先将感应装置安装到铁路、公路、桥梁、管道等物体上，然后利用物联网技术将现有的互联网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人与物的交互。在这个物联网中，需要有众多的计算机，需要工作人员对相关设备进行实时管理和控制。在物联网基础上，人类可以精细的管理生产生活，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使人类生活达到“智慧”的状态。

3.1.2云计算

云计算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力量。云计算是由Google公司提出的，它是一种新型网络应用模式，是分布式计算、网格计算以及虚拟化服务、软件服务等的融合。云计算使得所有大规模和高精度的计算成为可能。利用云计算技术，将多台计算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然后按照资源需求进行分配，实现高精度、大规模的计算。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建设云计算平台，可以对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多种信息和状况进行迅速处理，合理分配资源，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建设。

3.1.3数据挖掘技术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紊乱的数据资料，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迅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剔除没用的数据，将有用的数据整理出来，然后再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以满足人们的各种个性化需求。

3.2关键技术问题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努力建设出各种需要的平台，为项目建造各种模型，为项目提供个性化服务。那么，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有哪些关键技术问题呢？

3.2.1智慧建设的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

为了尽快建设成智慧城市，那么就需要尽快构建出智慧建设的理论体系，根据智慧建设理论的内涵和特性，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和精益建造理论，构建出智慧建设的理论体系，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运用项目分析管理、信息管理、融资结构、委托等学科知识和理论，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数据获取、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智慧建设的管理模式探讨，努力为智慧城市建设创建出良好的软硬件工作环境。同时，为了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制定出相关的保障制度，建设基础设施等，最终提高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率、安全性。

3.2.2构建智慧建设模型

要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构建出智慧建设模型很重要。根据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以及项目建设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构建出不同的模型，比如说，构建出对项目建设的能源消耗进行经济和环保分析的模型，通过模型，得出项目建设能源使用的最佳方案，尽可能多的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实现项目节能和环保的最大化。

3.2.3建设信息交流平台

为项目建设建造出智慧的信息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项目各方参建人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不同施工阶段的信息可以兼容，能够进行对比分析；项目管理人员可利用信息交流平台全面掌握项目建设信息，对项目建设实行跟踪管理，从整体上把握项目建设的进度、成本和质量。

3.2.4建设合作平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项目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为了促进项目的智慧建设，需要为此建设合作平台，利用三维设计技术建设出合作平台，提高可视化、参数化，为项目设计规划、施工提供技术支持，逐步实现项目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项目各个阶段的建设信息能迅速实现共享，降低信息损耗。

3.2.5风险管理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建设中的所有风险进行分析，构建风险管理模型，对各个风险要素进行评估。然后再根据风险要素为智慧建设构建出一套融技术风险、施工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文化风险、地域风险等风险防范措施于一体的保障体系。

3.2.6运营维护

为保证智慧建设的顺利开展，探讨智慧建设运营维护的方法，并在现实情况下不断改进运营维护的方法。

结束语

智慧建设理论以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GIS等为技术手段，为项目建设构建出良好的智慧环境，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个性化服务，实现项目节能和环保的最大化。但是，目前在智慧建设的理论体系、平台建设等方面还不完善，随着技术发展和科研的进步，智慧城市建设也会加快进程，逐渐建设出高质量的智慧城市。

参考文献：

[1]李伟，陈治睿.浅谈智慧城市理念和关键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2）.

[2]王要武，吴宇迪.智慧建设理论与关键技术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8）.

[3]陈晨.城市智慧建设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J].中国新通信，2013（10）.

[4]蒋云钟，冶运涛，王浩.智慧流域及其应用前景[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31（6）.

[5]郦月飞.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下旬刊，2013（1）.

作者简介：王 雷（1976-），浙江衢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科技政策。

智慧城市论文篇4

关键词：PPP模式；智慧城市；项目分类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方法。近年来，我国积极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大力推广PPP模式，以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世界银行PPI数据库显示，1990年～2015年间中国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1 285个，位居全球第一，投资总额139 272百万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中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统计，截至2016年6月，入库PPP项目共9 285个，入库PPP项目金额达106 127.50亿元。作为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新形态，智慧城市项目涵盖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及众多公共服务领域，“十三五”规划对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将逾5 000亿元。面对巨大的资金需求，PPP模式被认为是破解智慧城市建设资金困局的一剂良药，成为新时期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然而，智慧城市领域的PPP项目在我国方兴未艾。虽然政府部门鼓励采用BT、BOT等模式引导多方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但实践层面鲜有典型成功案例。那么，与一般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类的PPP项目相比，智慧城市项目具有什么特点？其产品特征和经营属性如何？适用怎样的PPP方式？这些是开展智慧城市PPP项目首先要解答清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复杂系统、公共产品、项目区分等理论，对智慧城市的产品特征、经营属性进行合理界定，并对智慧城市项目进行恰当分类，据此判断选择以何种方式实施PPP项目。这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成功实施智慧城市PPP项目的前提条件。

一、 文献综述

1. 关于PPP模式的研究。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就应用公私合作模式推进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学术研究方面，PPP一词在1982年已见于一些文献（Fosler & Berge，1982）；世界民营化大师E.S.萨瓦斯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E.S. Savas，1999）。此外，联合国培训研究院、欧盟委员会、美国PPP委员会、加拿大PPP委员会等都对PPP做过阐释。概括来说，PPP是针对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由政府与私营投资方签订协议，政府授权给私营投资方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PPP的认识及解释一般借鉴国外释译（叶晓d、徐春梅，2013；伍迪、王守清，2014）。实践层面，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行PPP时往往结合自身特点加以创新，从而衍生出许多更灵活的模式，如外包、租赁、特许经营、O&M、DB、DBO、BOT、BOOT、LOO等（AusCID，2005）。当前阶段，PPP模式因其在资金和效率上的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开发，电厂、供水或污水处理厂、通信、公路、隧道或桥梁、铁路、地铁、机场、港口等建设领域。

2. 关于智慧城市投融资的研究。自哈佛商学院“智慧城市宣言”以来，全球开启了关于智慧城市的广泛研究和实践（Rosabeth M. Kanter &Stanley S. Litow，2009）。许多组织都对进行过诠释，如MIT、Vienna UT、ICF、ICMA、URENIO等研究机构，以及IBM、Hitachi、Siemens、Cisco等世界知名企业。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工程的推进，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其投融资与运营模式。由于受传统投融资体制的制约，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资金困境问题，必须克服这些障碍，让金融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加速器（林园春，2015）。智慧城市建设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巨额的投资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和信贷远远不够，还要引入社会资本并创新融资模式（梁毕明，2015）。只有建立合适的智慧城市投资运营模式，才能让政府、企业、用户及其他机构等形成合力（蒋明华、吴运建，2014）。智慧城市的长期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创新公私伙伴关系可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Laurent Dupont & Laure Morel，2015），PPP模式是优化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之间交易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案（Nguyen Thu Ha & Takao Fujiwara，2014）。

3. 现有研究简要评述。国内外学者对智慧城市和PPP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为实施智慧城市PPP项目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1）学术界关于智慧城市领域PPP模式的研究刚刚起步，当前阶段更多地是实践层面的探索；（2）由于智慧城市不同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其他领域PPP模式的研究成果很难适用于智慧城市PPP项目；（3）智慧城市集信息基础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于一体，现有文献缺乏对智慧城市PPP项目的分类研究，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

二、 智慧城市项目特点

与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如收费公路建设、收费停车位管理、与房地产有关的市政建设、客运运营、污水/垃圾处理等项目不同，智慧城市项目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在智慧城市领域，不论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公用平台建设，还是智能应用体系建设，都属于信息化项目，其特点是建立在轨道交通、停车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能源、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养老、教育、文化、郊区旅游、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要素之上，并依附于这些要素。

2. 从广义来讲，智慧城市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领域提供更加智慧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政府整合服务。

3. 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涵盖面广，种类繁多，关联复杂，属性多样。项目的经营属性决定了项目的投资主体、运作模式、资金渠道及权益归属，所以智慧城市领域的PPP模式更为复杂。

三、 智慧城项目TPO分类模型

钱学森院士于1985年提议研究建立城市学，倡导将全国的城市体系当作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来研究。智慧城市有着复杂的层次结构，属于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应在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设计与实施。基于智慧城市项目特点的分析，本文从技术架构（T）、产品特征（P）、经营属性（O）三个维度对智慧城市项目进行分类，简称TPO模型（如图1所示）。

1. 技术维度。智慧城市可被视为一个由传感器、物联网、互联网、专业网组成覆盖全城的感知神经网络，体现为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智能应用的特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

遵循信息化顶层设计方法，智慧城市总体架构通常包括感知基础设施、智慧共用平台、智慧应用系统以及标准、信息安全和管理运维体系等。

以“智慧北京”为例，其行动计划被分解为51项重点工作任务，具体包括：无线城市、政务信息网络、便民服务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政务服务共用平台、社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智慧共用平台项目；城市人口精准管理、交通智能管理服务、资源和生态环境智能监控、城市安全智能保障等城市智能运行项目；市民卡、智慧社区、智慧旅游等市民数字生活项目；智慧企业、电子商务等企业网络运营项目；公共集成服务、政府决策支持等政府整合服务项目等。

2. 产品维度。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中存在的物品和服务可以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其结果是四种理想类型的物品：私人产品、可收费产品、共用资源和公共产品。

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涵盖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众多领域。这些产品和服务大多数落在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构成的连续体内，通常被称为准公共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复杂性，对其产品类型的划分非常困难。图3抽象地表示了智慧城市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类型划分方法。

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变量构成了图的两个维度，并且被表示为两个连续的变量，其最大值限定了图的边界。从智能家居到智慧社区再到智慧城市，消费或使用逐渐变得更加具有共同性；排他性从公开信息到专题信息再到收费信息逐渐变得更为可行。

3. 经营维度。根据项目资产的收益特性，可将智慧城市项目区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三类（如表1所示）。

城市运营理论将城市的各种资源视为运营客体。智慧城市运营的内容主要是指城市的信息化资源，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涵盖各类公共服务领域的智慧产品和服务。关于智慧城市项目，政府可根据其经营属性通过建立收费机制或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不同的PPP模式。

四、 典型智慧城市项目PPP模式建议

1. 制度安排。按照私有化程度和对市场的依赖度划分，用于提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有多种形式，政府、私营部门和消费者在这些安排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表2所示）。

其中，合同承包（Contract， or purchase of service）、特许经营（Franchise）、补助（Grant）方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作为安排着和生产者参与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符合PPP模式的定义。

进一步分析，PPP项目有多种运作形式，在完全公营和完全私营的连续区间内包括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服务外包、合作组织、LBO、BTO、BOT、BBO、BOO等。从我国官方文件中涉及到的PPP运作方式来看，主要有O&M、MC、BOT、BOOT、BOO、ROT、TOT等，当前阶段大力推广的PPP模式是以基于特许经营权合同为主的体系。

2. 参考模式。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的分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投资主体、管理模式和权益归属等。

（1）从技术维度看，智慧城市IT架构不同层次的项目都需要委托专业的IT公司开发和维护，面向政府管理需求的无收费机制项目只能由政府投资建设，存在用户消费或使用基础的智慧产品和服务可引入社会资本投资。

（2）从产品特征维度看，智慧城市中的私人产品和可收费产品能够由市场提供，公共部门在其中扮演者较弱的角色，但有时也提供私人物品和可收费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智慧城市项目可由公共部门直接生产，政府必须提供对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公民基本权利与利益的纯公共产品，但其他制度安排也能够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生产各种不同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3）从经营维度看，准确界定智慧城市项目的经营属性是困难的，因为同一个项目本身在不同的环节是不一样的。以智慧交通为例，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交通信息与应急指挥中心通过整合路政、运管、轨道、港航、城市客运甚至交警、气象等信息资源为交通组织、运行、应急等提供决策支持，这类项目多是管理需求而产生的，属于政府付费模式，基本上只能依靠财政拨款来建设； 公交智能化/出租车管理信息服务主要是面向政府和企业管理需求的，可能的PPP模式是将车身、场站、电子站牌、出行信息服务APP的所有广告打包，作为运营环节的组成部分；停车管理/收费联网、公共自行车、出行信息服务等，都直接面向使用者，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运营设计出很多的PPP模式。

五、 结束语

智慧城市是一项庞大、繁杂、涉及面广、投入资源大、科技含量高和时间跨度长的系统工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将逐渐从资金支撑角色转变为有限的技术设施，甚至是政策支持。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最终必然走向政府引导、企业出资的多元化投资主体趋势。

本文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1）智慧城市IT框架下各子项目的PPP模式与其产品和服务特征相关，可运营与否依赖于投资项目有无收费机制，即是否有资金流入。（2）智慧城市项目分类复杂，可采用的PPP模式主要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等方式，项目的收费机制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3）智慧城市PPP模式适用于可收费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公共信息网络、轨道交通、停车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能源、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养老、教育、文化、郊区旅游、高速公路等领域的智能化工程。最后，本文就智慧城市项目分类提供了理论方法，基本上划定了可采用PPP模式的智慧城市项目覆盖范围。然而同一智慧城市项目可用的PPP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这与具体的项目特点、运营环境和相关的法律政策有关，还有待开展近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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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论文篇5

关键词：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发展模式；智慧应用

中图分类号：F291.1；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7）01-00-03

0 引 言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导致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就业困难等问题出现，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如何摆脱城市发展瓶颈是城市决策者和相关学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物联网的使用、云计算的推广以及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革新，为解决这一难题并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面对城市问题和信息技术支撑问题，IBM于2008年11月提出了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概念，此后“智慧”的理念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同。2013年11月，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要求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加强顶层设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包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等90%以上的省会及较发达城市都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方案。巫细波[1]、史路[2]、许庆瑞[3]和陈铭[4]等学者对智慧城市的理念、原理、架构和评价指标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对系统架构、产业链发展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亟需先进的发展模式，因此完善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实现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1 智慧城市概念

1.1 智慧城市

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目前国内外有关组织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诠释，IBM认为智慧城市是能够利用现代通信与信息技术，感知整个城市运行系统的关键信息，对城市服务、民生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使城市资源运用更有效率。史路、许庆瑞从信息技术、城市规划和公共管理等角度提出了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高层次阶段，它以计算机、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支持，以城市网络互联为基A，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把各种数据整合成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要素，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其内涵突出了更新信息技术的功能，优化配置各类社会资源，促使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升人的和谐与幸福指数。智慧城市的显著特征包括互联互通、实时感知、高度智能、激励创新和协同运作等多个方面。

（1）互联互通是指利用高速的无线和有线通信网络，实现信息的传递和资源共享；

（2）实时感知是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标记、传感器等物联网技术，实时感知城市核心系统运行状况的能力；

（3）高度智能是基于智慧城市海量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整合分析各种异构数据，为特定应用提供解决方案，为上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4）激励创新是指智慧城市中的个人、企业和政府利用相关的智慧设施，不断进行科技和业务创新应用，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

（5）协同运作指智慧城市中各关键系统和人力资源，利用公共设施和谐高效地运作，达到系统的最佳状态[2]。

智慧城市的建设涉及智慧经济、智慧政府、智慧环保、智慧教育和智慧公众等多个领域，重点内容包括信息基础网络、智能化应用、创意和科技产业、统一管理平台。

1.2 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又称为自顶向下的设计，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也是一种设计理念和实践指导思想。利用系统论的方法，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在最高层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以集中有效资源，实现优化结构、协调功能和整合资源的目标[5]。进行顶层设计需站在全局的高度，而且设计的成果应具有系统性和权威性，实施的方法应具有具体性和可操作性。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是指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信息化发展规划为基础，围绕社会服务、城市运行和执政管理等城市运行要素建设，以智慧城市发展需求为依据，以当地发展特色为重点，设计城市业务、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技术架构，建立符合该地区实际情况的规范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各工作任务有序开展，最终实现各种智慧应用的目标。总之，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不仅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设计，还包括城市产业支撑、运行维护以及投资、融资等方面的设计，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2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2.1 发展模式设计原则

智慧城市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顶层设计时需遵循权威性、安全性、效益性和针对性等原则。

2.1.1 发展模式成果应具有权威性

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涉及整个城市多部门跨系统的应用集成和信息共享，涉及各方利益，权威的顶层设计容易被相关利益方所接受，方便设计成果的逐步实施，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智慧孤岛”的产生，有利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

2.1.2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要将信息安全问题放到首要战略高度

智慧城市建设是对智能信息处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集成，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风险，给介入涉及我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外国企业获取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因此，顶层设计必须从战略高度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国家机密不被泄露。

2.1.3 发展模式设计应与产业链投资策略相结合

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需要与投资结合，而目前国内智慧城市的投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模式、通信运营商推动模式和IT厂商推动模式等，每种模式的投资渠道、审批流程、建设重点和潜在风险均不相同。因此顶层设计只有和产业链投资模式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成效。

2.1.4 顶层设计要具有针对性

由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较大差别，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必须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的产业特色，根据自身的城市发展定位，制定出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顶层设计方案，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2.2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根据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针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顶层设计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一种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该模式包括一个保障体系、三大支撑平台和五种智慧应用。面向智慧应用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

2.2.1 智慧应用

智慧应用具体包括社会服务、决策应急、城市运行、执政管理、产业发展五个方面。

社会服务分为公众服务和企业服务，其目的在于提升城市对公众的服务能力。

（1）公众服务是面向社会自然群体和个人，提供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可以通过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住房保障服务平台等平台的建设得到实现。

（2）企业服务指面向企业实体和企业法人，提供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引导及扶持性的智慧服务，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提高城市对企业的服务能力。

决策应急包括领导决策和应急指挥，其目标是为领导提供强有力的数据资源支撑和丰富的分析手段，以业务为核心，提高协同管理能力，实现领导决策手段信息化、智能化和可视化，使领导决策更科学。通过综合决策应急指挥平_建设的实现，可显著提高政府的决策应急能力。

城市运行针对城市智慧运行，完善人口、安全、交通、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的功能提升，实现城乡人口精准管理，城乡安全监控覆盖，区域交通智能管控，资源与环境的全面监管。城市运行智慧应用可以通过精准人口管理平台、智慧安全平台、智慧交通信息平台及资源与生态监控平台的建设来实现。

执政管理是指通过行政办公、协同审批、自身建设以及绩效考核督查等方面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打造高效、廉洁的智能型政府。

产业发展一般围绕城市特色产业建设展开，进行产业发展的创新应用，促进产业的高端化发展，可以通过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等工程建设实现产业发展的智慧应用。

通过智慧应用的建设和推广，可以使智慧城市达到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管理精细化、产业发展高端化、领导决策智能化以及资源集约共享化。

2.2.2 支撑平台

支撑平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公共平台和智慧人群三方面内容。

基础设施是指由构成政务网、物联网和公众互联网的基础网络设施和由公共数据库、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构成的信息资源中心组成的硬件设施，是互联网便捷化与物联网实时感知化的物理基础，可以通过建设信息资源中心工程、高清交互数字电视推广工程、三网融合工程、无线宽带工程以及物联网建设工程等项目来实现。

公共平台是集业务、技术与应用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是为智慧城市各类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和组件化功能服务的软件设施，为用户提供资源、信息、技术和应用等方面的服务。其主要建设内容有空间可视化服务平台、应用组件支撑平台和城市信息网云平台等工程。

智慧人群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不仅是建设者也是成果享受者，是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的基础和实现城市智慧化运行的支撑。可以通过增加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料数量与增强居民的学习意识来进一步提高居民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强智慧城市专业人才的培养来提高智慧人群的技术水平[6]。

2.2.3 保障体系

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体系分为安全保障、标准规范和评价指标。其中，完善的安全体系可在较大程度上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保障智慧城市的应用系统、物理设施及信息数据的安全，消除智慧城市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设内容包括信息化安全技术和安全制度体系两方面内容，具体可围绕物理安全、网络运行安全、信息安全保密和制度体系进行设计和建设。

标准规范体系是智慧城市各核心系统实现协同运作和信息共享的基础，若缺乏标准规范，易造成业务系统相互隔离、无法实现智慧应用等后果。标准体系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标准、基础网络标准、应用支撑标准、安全标准和管理标准等几方面。

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城市智慧化程度的依据，是对建设成果进行科学评价的方法体系，也是对相关责任单位的考核评价依据，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建设目标的分解和实现。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应从组织、技术、运维、管理等多个方面入手，具体包括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民生和基础设施等评价指标建设。

3 结 语

智慧城市建设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其建设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的便捷化、城市管理的精细化、产业发展的高端化、领导决策的智能化以及资源集约共享化的目标。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才刚刚起步，还缺乏宏观的顶层设计和成熟的发展模式，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在分析智慧城市和顶层设计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智慧城市发展模式，详细论述了各个模块的建设内容，并在某城市中得到了应用。然而，智慧城市发展模式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体的应用系统架构、数据资源架构和评价指标体系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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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论文篇6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发展；影响因子；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志码：A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及知识经济的兴起，世界竞争开始转向虚拟空间[1]，城市发展思潮也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2-3]，之前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城市[4-5]框架正向一个融技术、经济、社会、空间于一体的智慧城市演变[6]，城市愈发追求更加低碳、环保、高效、智能、幸福的美好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智慧城市是运用先进的ICT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从而使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之系统”，以更为智慧的方式运行[7]。智慧城市不仅是智慧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利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为未来城市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很多国家和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8-9]，学术界也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目前，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的视角主要有技术应用[10]、产业组织[11]、资源配置[12]、城市规划[13]、人本主义[14]。国内智慧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顶层设计[15]、大数据对智慧城市规划的影响[16，17]、国外智慧城市发展对中国的启示[18-20]、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21]、智慧城市评价[22]、智慧城市的作用[23-25]、评述与展望[26]。智慧城市的发展评价相关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单个城市，仅有的一些多城市发展差异比较研究，样本量也较少，不能很好地揭示智慧城市的发展差异。另外，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大多基于单个年份，少有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演变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为范围，本着可比性、科学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原则，选取了77个地市级的智慧城市，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以判断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然后对2011年和2014年这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最后分析其原因，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年和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各相关省市统计年鉴和各相关城市的政府统计公报。首先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完整性及可比性的原则，即要满足以下要求：可准确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数据可获得；数据完整；在同一层级有可比性。根据智慧城市的含义，智慧城市的指标设计应注重两方面：其一，以信息、知识为核心资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其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因此本研究选取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产业、智慧服务及智慧生态五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表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构建起智慧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选取77个地级试点智慧城市进行空间差异分析。

2 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及演化

2.1影响因子的测度及分析

2.1.1 2011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首先，分别对2011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数据量纲的差异，采用因子分析，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处理后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2）。根据特征值均大于1的原则，从19个因子中提取了4个主因子作为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78.02%（表2），根据旋转成分矩阵（表2）可知F1主因子与X2、X3、X4、X5、X6、X8、X9、X10、X12、X13等10因子有很高的关联性，这些因子主要涉及到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智慧服务和邮政业务总量，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芜湖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7、X13、X14、X15、X16等6个因子关联性较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就医便利度及生态，可将F2命名为宜居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大连。F3主因子与X11（单位GDP能耗）、X1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呈较高相关性，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无锡、南通、常州。F4主因子与X1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相关性较高，可称为绿化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上海、珠海、大连、昆明、无锡。四个主因子分别不同角度反映了2011年的智慧城市的发展程度。

以4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综合分值，得分仅表示在构建的指标下各地智慧城市的相对差别。选取前20个城市的总和得分排序（表3）排名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综合得分都大于0.71。其次为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综合得分在0.24～0.36之间。重庆、南通、青岛、烟台、温州、常州、珠海的综合得分在0.048～0.13，其余城市综合得分都小于0。北京呈正相关的主因子F1中排名第一，综合得分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城市，表现出了北京发展智慧城市具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但是其它主因子为负数，说明北京在互联网、生态宜居、绿化方面应该进一步强化。根据2011年中国智慧产业发展水平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智慧城市发展较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其它城市发展较为滞后，且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其智慧城市水平等级与其规模呈正比。

2.1.2 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主因子

运用相同的方法对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系统对选取的19个因子进行旋转后提取4个主因子。4个主因子对选取的19个指标的解释能力达到78.541%。进行因子得分级算得出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排名前20位的城市（表5）。

2014年主因子F1在X2、X3、X4、X5、X6、X9、X10、X14、X15、X16、X17、X18等12个因子上载荷值较大，这些因子多侧重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技术及智慧生态，体现的是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实力，可将F1主因子命名为智慧城市综合实力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乌海、郑州和昆明；F2主因子与X1、X8、X12、X13等6个因子相关度极高，主要涉及互联网用户、社会保障及通达性，可将F2命名为通达性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天津、上海、鄂尔多斯、杭州、大连和武汉。F3主因子在X11 （单位GDP能耗）载荷量相对较高，为生产方式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广州、杭州、常州、温州、武汉、泰州和珠海。F4主因子与X7（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有很强的相关性，可称为智慧服务因子，该因子单项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有秦皇岛、珠海、鄂尔多斯、新余、四平、石家庄和北京。

2014年和2011年相比，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前三位城市变化不大，北京、上海和广州都是前三位。重庆发展很快，由13位上升到第4位，天津、杭州和武汉则略有下降，宁波下降较多，下降到第12位，无锡也发展较快，有第9位上升到第7。郑州和秦皇岛发展最为迅猛，分别从60位和41位大幅度上升到第9和20位，太原市也有所发展从21位上升到18位，而烟台、唐山和芜湖排名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芜湖下降最为明显。整体看来，智慧城市的发展的水平都在整体提高且发展呈现出以北京、上海的“双中心”发展趋势。

2.2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利用全国地级以上的77个试点智慧城市综合实力整体得分F，进行聚类分析，将2011年和2014年77样本智慧城市分为5个等级。2011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3、7、65，智慧城市等级体系呈金字塔型分布。2014年五个等级的智慧城市数量分别为1、1、4、70、1，智慧城市等级体系为不规则的梭形结构，中等层次以上的城市数量较多，高等和低等层次的城市数量较少。

2011年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智慧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2014年仍然是北京和上海，综合得分大于1的智慧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减少到仅北京和上海，且北京的综合得分从2011的4.83增加到2014年的5.12，处于第一等级，而上海从2011年的2.98下降到2.77，处于第二等级，北京和上海的发展速度远超其它城市，日益成为我国智慧城市等级体系的两极。第三等级的智慧城市2011年有广州、天津和杭州，2014年增加了重庆，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能力强，智慧城市发展潜力巨大。2011年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仅有7个：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和大连，2014年很多智慧城市发展迅速，处于第四等级的智慧城市增加到了70个，而第五等级的智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从65个减少到仅鄂尔多斯1个。

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全国77个地级智慧城市的整体得分F，体现了各个城市智慧建设的强弱。得分高，实力强的城市，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经济和科技创新实力强、社会保障能力业相对较高；相反，得分较低的智慧城市，总体实力较弱，智慧城市的各个方面需要提高。将智慧城市与地理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反应出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类型（图1）。

3 智慧城市空间差异的成因

3.1 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口、资本、产品等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自身也在不断膨胀，出现了经济活动频繁而无序、流动人口管理困难、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拥挤等诸多问题。中国的特大城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对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在更新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使信息化、数字化城市管理从功能到效率得到全面升级，使数字化城市向集成化、智慧化、协调化发展[27]。这些内在需求及城市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演替的规律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造就了这些高水平的智慧城市。

3.2 对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

规模较大的城市经济基础好、科技实力强，智慧技术链和产业链有了初步的发展。比如无锡建有国家传感网示范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是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示范城市。特大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也较高，而小城市这方面的资源条件较匮乏。所以在原有发展路径的影响下，造成了特大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而小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格局。然而，等级较低的城市，发展潜力巨大，具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图1）。

3.3 政策驱动

在政策方面，城市规划和政府政策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M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2012年12月5日，住房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方法》以及《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实行）》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先后公布两批国家智慧城市（区、县、镇）试点，城市数高达193个。为各个地区智慧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2014年8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在地方上，许多城市将智慧城市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地区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政策规划，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稳定健康推进的政策体系[18]。各个城市还从不同方面开始建立智慧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智慧城市综合体、智慧政务城市综合管理运用平台、智慧安居服务、智慧教育人文服务、智慧服务应用、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和智慧交通的建设。

最后，自2010年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明确提出后，国家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发展，所以在2011年时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处于第五等级的城市很多，经过2年的发展，2014年第五等级城市明显减少，而第三等级城市急剧增多，从侧面表明国家及政府的重视对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4 智慧文化

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信息化和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然而其渗透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还有赖于城市居民思维意识的转变，有赖于智慧文化在社会的普及程度。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无锡、宁波等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开放程度较高，易于接受新事物，上述城市的物联网较发达，淘宝村的数量也较多，这有助于形成智慧文化氛围。同时，这些城市信息化程度比较高，通过网络平台接受城乡居民预约服务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各公共服务机构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也为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4 结论

智慧城市对促进城市科学化管理及提升经济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对于其发展水平差异及发展形成规律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智慧城市的内涵及相关研究，构建了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选取了77个样本智慧城市进行分析评价，主要结论如下：

（1） 影响智慧城市空间结构和区域差异的主因子动态变化不大，主要是综合实力因子。2011年，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城市位于前三等级，宁波、武汉、芜湖、无锡、金华、昆明、大连位于第四等级，其余大量城市都属于第五等级。影响智慧城市主因子有四个，其中综合实力因素包括了初始因素的大多数，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宜居因子、互联网、生态及绿化因子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整体上有了较大发展，影响智慧城市的因子变化不大。

（2） 中国地级以上智慧城市的总体水平正处于初级上升阶段，但空间差异较明显。无论是2011年还是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都是前三等级智慧城市，重庆发展迅速进入第三等级。而其余71个城市虽仍属于第四第五等级，但是大部分城市正处于上升和发展阶段，其发展空间广阔，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员来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14年和2011年相比，第五等级城市迅速减少，第四等级智慧城市急剧增加。

（3） 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格局单极态势较明显、呈“梭”型结构。2014年和2011年相比，前三等级变化不大，仅重庆进入第三等级，但是第四等级的城市急剧增多，形成了以北京为第一等级、上海为第二等级的单极不规则“梭”型的发展格局。这一阶段发展格局的演变主要得益于各地级市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小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特点。

（4） 智慧城市的发展受到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原有资源禀赋的惯性依赖、政策的影响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的作用非常显著。

随着“四网融合”及“互联网+”的逐步推进，智慧城市发展是一种趋势，智慧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科技和信息在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渗入程度，而考虑到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多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主要指标对新兴的一些指标关注较少，比如城市居民对智慧城市的认可程度、物联网、淘宝村数量等，因此本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地市层面智慧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未来应增加一些新指标，多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截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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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ce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ZHANG Jian-Wei1，2， LI Bei-Ge1， BI Dong-Fang1， WANG Can1

（1.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0； 2.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智慧城市论文篇7

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概念成型之后，部分学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胡小明认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其实就是城市整体的智慧建设规划，其风险主要来源于“复杂性问题与不确定性问题”［4］。NaphadeM．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技术、规划、管理和运营的创新，但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都表明这种城市转型面临着许多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障碍，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改变城市管理的现状往往需要在多个职能部门进行大量的协调，企业所期望的持续投资回报率也面临严峻挑战，而技术障碍则集中表现在“实现系统的互操作性”、“确保安全性和保密性”、“泛在布控传感器和信息设备”以及“设计新的无缝隙人机交互模式”等方面［5］。邓贤峰从经济、技术、社会伦理、法律等视角综合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风险及其风险防范思路，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信息产业整体布局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社会伦理风险”、“信息安全主体法律问题”、“核心技术安全风险”等风险因素［6］。整体而言，虽然智慧城市的风险研究没有被忽略，特别是关于智慧城市所存在的技术风险和产业风险已经开始形成相对系统的研究，但现有的风险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结构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首先，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风险、网络社会风险、城市信息化风险等进行有效区分，尽管这几类风险部分重叠，但都有其特定的风险来源和风险表现，需要区别对待。其次，城市风险研究范式是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整体性思路，但目前仍然没有研究提出相对成熟的智慧城市风险研究范式。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恰当的风险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地”、“谨慎地”、“动态地”、“全程性地”［7］识别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提出防范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概念，这一过程从形成初步理念、制定战略规划、开展顶层设计开始，然后集结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资源，完成技术架构、应用推广、制度建设和组织调整等多方面的建设内容，最终建成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中要明显地识别出一个完整的建设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很难定义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但这种“过程”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识别的社会风险分析的时间边界。智慧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分析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分析整个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子过程和子系统建设失败的可能性，去探析哪些投入要素存在不足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失。智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具有发生、发展、成熟的生命周期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其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和风险事件也不相同。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是指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形态和特征，对其进行系统、动态、全面地风险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描述不同的风险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智慧城市的建设周期大致可以划分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维护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内的风险分析方法可各不相同。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可以从一般的方案论证方法中寻找思路;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主要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投入要素方面存在的风险;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则需要以目标为导向进行逆序推导。

2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是指在理解智慧城市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实施方案、保障体系等核心内容的描述。此外，智慧城市规划还需要设计与智慧城市运作模式相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制度体系，比如政府流程再造、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面临诸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需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设计和选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划控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管理和文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8］，这些因素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2．1信任和需求不足风险

尽管城市活动的各主体已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城市信息化进程中，并日益感受到了“数字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对“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实际效果充满了期待，但在“技术万能论”已深受质疑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这种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现有“城市病”的构想很可能表现出一种不信任态度，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也就可能因此失去最大的支持群体，比如城市政府的不重视将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企业的观望态度也将使得智慧产业规划无法有效进行。缺乏城市活动主体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充分信任和有效需求，规划设计方案即便勉强通过，最终也可能失败。

2．2目标可行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提供一套面向城市未来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涉及政府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环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内容，因此其规划设计方案的目标和体系难免复杂而庞大，规划设计者很难依靠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由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城市活动主体对技术的需求不同，规划设计者在构建技术体系时既难以确定和协调各方预期目标，又很难预想目标后果。此外，规划设计者还可能因面临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束缚，难以保证技术体系、投资规模、投资方式、运营安全保障等多层面预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匹配，而超越城市经济和信息技术支撑能力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也将难以持续推进而面临失败。

2．3战略趋同性风险

尽管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轮廓是确定的，但不同城市具体的建设思路、方案和目标应该依照城市自身的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等基础条件而定。由于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者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将可能不加分析地借鉴甚至模仿其他城市经验，由此造成不同城市的规划存在趋同性风险。趋同性规划既抹杀了城市个性，也将加剧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趋同的智慧城市之间因核心竞争力趋同而影响智慧产业的有序发展，“很多城市的规划都将发展信息产业作为重要内容，必然会产生过度竞争，没有独辟蹊径的产业规划对多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是一场灾难”［9］。

2．4规划可持续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梯度推进的过程，其所依赖的技术也是梯度成熟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一定要注意这种梯度差异。部分规划者“一步到位”的建设思路很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出现“早期无法投入使用”、“晚期难以升级”的困境。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应该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如果规划者一开始就致力于制定一个“伟大”方案，则很可能使规划本身陷于路径依赖，失去可持续探索改进的机会。

3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在现有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的约束下，投入技术、原材料、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活动进行要素组合以实现规划目标的过程。智慧城市开发建设阶段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投入要素风险，即某种要素的缺失或不足可能引致的短板效应;二是管理活动风险，失败的管理行为将使得各要素无法按照规划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无法达成既定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行为也是一种投入要素)。

3．1技术风险

在开发建设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风险首先表现为城市信息技术水平不足风险。目前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架构基本遵循了IBM所提出的“3I”特征，即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化，这三项特征将通过相应的核心技术来实现，即通过RFID、条形码以及其他传感技术构建物联网，对城市生活信息进行泛在感知、识别和追踪;通过高速宽带网络和无线网络将汽车、家用电器、医药品等数以万亿计的事物与人紧密相连;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整理、预测和分析，将生硬的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和行动方案。然而，虽然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但很多城市对这些技术的掌握还远没达到普遍推广和运用的成熟程度，这将可能使得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因无法获得有效技术支持而被搁置。另外，智慧城市通常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政府由于自身技术能力有限，不得不通过外包方式由专业机构来实施智慧城市规划中的一些技术项目，但由此又将面临项目外包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智慧城市建设使用大量外包商提供的技术、产品、支持和服务，容易对外包商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外包商的技术能力、发展前景、服务支持等将成为风险源;政府和外包商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对外包项目的监管能力也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因素。（本文来自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简介详见.）

3．2人员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靠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这些人员的技术能力、职业道德、健康安全状况等都可能成为潜在风险因素，由此产生的风险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人员素质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不足，以及相关决策与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不足等风险;人才流失风险，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疾病等对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损害，以及人才争夺战中关键性人才流失等;职业道德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无序跳槽、泄密等行为引致核心技术流失等风险。上述各种人员风险一旦现实化，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瘫痪。

3．3经济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全面性的庞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必须有强大的城市经济能力作为支撑。例如，目前中国制作一个RFID标签的成本大约是1．5元，高额成本决定了这项技术目前只能应用在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商品上，在低价值商品上则无法推广。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起步阶段，只有像伦敦、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国际性大都市才有能力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基本的工程量，初显规模效应。智慧城市建设的这种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投入风险、技术购买投入风险、设备购买投入风险、人才培养投入风险以及产业风险，其中产业风险尤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构建起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完整产业体系，单是RFID环节就需要一条包括RFID芯片设计与开发、电子标签制造、标签封装设备制造、读写器研发与制造、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咨询在内的产业生态链，只要其中存在一个薄弱或缺失环节都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无法持续推进。

3．4社会环境风险

宽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法规体系、必要的制度供给等社会环境资源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保障。支撑城市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智慧”建设与文化、生态、科技等其他发展主题尽管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但不可能同时获得同样的资源投入。智慧工程项目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就难以保证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另外，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社会规范以调节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倘若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标准没有统一，有关信息安全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没有相应完善，智慧城市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界限、风险与责任承担等将缺乏刚性约束，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将陷入混乱，引发更严重的城市问题。例如，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未进入立法程序，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在物联网等新技术环境中的保护几乎是空白，这很可能导致一些掌握信息资源的政府部门或企业滥用权力为己谋利，损害社会公众权益，使智慧城市建设失去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由此还会引致智慧城市建设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风险。

3．5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风险要素，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庞大工程，“对于管理的需求不仅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而且需要系统性、关联性的管理服务”［10］，更容易引致多方面的风险。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北京举行的2011年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也有过阐述，他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经济、政策、管理多管齐下，智慧城市的管理比建设还困难。管理风险产生与管理者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管理机制的成熟以及信息的流通程度等因素有关。此外，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技术开发有待深入，相关产业链的稳固性需要提高，物联网的社会认知度有待提升，相关企业的赢利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在对待智慧城市建设的观念、态度、行为等还有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管理层面政策的不协调以及管理理念的不一致，进而对智慧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促进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全面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11］，最终构建一个安全、高效、宜居的城市形态。尽管智慧城市建设可能顺利完成既有规划所确定的工程性和制度性的建设任务，但它也未必能够完整实现上述理想目标。在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如下两大类型的风险:一是各个子系统正常运作的风险，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风险;二是衍生出新的城市问题的风险，包括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风险。

4．1技术可靠性和安全性风险

与现有信息技术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所依托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安全设备网络防护、系统自身加固、应用代码检查、关键设备冗余等方面具有明显进步，但它仍然不能规避所有潜在风险。首先，为了实现“无所不在”的感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全城布置各种类型的智能设备，形成类生物的“神经系统”，但无论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超级计算机，还是作为神经末梢的RFID芯片，都可能因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破坏而失效，造成部分物体信息无法被感知，处理信息无法传递，甚至造成全城“脑死亡”。其次，智慧城市的软件系统由物联网智能物体软件、云计算中心、应用层共平台、个性化服务与应用等软件所组成，在任何单一软件都不可能规避所有漏洞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软件系统也无法避免黑客和病毒对所有可能漏洞的攻击，这些可能的漏洞和非法行为将威胁智慧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行。

4．2经济风险

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风险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风险。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形成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产业结构，但大部分城市短期内难以完成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而且，信息产业发展会挤占其他产业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使得其他产业发展受限，最终影响城市整体经济效能。其次是产业布局调整风险。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智慧城市建设所推进的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将会造成资金、技术、人才、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向少数发达的中心城市高度聚集。能否获得各种有限资源，以保证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取发展优势，实现产业布局的调整，对每一个城市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4．3社会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会快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公共空间、社会组织、个人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后果通常是以动态方式存在的，受到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个人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能否适应这种社会后果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重视的社会风险因素。在“技术万能论”深受质疑的当今时代，社会公众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敏锐而普遍的风险忧患意识，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负面的社会风险，因为“风险管理的真正难点在于对主观态度和认知的把握与控制，而不是管理风险的客观方面”［12］。同时，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还体现为市民对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的依赖性的增长。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从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角度对“巨技术”系统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人类在利用计算机智能和全球即时通讯等新的“巨技术(megatechnology)”建造了一个统一的、全封闭的架构的同时却使自己成为被动的、为机器服务的动物，“如果这种过程持续下去，人的固有的功能或者将与机器相融合，或者为了非人性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13］。智慧城市实质是一个汇聚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复杂“巨技术”系统，生存于智慧城市的人一方面很容易享受到智能信息系统提供的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又将逐步形成和加深对各种技术系统的依赖性而无法摆脱主体性丧失的困扰。另外，在智慧城市里，人们在充分感知周边事物信息的同时，自己的信息也随时被感知，任何人都在“看”与“被看”中生活。大量信息被汇聚一起并被授权某一部分人管理，这些信息随时都可能被泄露，信息委托风险也由此产生。目前关于物联网和云计算对个人隐私权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的研究［14，15］已经开展，但其能否应对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仍是一个未知数。

4．4政治风险

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是城市改革发展的方向，人们希望城市政府的职能能够被限定在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事实上，政府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及时快速地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商务活动等多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解决现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问题。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智慧城市的有效运转，或者充分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政府职能又不得不加强。智慧城市既可加强城市社会的自治能力，又可刺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扩张。例如，泛在、智能感知的物联网技术因可能沦为极权政治的新控制工具，正受到欧美社会的质疑［16］。另外，对于很多城市(和国家)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其他城市(和国家)购买，这就很可能造成其他城市(和国家)对自身的技术控制，甚至可能造成各种重大信息泄露，直接危害城市(和国家)利益。

4．5文化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使得文化传播的领域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使得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复杂。这一方面对于推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增强个人主义趋势，改变传统的隐私、人权等观念，使社会舆情监管的难度加大。进而言之，智慧城市既可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大集散地，又可成为文化观念激烈碰撞的场所，强势文化很可能凭借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逐步否定和取代弱势文化，使城市原有的多元化的文化特色丧失。

4．6生态风险

智慧城市的开发、运营和维护，需要大规模耗费一次性使用的电子标签和传感元件等，由此将产生海量的电子垃圾，而ZigBee、WiMAX、蓝牙等无线网络技术设备大范围使用将带来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问题。这些已经发现或潜存的环境破坏问题，将严重威胁城市生态。

5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5．1科学规划，明确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和目标

首先，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者应以市民、政府、企业等为主体进行需求分析，充分论证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满足市民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政府实施行政改革提供新的方向和条件，是否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会。规划者应该深刻把握智慧城市的要义，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规划的设计讨论，吸引民智与民资支持，引导并创造社会各方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全面定位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使规划设计方案成为受各方信任和支持的共同愿景。其次，规划者应以城市整体效益作为智慧城市设计的视角，以城市现有资源作为约束条件，站在客观立场上评价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益和成本，优选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以有限投资获得效益最大化。然后，规划者应立足于城市的文化、历史、制度、区域等自身特征，寻求一条符合城市现有发展条件的特色化建设道路，为新一轮的城市发展竞争创造新的发展空间。最后，规划者应构建一个让智慧城市规划可持续改进的机制，可以从探索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反馈机制、市民参与规划修正、检讨和监督的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着手。

5．2保证充足的要素投入，科学管理

首先，搭建一个支持创新的智慧平台，积极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中的研发力量，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结合的创新体制，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技术和重点应用业务等领域的突破，同时，“积极整合跨行业ICT资源，提升企业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中的大型应用集成能力”［1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和企业的良性合作机制。其次，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构建良好的人才结构，优化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用新理念、新原则、新体制、新机制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18］，重视以开展职业品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为主的职业教育。再次，构建良好的融资渠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并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规模效用，突显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商业价值和机会，实现投资与收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另外，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策略［1］，政府必须明确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与智慧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建立科学的管理和决策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民和企业充分参与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保证多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一致，充分发挥城市各主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监督作用，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保证智慧城市建设按照科学规划实施。

5．3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全面推进智慧城市社会建设

其一，要实现关键信息安全技术的突破，加强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容灾能力，同时，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必须建立在自主、可信、可控的基础上，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构建完整的信息安全技术体系来提高自主防控能力。其二，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并充分利用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便利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其三，积极构建智慧城市建设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技术项目决策的民主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自主性;积极推进信息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完善维护智慧城市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保护的技术研究和相关立法工作，切实保障市民的基本权利。其四，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政府改革，严格约束政府职能，并利用智慧城市提供的强大自我管理能力，构建一个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的城市公民社会。其五，鼓励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积极倡导文化平等和尊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在保障市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多种途径引导舆论朝正确方向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其六，要积极开展智慧城市能耗和节能的风险效益分析研究，对电子垃圾、电磁辐射等污染问题，要及早建立一整套监控、处置的应对制度，尽可能规避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态风险。

6结语

智慧城市论文篇8

关键词：智慧城市 存在问题 对策研究

在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步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大量的人口也进入到了城市。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人口给城市的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原本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的客观需要。在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高速阶段，城市压力虽然已经十分巨大，城市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但这种压力并未结束而是持续增长，因而如何整合城市的资源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对城市各项资源进行优化合理配置，从而对环保、民生、公共卫生等诸多问题作出智能响应，实现城市智慧管理和运行的智慧城市建设就被提上了议程。

一、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 智慧城市建成后维护成本过高

智慧城市的建设从客观上来讲需要一个宏观的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必须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起指导性作用和对后期维护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划，但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讲。对于我国大多数城市而言，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新的路径选择，在此前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供借鉴与学习，因而在建设过程中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抱着一种做一步看一步的心态，因而大多数方案只针对当前具体的问题，而未对长远可持续发展做出考虑。“数据处理软硬件更新升级、维修维护、运行损耗、安装调试、技术支持、设备支持、大量数据采集是智慧城市中建设产生费用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过高运营成本会产生系统缺乏维护的问题，进而限制了作用的发挥。”[1]建设之后这些方面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然而很多城市因为存在体量小，资金也相对有限，难以支付后续维护所需的费用。

（二） 建设项目难以全部投入应用

资源的优化整合配置本身就是智慧城市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但现实中由于许多城市缺乏建设智慧城市的经验，盲目借鉴国外和国内部分城市的建设经验，依样画葫芦地进行建设，没有依照本城市自身的区位特点进行打造，结果便造成了许多建设项目的闲置，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紧缺，需要资源配置的地方反而陷入了资源短缺的境地。

（三） 建设过程中创新能力不足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强有力支撑。然而，在新一代的技术领域中，我国自主研发能力较弱，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多项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0%”[2]在长期以来，因为技术的创新需要很大的资源与成本，周期长而且回报慢，因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待高新技术的态度一般都是引进使用而非研发创新，所以单纯引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然而在当下建设智慧型城市的前提下，自主科研创新能力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四）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依托于信息技术之上的，物联网和互联网是其中的重点，但是因为互联网本身具有的特点，信息传播和泄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可控。“大量数据和核心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内容，这增加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失控时会对城市建设造成严重影响。”[3]

二、解决存在问题之对策研究

（一） 立足当地，统筹规划

每个地区的不同区位因素都会对各地区的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城市的管理和决策者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时要关注本地区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优势，首先确定本地区的发展方向，在发展方向确定的前提下提出具体可行的发展方针，打造出不同于其他地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智慧型城市，在作出决定时不仅要关注当下的利益发展，更要注重长期的收益问题，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综合统筹。

（二） 以市场导向进行建设

在建设智慧城市浪潮下，一些地方政府将建设智慧城市视为面子工程，片面地以建设数量来衡量建设成果，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可以量化的信息基础设备之上，以产品是否领先衡量建设的质量，完全不顾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与民众和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配套设施的缺位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名存实亡。因而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注重实际的效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选择性地对信息产品和设备进行引入，以便民与市场为主要衡量标准。

（三） 加大对教育与创新事业的支持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而人的创新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的教育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国要发展好教育，推动创新事业的发展，最基础的便是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另外还需要鼓励科研创新，对发明专利进行保护，让社会创造财富的活力涌现出来。

（四） 制定法规保障信息安全

法律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互联网中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并未健全，国家应该针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对规范信息传播的法律进行补充，加大对信息泄露的惩罚力度，保障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本期论文是从中国（郑州）第三届新型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会议征集的论文中，经评委推荐刊发的部分优秀论文）

参考文献：

[1]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辜胜阻 杨建武 刘江日 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一期

[2]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潘道荣 江西建材2015年第22期

[3]智慧城市发展策略研究 杨再高 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智慧城市论文篇9

2012年中国软件行业信赖产品奖（企业文库）

2012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解决方案奖（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

作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赛迪时代拥有国家信息系统集成一级、系统集成甲级、安防工程、人防工程资质等十余项最高级别权威认证，拥有32项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备多年电子政务网络（含）、移动宽带网络、物联网、数据中心等大型工程实施经验，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协同应用平台的核心产品。

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迪时代”），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CCID）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赛迪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旗下拥有两家子公司，并在广东、上海、湖南、安徽、江苏、重庆、河北、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业务网络覆盖全国200多个大中型城市。

针对城市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建设需求，提出全面的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通过采用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移动通信网络、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和物联网等技术）、云计算技术、高性能数字技术（包括GIS、3D、多媒体等技术），积极探索城市智能化的发展途径，为政府实现城市管理智能化、社会服务均等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和城市产业高新化，形成了电子政务应用、工业经济应用、人民防空与城市应急应用、公共安全应用、社会管理应用、企事业单位协同应用等重点产品和解决方案，全力打造“智慧城市的建设者”。

智慧城市“三技一法”

赛迪时代“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将先进技术全面融入到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其本身就是一个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各个领域的综合应用体系。

赛迪时代采用“三技一法”的方法论来建设智慧城市，“三技”即以云计算、物联网、SOA等三项关键技术为核心来建设智慧城市。“一法”即采用“梳子型”方法来构建智慧城市。梳子的“筋”是可组装可拆卸的智慧城市支撑平台；梳子的齿是若干多个独立存在的行业应用系统，与支撑平台组装一起可形成智慧城市的各类应用，拆卸开可独立运行。

赛迪时代以“三技一法”的方法论建设智慧城市，不仅可以保障城市做好面对革命性转变的准备，还可以有效地使新城市适应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协调好城市系统之间的内部关系并帮助新城市面对系统相互联系中所带来的挑战。

作为在亚太地区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和规划方法论的企业，赛迪集团具备了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全程服务能力。作为智慧城市专业运营商，赛迪时代利用先进的建设智慧城市的方法论，在政府服务、社会事业、工业经济、人防应急、公共安全等五大业务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

企业文库“四个三步”

赛迪时代“企业文库”是基于赛迪时代海量信息资源综合应用平台的重点产品之一，是一套基于网络的文档管理及知识管理的软件。企业文库可以协助企业更高效地管理企业知识的整个生命周期，实现以团队精神为驱策和以团队为导向的文档协作和知识管理，也可以协助政府管理各部门各层级在各类工作中衍生出的文档，形成高效、透明、安全的文档管理体系。

智慧城市论文篇10

当人们为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看病难、停车难等“城市病”而苦恼不堪的时候，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方兴未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曙光。智慧城市是一种发展和管理城市的新思维，她将城市看成一个拥有“大脑”的生命体，利用信息科技，使城市中的每个“细胞”变得更聪明、更协调，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美好。

接下来，我们简单描绘一下未来“智慧城市”的图景吧！在家里，无论用手机、电视还是电脑，都可以缴费、挂号、购票、购物、食品溯源、远程教学，并能随时查询到自己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空气质量等环境信息；在社区，不出小区大门就可利用“警务e超市”查询办理各项政务服务项目；在路上，随时随地可以获取公交车的到站信息和路况信息，选择最优路径；在医院，不用带病历，不用拿处方，手持一卡，即可求医问药；在室外，通过手机可以智能控制家电、灯光、防盗和门禁等……

【　事 件　】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启动

2012年11月22日，住建部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要求当年12月31日前申报试点。

通知指出，智慧城市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智慧城市试点管理流程为申报、评审、签订任务书、创建及验收。申报的城市（区、镇）应具备四个条件：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已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或相关专项规划；已完成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已有明确的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保障渠道；责任主体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创建试点申报和组织管理。

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包括4个一级指标：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11个二级指标：保障体系、网络基础设施，公共平台与数据库、城市建设管理、城市功能提升，政务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专项应用，产业规划、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57个三级指标。

其中，专项应用涉及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国土、智慧应急、智慧安全、智慧物流、智慧社区、智能家居、智慧支付、智能金融等三级指标。

【　背 景　】

从数字城市走向智慧城市

数字城市概念最早由美国1998年提出，随后引起广泛影响。它是基于地理空间的信息化应用。引入到中国后，成为推进中国信息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当时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核心进行数字城市建设，即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应用范围主要是专业机构。

超图软件总裁宋关福介绍说，数字城市建设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数字城市共享平台，也叫地理空间框架，它是数字城市建设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层次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应用，像国土、规划、房管、园林、城管等。

据了解，截止到2012年的上半年，全国已有超过130个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数字化管理的城市已经达到300多个。“十二五”期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在全国全面推进数字城市建设，涉及300多个城市。

随着互联网、宽带及无线技术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城市信息化进入2.0时代：互联城市或无线城市。其主要特点是全方位的信息化和互联化，应用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行业，服务对象涵盖政府、企业、居民等，但各类应用相对贫乏，数据孤岛现象仍大量存在。

2009年，IBM提出智慧城市的设想，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随后，传感网、物联网、云计算、3G、光纤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城市信息化开始进入3.0时代：智慧城市。

“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邬伦教授说，“简而言之，数字城市解决了有无信息问题，是城市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而在数字化并能共享之后，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这些信息实现城市的精细管理和敏捷运行，则需要完成对前者的升级，达到智慧城市的高级阶段。可以这样认为：智慧城市=数字城市+感知网（遥感网/物联网）+云计算/智能计算。”

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司长董宝青表示：“我认为智慧城市的概念非常好，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局限于IBM所提出的智慧城市的概念，由于‘智’和‘慧’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博大精深，因此语义不同。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将坚持以人为本，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来拓展新应用。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IT的性能，如计算能力有多强，存储能力有多强，传输能力有多强。而现在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大程度地、更大范围地发挥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

据了解，我国智慧城市相关政策和试点方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中。其中，工信部已同意将扬州、常州列为智慧城市试点，国家发改委也在酝酿相关政策，住建部已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及两个配套文件，并启动试点城市的申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也已在完成数字城市建设的城市中，选择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建设工作。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遍及中、东、西部各地区，涵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目前已将智慧城市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十二五”规划，以及智慧城市专项规划的有68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宁波、武汉、厦门等23个城市了智慧城市的专项规划、行动意见或实施方案。

另外，湖北、湖南、山东、辽宁、四川、河南、安徽等省则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群”。例如，湖北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17个省内城市，广东省的“智慧城市群”涉及21个省内城市。截至今年6月底，三大运营商已在全国320多个城市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智慧城市”。

安信国际分析师蔡伟鸿估计，“十二五”期间将有600至800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加上后期各种数据中心、分析设备和服务设备的投资，预计总规模将达2万亿元。

【　焦 点　】

如何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的全新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是以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市改造工程，更是一个城市系统重新再造的过程。

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在“2012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表示，智慧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加强宏观指导，杜绝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此外，相关技术发展方向和产业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如何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创新应用，更需要业界共同探索和实践。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铁也担忧，当前国内许多城市并不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条件，盲目跟风潮显得不太理性。他担心建设智慧城市成为另外一种政绩工程。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永刚坦言，现在智慧城市标准化滞后于建设速度，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包括总体标准、感知控制层标准、网络传输层标准、数据层标准、服务支撑层标准、应用服务层标准、安全标准、管理标准。

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副主任张爱平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走出三大误区：一是纯部门论，认为建设智慧城市是经信委的职能，而非自己部门和单位职责所在；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是本单位信息技术部门的职能，而与业务工作无关。二是纯工具论，认为信息化只是工具，不用也照样工作，尚未深入理解信息化对工作效能提升、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持引领作用。三是纯基础设施论，认为智慧城市就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往往导致网络体系建设较为超前，但缺乏有生命力、服务民生的智慧应用，无法感知智慧带来的便捷惠民。

除此之外，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一些发展瓶颈：首先，信息“孤岛”依然存在；其次，统筹力度依然不够，仍存在立项多部门、资金多渠道的问题。此外，智慧城市应用相对集中，缺乏创新性与广泛性。

对此，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安民建议，“智慧城市需要构筑足够丰富的应用，以规划为先导，要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应用，创新模式。”

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CEO朱敏指出，中国式的智慧城市不但要借鉴西方成功应用于公众服务（环保、交通、医疗、教育、政务等）的成功经验，还应将智慧城市平台应用于传统制造业升级和商业模式转型中去。中国将通过城市化带动智慧化，智慧化带动工业化，通过各环节的带动，充分实现智慧城市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作用。

【　启 示　】

城市管理新变革

通过“智慧城市”解决城市难题已是全球性趋势，也是创新城市管理、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课题。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姜春海说，智慧城市建设要强化在城市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应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必然是城市和社会管理水平、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服务民生，城市软环境建设最重要的是创新管理。

据媒体报道，北京率先使用“智慧城市”新技术来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例如用手机下载一款管理软件，遇到下水道井盖松了、垃圾成堆、小商贩挤占城市道路等问题，拍了照片就可以直接传给政府职能部门。还有监测仪装电话卡远程测血压和心律，三维管线监测积水提前预警，等等。

《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到2015年，北京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建成泛在、融合、智能、可信的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人口精准管理、交通智能监管、资源科学调配、安全切实保障的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伴随市民一生的集成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数字生活环境，基本普及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引领企业创新变革的新型企业运营模式，全面构建以市民需求为中心、高效运行的政府整合服务体系。

上海在创建“智慧城市”过程中，使城市管理职能获得显著提升。现在，上海在城市管理网格化方面已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上海采取信息化、网络化手段有效减少了拥堵，提高了通畅率。上海世博会期间，应用“智慧城市”管理交通，有效应对了超过7000万人次的客流，创造了有条不紊、基本通畅的“奇迹”。

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巡视员、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江绵康介绍，上海用先进的“综合交通信息系统”，通过在各交通要道布下“天罗地网”，实时动态掌握客流情况。“这是典型‘智慧城市’的应用，精确预判车流从哪里来，科学引导疏导方向，就能大大提升通行效率，使现有交通设施效能最大化。”

在电子政务和“智能城管”方面，上海通过渠道整合，促进政府内部的业务协同、信息共享，最终实现资源的节约、效率的提升，使城市运行管理和百姓公共服务更加便捷。2010年10月份，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开通试运行，只需拨打一个号码就能获得相应的解答。

宁波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两年多来，宁波先后荣获“2011中国城市信息化卓越成就奖”和“智慧城市领军城市”称号，并被列为“智慧浙江”综合试点城市。宁波制定了智慧城市5年专项规划，“十二五”期间，宁波将斥资407亿元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化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智慧城市应用体系、智慧产业基地、智慧基础设施和居民信息应用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健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最大限度地为城市中的人提供医、食、住、行、游、教等全面细致的服务，最终达到使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到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的城市生活。

在2012年12月15日召开的崇礼城市发展论坛上，斯坦福大学研究员、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孟庆轩表示，智慧城市的目标是幸福指数最大化，而不是单一的GDP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