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发展误区探究

一、使命的错位———“高等教育”逐渐淡出大学发展的视野

使命认识是高等教育质量是否合乎本质的前提。如果一种质量发展模式未能正确彰显高等教育自身的使命，这样的质量发展就不是科学的发展。勿庸置疑，高等教育是因其培养人和发展知识的本质而存在的。但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作为制度化的机构存在的高等教育却在社会影响和自身发展的思考缺失中逐渐偏离了自己的使命。由于高等教育不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有直接明晰的考核维度，因此，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基于声誉的组织。声誉就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代表，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证明。在很长时间以来，由于高等教育的声誉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和口碑上，不曾测量，所以高等教育的发展只是高等教育机构自己的事情。但当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基于个人身份或能力的稀缺资源，并极为依赖社会资源和社会承认才能生存和发展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就置身于公共话语体系之下。为了获得认可和支持，以竞争有限的资源，高等教育的发展日益走上了一个追逐排名的公共话语主导下的“声誉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声誉本应是一系列的内在气质所散发出来的，但由于缺乏对自身使命的思考，在外部考评和资助的影响下，它在导向上就被指标化、数字化和物质化了。由于人们并未对高等教育的应然发展及其标准进行成熟设计，为证明其合法性，高等教育只有用“一流”、“高水平”等标准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而“一流”、“高水平”等并不是一个高等教育领域的专有词语，并没有具体的内容所指，“一流化发展”的理想是把高等教育推向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衡量的指标，特别是它“避开了以下问题:什么是质量和什么是合理性，谁是一个合适的或好的大学的真正的判官……”［1］

从而造成在大学排名上，一流被异化为一个等级标准，即把各种不同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如把学生类型、班级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放在一起，用这些从高等教育活动中剥离出来的数据来评价高等教育。因此，它往往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含义“一流是一个通用等级标准，根据不同的内容作出不同的一流分类。例如，在学生类型上，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在学习过程上，学生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在学生来源上，非本州的学生越多越好;在生师比上，生师比越高越好;从教师看，终身教授、兼职教授、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作出巨大科研贡献的教师的比例越高越好”［2］。基于指标的声誉式发展，导致对数字而不是对内涵的把握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此种做法，雷丁斯严厉地抨击道:“好大学一定是最富有的吗?把图书馆看成是储藏知识的地方，那么它与知识是什么关系呢?图书量是馆藏量的最好的衡量标准吗?知识是简单地从仓库再生产出来的，还是在教学中生产出来的?”［3］把“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等声誉式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导致的另一影响就是高校发展的科研化。由于对人才培养效果的难以衡量，当前对高校的考评往往都从培养人转而为用学术声望，主要是科研成果来实施对院校的考评。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就集中表现为追求名望的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演变逐渐导致了一种竞争模式的出现———它并非建立在提高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上，相反，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了高等院校的学术名望的基础上”［4］。由此，排名似乎已经替代了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思考。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所言:“排名传达出一种对社会的错觉，一个对于大学教育究竟是什么的不切实际的印象。”［5］“名望驱动已引致重要收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正将美国不断向前推进的高校科研质量的巨大进步———但它也导致了各种畸形现象，妨碍了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的正常发挥。这其中就包括各高校奋力争取挤进研究型院校行列这一难以阻止的目标偏移，使它们偏离了自己原定的使命。”［6］

导致这种发展趋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和学术成就(以及为了晋升及终身教职所必需的学术记录)的诱惑确实已经转移了对努力提高教学水平的关注”［7］。更令人沮丧的是，在高校中，科研作为一项活动本身是作为服务于人的培养活动而产生的，在最早将科研正式引入大学的洪堡及一系列德国学者的观念中，教学与科研是统一的。当科研偏离人的培养，它的高等教育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但在排名驱动下的科研却可以与人才培养毫无联系，甚至因为导致教师精力分散而成为人才培养的阻碍。“一项研究的诞生需切合学术界、企业或者国家的社会利益。无论相伴研究职业而来的学者的生活利益，还是生产新兴药物或杀虫剂的企业期望，抑或研发新军事装备、完善交通运输乃至减少学校中学生的逃学行为，这些动机与高等教育当中的学生教育几乎毫无关系。”［8］罗纳德•巴尼特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导致了学术生活的扭曲。大学教师的成就最终归结为研究成就，其作为教师素质的一面则无关宏旨。相应的，高水准的研究成就极易成为衡量大学教师是否卓越的全部标准。我们必须看穿这种思想框架的实质:学术思想挂帅。”［9］当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被指向于偏离人的教育与培养的科研时，其发展已偏离了自己的使命，因为，我们确实不能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人的培养与发展。“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惟一的种子演变了成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教育的教学或传播活动。”［10］使命的错位带来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目标选择的混乱，由于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没有得到恰当的探讨和深入的理解，表象的发展代替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发展，迷失方向加上各种外部利益的诱惑，导致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二、价值追寻的错位———工具化追求而非自由追求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导价值

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偏失还明显体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主导上，作为一个追求真理与人的培养的机构，高等教育的价值应该具有去世俗性和去功利化的特点。但从当前的发展状况看，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工具化倾向。抛却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些其他趋利性活动，仅以高等教育培养人这个问题而论，可以看到，虽然当前人的培养问题仍然是高校的主要工作，也认识到高等教育要着眼于培养人的智性，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区分两种概念，即高等教育推动人的发展与高等教育实现人的工具化发展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把人的发展、人的智性养成作为目的，而后者把人的发展、人的智性养成当做实现其他方面发展的手段。由于没有深入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导致在高等教育的当前发展中，虽然一直在着力强调人的培养，但存在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一直把人的工具化当作对人的培养的重头甚至全部，工具性、功利性、世俗性成了高等教育的主导价值。从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看，正是因为工具化价值的极端膨胀，导致高等教育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完全分离，以及人文学科的极端不受重视;也正是因为人的培养中功利性价值的膨胀，导致学科专业的发展几乎完全受市场的主导，产生所谓的“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高等教育发展中价值追寻的工具化也使得学生在上大学的目的上，在专业选择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度的功利性特点，严重偏离了高等教育本该有的智性追求和精神性追求。如雷丁斯在评价大学的工具性发展时指出:“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的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界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11］价值追寻的错位使高等教育失去正确的价值引领，以一种有偏差甚至错误的观念引导着高等教育发展，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失去合理的价值坐标。

三、发展主体的错位———机构的发展代替了人的发展

谁的发展能够代表大学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认清的问题。高等教育是一种人才培养与知识探究的活动。其培养的人才和产生的知识才是高等教育发展考量的主体。但当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大学或其他组织存在的时候，制度化的机构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替代高等教育本身成为发展的内容，特别是当对高等教育的考核具体到对每所高校的考核上时更是如此。由于每所高校都有自己单独的组成与利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组织的大学会追寻自己的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不少学校在发展时都是追逐大学排名的上升，追逐大学规模的扩大与资产的增值等与机构发展有关的内容，而相对忽视了高等教育的主体———人的发展。这就导致以机构的发展代替“高等教育”的发展，偏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象的“发展”状况。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在高等教育的早期形态中，“最初没有教学楼或教育基金或超出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它们仅仅是教师和学生们自发的联合体”［12］，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高等教育却让其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见物不见人”、“见实体不见本质”的状况。一旦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时，就会造成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方向的偏离，其结果就是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资金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庞杂，而大学中的学生却越来越不受重视，大学中的人才培养工作越来越被视为一项可有可无的“边缘性活动”。一旦高等教育被当做一个个具体机构的利益而忽视其作为一项事业的整体目标时，高等教育中人的发展问题就被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发展中主体的错位带来的是对高等教育发展对象的不明晰，从而导致对发展对象认识的偏差，以机构的发展代替人的发展，使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明显有违高等教育发展的初衷。

四、发展文化的错位———适应性过度与引领性不足

高等教育是追求知识与真理、发展文化的活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其文化特质应该是批判、创新与超越的。社会之所以需要大学，需要高等教育活动，是因为“社会需要在自己领域内的某些地方可以开展纯粹、独立、不偏不倚的研究”［13］。因此，在社会的诸种活动中，只有高等教育才被寄予独立性与批判性的厚望，高等教育也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形而上特质的独立组织和超越者，从而发挥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但从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看，西方大学从宗教改革以来，中国大学自创建以来，高等教育就一直在政治和市场的影响下发展，高等教育或作为“政治人”的培养工具，或作为发展人力资本的工具，或作为推进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角色在发展。在现代性的发展论主导下，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满足经济目的的存在。政府—高校—市场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强，高校的自治和自身意识越来越缺乏，对自我发展缺乏思考，“大学的表现就像‘’，愿意按吩咐办事，去帮助任何拥有足够权力和金钱的群体实现其抱负或野心”［14］。高等教育发展对现实的过分屈从，导致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社会顺应”过度而“自我发展”不足。

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日益成为一个现代化怪圈中的奴仆，它很少去思考自身的本体价值和路径，而仅仅关注自己如何扮演好现代化发展的三要素“现代科层制度、高效技术及高生产力经济”的助推者。在这种不恰当的文化指引下，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组织正发展成类似政府部门的行政性组织或像一个教育公司，其组织自身的文化特色被埋没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替代，高等教育成为一种被人们追逐的权力代表或成为实现人们经济追求的“教育市场”。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文化的错位带来了高等教育中学术文化的衰败和管理文化的昌盛，导致管理者阶层不断地在高等教育中崛起，致使当今管理被认为是继教育、科研与社会服务之后的高校的又一功能。“管理的发展象征着德国唯心主义教学与科研合约的废止。……一流大学是这么一回事，普遍的管理原则取代了教学与科研的对立，结果教学和研究作为专业生活的两个方面就被包含在管理之中了。”［15］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高校的管理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独立于大学本身的管理者，有的已非学术领域中的人物，他们只是用企业的管理理念在管理着大学，从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过分强调自身对社会的适应性，把自己的角色降低为仅仅是政治或经济活动的服务者或参与者。有的大学管理者虽然是学术中人，但在长期以来对政府的完全依附的惯性导向下也失去对大学自主发展的思考，从而也只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或市场的规则在办学。长此以往，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学术文化不彰与行政文化、市场论调的过分发展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状况。曾执掌哈佛大学数十年之久的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任满结束时仔细研究了搅扰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目前危机”，其结论是未来发展的危机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偏离自己的方向，而过多地指向政治和商业活动。

博克指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从事政治活动，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大学或从内部施加政治意志;其二是过度扩张，指大学和教职人员的学校活动过度增加;其三是“商业化大学”，指大学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而从事无尽的、使人员组织涣散的活动［16］。也正是由于缺乏引领性，让“高等教育将变成———不管是在感觉上还是在现实中———仅仅只是另一个利益集团，全无任何能够将其利益提升至那些市场部门之上的特质”［17］。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正确地位应该是高等教育以其自身对知识的拥有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充当着社会发展的引领者。高等教育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是超越的、批判的，正是有了高等教育的此种特性，才让其在社会中充当着一个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当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等同于或屈从于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发展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少了方向的指引者。“世人对于大学犹多抱以崇高的期待，认为大学代表着独立的学术研究、开放的知识传播、智慧与真理的追求，以之和随时有腐化堕落可能的其他社会结构相抗衡，如果大学也沦为政治与经济结构及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将是整个社会理想价值崩溃的征兆，无异于万恶渊薮。”［18］高等教育引领文化的衰退不仅导致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失误，也让整个社会因之而受到损失，因为“受到困扰的、贪婪的人性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寻求救赎呢?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单单大学成为提供救赎希望的中流砥柱”［19］。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主题报告明确指出:大学要“完全独立和充分负责任地就伦理、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要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和前瞻功能”［20］。

五、发展观念的错位———固守传统的质量标准而创新性不足

在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时，总会用一定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价。在现行的质量评价中，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有意无意人们总是采用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作为评判整个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标准，其中既有精英高等教育的坚持者，也有无意识地受到精英高等教育思想影响的人。这是因为人类已有的高等教育多是以精英教育形式呈现的，对高等教育的其它形态发展尚缺乏深入思考。这就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发展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逐渐导致高等教育的同一化发展。由于质量标准被同一化，各高等教育机构在追求质量提升时必然会走同样的路径，如:当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把研究、争取国家项目、获得成果奖以及扩大教育资源等作为发展的路径，导致“千校一面”和资源拥挤。而现实情况是，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多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多类型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质量观，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体现，它符合了高等教育质量中适切性标准的要求。二是对传统质量标准的坚持也容易让人们忽视对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创新。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质量既是恒定的，也是变化的。在高等教育质量发展中有一些永恒的主题，如培育优质教育资源，养成优良的学风、校风，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等。但与此同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还必须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如在以往的观念中，人们认为掌握好基础知识就是质量的一种体现，考试成绩好就可以作为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准。但从当前的发展看，这已不能成为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些认识必须有所变革，创新而不是固守旧道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作者：李雪飞工作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