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范文10篇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意识问题,在我看来,本不成为问题。因为研究过去,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不管哪个时代,谁也知道,著书立说,是给当代和后代的人看的。问题是自觉与否。

例如王国维,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使后人研究“兄终弟及”的王位承袭制度时,更准确地理解了“国赖长君”的道理。

这看起来似乎和我们当代无关,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不然,它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逻辑:奴隶主政权为了统治的巩固、秩序的稳定,它深思熟虑,设计出当时认为合理的王位继承方案。这一方案直到春秋时期,吴国还在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还曾嘱咐宋太祖死后应传位于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那么,这一制度后来怎么又让位于父传子的世袭制呢?原来兄终弟及制多次发生抢班夺权、兄弟相残的现象,因此认为索性确定立嫡长子,以免旁支的觊觎。当然,如无嫡长子,则立贤。而所谓贤,全凭“父皇”的认定,这就必然产生伪装,如隋炀帝之蒙骗其父隋文帝。这一继承人问题,纷纷扰扰,不但苦恼了中国,也苦恼了外国;不但苦恼了古人,也苦恼了今人。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勉强为这一纷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现当代人懂得这些,就既明白历史是这样过来的,一切存在过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断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转化为不合理的,最后,皇权的专制必然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过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历史的真相。

但,一切过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我们继承发扬善的,批判扬弃恶的,无论正反面,都可给后人以裨益:惩恶而劝善。

求“真”与“善”,是哲学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而文学则在“真”、“善”基础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文学艺术拥有“美”的专利。之所以出现“文”、“理”现象,背景或实质是由于“情”与“理”的存在。求“真”与“善”,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求“美”,则是感情的思维活动。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即前者,而形象思维则指后者。

内容提要：本文是一篇讲演辞,从文学观念的厘定与变迁,理论系统的认识与应用,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退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如何寻找出路。

一

首先,我想应该对题目的"中国文学研究"稍加界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意义并不相同。文学创作,重在艺术的创造,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而文学研究则属于科学的范围,要求的是研究者必须具备思辨的能力。

①广义的文学研究,还可以包括具有系统的传笺注疏、鉴赏和批评在内。

②一般说来,文学研究是伴随着文学创作而来的。中国文学因为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而佳作如林,所以伴随而来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种种研究论著,数量也就相当可观,可谓同样源远而流长,在历代的文坛上,并开而争茂,互相辉映。就前者而言,有如韩昌黎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就后者而言,也正如陶渊明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学的注释、鉴赏、批评和研究,都要经过"疑义相与析"的阶段,才能达到"奇文共欣赏"的境界。因此我今天题目所说的"中国文学研究",讨论的不是历代文学创作本身,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再批评,中国文学研究的再研究。

十年来,或许由于二十世纪已近尾声,所以在大陆、台湾以至新加坡等地,都分别举办过有关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学术讨论会,对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不同层面的检讨。

摘要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Swift《格利佛游记》(Gulliver’s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一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新媒体必然带来新的传播方式,而新的传播方式则必然催生新的文学样式｡

继传统文学之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而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手机被称为“第五媒体”,以这一媒体为载体的文学被称为是“手机文学”,但是,尽管手机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网络媒体的延伸,但手机文学不能等同于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有着不同于网络媒体传播的新模式,这是一种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优势又突破二者之局限的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而这种传播新模式将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文学的娱乐功能｡

手机文学时代来临

2006年12月25日,第三届e拇指手机文学原创争霸赛在海南省海口市落下帷幕｡而就在这项赛事举办的第一年中国手机文学史的标志性事件在广东发生:2004年的7月,广东文学院以正式名义宣布其签约的作家千夫长创作的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外》诞生｡《城外》这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每70字(含标点符号)为一篇,一共60篇4200字｡随后被一家移动电信公司以18万元的价格买下其版权,供有兴趣的人付费订阅｡订阅者花3毛钱得到一条短信,每天2条,花30天读完｡

多数研究者都同意,手机文学发端于手机短信｡而手机短信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当追溯到日本｡2000年春天,一个通过“援助交际”赚零用钱的少女阿雪的故事,通过手机在日本高中生之间广为流传,这就是首部手机小说《深爱》｡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购阅”这部短信小说的手机读者高达2000万人次｡2003年1月,作者还自费出版《深爱》的印刷版,通过手机网上书店贩卖｡据报道,目前日本有数万个手机网站在销售新鲜出炉的手机文学作品｡为了应付市场需要,东京､大阪的移动通信公司求才若渴,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各种文体的｡

继日本之后,手机文学热潮又在我国台湾兴起,并迅速蔓延到了祖国大陆地区｡

摘要：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自古以来，对于这个"虚无飘渺"的世界的描绘，是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的工作。

在文学家中有一小批人，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他们的目光总是看到人类视界的极限处，然后从那里开始无限止的深入。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像天空，像粮食，也像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这样的文学家写出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纯文学。我愿自己永远行进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中。

"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凡认识过了的，均呈现出精致与对称，但这只是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发起冲击。精神不死，这个过程也没有终结。于写作，于阅读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学必然短期效应的读者不会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学氛围不好的话，作者很可能连生存都困难。

中国文化传统势力是太强大了，它那日益变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与苍白，它早已失去了独自担负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汇集起世纪的阴云，挡住有可能到来的理性之光。我认为我们的文学急需的，不是那种庸俗的关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令人显得猥琐）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魄，一种对于生命的执著，和对于文学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自信，才不会局限在日益狭小的观念中，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束缚，逐步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从而刷新传统。

一些别有所图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处的高位，也由于知识结构的陈旧过时，在文坛上不断发表言论，企图将纯文学的概念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让其自行消亡。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作家要关怀他人，理解他人，对大众的疾苦不能熟视无睹等等。试想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关怀，也不去认识，任其浑浑噩噩，那么他那种对"他人"的关怀，对于被关怀的对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当下"赢得"很多读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暂时的麻醉吧。还有的人将"自我"限定为表面层次的世俗观念，缺乏起码的文学常识，以自己的半桶子水来蒙混读者，以掩盖自己创造力的消失……这些观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时，说明读者对于究竟什么是纯文学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纯文学在中国这个古老守旧的国度中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长，有赖于作家们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当纯文学的探索开始之际，写作者立刻会发现自己站在了已经存在的自我的对立面，这个自我是由文化、社会、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构成的表层的自我。这些因素坚不可摧，聚成铜墙铁壁。如果人要进行纯度很高的创造，他就必须调动深层的潜力，战胜旧的自我，到达空无所有的极境。因为只有在那种地方，精神的好戏才会开始。那一次又一次对于已有的传统、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实也就是精神对于肉体桎梏的挣脱。每一位写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过去的传统滋养着的，而如今他所进行的发明创造，却使得他必须决绝地向肉体挑战，将这种自戕的战争在体内展开，仅凭着一腔热血和自发的律动进行那种野蛮而高超的运动，并且绝对不能停下来，因为停止即死亡。这便是纯文学作家的危险的困境，也是自古以来纯文学作家的命运。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1980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20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闭塞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纱笼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纱笼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说起京味文学，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义。随着京味和京味文学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内外持续升温，这个术语自然被许多人谈论，但我感觉谈论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发种种误解。出于这种考虑，这里尝试对京味文学的含义作点梳理工作，并进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1]

一关于“京味”的界说与质疑

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2]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2)人的文化体验、(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4]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即20世纪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头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与“现代”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这种“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风格”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学的含义与特质

要明确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联系着的四个问题。

语文是什么？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是常识；中学语文（母语）课程，或分成两门课──语言（含写作）课和文学课；或合成一门语文课，每一册语文课本都分成平行而相对独立的语言（含写作）和文学两个系统；无论是分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在我国的大学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常识；谁也不会怀疑，为中学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中国语文系，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

然而，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一常识，不仅不适用，而且简直还不啻于离经叛道。“语文是什么”这个常识问题，困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竟然长达半个世纪。语文教育专家（更不用说语文教师）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不仅悖乎常识，而且还显得荒谬。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语文教学界对“语文是什么”的权威回答，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文”的外延局限于“文字”，不仅空间太狭隘，而且逻辑上也成问题，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只是语言学科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不能因为汉语的方块字掌握起来比拼音文字难度要大，就规定我国的学生要花12年时间去掌握汉字吧？

第二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无限扩大了，所有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一份文件、一个合同、一张便条、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称为文章；收在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文章，历史课本、地理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政治课本、生理课本地都是文章，是不是都要纳入语文教学系统？这种解释经不起分析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视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