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电视文化特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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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40年代末美国国内电视的出现以及50年代初期电视的普及。这使旧时的好莱坞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而使那些独立制片人获得了最大的解放。美国人逐渐不再去电影院而开始呆在家里，通过自己的电视观看免费的话剧、综合节目以及新闻报道。好莱坞用一种新事物――宽银幕来回答这一挑战。“电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好莱坞的这一说法是成了现实。然而在事实上，所有这些所谓的新技术：宽银幕、宽银幕立体电影、陶德立体和有幻觉效应的宽银幕，扩大每格画面的尺寸，从而使观众的视野几乎扩大到视线所及的最大范围，也只不过是尺寸上大了一些而已，本质上并没什么变化。所以这也就根本不能改变电视已在人们生活中确立的重要位置。

一、电视给大众带来了什么

现代人一踏进家门，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独自在家时，电视节目也是最好的伙伴。电视机放在客厅里，有朋友来的时候，边聊边看，或只聊不看，但让它继续开着；电视机放在餐厅里，边吃边看，当然也一样可以开着电视只吃不看；电视机在卧室里，听任它自说自话直到主人睡着为止……就在电视屏幕的斑谰变幻之中，人们感到了愉快、轻松、充实。

在现代生活中，电视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新闻的概念正在改变，由原来的“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变为“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各门类艺术在电视的冲击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电视靠拢，MTV、相声TV，电视小说、电视戏剧……形形色色的“新型”艺术样式如同生命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怪胎，生机盎然，同时又让传统的艺术家们惊骇不已。第一位影视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的诞生表明，在政治生活中，电视表演已经成为政治家们的一项基本技能和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企业来说，没有电视广告宣传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美国信息调查公司曾发表一份“电视广告功效研究”指出，在电视上推出精致有内涵的广告，比附送赠品、减价或展示等促销活动更能达到吸引顾客购买的目的。这项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罗迪斯教授的研究，是由包括百事可乐等数十家知名厂商及三大电视网共同赞助的。在八大城市的八大超市设置监看记录器，统计顾客购买产品品牌；同时在3000户家庭装设电视监视器，以了解他们收看电视广告的情形。6年的观察研究发现：与其花大量经费用在附着赠品、减价促销，不如在电视黄金时段中做广告，因为民众购物的动机常来自电视诱人的广告，似乎大部分人都被电视广告的魔力所吸引。因为电视广告结合许多“唯美”与“非理性”的影像，迫使观众不用大脑思考，而简化成一种经影像刺激后的“感官反应”与“购物冲动”，使人们对商品产生“假性需求”，其对观众烙印的虚夸效果，远胜于其他促销活动。

但对于大众趣味的基本性状还是要有一些认识的。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理·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①这说明了为什么轻松、滑稽的娱乐性节目和包含性与暴力内容的电视剧常常处于收视率排名的前列。有的人还直截了当地说：色情、暴力和金钱故事最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

对于公众趣味的庸俗和低下，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遗憾之余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早在古罗马时期，诗人卢克里梯乌斯就曾经分析过那种对他人受难持平静的欣赏态度的心理状态，他说：“从岸上目击一个不幸的水手在波涛中和死神搏斗，是有甜蜜的趣味的，这倒不是我们对别人幸灾乐祸，乃是因为自己脱然于灾祸之外，不免觉得庆幸”。现代人更认为：“从心理学家的眼光来看，对暴力刺激的需要是施虐与受虐两重心理冲动的宣泄要求。这两重心理中交织着恐惧和快意两种预后的情绪状态：暴力犯罪的情境首先造成恐惧感，而恐惧心理的宣泄也会带来快感；暴力惩罚的情境当然突出地造成了恢复心理平衡的快感，然而在快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混合着对暴力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暴力镜头给受众带去的是某种优越感或心理冲动的宣泄，那么屏幕上的挥金如土则替观众了却了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奢华、挥霍的夙愿。难怪前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到其生活方式被美国记者贬为浪费、糜烂的时候反唇相讥道：“哪有你们的《豪门恩怨》奢侈啊！”

当代的文化精英们对电视持众口一词的否定态度。文学界人士则批评：“电视上只标榜一些油头粉面，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的人物”，“电视剧所呈现的心态，只是盲目追求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形态，没有肯定真正的爱情、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所以，娱乐节目在不说教之中，也会像鸦片一样无形中对人产生麻痹作用。”而一位经济学家则尖锐地指出：“少数资本家拿钱支持电视节目，使大众趣味沦为低俗，娱乐变成麻醉。他们出大量的钱，在电视做广告，推销社会的非必要品（奢侈品），使其畅销流行，成为社会的必需品，影响市场的机能。电视剧往往愚弄对社会贡献最大的农夫。”心理学家分析，“目前社会收入与支出不成比例的奢靡现象，相当受电视中的广告、歌舞、戏剧的影响。大家都以电视剧里的食、衣、住、行，作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的目标。不这样，仿佛就短了半截。”④极少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则索性不买电视机，用这种与电视绝缘的方式来拒绝“电视麻醉剂”。只要看看这些严厉的批评，人们似乎就不能不产生电视乃是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精神鸦片的感觉。究竟，是电视的本质如此，还是从业人员们错误地利用了电视从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呢？

电视的影响与人们对电视的敬畏于构成了一个互动的过程：电视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越大，人们对于电视就越敬畏；而人们对于电视越敬畏，电视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个过程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发展，很容易造成一种电视的神话。电视逐渐被人们当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成为一种崇拜物。对电视的崇拜成为一种类似宗教崇拜的社会文化形态。

宗教崇拜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崇拜对象有着盲目的、非理性的尊崇与依赖。文化人类学者埃米尔·杜尔干认为，宗教起源于社会本身和社会需要，把神圣的事物与世俗的事物区分开来的是社会而不是人，“神圣物”必定是一种象征，但象征什么呢？被视为神圣的物体象征着整个社会都认为这种东西是神圣的这一社会事实。而对电视盲目信从、盲目尊崇，正是当代电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有些电视学者认为，电视与宗教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两者都具有一种吸引大众主动去接受其信息的力量，也就是能使信徒或受众心甘情愿地前来听其指挥的功用。为了追求廉价的、轻松的娱乐，为了满足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为了在对世事世人的评说中取得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为了在躲进家庭壁垒逃避开周围的喧嚣烦乱之后不至于过分孤寂，也为了在“动态归隐”的孤独状态下能够找到一点与社会相互认同的安全感，亿万大众全然自愿地拥到电视机前面，成为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一批“信徒”。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正是利用普通人的这种心理倾向制造社会"热点"的。当电视媒介为了商业的或是其他的利益，运用自己的超级影响力对一个事件、一个话题、一种思潮、一种潮流进行炒作的时候，这个对象就会迅速膨胀起来，而且会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注意它。同时，每个人也感到了周围的人们都在注意着同一个对象，为了与大家看齐，他在注意到热点的同时还不得不保持很高的注意力，以便不会在公众中显得过于“无知”。事实上，这些热点往往同社会、同个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甚至也并非真正的个人兴趣。如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许多原本对足球毫无兴趣的青年人也只好“热心”地关注比赛，甚至硬着头皮熬夜看现场转播，就是怕跟不上潮流，被别人当作傻瓜。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小，又似乎是每一件事都发生在你的身边，你能不去关注它吗？这个社会又是一个交流的社会，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又怎么在这个世上立足呢？故此，人们对这种同自己无关的电视节目的关注又实在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考虑的。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去生存的大问题了。

在电视的参与下，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最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改变的，无疑是那些领导流行、制造流行的人们。在花都巴黎，随意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时装杂志，有行销世界各地的《时尚》、《巴黎时装总汇》、《乔伊丝》，也有普及性期刊《妇女》、《时装与制作》等等。此外，在几乎所有主要综合性报刊中都辟有时装专栏。然而，真正将时装之都的浪漫风情传递到全球各地、并在巴黎制造出时装文化氛围的，在今天，首先应当归功于电视了。每年两季的时装会，电视台在夜间新闻中即时报道，评点名家，普及时装文化，引导消费潮流。电波将这些争奇斗艳的名模的身影带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洲，每个人都能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一流设计师的一流作品，领略一流模特的动人风采。但是，在巴黎，没有人能找到电视里的时装广告，时装广告早已改头换面，让黄金时间节目中的电视明星成为自己公司产品的活广告。潘虹赴法国参加电影《末代皇后》的首映活动时，巴黎时装名牌“路易·费洛”捷足先登，为潘虹接受电视采访了提供服装和化妆品。节目结束时，主持人很自然地提到，中国影星潘虹今天穿的是“路易·费洛”的最新设计。用明星们提高身价，名牌被再次镀金，二者结合的可谓浑然一体，巧夺天工。正是这些不遗余力的电视宣传，使名牌不仅属于巴黎更成为全世界追求时尚的人们的目标。成群结队出入于夏奈尔、圣洛朗专卖店的游人们大都没有能力购置那些高档时装，但与时装共有一个商标的香水、提包、饰物却给人带来心理满足，本来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品牌标志，此刻赫然在握，心中自然也是找到了一种平衡。

电视不仅扩大流行的范围，推动流行的力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毫不客气地制造着流行，这一点尤其是人们所始料不及。在服装界，原先流行色在兴起的初期阶段是完全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当大潮过去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的流行期、流行范围和流行特点，这对生产和销售毫无积极意义。服装界人士终于一改跟着流行跑而转为来预测流行、领导流行，电视无疑成为了最好的宣传助手。每年两次的流行色预测的结果，直接影响世界纺织面料和时装的生产与销售，被推出的流行色是靠以电视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和制造商共同描绘的，而不再像当年那样完全出于消费者的选择。在流行色预测之前，各种各样大规模的宣传和表演已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什么是时髦”的概念，被服装界通过传播媒介推向社会的潮流在无形中驱使人们向流行靠拢，难怪国际纺织品经销商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现在是靠流行色嫌钱的时候了！”

被电视推销过的任何一种文化似乎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侵略性和某种霸道行为。时装文化也是如此。西欧或是巴黎的流行色明显地反映了以欧洲人受好为主体的审美心理，带有强烈地域性、民族性特点。然而亚洲各地，无论是日本、香港还是中国大陆，不仅热衷于追求时尚的人们对之一丝不苟地照单全收，甚至服装界人士也不敢对此有什么“越轨行为”，因为通过电视屏幕传送过来的画面不仅说明“这就是流行”，还说明"不这样就是错误"，而错误是会直接导致本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业在下一年度中所面临的困境。

电视对于公众行为方式同一追求的影响甚至会表现在非常隐私的方面。例如穿睡衣、睡袍的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毫无根基的。但近年来却颇有流行之势，这从商店里睡衣类的销售情况中不难看出。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相当隐蔽的“流行”呢？事实上，在一般媒介中很难见到推荐或是介绍“睡衣文化”的内容，睡衣制造者甚至也很少为自己作广告，唯一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变量就是近年来电视中，特别是电视剧中穿睡衣、睡袍的镜头数量甚多。当电视剧中那些通常有教养的、有身价的男女们总是身着睡衣、睡袍躺在床上或是活动在居室里的时候，它就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人们都是这样的”规范性样本，这样就我形中引导了观众也按照这一行为方式来生活。而许多观众也就真的依照这样的规范来行事，以避免与他人不协调而带来的孤寂感，同时也希望借此可以提高自己的教养程度。

电视对于受众的这种强制性规范作用，很像幼儿园中经常做的一种“请你跟我这样做”的游戏。阿姨一面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一面做出某个动作，小朋友们就跟她做出了那个动作。如果哪个孩子没有效仿或是效仿的不对，就成了犯规。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幼儿园的游戏规则是人为制定的；而电视的规范法则却深深植根于当代社会的公众心理之中。

以电视为规范样本，在生活行为上同一化，不仅表现在衣着方面，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当年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中的一头短发，曾掀起席卷全球的短发热潮，如今电视机前的人们要追随的岂止是一个发型。从雀巢咖啡到果珍橙汁，从可口可乐到轩尼诗XO，从麦当劳到肯德基，传统的生活方式几乎全被打破，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习俗不经消化即被灌入。早晨的稀粥油条换成了牛奶面包，太极拳被迪斯科代替，绿茶改为红茶……男女受授不亲的古训在"浪漫"的招牌下成为十字路口的拥吻，年轻女士手持香烟的形象成为性感的代名词。卡拉OK成为无数年轻人追梦的手段，因为电视里时不时有OK大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最能说明电视对人的强在的引导作用的怕是要算1994年美国各大电视网对辛普森逃亡事件的"追击"报导了。这年6月12日，著名的前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的前妻及其男友的寓所被人谋杀，辛普森成为主要嫌疑犯。6月18日，正在取保候审中的辛普森却突然乘着他的白色福特野马牌汽车离家出逃，警方闻讯出动大批警车和直升飞机。在辛普森逃跑的加州长滩的高速公路上围追阻截。消息灵通的美国各大电视网闻风而动，也立即派出了大批记者，三大商业电视网、福克斯电视网以及CNN还都派出了自己的直升飞机。庞大的电视记者队伍和电视网直升机群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警察，于是在空中和地面上四面八方对辛普森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监视包围圈。于是，电视观众通过现场直播看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追捕的壮丽景观：高速公路前方的重重路障和后面警笛呼啸的追踪车队，公路两旁闻讯而来的看热闹的群众，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直升飞机……当然还有通过长焦镜头拍摄下来的，神情沮丧地蜷缩在汽车后座上的辛普森。辛普森当然要沮丧，因为在各电视网的通力协作之下，他的这次秘密行动（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要逃亡）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开游行，要知道观看者是全世界的几十亿电视观众呢。

二、人们要消灭电视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政府大楼被炸毁，举世震惊，美国公众愤怒而又沉痛。在此时刻，电视界认为爆炸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在娱乐性节目中出现爆炸的场面则会有用公众的悲痛取乐之嫌。可是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偏偏极喜欢玩爆炸题材，在此之前已经制作完毕或是即将制作完毕，不久就计划播出的这类节目竟有一大堆。然而各大电视台的反应也是惊人的快，ABC立即修改其正在播出的肥皂剧《我所有的孩子》在内容，删去了女演员鲁宾·玛特森计划在婚礼上放炸弹的情节。在爆炸发生之后的一周里，CBS撤下了一部有关人质危机的影片，福克斯则取消了一集有爆炸内容的《批评家》的播映，HBO则停止了电视剧《华柯的伏击》的演播；另外对来不及取消和删除的节目，则尽可能地加以修改，福克斯在播放一部有炸弹情节的故事片时，修改了其中在爆炸中人们仓惶出逃的场面。相形之下，好莱坞则"迟钝"得多。高成本大制作的沉重压力和电影界惯有的傲慢态度，使有爆炸场面的影片仍然按原计划推出发行，甚至有在影片中添加炸弹佐料的迹象。对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法，希拉丘茨公司的汤普森说：“电视系列片必然会比电影更为敏感，因为我们必须使它们受到欢迎。……电影是一个晚上就解决的事，电视系列片则是我们要将其介绍给母亲、家人的长期客户。”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对公众的影响，是电视制作人所心知肚明的，平常时候是无所谓的，一旦出了问题，大家也是尽量避开被人抓住鞭子的。

1973年9月30日晚，ABC"星期日晚间影院"的电视栏目中播出了一部电视影片《警察》，剧中有一个情节，描述一群少年把汽油浇在街头流浪汉身上，然后点火将他们烧着。两天以后，在波士顿，6名男青年如法炮制，将一位女汽车司机拖到空无一人的停车场，逼她用汽油往自己身上浇，然后把她点着，使她变成一柱火炬，而后扬长而去。这位女司机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当时的波士顿市长凯温·怀特说，他认为这一暴行与ABC的电影有关。《纽约时报》则指出：“这一可怖的巧合不容忽视”。此后，在美国就掀起了一个相当激烈相当广泛的全民反电视的暴力运动。

30多年过去了，尽管反电视暴力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我们却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中仍然暴力成灾，枪击、格斗、谋杀、伤害，比比皆是。美国的电视机构顶着舆论的压力，继续传播暴力的或是其他被公认反对的节目内容，实在有其自家的道理吧。

美国的公众已经普遍认为，暴力与色情内容是美国电视的头号问题。1995年8月，《纽约时报》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1209名被调查中，半数以上的人说不出电视等通俗文化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最为不满的是节目中“充斥色情、暴力和低级下流的语言”。据一位学者在1959年进行的实测统计，美国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平均10集电视剧中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小时有7个暴力场面；每周电视中会出现600个不同的暴力场面；半数以上的剧中主要人物有暴力行为，其中1/10是杀人凶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发起了一场抑制动画暴力的运动，她组织小学生监视并记录卡通片中的暴力场面，然后向小朋友们通报，凡是被认为有暴力内容的就上了该运动的黑名单，全体运动成员就会拒绝购买以这种卡通人物作广告的儿童商品。这种经济制裁的方法显然比空谈反对或是游行请愿都更具威力，只可惜尚是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因而对电视业触动似乎并不大。

另一些专家进行过更为扎实的研究工作。瑞典社会学家英加·萦内松几年前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了暴力行为和过多收看电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位女学者在马尔默市对200名学生收看电视的习惯进行了为期10年的调查。她所得出的结论是，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的6岁儿童在6年以后可能出现攻击性行为和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她说，研究没有证实“电视必然自发导致暴力行为”。不过，“就像吸烟会增加患癌症的危险一样，看电视当然会提高孩子们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这种反电视暴力的运动还从美国国内发展到国外。近年来加拿大的公众就一直在强烈提高认识美国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因为在加拿大境内，有80％的居民能直接或间接收看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所以该国居民对于邻邦这方面的文化入侵十分敏感。一个13岁的女孩发起了“禁绝电视暴力”运动，获得了500多万人的签名。对于总人口只有2千多万的加拿大来说，这个签名人数可以理解为反对美国电视暴力是举国一致的行动。1996年3月，加拿大广电委员会（CRTC）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弄清处理电视暴力的方法。该项调查认为：与电视工业自愿登记来限制电视暴力同时进行的，还有由父母授权来对电视节目进行分类和区别出等级，同时提高公众的反暴意识和加强媒介的人文素质，这些都是必要的。该调查声称，对孩子的保护成为加拿大传播领域一项永远关注的问题。

一个对药物或酒精产生了依赖性，有了瘾的个体是一个不健全的个体；一个对电视这种人造媒体产生依赖性，有了电视瘾的人构成的社会同样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电视每天都在吞噬着人们大量的宝贵时间，其实就等于在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制造消极，传播暴力，散布庸俗这些问题至少在那些反电视主义者看来是存在着极大隐患的。为了把人类从电视手中“解放”出来，世界各地已经有了不少反电视组织，并且一直在为把电视驱逐出社会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们所反对的已经不再只是电视中的暴力或无聊，而是电视本身。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华森维丽，一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一次“戒电视日”活动，在每年的5月7日，数百名学生都要在公共墓地参加一次电视葬礼，同时宣誓要戒绝收看电视的“恶习”。电视泛滥的确使学生们难以自拔，不断有报告指出，电视影响了学生的视力，影响着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的体重、性格，对人生的态度等等，最直接的影响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因此，在电视葬礼上，一台彩色电视机被安放在灵柩中准备埋葬，而前一年被埋葬的电视机的坟墓上还洒满了鲜花。一位小学生代表宣读祭文：“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过，我不看你，我会过得比较好一点，我的成绩分数提高了，我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和朋友”。③当然这些戏剧性举动肯定是出于成年人的指使，但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活动照例要受到电视记者的采访，而当“埋葬电视机”的电视新闻在地方电视台播放的时候，那群参加过“葬礼”的学生则满怀热情地围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寻找自己的光辉形象。

三、对于电视的评价

还在电视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就已经预感到，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将会给人类生活带以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有人充满乐观主义的愉悦，有人则满怀着悲观的沉痛。

我们看到邻近城市的公民聚集在市集广场上，外国的首相在发表演讲，大洋彼岸拳击运动员在争夺世界冠军，英国的乐队在表演，一位意大利的花腔歌手歌唱，出事的火车的残骸仍在冒烟，狂欢节街头上戴着假面具的人群，从飞机上穿过云层看到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峰，穿过潜水艇窗子看到热带鱼，汽车工厂的机器，探险者的船在同北极的冰层搏斗，我们可以看到维苏威山上的灿烂阳光，而一秒钟之后又看到在同一时候照耀着百老汇的霓虹灯。不必再麻烦语言来详加描述，外来语言的壁垒也变得无足轻重。广大的世界亲自走进了我们的房间。今天，卫星电视发射网络在理论上已经覆盖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有至少60％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有一多半人每天在电视机前消磨掉一小时到数小时的宝贵光阴，数千个电视组织昼夜不停地把无法计数的节目信号通过发射塔、通信卫星和传输电缆传送到千家万户。

在许多地方，电视工作者和文化精英们都十分怀念创办初期的电视。在美国，50年代被称作电视的“黄金时代”，剧作家查耶夫斯基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对比那个美好时代说：“现在的电视，在技术上，超越以前不知有多少，然而在一切为收视率的旗帜下，电视已经走进了它的黑暗时期。”

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曾写过一部小说，在小说中他同样表明：广大的世界走入每一个房间却绝非什么幸事。在这篇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说《1984年》中，电视机已经进化成为一种双向系统的“电幕”（TELESCREEN），统一播放，受众不能自行关启，每时每刻都在向全体民众强行灌输着充满谎言的政治神话，同时又全方位地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在那个“老大哥”统治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度里，“电幕”是一个邪恶而令人生畏的专制工具。

尽管电视在受到人们的这种批判，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则在于，电视太容易为人填充空虚，制造欢乐，甚至用美妙的幻想来掩饰严酷的现实，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产生依赖性。就同酒精、能通过暂时的麻醉让人忘掉痛苦，从而也使得人们上瘾一样，电视现在对于许多人也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人统计，在美国有大约2-12％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染上了电视瘾，却无法自拔。看电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轻松，但看过之后往往会觉得更空虚、更沮丧、更不快乐；但过后他们又无法管住自己再去打开电视机。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比一般人要多出两倍，一星期看56个小时以上。其中一些典型尤为严重，有一位警察除值班外哪里都不去，全部业余时间都躲在家里看电视，每周多达71小时；另一位50岁的家庭主妇看的更多，每周达到90小时。

现代文明使人类远离蒙昧的原始状态。使人们由对外物的依附与迷信转向了对自我的认识与自信。但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并没有与文明发展同步前进，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在古老时代导致巫术与宗教的那种心理状态，即由于生命无常和世事难测而产生的焦灼不安与恐惧感。更有甚者，在现代社会里，由于都市生活是高度流动性的，同时又是一种既高度社会化又高度个体化的矛盾结合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难免会对周围世界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并进一步体验到一种“热闹的孤独”。这种陌生也孤独的体验显然更加剧了人们固有的焦灼心态，甚至摧毁人们的自信心，造成严重心理失衡。公务员之家: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相互认同的相互模仿才能摆脱心中的焦虑和恐惧，只有在一种"大家都在一起操作"的感觉中都能克服一点软弱无力的感觉，增加一点自信心。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流行"风潮，正是这种大规模相互认同和相互模仿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学认为，当代的大众流行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图腾崇拜”。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当代大众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行’，即大规模地相互认同和仿效，从对一本小说、一支歌曲的欣赏一直到对一种商标、一种牛仔裤臀部补丁式样的喜爱，几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无论对所流行事物具体化内容可做出多少理性的解释，都无法否定这种现象的非理性心理基础。大规模的追随、认同和仿效，使种种现象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说到底是在以象征的方式寻求心理归属与依附，是一种显示出当代特点的大众图腾崇拜。”

其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电视本质上所具有的媚俗倾向也必然导致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换句话说，电视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不得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追求一种让大多数人都满意、都能够接受的效果，而这种大多数人都满意、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恰恰就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电视文化的深层意义怕是要从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上来挖掘的吧。

另一方面，高投入的电视组织使它只能是主流文化的传声筒，而且又需要得到大众的认同（不论是纯商业的电视组织还是非商业性的电视组织）。于是电视总是在表现着大众的趣味，代表着大众的追求，反过来又强烈影响着大众，让他们效法，让他们模仿。可以说，电视的传播真正体现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而这一来一去从两个方向导致整个社会高度的同一化。在电视的规范和引导下，全社会按照统一的模式穿衣、吃饭、娱乐、交往，保持着一致的关注热点和标准的价值判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同”局面。这种“大同”局面显然同现代意识中的个性化与文化多元化是格格不入的，要扭转这种局面，或许只能从电视传播本身的多元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