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导论范文10篇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1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

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

关于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是从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着手探讨的。他重点分析了柯林武德和狄尔泰的表现理论。沃尔什借鉴柯林武德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综合”理论。综合理论“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第54页）。沃氏进一步论证道，“除了综合之外，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着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殊的情况”。普遍原则“关系着人性”，“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第59～61页）。

“综合”是对“史实”的综合，但“史实”的真实性如何？这是沃著所探讨的第三组问题。大体说来，探究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要在真理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做出抉择。符合论意味着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只要求陈述与某些前提假设或条件相融贯。就历史学而论，符合论似乎无法证明“史实”是否的确是过去的事实这个难题；融贯论的缺陷在于“架空了整个的结构”，毕竟，“一切知识都必须从一个被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开始”（第84页）。沃尔什“综合”了这两种观点，确信历史学以某种“过硬”的史实为基础而重建历史，而“我们能够利用的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之间的内部融贯性”（第88～92页）。

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这里，把一组命题称为“客观的”，“我们的意思是指，它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第95页）。但是历史思维中“选择”因素的存在，似乎表明“历史学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第98页）。有关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配景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强烈意义上的客观性；怀疑主义以历史学主观因素的存在为理由，怀疑获得历史真知识的可能性；配景主义是沃尔什所提倡的，它认可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要求历史客观性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配景理论承认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前提假设去观看过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提供“某种洞见”。

根据以上对四组问题的阐述，笔者以为，沃尔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组问题。我们说，历史解释中的“综合”问题、历史事实中的真理问题、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自律的还是同化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比较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考察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沃尔什所研讨的四组问题，为我们进行此种比较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本质比照

综合前文沃尔什对历史哲学四组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对历史学是否具备科学的四个主要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比较，重点涵盖四组问题：（1）“事实”的真实性问题；（2）解释问题；（3）预言问题；（4）客观性问题。

首先，“事实”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的真理符合论者认为，历史学中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恰恰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所以就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而科学的真理，由于科学思维无疑地包含有约定的成分，或许就不那么确定了。融贯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各种事实，都是以融贯论所说的那种方式而被确定的，改变一个可能影响其余。诚然，历史学奠基于文献、钱币、建筑遗迹、考古数据等证据，但证据不是自明的，历史的基本命题，都体现着解说的成分和某种给定的东西。

符合论对于史实的坚定信念是可取的，但融贯论似乎反驳得更具说服力。然而融贯论并不能以此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明确表示：观察负载理论（或“理论充满于观察中”）。这个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为惠威尔提出，并为波普接受，汉森则以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对此作充分论证。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可错的，观察（经验）是不可错的，理论受经验检验。但汉森指出，经验（观察）不是中性的，它是受理论指导的，是充满着理论的。两个人在显微镜下观察同一个细胞切片，生物学家看到了“高尔基体”，而另一位门外汉却看不到。以格式塔心理实验经常使用的鸭——兔图为例，同一张由各种线条构成的鸭——兔图，有人看它是鸭，有人看它是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鸭子的人，他决不可能从这些零乱的线条中看出鸭子来。这是因为，经验是受观察者的心理因素特别是理论指导的制约的N.R.Hanson,PatternsofDiscovery:AnInquiryinto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8,p85.。可见，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都存在着否认“事实”的真理性的情况。如果说“事实”的真实性在两门科学（学科）中有差别，那也仅仅是量（可靠度）的差别。何况历史学中也存在可信度极高（沃尔什之谓“过硬”）的“事实”。就此而论，我们说，历史学就从一个方面被证明是与自然科学无实质区别的。

其次，解释问题。假定历史“事实”是可靠的，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呢？沃尔什借用“惠威尔的术语”，倡导“综合”理论。19世纪英国假设主义者惠威尔（W.Whewell）认为，科学的发现是通过事实（经验）和观念（理论）的综合而实现的。

沃尔什的历史学“综合”，其“特殊性”在于“常常是以目的论的术语来进行的”。若问术语（观念）的来源，沃尔什答：“关于历史学家所掌握的那些观念的起源，我什么也没有谈；那此观念在他写作的当时是有影响的，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第58页）。但是沃尔什承认“综合”理论“虽说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却并不能构成历史解释的全部性质。象科学类型的解释那样来参照普遍的真理，也还是需要的”；“我们主张，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是一切历史著作中所假设的前提”。至此我们发现，沃尔什“综合”理论中所需要的“合适的观念”，应该来自各种科学——尽管主要地来自“人性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多大差别呢？无怪沃氏定位历史学既“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又“和自然科学或者甚至常识，并不象有时候被人想像的那么不同”。

第三，预言问题。根据沃尔什的见解，“科学知识乃是某种程度上总会有用的知识，其有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何以科学知识能够预言未来？沃尔什解释道：“科学真理的特征，则恰恰是它们的普遍性质；它能使得它们为了预言的目的而被加以使用。”（第28～29页）历史学中不存在普遍真理，充其量是一种“高度压缩了的提要”，前者是一个“开放类”，后者则是个“封闭类”（第33页），因而历史学不具有预言的功能。

然而“历史学家……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第34页）。历史学的“预言”与科学的预言果真有天渊之别吗？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K.R.Popper）也否认预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他认为，预言必须依据规律，但社会历史的变化没有规律，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因而也就不可能预言社会历史的未来。K.R.Popper，ThePovertyofHistoricism,London,1984,pp.8～12.规律是如何获知的？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利用归纳法，即人们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而获知规律。但是由归纳法获知的普遍命题就是真理吗？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从特称命题无法推出全称命题；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必然重复，等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赖欣巴哈（H.Reichenbach）对休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知识确定性的错误；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或然的概率知识，且概率度愈高，命题成真的可能性就愈大。H.Reichenbach,TheRiseofScientificPhilosoph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1,P241.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预言并非确定无误的。反之，在历史学中，预言也并非无中生有的。沃尔什至少承认历史学家作预言“优越于那些没有历史知识的人”（第35页）。可见，历史学与科学，在预言问题上，至多存在量（概率）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最后，客观性问题。沃尔什对“客观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说：“自然科学中的标准思维方式，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是为人公认的，其结果便是这些科学中的论证和结论就可以要求科学界的普遍接受。在这种重要的意义上，自然科学就提供了客观的知识。”（第96页）而历史学则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保持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据此沃尔什提出了前述的配景理论。

按照沃尔什的看法，“科学思维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至少是在科学发展的任何给定的阶段上。但是历史学的结果，却不能说是具有同样的有效性”（第114页）。显然，沃尔什对客观性是作共时考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作历时考量呢？假设将不同时期的科学理论放在同一个时期考量，在客观性问题上，科学的情形不就如同历史学的情形了吗？以下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的观点为我们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依据。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我们可以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中找到类似的理论，如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想论、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夏佩尔（D.Shapere）的信息域理论、达尔顿（L.Darden）的科学域理论、麦克斯威（N.Maxwell）的蓝图论等。我们以库恩著名的范式理论为例，比照沃尔什的配景理论。范式，概言之即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这种信念使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虔诚的狂热”，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p151～152.既然“范式”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套可信度较高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那我们不妨把配景理论中的“立足点”或“前提假设”看作一套可信度较低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信度”决定“客观性”。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客观性的差异，仅仅是量（可信度）的差异，并非质的分别。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断定，就真实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四个基本方面而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仅仅是量的差别，而并非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有资格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马克•布洛赫说得好：“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三、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历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能在科学哲学中发现类似的问题与之比较，结果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历史学完全称得上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只是论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对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关于“事实”的真实性。“事实”，按通常的理解，是指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与“理论”相对。理论采取的形式是判断、命题或陈述，而事实则是据以作出陈述或判断的材料。任何研究工作，都采取理论的形式，而其内容一般都关涉事实。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与事实是否相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符合论与融贯论各执一词，并且各具一定的合理性。沃尔什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是要否认历史学家对于过去能知道任何绝对确定的事实这一命题的，并且是站在融贯论的一边在论证着，一切历史论述都是相对的；然而同时我们却又在同意符合论观点的拥护者们，肯定在历史学中，正如在知觉中一样，有着一种要勾划出来独立的现实的企图。”（第89页）汉森则以“观察负载理论”为由，强调观察结果的相对性。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事实”都是相对的，确定的“事实”（实为“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其实，“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事实”真理性问题上的难题。

第二，关于解释。沃尔什的“综合”、惠威尔的“归纳”、以及图尔敏的“建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合适的概念”（科学理论）不是来自对事物的抽象，而是来自研究者的想象；哪一种想象“合适”，哪一种就被认为是“正确”的。惠威尔断言：“科学的发现似乎在于形成若干试探性的假说，以便从中选择正确的一种。但是合适的假说既不能通过规则来形成，更不能没有创造的才能。”惠威尔：《新工具的更新》。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图尔敏则将其“建构”理论具体化为“图象——推理法”，即由模型和数学技巧的结合而建立理论。“图象一推理法”奠基于“大量经验材料”，但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却无真假可言，只有适用不适用的问题。S.E.Toulm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Introduction,HutchinsonInc.,1953,p32.那么，理论是否就是一种碰巧“合适”的概念呢？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是对现实材料的抽象，是对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系统概括。事物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而且，“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历史学的解释，是利用从事物或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正确理论去解释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合适的概念”去“综合”历史事件。前者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后者只是一种表象。

沃尔什的“综合”理论，还需要“人性科学”之类的科学提供“普遍真理”。但是人性的概念，“却是以最显著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变化的”。如何把握？沃尔什的答案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否证，“人性中有着某种守恒的东西，而且因此有关人性的科学就是可能的”（第63～64页）。可见沃尔什所需要的，乃是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沃氏不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其中，经济关系对人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人性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寻求“某种守恒的东西”。沃尔什的“人性论”只能提供唯心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提供的是科学的历史解释。

第三，关于预言。沃尔什确信历史学不能象科学那样进行预言，因为科学真理是普遍真理，是一个“开放类”，而历史学不存在这样的普遍真理。科学真理果真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才具有预言的功能吗？我们来考察科学哲学中的“归纳之谜”。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Goodman）针对上述赖欣巴哈概率的归纳理论提出过一个“新归纳之谜”（“蓝绿悖论”）。这个悖论实际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归纳之迷”的翻版。穆勒在研究归纳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化学家可以仅据一个事例就得出存在一种新物质的普遍结论；而有史以来的大量观察却没有证明“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J.S.Mill,ASystemofLogic,London,1911,Vol.1,p508.这就是说，有时一个例子足以支持一个归纳；有时千百个例子也无法证明一个普遍命题。“一切乌鸦都是黑的”是个普遍命题，属于“开放类”，但我们却不敢据此武断地预言不会发现白乌鸦或红乌鸦。可见普遍命题的预言功能不在于其属于“开放类”还是“封闭类”。按照我们的看法，普遍命题如果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就具有预言功能，反之则否。如果找到了乌鸦的细胞内存在着它必然为黑的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证明了“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普遍命题，也就可以据此预言了。历史学的普遍命题（沃氏所谓“压缩了的提要”），如果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那就与科学命题一样，具有预言功能。

波普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历史学具有预言功能：人有自由意志。的确，“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这样，“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自由意志之无法如愿，显示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证明社会历史的无规律性。事实是，我们不仅发现了某些历史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正在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历史学预言功能的明证。

第四，关于客观性。沃尔什将“客观性”定义为“为人公认”、“普遍接受”，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是迥然不同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客观”或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物质的本来面目去说明或认识。质言之，“客观”总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但是沃尔什的“客观”，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即“公正无私”。沃尔什意识到这种区别，但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其说“所关切的乃是独立的客体（物理世界）”，不如说是“发展出了一套标准的思维方式”（第95页）。沃尔什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评价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然将客观性与外界事物联系起来了：自然科学家服从“标准的思维方式”，基础是“独立的客体”。

否定了沃尔什意义的“客观性”，恢复了“客观性”的本义，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否就不存在客观性了呢？沃尔什的配景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等所提供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历史学而论，客观性“要以诉之于独立的事实来超越前面的配景理论的说法而前进，就是不可能的事”（第117）。就自然科学而论，范式并不是科学家们共同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即它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18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175.波普尔则一面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距离真理有多远，但是我们能愈来愈逼近真理”；一面表示“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试探着——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把理智所自由发明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K.R.Popper,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TheGrowthofScientificKnowledge,NewYork,1963,pp191,231.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由此构成了事物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内部结构。这种客观的结构反映在人的认识中，在方法上，就形成知识的或理论的框架。科学的范式是客观实在的普遍联系的反映。当然它也含有一定的想象的成份，这是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表现。我们研究历史和自然，应该坚持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统一。“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2

关键词:博雅教育；大学物理；科学素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在注重专业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博雅教育，即人才的培养不但要培养学生修业，更要培养学生做人，“做人第一、修业第二”[1]。在博雅教育中，所谓“博”是指既要培养大学生学文，也要培养学理，做到文理兼备；所谓“雅”是指素养，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修养。博雅教育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有其独特之处，它不但要培养学生的国学等人文素养，更要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工程和技术工作者的科学素养。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和相互作用的自然科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以物理学为基本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课，更是理工科学生博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探索新培养模式下的大学物理教育和教学，对理工科学生的博雅教育尤为重要。在大学物理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融入博雅教育，可以激发学生学学物理的兴趣和提高学生学学物理的热情，对理工科学生的博雅教育而言，具有其他理工科博雅教育课程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大学物理教育与教学中融入博雅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1培养理工科学生自然科学的基本科学素养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大学物理是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大学物理中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其具备以后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或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科学素养。大学物理包含力学、振动与波、气体动理论与热力学、电磁学、波动光学和量子物理学等内容，这些内容不但对机械、土木、电子、电气、通信、材料、光电和新能源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有很大裨益，而且通过介绍大学物理中的定理、定律和规律，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众多守恒定律之一，但是该定律并不是在任何运动情况都能成立，如在匀速圆周运动和天体运行中，动量守恒定律就不再适用，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引入新的物理量角动量后，角动量是守恒的，从而揭示了天体运动所遵循的运动规律，物理上的守恒定律体现了美学中的对称美学，时间上前后不变，空间上左右一样，物理学中的美学无处不在。在气体动理论中，通过学习麦克斯韦分子速率分布规律我们知道，速率大的和速率小的气体分子数都比较少，速率不大不小的分子数分布最多，这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中庸”是何其相似，“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看来，小小的气体分子运动速度也懂得中庸之道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热力学系统向着概率增大（或者混乱度增大）的方向进行，由此，我们知道一个系统越是有序（混乱度越小）就越不稳定，就会向概率增大的方向发展。在植树造林中，对于种植了单一树种的树林来说，这种树林的生态就高度有序，因而就极不稳定，容易发生病虫害；相反，杂草丛生、各种树木都有的无序的原始森林就不会发生病虫害。同样，城市的规划者也不能人为建造一些高度有序的功能化城区，如电子城、大学城、科技园等，这些功能区的公交在上下班挤得要死，而在其他时间则无人乘坐。在电磁学中，麦克斯韦的关于磁生电的涡旋电场假设为人类打开了逆向思维之美，而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为人类揭示了物理学规律在形式和逻辑上的对称之美。大学物理中，这些融入了博雅教育的定理、定律和规律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实例既可以培养理工科学生的“博”，也可以培养他们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的“雅”。

2介绍科学家的生平和人格魅力，重塑理工科学生的意志和品质

在大学物理的教学过程中，会涉及许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既包括物理学家，也包括数学家和化学家；或既是物理学家也是数学家、化学家；既有经典物理学家，也有近代物理学家等不一而足，通过把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他们在科学探索道路上所具备的可贵品质和人格魅力介绍给学生，对重塑学生的意志、品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英国科学家牛顿，不但是经典物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样也对数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也正是由于牛顿这种虚怀若谷的品质、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其在自然科学上取得伟大的成就。麦克斯韦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经典电动力学的创始人。他说他之所以有这些成就，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深：一个是实验物理学家和登山家福布斯，他培养了麦克斯韦对实验技术的浓厚兴趣，一般从事理论物理的人很难有这种兴趣；另一个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哈密顿，他强制麦克斯韦写作要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并且哈密顿的博学也极大地影响了麦克斯韦，在他们的帮助下，麦克斯韦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这也为麦克斯韦以后能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和完成电磁场理论的经典巨著《论电和磁》奠定了基础。近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一生成就斐然，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一生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在柏林时，他坚决拒绝在纳粹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上签字，却毅然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定要赶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二战结束后，他公开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爱因斯坦一生也淡漠名利，他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请他担任第二任总统，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2]。物理学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子都很真实、生动和励志，对理工科学生的博雅教育可以起到润物无声之效。

3系统开设选修课，构建大学物理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

通过开设与大学物理相关的选修课，丰富大学物理的教育与教学，形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大学物理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与大学物理相关的选修课程有物理学史和近代物理导论等，物理学史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史[3]，它包括对物理学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物理学概念与思想发展及变革过程的研究。通过向学生传授物理学史知识，不但能使学生增长见识，加深对物理学的理解，而且更可以使学生从物理学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近代物理导论是以狭义相对论、量子理论为基础，主要介绍重要概念、主要理论观点及理论精髓、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以及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应用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导致了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在此基础上使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生物学、地学和天文学等基础学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物理的创立为现代高新技术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背景和前提条件。在现代的高新技术中，激光与核能早已得到广泛应用，量子通信也逐渐被人类所利用，开设近代物理学导论，就是让学生能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

本文从三个方面系统地给出了在大学物理的教育与教学中开展博雅教育的具体办法：通过传授大学物理中的基本知识培养理工科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通过介绍物理学家的生平和人格魅力，来重塑理工科学生的意志和品质；通过开设与大学物理相关的选修课，来构建大学物理博雅教育课程体系。对高校在校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全面开展博雅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福家.博雅教育[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所.爱因斯坦传(汉译传记丛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3

朱公瑾，字言钧，又名霭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02年7月8日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世家，1961年8月28日卒于上海，1914年朱言钧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恰逢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面向全国有名的中学招生，在南洋中学选送的十余名考生中，只有朱言钧等二人被录取．故于1919年9月到清华学校学习两年物理和化学．由于在校期间参加一次学生游行而触怒校方，在“自我检查”或“留级”的惩罚中，朱言钧选择了结束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习．此时留学美国已经不可能，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去德国留学．由于化学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德国属于保密专业，不接受外籍学生，所以朱言钧选择学习数学，并于1922年进入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哥廷根大学哲学院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经魏嗣銮的推荐，师从著名数学大师柯朗．“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希尔伯特、龙格（Runge，1856－1927）、兰道（Landau，1877－1938）等都曾为其授过课．”［3］1927年以学位论文《关于某些类型的单变量函数方程解的存在性证明》获得博士学位．1910—1929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共有13名①，其中有朱言钧．朱言钧于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年仅25岁）．1930—1931年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每周往返宁沪两地授课．1932—1937年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光华大学数学系工作多年．1936年任《中国数学会学报》编委，《数学杂志》常务理事．受抗日战争影响，1941年光华大学上海校区关闭，朱言钧失业两年．由于生活所迫，1943年在日伪统治的上海交通大学兼课．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协助光华大学成都校区迁回上海，并继任光华大学副校长．1952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6年随交通大学西迁，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60年调回上海，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曾任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是中国数学会发起人之一．任《德华大词典》编辑员，乙酉学社编译员等职．朱言钧十分重视家乡的基础教育建设．余姚中学的前身为余姚私立实获初级中学．由姚籍人士朱言钧、朱荣泉等人发起筹建．他们筹借酱园街北首同善堂、吕祖阁、药王殿等寺院庙堂为校舍，聘教师5人，于1935年9月招初一学生一班．这是余姚第一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学校取名“实获”，就是要有实际的收获，学生要有实用的知识，诚实的品德和老老实实的处事态度．这是对学生的期望，也是办学的宗旨．黄明②，王文奎③等一些有志青年均毕业于余姚中学．

2著书立说，传播现代数学知识

2．1编写翻译数学论著

朱言钧回国后极力宣传哥廷根学派思想，真正反映了现代数学的精髓．是我国偏微分方程研究领域的奠基人．朱言钧在宣传现代数学知识方面有许多建树．他鉴于国内当时数学基础知识相当薄弱，数学书多为外文，因而致力于数学知识的普及．朱言钧写了很多高质量的通俗数学著作，特别是翻译柯朗的《微积分学教程》，影响巨大．1937年上海沦陷，朱言钧以翻译此书表达爱国之情．译文是用半文言翻译的，虽说读起来有些不畅，但翻译的还是相当准确、传神．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多以中文版《柯氏微积分学》（R．柯朗著，中华书局，上卷1949；下卷1952）为教材．“这本书比当时国内已有的教科书高出一筹，因此获得普遍好评．直到50年代大规模引进苏联教材之后，才停止发行．”［3］朱言钧从1927年开始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连载“数理丛谈”（至十二续完），并于1935年集册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当时很受欢迎．1935年初版，到1948年8月已经第6版．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实数理论、几何学原理及来源、射影几何、群、微积分以及统计方法等，注重解说难点，探究其本源．在学习苏联经验逐步深入的过程中，要求教师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庞杂的课程内容进行缩减．朱言钧通过学习实践，编写出了适合我国学生学习的教科书《高等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朱言钧翻译、编写的教科书还有：《实数探源》（R．戴德金著，商务印书馆，1940），《师范学校教科书解析几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等．除编写翻译教科书之外，朱言钧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发表的文章，对当时尚处于研究前沿的数学知识介绍颇多．内容涉及数理逻辑、代数、几何、哲学、数学教育等方面，并大多刊登在当时科研水平较高的杂志上，如《数学杂志》等．其发表的数理逻辑类文章。此外，朱言钧还发表过题为《自然科学概论》的一篇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大学杂志》1933年第1卷第1期．

2．2朱言钧与《数学杂志》

中国数学会（ChineseMathematicalSociety，CMS）于1935年7月27日在上海成立．学会成立时会址设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朱言钧为中国数学会发起人之一，连任三届常务理事，《中国数学学报》和《数学杂志》的编委，为我国数学知识的普及和教学研究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数学杂志》是由中国数学会于1936年创办的一个以传播数学、普及数学知识为宗旨的期刊，标志着我国全国性的数学普及刊物自此诞生．《数学杂志》共出版两卷五期．朱言钧作为《数学杂志》的常务理事，负责征稿等事宜．如该杂志中编辑委员会征求稿件启示第七条为：“来稿请经寄上海海格路交通大学顾养吾或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朱言钧收”（顾养吾即为顾澄）．朱言钧在《数学杂志》上共10篇，除第二卷第一期之外，几乎每一期均有2—3篇文章发表，接近总篇数的四分之一．朱言钧在《数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数学认识之本源》（1936年第1卷第1期）、《数理逻辑导论》（1936年第1卷第1期）、《存在释义》（1937年第1卷第2期）、《数之意义》（1937年第1卷第2期）、《纪念黎曼（B．Riemann）》（1937年第1卷第2期）、《代数精蕴》（1937年第1卷第3期）、《数之意义（续）》（1937年第1卷第3期）、《苏格拉底讲学方法的应用》（1937年第1卷第3期）、《代数精蕴（续）》（1937年第1卷第4期）、《数之意义（续）》（1937年第1卷第4期）

3推科学之本源，教之以治学之法

朱言钧倡导“推科学之本源，并教之以治学之法”，使当时的数学教学在理论方面有所提高．并对教学思想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1苏格拉底教学方法的传承

无论哪种学问，都起于事实的观察而成于思想的贯通．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并且不受外界影响而有自己感悟的人．对学生进行思想能力的训练，才是教育的最重要任务．教育的最后目标在于完善人格．丰富的知识是完善人格的必要条件，在追求知识之外，还要服从道德定律．道德定律与宗教规律不同，不能盲目信仰，要在实践理性中不断反省思索．朱言钧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注射式教学方法的缺点，大力提倡苏格拉底式的讲学方法（产婆术）．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在灌输已有的智识，却在指示如何获得智识的途径．教师对于学生，除因势利导，唤起兴趣之外，必竭全力训练他思想的能力，破除他固有的成见，纠正他思路的错误，使他自动提出问题而自加以解答，如是或者可以略救注射法之弊而人之才庶有养成之望”［4］．一种学问的难易，有一部分取决于研究对象．数学的难，不在对象的繁复而在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性．数学中所探讨的问题，全都依赖思想，反复推敲，以感悟其中的道理．数学是纯粹的思理科学，与其它重事实、观察、实验的科学迥然不同，数学是训练思想的最好利器，正因为如此，数学教学法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教学法．朱言钧将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数学教育中明确提出．他认为训练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当推苏格拉底教学法．如果仅用观察与实验来吸收知识，虽然零碎的知识很多，但产生的不过是灵敏的技师，这种教育称之为技师教育或职业教育．但教育的意义不止如此，科学之所以可贵，不仅在其内容为真确的知识，尤其是具有统一的系统，而且系统严格．后习得的知识可以与已有经验融会贯通，绝非注射式讲授法所能收效．教学方法由于教学内容的不同而应有所不同，在此之上提出苏格拉底教学方法的适用范围，不仅局限于数学．只要属于一说便知的经验事实，用注射法即可，而对于那些需要经过推理思索后才能明了的知识，则以苏格拉底教学法为好．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能够使教学达到美满的效果．

3．2自然科学之数学化

人类在探求自然的过程中，常以感觉为起点，以事实为依据，用各种实验观察其变迁，最终了解其真相．自然科学昌明以后，政治、社会、经济莫不受其影响．朱言钧将自然科学近年来发展的共同趋势称之为“自然科学之数学化”．首先，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朱言钧认为，观察和实验是从事自然科学者最基本的工作，自然科学者不仅要搜集自然界已成的事实，更要推测自然界的未来发展趋势，不仅要知道事实是怎么回事，更要去追问事实为何是这样的，这是从事自然科学者所应持有的态度．因此，在观察事实时，必进而推求自然公律．自然公律是了解自然现象的必然手段，在某种条件下必然发生的现象，凭此公律，我们可以了解既往，推测未来．在观察各种现象之后，凭观察之所得用来推寻自然之理，并用逻辑推演种种结果，看这种结果是否与事实相符，以此验证这种定理能否成立．由此可知，任何理论的成立，都是始于事实而终于事实，首尾相应，圆满周到．如物体下落时，所经路程与时间有关系．在牛顿之前，已经有物理学家屡次试验，直到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理才使得这个关系明确．牛顿的定理，可以解释物体下落的现象，并可以推广到地球绕太阳的运动．再如，当温度不变时，气体所占的容量与其所受的压力成反比，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要说明为何，就必须依赖气体运动学说成立后才能明白．这些无疑都是数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事实与思想①的整合．自然科学应从事实出发，但不能仅以搜集事实为满足，必须在搜集事实之余，以解释事实及推测事实为其最重要的任务．观察和搜集事实属于实验科学的范畴，建立理论用以解释事实，推测事实属于理论科学的任务．实验科学是理论科学的基础，没有理论科学则使实验科学失其效用．但事实如果没有思想的整理则如一盘散沙，思想若没有事实的根据则是空想，两者相互依存．“自然现象，初视之似为散乱无章，细审之，其间实有一大理之贯注．”［5］我们建立的种种理论，使得纷乱的事实变得系统，而后将这些定理归于最后的少数定理中，由最少数的原理推得一切自然之理．这少数的原理，以质论之，必须普遍与简明；以量论之，必须减到最小限度．由此，将自然界的必然现象变为思想界的必然推论，这是对散乱无章的自然界中有一贯之理的认识．朱言钧认为“最近之自然科学，虽尚未足以语此，然其向此种趋势发展，则为极显明之事实．此种趋势，吾无以名之，名之曰自然科学之数学化．”［4］数学是以少数原理为基础，数百条定理都是由少数原理推出的，其内容真实，系统森严．自然科学的职志，就是要在散乱中求统一，所以必须找到一个能够统驭自然界的原理，使得众多智识有一个精严的系统，从这一点来讲，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以数学为鹄的．我们凭观察实验所得用以建立理论，数学的应用是各种理论的必要条件．任何实验的结果，都要用到数学，才能使其结果较为精确．物理因运用数学最广，所以其成就也最大，其次为化学，其它学科如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重视事实统计的学科也离不开数学．

4结语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4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1］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编译：《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

［6］萨顿：《科学的生命》，刘jùn＠②jùn＠②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7］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

［8］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10］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5

近代物理学的成功及其文化影响物理学是近代科学的杰出代表。“物理学以其杰出的成就证明自己是学科之冠。”［1］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使人们对世界得到确证的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数量化的、可观察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确立。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伽利略的物理学贡献、牛顿的经典力学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西方科学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对普通民众亦产生重要影响。此种影响主要是经由启蒙运动传播并扩展开来的。启蒙运动在科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关键。伏尔泰、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启蒙思想家在“科学文化”的塑造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打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逐渐成为主导人们观念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界的牛顿为世人所景仰。而问题在于，给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科学形象与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极大发展，以及科学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使得“科学”、“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科学”成为“理性”、“正确”、“合理”、“有价值”甚至“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成为评价事物有效性的全新标准。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产生。

哲学的困境与物理学的辉煌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渐趋成熟，黑格尔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精神在内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却发现哲学已经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与困境之中。哲学家们发现自己对于哲学已经无所事事，很难再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与此同时，尼采哲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等相继产生，试图解决哲学的困境与危机。随着物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以往的本体论哲学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家们却依然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喋喋不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危机。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寻求哲学的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在于科学方法———可量化的、可重复观察、可实验的方法———的采用。因此，许多哲学家努力要把哲学变成科学以实现哲学的新生。在这方面既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努力，也有心理学创始期的冯特、铁钦纳等人的贡献。这些人尝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的认识问题。正如心理学史家赫根汉所描述的:“早期的科学主要研究物理世界，是非常成功的，而它的成功激发了人们将科学方法用于心灵研究的主题。”［2］在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之下，寻求解决哲学困境的一些哲学家结合实验生理学，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有了科学心理学这一产儿。冯特等人在对感觉、知觉、意志、记忆等认识论主题的研究过程中，以物理学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手段，使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

“科学”作为心理学确立的学科依据与目标导引现代学科的确立，既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在于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心理学而言，则更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心理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依据。“心理学家假定物理学是最好的科学，试图以物理学的方法和目标运用到自己的学科内容上来。”［1］(页41)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学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新方法的采用。无论是冯特的实验内省法，还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强化理论，抑或是认知心理学的人机类比，都在于新方法的采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得益于它用新的方法研究已有的问题。追求客观的、量化的实验法，使心理学从哲学家纯思辨的睡椅上解脱出来，并取得了准“科学”的成就。心理学家认识到，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使心理学有可能像物理学一样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人们深切地期望心理学诞生自己的牛顿。可以说，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科学性追求，“成为科学”构成心理学追求的主要目标。将“科学”确立为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与19世纪末的西方理智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当时的经典物理学成为主导人们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科学”成为“理性”、“合理性”甚至“真理”的代言。在哲学的黯然落寞之下，这种对比愈加明显。加之当时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得追求科学的、可确证的知识，反对并拒斥纯粹的思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强音。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是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的产儿。心理学要像它的榜样物理学一样，通过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科学。因此，“科学”成为心理学追求的主导性目标。

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体现

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是一个持续展现的过程。这里仅选取其中几个典型的历史学派加以分析。

(一)冯特实验心理学的科学追寻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创立，在于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成功采用。冯特通过实验内省法，成功地将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相结合，在他看来，“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精神可以为心理学所应用”［3］(页78)。冯特把他的实验心理学看成是一种纯科学，“冯特认为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都是以经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其出发点却各不相同。……冯特认为一切科学都研究经验，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而其他科学研究间接经验”。“既然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经验，心理学研究的也是经验，那么心理学就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起来，以使心理学真正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3］(页80－81)在冯特看来，传统哲学心理学的内省法是不充分的，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心理学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有着自觉的科学追求，这种追求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关联。冯特主张心理学是纯科学，不主张心理学与哲学分离，主张心理学应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在科学心理学之外，冯特还发展了民族心理学。总之，冯特的心理学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为目标追求，而且他的心理学是多元的。在冯特那里，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保持了它的常态。

(二)铁钦纳构造心理学的科学标尺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则是铁钦纳，而非冯特。这点在赫根汉的《心理学史导论》中有着清晰的区分。这个作为冯特学生的英国人后来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方面，铁钦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铁钦纳看来，心理学应当研究意识的内容本身。在研究方法上，铁钦纳对内省描述的要求更加严格，在他看来“为了确保清晰的经验和准确的报告，科学必须求助于实验，实验是一种可以重复、分离和加以变化的观察。”［3］(页149)铁钦纳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受当时化学元素论的影响较大。在铁钦纳看来，要对意识内容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将意识经验分为许多意识要素。只有分到无可再分之时，才能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成果来。铁钦纳的性格向来倔强、严格、严谨，他及他的众多弟子一直在他认定的元素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铁钦纳将意识元素分为上万个之多，使后来的研究者感到纷繁与茫然。此种取向遭到格式塔心理学的猛烈抨击。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对将意识刻意地划分为意识元素。回顾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虽然有着强烈的科学追求，但却代表了一条错误的探索路径。今天，他的心理学几乎已经无人问津，对后起的心理学研究影响也微乎其微。

(三)华生行为主义的科学表征行为主义是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流派之一。自1913年至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一直在心理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913年，华生(Watson，J．B．)在《心理学评论》杂志发表了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正式宣告行为主义的诞生。华生创立行为主义直接反对的是构造主义的观点。在华生看来，构造主义研究人的意识，而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研究意识很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华生主张心理学应当抛开意识，径直去研究行为。所谓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如肌肉收缩、腺体分泌等———的组合。他认为，思维不过是肌肉特别是言语器官的变化，而情绪不过是内脏和腺体的变化。在华生看来，心理学研究行为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继而预测行为，并通过控制环境去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华生的行为主义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华生对于科学性的追求在心理学史上可谓登峰造极。华生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为主义的理论目标就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贯彻经验证实原则，将心理学打造成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分支。华生认为凡是不可经验观察的对象都不能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张放弃传统的内省法，放弃所有与意识有关的范畴，诸如感觉、情绪、思维等。这样，他也就开始了将动物实验类推到人身上的心理学努力，也就开始了将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行为的解释道路。因此，“无头脑的心理学”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科学”在心理学中确立起霸主地位。但后来的研究却表明，它不过使心理学一条走偏了的道路。被行为主义抛弃的“意识”，在几十年后由一位外行人乔姆斯基再次带回心理学中。心理学在实现所谓“客观性”的科学追求之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回过头来进行意识研究。

(四)认知心理学的科学追求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研究取向，并成为当今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趋势。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乔姆斯基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所创立的心理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则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心理学为主。信息加工心理学继承了实验心理学的传统，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人脑与计算机的类比，形成了一套实验、模拟、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信息加工心理学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信息加工的全过程。认知心理学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反应时法、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法、口语记录法等。认知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但也从行为主义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实验方法、操作主义等。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可以用计算机来类比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注重科学追求的目标，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成功避免了科学心理学的死亡，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认知心理学在取得一系列辉煌的同时，并没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心理学并没有避免自身“不科学”的危机，没能避免自身“不统一”的困扰。心理学的纷争与混乱依然存在。认知心理学没能解决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在纯正的自然科学家面前依然不免感到自卑。在这种局面下，更有必要深刻反思西方心理学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求。

西方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后果

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通过不断扬弃旧的传统，实现科学追寻的成就。通过心理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心理学科学追求的过程是心理学不断扩大自身学术影响的过程，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追求成就了心理学今日的主体画面。然而，这一过程也是心理学一度丧失“自我”的过程。自我以“他者”作为自身追寻的目标，原本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但是在对“他者”的过分追寻与效仿中，心理学已一度迷失甚至丧失了“自我”。今天，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学科定位、学科统一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着诸多混淆与纷争。心理学对于“科学”的学科定位，在成就了心理学学科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科学”原本是心理学为自身设定出来并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与方法原则，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科学”却成为心理学学科发展合法性几乎唯一的判准。问题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单纯客观世界。心理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复杂性，远非单纯可观察、可量化、可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达成。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兼具了自然、社会、精神等多个维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单一向度来研究多维世界中的“人”。以构造主义与行为主义为例。铁钦纳的构造主义主张研究意识的元素，将意识分为许多元素，但忽视了意识现象的整体性。最终被认为进行的是一些琐屑而没有价值的研究，并被批评为元素主义。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为了客观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可量化的行为，通过动物行为来类推人的心理。把原本应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踢出心理学之外，被其他心理学家批评为“在倒洗澡水的过程中将孩子一起倒掉了”。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过度执著追求，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原本应当研究的主题。过度的科学性追求，容易造成研究者带着先入之见来展开研究。因此导致研究结果发现的总是心理学这门科学所预期的，使得研究结果渗透着研究者的先入之见。同时对于“科学”的过分追求，也造成了心理学的异化。使得“科学性”、“科学与否”成为评判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使得心理学越发失去生活效度与现实解释力，造成心理学研究的僵化。

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批判

西方心理学基于科学方法而自我确立，并因此成就了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但是，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表现为一种异化式的“科学”情结与科学追寻。因此，对于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有必要加以批判性地反思。由于西方心理学所持有的“科学”情结，使得“科学”成为评判心理学价值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使得如果不符合“科学”的规矩，那么就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导致心理学为了科学的方法，忽视甚至漠视所要研究的主题。使得心理学被批评为元素主义、原子主义、还原主义，忽视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整全心理。而且，最要紧的是，西方科学心理学无法在完全采用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同时，而不采纳其内在的自然主义观点及其信仰中固有的哲学问题。可以说，对物理学的羡慕已经成为20世纪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早期的心理学家纷纷效仿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模式，这些原无可厚非。但是，心理学为了科学方法的追寻而舍弃了所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而一旦付出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寻，那么它自身的境地便岌岌可危。心理学作为学科的建立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及“科学”目标的确立。然而即使到今天，心理学依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使得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情结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从科学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方法是科学实现的一个保障，而科学精神才是真科学的体现。心理学以科学方法实现了自身客观性的进步，但同时更需要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有着清晰的认识。成熟的自然科学对自身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有着清晰的认识，有着较为成熟统一的研究范式。心理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则一度为了实现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而抛弃了意识的研究主题。使得心理学在“科学”的遮蔽之下失去了本该研究的东西，因而它的科学精神也变得令人质疑。由于意识的复杂性，使得心理学虽然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成就。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6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7

一、生平简介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高潮期。

4.以系统论、认识论和各种地学方法推动遥感地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8

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

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我想简略地回顾

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sProgres

deL\Esprit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合理性

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

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和康德一样，孔多塞

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

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

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

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

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

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孔多塞试

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

（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至善

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

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至善被解释成

了进步。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

\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desfaculteshumaines）设定

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意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

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9】。

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进步概

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

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

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

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同时代人那里才获得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

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

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

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

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

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

施），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

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

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

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

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

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

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

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

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

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

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

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

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

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

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

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

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

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

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

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

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建立。

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

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

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

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

，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

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

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

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宪政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

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

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

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

，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

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

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

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

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

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Determinismus)：从兰克（L.v.Ranke）和萨维尼（

F.K.v.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

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

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

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

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

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

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

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

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

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

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

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

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

（H.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

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

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

（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

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

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

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

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

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

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

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

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

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

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

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

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

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

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

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

，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

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

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

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

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

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

注释：

1.洛维特（KarlLoewith）：《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MaxWeberund

KarlMarx），载其：《论文全编》（Gesammelte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

第1页及下两页。兰茨胡特（S.Landshut）：《社会学批判》（KritikderSoziologie

），Leipzig，Neuwied，1969，第12页及下两页。弗赖尔（HansFreyer）：《社会学作

为现实科学》（Soziologieals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第

145页及下两页。以及我的注释，载施塔默（O.Stammer）（编）：《马克斯·韦伯与当

代社会学》（MaxWeberunddieSoziologieheute），Tuebingen，1965，第74页及下

两页，转载于哈贝马斯，（1970），第313页及下两页。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凯斯勒（D.

Kaesler）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Weber），Muenchen，1972；比恩鲍姆（

N.Birnbaum）：《对于资本主义发生的不同解释：韦伯与马克思》（Konkurrierende

InterpretationenderGenesedesKapitalismus:MarxundWeber），载塞法特（C.

Seyfarth），施普龙德尔（M.Sprondel）（编）：《宗教与社会发展》（Religion

undgesellschaftlicheEntwicklung），FrankfurtamMain，1973，第38页及下两页。

2.圣卡尔贝格（St.Kalberg）：《当代德国社会学领域关于韦伯的讨论》（The

DiscussionofMaxWeberinRecentGermanSociologicalLiterature），1979，载：

《社会学》（Sociology），第127页及下两页。

3.请参阅Wellmer，手稿，（1977）。

4.哈贝马斯（J.Habermas）：《行为合理性的几个方面》（SomeAspectsof

theRationalityofAction），载：杰莱茨（F.Geraets）（Ed.）：《当代的合理性》

（RationalityToday），Ottawa，1979，第185页及下两页。

5.卢曼（N.Luhmann）：《目的概念与系统合理性》（Zweckbegriffund

Systemrationalitaet），Tuebingen，1968。

6.斯特莱瑟（H.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TheNormative

StructureofSociology），London，1976，第44页及下两页。

7.这里引用的是阿尔夫（W.Alff）主编的德法对照本，孔多塞（Condorcet）：《

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进程》（EntwurfeinerhistorischenDarstellungder

FortschrittedesmenschlichenGeistes），FrankfurtamMain，1963。

8.Condorcet，（1963），第125页。

9.Condorcet，（1963），第29页。

10.Condorcet，（1963），第253页。

11.Condorcet，（1963），第275页。

12.Condorcet，（1963），第325页。

13.Condorcet，（1963），第381页。

14.Condorcet，（1963），第345页。

15.Condorcet，（1963），第383页。

16.Condorcet，（1963），第395页。

17.Condorcet，（1963），第345页。

18.托伊尼森（M.Theunissen）：《理性的实现》（DieVerwirklichungder

Vernunft），《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undschau），附刊，第6卷，Tuebingen，

1970。

19.Habermas，（1976a），导论。

20.斯克莱尔（L.Sklair）：《进步社会学》（TheSociologyofProgress），

London，1970，第56页及下两页。

21.罗特哈克（E.Rothacker）：《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与系统性》（Logikund

SystematikderGeisteswissenschaften），Bonn，1948。

22.伯格（Th.Burger）：《韦伯的形态概念》（MaxWebersTheoryofConcept

Formation，Durham，1976；豪（R.H.Howe）：《韦伯的诸种亲和性》（MaxWebers

ElektiveAffinities），AJS，84，1978，第366页及下两页；巴克（M.Barker）：《康

德作为韦伯的问题》（KantasaProblemforWeber），载：《英国社会学杂志》（

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0，第224页及下两页。

23.关于尼采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请参母莱施曼（E.Fleischmann），De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9

科研导论课是创新方法类课程，作为本科生自主性的实践课程，是“创新教学环节”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在传统的课程安排中，实践课程主要是为理论课程服务的，实践课程设计的目标一般是作为理论课程的补充和扩展。因此很多专业往往只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相关的实践课程。在这样的课程导向下，学生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等内容，导致理论知识充足却不知道如何运用。基于此，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主要目的在于对全体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学生熟悉科研过程，对科学研究的本质有初步的认识，为学生主动参与科研活动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对学生讲授文献查阅与科技论文写作、科学研究方法和程序、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分析仪器的使用等内容，使学生全面了解大学生科研的意义、方法、步骤、环节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并能正确地应用这些知识，分析、思考和解决科研生产实际中遇到的一般问题。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第4学期)开设,共24学时属于课堂教学类课程。根据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科学研究概述[2]，2学时，本章着重介绍自然科学体系的分类，掌握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详细讲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及科学技术研究的涵义、性质和任务。2）科研课题的选择与确定，3学时，本章介绍选择科研课题的基本线索。重点内容包括有：（1）选题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2）科研选题的一般程序；（3）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特殊要求。3）科学研究的方法，4学时，本章介绍科学研究的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作用，科学抽象的一般步骤，理想模型和理想实验。4）科学研究成果的处理，3学时，本章介绍的方法，在科技期刊上的一般程序；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要求深刻理解与熟练掌握的重点内容有：科研成果的鉴定方法。5）科技论文的撰写，4学时，本章介绍文献资料的收集方法；论文饿写作方法，包括论文的命题，论文的署名，论文的摘要，论文的前言，论文的正文，论文的结束语。6）研究性学习科研，8学时，本章主要介绍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及具体科研实例，包括近红外光吸收与上转换功能材料的课题研究示例，类石墨烯MAX纳米片的制备及应用研究等。教学上采取自主探究：要求学生以4-6人为一组，自主选择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一个课题，自主设计研究方案，并汇报讨论。

2教学方法

该课程属于创新方法类课程，很多教学内容的实施需要结合科研实际，具备科研实践经验，因此教学方法上必须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所区别，不能简单实行讲授教学，在这门课程讲授中，课程教学以课堂教学、课外作业、课程设计、综合讨论、网络以及授课教师的科研项目经验讲授等共同实施，从而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教学的内容。课程将按照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式，注重知识性、哲理性和实用性，由浅入深地使本科生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初步掌握科研方法的实践与思维技巧，为其本科阶段参加课题研究、撰写较高水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做好本科论文（或毕业设计）以及今后从事深入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的教学将有机结合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过程，设计分组讨论、互查汇报、网络课堂等多种自主学习方式，并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时跟踪、辅导和考核，充分锻炼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课程的案例教学将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取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学术造诣高、科研成绩突出并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担任案例教学，结合自身的科研经验进行讲授。按照教学设计，整个课程的案例主要包括：（1）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制备及研究进展和应用。系统介绍了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发展进程，并介绍其文献调研的方法，讲解科研课题的确定以及项目申请书的撰写，传授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研究方法以及科研成果的分析总结，进而讲解科技论文的写作和最后论文的发表程序。（2）二维MAX纳米片的制备，介绍了二维MAX纳米片的概念和实现MAX型化合物的剥离方法。通过这些案例的讲授，学生可以系统了解科研的过程，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为以后自己从事科研活动奠定基础。除了案例教学外，整个课程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还有最后的自主课程考核。通过系统学习前面的内容以后，在课程考核阶段会将学生分组，3-4人一组，各组自主选择课题，然后自主进行相关文献调研，汇总各课题近期研究进展，撰写汇报文件进行课堂汇报。通过这一考核活动的实施，学生会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前面学到的科研技能，有助于强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强化了动手能力。

3教学效果

经过24学时的教学以后，教师详细讲解教学内容，分享科研经验，学生自主学习，分组实践探讨，本课程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教学效果，在结课后，学生对本课程评价很高，认为本课程非常重要，在课堂上学到了很多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他们后期科研活动的开展及毕业设计奠定了基础。教师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也深刻认识到教学科研的互补作用，教学为主，科研为辅。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只有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技能才能更好的传授学生知识。而只有持续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为学生答疑解惑，从而更好的实现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符合国家和学校的中青年教师的培养目标，实现职称的获得，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为未来科研导论这门课程的持续发展和教学质量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在考核环节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最后的分组课题讨论中，每个学生都积极发挥作用，应用自己的学习所得，主动思考，利用网络信息检索系统查阅文献并筛选信息，在最后的课堂汇报过程中，每个组的汇报内容详细具体，很好的展现了课题的科研前沿工作，具备了不错的科研素养。可以说，自主学习提升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也符合现代教学的要求，理论实践相结合，注重自主学习，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很积极的推进作用。

4结语

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科学研究的主要过程和所需要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使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文献查询和筛选技能，了解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有关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创新思维得到了培养，很多都进入了教师的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实际中运用学习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本课程的实践与探索，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艾延龄，章梦琴.材料物理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界,2017(09):74-79.

［2］杨军,石海洋.浅谈《科研导论课》教学内容创新及实践体会[J].教育教学论坛,2014,51:74-75.

［3］杨巧文，王启宝.科研导论课程教学体会[J].广东化工,2016,43(2):138-141.

［4］施庆乐，许剑光，韩朋德，诸华军.自主学习课程《科研导论》的实践与探索[J].科技视界,2015,22:129-129.

［5］杨小平.科研导论课教学改革的探讨，教育教学论坛,2014,27:30-31.

自然科学导论范文篇10

Abstraction:Theconnectionbetweenexperienceandpropositionisnotlogical,thatis,neitherreductionnordeduction.Thentheempiricalbaseofnaturesciencebecomesaproblem.Itcannotberesolvedbyregardingnaturesciencesasapropositionsystem.Inaddition,theempiricistplatformcannotgiveanyapproach.Scienceisessentiallyapractice,andonlytheplatformofferedbyPragmaticsandHermeneuticscanpointoutanapproach.Theintroductionofpracticality,community,intersubjectivityandcontextprovidesaclewforunderstandingofKuhn’sparadigmtheory：naturalsciencehasahermeneuticbase.J.Rousehasgonefarther:naturalscienceisitselfahermeneuticenterprise,anditisanarrativebeingreconstructedconstantly.Hermeneuticsofscienceisopposedtoobjectivismofscience,whichdoesnotnecessarilyslideintorelativism.Bernsteinhasofferedaprojecttotranscendobjectivismandrelativism:Hermeneuticsitselfprovidestheresourcesforthistranscending,and,sotospeak,hermeneuticcirclepreciselycallstheopennessofparadigmsofscience.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