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本思想范文10篇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1

一、基本情况

我区现有12个乡镇，7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约43万。其中城市人口约21万，农村人口约22万。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81家，其中区属中医医疗机构1家（区中医院），中心卫生院4家（姚千镇区二院、陈相镇区三院、林盛镇区四院、八一镇区红十字医院），乡镇卫生院9家（十里河、佟沟、白清、永乐、沙河、红菱、王刚、大沟、城郊）。民营医疗机构40家。厂企医疗机构28家，村卫生室190家。目前，乡镇卫生院中设有中医科室的6家，占乡镇卫生院的46%，有中医药人员25人。全区共有中医药人员200人，占医药人员的15.3%。村卫生室有能中会西的乡医29人。

区政府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2002年决定申报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2003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创建单位”。近年来，在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工作中，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加强培训，开展科研，强化管理，完善制度，定期检查，严格考核，增大投入，扎实工作，加快了创建步伐，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主要工作是：

（一）领导重视，机构健全，管理严格，为创建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区政府为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各层组织机构，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全面落实创建工作任务。一是注重领导，健全组织。区政府成立了由主管区长任组长，卫生局、财政局、人事局、发展计划局局长任副组长的区振兴中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中医管理科。卫生局组建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中医工作的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中医工作领导小组，卫生局专门成立了中医指导科，由熟悉中医药政策、中医管理知识和熟悉中医工作情况的同志负责中医药工作。各乡镇依照区政府的要求分别成立了创建农村中医工作领导小组。为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定期检查考核。区政府多次召开领导会议和专题会议，提高创建认识，明确创建任务。区政府和各乡镇将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工作纳入了区、乡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主管区长与各乡镇长签定责任状，明确创建工作责任，对乡镇的中医药工作进行专题考核，并把考核结果列入全年目标考核责任制中。卫生局制定了全区农村中医工作岗位目标责任制管理及检查、考核标准和办法。对区属医疗机构每半年检查一次，年终进行全面考核评比。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并提出改进意见，由卫生局中医指导科负责督办落实。三是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在创建过程中，建立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并随时进行监督检查。对各医疗机构的中医药工作实行质量监督，突出中医病志、处方书写质量管理和中医药疗效、技术操作规程以及中医护理等的管理和监督。严格了民营医疗机构的业务管理和质量考核，开展质量千分考核活动，奖优罚劣，提高了乡村医生和个体医生的业务水平，净化了中医医疗市场，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推动了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重点突出，网络完善，加快了创建工作的步伐

区政府在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工作中，突出了工作重点，优化中医资源，强化了网络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以区中医院为龙头，加快了中医药中心网络的建设。目前，区中医院的的中医药资源雄厚，现有业务用房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床位300张，床位使用率2004年为136.8%。全院有中医药人员98人，占全院医药人员的65.58%，中医药人员职称结构合理，有心脑血管疾病定位诊断、治疗DSA成像系统等大型医疗设备，固定资产达到8000多万元。中医门诊有一级临床科室13个，二级科室15个，其血栓病科在全区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先进的中药制剂室，生产中成药达24个品种，并全部达到国家药检标准，基本满足了全院临床及其广大患者的需要。2001年以来，年均为乡镇医院、村卫生室培训中医药人员20名，深入基层指导工作9次，培训人员300余人次，在创建工作中起到了龙头作用。二是以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为重点，注重了中联网络中医药工作的开展和建设。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现有中医药人员25人，做到了定期有计划地组织这些人员到区中医院和上级中医院学习、进修和培训。同时利用每月乡医例会传授中医理论及防病治病知识，并定期深入到村卫生室指导乡医开展中医药工作，发挥了中联络网的作用。三是以村卫生室为重点，注重了基层网络的建设。全区农村现有卫生室190个，有乡村医生220名，其中中医卫生技术人员29人。乡村医生均能用中西医两法防治疾病。现在全区中医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上建中心，中联网络。下打基础“的格局，加快了创建工作的步伐。

（三）加强培训，注重科研，推动了创建工作的进展

区政府特别重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中医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特别注重中医药科研、学术活动的开展。一是加强培训，提高整体素质。近年来，区中医院共有40余名中医药骨干到上级医院进修，大多数成为血栓病科等重点科室的中坚力量。与辽宁中医学院联合承办研究生课程班，招收15名硕士生。各乡镇卫生院有计划地强化中医药人员培训工作。区卫生局组织编写了《农村常见病中医治疗手册》、《针灸基础知识培训教材》、《中草药基本知识》等书籍，每年举办一次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培训班，累计培训乡村医生近600人次，覆盖率达98%。为规范医疗文件书写，举办了《乡村医生中医、西医门诊病历、处方及消毒隔离、预防感染培训班》，提高了乡村医生医疗文件书写水平及对消毒隔离、预防感染的认识程度。二是积极开展中医药科研学术活动。区中医院积极开展以“三贴近”和“出人才、出论文、出专利”为原则的科技兴院活动，2004年完成了国家“十五”重点攻关课题《中风病急性期综合治疗方案研究》60例临床观察；与辽宁中医学院合作，参与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彭氏眼针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研究》已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课题验收。2004年又申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级课题2项，分别是《化痰解毒法治疗缺血性中风急诊期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的临床研究》，《活血止血、泻火解毒法治疗脑出血急性期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此外还申报省级课题2项，市级课题2项。申请专利2项，《眼痒立止水》、《复方股兰丹预防和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及实用型国家发展专利1项。为了进一步完善医学、护理继续教育体系，先后举办医疗、护理中医药科研学术活动15次。2004年在区中医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了区中医学术交流会，共收到中医论文30余篇，通过专家评审，有16篇论文获奖。促进了我区中医科研与学术交流。

（四）投入增大，政策优惠，工作扎实，确保了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区政府在创建工作中，逐年增加资金投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向中医倾斜的优惠政策，确保了创建工作的开展。一是加大投入，搞好基础建设。在房屋建设上，区中医院完成了6936平方米的病房楼扩建及3133平方米急诊绿色通道的建设任务，新建热水房、车库、总务仓库316平方米，并投入使用，使医疗用房总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区三院）3300平方米的门诊大楼也投入了使用，院容院貌有了明显改善。在医疗设备购置上，医疗机构采取多渠道筹资的办法，中医院引进了心脑血管疾病定位诊断、治疗DSA成像系统等大型医疗设备。现有医疗设备总值4361万元，万元以上设备165台，使用率为85.2%。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投入近300万元购进大型设备16台件，使诊疗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医疗设施的改善，扩大了医疗服务功能，提高了科学诊治水平，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卫生系统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2004年各医疗卫生单位业务总收入（不含财政拨款）1亿8千万元。比上年增加3千多万元，增加21.2%。固定资产总值近2亿元，新增1千多万元，增长9.2%。二是坚持卫生优先的原则，制定扶持政策。区政府除了在资金投入上重点倾斜外，还制定了相关政策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开展城区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农村卫生院工作，本着“重点突出、合理配对、定点帮扶、注重实效”的原则，将五所农村卫生院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确定城区医院进行定点帮扶。目的是加强农村中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村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农村卫生院解决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和急诊急救能力。另外在医疗定点医院设立，干诊医药费报销等方面，给予中医院与综合医院同等待遇，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二、存在问题

区政府在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加大了领导力度，健全了组织机构，加强了管理，开展了培训和学术活动，增加了资金投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问题，主要是：

（一）农村中医服务网络建设不健全、不完善。农村中心卫生院四家，乡镇卫生院九家，只有六家设有中医科，其余七家没有中医科，不符合创建标准和要求。

（二）乡镇卫生院中医药人才缺乏。一是医院经济效益不好留不住人才。二是医院缺少资金无力引进人才。

（三）中医药培训工作有差距，部分医院中医“西医化”。部分中医技术人员学习培训不够，理论素养不高，技术不精，不能很好地运用中医辨证诊治的方法为患者服务，常常依赖“西医”诊疗，导致中医不中。

（四）创建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的资金明显不足。部分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室建设缺乏资金；医院硬件建设和人才引进缺乏资金；致使部分农村中医药服务空白。

三、几点建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我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意愿和要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我区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网络建设。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领导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搞好区中医院中心网络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医院中医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指导的龙头作用，以带动全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搞好城乡对口支援工作，加快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建设，加快中医专病（专科）建设，开展好纵向的中医药技术合作，以发挥中医药网络枢纽作用，达到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区）的标准和要求；搞好村卫生室的建设，以满足农民群众求医治病的要求。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中药；安全性；理法方药；中医理论；风险控制

虽然中药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打上了“天然”“安全”等标签，但中药应用数千年来不乏药害事件，其中影响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的案例之一是五石散[1-2]。五石散顾名思义是以五种矿石入药，其配方不固定，主要使用的药物包括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赤石脂等。矿石入药是古代神仙服食范畴中的一种，《神农本草经》认为久服一些矿石药有“延年”“轻身”“不老”“通神明”“神仙不死”等功效，并将之列为上品药。由于五石散所含药物的药性燥热峻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可产生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并被认为有美容、壮阳、益寿等作用，三国时期何晏倡导服食五石散，认为“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开始了滥用五石散的先河。五石散包含一些有毒的矿物，长期服用可引起慢性中毒，甚至死亡。两晋时期已认识到其毒害，至唐初，孙思邈呼吁“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但这股风气到宋朝才慢慢刹住，荼毒了数百年。中医在长期实践中早已认识到药物具有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的两面性，因此历来重视用药安全性，也从来不回避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在临床实践中中药安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不遵循中医理论，治疗不当，包括过度治疗；个体差异；药物配伍及用药禁忌；药物本身的毒性；药物的炮制；用法用量等[3-5]，面对这些风险，历代先贤也总结了很多风险控制的手段。《研经言》曰：“凡药能逐邪者，皆能伤正；能补虚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外出者，皆能引邪入某经”，强调了药物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毒副作用，因此防止药物毒副作用一直是中医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医临床实践的特色是理法方药的过程[6-7]，我们根据理、法、方、药这一临床过程来探讨中医传统上对药物安全性风险的控制。

1“理”和“法”

“理”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的认识，对通过四诊收集到的患者症状和信息进行辨证和辨病，即在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探讨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并作出正确诊断。“法”上承于“理”，在辨证和辨病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中医治疗疾病，应当遵循中医理论，先辨证，后论治。中医的诊治疾病的基本思想包括了辨证论治、以平为期、异法方宜、治病求本等[8]。《素问•移精变气论》提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即强调了正确辨证论治的重要性。中医认为人体与外部环境，体内脏腑组织之间存在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打破了，就会产生疾病，而治疗目的就是恢复或重建这种平衡，因此治疗疾病时，注重协调平衡，即“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以平为期”的思想一方面重视治疗的平衡性，提倡“中病即止”“衰其大半而止”等治疗原则，反对过度治疗，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食其正也”；另一方面也重视药效和毒性的平衡，提出“不可过剂”，反对滥用重剂、峻猛之剂。异法方宜即制定治则时要强调考虑气候、环境因素，结合患者个体因素，全面分析，具体处理，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到：“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反映了根据季节气候不同而用药；《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到：“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伤寒论》中指出咽喉干燥者、淋家、疮家、亡血家、汗家、酒客等均应慎用汗法，均反映了选择治疗原则应因人而宜。这些理论对于药物安全性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不能准确辨证和辨病，或不能制定正确的治则治法，药不对证，不仅治疗无效，甚至可能引起毒副作用。清代名医凌奂认为“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也”，在其所著《本草害利》一书中，对于每一个药物先言其“害”，后言其“利”，对人参、黄芪等传统补益药，关于“害”的篇幅远远多于“利”，充分反映了中医对于药物安全性的重视。因此正确诊断疾病，选择恰当的治则治法，防止药物毒副作用，一直是中医临床重要的指导思想。

2“方”

“方”是根据“理”与“法”，按照组方原则，确定药物、剂量和剂型。“方”是连接“理”、“法”和药物的桥梁，综合体现了从“理”到实施具体治疗的过程。在中医早期萌芽阶段，一般采用单味药，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对药物使用经验的不断积累，用药也由简到繁，由单味药到多味药配合治疗，形成了方剂，多味药配合应用中医称之为“配伍”。历代先贤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药物配伍经验，对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深刻的体会，认识到药物的配伍应用能提高药物的疗效，同时也会增加或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即形成了中药组方和配伍的基本原则，历经数千年，内容不断丰富，从“增效”和“减毒”两个角度出发，既增强药物的疗效，同时也力争弥除药物安全性的隐患。这些原则主要包括“君臣佐使”“七情相合”等。君臣佐使的理论出自《内经》和《神农本草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指出药物可按其在方剂配伍中所起的作用分为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指出君臣佐使的配伍比例不同来区分成方的大小。《神农本草经》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则具体到了药物层面。君臣佐使是从方剂组成结构出发，阐述不同药物在一首方剂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佐药（佐制药）用以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或制约君、臣药峻烈之性，使药（调和药）调和方中诸药[9]，两者具均有减轻药物毒副反应的作用，从组方的角度控制了用药风险，《伤寒杂病论》中大量的方剂用到了甘草、生姜、大枣，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起到了佐制和调和的作用。“七情相合”的配伍理论关注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出自《神农本草经》，书中提到：“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时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相畏”和“相杀”的配伍适用于弥减药物的毒副作用，“相反”和“相恶”包含了降低疗效和产生毒副作用的药物相互作用，这四者都属于现代药物警戒的范畴。在“七情相合”的基础上拓展出了药物配伍宜忌，“宜”指药物适合配伍，关键在于药物配伍后能增效减毒；“忌”指药物合用会产生和增强毒副作用、或降低和破坏药效，在复方中不宜配合运用。配伍禁忌中最多提到的是“十八反”“十九畏”，尤其是“十八反”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十八”之数，首见五代后蜀•韩保升《蜀本草》，其注释《神农本草经》时提到：“凡三百六十五种，有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历代本草著作有所增补，如《普济方》记载有57种、48对，《本草集要》记载25种、19对，《中药品汇精要》记载29种、28对，《本草蒙筌》记载25种、26对，《本草纲目》记载31种、29对。因此“十八反”已超出其数字意义，成为中药配伍禁忌的代名词。除“反”“恶”外，本草文献中“禁”“忌”“勿”“不可”“不宜”等内容大部分都与药物配伍禁忌有关[9-11]。此外，配伍禁忌还包括了服药食忌，俗称“忌口”，即服用中药期间的饮食禁忌。《金匮要略》中提到：“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有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一般服药期间应忌食生冷、油腻煎炸、辛辣刺激、海腥发物等食物，以免削减药物功能，或产生不良反应。

3“药”

“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基本单位，“方”“药”常常并称。中医的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有毒无毒等，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基础。中药来源广泛，品类繁多，很多药物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甚至致命，如《神农本草经》提到：“药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杀人，一曰钩吻，二曰鸱……”，并认识了一些药物的中毒症状，如《诸病源候论》描述“着乌头毒者，其病发时，咽喉强而眼睛疼，鼻中艾臭，手脚沉重，常呕吐，腹中闷热，唇口习习，颜色乍青乍赤，经百日死”。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除了在组方时注重药物配伍，避免配伍禁忌，在药物层面，历代医家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包括对药物的毒性进行分级、药物炮制、制剂、剂量、服用方法，以及解毒方法等[12]。《素问•五常政大论》开药物毒性分级的先河，把药物毒性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神农本草经》运用到具体药物，根据药物的安全性注明有毒、无毒，并根据毒副作用的程度注明“大毒”“小毒”等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为以后历代本草著作沿用，并出现更详细的分级，如“微毒”、“微有小毒”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采用了“大毒”“有毒”和“小毒”三级分类法。药物毒性分级对药物的临床安全应用，避免毒副作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炮制（或炮炙）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药物的性质和治疗目的，对中药进行加工。由于药物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药物加工是减少毒副作用的重要环节，是中医减少药物毒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加工后的中药制成饮片，便于制剂。早在南北朝刘宋时期就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药物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经历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药物炮制的理论和方法。现在看来，传统的炮制方法大多数有临床实用价值，并经现代科学手段证实。例如巴豆含有34%~57%巴豆油，既是有效成分，也是剧毒成分，巴豆入药前经过去壳、炒热、研绒、榨去油、研霜等一系列炮制过程，加工成巴豆霜，使含油量控制在18%~20%或放在纸上不没油迹为准，大大降低了巴豆油含量，既保证药效，也提高了安全性[13]。中药炮制一方面减少和去除了药物本身的毒性和一些引起不良反应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制定了药物来源、生药加工、成药生产的一些规范，从而减少因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品种误用、加工生产不规范等因素引起的药物安全性问题。中药剂型以汤剂最为常用，因此煎药容器、煎药溶媒、煎药时间、煎药次数、煎药火候和溶媒量对药物的安全性也有影响，这在历代中医著作中有大量描述。例如煎药容器不宜用铁器；附子往往需要久煎，因为加热可以破坏乌头碱等等。对于一些毒性较高，用量较小的药物，往往制成散剂，可以控制剂量，减少毒副反应。此外，中药也有一些特殊的制剂方法，如服用时将芫花、大戟、甘遂这些毒性剧烈的药物放入枣肉或桂圆肉内，类似于今天的胶囊剂，其目的也是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剂量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关系，因此使用重剂、猛剂时往往采用剂量递进的原则，反对孟浪用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十枣汤：“强人每服一钱匕，羸人半钱……若下，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综合反映了治疗因人而异、剂量递进的思想，以及服用峻猛药物的善后。中药服用得法，也可以减轻或避免安全性问题，如对胃肠道有刺激的药宜饭后服；常山热服容易引起呕吐，故宜冷服等。除了减少药物毒性外，历代医籍中对解毒方法也有描述，并不断积累和沿用下来。如《神农本草经》认为甘草、猪苓、石蜜等药材有“解毒”功效；《肘后备急方》中列有“治卒中储药毒救解方”“治卒服药过剂烦闷方”等内容；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到药物的毒副作用也是有办法可以解救的，“凡药物云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与人为害，亦能杀人。但毒有大小，自可随所犯而救解之”；《新修本草》专列解毒篇，记载中毒解救之法。

4特殊人群的用药安全性

妊娠用药安全是我国古代医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将引起胎动不安、滑胎、堕胎等副作用的药物列为妊娠禁忌药或慎用药。禁用药多属于剧毒药，或药性作用峻猛之品，或走窜性强的中药，例如雄黄、斑蝥、麝香等；慎用药则主要是一些活血化瘀药、行气导滞药和攻下药等，例如红花、大黄、附子等。《神农本草经》记载了6种有堕胎作用的中药，隋代《产经》最早直接列述妊娠禁忌，记载了82种妊娠禁忌中药，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系统完整地著录妊娠禁忌药，列举了妊娠禁忌药69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对妊娠妇女禁忌使用的中草药和中成药均有标注。除了重视药物的禁忌外，针对孕妇还制定了专门的治疗原则，如“有故无殒”“衰其大半而止”等，指孕妇不得“无故”用药，倘若有病邪存在，虽使用峻烈药物，是不会伤害母体，亦不会伤害胎儿的。用药时应根据疾病轻重，谨慎用药，不得过度治疗。此外，也总结了不少适用于妊娠期间服用的中药和方剂[14-15]。中医学认为老人和儿童体质与青壮年差别很大，老人总体走向衰竭，血气已衰，精神耗减，如风中残烛；儿童生长发育未完全，身体脆弱，常用“稚阴稚阳”来形容，因此在治疗上不仅仅是简单的避免使用药性猛烈的药、减少药物的剂量，而且结合患者年龄和生理状态，即使相同的疾病，也可能采用与青壮年不同的治则治法和方药，这样既提高治疗的有效性，也提高用药的安全性。

5中药安全性风险控制的现代进展简述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3

中华传统人文思想和知识涉及诸多领域，具有丰富博大的内涵和内容，需要根据实际在英语教学中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学中推介。根据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和学生的需要，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主要是：第一，传统哲学基本思想。中华传统哲学尤其是古代哲学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例如阴阳、仁、道、德等基本文化哲学概念的介绍，尝试以英语方式理解这些传统思想，能够让学生掌握传统文化基本概念的英文表述方式，乃至能够体会东西文化演化脉络的差异，从而为学生将来国际化背景下的学习与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传统文化艺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开展的具体有古典诗词、绘画、书法等。以古典诗词为例，比如我国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教授的欧阳修的《采桑子》如下：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Allfollowerspassedaway,WestLakeisquiet;Thefallenbloomsrunriot.Catkinsfromwillowtrees.Flylikemistalldayalongbeyondtherailsinbreeze.Flutesongsnolongersungandsightseersgone,Ibegaintofeelspringlone.Loweringtheblindsinvain,Iseeapairofswallowscomebackintherain.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跨文化的教学，通过这种跨文化的艺术推介，学生既能够领略古典诗词的韵律和节奏，有能够把握英语的表达方式的内在灵活性和方式，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翻译组织等能力，从而加深了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也锤炼了语言能力。这应该成为通过英语教学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第三，传统养生与体育项目。中华传统医学中有大量养生与体育项目，比如就中医基础理论来说，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尝试将基本的经络、穴位等翻译成英文并介绍给学生，或者通过学生和老师之间演示的方式来增进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在必要时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指导。也可以让参加太极拳等训练的学生用英文写出对这些传统体育运动的感受，等等。由于这些内容实用又玄远，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能够发生实际价值的文化传播内容。第四，传统建筑和旅游景点等文化景观。中华传统建筑和旅游景点等人文景观具有恒久的历史文化价值，其注重整体平衡和自然秩序，在世界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以初步地介绍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的基本原理、著名建筑物的地理分布、建筑风格演化过程等基础知识，让学生搜集和翻译一些建筑的名城等，增进学生对中华建筑文化的了解，尝试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理解建筑艺术的演进历程。这也是人文素养的重要内容。

二、在英语教学中强化人文素养的主要方式

第一，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学生与教师直接交流的主要方式，具有其它方式不能替代的作用。在人文素养和文化符号等方面的讨论中，教师需要掌握丰富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知识，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跨文化的推介和讲授，这对于学生掌握文化符号和提高人文素养是重要的条件。学生能够在课堂讨论中将自己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丰富化、系统化，从而提升了对历史文化发展的认识。第二，实际考察。实地考察，就是让学生在文化古迹、人文景观等所在地进行观摩、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汇比较多的东部地区如香港、厦门等城市，切身感受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相处的状态和问题，从而加深文化对人的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影响，增强人文素养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人文素养对于跨文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的认识。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布置写考察报告或者感想等形式来让学生增强语言应用能力。第三，情景模拟。文化教育中的情景模拟，就是让老师和学生就某一个历史场景、历史典故等进行情景模拟，通过生动活波的方式来让传统文化再现或复活，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化符号等发展的理解。这是能够带动学生积极性的一种可行的教学方式，很受广大大学生的欢迎和好评，也是教育专家积极推介的一种教学模式。

三、推进人文素质教育与英语教学优化发展的教育政策措施

第一，逐步充实和丰富传统文化符号在英语教材中的内容。在教材改革中，应该倡导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注重将传统文化素养的内容增加到教材中来，切实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教材的材料丰富性和体例完整性，为提高人文素质典型材料基础。第二，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推进人文教育的积极性。推进跨文化教育模式是对教师的一个重大考验，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教师探索和尝试的积极性，主要包括对教师的奖励措施，提供基础的保障条件，等等。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规划等形式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教师在跨文化教育中勇敢尝试的积极性。第三，充分利用网络化信息平台，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教学。对英语教师进行网络技术培训，提高他们使用信息化平台的能力，增强用信息技术强化人文素养教育的主动性，从而减少教学环节中的各类失误和缺点，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第四，积极促进现实生活中的中外青年学子的文化交流。当今社会，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在中国高校校园里来自异国的年轻学子处处可见。学校特别是任课教师应积极为中外学生的交流创造合适的平台，可通过把他们请进课堂或者通过茶话会或者联欢会的形式让中外学生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如此一来，学生不仅可以把课堂知识用于实践，从而激发其继续学习的热情和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也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一定的贡献。

四、总结与讨论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学堂；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穿越时空、价值不朽，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着[1]。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含着道、佛、法、墨等其他各家学说，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等纷纷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处于价值观和思想形成期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应尤为剧烈，部分大学生甚至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进步的标志，不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重要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热爱、传承、创新，并使大学生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基本精神内容呢？张岂之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方面的基本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2]第一、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第二、自然精神，中国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第三、奇偶精神，从阴阳、五行、八卦到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从哲学到其他文化，如中国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等等都体现了“奇偶”变化的辩证思维；第四、“会痛”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有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体现出“会通”精神，如先秦时期许多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纪宝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物质、制度、行为、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要求

古人的智慧，很让人赞叹，比如说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老子一样写一本《道德经》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被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有很多的历史学院和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司马迁一样写出一本《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多的军事院校、军事科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诸如这样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数不胜数，曾说：“要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这个经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取向，还有人格、人生境界都包括在经典里面。”人的修养、文化的素养、汉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也都包含在经典学习当中。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学习、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先清静下来。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什么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中国的儒家文化那里去寻求智慧。在联合国的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发展道路，将实现对传统文化完美的“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比如：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主题，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讲到有关传统文化问题：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本指导纲要。阐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部于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依据每年的主题紧密结合大学精神凝练和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有特色、可推广的品牌活动，对引导高校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反响。

三、大学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学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至少承担着四个方面的职责与历史使命。第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系统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第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增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汇，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从本义上讲，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应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应通过各种交流、活动、竞赛、报告等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第三、传统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传统文化创新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促进人文学科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二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生活之间的交融；第四、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一方面，大学应对落后、消极、低俗的通俗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建设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加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传播，对真、善、美、爱的阐释和倡导，创造性地引领大学生。大学应成为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成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2013年3月习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3年11月习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2月24日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探索

1、传统文化讲坛传经典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进步理念，我们在学院内组织大学生开展“论语小讲坛”系列活动。《论语》是“四书五经”之首，是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2014年下半年着重开展的“论语小讲坛”，共举办了八期系列活动，主要由对传统文化富有浓厚兴趣并潜心钻研的16名学生代表从道德、修养、处事等多方面为广大同学解读经典内容，并邀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对活动进行评析和指导。分享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趋向的基本思想。《三字经》小讲坛于2015年6月19日首次开讲，共举办三期，先后有九名同学选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进行深入浅出、周到细致的讲解。他们或围绕孟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展开叙述，或以“勤学”为主题讲述主观努力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或以“修身”为主题为同学们指明修身之道。《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贯穿着“仁、义、诚、敬、孝”的核心思想，有利于使世人更好地达到“德行合一”的“圣人”之境。

2、孔子学堂扬传统

“孔子学堂”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致力于探索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教育、社区建设、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孔子学堂落户学校后，学院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承办学校孔子学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校内大学生主讲的《三字经》小讲坛和校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传统文化讲座。《三字经》小讲坛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号召，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积极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郭瑞华教授专题讲授《黄帝内经中的四时养生观》、齐鲁工业大学刘新利教授专题讲授《孔子与琴》、陈京伟教授点评《三字经》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也应邀做客孔子学堂。孔子学堂作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工程立项建设，全面系统设计校园文化系统，打造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精品工程，将努力把系列活动做大做强，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礼韵汉服颂文化

2013年，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礼韵汉服社成立。在学院团委的指导帮助下，礼韵汉服社近一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易学文化沙龙、汉服科普讲座、趣味纸汉服活动、中秋月夜祭活动等等取得的非常不错的效果，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4、创新形式建体系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办法，以不同载体和依托，内修内涵，外树形象，持续推进各项相关工作。致力于着力打造以本校同学讲解为支撑；以专家学者讲座为重点；以读书沙龙活动为基础；以专题文化展演为依托；以网络阵地推广为突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体系化建设。

作者:吕丽红 郭玉晶 李翠 刘文龙 高欣明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郎玮.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青年文学家，2011，(2)：141-142

[2]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4]纪宝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神文明导刊》2009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脉搏波模型理论脉诊客观化中西医结合

Abstract:Pulsewave,aresearchfocusinboth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whichcontainsawealthofhumanphysiologicalandpathologicalinformation,hasalwaysbeentheconcernofmedicalpractitioners.Onthebasisofthereviewonthedevelopmentofthepulsewavetheoryanditsapplications,theexistingproblemsinthisfieldarediscussedinthispaper.Onthebasisofthestatusquoofpulsewaveinformationextractionmethodsandtheutilizationofpulsewavein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amoreindepthstudyonpulsewaveisproposedtomakeitabridgeconnecting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ithWesternmedicine.

Keywords:pulsewave;models,theoretical;objectifyingpulsetaking;integrativetraditional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

当心脏周期性地收缩和舒张时，左心室射入主动脉的血流冲击主动脉瓣和血管壁，产生的振动将以波的形式自主动脉根部发出，沿动脉树向外周动脉传播，此波称为向前波。当向前波受到动脉分支和外周动脉等因素的作用时，产生与之方向相反的反射波。反射波沿动脉树向心脏方向传播，与向前波叠加后形成具有不同波形特征的脉搏波。脉搏波的传播过程不仅受到心脏本身的影响，还受到沿途动脉和周围组织器官状况的影响，使脉搏波蕴藏着丰富的人体生理和病理信息。另外，由于脉搏波的检测不需要复杂而昂贵的仪器，操作简便，而且无创，因此关于脉搏波深入细致的研究，历来都受到中外医学界的重视。

1脉搏波理论发展

对脉搏波的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8世纪初开始至今，其研究历史已长达几个世纪。而国内学者对脉搏波理论研究则始于解放后。脉搏波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从理论描述到模型分析以及线性化理论到非线性化理论的发展过程［14］。见表1。表1脉搏波理论发展历程

发展阶段分析模型及理论研究者理论描述首次发现和认识到血液循环现象HarveyW(17世纪初)首先论证了动脉弹性腔的意义NewtonI(1700年)线性化理论提出Windkessel模型（弹性腔模型）HaleS(1733年)发表了理想流体的弹性管内波传播速度公式YoungT(1808年)提出血管阻力模型，解释了动脉中平均血压下降的原因PoiseuilleJLM(1840年)发现主动脉和外周动脉压力波波形的差异MahomedF(1872年)发表计算脉搏波传播速度的杨莫恩斯公式MoensAI和KortewegDJ(1878年)建立了相当于动脉系集中参数模型的风箱理论（弹性腔模型）FrankO(1899年)提出第一个血流脉搏波传播的分析模型MorganGW和KielyJP(1954年)［5］提出线性分布参数模型（Womersley理论）WomersleyJR(1957年)［6］提出双弹性腔模型GoldwynR和WattT(1967年)［7］提出一个完整的线性化脉搏波模型AtabekHB(1968年)［8］对心血管弹性腔理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柳兆荣（1980年）［9］非线性理论提出非线性分布参数模型，阐明动脉脉搏波传播的非线性特性EulerL(1755年)提出多项式血管壁应力应变表达式VaishnavRN等(1972年)［10］提出一个包含血管和外周组织运动的非线性脉搏波传播理论伍时桂等（1986年）［11］提出大血管中非线性压力波满足的孤波方程SigeoY(1987年)［12］首次在心脏和血管动态耦合的基础上，研究了人体动脉中压力和流量脉搏波的传播王英晓等（1998年）［13］建立了非线性血流脉搏波在动脉内传播的理论模型谢官模等（2001年）［14］

2脉搏波分析方法与应用

目前，对脉搏波的分析主要是比较正常和病理状态下，脉搏波波形和传播速度的不同，或者是提取时域或频域特征参数来加以分析研究。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时频联合分析法、数学建模分析法和脉搏波传播速度分析法等。

2.1时域分析法时域分析法是指在时域脉搏波图上分析波动信号的动态特征，通过对主波、重搏前波和重搏波的高度、比值、时值、夹角和面积值等进行参量分析，找出某些特征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内在联系。时域分析法是目前最常用的脉搏波分析方法［15］，主要包括直观形态法和波图面积法等。

直观形态法是直接通过脉搏波波图的形态分析，在时域波图中提取特征信息，如波图的波、峡的高度、特征点、相应时值等参量，从而分析脉搏波蕴含的生理病理信息。如Millasseau等［16］用主波高度与延迟时间（主波与重搏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比值作为大动脉硬化指数，研究了随年龄增长引起的大动脉硬化。

脉图面积法是以脉搏波波图面积的变化为基础的脉搏波形特征量K值提取的一种方法［17］，能较好地反映人体心血管系统中血管外周阻力、血管壁弹性和血液黏度等生理因素。后来，又将K分解成K1和K2，综合K、K1和K2三个参数，结合血压和心率能够较准确地得到心输出量。同时，也解决了由不同生理状况却得到同一K值的问题，使脉图面积法在临床上有了更好的应用［18］。

2.2频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是近代物理学、工程力学中常用的一种对周期性波动信息做数值分析的方法。此法通过离散快速傅里叶变换，将时域的脉搏波信号变换到频域，从脉搏波频谱中提取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应的信息，主要观察振幅、相位随频率的变化，找出信号在时域中不太明显而在频域中比较明显的特征。具体方法包括功率谱分析和倒谱分析等。

功率谱分析是指利用广义平稳随机过程的N个样本数据估计该过程的功率谱密度，也称为谱分析。对脉搏波信号进行功率谱分析的算法通常采用经典的快速傅立叶变换（fastFouriertransform,FFT），主要是把时域的脉搏波信号用FFT转换成频谱图，再通过比较频谱图上不同频率的特征峰来分析脉搏波。此法在脉搏波信号分析中使用较早［19，20］，在当前的许多研究中也经常使用［21］。

倒谱分析是对频谱取对数后，进行傅立叶变换。它将频域内的周期成分转化为倒谱上单根线谱及其倒谱波，测得脉搏周期较为准确。如宋建勤等［22］运用倒谱理论讨论了正常心律和非正常心律受检者的脉搏信号在倒谱域中的特征表现，并通过对286例脉搏信号的倒谱分析，发现病理与正常心律脉搏信号的倒谱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时频联合分析法时频联合分析法是把一维信号或系统表示成一个时间和频率的二维函数，时频平面能描述出各个时刻的谱成分。常用的时频表示方法有短时傅立叶变换和小波变换等。

短时傅立叶变换法是将信号划分成许多小的时间间隔，用傅立叶变换分析每一个时间间隔，以便确定在此时间间隔存在的频率，这些频谱的总体表示频谱在时间上如何变化［23］。它依赖于被分析信号的线性特性，即信号的频谱与在数据中提供正弦成分的幅度成线性比例。其最主要的优点是容易实现，计算简洁有效。

利用小波变换可在信号的不同部位得到最佳时域分辨率和频域分辨率，具有可变的时间和频率分辨率，把傅立叶变换中的正弦基函数修改成整个时频平面的基函数，最终达到高频处时间细分和平低频处频率细分，自动适应时频信号分析的要求，从而可聚焦到信号的任意细节。小波变换这种独特的能力使它成为分析脉搏波这种非平稳信号的有利工具，可以实现对脉搏波信号同时进行时域、频域特征值的提取和分析［24］。

2.4数学建模分析法数学建模分析法是指利用模拟电路、流体力学和生物力学等方法，结合脉搏波传播的理论特征和脉搏波与心血管系统的联系，建立相应的脉搏波分析数学模型，从而在计算机上仿真脉搏波，系统地分析其特征参数和生理病理信息。具体方法包括力学建模法、电路模拟建模法和系统仿真建模法等。

力学建模法是指根据生物力学和血液动力学原理建立脉搏波在动脉管中传播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脉搏波的传播规律。力学建模主要针对理论研究，而且大部分都是心血管系统的局部建模，因此在脉搏波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见表1），而很难应用于临床研究。

电路模拟建模法是为了便于计算和分析力学方程，利用力电之间的等效关系将力学模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化为“电路模型”来求解和分析动脉系统。具体把血流比拟为电流，血压比拟为电压，血容量比拟为电量，血流黏滞阻力比拟为电阻，血管顺应性比拟为电容，血液流动惯性比拟为电感等，可建立心脏模拟电路模型等心血管系统模型［25］。具体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建立的不同形式的模型，其结构也可以差别很大。

系统仿真建模法是利用系统分析和数字信号处理研究生理系统的一种新方法,主要是通过系统各部分的分析整合，建立系统整体的仿真模型。清华大学白净教授［26］在美国德勒克塞尔大学Jaron教授建立的仿真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左心房和肺循环等部分，并扩充和建立了人体上肢模型，其仿真实验结果与临床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除上述建模方法外，国内还有学者用高斯函数来仿真脉搏波。一个高斯函数可以构建一个钟形波，因此，一个周期的桡动脉脉搏波可以用3个高斯函数来合成，分别对应主波、重搏波和重搏前波［27］。通过这种方法建立的仿真模型可以提取若干脉搏波特征参数，用于区别正常和病理状况下的脉搏波。

2.5脉搏波传播速度分析法脉搏波传播速度（pulsewavevelocity,PWV）是指脉搏波由动脉的一特定位置沿管壁传播至另一特定位置的速率。动脉血管在年龄和各种致病因素等的作用下导致动脉僵硬度增加，从而增加沿动脉树传播的PWV。PWV是通过测量两个记录部位的距离和脉搏波传播时间求得，目前临床上通常采用记录的部位有颈动脉股动脉、颈动脉肱动脉、颈动脉桡动脉以及肱动脉踝动脉等。PWV已被认为是表征血管硬化程度的金标准，可作为预测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重要依据［28］。近些年来，国外对脉搏波的临床应用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PWV上，主要用来预测和判断高血压［29］、糖尿病［30］和晚期肾衰竭［31］等疾病患者的心血管状况。

3脉搏波与中医脉诊

对脉搏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中医脉诊。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脉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就有“切之以九脏之动，惟妙在脉，不可不察”之说，其价值已被2600多年的中医临床实践所证实。

3.1脉诊理论现有有关脉诊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3世纪前后出现的《内经》；到公元3世纪晋代的王叔和，著有《脉经》十卷，成为当时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对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明代李时珍著有《濒湖脉学》一书，以歌诀的形式来描述脉法，使脉学得到普及和发展。脉诊理论经历代医学家的反复临床实践与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诊断科学——“中医脉诊学”。它是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基本思想的体现和应用，也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2脉诊客观化研究脉诊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世代繁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已为世人所公认。但由于中医脉诊具有极大的个人主观臆断性，所谓“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脉象的概念模糊、笼统，难以掌握，长期影响着脉诊的现代化发展。因此，自解放后国内学者就掀起了脉诊客观化研究的热潮，主要是针对脉象形成机制、典型脉图的识别分类和脉图的客观描记（脉诊信息采集装置的研制）等研究。

对脉象的研究除借鉴上述几种脉搏波分析方法外，还有学者提出多因素脉图识脉法［32］、脉象速率法［33］、句法模式识别法［34］、模糊聚类方法［35］、希尔伯特黄变换（HilbertHuangtransform,HHT）法［36］、盲解卷法［37］和人工神经网络法［38］等。随着大量现代工程和信号分析方法的引入，脉诊客观化研究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典型脉图的解析上，仅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专著就不下十几部。

传感器是脉诊信息采集装置研制的最关键部分，主要可分为压力式和光电式等接触性传感器，以及传声器和超声多普勒技术等非接触式传感器。由于非接触性传感器不符合中医指压切脉的特点，目前主要还是以接触式传感器开发为主。脉诊信息采集传感器的研制经过了从单探头到双探头，再到三探头的发展历程，逐渐模仿中医同步取三部脉象的特征。为了把脉象图和指压指感趋势图结合起来，车新生等［39］开发了三维脉象图采集模块，并用VB应用程序构建了三维坐标系作为显示平台，从而得到了立体化的脉象图，使脉象特征表达更明显，与脉诊理论中的脉象描述更为贴切。由于脉诊信息的采集是后期信号分析的关键前提，很多学者都在探讨性能更加优良的传感器，随之而开发出的脉象仪和脉诊仪等智能化脉象分析设备也是品种繁多，功能各异，为脉诊客观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4问题讨论与前景展望

脉搏波的现代研究作为中医和西医共同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参与。其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线性化理论到非线性化理论，局部分析到整体分析的发展过程。而应用研究也经历了从经验传授到客观描述，简单波图分析到复杂频谱分析和系统建模研究的过程。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结合物理学、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大量的信号处理算法被应用到脉搏波的分析和研究中来，使脉搏波研究成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领域。

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脉搏波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只重视纯理论研究的深入而无法应用于临床，或是发现临床应用价值而不重视从理论上进行验证，使脉搏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脱节；分析使用的算法虽然很多，但每种算法都有局限性，脉搏波研究缺乏一种通用的算法或系统的研究体系；多数研究方法都是提取脉搏波的特征参数作为分析的依据，有限几个特征参数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脉搏波的全部信息，而且缺乏对特征参数之间联系的研究，难以得出很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时域分析等方法只重视单个周期的波图研究，虽然操作简单、直观，容易为临床医生所接受，但误差较大，也无法体现脉搏波的动态变化特征；单从数学角度建立的模型，在应用上比较方便灵活，但缺乏医学上的说服力；而从生理学和力学角度建立的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脉搏波的生理病理特征，但过于庞大和复杂，限制了模型的应用。

这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脉搏波在临床中的应用，PWV研究却是个例外。PWV只是脉搏波复杂信息中的一部分，但PWV研究是众多脉搏波研究工作中最成功的例子，通过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试验验证，PWV已经成为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脉搏波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广泛的临床应用研究与深入的理论研究紧密结合。

相比较而言，西医更重视脉搏波的理论研究，西方对脉搏波产生和传播机制的研究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研究手段已经比较成熟，理论分析也比较深入。但是，西医不像中医这样有独特的脉诊理论作指导，脉搏波的临床应用只限于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诊断和分析，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脉搏波传播速度分析及其测量和分析手段的优化，对脉搏波信息的利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中医比较重视脉搏波的临床应用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医无法客观地解释脉诊的科学内涵。

因此，如果能将西医的理论研究和中医的应用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那么脉搏波作为中医和西医都很关注的研究热点，很有希望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而且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脉搏波技术是一个“省钱”的生物医学工程，可以提供一个简单、快捷、安全、有效和省钱的心血管无创诊断方法［3］。特别是近些年来，为了发展无创伤诊断技术和降低医疗费用，美、英、日、韩和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对人体脉搏信息和中医脉诊理论的研究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已成为发展无创伤诊断技术的前沿课题之一。随着脉搏波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电子与信息学、工程学和计算机学等应用科学的迅猛发展，脉搏波研究必将在中西医结合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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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6

随着医院的发展、医学和管理技术的进步，对康复科治疗过程的规范化实施，新技术学习、应用和推广，学术研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目前康复专业治疗人员匮乏，治疗技术的不规范，缺乏可行的治疗管理标准，很多先进医学治疗技术在临床应用后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并且传统方式已经难以应对大量数据的保存、交流和研究，难以满足当今医院规范化管理、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医疗信息系统如HIS、LIS、PACS、EMR等发展迅速，以满足医院目前数字化医院发展的基本需要。作为康复医学发展目前信息系统还较为缺乏，因此建立一套与医院同步发展的康复数字化平台解决应用信息系统规范康复治疗流程、改善医疗质量、完善治疗记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设计技术路线

康复管理数字化平台基于C/S架构开发，在VisualStudio2010集成开发环境下使用的开发语言为C#/.NET，充分体现了模块化与组件式开发的基本思想。客户端使用了基于WPF技术的Prism框架，并通过其中的MEF模型进行了依赖注入处理，使得客户端的各个模块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加载。客户端运行平台采用Windows7Professional。服务端通过WCF技术进行服务部署。数据库访问层使用了EnittyFramework框架，通过代码先行的方式，能整体降低系统的代码量并提高数据访问层对不同数据库的兼容能力。服务器软件运行平台为客户端运行平台采用MicrosoftSQLServer2008R2和WindwosServer2008Enterprise。

2.1系统总流程图

如图1所示。刍议康复数字化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应用文/沈万松随着医院的发展、医学和管理技术的进步，对康复科治疗过程的规范化实施，满足医院目前数字化医院发展的基本需要，建立一套与医院同步发展的康复数字化平台解决应用信息系统规范康复治疗流程、改善医疗质量、完善治疗记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2康复管理系统业务流程图设计

2.3C/S构架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飞快发展，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分布式对象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C/S(Client/Server)应用系统的体系结构，对在医院行业成功开发一套康复管理系统是非常关键的。目前，许多医疗行业应用软件系统都是C/S形式的两层结构。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于应用程序的处理任务分解和分布，有多个CPU并行处理分工完成，所以整个系统具有较好的性能；（2）应用服务器运行数据负荷较轻，数据安全性较高。（3）C/S结构的软件是建立在医院信息系统专用局域网（LAN）基础上的，C/S结构在医院对信息安全的控制能力很强，且医疗数据对外属于保密，采用C/S结构更为安全。

2.4.NET技术

.NET技术就是指由微软公司开发的MicrosoftXMLWebservices的平台。.NET平台是有Microsoft推出的全新的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可以用来构建和运行新一代MicrosoftWindows和Web应用程序。它建立在开放体系结构基础上，集Microsoft在软件领域的主要技术成就于一身。.NETFramework是一个开发和运行环境，它使得不同的编程语言（如VB.NET和C#等）和运行库能够无缝地协同工作，简化开发和部署各种网络集成应用程序或独立应用程序。

2.5SQL2008R2数据库

SQLServer2008R2关系型数据库，因为本系统的整体部署平台为WINDOWS平台，使用的整个开发语言框架也是来自微软的.NET框架，使用的多种技术皆出自微软，所以选用SQLServer2008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SQLServer2008R2与SQLServer2005相比较，在性能、稳定性、易用性方便都有相当大的提升，并提供了集成服务、分析服务、报表服务及与OFFICE2007完美结合等新特点。

3功能模块设计

康复数字化管理平台功能模块主要由配置管理、健康卡、信息登记、电子病历、康复医嘱、康复评定、报表统计、排班、专家知识库、接口组成。

3.1配置管理

使用对象为系统管理员，主要负责系统的后台管理，包括数据库配置，服务器地址配置，系统用户及用户组的管理与维护，不同用户组及不同用户的权限管理。

3.2健康卡

使用对象可为登记护士，也可以医生本人，健康卡中主要是存储了病人标识，通过刷卡来实现病人信息的快速检索。

3.3信息登记

使用对象可为登记护士，也可为医生本人，主要负责新到病人的信息登记，以及病人信息的归档管理。此处可以通过HIS接口与特定的HIS系统进行数据直接获取。

3.4电子病历

使用对象为医生或者治疗师，可以在此处针对某个病人进行主诉是、病史及其它病历相关信息的录入与管理，另外在治疗过程中，也可以对治疗情况进行可以建立病历模板，可以对既往所有病历进行归档管理。

3.5康复医嘱

使用对象为医生及治疗师，医生通过医嘱模块，可以针对某个病人，根据其病情，进行下医嘱的操作。治疗师根据医生对某病人所下医嘱，进行具体的治疗操作，并将治疗过程进行记录。

3.6康复评定

使用对象为医生及治疗师，评定操作可以发生在治疗前，治疗中，以及治疗后，在每一次评定时，可以通过该模块选择相应的量表，进行评定，评定完成后生成评定报告，进行归档管理。

3.7报表统计

使用对象为科室主任或其它管理层或者所有的医生以及治疗师，根据需求制定统计报表格式，进行数据筛选与抽取，生成特定的报表，以辅助医生进行科研工作或者管理层进行业务管理。

3.8接口

本模块为系统的一个后台模块，主要负责与医院HIS信息系统进行接口进行数据互通，以从HIS系统直接导入病人或者病历，以及与电子病历系统导入医嘱等。

3.9排班模块

使用对象为康复科助理（或类似角色），排班的对象主要针对治疗师，可以将各个病人按时间段分配至不同的治疗师，最后形成以天或者以周为单位的排班表格，通过外接显示大屏展示给治疗师及病人。

3.10专家知识库

专家知识库是一个包含了康复医学相关知识、技术的数据库。专家知识库里面囊括了康复专家们的学术知识，对相关康复技术指导，对相关病种治疗的指导意见以及对康复知识的一些帮助说明等等内容，是康复数字化平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康复界的医师都可以通过它学习、掌握相关的康复技术。专家知识库对医院开展康复科目具有极大的指导、学习、帮助等作用，包括康复知识录入、知识归档、知识检索查阅等三大部分。

4应用目标和发展优势

康复数字化管理平台信息系统是一种新的计算机辅助诊疗系统，它着眼于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学科的发展趋势，为解决现代康复治疗复杂的信息存储和通讯处理而设计的。它是综合运用先进的康复临床医学治疗方法、计算机信息智能处理功能、高速的互联网络技术和先进的智能卡存储标识技术，以病人健康为中心，实现了康复治疗、治疗跟踪和结果评估。康复治疗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治疗过程，病人在接受康复治疗的过程中病情不断变化，就需要一套能实时、全面记录病人数字平台系统，为康复医务人员提供及时了解病人情况和调整治疗方案的参考依据。康复数字化管理系统是为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为核心服务的数字化管理系统，通过规范、完整的康复治疗信息管理系统，以获得康复治疗操作和信息记录管理的规范化，促进新技术的运用，服务于临床、教学和科研，促进康复医学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根据康复医学科发展需求，为康复医学科发展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治疗和数字化管理平台，为康复医学科的治疗提供可参照性、指导性和溯源性。在康复数字化平台上建立专家知识库和新技术交流平台，为医疗机构间新技术、新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提供平台，提高新技术传播效率，为新技术的传播节约大量培训所需的人力物力，快速提升康复医疗人员的技术水平。为实现远程康复医疗创造条件。在康复数字化平台上建立一套个人健康信息管理平台，解决康复病人因流动造成的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梯级康复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的现状，保证康复治疗的延续性、溯源性。为不同的康复医疗机构建立一个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案交流平台，保证康复病人治疗的溯源性和延续性。解决康复诊疗信息孤岛问题，加快中医康复领域的数字化进程，更有效的与医保体系接轨，推进康复医学的发展，使纷繁复杂的中医辩证施治变得高效、快捷和方便。通过使用康复数字化平台，将会给医院临床康复带来以下发展优势：图2：系统业务流程图①建立以ICF（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为标准的临床康复路径，规范康复治疗，确保康复治疗的完整性。②通过数字化平台应用各种通用评估量表，为评估操作过程提供及时在线帮助，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为医务人员对评估结果进行实时对比和调整康复治疗方案提供平台。③通过应用康复数字化平台，为医师、治疗师、康复护理人员建立实时在线沟通平台，及时了解病人治疗情况和调整治疗方案。④为康复医学科提供新技术学习和在线治疗技术帮助功能，为治疗实施提供全程指导，提高康复治疗技术水平。⑤建立卡载式的个人健康信息管理方式，详细记录和跟踪患者治疗情况，方便病人双向转诊，节约患者治疗时间和费用；实现康复医疗机构间治疗技术沟通和交流，确保治疗方案的溯源性和延续性；病人通过健康卡卡号查询相关病症的在线健康指导信息，提高康复治疗有效率。

5结语

康复数字化管理平台作为医疗信息化软件平台，给医师们提供了许多病例数据模板，在线数据查询，并且可以根据平时的诊断自己建立符合个性化的需求的康复数据模板，为康复医师及科室护士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这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分析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也是有利于提升医护业务水平，收治更多的患者，从而可以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和医疗水平。

作者:沈万松 单位:马鞍山市市立医疗集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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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7

1.1经济管理思想的转变

经济管理思想是企业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灵魂和宗旨，不同的经济管理思想指导下的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完全不同。在企业依靠国家财政运行的时期，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是用好国家的每一分钱，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因此大多数企业的资金和资源应用是按照国家固定拨款划分的。如今，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大小企业都必须将经营战略从面对区域市场、面对国内市场转到面对国家市场、面对世界市场上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外，在现代企业的运营过程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需要对自己负责，其经济管理的思想也从“用好每一分钱”转变为“高效利用每一分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经济管理职能即经济管理活动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我国企业的经济管理职能从表面上来看是保证企业的日常运营，而实际上，经济管理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除了对组织中与经济直接挂钩的财政事务进行管理之外，经济管理还必须协调组织中所有和经济活动有关的部门，如人力资源部门和办公室档案部门等。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世界经济管理思想的传播使我国企业在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必须对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企业行为进行管理，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职能已经超出了从经济角度保证组织日常运营的范围，成为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对组织的整体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新时期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2.1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

经济管理制度指的是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法律和法规制定的符合本单位状况的一系列规章、条文和行为方法，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为经济管理活动提供了蓝图，然而，落后和不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也是企业经济管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经济管理长期处于国家监理的状况，或者个人管控的状态，企业员工对经济管理并不十分重视，工作散漫、缺乏目标、制度细节缺乏、奖惩不严，使经济管理制度沦为一纸空文。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有必要进行完善，以满足市场发展对企业的要求。

2.2经济管理不能有效应对企业的潜在风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有责任通过经济活动谋取利益，而在自主盈利的同时，企业所面临的运营风险也是一样的，即经济行为的失败导致亏损或资源减少、组织凝聚力低导致员工离职而带走大量的知识资本，使企业人力资本减少等。因此，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不仅包括愈加严峻的市场局面以及实力强大的国内外同行企业竞争对手，甚至还包括因企业自身组织不稳定造成的风险。然而，目前大多数企业的经济管理还只对“钱”进行管理而不对与钱有关的事务进行管理，这样的管理使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十分严重，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对企业风险规避的帮助比较小。

2.3经济管理方法落后导致资源分配不周

经济管理方法指的是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应用的各种手段，包括如何判定组织的未来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估计组织中各部门的价值等。而在企业日常运营当中，企业资源的利用是直接影响企业利益达成的因素，因此，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是经济管理中重要的行为。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经常用的管理方法是按照国家补助拨款进行分配或者按照企业各部门的上报需要进行分配，并不是对各部门的实际价值进行分配，资源分配不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效果不佳，这是企业在未来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3加强事业单位经济管理的途径

3.1以新时代背景建立健全经济管理制度

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建设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发展的根本，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能否成为企业管理中枢的标志。要建立健全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就必须尊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市场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金融发展是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考虑的环境因素，因此，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也必须与这些环境因素相符合。要使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中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就需要对组织中负责盈利的部门建立严格的经济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基本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经济管理方法的选用、经济行为中的奖惩制度、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反馈等。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以企业管理者自身职业素质的发展为基础，因此建议企业管理者应多参加关系进修班、多去先进企业学习管理经验，逐渐培养自身的先进管理意识；经济管理方法的选择是与经济管理思想的建立一脉相承的，企业应根据自身经营的特点选取不同的经济管理方法，以实现对企业经济的弹性管理；将经济管理的责任扩大并划分到企业每个员工的头上，是建立经济行为的奖惩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反馈的有效方式，使企业每名员工都意识到自己对企业经济管理的责任，则经济管理制度的推行就会更加有效。具体要建立怎样的经济管理制度，需要以企业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为标准，但是，对经济管理制度进行标准化并提高管理制度的执行力是每个企业都必须做到的。

3.2创新财务核算方法以规避风险

要想使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能够有效应对企业经营中的各种风险，就必须从经济管理活动的方法入手进行改革。现代经济管理活动在进行过程中虽然调用了企业一切与经济利益达成相关的部门和资源，但与企业资金利用直接相关的财务核算始终是经济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因此，要想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对风险规避的作用，也必须从最基本的财务核算改革入手。企业财务核算是对企业资产进行的清算以及对企业盈利进行的核算，通过财务核算，企业管理者可以得到关于企业经济的基本状况，并能够使用财务核算的方法进行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在市场经济运营初期，我国企业所使用的财务核算方法大多数为传统的成本核算法，即财务核算只重视对可见资本和直接利润的核算，以企业生产的成本和直接的盈利作为计算企业效益的最主要并且是唯一的因素。而在新时期背景下，重视对知识资本核算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在进行财务核算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企业中不可见资源和价值的投入及产出，如员工作为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价值以及企业文化、企业社会影响力作为能够影响到企业利润达成的产出。将这些作为财务核算内容，就是将企业要面对的风险以及可能获得的隐形价值都纳入到经济管理活动中，因此，企业可以创新财务核算方法，针对可能的风险漏洞制订专门的经济控制计划。例如，针对员工建立工资信用管理制度以管理由于员工流动带来的经济风险，在财务工作中将员工流动损失与员工工资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核算，这样就能够发现员工流动和员工工资对单位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而从人力资源管理和单位文化建设的角度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来规避可能由于员工流动或者员工绩效不足带来的经济风险。

3.3从效益最大化角度重新分配资源

改革经济管理方法是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发展必须并且是最重要的手段，经济管理方法的应用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效力。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经济管理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缺失是对企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而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又影响了企业经济管理方法的使用。因此，企业经济管理方法要想得到改善，就需要从重新分配资源的角度入手去考虑能够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那些因素。在新时期背景下，企业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为组织盈利，而不是按照组织中各部门的申报去按要求审批，因此，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重新分配资源是必要的。为了确定组织中所有的资源能够带来怎样的经济收入，企业首先要对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完全的估算和统计，其次，要采取相关的措施对无人使用的各种资产进行合理利用，或者对经济效益低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使其提高效率。此外，要对资产进行全面的核实、清算，使企业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更加合理，管理制度更为合理。严格控制使用企业资产进行生产活动的各项手续，按期核对检查，账目记录工作要细致规范，严格按照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各项工作。企业资产置换手续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做好管理权变更工作。对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在资产置换时应给予充分的考虑。

4结语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8

1自然药学观的概念

1．1基本思想

自然药学观认为，自然界的天地万物平衡存在，万物同源，必然存在着具有维存人类生命的相应自然药物界及其药物体系，即具有独特的药物组成体系与药物属性特性及其存在规律。众所周知，人是自然界即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与天地(自然界)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消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退。这就是说，人与自然既密不可分又利害攸关。人是自然之一物，存在于自然之中，因此，必须顺应自然，方得自然生命科学之道。

1．2组成与药性

自然药物界组成及其药性(属性与特性)为所有药物体系的集合。药物为具有特定的应答生命体系状态信息、维存生命作用的物质。有关药物组成体系分为单物质药物与多物质药物。单物质药物包括单味药，称为单实体，单有效部位，称为单类体，单有效成分，称为单分体。多物质药物包括多味药，称为合实体，多有效部位，称为合类体，多有效成分，称为合分体。其中单实体、合实体属于实体物质体系药物。单类体、合类体、单分体、合分体属于有效物质体系药物。单物质药物为药物界组成的基本元素，具有独特的组成体系，其药物属性特性表征为应答相应特定生命信息，而具有治疗相应疾病的药物能力;其药物物质具有可拆分性，拆分药物应答其相应特定生命信息，而具有治疗相应疾病的药物能力;同时具有可组合性，形成关联多物质药物，存在药物相互作用关联性，而体现药物效应的互补性或协调性，使其针对人类不同的较为复杂的疾病状态体系，具有更适合的药物属性与特性。

1．3自然药物界的相关性与药物体系

1．3．1自然万物共生相关性

依据自然界整体观，万物相互依存，自然界赋予了应答人类生命信息的自然药物界。依据本相关性，可预知理想完美的自然药物界存在。

1．3．2单物质药物－功能－信息相关性

由自然界赋予的自然药物界，应具有所组成的实体物质药物元素。每一实体药物元素均具有其应答特定人类生命信息的相应药物功能。依据本相关性，可预知自然药物界的组成实体物质药物元素及其药物体系。由自然界赋予的自然药物界，应具有所组成的有效物质药物元素。每一有效物质药物元素均具有其应答特定人类生命信息的相应药物功能。依据本相关性，可预知自然药物界的组成有效物质元素。构建自然药物界所赋予的自然实体药物可拆分与可组合的有效物质的药物体系。

1．3．3多物质药物－功能－信息相关性

由自然界赋予的自然药物界实体物质药物元素具有特定的组合元素药物。每一实体药物元素组合药物均具有其应答特定人类生命信息的相应药物功能。依据本相关性，可预知与构建自然药物界的多自然实体药物的组合药物体系。由自然界赋予的自然药物界有效物质药物元素具有特定的组合元素药物。每一有效物质药物元素组合体系均具有其应答特定人类生命信息的相应药物功能。依据本相关性，可预知与构建自然药物界的多有效物质药物元素的组合药物体系。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基于上述相关性与自然药物资源所制备产生的药物体系。

1．4药物体系表征

根据自然药物界的相关性，药物体系表征为网络关联体系。主要分为:①单物质药物的组成体系及其功能与生命信息的关联性，构成独立的网络体系，为单(元)网络。②多物质药物的组成体系及其功能与生命信息的关联性，为多个单(元)网络关联构成的网络体系，为子网络。③所有药物的组成体系及其功能与生命信息的关联性，为所有药物网络集合构成的网络体系，为总网络体系。每一网络体系应答各自相应特定生命信息，具有相应的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能力，且存在具有针对相应疾病状态的最适性药物能力的最佳药物体系。总网络体系具有治疗人类所有疾病的能力。其核心为网络体系表征的药物相关性及其关联效应。药物关联效应特性表征分为:①增加组成成分药物效应面，从而，提升药物治疗干预面，增加药物对复杂疾病体系的适应性;②增加组成成分效应面，并出现量(作用强度)的增强，从而，增加药物对复杂疾病体系的适应性与药效力;③增加组成成分效应面，并出现新的药物效应，从质的根本上，增加药物对复杂疾病体系的适应性;④增加组成成分效应面，并出现量(作用强度)的增强，同时出现新的药物效应，从质与量的根本上，增加药物对复杂疾病体系的适应性与药效力。

2自然药学观的意义

2．1科学意义

基于自然药学观，可提高我们认识药物界的水平。我们既要基于迄今药学科学研究成果，去认知已发现的药物界，我们更应注重药物的相关性，去无限构思整体自然药物界，与科学技术发展俱进，去探究、去发现、去丰富、去认识自然药物界，去珍惜药物资源，基于发现规律的积累，去构建理想的完整的药物自由王国。体现自然药物界的已认知与未发现的整体统一。在研究认知药物本质上，既要注重通过科学研究药物组成体系的整体物质网络表征，去整体分析认识药物本质，也要注重药物的可拆分性，可组合性，去还原分析关联药物的属性特性，去认识关联药物的本质。体现药物本质的整体性与关联性的统一。基于自然药学观的中药网络药学研究，可揭示中药本质，阐明中药科学内涵，提高认识中药必然王国，发现其存在规律。

2．1．1揭示单味中药药物属性特性的本质

基于自然药学观，进行单味中药药物研究中，注重中药药物体系关联性，既确定药物组成及其有效部位/成分相互作用性(DI)，并结合整体论与还原论阐明其与药物－性能－(生命)信息之间的关联性。笔者团队在研究人参与三七中，分析其共性成分人参皂苷类，同时系统研究其他共存的成分，认为只有对其进行关联性研究分析，才能从药物整体性，阐明人参与三七具有不同的性能，发挥不同药效作用的中药属性特性本质［1－5］。同样，在研究中药大黄、虎杖、决明子、何首乌中，运用特征图谱表征其共性成分大黄素型蒽醌类成分［6］，同时研究其蒽醌类成分与其他共存成分的关联性，以及与功能的关联性，从药物整体性，阐明其独特的属性特性本质。因此，对于同类中药，应着力研究其是否具有与性能直接相关的共性成分，以及与性能相关的化学相互作用关联性等。对单味中药药物研究中，应研究其药物成分组成体系，及其相互作用性与功能的关联性。如在研究石菖蒲药物中，发现其药物成分苯丙素类与酚类相互作用性与其功能镇静、抗抑郁的关联性，体现还原分析与整体分析认识药物的统一［7－11］。

2．1．2揭示多味中药关联自然药物属性特性的本质

基于自然药学观，注重中药自然协同关联研究，着力中药药物网络体系关联研究，既确定单味中药药物组成及其有效部位/成分相互作用性(DI)，同时揭示与其他中药药物网络之间关联性，并注重阐明其与所关联的药物－性能－(生命)信息之间的关联性。

2．1．3揭示中药炮制应用药物属性特性的本质

基于自然药学观，注重中药炮制药物网络体系关联研究，既与原中药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其化学组成及其部位/成分相互作用性(DI)，并注重阐明其与所炮制药物－性能－(生命)信息之间的关联性。笔者研究团队在地黄研究中，揭示了其药物物质与生地黄/熟地黄药物－性能的关联性［12－14］。

2．1．4揭示多味中药配伍应用复方药物属性特性的本质

基于自然药学观，注重中药应用药物自然协同关联研究，着力中药网络体系关联研究，既确定单味中药药物组成及其有效部位/成分相互作用性(DI)，同时揭示中药配伍之间，君、臣、佐、使药之间的DI关联性，并注重阐明与复方药物－性能－(生命)信息之间的关联性。笔者以“毒损脑络”病机核心为依据，结合临床经验，创建清脑宣窍方(栀子、三七和冰片)，笔者研究团队在对其创新药物系统研究中，在阐明栀子、三七、冰片化学组成及其相互作用性与其功能的关联性基础上，发现清脑宣窍方药物药代动力学特性表征。即全方药物成分因相互作用性而呈现整体吸收速度加快、生物利用度增加、有效血药浓度时间延长等，且在病理模型下此特性表征更为凸显，此协同效应特性有利于药物疗效的发挥。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本复方药物协同效应及其DI特性［15－30］。在对其协同效应机制探索中，揭示其机制主要有:三七皂苷药物组分中人参皂苷Rg1、Rb1、三七皂苷R1在大鼠小肠的吸收和转运均为线性吸收，在大鼠小肠吸收机制为被动转运机制，具有P-糖蛋白(P-gp)底物转运特性及抑制P-gp底物外排作用。在研究正常及缺血性脑中风模型(MCAO)大鼠血脑屏障上转运蛋白P-gp时征表达及清脑宣窍方药物对其表达的影响时，发现正常组与模型组大鼠脑皮质及海马缺血区均可见P-gp阳性染色，免疫组化半定量分析表明，与正常组比较，不同再灌注时间模型组P-gp表达量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皮质及海马缺血区P-gp表达量均降低。与模型组比较，清脑宣窍方药物各剂量组都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清脑宣窍方药物各剂量组及维拉帕米组对MCAO大鼠脑皮质及海马区P-gp表达量明显降低。清脑宣窍方药物对MCAO大鼠脑皮质及海马缺血区P-gp表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0］。可见，系统研究已发现的中药，着力分析药物网络体系，归纳关联规律，揭示药物本质。可指导性地勾勒整体药物界，有线索地预测未发现的新的药物体系及其关联规律，不断有线索地去发现药学界新的药物元素及其关联药物，不断获得新的更适性药物体系及其药物。基于自然药学观的药学发展的思路门径研究，注重发现药物体系相关性。着力药物组成体系的可拆分性，可组合性进行药物相关性研究，对于单一成分组成的药物，我们可通过其网络体系相关性分析，还原分析得出药物成分药效团及其关联的活性，体内代谢物及其DI药物效应分析，可获得颇有价值的单分体药物信息及其预测新的药物体系，通过整体效应分析，可揭示出药物的本质。同时，通过其与其他药物进行子网络体系研究分析，亦可获得相当有价值的关联药物信息及其预测新的可有机组合的药物体系，不断地有线索地预测、探究与发现药物界的奥妙。基于自然药学观，抓住药物相关性核心点，我们可揭示各种药物元素组成的药物体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可系统阐明中药、药学科学内涵。从而，可从源头进行理论与药物的创新，极大地推进学科的发展。

2．2应用意义

基于自然药学观的自然药物界及其药物体系，如同自然界的化学元素存在及其性质规律等一样属于自然科学规律。认识化学元素的存在，发现其存在规律，可指导寻找有关化学元素及其可组合的相关物质，丰富化学物质界，使得能充分科学利用化学资源，制备与应用化学物质。同样，认识自然药物界及其药物体系的存在，可指导顶层设计，构建药物研究体系，有指导性的寻找有关药物元素及其关联的药物，充分科学利用药物资源，构建应用药物自由王国，发现其药物规律及其最适性药物体系与最佳药物效应，指导创造最佳药物，显著提升药物应用水平与药物创新水平。

2．2．1指导中药科学发现与应用

基于自然药学观，结合中医药理论与中药临床用药经验，运用药代－药效动力学与相互作用性关联研究方法学体系(PK－PD－DI)，以及网络药理学方法学体系，系统研究单味中药、对药、方药的网络体系及其扩展的网络体系，关联分析发现药物最佳网络体系，以指导调控应用。如针对治疗疾病，基于DI机制分析发现药物最佳网络体系，采用炮制、配伍、药物制备等手段进行调控，提升药物成分药代－药效动力学协同效应表征，使药物效应显著加强，且能明确药物的属性与特性及其机制。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感应论中国古代自然观

一、引论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古人形成了一种感应论自然观，认为自然界许多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由相互感应引起的。自然感应论是在古代元气本体论基础形成的一种朴素自然观，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着广泛而持久的重要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尚书·泰誓》指出：“天有显道”。《左传》认为：“天事恒象”。庄子告诫人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荀子则大声疾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此处的天即指包括天体在内的自然界。通过古代哲人这类关于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性的肯定性论述，再结合当时的天文观测，日月食预报，以及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科学认识活动，即可看出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一些简单规律已有相当的认识。古人也把事物的基本规律称为“常性”。《逸周书·常训》指出：“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正因事物的常性不改，人类才能认识它，顺应它。《吕氏春秋·不苟论》指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因此，只要认识了事物的基本属性，即可把握其变化规律，指导认识实践。自然感应论即是古人所形成的关于事物普遍属性的认识。经过对大量经验事实的反复观察和分析比较，古人形成了一种观念：许多同类事物之间存在相互感应作用。先秦典籍中，有关这种认识的论述很多。如《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庄子·渔父》：“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吕氏春秋·召类》：“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相从”、“相应”、“相求”、“相召”均指事物间的感应现象。

《说文》：“感，动人心也；”“应，当也。”在古代文献中，“感”表示能使事物产生内在变化的一种作用，如《周易·咸卦》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应”表示事物对外界作用的反应，即受外界影响后产生的变化，如《周易·大有卦》之“应乎天而时行”等。当感与应连用时，前者表示主动一方的作用，后者表示受动一方的反应，正所谓“感而后应，非所设也。”[3]唐代孔颖达对此说的最为明白：“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4]因此，感应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两事物间的作用与被作用过程。从逻辑关系上说，感与应有主从之别，因果之分。

随着古代科学认识活动和自然感应观念的发展，宋明时期，古人认为不仅同类事物相互感应，而且异类之间也有这种作用，进而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思潮。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自然观，自然感应论的合理性如何？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何影响？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

二、自然感应论对声光电磁现象的解释

声学现象是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古人不仅很早即发现了乐器共鸣、声音共振现象，而且还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和应用。《庄子·徐无鬼》描述声音共振现象时说：“于是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为何拨动一弦发宫音时，瑟中其它相应的弦也随之振动发出宫音，《庄子·渔父》用“同类相感，同声相应”加以说明，并认为这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是“固天之理”。这种认识被古人普遍接受，成为一种基本的音乐常识。《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和《史记》等都用这种观点解释声音共振现象。基于对大量声学现象的观察思考，古人已逐步从感性经验上升为初步的理性认识。汉代董仲舒对声音共振现象作了较为合理的总结：“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jiǎo＠①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5]古人认为声音共振现象并不神秘，而是有其固有规律或必然性（即“数”）。正因古人已掌握了这种经验规律，他们才能自觉地控制乐器共鸣现象。据《异苑》记载，晋代博物学家张华曾根据同声感应的道理，用改变声源固有频率的方法消除了铜盘与宫钟的共鸣现象。刘sǔ＠②《隋唐嘉话》也载：“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出怀中错，lǜ＠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江湖术士因不懂同声相应之理，虽施千方百计终不能止磬之鸣。曹氏因知晓声同则应的道理，轻易地破除了这一现象，两相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声音共鸣是两个固有频率相同的物体之间通过声波作用而产生的受迫振动现象。古人没有振动频率概念，更不可能了解声音共振的物理机制，但古代乐律学已可算出音调与发音体几何形状之间的定量关系，已认识到律同则声同，声同则相应。据此即可解释声学现象，指导有关实践。同声感应说是古人根据有关现象作出的经验性猜测，在古代声学认识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虽然不能与现代声学理论同日而语，但从历史的观点看，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

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即用阳燧（泛指各种金属凹面镜和透明体聚光镜）聚日光取火。在阴阳分类观念影响下，古人认为火属阳，本于日，水属阴，本于月。《淮南子·天文训》有“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的明确论述。既然阳燧所取之火来自太阳，那么远在天际的太阳之火如何能跨越苍穹瞬时即至呢？古人仍用自然感应论加以解释。《淮南子·天文训》说：“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然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方诸为古代一种金属或石质器皿，夜置户外承接露水以满足某些特殊需要。上段引文是说，阳燧与日火同属阳类，方诸与月水同属阴类，它们分别具有本标关系；因同类相感，本标相应，故阳燧向日则火生。《淮南子·览冥训》说：“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阴阳同气相动也，”讲的也是这种意思。东汉魏伯阳对这类现象论述的更为透彻：“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二气元且远，感化尚相通。”[6]只要气类相同，两物虽相距遥远，仍能感应相通。古代铸造阳燧和阴燧（即方诸）要选择特定的时日，“五月丙午日午时铸，为阳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为阴燧。”[7]这并无什么神秘之处，古人认为这两个时辰分别为一年中阳气和阴气最盛之时，取此时铸造阳燧和阴燧，目的是加强阴阳同类感应效果，提高所铸器物的性能。尽管这种认识十分荒谬，但古人的主观愿望却是好的。这是同类感应观念影响的结果。毫无疑问，古人用感应论对阳燧取火现象的解释是不科学的。要说明阳燧取火，需要较深入的光学知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人总是用自然的原因说明这类现象，不假其他因素，这是很可贵的。司马迁认为同类感应现象是“物之自然”，王充把阳燧取火于日看成“天然”所为，都反映了古代唯物求实的认识方法。

我国古代对电磁现象的观察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春秋纬》、《论衡》、《博物志》等大量古代文献都有关于电磁吸引现象的记载。磁石为何吸铁？玳瑁何以引芥？这对于古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董仲舒即承认：“磁石取铁，……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5]东汉王充开始用感应论说明电磁吸引现象。他指出：“顿牟（玳瑁）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8]王充认为，玳瑁与草芥，磁石与铁针，虽形质不同，但各属同类，同类则气性相通，相互感应。此后，这种观点成为古代解释电磁现象的基本理论。如晋代郭璞说：“慈石吸铁，玳瑁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感，出乎意外。”[9]宋代张邦基也强调：“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然也。”[10]至迟在宋代，古人已认识到磁石吸铁不受其他物体的阻隔。宋代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即指出：“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明代王廷相在《雅述》中也指出：“气以虚通，类同则感，譬之磁石引针，隔关潜达。”由上述可见，古人不仅把电磁吸引现象纳入了传统的自然感应论，而且针对这类现象的特殊性，又引入了气化作用机制，把弥漫不见的气看作传递电磁感应的中介，利用气的潜通、暗达、绕行等隐秘属性说明电磁作用的不可隔绝性。当然，古人的这种解说是初浅的，要进一步说明“隔碍潜通”的道理，仅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宋代陈显微无可奈何地说：“隔碍相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1]明代王夫之也承认：“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12]

对于磁石吸铁现象，古希腊泰拉斯(Thales)曾用灵魂说加以解释，古罗马卢克莱修(T.Lucretius)用原子说予以说明，前者充满泛神论色彩，后者是形而上学思辨。相比之下，我国古人用气化感应论对电磁作用的描述，其基本思想却与现代电磁场理论较为相似。国内外不少学者把中国古代的元气与现代电磁场类比，从气化感应论的观点看，这种类比有一定道理。

三、自然感应论与潮汐成因说

潮汐现象属于天体力学研究的内容。中国古代对海洋潮汐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对其运动规律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认真探索。至迟在汉代，古人已认识到潮汐起落与月相变化相关。王充首先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8]三国虞翻也指出：“水性有常，消息与月相应。”[13]晋代杨泉认为：“月，水之精也。潮有大小，月有盈亏。”唐代窦叔蒙对潮汐大小随月相变化过程的描述最为详细：“涛之潮汐，并月而生，日异月同，盖有常数矣。盈于朔望，消于fěi＠④魄，虚于上下弦，息于tiǎo＠⑤nǜ＠⑥，轮回辐次，周而复始。”[13]“fěi＠④魄”指农历每月初二、三的月光，表示新月初见之貌；“tiǎo＠⑤、nǜ＠⑥”分别表示农历月底、月初时，月见于东西方之象。窦氏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潮汐随月相的周期性变化过程：每月朔望时潮汐最大，上下弦时最小，在朔与上弦之间（即“tiǎo＠⑤魄”）和望与下弦之间潮汐逐渐变小，在上弦与望之间和下弦与朔之间（即“tiǎo＠⑤”）潮汐逐渐变大。

关于潮汐的成因，古代有多种理论。清人俞思谦在总结这类理论时指出：“古今论潮汐者，不下数十家，……其说不一，要以应月之说为长。”[13]由此说明，在古代各种潮汐说中，自然感应说最具说服力。古人认为，最有信者莫如潮，它一日两至，随月盈亏，准而有信。潮汐升降与月相变化的同步关系，自然使古人把前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后者，认为潮汐是月与海水相感应的结果。唐代封演的论述颇具代表性：“虽月有大小，魄有盈亏，而潮常应之，无毫厘之失。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14]宋代余靖对潮汐作过大量观察记录，针对有人把潮汐起落说成是海水的增减，他在《海潮图序》中指出：“潮之涨退，并非海之增减，而是月临于海，水往从之，是“从其类也。”明末揭暄则将潮与月的关系与磁石吸铁、琥珀拾芥类比，认为它们都是同类感应现象。俞思谦是清代研究潮汐学说的著名学者，在所编《海潮辑说》中，他从水月感应论观点出发，对前人的各种潮汐理论进行了评论，强调了感应说的合理性。

古人不仅认识到潮汐与月球的运行有关，而且进而认识到潮汐是日月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张载即指出：“海水潮汐……间有大小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15]张载说的较为概括，与其同时代的张君房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后，对日月如何相互感应而引起潮汐的，作了具体阐述：“日迟月速，二十九日差半而月一周天。……凡月周天则及于日，日月会同，谓之合朔，合朔则敌体，敌体则气交，气交则阳生，阳生则阴盛。阴盛则朔日之潮大也。自此而后，月渐之东，一十五日，与日相望，相望则光偶，光偶则致感，致感则阴融，阴融则海溢，海溢则望日之潮犹朔之大也。斯又体于自然也。”[13]“敌体”指双方势匀力敌，地位相等；“光偶”指日月之光相遇。若对此段文字逐一说解，则难以通顺，但其基本含义是清楚的：日行慢，月行疾，月行一周与日相会时，二者相互作用，使阳气生，阴气盛，阴气与海水同类相感，从而引起朔日大潮。之后，月渐东行，经十五日与日相望（对冲），日月之光相遇，产生相互感应，致使太虚中的阴气流通、弥散，进而引起同性之海水融散、漫溢，形成望日大潮。[16]张氏的论述含有同类和异类两种感应机制。朔日的日月“敌体”和望日的日月“光偶”均是日月异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感通，其结果都是引起阴盛。然后再进一步产生阴气与海水的同类感应，形成朔望大潮。对于这种日月潮汐说，古代也曾有人提出过反对，余靖在其《海潮图序》中即主张，潮汐“皆系于月，不系于日。”但古代多数人都支持日月说，如宋代燕肃认为潮汐“随时而应月，依阴而附阳”；[17]马子严认为“潮汐依日两滋长，随月而推移”[13]；都是主张潮汐与日月的共同作用有关。

现代科学认为，潮汐是由日月对地球的引力以及地球绕日运行的惯性力效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太阳的起潮力比月球起潮力小得多，所以太阳潮通常不易单独观测到，它只是增强或减弱太阳潮（由月球引力产生的海潮），从而造成大潮和小潮。在朔日和望日时，月球、太阳和地球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太阴潮与太阳潮彼此重迭相加，以致潮特别大。在上下弦时，月球与太阳的黄经相距九十度，太阴潮被太阳潮抵消一部分，所以潮特别小。由此可见，古人将潮汐的成因归之于日月的共同作用，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近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后，才真正对潮汐成因作出了科学解释。但牛顿对引力的传递机制始终未给出合理的说明，以致于后人将其学说看作超距作用论。在未认识万有引力之前，中国古人用感应论解释天体的相互作用及潮汐现象，虽然就物理机制而言与事实不附，但就物理图像来说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气为中介的感应论颇为类似于现代科学以引力场为中介的引力相互作用说。

四、自然感应论对生物节律的解释

生物节律是指生物的生理活动或生活习性所呈现的某种周期性，它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下长期进化的结果。中国古代不仅对这类现象作过大量的观察和一定的应用，而且对其成因也作过不少探讨。[18]概括而言，生物节律大致可分为周年节律、太阴节律、周日节律和潮汐节律四类，其中除周年节律外，其余三类古人都是用自然感应论加以解释的。

我国古代对水生动物的生长发育与月相变化的关系（即太阴节律）进行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吕氏春秋·精通篇》已有这方面的明确论述：“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群阴”是对蚌蟹之类水生动物的总称。《淮南子·天文训》载：“月者，阴之属也，是以月虚则鱼脑减，月死则螺蛔瞧。”宋代吴淑《月赋》有关于月相变化“同盛衰于蛤蟹，等盈阙于珠龟”的描述；罗愿《尔雅翼》也有水生动物“腹中虚实亦应月”之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这类认识进行全面总结后指出：螺蚌之属“其肉视月盈亏”，蟹类在繁殖季节，“腹中之黄，应月盈亏。”这些都是说蚌蟹之类的体态肥瘦与月相变化有着“同盛衰”、“等盈阙”的关系。中国古代关于“群阴类”水生动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球运行周期呈同步关系的论述，已被现代有关研究所证实。由此说明，我国古人对这类现象的观察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古人认为，水生动物与月球同属阴类，二者以气为中介产生相互感应，从而造成“群阴类”生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的现象。《淮南子·说山训》在分析这类现象时说：“月盛衰于上，则螺蛔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高诱注曰：“动，感也。”王充在《论衡·偶会》中明确认为，“月毁于天，螺消于渊”的原因是“同类通气，性相感动也。”我国古人一直认为，“凡风雨潮汐鳞介之类，其气皆与月相通；”[13]气相通，则性相感，月球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对水生物施加影响的。

周日节律是动物行为随地球自转所呈现的周期性。我国古代对于家禽和鸟类的周日节律行为认识很早，并用其为生活服务。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利用动物报时的例子。如明代薛惠《鸡鸣篇》有关于公鸡啼叫与天象关系的阐述：“鸡初鸣，日东御，月徘徊，招摇下；鸡再鸣，日上驰，登蓬莱，辟九闱；鸡三鸣，东方旦，六龙出，五色烂。”[19]据此古人可大致判断鸡初鸣、再鸣、三鸣对应什么时间（即太阳在什么位置）。《洞冥记》中有以鸟候时的记载：“贡细鸟”，“形似大绳，状如鹦鹉，……国人尝以此鸟候时，名曰候日虫。”此外还记载一种“至日出时衔翅而舞”的“舞日鹅”。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鹤知夜半，尝以夜半鸣，声唳云霄。”对于禽鸟的这类行为，古人也用感应论予以解说。王充认为，“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8]在王充看来，鹤唳鸡鸣之类是动物对自然之气周期变化的反应。唐代《艺文类聚》指出：“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本草纲目》也说：“鸡鸣于五更，日至巽位，感动其气也。”我国古代一直认为“气至而物感，则物感而候变。”[20]古人用气化感应论说明动物的周日节律现象，符合传统的认识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国古人发现，自然界中许多滨海动物的活动规律与潮汐节律相应，并称这类生物为“应潮物”。清代俞思谦《海潮辑说》中收录了许多前人关于应潮物的记载，其中如汉代杨孚《临海水土记》记有“知潮水上下”的“牛鱼”；晋代孙绰《海赋》记有“每潮水将至，辄群鸣相应”的“石鸡”；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能“取土作丸，数至三百则潮至”的“数丸”动物；宋代傅肱《蟹谦》记有“随潮解甲、更生新者”的蟹类；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潮至出穴而望”的“蟛蜞”。对于这类现象，古人同样用感应说进行解释。如俞思谦列举了众多生物应潮现象后指出：“物之应潮者，乃气类之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3]俞氏从传统的自然感应论观念出发，认为这类现象仅是物类相感的一种表现，理应如此，无足为奇。自然感应观念在古代认识活动中的影响之深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地球上各种生物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缓慢进化的结果。每种生物的生存活动都是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因此外界环境中某些因素的周期性变化，必然会对生物产生影响，长期作用以后，会在生物体内形成某种特殊的生理结构，这种结构相当于信息敏感元件，生物通过它能对外界某些作用变化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这种过程也可以说是环境与生物的相互感应过程。所以，中国古代对生物节律现象所作的感应论解释，尽管只是一种依据经验所作的猜测，但应当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使是科学昌盛的今天，关于生物节律的机理问题仍尚未完全揭晓，目前仍存在内生论与外生论之争。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古人。

五、自然感应论与中医学和天文学

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有机系统论和整体恒动观，它把人放在与天地自然的整体联系中加以考察，从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疾病的成因。我国古代元气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均由气所生成，人也是秉天地之气而生；气的运行不但化生万物，而且也沟通了万物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医认为既然人秉天地之气而生存，那么天地之气的变化就会对人体产生直接影响，也即人体的状况与天地自然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医称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21]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会直接影响人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人与自然（天地）相感应的思想，是中医病因理论的重要基础。

王充把自然界与人的作用关系概括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8]亦即天感人，人应天。中医认为，人体的营卫气血运行与月相变化同步：“月始生，则气血始精，卫气行；月廓满，则气血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也。”[22]与此相关，古人发现妇女的月经也随月相变化，古代医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现代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古代的这类论述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中医“人与天地相参”的另一类例子是认为人体病理过程呈现周日节律：“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21]对于这种症状变化，古代医家是用感应论加以解释的。中医认为，一昼夜中自然界的阴气和阳气交相消长变化，由此而影响人体生理活动也作某种相应变化，从而造成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也呈周期性变化。此外，古人还用感应论说明各种病理现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认为：“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藏。”由上述可见，自然感应论是古人论述疾病和探讨病因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感应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已初步认识到天体的运行具有规律性。古人一方面通过大量天文观测企图掌握其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也对天体运行的动因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少猜测。受自然感应论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天文学家把天体的运行变化看作天体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隋书·天文志》载，后魏张子信积三十余年观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理迟疾，五星伏见有感召向背。”张氏用“感召向背”描述五星运行的逆留进退现象，含有明显的自然感应论思想。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结合天文观测考察了张子信等人的天文理论后，明确主张，五星运行所呈现的状态变化，“皆精气相感使然。”[23]宋代张载一直认为感应作用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因而把木火土金水五星随日运行的变化状况看作自然感应的一个例子。他在《正蒙·参两》中强调指出：“明朔望，其精相感；”“金水附日前后进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应当提出，明代以前的天文学家虽然用自然感应论说明五星运行状态变化的原因，但并未指明感应作用是发生于五星之间，还是发生于五星与太阳之间，只是作笼统的概述。明代天文学家邢云路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则前进了一大步。他在1607年出版的《古今律历考》中提出：“月道交日道，出入六度而信不爽，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生，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气。故诸数一禀于太阳，而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他根据传统天文历法对日月五星运动及日月食的计算均与太阳有关，推论出是太阳在支配行星的运动；并在气化感应论基础上，大胆猜测太阳是通过气的中介作用对星月施加影响、控制着其运动。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太阳引力说，在西方科学史中，开普勒最先对天体运动作了动力学探讨。受吉尔伯特(W·Gilbert)磁学实验的启发，开普勒猜想，太阳与行星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磁相互作用。1620年，他正式提出一种推测：太阳和行星都是磁体，位于中心的太阳通过不断向外发射一种“磁素”(magnetiespecies)的方式，维系着行星的运行。中西两相比较，无论就物理思想的合理性还是就物理图像的直观性而言，邢云路的理论都可与开普勒的磁引力理论相媲美，而且前者的提出时间略早于后者。所不同的是，开普勒的理论作为从日心说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发挥了历史作用，而邢云路的理论只是一朵孤零零的思想火花闪现而已。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天文学都是只注重天象观测和天体运行状况的描述，很少作动力学考察。虽然在传统的自然感应论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少数天文学家曾对天体运行的动因问题作过一定探讨，提出过类似太阳引力说的合理猜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理论始终未在天文学家中取得共识，因此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不大。尽管如此，自然感应论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所显示的科学思想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

六、分析与讨论

以现代科学的标准看，作为一种自然观，感应论至少要涉及如下一些基本问题：感应双方的作用中介是什么？是超距作用还是接触作用？作用的传递是瞬时的还是长时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作用双方是同类还是异类？就这些方面对中国古代自然感应论加以分析，不难看出其理论的基本特性。

如前所述，感应论认为，感应双方以元气为中介。元气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设想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物质，它聚则成有形之物，散则为弥漫之气。古代元气论自然观认为，气无形无体，充满太虚，它不仅能聚集成不同物体，而且能沟通万物，维系一切。因此古人也将其看作传递事物间感应作用的媒介。王夫之对这种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机制曾作过颇具思辨色彩的概述：“物各为一物，而神气（即元气——引者）之往来于虚者，原通一于yīn＠⑦yūn＠⑧之气，故施者不吝施，受者乐得其受，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12]限于我国古代的科学认识水平，这种以元气为中介的感应论不可能与事实完全相符。但是，从科学发展史上看，自然感应论以气为中介对声音共振、电磁吸引和引力作用等现象的解释，在现代科学的场物理学产生以前，可以说“是最接近真理的”。[24]

既然感应双方以气为中介，弥漫于空间的气将作用双方相互联系在一起，那末，它们的作用就不是超距作用，而只能是接触作用。正因如此，唐代窦叔蒙在《海涛志》中用“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描述二者的感应作用。由于气的居间中介作用，感应双方无论远近，都可产生相互影响。三国管辂说：“苟精气相感，……无有远近”；[25]北齐刘昼说：“物类相感，虽远不离；”[26]表达的都是这种认识。中国古代自然感应论的近距作用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场作用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任何作用信息的传递速度都是有限的，因此两物体间感应的传递应经历一段时间。但是通常作用传递的时间极短，一般难以观察出来。我国古人从直观经验出发，多半认为各种感应现象都是瞬时发生的。《淮南子·览冥训》说：“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两物相感，虽远在太极之上可“立致”，充分说明了作用传递极快。张载总结了各类感应现象之后明确指出：“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故曰咸速也。”[27]这种认识虽然缺乏具体分析，但符合一定的经验事实，是古代长期观察经验的总结。

“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我国古人认为，感应的发生是单向的，感者为主，应者为从，感应双方是主从、本标关系。甲施感于乙，乙对甲作出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对甲产生什么影响。阳燧应日取火，蟹蚌应月盈虚，海水应月涨落，这些现象在古人看来，都是日月施感的结果，它们的发生并不对日月有什么反作用。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前已述及，战国秦汉时期，古人一直认为只有同类事物间才会产生感应作用。除前引诸说外，还如《庄子·徐无鬼》有“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之说；《淮南子·览冥训》有“阴阳同气相动”之论；《春秋繁露·同类相应》曰：“物故以类相召也”；《周易参同契》云：“类同者相从”。诸如此类的论述都表明了古代的同类感应思想。按照古代分类观念，日和火同属阳，月和水及水生物同属阴，声响则以音律同异分类，由此以同类相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对于电磁感应则难以说通，因为琥珀与草芥难归于同类。因此孔颖达指出：“非唯同类相感，亦有异类相感者。”[4]他把磁石吸铁、琥珀拾芥等看作异类相感现象。张载也认为：“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或以异而感。”[27]我国古代根据简单现象所作的事物分类并不具有多少科学性，由同类相感到异类相感，反映了古代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自然感应论思想的发展。但是，在异类感应说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倾向，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变化几乎都看成感应过程。如张载认为：“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15]程颐说的更为绝对：“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28]明代罗钦顺也强调指出：“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29]苏轼等人编著的《物类相感志》和《感应类从志》等书，即是泛感应论思想的集中表现。泛感应论的形成，既说明了自然感应论在古代认识活动中的影响之大，同时也反映了古代认识水平的低下。事物千差万别，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感应过程肯定是错误的。如此即失去了自然感应论的科学认识价值。

古人指出：“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30]“故”是原因，知道了事物的原因，进而对其基本属性及规律就可有所认识。中国古人用自然感应论对事物的解释能否称之为“知其故”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正因古人初步认识了同声相应的道理，才能用以校正乐器、消除或控制一些声学现象。也正因古人懂得一些生物节律知识，才能用其为某些目的服务。这说明，感应论包含一部分古人的正确认识。但另一方面，古人这种认识还是浮浅的、经验性的，他们并未认识事物感应的内在机制。对此，古人也直言不讳。《淮南子·览冥训》中明确写道：“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孔颖达也承认，物类感应现象“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4]王夫之也说：“感之自通，有不测之化焉。”[12]所以，古人对被称为自然感应的各种现象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正因如此，宋代方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倾向。总之，自然感应论既有经验成分，也有主观猜测；既有对事物的合理解释，也有对问题的假定性说明；对所描述的对象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知其故”。

自然感应论的产生，既是我国古人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也与古代长期盛行的元气学说的影响有关，元气本体论是自然感应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感应论自然观处处以自然的原因说明自然现象，从不假借非自然的因素，正因如此它能较好地解决古代许多科学认识问题。从前述自然感应论在古代各种科学认识领域的运用情况看，尽管它对许多事物的解释并不符合今日的科学认识标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对满足实际需要和促进认识发展都有很大帮助，而且其中有些解释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认识水平上看，也仍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中国古代的自然感应论，是一种朴素的有为的自然观，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对自然感应论与天人感应观念略作区别。天人感应观念的起源很早，在《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这种思想的明确表述。战国末期及秦汉时期，经邹衍、董仲舒等人的大肆宣染，天人感应论成为一种统治人们思想意识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官方哲学。汉迄明清，虽然代代都有人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但其影响却一直流行不绝。自然感应论在萌生阶段，与天人感应观念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但战国末期二者均趋于成熟后，即分道扬镳，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自然感应论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就认识对象来说，前者所解释的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事物，后者所说明的则是有意志的“天”和人。其二，就认识目的或服务对象而论，前者主要是为满足科学认识和生活实践的需要，而后者主要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其三，就感应进行的方向性来说，前者是单向的，后者则是双向的，即认为天可感人，人亦可感天。天人感应观念主要强调人的行为可感动“天”，从而出现异常天象，人类应根据异常天象的昭示，及时调整行为规范以消灾避祸。自然感应论是一种朴素唯物的自然观，有重要的科学认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天人感应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哲学，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很大束缚作用。天人感应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将自然的天人格化，由此臆造了人与天的对话。而事实正如王充早已指出的那样：“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天人感应论纯属古人的虚构，毫无科学价值可言，绝不能将其与自然感应论等同、混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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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二程遗书》卷十五。

中医基本思想范文篇10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尚书·泰誓》指出：“天有显道”。《左传》认为：“天事恒象”。庄子告诫人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荀子则大声疾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此处的天即指包括天体在内的自然界。通过古代哲人这类关于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性的肯定性论述，再结合当时的天文观测，日月食预报，以及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科学认识活动，即可看出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一些简单规律已有相当的认识。古人也把事物的基本规律称为“常性”。《逸周书·常训》指出：“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正因事物的常性不改，人类才能认识它，顺应它。《吕氏春秋·不苟论》指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因此，只要认识了事物的基本属性，即可把握其变化规律，指导认识实践。自然感应论即是古人所形成的关于事物普遍属性的认识。经过对大量经验事实的反复观察和分析比较，古人形成了一种观念：许多同类事物之间存在相互感应作用。先秦典籍中，有关这种认识的论述很多。如《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庄子·渔父》：“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吕氏春秋·召类》：“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相从”、“相应”、“相求”、“相召”均指事物间的感应现象。

《说文》：“感，动人心也；”“应，当也。”在古代文献中，“感”表示能使事物产生内在变化的一种作用，如《周易·咸卦》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应”表示事物对外界作用的反应，即受外界影响后产生的变化，如《周易·大有卦》之“应乎天而时行”等。当感与应连用时，前者表示主动一方的作用，后者表示受动一方的反应，正所谓“感而后应，非所设也。”[3]唐代孔颖达对此说的最为明白：“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4]因此，感应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两事物间的作用与被作用过程。从逻辑关系上说，感与应有主从之别，因果之分。

随着古代科学认识活动和自然感应观念的发展，宋明时期，古人认为不仅同类事物相互感应，而且异类之间也有这种作用，进而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思潮。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自然观，自然感应论的合理性如何？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何影响？这些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

二、自然感应论对声光电磁现象的解释

声学现象是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古人不仅很早即发现了乐器共鸣、声音共振现象，而且还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和应用。《庄子·徐无鬼》描述声音共振现象时说：“于是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为何拨动一弦发宫音时，瑟中其它相应的弦也随之振动发出宫音，《庄子·渔父》用“同类相感，同声相应”加以说明，并认为这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是“固天之理”。这种认识被古人普遍接受，成为一种基本的音乐常识。《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和《史记》等都用这种观点解释声音共振现象。基于对大量声学现象的观察思考，古人已逐步从感性经验上升为初步的理性认识。汉代董仲舒对声音共振现象作了较为合理的总结：“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jiǎo＠①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5]古人认为声音共振现象并不神秘，而是有其固有规律或必然性（即“数”）。正因古人已掌握了这种经验规律，他们才能自觉地控制乐器共鸣现象。据《异苑》记载，晋代博物学家张华曾根据同声感应的道理，用改变声源固有频率的方法消除了铜盘与宫钟的共鸣现象。刘sǔ＠②《隋唐嘉话》也载：“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出怀中错，lǜ＠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江湖术士因不懂同声相应之理，虽施千方百计终不能止磬之鸣。曹氏因知晓声同则应的道理，轻易地破除了这一现象，两相对比，很能说明问题。声音共鸣是两个固有频率相同的物体之间通过声波作用而产生的受迫振动现象。古人没有振动频率概念，更不可能了解声音共振的物理机制，但古代乐律学已可算出音调与发音体几何形状之间的定量关系，已认识到律同则声同，声同则相应。据此即可解释声学现象，指导有关实践。同声感应说是古人根据有关现象作出的经验性猜测，在古代声学认识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虽然不能与现代声学理论同日而语，但从历史的观点看，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

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即用阳燧（泛指各种金属凹面镜和透明体聚光镜）聚日光取火。在阴阳分类观念影响下，古人认为火属阳，本于日，水属阴，本于月。《淮南子·天文训》有“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的明确论述。既然阳燧所取之火来自太阳，那么远在天际的太阳之火如何能跨越苍穹瞬时即至呢？古人仍用自然感应论加以解释。《淮南子·天文训》说：“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然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方诸为古代一种金属或石质器皿，夜置户外承接露水以满足某些特殊需要。上段引文是说，阳燧与日火同属阳类，方诸与月水同属阴类，它们分别具有本标关系；因同类相感，本标相应，故阳燧向日则火生。《淮南子·览冥训》说：“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阴阳同气相动也，”讲的也是这种意思。东汉魏伯阳对这类现象论述的更为透彻：“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二气元且远，感化尚相通。”[6]只要气类相同，两物虽相距遥远，仍能感应相通。古代铸造阳燧和阴燧（即方诸）要选择特定的时日，“五月丙午日午时铸，为阳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为阴燧。”[7]这并无什么神秘之处，古人认为这两个时辰分别为一年中阳气和阴气最盛之时，取此时铸造阳燧和阴燧，目的是加强阴阳同类感应效果，提高所铸器物的性能。尽管这种认识十分荒谬，但古人的主观愿望却是好的。这是同类感应观念影响的结果。毫无疑问，古人用感应论对阳燧取火现象的解释是不科学的。要说明阳燧取火，需要较深入的光学知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人总是用自然的原因说明这类现象，不假其他因素，这是很可贵的。司马迁认为同类感应现象是“物之自然”，王充把阳燧取火于日看成“天然”所为，都反映了古代唯物求实的认识方法。

我国古代对电磁现象的观察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春秋纬》、《论衡》、《博物志》等大量古代文献都有关于电磁吸引现象的记载。磁石为何吸铁？玳瑁何以引芥？这对于古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董仲舒即承认：“磁石取铁，……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5]东汉王充开始用感应论说明电磁吸引现象。他指出：“顿牟（玳瑁）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8]王充认为，玳瑁与草芥，磁石与铁针，虽形质不同，但各属同类，同类则气性相通，相互感应。此后，这种观点成为古代解释电磁现象的基本理论。如晋代郭璞说：“慈石吸铁，玳瑁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感，出乎意外。”[9]宋代张邦基也强调：“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然也。”[10]至迟在宋代，古人已认识到磁石吸铁不受其他物体的阻隔。宋代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即指出：“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明代王廷相在《雅述》中也指出：“气以虚通，类同则感，譬之磁石引针，隔关潜达。”由上述可见，古人不仅把电磁吸引现象纳入了传统的自然感应论，而且针对这类现象的特殊性，又引入了气化作用机制，把弥漫不见的气看作传递电磁感应的中介，利用气的潜通、暗达、绕行等隐秘属性说明电磁作用的不可隔绝性。当然，古人的这种解说是初浅的，要进一步说明“隔碍潜通”的道理，仅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宋代陈显微无可奈何地说：“隔碍相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1]明代王夫之也承认：“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12]

对于磁石吸铁现象，古希腊泰拉斯(Thales)曾用灵魂说加以解释，古罗马卢克莱修(T.Lucretius)用原子说予以说明，前者充满泛神论色彩，后者是形而上学思辨。相比之下，我国古人用气化感应论对电磁作用的描述，其基本思想却与现代电磁场理论较为相似。国内外不少学者把中国古代的元气与现代电磁场类比，从气化感应论的观点看，这种类比有一定道理。

三、自然感应论与潮汐成因说

潮汐现象属于天体力学研究的内容。中国古代对海洋潮汐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对其运动规律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认真探索。至迟在汉代，古人已认识到潮汐起落与月相变化相关。王充首先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8]三国虞翻也指出：“水性有常，消息与月相应。”[13]晋代杨泉认为：“月，水之精也。潮有大小，月有盈亏。”唐代窦叔蒙对潮汐大小随月相变化过程的描述最为详细：“涛之潮汐，并月而生，日异月同，盖有常数矣。盈于朔望，消于fěi＠④魄，虚于上下弦，息于tiǎo＠⑤nǜ＠⑥，轮回辐次，周而复始。”[13]“fěi＠④魄”指农历每月初二、三的月光，表示新月初见之貌；“tiǎo＠⑤、nǜ＠⑥”分别表示农历月底、月初时，月见于东西方之象。窦氏较为准确地描述了潮汐随月相的周期性变化过程：每月朔望时潮汐最大，上下弦时最小，在朔与上弦之间（即“tiǎo＠⑤魄”）和望与下弦之间潮汐逐渐变小，在上弦与望之间和下弦与朔之间（即“tiǎo＠⑤”）潮汐逐渐变大。

关于潮汐的成因，古代有多种理论。清人俞思谦在总结这类理论时指出：“古今论潮汐者，不下数十家，……其说不一，要以应月之说为长。”[13]由此说明，在古代各种潮汐说中，自然感应说最具说服力。古人认为，最有信者莫如潮，它一日两至，随月盈亏，准而有信。潮汐升降与月相变化的同步关系，自然使古人把前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后者，认为潮汐是月与海水相感应的结果。唐代封演的论述颇具代表性：“虽月有大小，魄有盈亏，而潮常应之，无毫厘之失。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14]宋代余靖对潮汐作过大量观察记录，针对有人把潮汐起落说成是海水的增减，他在《海潮图序》中指出：“潮之涨退，并非海之增减，而是月临于海，水往从之，是“从其类也。”明末揭暄则将潮与月的关系与磁石吸铁、琥珀拾芥类比，认为它们都是同类感应现象。俞思谦是清代研究潮汐学说的著名学者，在所编《海潮辑说》中，他从水月感应论观点出发，对前人的各种潮汐理论进行了评论，强调了感应说的合理性。

古人不仅认识到潮汐与月球的运行有关，而且进而认识到潮汐是日月共同作用的结果。北宋张载即指出：“海水潮汐……间有大小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15]张载说的较为概括，与其同时代的张君房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后，对日月如何相互感应而引起潮汐的，作了具体阐述：“日迟月速，二十九日差半而月一周天。……凡月周天则及于日，日月会同，谓之合朔，合朔则敌体，敌体则气交，气交则阳生，阳生则阴盛。阴盛则朔日之潮大也。自此而后，月渐之东，一十五日，与日相望，相望则光偶，光偶则致感，致感则阴融，阴融则海溢，海溢则望日之潮犹朔之大也。斯又体于自然也。”[13]“敌体”指双方势匀力敌，地位相等；“光偶”指日月之光相遇。若对此段文字逐一说解，则难以通顺，但其基本含义是清楚的：日行慢，月行疾，月行一周与日相会时，二者相互作用，使阳气生，阴气盛，阴气与海水同类相感，从而引起朔日大潮。之后，月渐东行，经十五日与日相望（对冲），日月之光相遇，产生相互感应，致使太虚中的阴气流通、弥散，进而引起同性之海水融散、漫溢，形成望日大潮。[16]张氏的论述含有同类和异类两种感应机制。朔日的日月“敌体”和望日的日月“光偶”均是日月异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感通，其结果都是引起阴盛。然后再进一步产生阴气与海水的同类感应，形成朔望大潮。对于这种日月潮汐说，古代也曾有人提出过反对，余靖在其《海潮图序》中即主张，潮汐“皆系于月，不系于日。”但古代多数人都支持日月说，如宋代燕肃认为潮汐“随时而应月，依阴而附阳”；[17]马子严认为“潮汐依日两滋长，随月而推移”[13]；都是主张潮汐与日月的共同作用有关。

现代科学认为，潮汐是由日月对地球的引力以及地球绕日运行的惯性力效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太阳的起潮力比月球起潮力小得多，所以太阳潮通常不易单独观测到，它只是增强或减弱太阳潮（由月球引力产生的海潮），从而造成大潮和小潮。在朔日和望日时，月球、太阳和地球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太阴潮与太阳潮彼此重迭相加，以致潮特别大。在上下弦时，月球与太阳的黄经相距九十度，太阴潮被太阳潮抵消一部分，所以潮特别小。由此可见，古人将潮汐的成因归之于日月的共同作用，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近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后，才真正对潮汐成因作出了科学解释。但牛顿对引力的传递机制始终未给出合理的说明，以致于后人将其学说看作超距作用论。在未认识万有引力之前，中国古人用感应论解释天体的相互作用及潮汐现象，虽然就物理机制而言与事实不附，但就物理图像来说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以气为中介的感应论颇为类似于现代科学以引力场为中介的引力相互作用说。

四、自然感应论对生物节律的解释

生物节律是指生物的生理活动或生活习性所呈现的某种周期性，它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下长期进化的结果。中国古代不仅对这类现象作过大量的观察和一定的应用，而且对其成因也作过不少探讨。[18]概括而言，生物节律大致可分为周年节律、太阴节律、周日节律和潮汐节律四类，其中除周年节律外，其余三类古人都是用自然感应论加以解释的。

我国古代对水生动物的生长发育与月相变化的关系（即太阴节律）进行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吕氏春秋·精通篇》已有这方面的明确论述：“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群阴”是对蚌蟹之类水生动物的总称。《淮南子·天文训》载：“月者，阴之属也，是以月虚则鱼脑减，月死则螺蛔瞧。”宋代吴淑《月赋》有关于月相变化“同盛衰于蛤蟹，等盈阙于珠龟”的描述；罗愿《尔雅翼》也有水生动物“腹中虚实亦应月”之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这类认识进行全面总结后指出：螺蚌之属“其肉视月盈亏”，蟹类在繁殖季节，“腹中之黄，应月盈亏。”这些都是说蚌蟹之类的体态肥瘦与月相变化有着“同盛衰”、“等盈阙”的关系。中国古代关于“群阴类”水生动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球运行周期呈同步关系的论述，已被现代有关研究所证实。由此说明，我国古人对这类现象的观察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古人认为，水生动物与月球同属阴类，二者以气为中介产生相互感应，从而造成“群阴类”生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的现象。《淮南子·说山训》在分析这类现象时说：“月盛衰于上，则螺蛔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高诱注曰：“动，感也。”王充在《论衡·偶会》中明确认为，“月毁于天，螺消于渊”的原因是“同类通气，性相感动也。”我国古人一直认为，“凡风雨潮汐鳞介之类，其气皆与月相通；”[13]气相通，则性相感，月球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对水生物施加影响的。

周日节律是动物行为随地球自转所呈现的周期性。我国古代对于家禽和鸟类的周日节律行为认识很早，并用其为生活服务。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利用动物报时的例子。如明代薛惠《鸡鸣篇》有关于公鸡啼叫与天象关系的阐述：“鸡初鸣，日东御，月徘徊，招摇下；鸡再鸣，日上驰，登蓬莱，辟九闱；鸡三鸣，东方旦，六龙出，五色烂。”[19]据此古人可大致判断鸡初鸣、再鸣、三鸣对应什么时间（即太阳在什么位置）。《洞冥记》中有以鸟候时的记载：“贡细鸟”，“形似大绳，状如鹦鹉，……国人尝以此鸟候时，名曰候日虫。”此外还记载一种“至日出时衔翅而舞”的“舞日鹅”。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鹤知夜半，尝以夜半鸣，声唳云霄。”对于禽鸟的这类行为，古人也用感应论予以解说。王充认为，“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8]在王充看来，鹤唳鸡鸣之类是动物对自然之气周期变化的反应。唐代《艺文类聚》指出：“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本草纲目》也说：“鸡鸣于五更，日至巽位，感动其气也。”我国古代一直认为“气至而物感，则物感而候变。”[20]古人用气化感应论说明动物的周日节律现象，符合传统的认识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国古人发现，自然界中许多滨海动物的活动规律与潮汐节律相应，并称这类生物为“应潮物”。清代俞思谦《海潮辑说》中收录了许多前人关于应潮物的记载，其中如汉代杨孚《临海水土记》记有“知潮水上下”的“牛鱼”；晋代孙绰《海赋》记有“每潮水将至，辄群鸣相应”的“石鸡”；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能“取土作丸，数至三百则潮至”的“数丸”动物；宋代傅肱《蟹谦》记有“随潮解甲、更生新者”的蟹类；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潮至出穴而望”的“蟛蜞”。对于这类现象，古人同样用感应说进行解释。如俞思谦列举了众多生物应潮现象后指出：“物之应潮者，乃气类之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3]俞氏从传统的自然感应论观念出发，认为这类现象仅是物类相感的一种表现，理应如此，无足为奇。自然感应观念在古代认识活动中的影响之深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地球上各种生物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缓慢进化的结果。每种生物的生存活动都是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因此外界环境中某些因素的周期性变化，必然会对生物产生影响，长期作用以后，会在生物体内形成某种特殊的生理结构，这种结构相当于信息敏感元件，生物通过它能对外界某些作用变化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这种过程也可以说是环境与生物的相互感应过程。所以，中国古代对生物节律现象所作的感应论解释，尽管只是一种依据经验所作的猜测，但应当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使是科学昌盛的今天，关于生物节律的机理问题仍尚未完全揭晓，目前仍存在内生论与外生论之争。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古人。

五、自然感应论与中医学和天文学

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有机系统论和整体恒动观，它把人放在与天地自然的整体联系中加以考察，从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疾病的成因。我国古代元气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均由气所生成，人也是秉天地之气而生；气的运行不但化生万物，而且也沟通了万物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医认为既然人秉天地之气而生存，那么天地之气的变化就会对人体产生直接影响，也即人体的状况与天地自然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医称此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21]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会直接影响人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人与自然（天地）相感应的思想，是中医病因理论的重要基础。

王充把自然界与人的作用关系概括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8]亦即天感人，人应天。中医认为，人体的营卫气血运行与月相变化同步：“月始生，则气血始精，卫气行；月廓满，则气血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也。”[22]与此相关，古人发现妇女的月经也随月相变化，古代医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

现代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古代的这类论述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中医“人与天地相参”的另一类例子是认为人体病理过程呈现周日节律：“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21]对于这种症状变化，古代医家是用感应论加以解释的。中医认为，一昼夜中自然界的阴气和阳气交相消长变化，由此而影响人体生理活动也作某种相应变化，从而造成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也呈周期性变化。此外，古人还用感应论说明各种病理现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认为：“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藏。”由上述可见，自然感应论是古人论述疾病和探讨病因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感应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已初步认识到天体的运行具有规律性。古人一方面通过大量天文观测企图掌握其运动规律，另一方面也对天体运行的动因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少猜测。受自然感应论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天文学家把天体的运行变化看作天体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隋书·天文志》载，后魏张子信积三十余年观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理迟疾，五星伏见有感召向背。”张氏用“感召向背”描述五星运行的逆留进退现象，含有明显的自然感应论思想。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结合天文观测考察了张子信等人的天文理论后，明确主张，五星运行所呈现的状态变化，“皆精气相感使然。”[23]宋代张载一直认为感应作用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因而把木火土金水五星随日运行的变化状况看作自然感应的一个例子。他在《正蒙·参两》中强调指出：“明朔望，其精相感；”“金水附日前后进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应当提出，明代以前的天文学家虽然用自然感应论说明五星运行状态变化的原因，但并未指明感应作用是发生于五星之间，还是发生于五星与太阳之间，只是作笼统的概述。明代天文学家邢云路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则前进了一大步。他在1607年出版的《古今律历考》中提出：“月道交日道，出入六度而信不爽，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生，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气。故诸数一禀于太阳，而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他根据传统天文历法对日月五星运动及日月食的计算均与太阳有关，推论出是太阳在支配行星的运动；并在气化感应论基础上，大胆猜测太阳是通过气的中介作用对星月施加影响、控制着其运动。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太阳引力说，在西方科学史中，开普勒最先对天体运动作了动力学探讨。受吉尔伯特(W·Gilbert)磁学实验的启发，开普勒猜想，太阳与行星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磁相互作用。1620年，他正式提出一种推测：太阳和行星都是磁体，位于中心的太阳通过不断向外发射一种“磁素”(magnetiespecies)的方式，维系着行星的运行。中西两相比较，无论就物理思想的合理性还是就物理图像的直观性而言，邢云路的理论都可与开普勒的磁引力理论相媲美，而且前者的提出时间略早于后者。所不同的是，开普勒的理论作为从日心说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发挥了历史作用，而邢云路的理论只是一朵孤零零的思想火花闪现而已。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天文学都是只注重天象观测和天体运行状况的描述，很少作动力学考察。虽然在传统的自然感应论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少数天文学家曾对天体运行的动因问题作过一定探讨，提出过类似太阳引力说的合理猜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理论始终未在天文学家中取得共识，因此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不大。尽管如此，自然感应论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所显示的科学思想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

六、分析与讨论

以现代科学的标准看，作为一种自然观，感应论至少要涉及如下一些基本问题：感应双方的作用中介是什么？是超距作用还是接触作用？作用的传递是瞬时的还是长时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作用双方是同类还是异类？就这些方面对中国古代自然感应论加以分析，不难看出其理论的基本特性。

如前所述，感应论认为，感应双方以元气为中介。元气是我国古代思想家设想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物质，它聚则成有形之物，散则为弥漫之气。古代元气论自然观认为，气无形无体，充满太虚，它不仅能聚集成不同物体，而且能沟通万物，维系一切。因此古人也将其看作传递事物间感应作用的媒介。王夫之对这种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机制曾作过颇具思辨色彩的概述：“物各为一物，而神气（即元气——引者）之往来于虚者，原通一于yīn＠⑦yūn＠⑧之气，故施者不吝施，受者乐得其受，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12]限于我国古代的科学认识水平，这种以元气为中介的感应论不可能与事实完全相符。但是，从科学发展史上看，自然感应论以气为中介对声音共振、电磁吸引和引力作用等现象的解释，在现代科学的场物理学产生以前，可以说“是最接近真理的”。[24]

既然感应双方以气为中介，弥漫于空间的气将作用双方相互联系在一起，那末，它们的作用就不是超距作用，而只能是接触作用。正因如此，唐代窦叔蒙在《海涛志》中用“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描述二者的感应作用。由于气的居间中介作用，感应双方无论远近，都可产生相互影响。三国管辂说：“苟精气相感，……无有远近”；[25]北齐刘昼说：“物类相感，虽远不离；”[26]表达的都是这种认识。中国古代自然感应论的近距作用观念与现代物理学的场作用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任何作用信息的传递速度都是有限的，因此两物体间感应的传递应经历一段时间。但是通常作用传递的时间极短，一般难以观察出来。我国古人从直观经验出发，多半认为各种感应现象都是瞬时发生的。《淮南子·览冥训》说：“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两物相感，虽远在太极之上可“立致”，充分说明了作用传递极快。张载总结了各类感应现象之后明确指出：“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故曰咸速也。”[27]这种认识虽然缺乏具体分析，但符合一定的经验事实，是古代长期观察经验的总结。

“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我国古人认为，感应的发生是单向的，感者为主，应者为从，感应双方是主从、本标关系。甲施感于乙，乙对甲作出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对甲产生什么影响。阳燧应日取火，蟹蚌应月盈虚，海水应月涨落，这些现象在古人看来，都是日月施感的结果，它们的发生并不对日月有什么反作用。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前已述及，战国秦汉时期，古人一直认为只有同类事物间才会产生感应作用。除前引诸说外，还如《庄子·徐无鬼》有“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之说；《淮南子·览冥训》有“阴阳同气相动”之论；《春秋繁露·同类相应》曰：“物故以类相召也”；《周易参同契》云：“类同者相从”。诸如此类的论述都表明了古代的同类感应思想。按照古代分类观念，日和火同属阳，月和水及水生物同属阴，声响则以音律同异分类，由此以同类相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对于电磁感应则难以说通，因为琥珀与草芥难归于同类。因此孔颖达指出：“非唯同类相感，亦有异类相感者。”[4]他把磁石吸铁、琥珀拾芥等看作异类相感现象。张载也认为：“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或以异而感。”[27]我国古代根据简单现象所作的事物分类并不具有多少科学性，由同类相感到异类相感，反映了古代认识范围的扩大和自然感应论思想的发展。但是，在异类感应说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倾向，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变化几乎都看成感应过程。如张载认为：“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15]程颐说的更为绝对：“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28]明代罗钦顺也强调指出：“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29]苏轼等人编著的《物类相感志》和《感应类从志》等书，即是泛感应论思想的集中表现。泛感应论的形成，既说明了自然感应论在古代认识活动中的影响之大，同时也反映了古代认识水平的低下。事物千差万别，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感应过程肯定是错误的。如此即失去了自然感应论的科学认识价值。

古人指出：“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30]“故”是原因，知道了事物的原因，进而对其基本属性及规律就可有所认识。中国古人用自然感应论对事物的解释能否称之为“知其故”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正因古人初步认识了同声相应的道理，才能用以校正乐器、消除或控制一些声学现象。也正因古人懂得一些生物节律知识，才能用其为某些目的服务。这说明，感应论包含一部分古人的正确认识。但另一方面，古人这种认识还是浮浅的、经验性的，他们并未认识事物感应的内在机制。对此，古人也直言不讳。《淮南子·览冥训》中明确写道：“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孔颖达也承认，物类感应现象“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4]王夫之也说：“感之自通，有不测之化焉。”[12]所以，古人对被称为自然感应的各种现象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正因如此，宋代方形成了一种泛感应论倾向。总之，自然感应论既有经验成分，也有主观猜测；既有对事物的合理解释，也有对问题的假定性说明；对所描述的对象只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知其故”。

自然感应论的产生，既是我国古人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也与古代长期盛行的元气学说的影响有关，元气本体论是自然感应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感应论自然观处处以自然的原因说明自然现象，从不假借非自然的因素，正因如此它能较好地解决古代许多科学认识问题。从前述自然感应论在古代各种科学认识领域的运用情况看，尽管它对许多事物的解释并不符合今日的科学认识标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对满足实际需要和促进认识发展都有很大帮助，而且其中有些解释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认识水平上看，也仍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中国古代的自然感应论，是一种朴素的有为的自然观，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对自然感应论与天人感应观念略作区别。天人感应观念的起源很早，在《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这种思想的明确表述。战国末期及秦汉时期，经邹衍、董仲舒等人的大肆宣染，天人感应论成为一种统治人们思想意识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官方哲学。汉迄明清，虽然代代都有人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但其影响却一直流行不绝。自然感应论在萌生阶段，与天人感应观念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关系，但战国末期二者均趋于成熟后，即分道扬镳，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自然感应论与天人感应论的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就认识对象来说，前者所解释的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事物，后者所说明的则是有意志的“天”和人。其二，就认识目的或服务对象而论，前者主要是为满足科学认识和生活实践的需要，而后者主要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其三，就感应进行的方向性来说，前者是单向的，后者则是双向的，即认为天可感人，人亦可感天。天人感应观念主要强调人的行为可感动“天”，从而出现异常天象，人类应根据异常天象的昭示，及时调整行为规范以消灾避祸。自然感应论是一种朴素唯物的自然观，有重要的科学认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天人感应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哲学，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很大束缚作用。天人感应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将自然的天人格化，由此臆造了人与天的对话。而事实正如王充早已指出的那样：“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天人感应论纯属古人的虚构，毫无科学价值可言，绝不能将其与自然感应论等同、混淆。

参考文献

[1]《庄子·知北游》。

[2]《荀子·天论》。

[3]《管子·心术》。

[4]《周易正义·乾卦》。

[5]《春秋繁露》：《同类相动》、《郊语》。

[6]《周易参同契》。

[7]《搜神记》

[8]《论衡》：《乱龙篇》、《书虚篇》、《变动篇》、《变动篇》、《明雩篇》。

[9]《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第一》。

[10]《墨庄漫录》。

[11]《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2]《张子正蒙注》：《动物篇》、《动物篇》、《太和篇》。

[13]《海潮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