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生命伦理思想分析

摘要：《道德经》蕴含深刻而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道德经》对生死的论述涉及治国问题和民生问题，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文关怀。老子的生死观集中体现了五个方面的国家治理智慧：生死思想与德政治理观；生死思想与国家安全观；生死思想与个人利益观；生死思想与提升群众幸福感；生死思想与个体养生观。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阐发以生死观为切入点的《道德经》生命伦理思想中的国家治理智慧，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视角。

关键词：道德经；老子；生命伦理；生死观；社会治理

《道德经》作为老子的重要著作，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现出的生命伦理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处理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方式和态度。

一、《道德经》之生死思想简述

《道德经》一书五千余言，其中对“死”的论述能够较为充分地表明老子关于生死的看法，这也是老子通过生死问题阐发其政治哲学和民生思想的重要切人点。通过分析《道德经》中论及“死”之段落，可以看出“死”字凡１８处，出现在９个不同章节。从《道德经》论及“死”的文本可以归纳出，它对“死”之论述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第一，生死本身的状态。老子认为，“出生人死”，生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第二，生死的属性。老子认为，柔弱与坚强分别是生之属性与死之属性。第三，死亡本身具有必然性。在老子眼中，死亡是一种停止和终结，是对事物永恒性的打破和变化性的终止。第四，死亡之时间与方式具有偶然性。就死亡方式而言，老子认为不同的死亡方式及长寿短命都有着好坏之别。第五，对生死问题的论述常与对政治问题的论述相关联。第六，就情感而言，老子持悦生恶死的态度。第七，在生死境界论上，老子追求“死而不亡”的境界。第八，对长生与短命有明确区分。通过对《道德经》“死”字出现的频次和内容进行梳理，首先可以明确它对“死”之论述的层面和特点。后续分析将会详细讨论《道德经》是如何将生死思想和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相结合的。对《道德经》之生命伦理思想和生死观的深入探讨，可以了解老子如何将生死问题与治国问题相结合，不仅能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为当今社会治理现代化汲取思想智慧，也能够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力量。

二、《道德经》之生死思想与国家治理

《道德经》借对生死的讨论，阐发治国、爱民、养生之思想。老子对“死”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五个方面的国家治理智慧：生死思想与德政治理观；生死思想与国家安全观；生死思想与个人利益观；生死思想与提升群众幸福感；生死思想与个体养生观。

（—）生死思想与德政治理观

《道德经》借生死思想阐发对暴政的反对。这是《道德经》论及生死问题的核心论题之一。老子对民众面对死亡的心理有着比较深刻的把握，借此阐发社会治理思想。《道德经》第七十四章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在此，老子借死亡表明了自己反对暴政的思想。“民不畏死”，如果上天要使民畏死，那么上天会有“司杀者”，但如果治理者替上天成为这个“司杀者”，就难免会伤到自己，即“人君欲代杀之，是犹拙夫代大匠斲者，劳而无功也”“还自伤其手”。因此，老子主张治理者施行德政。老子通过生死思想明确表达当权者应当避免贪婪的物质享受和奢靡的物质生活。老子在阐述政治上的生死观问题时指出，君主不要过于贪婪地求取奢靡生活，如果君主总是“无厌之心，不知纪极”，那么，民众则会做一些铤而走险之事，即所谓“轻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一旦民众“轻死”，君主也难逃其祸。老子认为，民众如果处于暴政之下而无法获得安稳生活，他们是不怕死的，更有可能冒死抗争。老子关于政治治理过程中君主与臣民生死观的论述，其实是煞费苦心地对治理者进行劝导，希望其领会真正的无为而治之方，使国家安定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二）生死思想与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问题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老子的国家安全观视生死思想为一个侧面进行阐发，与其“小国寡民”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紧密相连的。《道德经》第八十章中描述过“小国寡民”状态的政治愿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是《道德经》描述的理想国家政治形态。通过《道德经》第八十章的描述，不难看出“使民重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建立了老子生死观与国家安全观之间的联系。对此，张三夕指出，在《道德经》“小国寡民”这段论述中，“死亡问题占有一个较重要的位置。老子认为，要实现或维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态，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国家安定、安全的前提之一就是人民安土重死，珍惜自己的家园。这样的思想主要根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因为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如果要进行长远的迁徙活动，会造成较多的社会问题，不仅不利于国家安定，也会使百姓缺乏劳作的田地，导致出现粮食短缺等问题，在迁徙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造成死亡。虽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社会状态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已不适用，但这种主张同时也体现了让人民珍惜自己生活的家园、热爱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的观点，这也是当今社会治理与德育工作需要引导现代人做到的地方。老子对国家安全和对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安居乐业状态的重视，在当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能够起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提升群众幸福感的积极作用。

（三）生死思想与个人利益观

《道德经》讨论生死问题，多次涉及国家治理和民生问题，涉及一己之身与家国天下的利害关系。老子和庄子作为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均对生死思想有所论述，但和庄子的生死观相比，老子的生死观更加人世。如果说庄子的生死观是一种挣脱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生死观，那么，老子的生死观仍与社会政治有很大关联。《道德经》第十三章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大患若身”思想是老子生死观和政治哲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切人点。无身则无患，并不是说让人舍弃其身，因为自己的身体已然是无法舍弃的。老子的论点在于既然已经有身有患，不如养其身而减其患。以此养身减患之态度，作为治国之方亦是如此。天下已有大患，则应以身当作天下从而做到贵天下、爱天下，拋弃一己之利。若能做到如此，则可托付天下于斯人。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种种问题，各种问题和乱象是不可能绝对避免的，但是国家治理者如果能够做到积极解决问题、及时做好应对，减少一己之私，以百姓之心为心，则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生不良问题的概率，降低已发生社会问题继续恶化的概率。《道德经》通过对生死思想的阐发，对治理者提出了道德品质上的要求，即面对生命与名利的抉择，“生死和名利何者更为重要”之道德取舍问题。在死亡与利益何者对人更为有害的问题上，老子提出了“得与亡孰病”论题。《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对于这三个问题，老子心中是有答案的，但他以疑问形式拋出这些问题，其实是为了引起世人对生命与名利之间轻重关系的反思：声名远扬和保全身体哪一样与人关系更为密切？保全身体和获得财富哪一样更为重要？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样对人来说更为有害？对此问题的反思，也是当代人仍应当做到的事情——面对利益考验，甚至是面对生死考验，能否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能否做到坚守底线、不忘初心？对于《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拋出的这三个问题，老子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出了他对于生命与名利之间关系的一个因果判断：“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道德经》第四十四章）过于爱惜名利、持有过多财富必然对人有着极大损害，世人争名夺利，实际上是在损耗自身，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因此，老子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回答其实是“身亲于名”“身多于货”“得与亡同病”。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利益考验时，老子认为可以拋弃其他所有外在于自身的一己私利。在当今德育工作中，老子的这种生死观显然具有较高境界，值得我们学习。这种“身亲于名”“身多于货”“得与亡同病”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启发我们：两袖清风的自己比拥有名利的自己更加高贵，人的本质存在比外界附加于人的物质条件更加重要，过于贪求名利会对人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老子说道：“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在这里，老子提到了两个面对生活的重要态度，即“知足”和“知止”。

（四）生死思想与提升群众幸福感

“知足”和“知止”是《道德经》中重要的养生方式，也是现代社会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关键。老子认为，不知足是引起灾祸最主要的原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名利不使人富，反而会危害人。与之相反，“知足者富”（《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世人通常认为物质和名利是对自我的扩充和完善，而老子认为这些都是外在于自我的多余之物，它们反而会损害自己本有的身体和生命。论及死亡方式，老子认为不同的死亡方式有着好坏之别和高低之别。“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河上公对此称：“强梁者，谓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从经教，尚势任力也。不得其死者，为天命所绝，兵刃所伐，王法所杀，不得以寿命死也。”暴烈刚强者不得好死，无法尽其天年而善终，他们的行为恰恰是一种教训和警戒，是应该被避免的，因而老子称“吾将以为教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河上公亦称“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也”。通过对不同死亡方式进行好与坏的划分，老子告诫治理者和民众应当以和善的方式面对国家治理、面对生活。建设和谐社会是治理者和个体应当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在当代的体现。

（五）生死思想与个体养生观

《道德经》对死亡的论述并不是消极的，其落脚点是为了更好地养生。就生死本身的状态而言，老子认为“出生入死”（《道德经》第五十章）。在老学史上，不同的研究者对“出生人死”的解释有着诸多分歧。如河上公从人是否具有情感欲念的角度出发，将心中存有的、使人精神劳顿迷惑的欲念作为死之原因：“出生谓情欲出（于）五内，魂定魄静，故生。人死谓情欲入于胸臆，精劳神惑，故死。”在河上公看来，死亡是由于奢靡之情、贪念之欲。王弼称“出生地，人死地”，强调生死的不兼容性，将“出生人死”直接解读为离开生地而进人死地，强调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韩非子？解老》称：“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人’。故曰‘出生人死’。”把“出生入死”之“人死”与下一句中“人之生，动之于死地”的“死地”联系起来看，“出生”即在世，开始存在于世间，“死”即人地，个体消亡而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韩非子》强调生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旨在强调道家所认为的“死生之变”实为“自然之化”。老子也肯定死之必然。这一点从《道德经》第二十三章的描述中也能看出：“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虽没有直接提到人的死生存亡，但将人与天地作比，通过对“天地尚不能久”的描述，暗指治理者不能施暴政，否则亦不能久。这种天人对比映衬出老子“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死亡之降临具有必然性，但何时降临、以何种方式降临则具有偶然性。在时间上，老子认为生命中随时都有危害生命的因素潜伏和存在于我们周围，因而＾我们要学会养生、善于“摄生”。“出生人死。生之徒８０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人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道德经》第五十章）但是，仅仅注意损害生命的外在因素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自我内在修养，从自身内部寻找能够使自己全生的妙道，而这种内在修养最重要的就是修炼自己知足不争、居弱守雌、不露锋芒的性格，应该避免勇猛精进、盛气凌人的态度。“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德经》中的生死思想，就作为个体的人而言，老子希望社会中的个体能够提升幸福感、知足常乐；就治理者而言，老子希望治理者重视德政、反对暴政。

三、结论

综上所述，《道德经》关于生死问题的论述，可作为反映老子治国思想和民生思想的重要侧面。它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治理者应该重视德政、反对暴政。“民不畏死”，暴烈的治理方式并不会使个体屈服，相反，只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二，强调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性。“小国寡民”的政治愿景虽然在现代社会已不适用，但老子对国家安全观的重视和对社会个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重视，对当今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提升群众幸福感依然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强调治理者减少私利私欲。在面对利益考验甚至生死考验时，老子认为可以拋弃其他所有外在于自身的名利。第四，强调通过养生提升群众幸福感。《道德经》主张社会个体做到知足不争、珍视生命、以和为贵。老子通过生死思想对治国问题、民生问题、暴政问题、政体问题等进行讨论，充分表明道家生死思想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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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雨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