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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7:16:48

政治伦理论文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1

一

出生于世纪之初的谢晋，受教育于世代书香家庭，后来在上海受到当时左翼文化和好莱坞文化的复杂浸染，并与洪深、曹禺、黄佐临等接受过欧美文化深刻影响的著名戏剧家交往密切。50年代，他在红色革命风暴的燃情岁月中投身电影--这一切都成为了谢晋电影后来常常浮现出来的精神谱系：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应对现实苦难的浪漫情怀、中国传统的通俗传奇经验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都在他的电影中得到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他表述自我、表述中国、表述人和人生的基本立场、视角、结构和审美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谢晋模式。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从这时开始直到他在后期执导《春苗》和新时期初期执导《青春》、《啊，摇篮》，可以被看着是谢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谢晋模式的形成阶段。与整个乐观明亮的时代氛围相一致，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其主要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春苗》、《青春》(1977)、《啊！摇篮》(1979)等，其中《女篮五号》（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他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影片都曾经获得过普遍的赞誉，表明谢晋电影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值取向上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上的大众性，这些影片不仅在当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各种电影奖项，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基本形成，谢晋模式初见端倪。

伴随政治意识形态权威体系的被质疑，从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和电影模式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谢晋电影的成熟时期。在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开始从一开始的乐而不淫的颂诗蜕变为一种哀而不伤的悲歌，虽然影片仍然和前一阶段一样时空单纯、叙事紧凑、人物形象道德类型化，但是其对国与家关系疏离化状态的描述，对政治专制恶与小人物善的冲突关系的设计，对社会男性阉割与家庭女性抚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历史和现实境遇的精巧的蒙太奇缝合，应该说都强化了谢晋电影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也强化了谢晋电影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强化了谢晋电影的艺术虚构能力，标志着谢晋电影的高峰。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等，都再次获得了各种电影奖项的慷慨加冕，其创作模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于是，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

纵观谢晋这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尽管从历时的走向看，出现过许多重要、明显的或者不重要、不明显的变化，而从横向的层面看也有一些必然和偶然的例外，但是从整体上看，谢晋的确有一套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创作模式。

显然，谢晋电影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性中心话题，甚至中心题材息息相关。他的电影不仅喜欢通过大的历史或政治背景来表现人物，而且更喜欢用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之间的悲剧性疏离，完成对生活图景的意识形态塑造。无论是第一时期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中个人（子）如何通过权威（父）的引导从漂移状态（想象界）进入革命大家庭（象征界）的话语主题，或是第二时期关于在象征秩序的镜像破裂以后被革命大家庭所误解和排斥的个人（子）如何在女性（母）的引导下从政治空间（象征界）回到家庭空间（想象界）的话语转型，甚至谢晋最新一部影片《鸦片战争》试图用落后就要挨打来完成改良中国的政治寓言，可以说，谢晋电影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献：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在通过电影的影像，为处在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观众寻找构造一个填平个人与社会、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裂缝和鸿沟的电影世界，从而为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遭遇过无数激情和苦难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的确是一种为时而作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写作。

与另外一部经典革命文本《青春之歌》的意识形态策略有着惊人的一致，谢晋在《红色娘子军》中，也通过经典的父亲权威（洪常青）拯救（摆脱危机）-引导（帮助成长）-退场（牺牲）模式，使弱小者（琼花）完成了生存-成熟-英雄命名的塑造，从而为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文。在后来的《芙蓉镇》中，尽管由于谢晋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称为积极的激进者行列使他受到了某些继续站在非改良立场的政治右翼的质疑，但是，无论是边缘人秦书田与胡玉音的大团圆，或是权势者李国香无家可归的结局，都显然是对风雨飘摇的主流秩序的一种有效缝补，无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被改写为私欲和性欲的较量，或是深刻的历史冲突被简化为善与恶的人格矛盾，也都是对过去和历史所进行的有意无意的遮盖和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

但是，仅仅认为谢晋电影模式是一种主旋律电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谢晋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新时期，或是从1978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以及1989年以后人们所谓的后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中心，然而，绝大多数主旋律电影都如过眼烟云，远远没有象谢晋电影那样被人们所关注、所留恋，甚至被当做经典。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魅力、一种独特的电影魅力。而我认为，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谢晋模式--即所谓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以前，谢晋电影尽管已经以其煽情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精巧的镜头语言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当时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当时整个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成就并没有超过参加这一大合唱的前辈和同辈们，如崔嵬、郑君里、谢铁骊等，但是，到了新时期，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却以其鲜明的个性使他独立于他人之上，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荣誉相比。而谢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是与谢晋模式独特的修辞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谢晋第一个时期的电影是关于个人如何进入社会整体的颂歌，那么新时期由于这一颂歌体系受到的喜剧告别，传统的政治电影模式--主体在权威助手的神助下经受考验，走出困境，获得命名--因为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暴露，已经不可能继续生效了，因而谢晋电影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异，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芙蓉镇》，以及他后一时期的《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则大多似乎是个人如何被社会整体所抛弃的悲歌。由于英雄神话的解体和权威话语的弱化，那种作为先驱者、布道者或万能助手出现的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已经很难具?在场效果了，当编码失去了与现实表象的相似性以后，编码作为一种被意识到的虚构往往会受到概念化、公式化的指控。因而，谢晋电影不再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也没有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智勇，过去那些革命英雄的形象被悲剧化了，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往往都受到一种超越于他们个人的历史背景和罪恶势力的支配，主人公无法解决面临的困境，因而，这些影片不能继续象过去一样，让主人公在政治权威的帮助下，克服或驯服所有被编织进叙事中的现实矛盾，而必须采用另外的方式来完成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和故事的双重抚慰。

许多人都曾经谈到过谢晋电影将政治问题置换为道德问题，认为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就象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写作中那样，在谢晋电影中常常被简化为善与恶的冲突史，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不仅如此，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应该说，谢晋电影完成的是双重的置换：不仅将政治置换为了道德，也将悲剧置换为了正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悲歌向来都是一种边缘的、怀疑的、挑战的，甚至破坏的、革命的美学，而谢晋电影体现的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

在谈到谢晋电影时，美国学者尼克.布朗将这些影片称之为政治情节剧，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启发我们去发现谢晋电影如何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的秘密。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情节剧时曾经指出，道德化（善与恶）、家庭化（爱情、亲情）、目的化（善恶有报）都是情节剧的重要特征。而谢晋电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剧，而是象中国历飞闲矶嗤ㄋ仔鹗挛谋疽谎鋈说纳来嫱觥⒔彝サ谋独牒稀⒔?好人与坏人的冲突放到了历史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变成了缠绵悱恻的言情故事，另一方面又使个人的命运遭遇变成了时代风雨的一种症候，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然后又通过情节剧的缝合模式来完成悲剧向正剧的置换。

谢晋电影大多采用了顺叙的方式来完成平衡--失去平衡--非平衡--恢复平衡--平衡的缝合结构。这一缝合结构是由两个基本段落构成的，先是一个悲剧性的段落，然后是一个正剧性的段落。在他电影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英雄（指代革命）救美人（指代人民），新时期以后则是美人救英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是革命拯救了人民，第二次则是人民拯救了革命。在《舞台姐妹》中是革命者林大哥拯救了春花得以新生，在《女篮五号》中，身穿西南军区字样背心的田振华使林洁获得了力量，在《红色娘子军》中是洪常青使琼花逃出了苦海并成为革命战士。男性在这里成为革命权威的象征，女性成为被拯救和命名的对象，最后面临危机的女性（从叙事的平衡向非平衡）在革命的男性引导下都度过困境（从叙事的非平衡恢复为平衡），从而使观影者获得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恋父体验。而《啊！摇篮》则是谢晋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他新时期后来的影片中，女性从被拯救者转化为了拯救者，而先前那些男性英雄相反则在女性的爱抚下得到拯救。在谢晋的这些影片中，女性的母性功能被强化，成为了地母式的形象，接纳、包容并帮助处在危机中的人们繁衍生息。《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得到了李秀芝的拯救，《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得到了冯晴岚的拯救，《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得到了胡玉音的拯救，《高山下的花环》中也是梁玉秀给了梁三喜以力量。女人给了那些被剥夺了英雄桂冠的英雄们以生命、家庭、甚至后代，使他们胜利地回到了主流社会之中，从而用恋母的抚慰感替代了前一时期恋父的英雄感。

前期的恋父原型将人物从私人空间引向了公共空间，并使个体在公共空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位置，而新时期的恋母原型则将人物从公共空间引回到私人空间，使个体在私人空间（社会小家庭）中得到补偿。因而，新时期谢晋电影的叙事高潮的到来并不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矛盾的解决，而是象罗群这样的英雄从与社会整体的对抗中逃回了冯晴岚们为他们准备的温暖而简陋的小屋中，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生儿育女成为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乌托邦。因而，这些影片最后政治矛盾和历史悲剧的解决往往都与影片的主体叙述没有关系，在言情故事的框架中，政治和政治的历史被策略性地缺省了，无论是罗群的平反或是秦书田的出狱，都是叙事以外的力量所安排的。政治的确仅仅是一种背景，而对政治的省略则不仅使这些影片完成了家的缝合，也悄悄地完成了国的缝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新时期电影的感伤因素的确比前一时期大大加强了，但谢晋模式同样是情节剧模式，情节剧电影几乎都是传达乐感文化的电影，这种乐感就来自于缝合，来自于谢晋所采用的家的乌托邦策略，这一策略不仅使好人获得了一个女人、一个家，甚至一个后代，同时也使坏人失去或者不能得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温暖的家。显然，家成为了谢晋道德赏罚的法宝，也成为了情节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先验结局的最后审判。因此，家在谢晋电影中不仅是叙事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历史的乌托邦。其实，家在谢晋电影中就是安全、温暖的一种象征。在早期作品中，革命被当做了家，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琼花说我没有家，而洪常青就给他指出了一个革命之家。在《啊！摇篮》中李楠没有生育能力，但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了一群革命的后代。而在新时期以后，家更是落难英雄们的诺亚方舟。《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说，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那被太阳照得暖彤彤的小房间就是抗拒外面漫天风雪（政治风暴）的隐喻性空间。《芙蓉镇》中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结合演绎了现代的才子佳人。而《天云山传奇》中的坏人吴遥面对的却是妻子宋薇的背叛，《芙蓉镇》中的坏人李国香遭遇的必然是秦书田你还没有成家吧？的挪揄。谢晋电影善于用道德来对抗个人与社会的疏离，然后又用家的温情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归家的幸福向人们允诺，正直、忠诚虽然可能会使一个人丧失政治权利，但他却可以用获得爱来得到补偿。

正是由于谢晋采用了情节剧的修辞策略，所以谢晋的主流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谢晋电影很少象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电影那样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当做故事的中心冲突，而是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一个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是非，于是，一方面悲剧被理解为一种误会，一种邪恶的道德力量的偶然得势，另一方面悲剧还被改写为正剧，善恶终将得到公正的赏罚。谢晋电影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了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

情节剧的情节作为一种构造，意味着对事件的因果化和对阐释的封闭化，因而，对于情节剧来说，故事永远是完成式的，是一个终点早就存在和预备妥当的叙事过程。谢晋电影模式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如同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谢晋电影很少讲一种现在时态的开放性的故事，而几乎都是历史性的完成后的现实。与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形态相一致，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也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述方式：

在形象塑造上，谢晋电影的人物大多是伦理化的人格类型。谢晋电影很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冲突和心理空间，也很少表现人的心理分裂和心理变异，他的人物大多是定型化的，善与恶、软弱与坚强等等，都被指派在叙事中担负特定的正面、反面和助手角色。在结构方式上，谢晋电影基本都采用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故事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在叙事形态上，谢晋电影大多是线型的顺叙式结构，视点固定、时空单纯、情节集中、目的性明确，外在现象似乎是山重水复而内在逻辑则始终是柳暗花明。在美学效果上，谢晋电影追求煽情性。谢晋电影的高潮点、情节点和西方戏剧形态很不一样，常常并不在于矛盾冲突的最高点或者戏剧动作的最强点，而是在感情动荡和冲击的最高点，如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谢晋电影的高潮点就是影片的煽情点，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板车的段落，《芙蓉镇》秦书田与胡玉音私下举行结?典礼的段落等等，谢晋常常通过对感伤性和悲剧性环境的营造，在逆境中来浓墨重彩地宣染师生情、乡土情、夫妻情、父子情、同志情、爱国情，以情来唤起观影者的同情、共鸣和涕泪沾巾，它们大多不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华彩辉煌的胜利乐段而是以一个让人柔肠寸断的如泣如诉的煽情场面形成影片高潮。在电影语言上，谢晋电影强调画面、声音、蒙太奇信息传达的的指向性、透明性和饱满性，一般不重视形式本身?意味，也排斥任何陌生化的形式主义追求，甚至尽量避免视听信息的模糊和多义。所以，他的影片大都以中、近景镜头为主，使用正反拍的好莱坞句法，基本采用顺叙性的线型蒙太奇剪辑，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也使视听信息具有一种中心性。在声画造型上，谢晋电影则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比兴手法，善于制造情语与景语交融的意境。但是在制造意境时，谢晋并不强调意像的新奇和突兀，而是善于利用历史性的和共同性的意像经验，来唤起观众对以往审美经验的回忆，如他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用冬雪来宣染苦难，春色来象征希望，雷雨来烘托激情，狮子来隐喻中国等。

如果我们在不可避免地舍弃了谢晋电影中丰富的症候性的例外、空白、悖论和偶然性以后，简单地将谢晋电影抽象为一种模式的话，那么基本可以用政治-伦理情节剧来指代他的电影创作中相对稳定、相对共性化的意识形态、故事、语言等方面的修辞特点，应该说，谢晋电影被人们所热爱、所赞许、所高度评价和被人们所不满、所批评的原因大多与这一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以当时第四代导演革新传统电影形态和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第五代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电影美学的革命性颠覆为背景，更是以当时整个变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背景，1986年7月，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尽管在后来的谢晋电影讨论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为谢晋辩护，然而这篇文章还是拉开了批评谢晋电影模式的序幕--传统性、主流性和经典性，使谢晋电影被符号为一种模式受到了狙击。应该说，这些批评并不仅仅来自于某些个别者，而是携带着当时整个社会改革创新、开放借鉴的社会文化要求而出现的。这场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使谢晋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处境中。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从反思转向了重建，从拨乱反正走向了四个坚持，一些人开始忽视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抚慰作用而过分地夸大谢晋电影中那些灾难性的与革命时代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无论是《芙蓉镇》或是《高山下的花环》当时都受到了来自核心权力圈的质疑。80年代末期，谢晋模式面对着来自两个不同方面、同时也是来自两种不同动机的批评。谢晋本人不可能对这样一种携带着时代气息的批评无动于衷，这在客观上促使谢晋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进行反省和对自己的创作模式作出修正。

其实，谢晋虽然不是一个前卫的、先锋的艺术家，但却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家。无论是开放的文化环境、还是变动的历史进程，甚至革新中的电影美学都已经促使着谢晋在世界观和电影观念上的变化，在《天云山传奇》中，他已经开始有条件地用宋薇的第一人称视点替换过去他常常使用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点，用倒叙来使他习惯的顺叙方式获得艺术张力，在《芙蓉镇》中他甚至借鉴了精神分析观念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加入了胡玉音的闪回、谷燕山的幻觉等表现手法，特别是用秦书田的拒绝回到图书馆表达了与他《牧马人》中许灵均很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意识，应该说这些都是谢晋本人试图继续保持与时展同步、试图超越自己创作模式作作出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外部环境的暗示下，同时也在整个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强化。而这一强化的最初成果就是《最后的贵族》（1989年）。在这部影片中，谢晋不再满足于把道德恶人设计成直接的悲剧根源，不再满足于将悲剧的承受者仅仅看作是那些道德完人，影片中那四个漂泊异国的女性已经很难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它以一个女性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落魄和无奈、遗失和毁灭，讲述的不再是一个黑暗政治背景下的道德坚守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大团圆乌托邦，如同当时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而是时间、历史、沧桑变迁、人生走向、生命归宿、生死嬗递乃至无可奈何的宿命，构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混沌而强悍地笼罩着人们的整体性悲剧。这种悲剧固然还是离不开社会背景，但它的主体脉络却属于人本体，社会背景只是作为一个解剖台的基座而存在。

《最后的贵族》标志了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和1997年的《鸦片战争》。我们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象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那种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时期的一些影片有时仍然还保持着谢晋电影的一些一贯的个人铭记，如对女性形象母性功能的强调、叙事修辞上的恋母原型?、家的乌托邦想象，如《启明星》中那位温柔善良的叶老师使牛牛将她看着了妈妈，当成了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中拯救了日本婴儿的羊角大娘；《老人与狗》中的逃荒灾民女女使年届花甲的邢老汉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老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谢晋煽情性的故事习惯在这些影片中也仍然还保持着，象《最后的贵族》中，李彤在威尼斯用自己全部的存款为自己买了一首哀乐的细节；《启明星》中弱智孩子晨晨和牛牛，一个学会了汉语拼音，到医院念出爸爸你好，另一个也画了一幅名叫《妈妈》的画送给老师的奇迹；《清凉寺的钟声》中羊角大娘将狗娃送给清凉寺的方丈、30年后明镜第一次见到自己亲生的妈妈等段落，《老人与狗》失去了女人之后又失去了狗的双重打击造成的悲剧命运，《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与琦善狭路相逢、依依惜别等场面都依然让人柔肠寸断。同时，偶然、巧合、误会、陡转等情节剧技巧在谢晋的电影叙事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清凉寺的钟声》中，30年后靠一根丝腰带把失散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也能明显地发现，在《鸦片战争》以前，谢晋这一时期的电影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有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话题相对疏离了。《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创作的小说，而且是谢晋第一部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历史，将影像空间和故事空间扩展到国外的影片。在其他一些影片中，政治背景也被淡化，人物的政治面貌和人物的政治命运在故事中的功能性作用受到了抑制，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生存的环境更加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政治道德主题置换为人性主题，其故事的意义也从政治-伦理空间拓展到人性空间，即便在以为背景的《老人与狗》中，政治恶的力量都被排除在叙事构架以外了。其次，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格局弱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减弱，而更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特别是《最后的贵族》具有一种浓烈的抒情性。第三，不仅有单视点的线型叙事而且也采用多视点的复合性叙事，如《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等。第四，除了在《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女儿谷》等影片中继续讲述一些大团圆故事以外，在《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故事的悲剧性强化了，主要人物最后都以死亡和失败揭开了谢晋过去常常留恋的温情面纱。

然而，尽管有了种种变异，谢晋这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再次将他送进加冕典礼，第五代民俗电影的国际化策略霸占了中国电影的话语中心，而一批将主旋律与商业化操作嫁接在一起的红色消费品则走进了中国电影的市场中心。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放弃了他自己原来的政治性、大众性、情节性的优势，同时他又没有或者投身于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或者拍摄悲欢离合的的各种通俗故事、或者创造各种获得跨国认同的影像和场景奇观，因而，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的确没有能够产生象前两个时期那样真正重要的影响，他的电影中心位置似乎被替代了。

直到1997年，一方面是香港回归使谢晋再次找到了与主流政治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电影市场化操作和国际化操作积累的经验使谢晋发现了新的电影生产模式，所以，谢晋不惜代价、不惜风险，拍摄了他自己继《秋瑾》以后的第二部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他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影片--《鸦片战争》。尽管在这部影片中，他启用了一些与第五代创作阵营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参与影片的主创，借鉴和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和他本人电影创作的艺术经验，但是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创作模式中，并且使《鸦片战争》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

在《鸦片战争》中，谢晋再次共享了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通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林则徐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琦善的喜剧性结局阐明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哲学，从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方向作出历史的注脚；同时，也通过对林则徐、关天培以及众多中国官兵、军民的抗战，来为中国政府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爱国主义核心交相呼应；甚至，还通过影片最后黑底白字的字幕：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当代政治集团立下一块丰碑。

当然，谢晋通过《鸦片战争》不仅出回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且也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情节剧创作模式之中。他机智地将鸦片战争这一恢宏的史传性事件变成了一个恢宏的戏剧性故事，上至中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中至林则徐、琦善这样的重臣和英国议会议员、外交官，下至歌妓蓉儿、江湖流浪者、奸商何敬容以及英国鸦片商人，都被天衣无缝地编织进了这个历史的故事之中。谢晋还充分地将正史进行了稗史化加工，象林则徐与皇帝的朝廷斗智，林则徐利用一本行贿账对部下的欲擒故纵，林则徐与琦善的最后告别，以及秀色美艳的蓉儿、滑稽呆傻的何知事、还有那个神秘莫测的皇帝四品侍卫，都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其实早就被安排好的叙事游戏。加上谢晋还吸收了近年来电影的奇观经验，以巨大的经济代价，使用了域外场景和外国演员，营造了虎门消烟和众多的战争场面，使《鸦片战争》具备了一切可能的市场元素。

尽管《鸦片战争》其历史和艺术的震撼力并没有达到谢晋本人和许多关注他的人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它仍然借助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成为当年最受人瞩目的国产电影。而多重视点的借用，在多数人物相对类型化的格局中对琦善形象的独特塑造，对电影造型空间的某些意味的营造，则表明谢晋将他本人近年来的一些创作经验也融汇到了这部影片中。于是，《鸦片战争》似乎在表明，一方面谢晋在努力超越自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自我超越都是艰难的，除非遭遇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几乎是有限的。谢晋，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电影大师，其优势和局限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

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传统。柯灵曾经指出，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两人划分出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和第二代导演，而谢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链条上中国的第三代承传人。在这一传统中，从20年代郑正秋拍摄的教化社会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主记》，到30年代蔡楚生的《渔光曲》、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再到40年代汤晓丹的《天堂春梦》、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沈浮的《万家灯火》，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一个一个个人和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提供某种精神抚慰。其实，这一电影传统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谢晋所采用的那个落难公子获得绝代佳人的爱情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中，就一直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童话。而谢晋电影中那?好人蒙冤的故事也来自于从屈原到岳飞到林则徐的历史大叙事提供的忠臣受难的原型。而他影片中所谓的家道主义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直是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戏剧、民间故事的一个久远的母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发展线索：以家庭为核心场景的政治-伦理情节片一直是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电影。

一位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情节剧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戏剧中成熟起来的，它最初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其观众是社会各阶层中对现代社会的巨变感到恐慌和困惑的那些人。所以，情节剧流行的地方往往是礼崩乐坏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扶正辰纲。它的目的是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与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也得到了应证，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通俗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以家庭生活为焦点，经过戏剧化的处理使之具有社会意义。

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情节剧电影传统之中，谢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一种矛盾的联系，一方面，在谢晋电影中，政治故事变成了言情故事，政治批判被道德批判所替换、制度批判被伦理批判所掩盖，道德性不仅排斥政治和压制历史，而且还改写政治和历史。，历史成为了道德的沦丧和恢复的交替史。谢晋电影的确试图为处在剧烈动荡中的个体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位置和生活意义，提供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记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道德上、政治上、甚至美学上的滞后性和正统性，所以，他在带给相当广泛的观众群体以心灵寄托和道德抚慰的同时，也被激进的人们指责为与所谓的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是一种被改造过了的电影儒学。甚至钟惦棐在谈到《天云山传奇》时也认为，将一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的品质，实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意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但另一方面，谢晋又总是站在融合了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人道精神的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来讲述社会的悲剧性现实，他认为艺术家还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又为他的影片带来了某种批判性、现实性和超越性，这在带给谢晋影片一种时代感和忧患感的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往往被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怀疑。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谢晋是一个主流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即便是在《最后的贵族》中，谢晋仍然试图用李彤的悲剧来表明，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走过曲折道路的苦难的祖国，失去了信念，象在太空中失重一样，失落了灵魂，远离祖国，在异国土地上，艰辛地追求着幻觉一般的金色的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谢晋使用的电影情节剧符码并不质疑主流符码，而是支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如在《牧马人》中，许灵均将政治迫害看作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历史变成了一种误会，是人扭曲了历史而不是历史扭曲了人。在谢晋的叙事中，秩序只是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个体与秩序的关系并没有出现错误。所以，他常常让他所钟情的人物在政治（公共空间）上失去的东西通过爱情（私人空间）得到补偿，使苦难有了一种甜蜜，使历史的残酷披上了温情脉脉的善意的面纱，它以遁入到血缘的保护圈内来完成逃避，用怯懦的调合来满足观众的心理。在谢晋电影中，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他将传统的价值观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融合进了观影者的欲念运作中，从而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政治伦理化策略，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观众确实具有特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晋是这条政治-伦理情节剧传统中最有建设性的导演之一，他成功地为观影者建立了一种阿尔都塞所谓的个人与现实的想象关系。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超前的、先锋的、前卫的艺术家，他们的意义要用将来时来确证；而另外一种则是主流的、常规、集大成的艺术家，他们往往借助于传统来获得当代意义。而谢晋，作为主流电影的代表，在电影美学形态上，应该说是属于后一种艺术家的。

谢晋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理想时说，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要跟时代能够结合。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谢晋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与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和好莱坞通俗情节剧传统中，获得了主流电影的定位。所以，他的电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苦戏传统，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谢晋电影以善为美，以家喻国，塑造人格和性格面貌清晰的人物形象而一般不刻画复杂的心理矛盾和细微的个人世界，采用中国老百姓所习惯的单线型、单视点的缝合性叙事一般不采用立体化、多视点、片断性的叙事，强调视听信息的封闭性和透明感一般不愿意强调形式本身的意味的开放性，重视故事的抚慰效果而不愿意过分展示生活图景的残酷……。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些艺术特点，使谢晋电影与中国观众历史性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积淀的叙事经验相一致，而且也与观众希望忘情于叙事过程中的审美趣味和希望得到想象的抚慰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其结果，一方面，谢晋电影充分实现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文化本质，正如当年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的影片一样，他的影片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受众群体，据资料记载，《牧马人》的观众达1亿3千万人次，《高山下的花环》达到1亿7千万人次，《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其他几部影片的观众数量也相当惊人。谢晋电影的确为许多人带来了电影的欢乐与欣悦，为在动荡迷惑之中的中国观众创作了一?集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的平面性、戏剧性和明晰性的确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电影的深度和力度，各种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影片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完成了对现实的抚慰性改造。因而，谢晋电影很难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既定模式的俗电影，甚至被指责为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的美学意识，它把观众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让他们在情感的昏迷中被迫接受其化解社会冲突的好莱坞式的道德神话。。其实，谢晋对于情节剧模式的艺术局限，自己也有所意识。在谈到《天云山传奇》的创作时，他曾经说，由于对吴遥那样的人过于憎恶，因此对这个人丑恶的一面表现得过火了一些。由于影片没有更深地揭示这个人内在心理的矛盾性、复杂性，所以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确也有意识地想要从人物类型化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尽管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认可，但是却使《鸦片战争》的某些人物的塑造相对丰满。

谢晋在50年的电影创作经历中，一直是一个始终愿意与时代步伐保持同步的艺术家，是一个始终希望并且确实成为了主流电影的代表的艺术家，当他的创作模式与时代的步伐出现异步状态时，他往往能够主动地进行自我刷新，使自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是，尽管在80年代末以后谢晋作过相当诚实的努力，但他并没有、甚至我认为也不可能真正突破所谓的谢晋模式。谢晋模式的形成，既是谢晋自己生命个性和艺术个性的选择，其实更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我们谁真正有可能超越我们的自我和镶嵌着自我的时代呢？正如经典马克思历史哲学早就指出的那样，即便杰出人物也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因而，在我们总结谢晋电影的辉煌时，我们指出谢晋电影及其艺术模式的局限，决不意味着对他的指责。谢晋电影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时代都只培养它所需要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排斥它所认为异类的艺术精神。与其说是凡合理的都将存在，毋宁说凡存在的其实都是合理的。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2

陪审制度在我国自解放区就有人民陪审制度。解放后，国家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1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即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1956年7月10日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对重大反革命案和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由于这一规定僵化缺乏灵活性，导致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于是1982年《宪法》便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同样在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将原来的内容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也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为审判原则。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度，从而人民陪审制度成了一项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用的一项审判组织形式。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赋予了当事人要求陪审员参加审判的选择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12月也通过了一个《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个意见与人大的决定内容是一致的，那么，以上两个文件是否体现了作为政治文明标志的陪审制度的所应当体现的基本政治伦理呢？我在此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陪审制度与民主

托克维尔曾经对美国的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没有这种气魄，任何政治道德都无从谈起。”“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6-317页。）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首先是为了反抗政府的暴政，在美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因而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否则社区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Statev.Ragland，SuprenmeCourtofNewjesey，1986.105N.J189，519A.2d1361）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它反映立法所不能及时反应和不可能反映的社区道德观念。否则就不要陪审了，而直接由通过严格选拔产生的专业法官进行审理了。

我国最高法院也说“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最高院答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http：///chinese/law/649985.htm转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04年09月01日）。

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一方面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但是又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在农村和城市，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人作他们的代表。应当说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我们现在的规定，实际上与陪审制度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不仅达不到规定陪审制度的初衷，而且与专业法官要求代表全体人民的要求相反，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七条还说，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对于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由基层人民法院依照《决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初步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后，将人选名单及相关材料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征求意见。必要时，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到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这种规定往往会使陪审员的选任在排除了没有学历的人以外，又排除了政治上和道德上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的人，是一次特殊的“政审”。这种作法与陪审制民主的本意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从要经过事实上的政审和“年龄较大、群众威望”的规定来看，现在的做法不仅不能体现民主，而且有可能为借助审判的政治压迫和不民主的审判提供表面上的群众基础。

另外，陪审制度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控辩或原被告双方都难以在此作弊。一个地方的法官、行政官员、有权势者毕竟是少数，目标集中，容易成为贿赂或拉拢的对象。特别是社会上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联姻和亲戚关系，或者是因为平时交往和互相利用的机会更多些，不可避免地会有形无形地相互护卫。但随机抽签所依据的公民名单则是成千上万，这样分散的目标的确不好贿赂。要事先贿赂，就要贿赂整个地区的公民，完全不可能。在挑选陪审员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都要回避，而成为陪审员以后便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有人想对陪审员施加影响，或者进行威胁（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那的确很难，因为许多判决都要求全体一致，要想同时贿赂12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谈何容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将真相捅出来，行贿或施压者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有时候，普通公民还会有一种逆反心态，你越是用权势来压我，我越是不买帐。所以，陪审团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司法作弊很难奏效。但是，实施意见第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并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这一规定事实上又使陪审员变成了另一个形式的固定的审判员，同样是当地的名人，是社会注意的对象，容易成为腐败的主体，难以体现其防止腐败的作用。

可见新陪审制度没有能够摆脱威权政治和形式主义的影响，难以体现民主政治和平民司法的理念。一不小心，会使我国法官素质在不断提高、遂渐走向正轨的法官职业化趋势变成了既不能体现司法民主，又不能体现法官职业化的不伦不类的审判制度。正确的做法是，只要有选举权和没有犯罪记录，都有成为陪审员的权利。而且应当在基数广泛的不同社会结构的人群里随机抽取陪审员名单。

二、陪审制度与公正

陪审的公正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职业法官对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件具有事实经验，比整天呆在法院的人更容易根据法庭展示的证据推断出案件事实，而不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而形成所谓司法权威，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目的，只能是不合理的裁判具有表面上的更加公正，反而使不公正的裁判具有了合法的外衣。二是陪审员的数量要比较大，在美国，陪审团的数理为6—12人。少于6人被认为是违背了宪法第6修正案的。多数人的裁判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感觉和经验，不容易出错。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新的陪审制度都没有能够体现。《实施规定》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员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这一规定没有能够体现陪审制在审判中的公正意义。

首先是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在审判中，由于陪审员的数量较少，事实上最终可以由专业法官控制局面。陪审员还是可能是陪衬。

二是我们现在的陪审制度是建立在现行的合议庭人数较少，并进行简单多数裁决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案件的合议庭是3、5、7人时，只要过半数就可以进行裁判。意味着一个案件只要有三分子二、五分子三、七分子四的人同意就可以作出裁判。那么假设投反对票的人是百分之百的否定案件事实的成立，则意味着在只有67%、60%或者57%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可以作出有罪甚至于处以死刑的判决，这连我们刑事诉讼法中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达不到，也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事实是，当陪审员的人数不影响法定多数的数量时，专业审判员可以对少数陪审员的意见置之不理。因此，应当对刑事审判引入美国的一致裁决制度。

第三，陪审员要公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陪审员不能参与适用法律而只能进行事实裁判。实施意见第十条至十二条规定，陪审员任命以后、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前必须经过培训。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计划，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后，由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具体承办。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应当符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培训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审判工作基本规则、审判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等。陪审制度的本意是让“外行人”参加审判，以避免专业法官因为长期的专业习惯形成的成见，如果这种培训必要的话，那么还不如直接由法官进行审判，何况复杂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规则（诉讼程序），连法律院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经过长期的实习和锻炼才能掌握，这种培训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公正的陪审制审判应当由数量较多的审判人员（包括未经培训的陪审员）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且只能进行事实问题的裁判。

三、陪审制度与自由

托克维尔在肯定陪审制度的民主作用的同时，并不想夸大陪审制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止“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所作的序言，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陪审容易导致民意审判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直是各国和我国学者反对陪审团制度的理由。我国新陪审制度没有限制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中的比例较少相反的情况，在3个、5个、7个审判人员中，极端的情况是陪审员中了2人、4人、6人，这时，专业审判员的作用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有人曾经举例说，在陪审制情况下，四川泸州的包二奶案中，审判的结果一定是通过审判剥夺二奶所生的子女的继承权，而这与我国的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相同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因为“其实，这份遗产不是给我的，是给孩子的。如果老黄当时把财产送给孩子，也许不会是今天这样。”《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8日）

对这个问题，历史上陪审制度的设计者不是没有考虑。能保障自由的陪审制度除了通过对抗制审判使当事人双方的意见都能够被听取这一无论在有无陪审员的情况下，都能充分展现各种人的主张和看法的方法保障个人自由之外，另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防止这一情况发生。

一是陪审团不能进行事实裁判，不能就法律上合法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刑罚作出裁判，这是专业法官的事情。但这一点在参审制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因为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这是参审制固有的缺陷。

二是所谓一致裁判，一致裁判能够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这一做法事实上能够防止所谓二奶案中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暴政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这一案件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持剥夺继承权的看法的，一人的坚持能够改变案件的命运。另外，在案件评议过程中，持少数意见者如果站在二奶的立场进行说服，大多数人可能改变原来的看法。

第三是确实出现了大家一致作出违背法律的裁决怎么办？这就是所谓陪审团废法（nullification）。这一做法在美国是被默许的，尽管美国国会在2002年否决了一个直接授权被告争议立法缺陷的宪法修正案建议（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是指所有陪审员都认为案件事实是成立的，但基于不同意法律的规定，一致认为这是恶法，而故意作出事实不成立的裁判。对于这种情况，尽管因为被认为违背了法制的统一而在美国的有些州规定为不合法。印第安那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就规定，法官在陪审员进密室进行评议时会告诉他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本案陪审团，现在我花几分钟告诉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你们的责任是根据证据证据决定事实，你们是事实的法官，你们将听审证据，得出事实结论，作出裁决，适用我交给你们的法律，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法律。”但是问题是，不同意法律而作出事实不成立的陪审员们不会说他们是因为不同意法律而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制度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谁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或者认为他们程序违法、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接受这一决定。但我对这一情况是持赞成意见的，陪审员“也许想念被告人不应当是犯罪，也许认为警方虐待了被告人而判其无罪，也许苦于基于对被告人的同情”（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做法能够避免政府借助恶法镇压人民，以克服立法的缺陷。“因为国会将是制定压迫人民立法的永远实体”（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

因此，我认为应当改变现在我国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

四、陪审制度与人道

所谓人道，也就是人之道，是人所当行之道，是人的一切规范总和。（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3页。）人道主义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思想体系，主张将一切人都当作人来善待。把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即善待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是政治人道的原则。政治生活中除了正义和公平，强调权利和责任，还需要宽容和良心——政治中的“善”即人道，不人道、非人道则是无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虐待人的行为，是残忍待人的行为，是把人不当人看的行为。就拿对待俘虏来说，如果首先把俘虏当作人来善待，其次当作俘虏对待，从而供其衣食、不予虐待，便叫做人道；反之，若将俘虏只当作俘虏不当作人，从而残忍地加以虐待，便叫做不人道、非人道，那么，如何实现政治人道呢？“给人自由”和“消除异化”是实行人道的两大原则。（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简单地说，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

陪审制度的人道价值主要体现在死刑的适用上。从死刑存废之争看，正反两方的观点都从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的基本价值即是否具有效益、正义与人道这三方面来论证。

死刑的效益即其有用性产生于死刑的功能之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方法，其功能也表现在一般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功能。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而一般预又可具体分化为对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的功能。具体而言，对被害人产生的是一种安抚功能，即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抚慰其受到的精神创伤，并使其尽快从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对于死刑的安抚功能，我们无须做太多的论证，让杀人者偿命比什么都可以更好的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很多人一辈子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应当有的惩罚而四处奔波，如果沉冤未雪，被害人或者其家属不仅心灵难以安宁，生理上也会因此而短命，我想这一点任何人都能体会。对社会的功能即一种社会预防，也就是说以刑罚的严厉后果警告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诫他们不要去犯同样的罪，否则将受到刑罚的惩罚，从而产生防卫社会的功效。防卫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威慑效果。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杀头不要紧”这只是一部人为了特殊的理想而可以做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死刑的社会预防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特殊预防功能，亦称个别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其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当人的生命被剥夺后，自然也不可能再去犯罪了。死刑的利益就是作为收益的死刑所实际保护的权益扣除作为成本的死刑所实际剥夺的权益后的剩余值。死刑适用于哪些罪才算是相当的，这也许在具体罪名上有争论，但一个人的生命与另类一个人的生命等值，因而“杀人偿命”始终是符合罪刑相当原则的。

刑罚的正义性是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该当性，从历史角度看，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很少受到质疑，哪怕是死刑废除论学者，也很少在论述其废除观点时对死刑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发难，因此，死刑的正当性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了。死刑是最原始的刑罚方法，是基于原始的“以命偿命”式的同态复仇的思想下产生的，其本身就是原始社会公正要求的产物。犯罪被认为是一种恶因，而死刑作为恶果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产生一种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是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正当。因此死刑存在的正当性是应当得到承认的。

认为“死刑不人道”者认为，正是由于生命作为人存在的唯一标准，以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必定不能达到刑罚的人道性要求，从而得出死刑不人道的结论。其理由便是死刑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益——生命。刑罚人道性的本质内涵也要求，即使刑罚剥夺人的重要权益，但是同时也要把被剥夺权益人当人看。死刑在剥夺生命的同时意味着不再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成物。（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即使在我国首倡全面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在论证死刑不人道时其唯一的理由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司法部建议增加设立长期刑以减少死刑适用》网易新闻中心，）“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引自中国死刑观察）我也相信，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社会的等价观念也随着这种人道性的增强而在刑罚的公正性价值有所改变。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人道价值而逐渐走向被所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是一种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

但是问题是当这两类矛盾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一种应当优先考虑呢？这就无法说明和论证。特别是公正和人道都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感受的强烈程度是永远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衡量的。举例来说，一个人故意杀害了他人，被害人和社会民众有些认为不处死刑不能满足其要求正义的感觉，所以不值得同情；而在同样情况下，另一个案件中，被害人和社会民众却认为处死刑太残忍、不人道，因没关系不要求对被告人处以死刑。人道和正义感是天生的本能的一种感受，英国刑法教授、《英格兰刑法史》的作者史蒂芬认为正义感就象人为什么会有性欲一样不需要论证，但是人的人道之心及其程度也象性欲一样不需要论证，它们的大小是不能通过理性比较得出结论的（这一点我曾在邱兴隆教授演讲时曾与他当面作过探讨，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是说，因为发“杀人偿命”这一正义标准而保留死刑还是要因为人道标准而废除死刑，这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所以在国家还没有废除死刑时，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死刑不正当，而对某一犯罪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也即是以宽容为怀还是要“杀人偿命”（或者其他情况下处以死刑），也只能通过民意对具体案件进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程度相差不大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相去甚远的原因，欧洲国家都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并不低于欧洲国家的美国则保留了死刑。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民族心理对于正义感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不同。

在美国的陪审制度中，虽然一般情况下陪审团只进行事实裁决，但是对于只否可以处死刑的问题上，必须由陪审团进行一致裁决。死刑被认为是“社会对被告人野蛮地侵害人类的报复”。（Harrisv.Alabama，513U.S.504，518（1995）（Stevens，J.，Dissenting））2002年以前，有两个州即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对死刑案件的判决适用的是所谓的“凌驾陪审团”（JURYOVERRIDE）的制度，即最终对被告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是由法官决定而不是陪审团。在定罪后，陪审团只有建议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权力，而法官有最终的权力去凌驾于陪审团建议之上。200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瑞恩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裁定：一个审判法官不能妨害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接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单独决定关于判处死刑的加重或减轻事实的取舍。最高法院还裁定，陪审团必须做出加重被告人判决所需的事实裁决。在法官能单独做出判决的亚利桑那州，瑞恩规则推翻了州死刑判决法律。（536U.S.584，607（2002）。）至此，美国所有的州都将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的问题交给民众去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实际是就是民众在正义感和同情心（人道）之间作出平衡。我想如果有陪审团，我们就不会作出三位仅仅只有一次贩毒的花季少女（在18-20岁之间）在同一案件中都处以死刑这样明显残忍的判决了。（《三位花季少女因贩毒而被判死刑》，）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3

一、陪审制度与民主

二、陪审制度与公正

首先是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在审判中，由于陪审员的数量较少，事实上最终可以由专业法官控制局面。陪审员还是可能是陪衬。

所以，公正的陪审制审判应当由数量较多的审判人员（包括未经培训的陪审员）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且只能进行事实问题的裁判。

三、陪审制度与自由

因此，我认为应当改变现在我国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

四、陪审制度与人道

认为“死刑不人道”者认为，正是由于生命作为人存在的唯一标准，以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必定不能达到刑罚的人道性要求，从而得出死刑不人道的结论。其理由便是死刑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益——生命。刑罚人道性的本质内涵也要求，即使刑罚剥夺人的重要权益，但是同时也要把被剥夺权益人当人看。死刑在剥夺生命的同时意味着不再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成物。（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即使在我国首倡全面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在论证死刑不人道时其唯一的理由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司法部建议增加设立长期刑以减少死刑适用》网易新闻中心）“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引自中国死刑观察）我也相信，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社会的等价观念也随着这种人道性的增强而在刑罚的公正性价值有所改变。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人道价值而逐渐走向被所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是一种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4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

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

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

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

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势力以及以******为代表的“****功”邪教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

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

在我国，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不是特等公民，却是特殊公民，因为他们既是公民，又是公民的公仆，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政治伦理观念如何对整个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公民在做了公务员包括承担着特定领导责任的公务员之后，是否需要继续接受包括政治伦理的伦理道德教育？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道理，因为任何公民的道德品质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走向进步，有的走向蜕变，进步离不开道德教育，蜕变需要接受教育，公务员包括承担领导责任的人也不例外。事实情况正是这样。我们姑且不论一些领导干部胸无大局、不谋其政，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根本不像人民公仆的样子，甚至不具备公民起码的道德水准，单说那些并非因工作需要而是按照职位高低自家申请或被安排先后出国“考察”的人中，就严重存在着政治伦理观念淡薄的问题。这些人在“地球村”转了一圈之后带回“家”的不是别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不懂什么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不是奋发图强、振兴民族，而是盲目的“崇洋”，抱怨自己民族如何落后，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加以传播，影响着自己的同胞。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5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2．国内范围。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四、出版伦理的建设思路与途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出版伦理失范，特别是学术不端均表示零容忍，并已积极采取各种预防及惩处措施。2019年8月5日由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将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作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意见》明确指出应“加强和完善期刊三审三校、匿名审稿等内容生产把关机制，建立论文作者及期刊从业人员诚信体系，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因此，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对于起步较晚，建设需求急迫的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可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跟进。1．加强宣传与教育。(1)中国学术出版行业应意识到我国与国际出版伦理研究进程的差别，大力推动出版伦理作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宣传与教育。使出版参与者有出版伦理的概念，形成规范出版伦理行为意识，进而了解出版伦理内容，形成主动的研究行为，得到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成果。(2)各出版单位不应理想地推断人人都懂得并执行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而需有意识地对内加强、对外传播。可制定相应的出版伦理行为约束声明，并向出版活动参与者公开告知。2．壮大研究团队。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人员数量和学术水平的研究团队，研究人员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缺乏深度沟通整合，更缺少深入的学术争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可从以下两方面改进。(1)号召学术期刊工作者积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伦理学会及研讨会，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伦理研究交流，学习成熟的思想理念与应对策略。例如积极主动与世界出版伦理先进组织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ManagingandTechnicalEditors，ISMTE)、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美国化学会(A-mericanChemicalSociety，ACS)、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ofScienceEditors，CSE)接轨，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如世界科研诚信大会(WorldCongressonResearchIntegrity)，善用各种公共平台学习出版伦理的维护手段及应对策略［13］。(2)在国内，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中国学术期刊自己的学术伦理研究、监督、培训机构。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相较于国外出版伦理的研究进程，国内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初级阶段且未成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学科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与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研究做横向对比，出版伦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建议对于研究内容，不应只看到学术不端现象、不应只强调在投稿、初审时可能遇到哪些情况，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更应构建是什么、为什么、针对谁、怎么办、怎么办好、怎么评价、与其他文化产业关系的完整性理论体系。4．完善相关政策。(1)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加快改革期刊评估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分析常见的作者一稿多投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某些编辑部的稿件处理周期长、反馈不及时，导致作者以为已被拒稿或无心等待，从而转投他刊，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现有“唯著名文献检索平台收录”“以刊评文”的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结合工作经验，很大一部分学术论文的发表有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作者或有科研成果要求、或有职称评定要求，因此在投稿过程中具有“就高、求快”的心理。在投稿初期，作者通常会向意向期刊中评价指数较高的刊物投稿，而这类刊物因为来稿较多，故处理周期较长，少则6～8个月，多则1年。若作者在等待这类期刊审稿结果的同时，将稿件投向其他评价指数相对较低的刊物并提前收到录用通知，一旦首投期刊向作者表明录用意向，即使首投刊物的录用时间及录用条件更加严格，作者通常也仍然会选择前者，并向后者提出撤稿要求。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对于弱势期刊的编辑、出版单位及意向投稿者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仅助长了以刊评文的不健康评价机制，而且会使期刊水平失衡现象呈现马太效应。因此，加快期刊评价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早日去期刊特殊化对于优化出版伦理落实具有特殊意义。(2)严格监管制度，加大出版伦理失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论文出版中存在不少、花钱买论文的现象，其服务提供方或以个人受理的形式，或采用假称取得期刊的收稿权的非法收稿的形式，或伪造成期刊官方投稿系统收取稿件再以审稿不通过为由推送给其他利益相关期刊的形式进行盈利。以上行为不仅给作者的人身及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失，严重影响了期刊的正常运营，造成稿件与作者流失，也对我国学术环境及期刊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发现，这类事件的维权通常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有时无法联系到侵权者，有时即使联系上了侵权方，对方也是采取不回复或消极应对的处理方式。因此，需借助国家和行业层面力量断绝非官方渠道的收稿行为，如出台相关政策严格网站经营范围;加强网警巡逻;对于收到投诉的非法收稿的网站或邮箱，一经确认立即封禁，及时止损。5．建立出版伦理档案。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编辑部可采用在线投稿系统、鼓励并逐步要求作者提供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建立个人学术身份档案，以此清晰认定作者身份，并将研究人员与他们所有的研究活动信息(包括出版物、数据集、与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资金支持等)相关联，进而改善信息流、形成个人学术档案。由于ORCID日益增强的互操作性和得以跨越不同研究信息平台自动同步更新的相关信息，出版工作者可以借用它了解身份识别码指向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行为，从而采取相应的编辑加工方式、细化筛选过程，防止发表那些可能不符合出版伦理的论文。其次，借用ORCID指向的唯一性，一旦发现出版参与者伦理失范行为出现，可在行业组织内公开通报批评［14］，从而对那些意图违反出版伦理的出版相关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达到约束效果。6．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出版行业从业者作为出版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其学术水平、为人处事能力、道德水准均会对出版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注重提升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实现在出版前对出版的动机审查;在出版过程中建立责任心强、专业过硬的期刊人才队伍对出版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监督;在出版后对出版行为和出版效果评价的全程跟踪机制。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6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政治导向和学术伦理导向问题。用政治性或思想性来概括这一原则，似乎不大准确，因为无法涵盖学术伦理导向。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是审稿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各种伪科学。审稿时要注意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民族尊严问题、涉外问题、历史与宗教问题、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机密以及引用和报道秘密资料和科研成果问题、地图边界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讲话引用问题、其他政治问题，等等。在学术伦理方面，应审查研究者是否遵守了学术道德，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窜改数据资料、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不端行为要勇于揭露。此外，要注意稿件中有无违反法律、侵犯他人权利、有无违反实验伦理的问题。遵循导向性原则要消除两个认识误区。(1)漠视科技期刊的政治导向，以为科技期刊探讨科学问题，没有政治导向问题。科学研究，看似无国界，同样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上述的各类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在科技稿件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也要讲政治，提高政治敏感性和辨别力，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严守出版法规和纪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2］(2)导向正确与言论自由的认识误区。有人以为强调政治导向有违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言论自由有其限度，违反法律规定，就会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时，涉及政治问题的，不以学术研究为由，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当然，也不能以政治正确为由，压制学术自由，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能通过学术争鸣取得共识。

四、学术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学术质量问题只要是学术期刊，就须遵循学术性原则。当然，因稿源状况的不同，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三个方面来衡量论文的学术质量，因为这三者代表了研究成果评价的三个维度。［13－15］创新性是论文评价的核心指标。创新性从层次上可分为原创、再创、补创，大多数论文属于再创和补创的范围。［16］创新的分量有轻有重、有大有小，未必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宏论。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方法，固然是创新;以新视角、新方法论证老问题，完善、验证和补充原有的知识或技术，运用理论工具解释新的现实问题，参与学术争鸣，提出不同意见，等等，都可以说是创新。科学性是论文评价的基础指标。学术研究有其研究规范，这就是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完备性，包括研究资料的详实性与准确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研究逻辑的自洽性、实验的再现性、论证的充分性、结构的严谨性、表述的精炼性、术语的规范性等等。学术论文必须反映出这种研究规范，才具备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是评价稿件的重要参考因素。实用性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新观念、新思想，也可以是新做法、新技术。理论性论文要看是否揭示了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律，对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应用性论文要看对生产、教科研及其它社会实践活动是否有实用价值或指导意义，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可读性原则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7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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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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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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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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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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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

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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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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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性行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性行为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性行为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性行为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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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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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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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

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

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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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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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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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9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政治伦理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活动互利原则伦理学

一、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的提出及意义

互利是一个伦理含义及其丰富的概念，是构建市场经济伦理的伦理基石，它规定和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伦理范畴，决定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中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互利是经济活动的本质要求，互利原则是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导互利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互利原则伦理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学者从20世纪末才开始关注互利原则这一问题，而且研究的层面也比较浅。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互利原则是指在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中，经营主体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伦理互利原则是指各经营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正当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获益达到公正和谐，互促共进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则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原则是符合时展要求的，是解决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理论，无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研究互利原则有助于提高经济管理理论水平；从互利原则这一视角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揭示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丰富、发展、完善经济理论；在继承、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经济理论，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与发展。

现实意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是互利原则产生的决定因素；互利原则的发展是与当代经济活动的发展同步发展的，经济活动主体对互利原则认识的趋同过程，也是互利原则潜在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杠杆作用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高；互利原则将最终成为经济活动主体自觉遵循的伦理原则。

二、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国内外研究现状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物质财富，同时，由于人类价值观的偏离而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沦丧，人们自私自利，人性堕落异化等问题。在反思中，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并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构建新价值体系。从伦理学角度去研究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却似乎为人们所忽视，相关论文并不多见，更无专著问世。而笔者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它将挟带着一股巨大的文化冲击波，冲击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

西方国家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早已涉足与研究经济领域的互利原则问题。哲学家孟德斯鸠认识到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要以相互的需要为基础，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因而带来了和平；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都凸现了一个鲜明的伦理主题——互利，他们认为只要从事贸易活动，各贸易主体就能够做到绝对互利和相对互利。我国对互利主义原则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相关著作主要有，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李欣欣的《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策》，何怀宏的《底线伦理》等。相关论文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等。

以上这些论著和论文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学者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的宏观层面来提倡互利原则，研究互利原则的经济伦理理论较少，仅有欧阳超的《试论互利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互利原则理论的专门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互利原则理论观点，如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等。这些互利原则理论观点都是互利原则理论的表现模式之一，但尚不能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

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互利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的理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都没有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在经济活动中为互利原则提供理论论证。在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方面，现有的研究不全面。在对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方面，很少有学者从互利主义原则的内容、伦理内涵、实现等全面系统地论述，而且忽视了在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经济活动中互利原则创新

从以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在经济活动中，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及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界定互利原则的伦理内涵。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角度论述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领域对互利原则进行现实思考，以互利原则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体系，并指出在构建市场经济新价值体系中要注意的问题。

纵观现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经济活动互利原则。力图在前人已经研究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没有研究的方面，努力实现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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