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10篇

时间：2023-10-23 17:20:31

自然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2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务院）

第一条为鼓励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凡集体或个人的阐明自然的现象、特性或规律的科学研究成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重大意义的，可授予自然科学奖。

第三条自然科学奖分为四等：

奖励等级荣誉奖奖金

一等奖荣誉证书和一等奖章一万元

二等奖荣誉证书和二等奖章五千元

三等奖荣誉证书和三等奖章二千元

四等奖荣誉证书和四等奖章一千元

第四条凡属本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中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可给予特等奖。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报国务院批准，另行奖励。

第五条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全国性学术团体和由副研究员或相当于副研究员以上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十人以上联名，均可推荐请奖项目。

第六条请奖项目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卫生部、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等单位归口组织初审。初审时应通过同行审议、进行评选，并对奖励等级提出建议。

第七条国家科委统一领导自然科学奖励工作。国家科委设立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负责评定奖励项目和奖励等级，然后由国家科委核准、授奖。

第八条自然科学奖，属于个人得的，荣誉证书、奖章和奖金，授予个人；属于集体得的，荣誉证书授予集体，奖章授予集体和对该项科学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人员，奖金根据参加该项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

第九条凡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外国人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获得优异成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也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授予自然科学奖。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

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还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专门性研究至今尚未有人问津，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文献工作领域，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纳入地方文献工作部门的重要议程而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我国地方文献领域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致使其理论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从而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广泛开发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区域开发建设和地方文献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地方文献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这是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建设中的一个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来为我国国家领导所重视。早在1958年8月9日，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就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地方文献资源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纵涉古今、横跨百科的综合性地方知识宝库，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文献，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与西部地区开发实际的有机对接，进而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地方文献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

2.1.1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2007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专家来新夏先生发表了“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演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了地方文献学“考究文献积存，辨识学术价值，力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认为“地方文献目前已进展到可以建设专门学科的时机”①。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为内在要素和基本特征的，其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规定和制约着学科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和自然科学文献共同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学科的地方文献，其学科体系是由地方文献学这个主体学科和围绕这个主体学科的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从学科构成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是地方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且是构成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一翼。从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学”，将分别是地方文献学“半分天下”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专著，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金沛霖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林天蔚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张利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骆伟编著的《地方文献学概论》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文献学命名的专著。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内容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和缺失。

忽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缺憾。因此，针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为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完善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1.2促进地方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科学具有继承性，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然科学也概莫能外。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所以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哲学方法、科学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其中，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是探索自然

①来新夏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务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萧山：内部印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忽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利用文献资料。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卡笛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他在求知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借鉴和修正前人的看法，使其达到更加完善的结果。我国古往今来的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无一不是在参考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新的。如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萌生于原始社会，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开始，通过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不断地总结、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开展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凭借人类已掌握的各种实验和技术手段，这些主要通过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调研和利用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研究选题调研、研究内容调研、研究方法调研、研究成果调研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区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了解和掌握地方自然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主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不论对地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研究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实践意义

2.2.1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系统深入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是全面提升地方文献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任何学科都有“学”和“术”之分，在地方文献领域，关于地方文献资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学”；关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工作为“术”。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密不可分。地方文献学源于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文献学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则是推进地方文献工作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地方文献产生之后，即有与地方文献相关的工作产生，但把“地方文献工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或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做，则为时很晚，且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最初明确提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先生，他们分别于1941年和1947年明确提出了地方文献工作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内容，从而正式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处女地。1957年，杜定友先生撰写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讲稿，就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内容第一次作了全面论述，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我国地方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在地方文献领域“重文轻理”和“厚古薄今”的现象普遍存在。从研究角度看，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见，其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从工作角度看，无论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在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有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学科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深入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但有利于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业务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而且对于推动地方文献工作全方位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地方文献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2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世界上有不少创造发明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些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它称作是“绝对的金矿”。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薮，其地方文献中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资源，包括各地自然面貌的知识记录和古代的辉煌科学成就以及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这些资源有的以专著形式出现，有的则广泛地分布和蕴涵于大量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之中，如书刊文献、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文物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网络资源等。这些文献和信息，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据《白云鄂博矿区志人物传》记载，1927年，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年仅28岁的丁道衡先生，随同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赴中国大西北科学考察后写出的《绥远白云脑包铁矿报告》一文(见民国22年《地质汇报》第23号刊)，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地质调查组赴白云鄂博矿区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导示作用，如今的白云鄂博矿区已经成为占世界稀土储量90％的大型富矿，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地方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振兴地方经济、再造秀美山川、促进社会发展值得凭借的重要信息源，对于以区域振兴、科技强省(区、市)为主要目标的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赖于引进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赖于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本土化的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与生产力的转换。因此，努力拓展地方文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领域，不断加大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揭示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75-文献资源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系统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针对西部地区与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工作的历史现状，当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应该是：

3.1总体目标

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关注，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并重的方向转化。

对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和评介，从加强地方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目标出发，提出建议措施，为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构建面向用户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知识技术体系，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知识管理和集成角度推动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3.2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研究。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但业界目前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确切概念和具体内涵尚没有比较精确的表述，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独特价值与功能的研究亦未涉足。因此，应通过自然科学与地方文献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同时，根据自然科学和地方文献资源的自身特质，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对其在区域振兴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价值、功能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类型、分布研究。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各具特色，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应围绕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文献的记录手段和载体形态、编撰方法和出版特点、语种等不同角度，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方志馆、专业科研机构及其它文献收藏单位等不同层面对其特点、类型和分布状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和研究，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管理、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研究。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度、广度非常不够，与其潜在的实际价值相比差距很大。应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认真梳理，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对前人特别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总结和评价，进而结合今天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和微观管理角度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意见。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研究。在当代信息环境下，加快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资源整合集成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则是充分发挥地区自然科学资源优势的必要举措。应结合西部地区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针对各系统文献收藏机构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的探索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知识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西部大开发中各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活动，是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基本目的。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是影响构建其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技术路线的重要因素。应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实际需求，对用户的构成、用户的需求特征、需求规律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开展研究，以真正建立面向用户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检索报导体系。公务员之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运作机制、方法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在认真分析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业务运作机制的构建、挖掘搜集的主要途径、集成整合的技术方法、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等。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地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资源存量、带动资源增量，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应就如何构建西部地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网络服务体系，如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自建数字资源为特色、以资源共享为核心、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和集成为主线的基础平台和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2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在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献中(包括汉文文献和民族文字文献)，蕴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资源，如天文历法、医药医学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一笔重要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策等问题研究，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4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省教育厅对20*年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和省级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现将调整改革后的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20*年度增设高等学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高等学校省级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调整后的项目类别为：

1、省级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

2、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3、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4、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5、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自筹经费项目；

6、高校省级专项科研计划项目。

二、申报范围

1、省级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的申报范围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业大学以及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属高校，每校限申报一项。

2、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申报范围，为省属有条件的本科高校与中国科技大学、*工业大学联合申报。设立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旨在发挥中国科技大学和*工业大学两所部委高校的带头作用，采取与省属有条件的本科院校联合申报的方式，开展研究，为省属高校冲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部级项目奠定基础。申报方式为：先由省属部分本科高校根据学校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提出研究领域和方向；经我厅科技处汇总、审核，并与中国科技大学、*工业大学科研处协调后，联合组织申报。项目实行双主持人制（合作方各一）。如经评审立项，资助经费各半。

3、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限高等学校中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在岗教学科研人员申报。重点项目的申报向我厅立项建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申报博士和硕士单位的学校倾斜。

4、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限45岁以下、具有硕士学历以上的在岗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申报。重点扶持中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

5、高校省级科研专项计划研究项目，由省教育厅根据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的需要，委托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不受理自由申报。

三、申报限额

1、各类项目实行限额申报。申报数额计算公式为：S＝A-2B+2C(其中S＝学校允许申报各类项目总额；A=学校申报基数；B＝到期无正当原因未验收和鉴定项目数；C＝2004年度以来各校经我厅鉴定和验收项目数)。省属重点大学申报基数为50项，其中*医科大学（含第一附属医院、附属省立医院）申报基数为70项；具有硕士授予权的本科高校申报基数为40项；其他一般本科学校申报基数为30项；专科、高职院校申报基数为10项（设有附属医院的可增加5项）。中国科技大学、*工业大学限报5项。

申报基数包括省级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不含省级重大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可与省教育厅科技处联系核定最终申报项目数量。

2、对于在今年省教育厅与宣城市、安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中达成正式合作协议的项目，由牵头高校申报，不占申报指标。同等情况下，予以优先立项。

四、资助经费及申报注意事项

1、高等学校省级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省教育厅资助经费每项不超过20万元，省级重大项目每项资助不超过10万元，省级重点项目资助经费每项不超过5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经费1万元左右。学校要为各类项目提供1:1配套经费支持，并在送交申报材料时同时报送学校承诺配套的文件。不能提供配套经费的，不予受理申报。

2、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近年来已经承担过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的，原则上本次不受理申报一般项目。承担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不予受理申报。

3、为加强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项目申报和评审效率，今年省教育厅将首次采用网络申报和评审系统。个人申报以及学校申报的程序和要求，请登录网站首页按项目申报说明办理。各高校用户名和密码由省教育厅单独发给。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人文科学解释学科学价值

如何看待人文科学的本性，关系到人文科学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如果不承认人文科学的特点，就不能正确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可如果片面强调人文科学的特点，把人文科学驱出科学范围之外，就会在人文科学的定位、创新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上始终难以跨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雷池。这两种情况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以及人文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从学科区分角度对知识性质的划分，而不是对知识科学性和科学化程度的分类。以自然科学的特点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必然会认为社会科学最多是半科学，而人文科学是非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和认识活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对自然的认识中，人类可以达到必然性和因果性认识，而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人类始终只能处于一种非科学的盲目状态。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如果这样，人和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类面对的世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人类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但又密不可分的科学。这就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它们之间还不断出现许多交叉科学。世界是统一的世界，人类关于世界的不同类型的知识也具有内在联系。人文科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重要一环。没有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不完整，而且也无法理解人对社会和自然规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驳杜林时曾经指出过存在三种类型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两大类知识。人文科学应该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总的科学分类范围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称为科学而人文科学只能称学科的意见也是可讨论的。其实，社会科学也可称为人文性质的科学，因为社会领域就是人的领域，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社会规律的形成及其实现离开人和人的活动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而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不能称为人文科学而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还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③这实际上就为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致性和不可分离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属于社会科学而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绝对独立。所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包容这两类性质的科学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性，研究人文科学的特点，研究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对创造性推进人文科学是完全必要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在学术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一般都能承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少人承认，而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和国内都有这样一些看法：人文科学根本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爱好和个人看法。他们说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一个新手的剧本，或者是把著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狂言，把一幅著名的绘画和一个孩子发自天真的不经意的涂抹，都事先不加说明地混在一起让人评论，可能冠履倒置，视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才为蠢货，指腐朽为神奇。这说明人文科学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科学内容和评价标准。对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家个人的意见，无所谓是非对错。哲学问题只有无休止的争论，而不可能有结论。如果有结论只能说明它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人文科学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服务呢，它只能是毫无价值的语言和文字的游戏，具有卓越成就为人文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文学者只不过是最善于语言游戏的大师而已。

在人文科学科学性问题上之所以有的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人文创造活动、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完全混为一谈。人文创造活动，是指精神生产活动，如小说的写作、各种艺术品的构思和制作、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演员们的舞台表演、教师的讲授风格和方式，总而言之，人们进行的精神生产和实践过程是由个人进行的非常个性化的过程。人文创造活动总是要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和不同的思维水平。这是不重复也不能重复的。至于人文产品更是个性化的，雷同就是模仿甚至是剽窃，这种复制的人文产品是没有价值或没有多大原创价值的。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个性化的。由于原作品与读者的时空间隔，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不同读者的欣赏水平、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历史知识、哲学水平不同，从而对作品的评价可以大相径庭，这属于读者的接受和个人理解的范围。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可以有一百个贾宝玉，可以从《哈姆莱特》中发现不同的挪威王子；也有一些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而偏爱没有多少艺术品位的肥皂剧；可能喜爱流行歌曲而不爱歌剧《蝴蝶夫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欣赏而不是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既不是单纯个人的写作，只强调个性化；也不是单纯的阅读和欣赏，只强调个人爱好和主观接受。你可能爱好"戏说康熙"、"戏说乾隆"，但不能说你在进行历史研究，只能说你在进行休闲娱乐。

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能局限在人的精神领域。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以及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定义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就是把人文科学置于无法验证的主观领域。其实人文科学研究的不限于主体的内在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人文活动包括精神生产中的规律性问题，而主体的精神活动则是存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内核。例如，人类的物质生产，或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如战争，如革命，等等，总之人类的活动本身不是科学而是实践活动，可研究人的这些活动过程的历史学是科学--历史科学。历史的本质不能归结为人的思想而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历史学力图揭示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规律，而人的思想、愿望、理想，只能通过对历史实际活动的研究才能揭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可研究这种活动的军事学是科学；教学活动是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可教育学是科学；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是科学研究，谁也不会认为苏拭的《水调歌头o明月几时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是在进行天文学研究，而不是面对皓月当空抒发月下怀弟和对人生悲离合欢的个人体悟？可诗学的研究、词学的研究，可以具有揭示诗词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内容。对文艺创作规律的研究--文艺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对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包含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科学判断。其他诸如唱歌不是科学活动可乐理学是科学，乐曲的创作不是科学活动可研究如何作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人的人文创造活动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人文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人文创造和人文活动的层面而是探求其中的规律。一个人可能精于诗词歌赋，娴熟琴棋书画，这不能说明他在进行人文科学研究，而只能说他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可如果是探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道，即研究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进人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人文科学中没有对规律的探求和总结，而只是个人的体悟和情感的抒发，完全成为不可言说的个人的内在的、瞬间的东西，学生在课堂上所能得到的也只是讲授者个人的意见，无是非真假对错可言，这种人文科学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没有规律的探求，即使不把它称为人文科学而只称为人文学科，也不能为它的存在和发展做出合法性解释。对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欣赏是个性化的，可对如此多样化的阅读和接受现象，同样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就是接受美学、传播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领域。

在人的个性化的人文创造活动和欣赏活动中，既要保持个人风格，又要保持它的内容真实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既要解决人文产品的阅读和接受的个性化，又要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之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人文科学就没有必要，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评价都行，这样，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瞎编的历史，没有任何情节合理性和艺术价值的小说，没有科学与事实依据的哲学胡说。我们只有强调研究人的人文创造活动、精神产品的社会制约性和人们对人文产品的欣赏都是有规律可求的，而不能仅仅是自我表现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个人爱好，才有可能以观点正确和艺术上乘的作品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的人文素质提高服务。否则，就失去了正确服务的客观依据，只能制造混乱，搅乱思想。

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人文创造活动为对象，它同样有个尊重事实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允许不同的个人见解，但这种见解立论应以事实为根据。个人的见解只能表现为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不能是对事实的伪造。我们可以梁启超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评论为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以批评东汉以来的经学多为刘歆伪造为名，为他主张的维新变法扫除思想障碍，可它的立论的事实根据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新学伪经考》认为《史记》、《楚辞》经刘歆羼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欲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万不可通者，而康有为坚持这种看法。实际上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之要点，并不一定要借重于此等技词强辩而始成立，而康有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往往不惜抹杀证词或曲解证据，这是犯了科学家的大忌，此其所短也②。梁启超所谓"科学家大忌"，即篡改事实，伪造事实。看起来，尊重事实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学者都承认。再如最近在黄金时间播映的《走向共和》争论很大，争论的实质，既有科学性的问题又有价值性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核心是在某些重大事实是否完全虚构；价值性问题则是作者对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不以正史面目出现而是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同戏说康熙、乾隆一样，已超出于历史科学范围之外，属人文创作而非人文科学。而当以历史为依据以文艺为形式，就不仅关涉价值而且关涉事实。观众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两方面进行评价。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同样是适用的。这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的关键。如果人文科学中可以不讲事实，不求规律，不尊重实践，它就从根本上失去存在的依据。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人文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是个难题。因为人文科学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既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人与在自身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的关系，而就是主体自身。因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同时又是认识客体，发生主客体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正如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说的，各种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这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的确，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使得人文科学中主客关系乍看起来难以分辨。其实并非如此。抽象地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文科学是人对自身的认识，这没有异议。但不能因此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实际上当我们说，在人文科学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就"人"这个整体说的。但在具体研究中，任何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不是研究者对自我的研究，更不是时下流行的什么自我观照之类的吓人空话。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具体的研究者（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具体的对象（具体的人及其产品）为客体的研究，否则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所以任何人在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时都形成了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水平和他的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他的结论在何种程度揭示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研究文学就是人在研究自身，因为文学就是人学。实际上任何人在研究李白、杜甫、苏拭时，李白、杜甫。苏拭就是他的对象，而且是不依赖他先于他而存在的对象。研究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前人的活动，而不是研究研究者自身，除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个人回忆录以外。个人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不在于它对回忆者自己的评价。回忆录不能视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对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对象对于他来说都是对象性存在，都是另一个"他者"。不能以人文科学中人以人为对象，来否定人文科学中存在主客体关系。因为只要超出抽象一步，就可以看到，作为研究者的人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彼此不同的"两个人"。

正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凡用来反对人文科学的论据，无疑都可用于反对社会科学。例如有的学者说，任何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人就处在这个社会中，他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对社会做出客观有效的公正的判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公正的、各个阶级一致认可的社会科学结论是很少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对社会达到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科学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建立以后才逐步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把自身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原则上说，社会科学同样可以达到对社会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社会科学的结论不可能达到一致认同的水平，因为阶级关系和不同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结论的非一致性，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根据。社会科学中包含的价值判断成为科学性的障碍。其实，一个错误的价值判断可以遮蔽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但通过去蔽更能显示事物发展的真理性。社会科学中存在对立意见是必然的，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认识的规律。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作用。

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有的哲学家着力提倡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并不否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的影响，从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研究者都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来解读文本，因而在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中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的。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公认的客观性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很难达到的。就这一点说，人文科学的研究与人文作品的阅读、欣赏和接受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阅读和欣赏，它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即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时空间隔、文化背景产生的距离应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揭示作品原有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决不应该由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解释和理解问题就由此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结论只能是主观的、解释学的结论，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对文本的真实意义的解读。事实上自施莱马赫创立解释学以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确立的解释学原则，都不是面对人类人文活动事实，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文本，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凭自己的理解面对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在解释学中无所谓客观事实，有的只是解读。这种看法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按照西方的解释学原则，所有人文科学的结论都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对自我的解释或者说是解释自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在人文研究中是有的，但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而只是人文学者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既是人文的又是社会的，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研究。

现在用解释学方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罕见。他们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坚持解释学的立场，这种马克思主义观是无可避免的。那重读也罢，回到马克思也罢，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确无法亲身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无法通过文本证明自己的理解绝对正确。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活动剥离，不能把马克思与他们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的观点与活动剥离。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即与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周围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结为一体的马克思，而不只是文本。文本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

由上可见，解释只是研究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单独成为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真正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包括理解和解释，但不能归结为理解和解释。它不是局限在研究者和被研究的思想和文本之间，不仅是上下文的关系，不是所谓语境问题，而应该是被研究的文本与它自身的历史条件之间，事件和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哲学家的思想和文本与它的产生条件之间，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中，从哲学家自己的各种著作相互印证中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要注意，任何哲学家或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能也不会仅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会表现在他的信仰和行为中。正如上面说的，我们要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光是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应该联系到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一生的事实，他们与各种思潮和理论派别斗争的事实。因而当代用抽象人道主义，或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行为都不符合。如果我们根本不顾及哲学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声明、不顾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历史条件、不顾及他们的实际活动，不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只相信自己对哲学家的解释，对上下文的繁琐考证和无事实根据的所谓解释和理解，那就称不上科学研究，只能看成中国传统的"六经注我"方式的现代版。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在人文科学中重要的是正确处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当然也存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因为自然科学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但就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言，价值是中立的，价值观属于科学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学者的理想与信仰，爱国主义感情和对科学成果及效用的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直接关联。二战期间为德国纳粹服务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有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在人文科学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是同一的。在人文科学中抽象掉价值性，只追求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就会把人文科学变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死的知识的仓库。

人文科学的价值性问题，包括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学者的价值观念问题，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人的理想、信仰和抱负问题；另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人文文化所蕴涵的价值问题。前者是主观的，它属于人文学者自身，可以说是人品；后者是客观的，是文化作为对象化的精神产品所蕴涵的，可以说是文品。这两者当然不可分，但并不绝对符合。虽然一个人文学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人品必然影响他的作品，但不能简单化为坏书是坏人写的，好书是好人写的，即所谓"好人"写"好书"，"坏人"写"坏书"。这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内容并不是作者价值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要求作者对本科学的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要进行艰苦的深人的科学研究。人品与作品之间存在矛盾，在中外文化史和艺术史上并不罕见。

我们追求的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作品自身的科学性与它的价值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同于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它是作品以自身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这极其鲜明地表明人文科学的特点，因为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对于生活其中的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对于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气氛的社会，虽不能保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素质，但可以说这种人文环境为人的品性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文化环境。就一个民族而言，最能铸就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的主要是人文文化。它的优秀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沉淀，形成一个民族的优良品格，而它的糟粕的累积往往沉积为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可分的。所以，人文科学的作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它的价值和功能不在于直接提高物质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发展，而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审美素质，使人越来越摆脱由之起源的动物界，更加社会化人性化，从而推进人类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人文科学的这种价值并不是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本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天道，而是根源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对社会生活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把握。人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自然和社会中不断返回主体，不断认识人类自身和精神活动的本质。

人文科学追求的就是这种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它既要求把握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合理性，又要为人类构造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使其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为此，人文科学的价值性必须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它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知识的有效性而必须包容着积极的价值内容。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创新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动物的发展是进化，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生物进化的本质是适应，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创新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其中文化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化创新的最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人文科学的创新。

相对于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并与人类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人文科学的创新有其特殊的困难，它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既要重视历史传统但又不能背负历史因袭的重担；既要面对生活但又不能趋时媚俗；既要面对世界但又不能失去文化的民族特性。

正确处理历史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有高科技有新科技，而在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一般不可能是跨越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后人难以企及，成为人文科学中起界碑作用的标志性成就。例如在哲学领域，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在中国，我们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重视历史继承性是必然的，合乎人文科学发展规律的。但这也容易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背负因袭的重担，注重历史，崇拜名人，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和自我创造。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问题，并不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传统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本性，而往往是表现在人文科学的层面上。所以人文科学要创新，要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和人类知识的积累，重视人文遗产的继承，更要重视现实和自我创造，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在人文科学中，无论是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有害的。

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社会制约性。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应该抽象倡导与国际接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人文学者应该自我孤立与世界隔绝。实际上，人文科学要与时俱进，应该关注国外潮流与研究状况，要创造条件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要善于吸取他们的优秀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学派很多，其中有些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甚至吹捧、跟风，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出现和存在，应该对国外新的潮流和学派适当译介以开扩思路和眼界。自明中叶特别是清末，西方学术和思想名著的翻译，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当代，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我们应该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关注西方人文科学的状况和新进展。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6

作者陈先达，193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2）

一、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人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认识的重要性，都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二、人文知识的科学性何以可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4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2页。

三、人文科学的特点

我们强调人文科学是科学，它包含具有客观意义的知识。但又不能无视人文科学的特点，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7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首先，从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是清楚的。当然，人作为社会的人始终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认识主体。例如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肯定会对他们的研究发生影响，但是我们在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可以对这些略去不计，只是把科学家作为认识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为认识客体。因为对自然科学来说，最根本的是探求客观知识。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以客观自然界为对象，它的知识的客观性，就是在关于知识的判断中，要尽量不渗入主体的东西，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因此，什么是属于主体的，什么是客体的应该区分清楚。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是能做到的。即使一时分不清，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终究是可以分清的。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什么是认识的主体，什么是被认识的客体，在原则上说界线比较明确。尽管由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受到主体的影响，特别在微观领域中，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交叉影响作用是无庸讳言的，但是自然科学通过认识主体对结论的不断校正，通过客观仪器和工具，特别是通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活动，可以达到与认识对象相逼近的具有客观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中当然也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争论，存在不同的学派，但这种争论往往出现在探求的过程中而不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谁是谁非之后，学派的存在意味着问题仍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当代不少哲学家批评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主客二分根本不可能有科学和实践。我们很多错误往往出在主客不分。其实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主客二分而在于它的绝对对立和分裂。只要用辩证态度对待主客二分，不把二分弄成绝对对立和分裂，区分主客的思维方式就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的主客体关系比自然科学要复杂，但主客关系也不是不可分清的。社会科学是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这些关系虽然不能离开人的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同样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同样可以达到规律性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①决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时建构社会，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在认识中建构对象一样，而是被研究者先于研究者并不依赖研究者。社会的存在并不依赖社会学家，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依赖经济学家，如此等等，否则任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无从谈起。谈论人对自己在思想中建构对象的认识，纯属某些哲学家唬人的空话。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②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由于人的社会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人文科学的结论，都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如果脱离了正确的社会科学关于人与社会规律的观点，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神学宿命论或其他错误的社会学说基础上，肯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学科。就人是社会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属于社会科学。任何人文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正确理解社会与人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了解社会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就社会科学是对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关系和规律的研究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人文性质的科学。如果社会科学中没有人和人的活动，把社会变为与自然过程完全一样的纯客观过程，社会和人类历史将变得十分神秘。当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相通，但各有特点。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它研究人和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客观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规律，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方面，是人的社会；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活动的主体方面，它的精神活动和活动规律，它的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活动和产品）。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它们在对象、功能和方法上都存在着区别。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对象，它探求的是普遍的，不以任何个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区别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一定社会中的人和人类活动，它既不可能求之于实验，也不能单纯依靠纯逻辑的思维方法。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产品一般不具有量的可测度性，它的结论也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性质的可重复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文科学具有科学性。凡是有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科学性的问题，即都有研究者的认识和判断与对象自身的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以所谓人文科学不能归纳，只能理解，不能概括，只能描述，没有客观内容，只有主体体验，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重构、理解、对话和语境，就会把对人文科学是非的判断，完全移人主体的意见领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人文创造活动和对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不同的，如果说，人文创作和欣赏中，我们强调体会、内省、直觉、想象、顿悟，而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虽然要充分考虑到个人体悟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排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方法论价值，不能排斥人文科学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数据和实证分析。人文科学的科学研究不能排斥分析、概括、总结、归纳以及运用范畴、规律来表述研究的成果。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既要研究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又要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这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

人类早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人类文化最根本内容的人文现象，并没有采取科学研究的形态，而是表现为人类的人文活动及其精神产品--神话、宗教、风俗习惯、劳动时的歌唱、祭神的舞蹈、口头的文学创作，可并没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伦理学、乐理学、文艺学之类的学科出现。后者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人都能明白，说人文科学是科学，决不意味着它的论断都是科学的，而是就科学的性质及其可能性说可以获得具有客观性的知识。否认它的科学性，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人文科学通向真理的道路，为各种主观臆断和歪理谬说的存在大开方便之门。其实，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和它的论断是否达到科学水平是不同的。由于人文科学中存在不同学派和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人文科学中许多结论很难取得共识。但不能因此从根本上否认人文科学可以作为科学分类中的一个部门，否认它的论断可以具有科学性。只要有不同学派存在，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就有助于发现真理。经过长期的争辩，认真地研究和以不同方式的实际验证，可以区分出不同意见甚至对立意见的高下优劣并剥取其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

五、人文科学创新的可能性和途径

人文科学的创新，离不开人的人文实践活动，因而必须面对现实。例如，教育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新的总结，文艺理论的创新离不开当代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不总结创作实践经验，不可能有文艺理论的创新。历史观点的创新是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的实践经验的提升分不开的。美学的创新与每个时代的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不可分。总之，人文科学的创新，同样要立足于实践，特别是具有专业特性的实践活动。可是，人文科学面对实际不能是趋时媚俗，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发挥引导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一个人文学者要善于区分什么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潮流，什么是滞后甚至是逆流和旋涡。为此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善于捕捉社会问题。例如在哲学中，创新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成效甚微。因为我们有些哲学家忙于创造体系，而不注意捕捉新问题。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他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究竟什么是新问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人文科学中并不像科学技术那样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前沿性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西方奴隶社会就开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即法治与德治问题，战国时代就存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何防止两极分化问题都是西方市场经济中的老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什么是美，美的客观性问题，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人文科学的创新应该包括对这些老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结合我们时代条件提供的新经验给予新的答案。同时又要面对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碰到的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人文科学中的知识如何更新的问题，如何进行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各人文科学领域中如何体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等。其中每个问题中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子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做出有价值的新的结论。人文科学中的教育改革，就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内容的创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7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公务员之家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8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9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二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难以用实验来检验。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三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可以不包含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必须包含价值判断。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四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是秦长城，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自立图强、反抗侵略的象征，有人却认为它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标志。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自主意识增强、妇女解放的象征，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标志等等。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统称为实践检验的标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总试图通过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不断寻求检验而发展自己，倒是伪科学则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而拒绝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体系。[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自然科学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自然科学；人文精神缺失；对策

科技产生的负效应已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不争事实，但以往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如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对人类生活无处不在的影响，科技对人文文化和人类精神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人文精神的缺失也慢慢显现出来，逐渐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又一严重问题。与技术应用对社会物质层面产生的负效应不同，这种负面影响是隐性的、难以为人们所察觉的，但却能够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的精神状况，其严重程度远胜于前者，也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力、实现人的价值为内容和目的人文精神承载了人的本性需要，体征了人类对人的发展、对目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是人精神生活的核心和灵魂，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不断推进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原动力。广义而言，科技和科学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推进现代社会的人文文化的建设和人文精神的传播，反而在人类文化系统和精神状态等不同层面上都诱发了人文精神缺失的状况。

一、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

（一）人文科学的异化，让人们逐渐忽视了人类及其社会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

人文科学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传播载体，它以人丰富的感性世界、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活动的价值追求为研究对象，以研究者发散的感性思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人文科学方法论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和治学理念的借鉴与改革，使得一种过于强调人的唯理性、忽视人文科学特殊性的研究倾向和思维方式在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这种对人和社会的独特性与历史性等人类所独具的主体性向度的忽视，使得人文科学的研究偏离其初衷，也使得社会大众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也逐渐地从多元化转向单一化，以至于“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被剥夺任何历史含义的唯理系统，把现象所有可变的以外的非本质的性质一概抹杀掉。”人文科学的这种异化不仅严重危害了人类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行，更导致了和人文精神的丧失，使得人文科学其解放人的力量逐渐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倾向。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旦这些古典科学简化论的、抽象化与数学性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人类的幸福将变成为表面有利，骨子里却是大害的事。”

（二）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堪忧

科技的高度发达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使得当今社会的物质生活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优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现代人在精神上出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世界卫生日致辞中说：“当今世界有4亿人患有精神或神经疾患，或与药物滥用等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折磨。”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严重威胁。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感，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也不确定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应该是什么，生活时常出于空虚和迷茫的状态。这些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直接表现。

从以上科学对社会文化系统和人们精神层面产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发展虽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社会的飞速发展，但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充分的自由和解放，反而造成了一种科学技术变迁与人性变迁二律背反的状况。

二、科学诱发的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对人文科学的不当介入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两大类别，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有诸多区别。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人们也逐渐相信在人类社会和心理世界中，存在着与自然界一致的规律和机制，并开始了试图运用还原论和简单性的信念，假定—观察、归纳—演绎与验证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语言推动人文科学发展的历程。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写道：“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的确，人文社会科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与现代科学对其研究视域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但是，在这个吸收借鉴的过程中，一种妄图以理性思维取代感性经验、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和语言统一两种科学的“科学统一运动”也在兴起。这种运动缺乏对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差异性和丰富性、治学原则特殊性的考虑，简单地主张人文学科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将人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这些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都迥然不同的人文学科僵硬地套用自然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文科学的低迷状态，一度本末倒置地成为自然科学的附庸品，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科学对人类思想的钳制和由科技造就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文精神缺失

当然，科技并非诱发当今人类精神疾病肆虐的必然原因，但科学对人类思想自由的钳制、科学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却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对科学的顶礼膜拜，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科学有着让人信赖的研究依据和现实成就，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人类建制的她得到了超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过度膨胀，有一种几乎可以与真理划上等号的倾向。现代社会对科学成果这种缺乏怀疑精神的盲目崇拜，使之变相地成为了现代社会一种新的“宗教”。如果科学规则和某些经验发生争议，那么科学规则将被认为是优先的。敢说不相信自然规律和科学成果的人，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这种对科技的绝对信赖和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人类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思想自由，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充分展开。其次，科学造就的人类的生存方式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让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加苍白。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非常重视劳动者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得和专业能力的掌握。这让现代教育也更加偏向于对数理化知识的传授而轻视对人文精神的教导。在新的社会物质产生条件下的生存条件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价值的追求要求被弱化了，理想、自由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反而成为了生活主旋律的附属品，人文精神开始被忘却、人生的信仰开始模糊。作为个体的人缺少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难以领会到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和生活目标，缺乏真正有力的信念来支撑人生的终极追求，这些都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衰落，人们对自身生存意义的困惑和怀疑。科学无法借理性的手段提供个人和社会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我们这个无神的社会不知道其生存的理由，亦不知道为何以这种样式生存。

三、应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措施

（一）正确对待和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语言，振兴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的振兴是普及人文精神的最佳条件和重要途径。这要求人文科学必须摆脱科学主义对人文科学的种种纠缠，以正确的姿态和独立的地位对待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途径。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自然科学使得人文领域的研究走上了“科学”之路。虽然人文现象及其本质具有内涵丰富性、功能复杂性、结构系统性、价值多样性等特点、研究方法多依赖于研究者的感性思维和主体经验，研究结果也不够确凿，但这都不足以否认人文现象的可认识性和人文科学工作的科学性。相反，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支持，是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条件。但是，那种抛开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过分妄图统一所有学科的做法，却会阻碍人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弘扬。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应避免过分崇尚和依赖自然科学的语言逻辑和定量研究方法，根据学科特性和研究对象的情况来变更具体的思路和方法，运用理性思维与感性经验相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接轨等多种研究手段，实现多层次、多方位地得出与对象相符度高的结论。明知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却要按照自然规律的一般性和简单性来对待它，就会取消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可能性。只有正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恰到好处地利用自然科学的理念、方法和言语完善自身地研究体系，防止教条化应用、简单化对待的盲目做法，改善人文科学的现有地位，才能实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复兴。

（二）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标志。以对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思考为内核、实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人文精神，能够在人们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追求与社会需要等人生的一系列基本思考时，提供一种理性的来源、合理的依据和坚强的后盾，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并以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赋予个体以生命意义，帮助其发掘和确立理想的生存态度和人生目标，避免“在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从而实现人的追求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平衡。审视自然科学对人类文化层面、精神世界的诸多负面效应，无一不是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引发的。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唤醒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引导人们发掘人生的精神支柱和真正的乐趣，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才是预防和解决现代人精神困惑难题的有效途径。

（三）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单纯科学技术或单纯人文情怀，都不足以解决人类面对的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危机。只有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消解与融合，才有可能使人类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得到圆满地解决。两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自然科学、科学精神，有助于人文科学更充分、更全面地发现社会世界和人文领域的知识和奥秘，更好地把握和创造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文化成果；而人文科学、人文精神，能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人类的总体利益，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爱因斯坦告诫科技工作者的：“我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至造成祸害。”唯有实现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相互渗透，以一种具有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指导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才能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前景。总而言之，正确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和作用，在推崇科学精神的同时，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提高，让科学重新回到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的长远发展谋利的角色上，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转化为对生存意义的反思和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上去，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德]孙志文著,陈永禹译．现代人的焦虑与希望．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2、丹皮尔．科学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陈明．论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10)．

4、贺萍,高娜．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探析．长白学刊,2007(2)．

5、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