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论文范文10篇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1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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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模式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4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即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基本原则。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这些原则都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必须承认我国在整体上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很明显的一点基本事实就是，在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各种政治学习材料中，传统风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占据绝大部分，而对于现代政治学经典理论甚至是这些理论的经典案例也罕见涉及。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著、雷飞龙翻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宪政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吸收世界先进政治文明的精髓。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考虑中国特色的创新。

1.2民主模式实现形式是多元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创造-“中国特殊论”

尊重承认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搬西方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实现民主的具体制度设计完全可以不同，也必须不同。不同水平的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等因素所构造成基本国情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

美国创建之初，华盛顿们并没有照抄当时欧洲的民主模式，而是从美国国情出发，经过费城制宪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1」。但今天的美国领导者却非常热衷于“输出（美国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国家全盘接受美国民主模式。

事实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效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而那些对美国模式照抄照搬的发展中国家中却鲜有成功的范例。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机械效仿，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体制同样也不能互相抄袭。邓小平曾对波兰前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实际上，梁启超在1919年游历欧洲后所写的《欧游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经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

在政治模式设计上，既然有“美国特殊论”，那么“中国特殊论”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特殊论”「2」。康晓光认为“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当然，尽管康晓光提出了“中国特殊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予以体现，“中国特殊论”始终就只能是一个学院概念而已。

1.3必须采取渐进改革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弃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采取渐进改革策略，经过90年代中期的激烈论证之后，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对此已经有很多精彩阐述，不做赘述，可以参考文末资料。

就研究水平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本土研究很难突破西方政治学研究已有理论水平。和西方政治学理论比较，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制度的内在复杂性都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远远不是举举手、画画圈那么简单，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投票悖论”。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阿罗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不妨用一个简单事例来说明。假设甲、乙、丙暑假打算结伴旅行，甲在选择偏好上依次是“桂林—黄山—青岛”，乙排出的顺序是“黄山—青岛—桂林”，丙心目中的先后座次则是“青岛—桂林—黄山”。众口难调，于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在桂林与黄山之间比较，三分之二同意去桂林；再拿黄山与青岛相比，三分之二同意去黄山（至此可以得知桂林当选，而青岛肯定被淘汰出局）；然而，再比较青岛与桂林，赞成去青岛的也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于是悖论出现了：投票居然无法决定出一个能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暑期旅行计划。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选举已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手段和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选举作为一种程序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和对投票的研究一样，西方政治学对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心树在《选举的鹬蚌困局与中人困局》一文中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可以参考。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任务并不在于重复西方政治学已经做过的基本性理论研究，而在于设计出一个能够实现已经被证明的各种政治文明一般性原则、同时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没有进行学院化的精微讨论，而是直接表述具体设想。

1.4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

1921年以来，共产党通过夺取政权、抗御外侮等艰苦战斗获得了其执政的历史性合法资源，这一点和美国、共和党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其《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以及启示》一文中写到：“中国有没有可能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一方面既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吸收多党竞争制度的某些程序与法律制度，进而获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在取得对权力腐败的有效制衡的同时，又能为渐进地发展民主迈出新的一步，满足社会上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与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即在竞争性的民主程序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可以长期享有不受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

萧功秦的这一阐述可谓中国政治体制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二、中国模式民主制度的核心制度设计

2.1政党制度设计：多数党法定制度

政党是现代社会各利益集团（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最主要组织手段。在讨论中国政党制度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党制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论述不再赘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阐述。但是这并不排除共产党与其它派以某种方式分配公共权力，为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实际上这也是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途径-即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前提下，与其它派共同分享公共权利，合作进行国家管理。

我国政党制度目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其它派是法定的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地位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大小不是通过选举投票而是基于各政党在历史上积累的政治资源大小来确定的。尽管这一政党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的今天暴露出很多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参政党参政决策权力没有真正的制度保证。这一不足妨碍了参政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其它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而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历史经验不吻合。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就实施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组成人员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建国初期，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3人；5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27人，几乎占一半。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非共产党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

当然我党在处理与民主政党关系上同样有深刻教训：1956年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派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批评。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执政党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政协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对中共提出的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3」。

我国“多党协商制度”提法过于笼统，参政党权力没有得到制度化保证，也就无法根本上坐实“互相监督”的口号。革命战争时期权力集中无可非议，但是和平革命建设时期，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已经暴露很多，因此根据历史条件需要，调整党与其它政党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高层已在进行一些小范围思考讨论。2002年6月，复旦大学浦兴祖、冯菊红、严鸠生等人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反观我国政党制度后的几点思考》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西方政党通过选举进入政治体制内，执政党无时不刻感受到在野党的竞争压力；而我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多元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但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我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报告提出，“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方案：

各政党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独立。人大、政协合并形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人大代表职务，更不得兼任人大主任。人大主任和其他代表一样只有一票投票权，由各党代表轮流担任。

人大和行政机构中，共产党与其它政党人员比例有2种确定方法：一是不同行政层次比例不同，比如乡镇、县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50％，省部级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60％，中央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占70％。二是全国各级人大和行政机构均为一个统一的固定比例如65％，显然前者更灵活，更能适应各层机构的不同情况。当然以上比例只是一个设想，具体为多少可再行讨论。司法机构的规定见下一节“司法独立”。

直辖市、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多数行政机构正职领导由共产党人担任。少数部门正职可由其他政党党员担任。可在相关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设置政党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党注册管理等事宜。

对于无政党的独立人士，可以预留一定比例名额，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个“虚拟政党”进行相应对待。

在宪法中对此思路予以原则性确定，具体比例等由《选举法》等普通法律予以明确。可称以上制度设计为“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

尽管很多国家政党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占优势的主要政党，比如印度的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但是本文设想的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与这种情况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公共权力分配为选举法等事前确定。优点在于：

通过在各国家机构每一层次都处于法定多数党的制度设计，完全实现了党的意志通过民主程序体现的目标。举例来说，不必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换届之前，中共都要召集全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并就当前重大政策或改革措施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而是以人大会议的多数党身份提交议案，实现了以民主方式实现党的意志之目标。

执政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比例来实现政党间竞争程度的调控，当然一旦确定就不能轻易改动，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改变。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认可的非一党的一党独大制。由于各级国家机构中，各政党席位比例确定，少数党也无须担心多数党滥用多数党地位，取消少数党席位，这为党内外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和制衡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军队方面，由于中共是全国人大中的绝对多数党，全国人大选举的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中共自然也是绝对多数，而且军队各级正职领导全部是中共党员，党依然能够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因此可以修改现行宪法第59条为“军队不得派代表参加各级人大会议”，以符合当代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中普遍实施的军队国家化、避免与国家日常政治活动直接挂钩的做法。

“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实现了中共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同构性，解决了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机构重复设置以及党委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交叉问题。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结构相似，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监察部门，党委的组织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党委的宣传部与政府的文化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之间，党委的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与政府的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部门之间都存在机构重迭与职能交错的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国有企业曾经出现过党委书记开除厂长党籍，厂长开除党委书记厂籍的荒唐事件，就是党委与政府权力交叉的一个非常典型例子。“多数党法定制度”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前提下解决了这2个问题。

“多数党法定制度”克服了简单多党制和简单比例代表制的可能弊端，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为中国民主化渐进进程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简单多党制容易导致党派林立，进而政局不稳；简单比例代表制也存在与简单多党制一样的缺点。比如在以色列组织一个政党条件很低，各政党得票率有1.5％即可进入议会，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还能够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所以人口不到600万的以色列政党众多，目前共有27个政党。大选中选票分散，难以形成一个在议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大党，政府频繁解散，甚至议会本身也自行提前解散了多次。1999年产生的第15届议会参加竞选的有27个政党，进入议会的有17个，120个议席中工党（23席）和利库德集团（24席）总共只占有47个席位，不到总席位的一半。因此任何大党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不能单独组阁，必须依赖中小党派的支持形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组阁时大党不得不接受中小党的政治要价，政局不稳定也在所难免了。“多数党法定”制度能够有效的保证存在而且只存在一个多数党，能够完全避免这些情况。

“多数党法定”制度有利于实现国家财政与政党经费的分离。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组织。政党不管是否执政，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是国家机构。因而从学理上说，国家财政没有任何依据应该供养各个政党。但是长期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根深蒂固，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如果实施多数党法定制度，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政党系统大部分都与国家机构系统融合起来了，诸如党纪委等属于执政党内部机构，可以这样考虑：一部分人员独立为党内机构，一部分进入人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还需要向各政党拨付一定经费，与现行数额比较也将逐步减少。对于国家拨付给各政党的经费，需要在政党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定期公开经费开支情况，接受国家审计机构的审计，最后经过人大批准。

当然，与简单多党制比较，多数党法定制度的权力集中程度要更高一些。对于“多数党法定”权力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除了政党之间的制衡之外，还可以通过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2种方式来抑制。公民创制复议权的讨论参见下文，增进法定多数党内部的党内民主另文讨论。

2.2司法独立

司法与行政不独立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不足之一，对此已经有很多阐述。实际上，宪法第16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司法与行政独立不过是将这一原则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而已，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在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更明确的改革信号，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专门列出一节论述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指出“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实质分立，可以考虑以下设想：

赋予司法系统相应人事权、财权，由司法系统内部实现垂直管理。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财政等，与地方政府脱钩。

地方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赞成票可以提出调整同级法院法官职务的动议，要求上一级法院与地方人大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进行处理。这样地方人大不具有直接罢免法官的权力，但可以间接罢免不称职法官。同时避免了司法系统具有高度独立的人事、财务等权力，可能出现内部过于封闭的情况。

全国人大全体成员4/5以上出席，4/5以上赞成票通过，可以撤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各级人大可以提出撤销或者满足一定条件下直接撤销法官职务的动议，但是不能直接否决法官的判决结果，只能由上一级法院来决定是否否决。上一级法院否决下级法院判决结果必须以最低2/3比例票数通过。

公民不能直接对法官进行弹劾罢免，而是通过使用创制复议权在人大提出弹劾或罢免议案，要求罢免不称职法官的方式间接的予以实现，以保证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任何国家机构成员无论其政党属性，在其任期内，其党内各种处分不影响其担任公职的资格和任期，以抑制通过党内程序过度干扰党员个人判断的行为。

司法机构所有成员不得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当然，在政治改革过渡期，可以考虑规定，法官所在政党对其进行的任何党内处分不影响其司法机构的任职。逐步实现司法机构成员与政党脱钩，保证司法活动独立性。

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司法系统相对独立性同时，体现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特征，同时将人大撤换法官的条件定得很高，可以充分保证司法系统独立性。这与西方政治体制中通过赋予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完全独立地位的做法不同，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法官本人的局限性。

2.3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

统计是一国治理的基础。缺乏真实全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决策者就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我国国家统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史记》记载虞舜时期“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十分重视国家统计，认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行于水，险也”。

我国一直很重视统计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1996年又对《统计法》进行了重大修正。但是在现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体系下，由于统计机构归属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官员干涉统计工作的动机很强烈，往往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异化现象，统计独立性很难保证。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于04年2月12日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在安徽省阜阳市任期期间造假到极致时，某年阜阳市上报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阜阳市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的假纳税发票。笔者2001年11月在贵州某贫困县做调查时，该县乡镇企业局一位工作人员提及，该县乡镇企业年产值实际只有2亿，但是有关县领导却让填报为12亿。

类似的诸多案例导致国内外不信任中国统计资料情绪的产生。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homasG.Rawski）在英国《经济学家》上发表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1997年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统计结果的真实性。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成为西方和国内媒体的关注热点。就国内的反驳文章来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的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多数中外机构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资料总体上是可靠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进一步改善我国统计体制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工作系统。比如全国GDP总量并不是从各地统计资料汇总而成，而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自报数据基础上，通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统计与检验之后再予以公布。这也是全国各省市统计的GDP总和往往大于全国GDP总量的原因。因此很大意义上说，统计工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已经出现离心事实，进一步独立出来并不突然。

此外，将统计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的作用并不只是获取准确统计信息，更在于提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因为虽然理论上人大可以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但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人大就不能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评价。

标准、严格、准确的统计和审计制度是建立公平、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基石之一。2001年以来发达国家爆发以美国安然公司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公司财会丑闻，这对其他国家都是值得借鉴的深刻教训。实际上，2000年前后国内上市公司爆发的一系列虚假财务报表恶劣事件与安然丑闻可谓如出一辙。在改进统计工作的同时也要改进审计工作。1994年《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职责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它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官员离任审计、政府财政开支审计等等，都是独立性较之统计更强的工作。实际上，正如统计系统有自己独立渠道一样，《审计法》第九条已经规定“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那么还不如直接独立出来，在审计系统内部垂直管理同时，对同一级人大负责。

因此可以考虑：

省级以下各级统计和审计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直属同级人大；同时保持人事和财权的相对独立。

以上设想，可以首先在《政府组织法》、《统计法》、《审计法》等普通法律中做相应修订，在时机成熟时过渡到宪法修改中。

2.4抑制黑金政治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选举制度包含内容很多，为主题和篇幅限制，集中讨论选举中的政治黑金问题。贿选问题没有解决，普选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实现民主的根本作用。黑金政治是现代选举制度暴露的关键弊端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选举中富人群体参选越来越多，贿选现象也日益突出。如果不能设计出有效抑制黑金政治的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能建立，大有重蹈台湾黑金政治旧辙的可能。

目前各国对政治黑金问题绝大多数是制定直接的管束法律，如美国《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对同一政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200130美元等等。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其中包括所有捐款在100美元以上的捐款人的姓名、通讯地址和职业。尽管这些法律对黑金政治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实际上还是无法真正抑制黑金政治，黑金捐赠者往往通过所谓的捐软钱（softmoney）的方式名正言顺规避法律约束。

笔者认为，如果不将所有竞选者约束在同一平台上，那么竞选与金钱之间的利益勾结关系始终就无法得到真正抑制。因为如果各选举人各自开展竞选活动的话，竞争经费自然是越多越好，而法律对此监督成本必然会随之上升，而且因为资金转移存在很多渠道，监督效果不会很好。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构建中，遏制西方选举制度的异化为金钱实力比拼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可以考虑以下设计-

各党以及各党内部各代表参加党内抑或党内选举时，制定统一的竞选人宣传措施。简言之，即所有候选人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出现，同时面对选民。称为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各候选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设想与其它候选人的批评直接面对，增加了选民甄选候选人的有效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各候选人必然彼此监督，能够有效避免候选人隐瞒信息等情况。

捐赠经费不能捐赠给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竞选人，而是由所有候选人分享。经费管理由一个各竞选政党等名额组成的竞选资金委员会负责。

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独立，国家财政为各党竞选拨付一定数额经费，不接受针对具体政党的竞选资金捐赠，所有捐赠纳入一个全国选举基金统一管理。竞选预算总额由全国人大批准，通过法律规定拨付给各党的经费总额不得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某一个比例。

在该制度设计下，竞选黑金活动空间受到很大抑制。

国家资助竞选者的制度可以参照以色列的相关规定。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下设一个财政委员会，对议会选举的经费作出预算。预算报告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每个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党可以从国库获得一定数额的选举经费。议会根据大选结束后各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多少，决定拨给每个政党具体的款额。国家审计长负责审查全部竞选费用的拨付，对全国人大负责。

2.5两院制还是一院制

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两院制还是一院制，存在不同意见。普遍认为，英国两院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阶级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两院制也是一样。以美国两院制为例说明。

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独立之初，美国建立的是一种邦联制度，并非联邦制度。1777年的《邦联条例》明确规定，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州保持其“主权、自由和独立”，出于共同防御、维护自由和公共福利而加入“彼此友好的联盟”。凡是没有明确授予中央的权力，一律自行保留。中央只设一个议会，由各州派代表组成，每州不分大小，只有一票表决权。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权力十分有限，对于各州人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也没有征税和管理商业的权力。当时美国邦联是一个极为松散的权力架构。1786年爆发的谢斯起义刺激了美国由邦联制度向联邦制度的变革。1787年各州代表聚会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争论焦点是由谁来掌控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州代表认为，自己人口多，纳税也多，所以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也应多。小州代表则强调小州与大州的平等地位。最后选举一个11人委员会寻求妥协方案，该委员会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主张建立两院制，即在参议院中各州享有同等表决权，在众议院中代表权按人口比例确定，最终获得制宪会议的通过。因此美国采用两院制。

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当年的英美类似的特殊历史语境，而且宪法已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权力机关”，因此一院制最符合实际，也即前述的现有党委、人大、政协等三合一。

2.6总统制还是议会制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制度，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大类型。英国议会制一般被认为是议会制的最典型代表；而美国总统制是总统制的最典型代表。

议会制：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能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由各自的独立选举产生。彼此无权罢免对方，也即所谓“权力的双重合法性”。

当然，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混合型如法国“半总统制”等。但是当今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这表明半总统制还不具有普遍性，即使实行这种政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可提供的政体样本数量有限，对于其利弊的证明力度是不够的。因此在以下讨论中，以总统制和议会制为主要考虑对象。

据统计，二战后在三十九个议会制民主中国家有十三个崩溃；而在十三个总统制民主中至少有十个崩溃（塔图。万海伦，《制度性战略和民主》。第十五届国际政治学会世界会议论文，1991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总统制下，“权力双重合法性”使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都有独立合法性基础，在重要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非常可能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总统制下总统任期是固定的，当彼此意见不一致时，无法改选总统，双方僵持很容易陷入宪政危机。在采行总统制的南美国家，政变频繁，政权一旦更迭国家元首随之易位，进而使国家政局极其不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与俄国会（国家杜马）之间不能就权力划分原则达成共识，最后竟演变成动用大炮坦克的府院之争。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和稳定都必须考虑。如果缺少必要的稳定，即使得到自由，也难以持久。中国政治文化缺少宪政意识，威权与专制意识深厚。如果采用总统制，由于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很容易制造强人政治格局，使宪法体制形同虚设。因此笔者主张中国政体选择议会制。

当然，为了进一步抑制议会制的不足，可以对现行的一般意义上的议会制做一些中国特色的完善，增加3个修正条件-

以法律确保议会内始终存在一个多数党。对此前述“多数党法定制度”足可以保证之。在今日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这个“法定多数党”目前来自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自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政府无权解散议会。西方议会制中政府可以解散议会，这种制度设计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为选民选举更换而不能为政府解散。

行政内阁更换过于频繁是西方模式议会制饱受批评的重要缺陷之一。对此由于共产党在全国人大占有明显多数席位，而且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员也是共产党人，因此能够有效避免议会（也即全国人大）频繁撤换行政首脑，造成政局不稳。

以上制度设计既吸收了西方模式议会制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

2.7公民有限复议创制权

从理论与实践上说，代议制都出现人民代表忽视民意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固然可以通过周期性投票，将不符合多数人民意的代表撤换，但是在两次选举之间就难以约束人民代表。

孙中山对复议创制权制度非常感兴趣。孙中山曾经指示廖仲恺、孙科等翻译了不少有关全民政治学说的译作。如廖仲恺在译Deloe.F.Wilcox《全民政治论》（GovernmentbyallthePeople，别名《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与民政之作用》）时，在译作附言中把瑞士的“直接民权”看作“政治上之防腐剂”，指出“选译此本，有无限之意思与希望存焉”。而孙中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更是明确引入了复议创制权，当然孙中山没有制定具体程序保证公民创制复议权的具体实施。

复议创制权制的含义与具体使用语境相关，大体言之可分为下列几种：决定国家前途的公民投票（Plebiscite）（“公民投票”一词的英文是Plebiscite，也有人使用英文Referendun）、宪法复决权（Constitutionalreferendum）、政策复决权（PublicPolidyreferendum）、咨询式复决权（Consultativereferndum）、创制权（initiative）等术语。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政治学文献里，这几个名词也用得颇为混乱。

可以大致认为“公民投票（Plebiscrite）”指就全国最重大的事宜进行全民公决。显然，公民投票成本高昂，不宜频繁使用，仅仅针对重大事宜进行。

公民投票让一般国民可以直接针对政务表达意见，因而公投有以下优点：（1）避免政党与国会（或者议会，含义等同）的专断，公投时尽管议会与政党仍会继续存在，但是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将大为降低，民意占据主要分量；（2）磨练人民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3）可以随时控制议员（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因为选举制度下选民只能每隔几年，才能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而在议员任期当中公民很难约束议员。

不过，除了少数人口较少、地域不大、直接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例如瑞士之外，公投在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常见作法，因为公投具有以下不足：（1）一般民众在作重大抉择时信息不足、能力不足。（2）每一张选票都具有同等效力，即使强烈反对的少数，仍然必须遵守并不在乎的多数人的决定，形成多数人暴政。英国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爱尔兰中天主教徒是少数，他们希望能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而居于多数的新教徒则认为应该继续留在英国。为此双方争执一百多年，甚至衍变为暴力冲突，至今仍然未有较好的解决方法。公民投票并不能解决问题。（3）可能出现阿罗所谓的“投票悖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不常采用这个制度的原因。

在国人心目中，直接民主与十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目标，有多种实现方式，大鸣大放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形式而已，并不能由此断定直接民主不成立。创制复议权就是一种很好的实现直接民主的方式。

创制复议权多指对于地方性事项，该地方区域一定比例或者一定数量的合法居民可以联名就某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要求有关政府机构与权力机构讨论回复的权力。而复决权则是创制权的相反操作，即选民可以通过和创制权一样的程序否决现有法案。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与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创制复议权有共同之处。但是现实生活中，打击报复公民对国家机构合法批评建议权，或者对公民提出的建议不闻不问，懈怠处理的行为屡见不鲜。所谓“信访工作困境”一词就是一个显例。

与改革开放之前或者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司法独立性没有得到完全保证，信访量显著增加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建立所谓应急分队，对准备越级集体上访的人员进行堵截，甚至出现“信访稳定”的提法。

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宪法仅仅从建议和批评的层次上界定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而建议与批评权很容易受到漠视和打压，以至于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村公民无可奈何之下往往通过所谓“信访”、“上访”之类类似于封建时代小民拦轿喊冤式的极不制度化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果将宪法第41条上升为复议创制权，那么公民对于国家机构行为的监督约束权力显然会有一个实质性的飞跃。近年来国内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建议案数量不断增加，2003年最突出，该年度有代表性的建议案有-

5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5位国内知名法学家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7月26日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等三人就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出的《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

如果说以上公民在职业上还具有明显的法律行业特征的话，那么2004年1月14日湖北省随州市青年教师刘飞跃将一封在该市公共场所随机征集到的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呼吁取措施根治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顽疾”。对于医药行业的药价虚高顽疾，多年来社会舆论对此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普通公民征集数百人联署公开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其作为标志性事件的价值勿庸置疑。04年2月5日的《南方周末》做了长篇报道。

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法治与参政意识将越来越强，原有的批评与建议权力度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因为很显然，尽管以上公民建议案得到人大重视，但是这与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创制复议权之间的本质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公民行使权力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因此对人大代表的监督，除了人大代表内部的监督机制之外，必须引入公民对人大代表的直接监督机制。当然，指公民所在行政区划内由其直接参与选举的人大代表。公民可以弹劾其参与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对人大代表弹劾的处理视被弹劾内容而定，比如弹劾尚未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则由人大系统内部组成一个7人独立委员会来决定。举例来说，一名县人大代表被公民使用创制复议权要求调查，那么独立委员会由上一级人大代表会议派出的4名调查员、该县级人大代表会议的3名调查员累计7人组成。如果弹劾属于司法管辖范围，直接由同级司法机构处理。该代表所属政党对其的调查处罚结果与此无关。

那么如何确定公民联名的数量？对此可以参照国外相关的成熟规定执行。当然，需要设置防止少数公民恶意滥用创制复议权的行为，尽量提高提案的民意代表性，可以如是考虑-

（1）一个公民如果提出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将在某一段时期比如在2年内丧失创制复议权和签名支持他人提出建议的权利，以及适当的现金惩罚，以提高议案质量。如果针对一名人大代表的弹劾被通过，那么此人大代表将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同时加以一定现金惩罚，若触犯刑律则进入司法程序，罚金并处。

（2）将签名者年龄要求提高到25岁。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在25岁左右才具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经验和一定水平的收入，对复杂社会现象才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18岁个体虽然法律上成年，但多数人经济尚未独立，缺乏社会经验，对于各种社会事务很难说有比较客观、理性的判断力。

（3）创制复议权只能针对选民所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一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公民就全国性事宜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并要求回复，很难实现，全国性事宜由全国人大代表来提出。二是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范围已经覆盖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宜活动范围。

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可以渐进的实现之，首先是修改《立法法》第13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建议删除“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和“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等条款。同时调整主席团的组成，可以通过随机抽签的分组方式产生主席团，删除主席团审议议案的权力，只作为大会主持者存在，以消除主席团往往由地方领导组成，不利于普通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弊端。

公民不能直接弹劾人大代表之外的国家机构人员，但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起诉。

16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赋予公民创制复议权正是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非常成熟的制度设计之一。

三、总结：中国特色民主模式要点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设想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形成以下权力与责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图略）

（注：虚线表示任何具有合法身份公民所拥有的创制复议权。当然也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内部成员。实线表示直接的上对下的管辖权力。）

邓小平当年为中国政改划定的底线是，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中国政治改革又必须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部分，于是我们需要中国式的权力分立与监督、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治模式乃至新加坡的“一党独大”政治模式比较，笔者所设想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创造性和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

三权分立的内容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西方三权分立是司法、行政与立法三权分立。而笔者设计的方案是司法、行政与统计审计三权分立，行政与统计审计直接从属于立法机构，立法机构在非常严格条件下可以间接的影响司法机构，因此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分立程度不同。

多数党法定的政党制度。尽管法定多数党制没有实现政党活动的完全自由，但是民意已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定多数党内由于其他法定少数党的竞争压力，内部竞争加剧，权力过于集中的长期弊端将受到很大抑制。也就是说，多数党法定制在引入选举制度优点同时，又可以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考虑到实际可行性与改革稳定性等因素，法定多数党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都是最现实、可行的政党制度设计。

选举中的共同竞选平台制度。

司法独立性的保证措施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司法制度独立性都是通过司法系统在全国各个层次都保持内在封闭性来实现的。而本文设计方案是基于人大是各级国家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前提，因此必须保持人大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力，与此同时人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干预司法。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大弹劾法官的投票比例以及人大无法直接否决法院判决2点措施来保证的。

通过对人大代表的创制复议权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机构的约束能力，同时将公民创制复议权界定在人大，能够抑制创制复议权本身可能存在的、“过度民主”导致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

因此可以用“中国特色的新三权分立制度”来指括笔者设计的中国特色三权分立制度。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具体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但是整体上看，尽管1978年以来党内提出诸多理论观点，但实质性理论创新很少，具体、比较系统的政治模式设计尤其罕见。以上几点基本构想，意在抛砖引玉而已。

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新探索

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一种政治模式设计并不仅仅是针对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自身完备的新政治模式设计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本文设计的以多数党法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设计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斯大林模式权力过于集中，而南斯拉夫铁托模式权力有过于分散的两个极端之不足。笔者实际上将本文设想视为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模式一样有别于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政治模式的一次探索努力。简言之，就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前文引述的萧功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模式必须符合的若干原则的概括，这也是本文标题取名的本意所在。

五、结语

正如英国人所说的一样，“魔鬼在细节中”。以上不过是中国政治模式设计最主要方面的思考，其它更细化的方面还需要大量研究，比如在本文设想的政治模式中，人大地位大大增强，那么如何保证人大代表真正体现民意，以及形成人大代表的有效进入与退出机制等就成为本文政治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再如法定多数党内部民主、选区划分、民族区域如何实施本文设想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做讨论，在后续文章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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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本质；功能

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即使在我国当下也不是什么时兴和前沿的事情了，但是从实践层面上看，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仍有待于提高。在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仍然不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加强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客观地揭示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全面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社会化研究最早发轫于美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种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理论等，这些是不能遗传的，任何人也不能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通过生理途径传给他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政治文化都是后天得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政治社会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较为经典的界定就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实际上，政治社会化无非是指：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政治文化内容，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的过程；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

二、政治社会化的本质

尽管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提出，为了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和“精密性”，在研究中要保持“中立”、“公正”，摒弃意识形态，去除“价值偏好”，但即使研究者真能做到中立和公正，也不能否定和掩盖政治社会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第一，从政治社会化的目的看，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结果或目的就是维持特定的政治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其社会成员的过程。其本质是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有目的地将该政治体系所确认的政治思想、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等传授给社会成员，使他们形成特定的政治心理、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并使他们产生政治共识，规范政治行为。有研究者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使政治从少数人的专利，从少数人活动，变成为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活动，使大多数人介入政治过程，使政治成为社会行为。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它忽视了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里，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绝对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或参与政治，而是通过民众的政治感情的释放来达到对现实政治体系和国家政权的默认和支持，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况且，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都是由政治体系规定或设定的。

第二，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从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看，尽管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国家政权主导或控制下的学校、大众传播工具和社会政治组织无疑是最根本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或执政当局都把学校看成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途径和场所。而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或者是由国家创办的，或者是由国家资助的。因此，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使学校贯彻国家的政治意志、政治意图和政治方针。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它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谁掌握了大众传播工具，谁就拥有了政治文化的领导权；而所有统治阶级都会毫无例外地、牢牢地掌握和控制着这一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除了学校和大众传播工具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外，由国家政权掌握和控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社团、政党、国家机关等，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机构中，政党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它通过宣传党的纲领、政策主张，影响社会大众的政治态度；通过发展新成员，使他们在党组织中受到社会化的培训；通过党的各项活动，来实现其成员和拥护者的政治参与。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

第三，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看，政治社会化所要输出的并不是全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信仰系统以及关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运转模式的认识体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体系中主导的、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中，政治思想代表着主流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规定着主流政治文化的质，构成主流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层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通过与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实现其功能。因此，任何政治社会化不可能不具有阶级倾向性；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必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总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化不过是各国政治精英改造政治大众、精英政治文化改造大众政治文化，使社会发展的趋向按照精英政治文化的要求而进行。而所谓的政治精英不过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简称。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类国家。政治社会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就是要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第一，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灌输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它首先面对和必须接受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既定的政治文化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首先碰到的将是同过去政治制度和社会相联系的旧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和政治理念等政治文化，因而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功能就是对旧的、过时的、腐朽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造。改造旧的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对公民或国民进行新的政治文化宣传和灌输。新的政治文化就是同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系统相一致的主导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政权系统，如果不能及时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和渗透新的政治文化，使人们思想在主流的政治文化下统一起来，它就不能有效巩固其统治。主导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政治意识的集中表现。政治体系总是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通过传播。使之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实现政治文化的新旧更替。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的就是使社会成员认同国家的主导政治新文化，因为，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只有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政治权力才有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就无人交纳，政治就不能稳定。而对于一个政治团体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纲领就无法实现，领袖就无人追随和拥护，它组织的政治活动就无人参加。”因此，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巩固和维持下去的政治体系，都要努力使它的社会成员接受新的政治文化，从而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政治价值标准、政治规范，承担起他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不能使其成员及时接受其新的政治文化，“那么必定会出现政治文化的断层，人们将会对现存的政府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大量的政治不服从行为，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甚至政治统治将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第二，推动社会政治化，维护和保持主流政治文化。确立新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维护新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更非易事，丝毫也不能懈怠；因此，政治社会化不是一劳永逸的。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持续的政治社会化才能达到新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巩固。持续的政治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造成社会的政治化局面。在这种宏观的社会政治化背景下，国家强力政权机构，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运用各种宣传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对国民进行舆论造势和政治信息传输，施加政治影响，将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授给公民。而公民个人也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接受主流的政治文化，获得并维护符合主流要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模式。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政治社会化或社会政治化之中，当他能够与外界交流信息以后，他周围的人们和周围的环境就有意无意地向他传递某种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就是公民个体适应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方式。社会政治化的结果，也造成了政治文化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和代际之间的延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形成、确立和维护新的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

第三，塑造合格的政治人，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就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任何政权的巩固，任何政治系统的运行，都必须要有符合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要求的合格政治人；否则，政治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塑造出符合现行政治系统要求的合格政治人。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指出，“处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内的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甚至在那些深深卷入政治的人中，只有一些人积极地谋求权力，在谋求权力的人中，有的人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是说，政治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政治人的。但是，政治系统需要政治人；于是。政治系统就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造就、塑造能维护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人。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政治角色，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因此，“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公民的政治影响和公民在社会中进行政治学习的辩证统一过程，它的本质要求就是塑造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4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罡叨罟愕囊恢帧?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摇?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右八淙焕┐罅搜芯空紊缁岬难劢?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崛鲜堆劢缫蚪准渡缁岬睦纷钌畲?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运凳俏颐橇饺说摹ㄎ镏饕宓睦费芯克贸龅慕崧劾床髂Χ难芯砍晒?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止ぁ⒉柯渌兄频萚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摇币约肮膊饕迳缁岬耐耆庖迳系拿裰骶褪浅沟紫鸸业鹊取U饩褪撬?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徒准断鹬蟮纳缁嵊胝蔚墓叵?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5庵皇锹砜怂贾饕逭喂鄣囊桓鲋匾姆矫妗N颐侵?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值恼庑└驹虻氖迪?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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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5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它是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内容，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广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部分。其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不仅如此，政治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它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2.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与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2.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脱离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主要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与主体。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少数人的占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正像在经济上不是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样，这个社会就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强调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从而阐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三大支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的轨道上来。

综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载于史册的。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注重建设，著有《法经》，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而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同样，北宋王安石变法，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改革最终失败。历史反复昭示：凡是以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著，但由于没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等等。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存在明显的反差，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理论上是明确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在改革的性质上，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改革的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十三大报告就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31”讲话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这除了当时所设定的具体目标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或过于空洞，难以操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未跟上。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问题。20多年来，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从而使上述问题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他再次强调：清除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见，对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开刀，更会因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而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进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即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来，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完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由此可见，我们党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已经清醒认识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目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了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与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重心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

三、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呼唤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的主体首先是人民；其次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再次是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其它国家机关。其中，人民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所依之“法”，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首先指的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规范国家机器，治理或约束国家权力，维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有严格的规范约束，有公正、公平、公开、完备的程序。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有明确的标准：一是法制完备，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主权在民，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民选、民决、民管、民监国家机器的机制。三是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四是权力制衡，对国家权力既要合理配置，又要依法进行制约。五是法律平等，其中包括分配平等和秩序平等。六是法律至上，党、政、军、民、学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进行。八是司法独立。九是程序正当。十是党要守法。这些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的精髓。

3.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社会民主是不是得到充分实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现在政治的发展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执政党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党的一党执政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法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这是因为：

党内民主决定着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化。实践证明：一党执政，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从理论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难以从制度上为民主政治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而且容易形成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上，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不到实处。同时，容易导致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会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从权力结构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组织，很容易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人民选举的国家政权机关流于形式，并且，党和国家的权力很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而出现权力的滥用。从观念形态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重权轻法，崇尚有权就有一切的封建主义陈腐信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但党内存在“以党治国”的观念和行为，党员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则是非常重要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内不民主，一言堂、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必然会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党对发展人民民主的认识，是与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相联系的；党对人民民主建设的领导，也是以党内生活民主的习惯和经验为基础的。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6

一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

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民主权，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日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还需要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心理因素的聚合”，“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等。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内化了政治行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包括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构成政治文明的底蕴。政治文化，又表现为显性的思想形态，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政治思维传统的继承性。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到邓小平的《邓小平文选》、的《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精髓。

政治文化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会分别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渊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凝聚和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蕴含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想、信念、价值观和现代观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民主集中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以人民为本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培育“四有公民”，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开拓、创新、变革、竞争、正义、和谐、效益等现代观念；在国际社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进程中主张共赢共存，推进人类政治生活朝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明的底蕴、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构成，也是我国社会政治深层次现代化走向的根基。

第四，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然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并且同政治生活之外的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能量的交换，政治生活与其环境达到动态的平衡。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来达到政治与其环境的互相作用中的动态平衡，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而是朝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发展。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年第3期。)随着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注重全球化进程中本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生态关系，而且还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以生态化的观念，自觉地站在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政治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紧密联系的系统，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技术化和科学化。

和谐的政治生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是向着协调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方向发展，向着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向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政治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获得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保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体现时代进步的政党的领导，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政治文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先进的、强大的政党能够以其有效的执政，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政治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与执政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前进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党通过其强有力的领导及其有效的执政，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和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3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用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党，代表了先进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主导性动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高度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和宗旨所决定的，它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需要其先锋队进行概括和表达，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保证了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体现了时代的先进性，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主导性力量和根本保证。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先进形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更迭相适应，政治文明也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政治文明演进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以新型民主为核心，第一次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否定了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把人民当作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实现了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主导格局，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然而，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从自身发展程度来看，仍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吸收和继承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代表科学精神、时代精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社会，力图改善政治生活并通过良好的政治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和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张扬人民民主、以民为本、法治、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观念，意味着政治理性的进步，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的拓展，政治资源的分配趋于平等和公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南沙西邻越南，东濒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向北续西沙、中沙群岛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传统海疆的最南端。在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

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中国人是在长期的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沙群岛的。这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书里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居住和生产经营的土地的认识，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南沙群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改变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一法律地位。

中国人民在发现南沙群岛后，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此外，南海诸岛上陆续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1868年《中国海指南》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史实，中外史料均有记载。[3]

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唐贞元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比如宋朝宣布对南海群岛行使管辖权。《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主权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直到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提出任何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南海问题强烈关注将并采取手段无端介入南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遇到了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陆地空间和资源上的危机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时代性的热潮。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过程的加速。海洋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不仅是大国博弈的对象而且常常是地区问题的敏感点，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主权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合作的发展。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主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根据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且盘地边缘均向上尖灭，形成地层封闭。海坪周围的地层封闭，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必须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

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国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抗不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并认为承认中国一直强调的南海地区的主权，中国就会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总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我国需要南海地区和平，并南海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不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倒是各方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个宣言，有关国家今后将不允许再占据南沙群礁并在上面建碉堡、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南海问题在现阶段，只能依靠外交斡旋和外交技巧进行巧妙周旋，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国家的利益。[4]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我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当今的世界以苏东事变为转折，处于重新洗牌的维妙关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演的依然是大国博弈。面对多事之秋的南海，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而且大国政治中的中国总是遇到警惕的目光。还有，在东盟10＋3中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小心有人希望南海地区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沉默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

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5]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后,情形更是如此。当然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

参考文献

[1]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0.

[2]南沙争端与中国海洋战略[EB/OL]

/read_art_sub.new.php?b=144481797&a=1096,2004.4.21.

[3]刘志鹏、刘建玉.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J]历史学习.2004.9;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EB/OL]/chn/ziliao/wzzt/2305/t10648.htm.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我国；政治社会化；述评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诞生于国外。自1958年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首次发表有关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论文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特别关注，政治社会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政治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进行的效果如何，都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世界各国统治阶级都极其重视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我国对政治社会化问题历来都很关注，但从真正意义上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学者经过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下面分析整理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不足，以期推动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思想环境。

一、学科研究视角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化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专业术语。但其他学科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对社会化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政治社会化无论何时都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今仍然是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政治学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过程。社会学侧重于研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逐渐学会被现存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行为的过程。尽管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学中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可真正深入细致研究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学中却为数较少。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学者们日益注重素质教育的研究，许多教育者把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进行研究，主要关心向年轻人灌输知识和信仰，将社会主导政治文化内化学生的政治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之中。另外，心理学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也略有涉及，侧重于研究充满诱惑与机遇的转型社会中，个体的政治认知及政治心理变迁过程。

二、研究内容

(一)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理解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阐释基本趋于一致，但从不同角度研究所阐释的含义也有不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来进行阐释。其中戴长征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认为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的概念是与政治文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的途径。洪伟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目的与过程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是统一的一个过程。李元书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王浦劬则从公民个体的角度将政治社会化定义为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

(二)政治社会化阶段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社会化阶段划分观点基本趋同，认为政治社会化大致可分为儿童时期政治社会化、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成年时期政治社会化。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个阶段研究力度各不相同，国外学者注重对儿童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我国学者非常注重对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为突出。对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集中在研究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方面。

1．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现状。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展现了我国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状况。刘世丽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将其从正面和负面分别归纳为五个特点：政治认知基本正确，政治认同感较强，政治情感高尚，政治态度端正，政治参与务实化、理性化；政治认知尚处于浅表层面，政治评价功利化，政治兴趣缺乏，政治情感冷漠，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存在偏差。

2．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周贺从我国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青年政治社会化有双重影响，既有助于青年接受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作出正确评价，有助于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青年政治社会化，阻碍了青年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对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刘世丽也认为我国现实政治矛盾困惑，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及某些政府行为相对落后，效率与公平、公平与公正的矛盾困惑冲击着青年人，造成部分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对政治教育的怀疑与否定，使其原有的政治认知不断模糊，政治信念产生动摇。他们进一步从微观层次考察影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因素，认为20世纪90年代青年自身价值观矛盾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使青年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理解多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认知直观化，政治评价功利化。当代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以及学校思想教育和管理方式的缺陷也使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效果难以达到。房宁、樊未晨在一项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调查中，从主观感受的角度，证明我国青少年在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父母长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最后是大众传媒。

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全貌，也为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进行简单的描述，在现状研究上虽然采用了大型的调查，却也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也是理性阐述，较少实证研究，缺乏说服力，难以揭示更深的影响规律。此外，只注重对青年时期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是片面的，很难对政治社会化进行全面的认识。

(三)政治社会化媒介研究

孔德元认为政治社会化媒介指的是各种承担和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政治社会化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结果。

1．家庭。孔德元指出，在所有的社会化因素中，家庭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最早、最直接也是最为持久和传统的社会化场所。戴长征认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原初场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载体和渠道，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国家和民族意识、公民主体意识正通过家庭代代相传。我国学者对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很清楚的认识，但大部分只作理论分析，很少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在整个政治社会化媒介研究中真正研究家庭的也不多见。在中国期刊网上仅搜到一篇关于家庭政治社会化调查研究的文章，研究者是余振、郭正林。他们通过调查，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家庭生活环境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形成的影响，大学生参与家庭决策的角色，大学生与父母代际互动及思想情感沟通的程度；对大学生家庭环境与其政治态度的取向进行了相关关系分析等；最后发现真正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不是家庭而是社会大环境。2．学校。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从以上阶段研究的分析来看，我国学者非常注重学校政治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大学教育。戴元征指出，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强大的功能是任何政治体系都不能忽视的。孔德元也认为学校是一种正规的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为人们的政治社会化创造了更为复杂的环境条件。也有学者认为在确立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念、培养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方面，学校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刘启焱、刘小川认为大学阶段是青年大学生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趋向形成和成熟的关键时期。

3．大众传媒。孔德元认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提高了政治信息的普及化程度。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人们了解政府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并且影响着人们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但胡海可、林华蓉认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是强化或减弱原有的政治取向，而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政治态度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随着第四媒体——网络的兴起，专门进行网络对政治社会化影响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基本上集中在研究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上。张光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在政治知识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对时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政治价值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在国家民族意识方面与其他频率上网者无差别，但其对政府和现行政策认同程度明显偏低；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田霞、邵晨昱在调查中也发现，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主流积极向上，能够自觉接受先进政治文化，但受网络文化多元化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不足，政治认同感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对待网络上的一些黑色或灰色信息，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辨别能力较弱。冷青峰等则从网络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4．同辈群体。国内外学者对同辈群体的研究都很少，但也都意识到它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性。孔德元研究表明，在人生的大多数阶段上，同辈群体都起着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三、分析与思考

从近十余年我国政治社会化的相关文献来看，目前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其特点有：学科研究视角单一，进行综合考虑研究的较少；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化涵义的阐释见仁见智，但大多缺乏理论性和科学性；阶段研究上过于注重青年时期的研究，对其他阶段的研究较少；对各种媒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研究，而对家庭、同辈群体等媒介的研究并不多见；研究方法上尽管采用了一些抽样调查，但简单划一，典型调查、纵向跟踪调查以及访谈法、实验法等方法运用不多。基于此，笔者对今后进行政治社会化研究拟提出以下几点建设：

1．加强多学科研究。政治社会化涉及各门学科的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之中。运用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化，也可以运用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糅合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桥梁。本文认为，加强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其能促进政治稳定、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及促进社会公平和促进党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使政治体制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使政治体制容纳人民的政治参与，在这其中政治参与机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能为政治参与提供顺畅的沟通渠道，最终带来政治稳定、社会公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因此，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是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根本途径。

一、政治参与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参与理论上的分歧。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家运用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进行了深入阐述。尽管各个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然状态已不适宜人的生存发展，所以大家放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统一交给国家行使，以过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国家，国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既然国家属于国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限制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包括卢梭、约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制订政治性政策的机会。在现代一些大国，这还包括将许多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共同体以及广泛地应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政策。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则赞成一种较为有限的公民参与；他们认为，在当选的职业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之间应当有一种政治分工，前者负责决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选举中免除或黜选这些政治家及其政党。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民主制国家就是由政治家们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总量是一定的——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就弱；社会权力弱，国家权力就强。政治参与实质是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弱而国家权力强，导致的是强权政治；而过度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权力强国家权力弱，那么国家的权威就要削弱，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所以政治参与理论的分歧关键在于政治参与深度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参与的界限是什么，这可以从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

2．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在现代化初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民主权，以联合广大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人民主权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国建立后，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每个人都来管理公共事务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从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转变中，前期为了推翻封建制度而宣扬的直接民主观念，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会动乱，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在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的转变中，人们才摆脱直接民主的观念，认识到民主在现代社会只能是代议制民主，通过对前期教训的反思，人们才认识到——政治参与也不是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而是选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或者以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政府活动。所以，只有从现代化的进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宣扬直接民主，而密尔、熊彼特等思想家却坚信代议民主。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而紧紧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管理施加以影响。所以，为了维护政治的平稳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

3．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必要性。我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沟通机制，当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就用暴力推翻现存统治者，通过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暴力政治参与的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要么忍耐强权，要么暴力反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合法的沟通机制。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具有无序性、盲目性，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形成。而无论传统的暴力参与中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动员式参与，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参与建设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让公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机制来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

二、政治参与机制的多渠道建设

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运动后的先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国际示范”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社会动员，以腐蚀和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共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社会动员提高了人们的追求和期望。但是政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做成”的，这就在成员过高期望与政治制度的低容纳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现象在现代化初期的国家都存在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成员的过高期望导致大量的愿望要求输入政治系统，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没有一种愿望转换为输入的调节机制，所以政治系统不堪负重，最终带来政治失序、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机制的缺乏成为阻碍现代化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成熟及公民权利的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公民社会的能量无处释放，将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治参与机制：

1．加强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沟通机制建设。由于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扩展和加强，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深远和巨大影响。”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集团、行业、区域等等把实现自己利益的目光较大程度地投向政治权力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而组织起特定社团，影响公共政策。在西方，意见表达团体的基本形式是压力团体。压力团体是为适应多党政府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实现一定的政治主张为目的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他们主要任务是，作为特定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代表，向意见综合主体和决策机构系统地表达意见和要求，并通过施加合法的政治压力，来“接近”政府，从而实现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从而使人们的利益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内容又不断更新，在原有利益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利益要求。“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同时，也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这一客观原因，导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各种压力性的社会团体。”我国的许多社团都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现行政治社团利益表达和综合功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自发形成的合法社团要给予其利益表达的权利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2．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沟通机制建设。仅仅有政治社团的利益表达还是不行的，还要有传达各阶层利益的沟通机制，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机构，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应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而是要充分和人民进行沟通，了解人民的利益。因为，议会政治本质是委托政治，即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于一部分人执掌的制度。议会是民主社会中民意的传声器，在诸多民意表达渠道中，议会是最经常、最专业的民意表达机构。那么，如何实现人民和人大代表的联系呢？所以设想各种方法来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误区。在戴维·伊斯顿看来，政治生活是一个独立的行为系统，系统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希望得到什么）。当系统成员希望这些愿望转换为政治输出时，就会形成要求。众多系统成员的单个愿望不可能全部转换为要求，否则系统将不堪忍受压力而崩溃。所以系统通过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来调节愿望的转换，以控制愿望转换为要求的数量。结构机制调节是指系统中存在着诸如政党、利益集团、舆论领袖、管理者等等，他们代表着政治结构的基本要素，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系统中，他们对愿望的转换起着守门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等于是把大量的要求输入政治系统，政治系统是无法承受的，这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必须加强政治社团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让政治社团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再传递给人大代表，最终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从而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利益要求都能输入政治系统。3．加强政治协商会议与人大的沟通机制建设。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合作是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实现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各派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利用人民政协这个渠道同各派进行政治协商，共商国是。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主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发挥派的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派深知各自成员及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成为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与渠道。”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源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两者之间缺乏某种明确具体特别是程序性的法律保障；联系机制还不够畅通；沟通机制需要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因此，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畅通，必须用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政治参与的权利、建立经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制度化，这才能最终把人民的利益最终在国家层面得到反映并且得到保证。

三、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现代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使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

1．促进政治稳定。政治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形式，因此，它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在现代化初期，传统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还占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但是随着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进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各个阶层、集团、团体的出现，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各个阶层为了影响政府的价值分配，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以支持的方式，也可以以施压的方式，在有的时候甚至以非法的暴力方式出现。诚如蒲岛郁夫所言：“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反之，当政府违背民意，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公共政策在制订中充分应该使各阶层的利益要求都表达出来并且相互博弈，最终形成大家都接受的政策输出而化解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社会的和谐。

2．形成社会监督。现代政治的进步在于形成社会对国家的强有力监督，而其中政治参与机制会形成一个监督渠道，“在健全的政治参与形式下，希望连任的政治官员进行政治决策时，会受着他对选民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当选官员的政策符合选民的利益，选民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选择他；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另外，人民还利用其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制约政府的行为，如请愿、游行、示威、媒体曝光等。”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时间的社会与国家博弈的结果。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个时期，经济的初步发展致使各种新兴阶层出现。新兴的阶层为了实现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力图加强政治参与；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阶层力图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状态，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失序。亨廷顿认为：“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如在集权国家那样；或者可以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许多民主国家那样。”这就需要公民不仅要通过政治社团表达自己的利益，还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事后进行监督。只有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才能最终实现政治参与的控制功能建设，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从而保证公民的权利。

3．实现社会公平。在现代化初期向现代化中期的转变中，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成长，社会形成许多新的团体、阶层，由于新的团体的出现，会威胁着现存团体的利益。新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价值分配中居于有利地位而开始广泛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公共财富和价值分配的意愿选择，并施加压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发生矛盾，从而左右政府的决策。”但是，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中的效率因素，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因此，只有构建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形成一个各个阶层博弈的平台，使各个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才会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政策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使公共政策的输出体现公平。而社会的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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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1989.

[7]浦兴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M].华夏出版社,1988.

政治社会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主权。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主权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主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官僚主义，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政治风波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反社会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一党执政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宪政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推翻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