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信托法律制度的对比

本文作者：沈春女工作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

在中国，信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引进、发展起来的事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财产不断增加，人们在日常消费之后开始追求财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如何以个人财产养老和抚养未成年子女并实现公益等目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专业知识管理自己的财产，或者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值得信赖的个人或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理财服务。于是，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与融资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信托法律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由于两大法系的差异、最初立法的不成熟以及与已有法律制度的协调等因素，与英美法上的传统信托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信托制度仍存在诸多不明确、不完善的地方。为此，笔者将从历史上信托制度起源的原因来探究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进而比较分析中国信托制度中受益人权利的特点和弊端，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信托法律制度的起源

信托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制度(use)，即为了使B能够受益，A从C处取得一块土地，A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但A只能为B的利益占有、使用、处分该土地，并负有使该利益由B取得的义务。在这里，B享有该土地的利益。信托制度被称为最能体现普通法风格的、“英国法律才具有的最具特色的杰作”［1］。信托制度虽起源于英国用益制度［2］14，但最初也没有得到英国法律的承认。它只是当时的人们为了规避税赋、实现宗教信仰或者避免战争中失去土地等各种原因而形成的财产处分方式。因此，作为法律制度的信托制度以及更早的用益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1．用益方式成为处分财产的普遍方式。中世纪的英格兰处于农业社会，国王与封建主通过分封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统治，逐级分封使得同一土地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权利。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为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而通过用益形式来处分分封土地及财产。首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土地实行长子继承制度［2］14，禁止土地所有者将土地遗赠给长子以外的其他人。由此，一些土地所有者希望能有一种方法使其死后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女也能得到一部分土地以维持生计。为了规避长子继承的制度，他们在生前就先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以转让的名义移交给他人，委托他人经营管理，经营所生收益在其生前归其本人所有，在其死后归其指定的子女所有。这就解决了使长子以外其他子女获得土地利益的问题。其次，在长子继承制中，长子继承时必须成年，而且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土地继承金才能继承土地。如果土地的封臣死亡后，其成年继承人未能缴纳继承金，则封建领主有先占权;如果成年继承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缴纳税金，则该土地便收归领主所有。很多人为了逃避纳税义务，也纷纷使用用益方法对其土地加以利用。这样，继承人无须缴纳继承税金即取得土地的利益。另外，如果继承开始时长子未成年，封建领主对死亡封臣的未成年继承人有监护权，而且实行监护时封建领主管理封臣的全部土地并取得全部收入，只有待继承人成年并缴纳继承税金后才能继承土地。封臣为了避免封建领主取得继承人成年前的土地利益，也通过用益方式将土地转让第三人经营，使其未成年的子女在其死后能够直接取得土地的利益。再次，13世纪中期，基督教的传入使英国教会势力的影响逐渐强大，不少农民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纷纷将土地捐赠给教会［2］48，国家和封建主的利益受到损失。由此，国王颁布法律禁止农民向教会捐赠土地，但教徒为了达到捐赠土地和规避法律规定的目的，也采用用益的方式将土地转让他人，并使教会取得土地利益。最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对用益方式的推广也起到很大作用［2］48。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受封人背叛封建主，尤其是站在封建主的敌人一边，那么其土地就归封建主所有。但是，如果一个人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对他的土地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自己保留该土地的收益，那么即便这些人反对封建主，且战败被捉，那他仍会享受土地利益，不会有失去土地的危险。从上述历史事件看，用益方式最初并非法律规定的制度，而是人们为了个别需求规避法律而使用的财产处分方法。成为法律制度或者说用益权为法律所承认，是在用益方式成为社会普遍的财产处分方式之后。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本来应享有土地利益的受益人因占有土地的受托人不道德行为而受到损害，而普通法只保护受托人的所有权、不承认受益人权利，所以最终衡平法院确认了用益权。

2．受益人的用益权为衡平法所确认。虽然用益方式被广泛使用，但当时的法律只承认土地所有者将其土地转让给受托人的合法性，却并不承认受益人对受托人所享有的请求给付因其经营该土地所生收益的权利。因受托人的原因使受益人利益无法实现时，得不到普通法院的任何救济。也就是说，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法律关系，只是道德关系，受益人能否从受托人处获得有关的土地收益完全取决于受托人的道德水平。如果受托人拒绝向受益人交付该收益，则受益人的利益得不到普通法的保护，也不能向普通法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其利益。得不到普通法保护的受益人被迫向国王请愿。当时的国王被认为是“正义的源泉”，他在法律上为自己保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最终为臣民实现正义。14世纪，经国王的授权，英国的大法官开始出面处理类似案件。大法官更关心人们是否履行了道德义务，并不关心是否遵循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法官根据“正义、良心和公正”的原则，强迫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以保护受益人的权益。15世纪中期，通过大法官的判例，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关系被正式确认为法律关系，受益人享有受益权，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保护这一权利［2］63。至此，用益制度终于在英国成为处分财产的一种合法方式，不但被人们继续用来处分其他不动产，而且在16世纪30年代，利用用益方式发生的动产转移在英国民间也已十分常见。但用益方式合法化并广泛使用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一是使国王失去了他在臣民土地上所享有的巨额封建附属权利，另外也导致了一些居心不良者利用用益欺骗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事发生”［3］。“继承人被不公平地剥夺了继承权，领主失去了他们的监护权、婚姻权、救济权、继承权、财产收归公有等权利……已婚男子失去亡妻遗产，秘密遗嘱引发的伪证……”①为了收回封建附属权利、平息国内的一些骚乱，1536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制定了著名的《用益法》。这部法把与土地有关的用益权规定为普通法上的权利，受益人成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人，负有向封建领主和国王缴纳土地税赋的义务，从而也限制了用益方式泛滥给封建附属权利造成的破坏。为了规避纳税义务，又出现了“二重用益”，二重用益人利益后来也得到衡平法保护，信托理念逐渐形成。因此，《用益法》被誉为现代信托法的起点，“是英国立法机构对英国的私法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3］，衡平法院也因而被称为“信托之母”。

二、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属性

由于没有上述信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且传统民法强调“所有权绝对”和“一物一权”以及物权法定等原则，因而在很长时间里大陆法系国家难以接受信托财产上存在双重所有权的法律制度。然而，出于政治或经济上的原因及需要，民法法系国家近年来纷纷引进《信托法》。但是，由于立法仍没能从法理上解决信托法律关系与传统民法的物权关系，因而如何使两者协调或者本土化一直是学理研究的热点。而笔者却认为，不论是否协调或者能否本土化，正确理解原本的信托法律关系属性才是最根本的前提。信托涉及三方主体，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基于委托人的信任，受托人取得委托人的财产所有权，但受托人负有向受益人交付因该财产取得的所有利益的义务。对于信托法律关系的法律属性，应当从三方主体的权利属性角度来理解。

1．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信托容易被误解为合同关系的主要原因就是信托是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合意而成立的。即便是遗嘱信托，信托关系也须在受托人承诺后成立，这种意思表示产生的法律后果不是形成债权关系，而是使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为第三人利益占有、使用、处分该财产。因此，可以说这种信托合同或者信托遗嘱是一种财产处分方式。信托合同虽名为合同，但与抵押合同或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样，系物权合同的性质。信托区别于委托(行纪)合同或者制度。委托关系主要调整委托人与受托人及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债法中的一种合同关系，而信托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物权关系，对所有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属于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委托行为构筑的是被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不以财产为必要，而信托则是以财产为中心构成的法律关系，系委托人处分其财产的方式。

2．受托人的信托财产所有权。根据委托人的意思，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法律保护受托人占有、使用且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但受托人的所有权不是完整的所有权，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负有返还信托财产利益给受益人的义务，这是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因此，受托人仅享有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能，不享有收益的权能。这正是为传统民法典国家所不能理解的地方。传统民法强调所有权系完全物权，否则就是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而且，无论是完全的所有权还是用益物权抑或担保物权，权利主体均为受益主体。由此可见，受托人基于信托取得的权利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物权，但从权利的内容以及委托人的意思与行为来看，受托人的权利系所有权性质［4］93。由于受托人的所有权系不完整的所有权，而所有权又是对世权，因此，为保护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信托法律关系必须登记公示，以明确该财产的权利主体和范围。

3．受益人的受益权。一些学者主张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应确定为受托人，因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并没有实际支配的权利，而且受托人也在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另外，在公益信托中，受益人并不确定。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为所有权，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则是债权。但是，从历史上法律对受益人权利保护的相关制度看，受益人才是信托财产的真正权利人。受益人的受益权在英美法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基于这一权利享有信托财产利益请求权。如果受托人违背原已达成的协议或者委托人的意志，拒绝交付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利益或者拒绝在规定的时间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益人，那么受托人在“衡平法上”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信托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大法官不仅强制受托人，而且强制其继承人以及从受托人那无偿取得信托财产的人承认受益人的权利，甚至反对有偿取得者而维护受益人的权利［4］93。这也就是说，受益人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具有物权对世性的属性。由此，受益人的受益权非债权，而是物权。另外，根据当时英国的税法规定，信托受益人的继承人负有对信托财产缴纳遗产税的义务，可见，受益人被视为了信托财产的真正所有权人。

三、中国信托制度的特殊性

信托制度发展到现代，已经与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一起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四大支柱，并日益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财产管理制度。中国在2001年正式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目的是为了规范和发展商事信托。由于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其他信托活动中出现的不少问题与缺乏信托关系的基本规范有关，因此，先行制定调整信托基本关系的法律是必要的。所以，信托作为一项基本的私法制度被“捆绑式”地引入中国［4］24。如前所述，所有权的区分是信托制度的主要特征。历史原因形成的信托制度一方面使受托人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人们把受益人对信托利益享有的权利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4］2，两个不同审判程序分别赋予两个人在同一物上享有一套权利和权限。法理上的冲突和社会需求上的矛盾也使中国的信托制度独具特色。

1．所有权归属模糊不清。中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根据这条规定，委托人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不是“转让给”受托人。“委托”这一词语更容易让人理解为委托合同关系。按照委托合同，委托人应当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只是将该财产委托他人管理，并使第三人或受益人取得利益。因此，受托人在信托关系中只享有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而不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即便他可以处分财产，也是基于委托人的意志履行合同义务。

2．赋予委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以权利及地位。这一特点体现了大陆法系信托法与英美法系信托法的根本差异。中国信托法肯定了委托人在信托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赋予委托人的诸多权利，如信托运作的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调整请求权、对受托人不当信托行为的撤销申请权、对受托人的解任权等多项权利。委托人的诸多权利主要基于信托关系是由委托人设立的，且受托人一般也由委托人选任，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不仅关系到受益人的利益，更关系到委托人的意愿能否实现。而且单一所有权的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深蒂固，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立法中都“确认了委托人作为信托利害关系人之一的地位，也赋予其享有一系列与其身份和地位相适应的权利”［4］95。如果按照合同关系来分析信托关系，委托人才是信托财产的决定权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均为委托人授予的合同权利。因此，在中国信托关系中，委托人的地位似乎更高于受托人与受益人。而在英美法中则不同，信托一经有效设定，委托人便与信托关系相脱离，委托人原则上对于信托财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除非其在信托文件中对某些权利作了保留。这种规定是由信托设立的目的决定的，即给予受益人以受益权是信托根本，至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如何管理与信托委托人利益无关。因此，英美法系下委托人在信托设立后便从信托关系中退出，衡平法选择了受益人为权利人。随着合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近代英美信托法学者也开始转变对委托人权利和法律地位的认识。

3．受益权属性不明确。《信托法》第43条将受益人权利概括为信托受益权，并具体规定了信托受益权包括信托利益享有、监督信托事务等权利，但对权利性质并无明确界定。这也导致了学理上关于受益权性质的不同观点，即物权说、债权说、物权债权并存说、特殊权利说等。从《信托法》现行规定来看，很难用传统民法的二分法来解释受益权的性质，因此，应当把信托财产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这是因为:首先，受益权是由信托目的所派生的权利，信托设立的目的不是信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通过受托人执行信托财产使受益人获益;其次，受益权属于法定权利，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存在;最后，受益权是由受益人的收益权派生而来的，受益权中的其他权利从属于该权利，并且服务于该权利，从而形成受益权的内在体系。如果将受益权解释为债权，那么就不应赋予受益人过多的保障，否则会破坏债权平等的原则。而且《信托法》第17条规定的受益人以信托财产对抗受托人个人的债权人的权利以及第22条规定的撤销权均体现了对世性和排他性。如果将受益权界定为物权，虽然符合保障受益人的立法政策，却不符合传统的物权法体系，因而将其解释为独立的权利更适当。

4．信托登记制度不完整。理论上一直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托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但信托财产不能继承，而且在受托人破产财产中排除，也不在受托人的债权人强制执行的财产范围内。另外，还有禁止、混同限制和信托财产的有限责任等独立性。因此，信托财产如果不以一定方式向不特定第三人公开，第三人就可能有不可预见的风险。为此，在强调第三人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价值的大陆法系国家，信托财产登记公示制度成为普遍的规定。这是大陆法系信托与英美法信托制度的不同。英美法不重视信托财产公示的主要原因在于，衡平法侧重保护信义关系，保护信托受益人，而不是交易安全。中国《信托法》第10条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中国物权法也规定，信托登记仅限于不动产及与不动产相关的权利，动产转移的公示方法是交付。这就使以动产为信托财产的信托关系中，动产交付只公示受托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无法显示财产的信托性质，甚至还掩盖了财产的信托性质。因此，中国目前关于信托登记制度的立法存在缺陷:一方面，《物权法》物权公示的一般规定中没有信托财产的公示规定;另一方面，《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的登记制度忽视了动产信托的公示问题。

5．实践中应以商事信托为主。信托源于英国民事信托，或者说私益信托。土地使用人为避免土地在其死后被封建领主收回，使其未成年的继承人或除长子之外的其他亲属不能以土地为生，便在生前将土地转让他人，要求受让人把土地收益给付其指定的亲属。信托的目的仅在于使特定的人获得利益，而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仅限于维持信托财产。但随着信托制度的发展，商业信托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它在大规模的财产管理方面显示出了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功能。信用良好的机构受托人凭借较低的信用风险和破产风险得到较大的发展。发展商业信托、将信托作为融资方式也是推进中国信托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当前中国有关信托的法律规定看，中国的信托关系更似合同关系。受托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主要是基于合同关系而取得的权利，信托制度的目的是使受益人取得委托人希望的、以其财产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利益，而且委托人是通过受托人以其名义直接占有、管理、处分财产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如果信托受益人和受托人的权利仅限于合同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权利，而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性质的话，很可能因为善意第三人的原因而得不到保障。因此，应该借鉴信托制度的原有含义，明确界定信托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对这一权利符合物权取得相关规定的即应办理登记的财产进行登记或者转移占有。同时，受益人的权利作为信托制度的最终目的应当受到更多保护。鉴于与一物一权的物权原理的冲突、当前各国立法以及学者的主流观点，受益人的权利为债权性质。但为保护受益人权益，借鉴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的债权优先性，受益人的受益请求权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并通过登记制度予以公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