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10篇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广告口号社会文明

商务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带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但就当今社会现实看，这个定义偏狭了些。现实生活中，口号可能是时代精神、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的凝炼和概括，可能是一定目的、某项任务的设定和指向，也可以只是一句忠告，一个提醒，一种关怀，一条信息，听不听、看不看，悉听尊便。生活是鲜活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口号”可以定义的宽泛些，就是指供口头传诵的简短句子。特点如下：有特定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有时效性；简洁明了；口头传诵。利用口号、标语作为宣传手段，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那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竞选口号功不可没，小泉纯一郎高呼“改革无禁区”的口号坐上了日本首相宝座。时下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口号标语伴你走天下。

广告口号的发展演进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最难忘的是一串串的政治口号，任何大的政治决策、政治主张、政治变革都在口号上打下了烙印。从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政治口号和某些宣传口号，为我们研究社会体制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及其线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信息和素材；而同一时期流行的不同口号则为我们多侧面地展示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就现阶段而言，存在政治口号或带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多且滥现象，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有些时髦口号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或例行公事；有些口号内容本身假大空或缺乏科学性，行文粗俗生硬，有悖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现象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征候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超出了常规的想象力，旧的破除了，新的还在生成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观念的建构与完善，都还需假以时日，整个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显现出新质和旧质共存，有序与无序交织的状态，社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体多元化。与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是，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这一过程中各类社会群体、利益主体都想张扬自己，努力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大众化的口号、标语成为他们宣传自己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于是谁都喊口号，写标语，口号、标语的泛滥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政治口号和带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外，铺天盖地的是商业广告口号。商业广告口号是19世纪以来现代广告活动成熟化和广告文案写作专门化后的产物，一句成功的广告口号不仅会给商品和企业带来巨大的现实利润，同时也成为商品和企业形象借助口碑流播的一面旗帜，从而鲜明持久地招引受众视线，诱惑人们由消费而生的种种欲望。

商业广告口号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或间接说明商品功能、品质的。如“洗衣用白猫，洗发用法奥”、“世界第一饮料可口可乐”、“味道好极了”、“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迅速止痒，当然不求人”、“杀菌治脚气，请用达克宁”、“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等。第二类是宣传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如IBM的“科学、创新、卓越”，这是企业的整体定位，是企业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太阳神”的广告口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其含义深邃、意境深远，令人回味无穷。中国银行的“选择中国银行，实现心中理想”以实现人生理想、抱负为标的，为受众展现出一个在中行支持下开创美好未来的前景。在激发受众对生活增强信心的同时，也激发了受众对中行的信赖。还有如“真诚到永远”、“四十年沧桑岁月，中华永在我心中”、“全心全意小天鹅”等，都属这一类。第三类是传递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科学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进行正确和合理的消费的。“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健康成就未来”等，口号的内涵丰富，隐含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需求、情感需求、审美需求，它折射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消费观念、道德时尚。

广告口号对社会变迁的反映

广告口号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素材，它随手拈来，对历史没有任何的歪曲、粉饰，是最朴素、最直观的素材，但却真实、准确地记录了人们消费观念、生活观念转变和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

我们将不同时期流行的一些广告口号罗列起来，就能生动地再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步步提高的历史过程。不少市场营销学教材都会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福特汽车公司销售广告口号的演变。1920年以前，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多数商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只要有商品，质量过关、价格便宜，就不愁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有许多商品都是顾客上门求购。企业的精力集中于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来获取利润。这时工业企业界十分流行的口号和观念是“我们会生产什么就卖什么”。此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T型汽车，而且十分畅销，亨利福特这位汽车大王的口号是：“不管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只有一种黑色的。”1950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的需要向多样化发展并且变化频繁，企业的经营哲学从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企业和顾客的位置对调，市场观念发生重大革命，企业一切活动都以顾客需求为中心，企业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作为自己的责任，流行口号变成了“顾客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顾客是上帝”等等。福特汽车公司的口号也变成了“顾客需要什么颜色的汽车，我们就生产什么颜色的汽车”。

不同时期广告口号诉求内容的转变，展示的是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理性和科学的过程。1970年开始，国外许多企业、商家在作广告时不再满足于诉说物品原来设计所要满足的需要，即物品直接的、显性的功能，而且还在努力传递一些现代的生活理念，并竭力触发人们内心的追求和渴盼。这种变化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对于片面追求生产增长而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种发展观提出了反思和批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市场观念、营销观念悄然发生深刻变化，保护长远的社会利益成为公众的价值取向。对企业而言，它的生产既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获取经济效益，又要兼顾和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渐渐的一些新鲜口号，如“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生态生活”等等，流行于全世界，同时，人们注重生活质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尚和新观念成为一种新追求。另一方面，经过广告口号对人们听觉、视觉和心理的反复冲击，也会造就一种虚实相生的流行观念和时尚风气，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消费趋向和生活方式。

同样，在今天，只要我们注意对中外企业各类广告口号和品牌口号的收集，就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时尚潮流的走向和消费热点的转换。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富裕型，“吃得饱，穿得暖”已不成问题，现在想的是“有品味，会享受”，买产品重在买服务。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企业迅速应变，企业的竞争焦点和市场宣传点转向售后服务。一时间，服务开始摆脱原来作为产品的附加和补充地位，走上前台，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和服务相关的口号风行世界。如在IT业，几乎所有著名厂商都不约而同地亮出了自己的服务口号：“金牌服务”、“全程服务”、“零距离服务”、“IBM就是服务”、“软件就是服务”、“分销就是服务”，“24小时昼夜服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保健类补品的广告口号则往往以“健康”为说词，以激发人类本能的生命意识，从而对所广告的产品产生不可抗拒的亲和力。“为健康每一天”、“健康是金，金施尔康”、“健康成就未来”、“新年送什么？送健康！”、“更黑更亮更健康”等，这是人们注重身体和健康，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写照。

广告口号对社会的影响

广告口号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记录着社会的变迁，同时悄然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心理起着作用。广告口号本来是为推销商品与服务而创作出来，但它并不象广告标题那样切实紧密地一一对应，实打实地贴合商品与服务的特点与优势，而是具有更广阔更丰富的容量。它常常要把商品与服务的特点、优势泛化到社会、人生、生活、真理等范畴，并以积极上进、乐观美满、轻松愉悦的生活样式呈现出来。在广告世界里，一条领带就是男人的世界，一个承诺就是一生朋友，一旦拥有就别无所求，一卡在手就能走遍神州；年轻没有失败，知识改变命运，有空间就有可能，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生活原来可以更美的等等。还有一些广告口号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和趣味性。杉杉服饰的“不要太潇洒”、珊拉娜洗面奶的“只要青春不要痘”、双汇火腿的“省优、部优—葛优”等，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并在笑声中悄然改变了世界。从“吸烟有害健康”到“公共场所严禁吸烟”，广告口号由提醒而至劝诫至禁止，这是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鲜明反映，也是对社会心理的变化引导和规范。曹铭宗先生在他的《台湾广告发烧语》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一句为促销而创造出来的广告口号，却可能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之外，再产生升华作用。因为，这句广告口号可以搭上社会脉动，甚至呈现社会意义，被一传再传，最后变成了具有文化意义的广告流行语。”广告口号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广告创意理论告诉我们：一则卓越的广告创意，一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不仅要准确、贴切、生动、巧妙地传递产品的概念和信息，展现产品的独到之处，而且要融入一定的文化背景，要努力理解人的深层次心理，洞察人性；要紧贴时代气息，把握某一阶段社会情感的流向。因此，广告口号的制作，不在于优美文字、华丽辞藻的堆砌，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喊叫，它一方面要把所广告的商品（或服务）将给受众带来的利益告诉他们，以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从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是真、善、美意境和人文关怀的传递，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

参考文献：

1.徐祝林.中华广告文化艺术[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社会变迁；高校，师德；教师；高等教育

师德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教师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教师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做好；凡要求学生不能违反的，自己首先不能违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尊师重教．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冲击越来越强。教师德行也面临严峻挑战，这在高校尤为突出，部分教师的奉献意识、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

一、社会变迁下的高校师德困境及成因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而本文的社会变迁从内涵上分析，是指与高校的教育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结果；从外延上看，主要包括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等。社会变迁给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高校师德建设带来新的困境，如道德约束弱化、道德责任淡漠、道德选择无序、道德评价失范等。

(一)社会变迁下高校师德困境

1．普遍存在育人意识淡薄、敬业精神不足的情况

韩愈有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还进一步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师之所以为师，是因为“有道”且能“传道”。“有道”是指具有儒家所认可的道德品质；“传道”是传授儒家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传授如何做人的道理，即教育学生如何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当代的高校教师同样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既要传授知识技能，更要教学生如何做人。然而，如今不少高校教师消极地应付本职工作，热衷于有偿兼职，整日奔忙于与教学无关的“第二职业”。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认真备课、授课，教法呆板，照本宣科，不关心教学质量，甚至对课堂教学产生厌烦情绪；他们只教书不育人，只满足于课堂教学，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一项对在校高职学生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学生对高校教师的敬业精神感到怀疑。学生们感觉老师很冷漠，对自己的关心不够，平时很难找到老师，与老师单独交谈的机会很少。

2．普遍存在重业务水平、轻师德修养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势必要求教师在提升业务水平的同时，务必把职业道德修养放在重要位置。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如果没有德性，知识越多，造成的罪恶越大。然而，不少高校教师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教书和科研，至于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身心素质培养是学校领导和德育政工干部的事，与己无关。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就是合格的老师。有的教师缺乏师德修养，师表意识淡薄；有的在课堂上衣着不整，出言不逊，甚至随意接听手机．全然不顾教师起码的职业操守；有的把学生当成自己宣泄的牺牲品，在课堂上信口雌黄，任意表露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如此种种，在学生及社会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损害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形象。

(二)社会变迁下高校师德困境的成因

1．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的新形势下，受利益驱动，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在社会上广泛流行，高校师德建设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社会上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高校教师也不免受到诱惑；另一方面，传统师德观又要求高校教师要有先进性，要坚守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爱岗敬业等道德准则，这种矛盾在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年教师身上尤为突出。受自身阅历、经验和心理等因素制约，他们思考和对待问题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片面性，一旦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消极思潮的影响，便很容易急功近利，只关注个人利益，罔顾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于是，他们仅把“教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教育事业缺乏热情和忠诚，不安心工作，得过且过，牢骚满腹，一心一意谋“钱途”；他们不甘于清贫，患得患失，育人意识淡薄，对获取与奉献、竞争与合作、平庸与崇高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2．西方除道德化观念的渗透

“教育中的除道德化现象”是由英国哲学家苏珊·曼德斯提出的。她认为，由于人们怀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而且这些道德与信仰互相冲突且各有其合理性，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这些冲突会自行消失，这是道德教育陷入困境的客观原因。因此。她认为道德教育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当这一观念逐步渗透到正处于社会变迁时期的中国后，在高校教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由此认为，自身道德修养甚至包括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都无关乎学生的成长、成才，或者说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影响甚微。

3．高校片面的教师评价机制的误导

目前，不少高校对教师或多或少地存在重使用、轻培养：重业务能力提高，轻师德修养的现象。各高校通常把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科研成果作为工作考评和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而忽视了对授课效果、学生评价、道德素质等的考核。这种片面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不少教师很难在教学工作中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满足感，也很难把自己的工作与“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们以“教书匠”来调侃自己，以学校的考核评价指标为导航仪，拼工作量、拼科研论文，忽视自身思想道德素质的养成从而逐步消解与背离了师德的标准与责任。

4．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滞后

当前，不少高校的师德建设基本停留在教师的自觉自律上，所以也就无所谓师德制度建设。道德的本质特征在于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但是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不会自发形成。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在未变成主体的道德自觉之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果外在的道德规范不能转化为主体的自我要求。道德规范对行为主体而言就形同虚设。道德规范内化成主体的道德自觉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自为的自律与自在的他律综合作用才能形成。莱布尼茨说：“真正的虔诚．即领悟和美德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传承素质…真正的虔诚在于信念和实际行动。”如何才能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变为教师的自觉自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没能很好解决。综观我国目前的高校师德现状完全地依靠教师的自觉自律来进行师德建设只能是“一厢情愿”。社会变迁带来的多元价值冲突很可能使高校教师在道德认知和道德选择上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偏离教师职业道德。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作支撑，高校师德建设很难取得成效。公务员之家

二、新时期破解高校师德困境的途径

1．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师德教育

传统的师德观念正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有必要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促使他们在师德修养上自觉自省，主动践行教师的职业道德。高校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教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体教师使他们无论面对怎样的社会变迁，都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待自己的职业。同时，高校还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努力营造树师德、铸师魂、正师风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师德水平，提升个体职业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的能力。使他们能用正确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

2．树立以人为本的高校师德建设新理念

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强调教师在师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使教师充分认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这就要求高校要充分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依靠他们。具体来讲，一是要摆正教师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关心教师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引导他们自重、自警、自省、自律，促进他们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尊重和维护教师的正当权利，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三是重视对教师的关心与培养，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教育，激发潜能，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四是建立良性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努力营造有利于教师成长的环境和氛围。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平凡岗位上体会成就与快乐，从而激发动力和斗志，实现人生价值。

3．制定科学的高校师德规范

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地方性师德规范，如《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试行)等。总揽这些规范：一是具体要求过于理想化，不切合实际，容易使教师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二是条文简单粗糙，笼统抽象，标语口号较多，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在制定高校师德规范时，在具体要求方面应要求实，不能再把师德的具体要求人为拔高甚至美化神化，脱离实际，而是要以人为本，达到理想与现实利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遵守师德原则，并付诸行动。同时，制定师德规范要充分发扬民主，与时俱进，体现继承与创新。一方面，师德规范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炼而成的，一些规范日久弥新，为广大教师和社会所认同．如敬业捐道、恬淡守节、修己力行、谦和笃实、甘为人梯、诲人不倦、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等，这些规范应继续坚守．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增添新内容，确立一些新规范，如创新、竞争、合作、效率、公平、正义等。在制定师德规范时，还要着力解决师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如责任缺失、作风败坏、学术作假、借机敛财等。莱布尼茨说：“对惩罚的畏惧和对奖赏的希望使人避恶向善。人们因此便有理由和权力使用这一手段，哪怕人的行为带有必然性，不论这种必然性是怎样一种性质。”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畏惧和希望往往会抑恶扬善。因此，在制定师德规范条文时，应注意设置相应的奖惩条款，通过激励和惩罚的手段，使规范真正落到实处。

4．积极推进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化进程

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主体自觉自愿的内心修养，但也离不开外在的约束。如果没有他律的外在约束与强化，道德主体不会自动生成规范所要求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长期以来，高校师德建设重自律、轻他律，导致广大教师的教学言行自由度过大，道德失范现象比比皆是。总体而言，高校师德制度建设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人手：一是逐步形成一个涵盖教师工作全部内容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客观上为规范教师行为奠定法律基础。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具体实施细则还不够，少数几部也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批评教育和道德评判，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急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示我国教育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二是逐步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国家政策体系。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政策不多。关于道德建设的更是凤毛麟角。三是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要以国家法规及政策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因地因校制宜，抓紧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出台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完善师德评价制度，为师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5．构建师德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3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政变。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最后，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东北移民;行政管理体制;变迁

清代集历代王朝统治经验之大成，在社会控制、民族关系、边疆开拓与治理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其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显著特点，适应了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及人口发展的状况。清代旗民双轨并行制度是在移民不断涌入的前提下逐步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清末州县行省制的确立，又体现了行政体制的发展性与适应性。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强调对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对清代东北地区行政管理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1国内研究现状

1．1建国前的研究状况

建国以前，由于资料等诸多条件不足，对于东北移民及行政管理制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也不乏相关成果的出现，主要侧重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中国学者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依据大量数据资料对奉天、吉林、黑龙江之垦务与移民做了详细分析。除此之外，王成敬在《东北移民问题》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东北移民的原因、移民的路径及移民的经济状况，具有直观性和很强的说服力，为进一步研究清代移民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打下了基础和开拓了空间。这一时期对于东北行政制度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中略有提及，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具体，具有“通史”的特点，主要论著有:罗志渊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1］、程幸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

1．2建国后的研究状况

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翻译影印及地方志、家谱资料的挖掘运用，对于移民及行政体制变迁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高度。一些学者立足于清代移民进而分析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张士尊的《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从盛京移民的角度出发，对清代盛京不同时期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调整与改革做了深入分析。同时张士尊在其著书《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2］中对吉、黑、蒙古地区移民和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也做了详细的分析。范立君对于清代移民与东北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也颇有成效，特别是在研究资料方面，有关满铁的调查统计和论著对于研究东北移民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文章《清代流民与东北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清代流民与东北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终结》，从清廷对汉族流民的态度及管理角度，详细阐述了东北州县的置废变迁。同时论证了清末以来，由于流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使旗民双重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最终导致双重管理体制的终结。在其专著《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3］中将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发展，在充分研究清代东北移民的基础上，对东北双重体制解体的原因加以详细论述。任玉雪的《清代东北行政制度研究》［4］以清代东北的社会流动为切入点，讨论社会流动与地方行政制度的相互作用，是研究东北行政制度的一部力作。这一时期，一些研究成果在史料运用方面，也是成就斐然。台湾学者林士铉的《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之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东北移民实边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考析，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刁书仁的《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5］一文，立足于实录、档案，从清初雍正朝以前八旗一元化体制、清中叶后流民涌入与旗民双重体制并行、清末旗民双重体制向行省制转变三个阶段，对清代吉林行政机构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和变化进行了探讨。在研究方法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社会研究》［6］一书，该书运用了生态环境学、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清代东北人口的社会形成、变迁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清代人口社会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在研究领域方面，一些学者力求拓宽研究领域，着眼于近代化发展趋势及体制发展特点进行研究。赵爱伦的《东北地区行政机构近代化轨迹》论证了八旗军府制度的终结及州县民治体制的确定，促进了东北地区行政机构的一体化;张龙的《论清代以来东北地区行政沿革及其变化》论述了清代以来东北的行政沿革［7］。对于体制发展特点研究，姜守鹏的《清代东北建制的特点》［8］将东北建制分为三个时期，并对每一时期的建制特点进行了分析。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着重于清末新政及官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有高月的《清末东北新政研究》、姜艳的《清末东三省行政设置与社会变迁》［9］、李泽昊的《徐世昌与东北新政研究》等。

2国外研究现状

2．1日本、前苏联学者研究概况

日本学者对我国东北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也突显一定的成就。其中涉及清初驻防管理体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该著作具体记录了黑龙江下游一带的地理、风俗及见闻，客观上反映了吉林将军对该地区的管理［10］。稻叶岩吉的《满洲发达史》一书，重点涉及了清朝封禁政策的演变，为从事东北移民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前苏联学者麦利霍夫著《满洲人在东北》对清代历史做了论述，其中涉及清初一元管理体制三将军设置的问题。而川久保悌郎的《清末吉林省西部的开发》则论述了清末汉人移民对吉林地区开发，为研究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及清末一元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料［11］。

2．2西方学者研究概况

西方学者对于东北移民及行政制度研究，较之日本则稍逊一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移民过程，缺少深入研究与具体探讨，但也有一定的成果。如1928年美国学者WalterY-oung在《东方杂志》第25卷发表的《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就东北移民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3以往研究呈现的特点分析

纵观以往研究，清代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成果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建国前，对于东北移民及行政体制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关专著及期刊论文达近百余篇。其二:在研究内容方面，以往研究注重线索式的挖掘，缺少深度研究。如:清代移民在数量上、规模上对二元管理体制调整的影响及清末东北建省的推动作用，并未做具体研究分析。研究内容偏重于清末行省建制，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移民对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至今也未形成专门的著作。其三:研究范畴方面:以往对于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一方面夹杂于移民史研究著作中，侧重方向为移民。另一方面夹杂于制度史研究领域中，偏重于政治体制探讨。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则少有涉及。

4未来研究展望及拓展方向

4．1研究内容的具体化

随着移民的不断进入关内，相较民属的建立，旗属的职能由清初的统治地位到清末逐渐萎缩。说明随着移民的进入，民属的社会职能逐渐增强，旗属的职能逐渐衰弱，因而人口的变动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要符合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形势，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发展性。人口是行政治理中的基层因素，这一因素的变化对行政机构的设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清代移民的数量、规模、安置的研究是进一步分析清代东北地区行政管理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梳理不同时期旗属及民属机构在数量、范围上的变化，能有效论证二者在职能上主导地位的变化及矛盾的显现，为进一步论证行政管理制度的变迁提供有力的证据。

4．2研究时空的整合化

变迁主要是反映不同时期群体特征的变化，对于以往清代移民与行政管理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主要将时间限定为康雍乾时期或是清末新政时期，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从清入关(1644年)确立三将军驻防体制至清朝灭亡(1912年)行省制确立的整体变迁研究。从空间上，随着清朝移民的不断涌入对行政体制所产生的影响，以往研究成果中，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及盛京地区的研究，吉林地区研究相对较少。总而言之，缺乏对整个东北地区及整个清朝的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与分析。只有时间空间达到一定的深度、广度，才能更明了地展现出变迁的过程及特点。

4．3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在研究方法上，应立足于原始文献等第一手资料，结合东北地方志及档案文献资料，还可以从相关族谱、宗谱中挖掘移民线索或相关旗、民属设立的线索;在研究过程中，加强对史料的挖掘与整合，注意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运用，保证其准确性;重视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整合。清代移民与东北行政管理体制变迁这一研究领域，涉及到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单一的研究方法，做不到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有建立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更深入更广阔的研究。综上所述，对于清代移民及东北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研究，在建国前已有学者略微涉及，20世纪80年代研究进入高峰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及研究意义。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不仅要立足本国的国情，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历史文化特点。因此，对清代东北地区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研究，对于东北地区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与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志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M］．北平:独立出版社，1943．

［2］张世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任玉雪．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3．

［5］刁书仁．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4，(3)．

［6］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论清代以来东北地区行政沿革及其变化［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2)．

［8］姜守鹏．清代东北建制的特点［J］．东北史地，2004，(3)．

［9］姜艳．清末东三省行政设置与社会变迁［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10］［日］间宫林藏．东鞑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研究型教学法；创新；研究能力

更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各级学校的中心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每一年龄阶段，人均会有不同的身心发育特点。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生理上已全面进入青年期，心理上也随之出现很多新的变化。他们善于分析和综合客观事物，能够坚持较长时间的脑力活动，并表现出精力旺盛的特征。所以，大学生可以承担较重的学习任务，学习一些深奥复杂的理论。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学应该以“研究型”为特色[1]。因为，在各种教学模式中，研究型教学模式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适合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2]。

就“研究型教学法”的含义，学者们大抵有两种取向：其一是面向中小学而提出定义，如认为研究型教学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甚至创新教育意蕴的新型教学模式[3]；研究型教学是教师通过指导学生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使学生在独立的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获取新颖的经验和表现具有个性特征的行为，从而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实践活动[4]。这些定义强调了提升学生吸取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研究”仅仅当成一种需要创设的情景来对待。由于中小学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因此，研究型教学法中的“研究”在中小学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对科研的兴趣。

第二种取向是面向大学教育而提出的定义，如大学研究型教学强调教师研究性地教与学生研究性地学的有机融合，主张师生在共同研究中共享研究乐趣和研究成果，促进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造性人格发展的教学思想、方法和模式的综合[5－6]；高校研究性教育的一个模式应该是引用任务型教学理论，通过分配特定的教学任务，锻炼学生做事的能力[7]。所以，在高等学校运用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有较强的研究旨趣，学生有较好的研究精神。下面我们以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为例，阐述研究型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操作化目的，以期抛砖引玉。

一、研究型教学法的操作化设计

根据我们对研究型教学法的理解，我们认为要在教学中执行好这种教学方法，需要从七个方面进行设计，这七个方面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目标。

1．探究路径：科学求证

高等教育中的教学过程本身兼有给予学生知识和带领学生求证的两大任务，后者可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教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因此，在高等学校实施研究型教学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具有较强的怀疑精神，对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结论”要敢于通过科学的方法去求证或者证伪。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师首先要能够向学生提出该领域的前沿问题或者带有学科视角的问题，然后学生才能有效地以教师给出的问题为线索开展科学求证工作，进而推动学生阅读、思考、调查和实验。学生在求证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依据“理论→判断→命题→假设→概念→变量”的逻辑序列展开科学的求证工作，切忌主观臆断。

2．教学诉求：理论探源

研究型教学法与其它教学方法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它的诉求目标锁定在学科的理论渊源和相关理论的发展线索。这种教学诉求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就所学习或所研究的问题寻求理论渊源，在寻求理论渊源的过程中对研究问题所涉及的理论进行逻辑梳理，从而掌握该学科的理论结构体系，并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学生既掌握了理论又明白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结合。

3．发问基础：找真问题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寻找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真问题，并对此发问。寻找真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敏感力、想象力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因为真问题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现实需要，对真问题的寻找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务实精神，戒除假、大、空的不良习气，还可以增强学生的研究能力，推动学科本身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契合，使学科的发展为社会建设服务。

4．教学氛围：师生协同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改变课堂上传统的师生关系，以协同解决某一问题。教师为学生给出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研究思路，要求学生定时完成指定任务；而学生的角色是根据教师的布置，以问题为线索收集并阅读大量课内外材料，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从事实证研究，并最终完成研究计划。因此，课堂上更多的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协同讨论、互相启发、共同解决问题。

5．教学形式：汇报讨论

与传统的教师主讲模式不同，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只花单元课时1／5左右的时间向学生介绍经典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让学生了解可供模仿的范式以及应该避免的问题。进而要求学生分别汇报自己的读书心得、研究计划和研究结果，并由此展开理性讨论。讨论要求言之有据，以理论发展线索为框架，以研究发现为素材，以科研方法为切入点。

6．教学目的：提升研究能力

毫无疑问，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创新才是可以实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型教学法的根本目的还是提升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能力。因此，研究能力的提升是整个教学法的基本意识和导向。

7．成绩评定：重平时表现和最终的研究成果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特别重视学生的平时学习和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通过对学生平时参与讨论的频数、频率和讨论质量，以及研究的规范程度、所递交报告的研究质量，来评定学生课程成绩。

二、研究型教学法的实施

在这里笔者结合自己给研究生开设的“中国社会”课程为例，具体介绍研究型教学应该如何设计、实施，来进一步说明研究型教学法的操作化过程。

1．课程内容的安排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课程内容在安排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社会”是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必修课，学生在研习完这门课程后对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并且能够从中提炼出研究课题然后展开研究。因此，本课程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所体验的社会变迁为核心，并根据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将课程内容分为7个议题：中国农村改革的渊源；中国城市改革的影响；私生活与消费方式；社会变迁中的躯体与生命；信念与信仰；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2．教材的选择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被选入教材的阅读文章具有标志性、经典性和范本性，它要求教师不能仅仅选择一本现成的课本为教材，也要将反映该学科发展的理论经典和主要前沿问题的文章纳入其中。因此，我们精心准备了《中国社会文章选编》（简称《选编》），《选编》从所规定的7个议题出发，进而又将之细分为13个单元：课程导论、土地革命、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农民进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遭遇艾滋、生命价值、关系变动、自然与人、分化两级与消费社会。我们对中外文献进行了精选（中文文献占四分之三，英文文献占四分之一），每个单元3～4篇文章，一共选择了40篇文章。《选编》的第一篇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旨在让学生明白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对这条道路的认识。另外，针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渊源”之“土地革命”这一主题，我们选择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到客观性现实》一文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到与客观性现实［J］.中国乡村研究，2003，(2)：66-95.，该文运用“表达性结构-客观性结构-表达性主体-客观性主体”的研究视野，追索自1921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深刻革命。而就“农村改革”主题，我们选择了罗会林的《“安徽‘大包干’是如何起步的？”》罗会林.安徽‘大包干’是如何起步的［J］.文史精华，1998.57-61一文，这篇文章记述了1978年发生在皖西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大包干”是如何展开的……这些被选文章所起的作用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某领域内的变迁以及变迁逻辑；展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方法成为学生研究时模仿的范本，对学生的研究具有引导性和示范性。

3．时间安排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以开放、独立的精神规划课内时间和学生的课外时间。就课内时间来说计划7个议题在13个单元时间内研习完毕，留3次机动时间；而对于学生的课外时间，以阅读和研究任务来推动，要求学生每周至少要有4～8小时用于课程相关内容的阅读、思考和写汇报，留2周时间让学生从事实际研究。

4．教学准备

与传统众多教学方法只要求教师准备、学生被动倾听不同，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和学生都得积极为教学做准备。就教师来说，教师除认真备好课以外，还要为每位学生准备《选编》一本，并提前一周发给学生。另外，教师还要就每个单元为学生搜寻更多的经典研究论文，供学生课前参考阅读。对学生来讲，学生在课前就得根据《选编》内的《中国社会•课程简介》中规定的上课时间和文章，研习相关内容，运用科学求证精神，探寻理论源头，积极思考所阅读的文章中反映问题的虚幻性、现实性以及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大小，并写出读书笔记和评论，以备课堂讨论。

5．课堂教学

研究型教学法要求在师生协同的教学氛围中，以汇报讨论的形式研习教学内容。课堂上，教师只就教学主题阐述基本背景，如在研习“农民进城”这一单元时，教师只向学生介绍中国农民工进城所发生的时间、规模和大致轨迹，以及学界就农民工的主要研究和相应成果。学生则需要做两个工作：一是从学术视角总结《选编》内的相应文章并进而展示自己可能有的研究计划，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仅在课堂上发表感想；二是指出这一主题的国内外主要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成果之间的关联。所以，研究型教学法的课堂是汇报讨论型的课堂。

6．课后作业

研究型教学法以提升学生和教师的研究能力为导向布置作业。所以我们整个学期只布置一个作业——做一个研究并就此撰写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在学期初由学生根据兴趣选择，即从“中国社会”所规定的13个单元的题目中选择一个，论文的内容包括：研究综述要求涉及到用英文与中文发表的有影响力和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直接引述的英文文献不少于25项，中文文献不少于30项；研究设计要求学生按照研究的基本要求对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进行具体设计，需要遵循“理论→判断→命题→假设→概念→变量”的逻辑序列展开；研究过程需要介绍数据资料的来源和收集过程，以及归纳后的资料；研究结论要求学生依据获得的资料，遵循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推导出研究结论，充分考虑结论的外在和内在效度。讨论则应对本研究获得的可以借鉴的地方和不足之处进行交流，并关照其他著名学者的研究结论，展开学术对话。

7．成绩评定

我们对学生的成绩评定采用课堂与研究报告相结合的办法，课堂是基本线，如果没有过基本线，教师就不考虑研究报告。对研究报告的评定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标准进行。在具体评分的权重上，前者占40%，后者为60%。

史密斯、凡•多文曾经指出，尽管主动的、实践导向的方法有很雄厚的教育学理论基础，但是直到目前它仍然没有很好地改变大学教师传统的教学方法[8]。我们可以预计，尽管研究型教学实施的结果可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能力，但是全方位地被大学教师所接受并采纳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

［参考文献］

［1］李斌.对研究型教学法的一种比较研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67-70.

［2］刘秀伦，等.实施研究型教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J］.教育探索，2007,(3):22-23.

［3］韦宝平.创新教育视角下的研究型教学［J］.江苏高教，2003:(4):85-86.

［4］曹娟.关于高校实施研究性教学的理性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02,(6):111-112.

［5］郑贵华.大学研究型教学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D］湖南师范大学，2005．

［6］周振微.我国大学研究性教学初探［D］.湖南农业大学，2006．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6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1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现阶段对纪录片的研究中，关注点比较分散，大多着眼于表层分析，鲜见深入、系统对纪录片进行考察的文章，而对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中，大多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纪录片的发展，对纪录片发展史进行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但是，以上学者对纪录片方面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实基础，为问题的阐述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切入点。

二、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

1话语理论和话语在国内的运用

在西方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涛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其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即认识论的话语观；其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日话语权。突破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一系列话语的研究中，福柯通过《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著作，不仅对话语做出一般性理论描述，而且对特定领域(如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化的成就)的话语活动作了“考古学”或“谱系学”的历史分析。福柯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话语是权力的关系”。在话语的权力结构或权力关系中，一些话语处在优先的、显著的、合法的或自然的位置上，另一些话语则从边缘的、被压制的地位努力抗争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而表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意识形态一词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意义。某些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制度化为社会的共识，并以中立、自然、理性、科学等名义确立为普遍接受的知识系统，某些话语则被忽略乃至否定为谬误、疯癫或愚昧。

国内对“话语”(discourse)的运用，主要在四个领域：一是语言学领域，有一种话语语言学，其中的“话语”一词，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或者篇章。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故事”、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刘安军认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第三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和思想史等领域。陈晓明于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便以《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主体》为题，陈晓明认为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严锋在《现代话语》一书中使用的话语资源也来自于福柯，他认为福柯没有提出一般的话语理论，强调的是话语实践。第四个领域，也是现在话语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媒介话语的研究。郭路的《对传播话语权的一点思考》(《东南传播》，2005年，10期)中认为现阶段媒介具有权力，这种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权力体现在它拥有传播话语权。并探讨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媒体如何把握手中的传播话语权，承担媒体还公众以知情权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吴晓明的《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倾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中探讨了当代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存在着的话语霸权现象和话语歧视现象。李敬波的《浅谈大众传媒之双刃剑——话语权》(《写作》，2003年，21期)一文中探讨了大众传媒及其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弊端问题。刘晓伟的《媒体的话语统治与传播效益》(《当代传播》，2003年，6期)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社会政治的需求和公众舆论的要求，使它在被赋予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的使命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统治话语”的地位。

2语话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

“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提出，他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通过分析一篇关于生发水(hairtonic)的广告，探讨了解释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当代话语分析的发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美等国家，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话语分析的行列，从而促成了这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众多研究方法和学派。20世纪70年代，在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orCDAI异军突起，其中代表是福勒(Fowler，R.)、克雷斯(Kress，o.)、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14.)和梵·迪克(vanDijk)等。他们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不把话语当作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Foucault，M.)的定义“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福柯，1971)。通过分析话语结构，寻找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Powcr)关系的。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方法，以上四位学者都曾经或正在以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独具魅力的一个分支，称为“批评性新闻分析”(CriticalNewsAnalysis)或“媒体话语分析”(MediaDiscourseAnalysis)。其中梵，迪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尝试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媒体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的著作，如《通讯种族主义：思想和言谈中的种族主义偏见》(1987)、《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新闻分析》(J988)、《种族主义和报纸新闻》(1991)、《精英话语和种族主义》(1993)、《意识形态》(1998)等等。把话语和话语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把基于媒介运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媒介文本研究。费尔克拉夫(1995)在《媒介话语》一书中，把媒介话语分析的方法归纳为：语言和社会语言分析，对话分析，符号分析，批判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社会一认知”模式，文化一类型分析等等。菲斯克(1987，《媒介文化》)在讨论电视文化时，开篇就“电视、话题和术语”作了准备性的阐述。他说，为了理解节目的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的生产，需要理解话语的运作。在媒介研究中，话语一词最简单的含义是语言的组织，语言的扩展使用。当语言扩展到非语词文字的表达时，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话语、照明的话语、镜头剪接的话语等等。然而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取代它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在后一个层面上媒介研究对话语一词的使用涉及到媒介产品的意义表征。媒介产品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总会在某个重要的话题范围内涉及到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并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话语或话语实践的任何思考必须包括三点：它的话题范围、它的社会来源和它对意识形态的作为。

媒介话语分析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1期)主要从理论背景、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宏观上阐述了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大众传媒话语研究的相关问题。潘章仙《多学科、多视角的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对主要的几种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徐赳赳介绍了VanDiik的话语观，马博森评述了Schiffrin&Hamilton关于话语的看法，等等。国内学者不仅对媒介话语分析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而且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媒介话语分析实践。王华的硕士论文《英语报刊杂志经济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以福勒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为理论框架，结合新闻事件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摘自中外出名报刊杂志的一些对于同一经济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刘文英的硕士论文《从批评性语篇分析角度浅析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政府记者招待会个案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7)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三维”方法论对于朱镕基的五次记者招待会分别从文本层面，话语层面和社会文化背景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邱春安《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话语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9期)通过对借用美国会话分析理论对英美国家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新闻访谈节目中，采访者和受访者在新闻访谈特殊的话轮转换规则的制约下构建了特殊的互动模式。孙倚娜运用伯明翰话语分析模式对美国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的话语语料进行了分析。慈祥《电视娱乐节目结构的话语能力初探——兼论<非常6+1>的话语生成机制》(《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4期)将电视娱乐节目视为依照特定程序对语言符号进行编码的文本，依据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方法，从娱乐节目的本体特征进行文本要素一结构性分析，阐释了潜隐在娱乐节目文本之中的形色话语的生产、运作机制和流通、控制过程，等等。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而学者话语分析特别是媒介话语分析的实践更为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参考和方法借鉴，对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帮助。

三、纪录片话语的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上的零星论文。已经开始正面涉及纪录片话语领域。《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柏佑铭，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4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到多元文化的复兴——我国军事纪录片发展模式初探》(黄莉莉，现代传播，2004年，4期)、《亲民倾向——主旋律纪录片的一个选择》(杜军，《中国电视》，2005年，7期)、《警惕DV影像的国家形象误读》(张昌旭，《青年记者》2004年，10期)等论文探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表现，以及纪录片如何更好的构建意识形象问题。《历史影像与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特征》(印少云，《中国电视》，2006年，5期)、《自任以天下之重——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品格》(严芳，《艺苑》，2007年，1期)、《视角更加多元创作更趋自由——浅析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李薇，《山东视听》，2005年，10期)、《边缘纪录——人文思想的影像诠释》(韩燕君，《中国电视》，2005年，10期)等论文论述了纪录片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并探论了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更好地融入纪录片的创作中去的问题。《大众文化语境下纪录片的生存对策——加强对话性》(梁颐，《新闻知识》，2006，2期)、《电视纪录片大众化走向思考》(王秋馥、任慧、许冰，《新闻传播》，2007年，1期)等论文对大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探析。因为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一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纪录片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从宏观上进行了探讨，张红军的《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态势》(《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1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这化，与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及学界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三种主要形态：主旋律纪录片、大众式纪录片及精英纪录片。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这三种主要形态在当今文化的影响下，经历相互间的冲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各自的发展态势。张同道的《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电影艺术》，2000年，3期)认为，90年代的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边缘文化形态。这四种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共同构筑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品质各异，风格多样，矛盾而又丰富，汇成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进行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史料基础，而且一些学者在媒介话语与纪录片话语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更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视角上的借鉴。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最有价值。

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年11月和1928年2月，先后在宁冈和永新进行过农村调查，但是这两个县的调查材料在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损失掉了。而年1月湖南五县的调查材料也由于的牺牲而损失了。1930年5月，说:失掉这些调查材料，特别是衡山、永新的两份材料，“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1930年代前期，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农村调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调查报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所写的《兴国调查》,1933年11月所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最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社会阶级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把农村社会分级划分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无业游民、雇农七种，并且具体指出，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3%。如果对照中国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他们所占农村人口比例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寻乌调查》所说的农村地主富农占人口的7.445%，应该是比较符合社会实际的。它的缺点是关于地主富农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里说的地主富农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农分子和全部地主富农家庭人口两种解释。这个问题，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决，当时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8%,总人口10%，改变了1947年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初阶段所规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村总人口10%的估计。此外，自己说过，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在原有土地关系上，没有分别了解富农、中农和贫农占有的土地状况，是《寻乌调查》的“大缺点”。尽管如此,《寻乌调查》所分析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7.445%的结论，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形成了关于极端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学认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在写成《寻乌调查》的同时，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把这篇文章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等等著名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运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第三，经过社会调查的实际锻炼，初步形成

了一套农村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他称之为“调查技术”，包括要进行讨论式的调查，根据调查需要确定座谈对象，根据主持调查的经验决定座谈会的规模，事先拟订调查提纲并让座谈者知道，要亲自参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上进行过四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对西北农村的调查。从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先后在陕北神府、兴县、米脂、绥德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前后历时一年。本人亲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调查报告就有《贺家村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当时还有大量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杨家沟地主调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联书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调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到1956年1月全国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国农村迅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指导合作化运动，和各级党组织用很大的精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为了批判党内的不同意见，在年9月到12月，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两篇序言和104份批语。1957年，三联书店汇集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党委或部门、个人的农村调查报告、工作报告、报刊新闻报道等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一书。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刘少奇对中央政府32个部、委、直属局工作的调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对中央政府34个财经部门与湖北省、广东省、广州市、武汉市经济工作的调查。这次调查，顺应了新中国政权认识政府行政工作的规范、秩序、规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所表达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员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如何纠正“左”倾错误的调查。在这次农村调查活动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到河北武安，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邓小平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了解基层情况;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也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调查报告就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胡乔木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讨论农村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访问东塘生产队》;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的《关于农村几个问题的调查》;张平化的(关于在浏阳县文家市大江大队作调查的报告》;的《在长葛县和尚公社检查工作向中央写的第一次通讯》;邓子恢的《关于龙岩调查》、《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等等。这次农村调查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意义重大。

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研究日渐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与农村阶级分析法相区别的经济社会史分析流派。它的特点是:

第一，在研究领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为代表的明清经济史，以陈翰笙、费孝通为代表的民国农村经济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三大研究领域(当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较规范和融会的特点。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学术方法，作者就表示:“本书在分析方法上同时得助于农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三大学术传统，即革命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研究，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成果。”杨国祯教授比较了法国年鉴学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点后说:“它们的本质都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学科，关注社会下层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私’经济，挑战当时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叙事模式，其发展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从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也大量使用了1939-1943年期间日本人在华北进行的调查资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乡村社会中当时还不为人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文献，建立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传统。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收集了山东省档案馆的2000多卷档案、上千件农村契约文书和数百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

我感到，目前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

在当代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等。但是，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学术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实现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的有机结合。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分析农村阶级，制定党的政策策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仅仅依靠政治变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运动“对人们私有观念的摧毁，是否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摧毁人们的私有观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没有能够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革命时期的农村社会的政治变革。不过，我们今天在对农村进行经济社会研究的时候，仍然有进行阶层分析的必要。当代农村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的时期占有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身份、地位、主张、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会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科学，更有价值。

第二，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当代农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国性运动、概况的专史性著作，有描写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著作，还有描写某一个别乡村的个案型著作。目前个案型著作比较受到重视。个案研究具有相对典型，相对细致，相对深人的特点，但是个案研究必须尽可能地与宏观形势紧密结合。对一个孤零零的村庄的调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国，完全忽视了与它周围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政策和政治趋势的联系，这个村庄的命运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对当代农村的研究，既有难以收集资料的困难，更有对资料难以鉴别的困难。当代农村同样受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支配，大量材料带有当时政治形势的鲜明色彩，需要我们更加小心地分析鉴别。比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花很大的精力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90万字。这部书收集的资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靠“三次会议一本书”发动起来的。自己也把编辑这本书看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可见对它的重视。但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党内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尖锐地责骂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年7月和10月，特别是10月的尖锐批评，以强大的权力压制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共计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年9月份之前上报的材料91篇，年10月之后上报的材料85篇。试想，在大力反右倾政治气氛中这些各地报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吗?薄一波曾经说过:“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语和材料选择标准中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用史料学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当代农村研究，也是整个当代史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前提。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首先,是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不断的赏赐和诸侯争夺,王畿范围不断缩小,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断下降。而郑、晋、齐、楚、秦等诸侯国的势力却不断上升,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他们越来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缴纳、贡赋、朝聘、会盟的义务。相反,诸侯动辄出兵讨伐周王,召唤周王去盟会。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大宗、小宗之间出现争夺与兼并。如晋国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而夺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鲁国三桓以小宗控制鲁国公室大宗。另外,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异姓卿大夫宗族开始强大起来,也构成了对公室公族的严重威胁,如晋国的韩、赵、魏等大族,齐国的国、高、管、陈氏等。最后,嫡长子继承制开始遭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来自周王的破坏。如周宣王强行立鲁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废嫡立庶。春秋时期,各国废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来,如宋国宋宣公舍嫡长子与夷而立弟穆公;鲁惠公死时违背立嫡原则,由庶子隐公继位。上述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使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逐渐失去效力,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君的权威不断遭到削弱,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现了从上到下的逐级崩解。贵族集团以前那种简单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礼治思潮的兴起——思想资源

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开始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原有权威的丧失,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脱离原有族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统治者不能再把民仅仅当作臣民来保护,而必须要当作人来对待。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就不再表现为强调权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于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贵贱有序、尊卑有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春秋时代,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中重新发现了“礼”。春秋时期“礼”受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人们把“礼”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独立出来,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论述礼的政治功能,以礼治国成为时人的共识。

春秋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即是礼治思潮的兴起,“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数人的普遍认同,人们把礼上升到治国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国北宫文子言:“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国语·晋语四》曹负羁对曹伯言“礼以纪政,国之常也。”

与曹负羁的话相类似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所言:“夫名以治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杨伯峻注:“体为‘体用’之体,意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师服认为礼是政治统治的核心。与这种认识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周内史过言:“礼,国之干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太叔所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子贡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左传》中有大量的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人们把礼视为认识上的是非准则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人们往往根据各级贵族外在的礼仪、礼容判断其修养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兴衰。《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这里仲孙湫即根据鲁国仍行周礼的情况判断其国势未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齐国庄子聘鲁时,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便劝僖公结好齐国,因为“国子为政,齐犹有礼。”

《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即根据两国君的礼容对两君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判断:“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年间,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对晋文公行锡命礼,内史兴即根据晋文公在行礼过程中能严格按锡命礼的规定行事,告诉周襄王:“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国语》、《左传》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是否有礼及行礼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各国兴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时期礼无所不在,在王权衰落,权威丧失,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里,礼成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突破礼的周旋揖让的形式来认识礼的政治功能和本体意义。《左传》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全无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昭公“善于礼。”大夫女叔齐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政权落入三桓手中,昭公无能为力;人民投到三家门下,不为公室效劳,昭公不知自己面临危难,却还利用与大国结盟去凌辱小国。昭公分不清“礼之本末”,“屑屑焉习仪以亟”是舍本求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这里把礼提升到自然的秩序与规律的高度,并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这一点可参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在于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划分与行为的规范。

三、仁学思想——具体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政治家们在理论上重视礼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导致礼治思潮的兴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礼并没能建立和稳定起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恰恰是历史上社会运作最无秩序的时期之一,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个尚利尚力,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政治家们企图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致命弱点,就算它是一套适应新的形势的新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仅靠外在的制度规范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设。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无序。孔子的时代宗法等级制的崩毁已经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鲁国也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对于现实社会中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无序现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社会恢复到往日的安宁秩序。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级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礼不越位,在这一点上他与春秋时的政治家的认识并无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独立个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的事实,也看到了单纯的外在规范的不足之处。他试图为礼的外在规范找到一个人们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使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的自觉认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点在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行“三年之丧”礼制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基于血缘的亲子之爱的情感需要,把礼的基础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从而对这种礼制的遵循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孔子这种对礼的改造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更重视礼的精神实质,礼的情感基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对礼的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而只具有礼的外在的仪节形式,礼的生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这样的礼也是不能长久施行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为政》)如果人们没有对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没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人们自然不会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在继承西周时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时期礼的思想基础上,孔子创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论范畴,把“仁”作为“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础,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道德建设来实现对礼的自觉认同。“仁”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理想而成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学说是针对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意识觉醒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及其广泛的哲学概念。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为,都可以说是“爱人”,都可以归之于“仁”。孔子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把社会成员当做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自己的臣民当作毫无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样去保护。这就要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会成员当成平等独立的个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时就会以一种恭敬、虔诚、庄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是漠视人民的权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讲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子罕》)。

对统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给民以实际的好处,要轻徭、薄赋、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统治者要行仁就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统治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这首先要从“亲亲”中去培养这种感情。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近指与自己最贴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来理解我与一般人的关系。把自己爱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爱人”达到仁。孔子的仁首先从血缘家族内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极限。只有这样以血缘的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积极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孔子不仅仅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而独立出来的个人。更强调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普通成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外在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准则并大量论述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这成为孔子“仁”的主要内容。孔子是“仁”、“礼”并举的,他看到了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不可偏废,但他却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对礼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当时大多数政治家都忽略掉的东西,也就需要他详细的加以说明了。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这是孔子对“仁”的又一个基本的规定。“仁”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称,是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达到的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在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意识。既然“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应努力去追求达到的东西,这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从外在权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类的意识的内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人本身。孔子通过“仁”的概念释礼为仁,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为原有的缰死的制度规定性的礼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子为社会中的个人规定了许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庄重、谦逊,宽即宽厚、宽容,信即诚实、诚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别人。孔子把这几方面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并多次加以强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还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除了继续强调为人谦逊诚信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敬、忠。敬是指一种临事庄重、认真的态度,忠是指忠诚、忠实。孔子强调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要不念旧恶“犯而不较”(《论语·泰伯》)。为人要讲诚信,孔子针对不讲诚信的社会现实曾经感慨地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除此以外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讷也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道德品质。刚是刚强,毅是果决、坚毅,木是质朴,讷是不轻易言语,这也是人们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好学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质还包括“直”、“智”、“义”、“勇”、“和”以及“温”、“良”、“俭”、“让”等内容。

那么怎么样才能具有和保持这些品德呢?孔子认为能否具有这些品德,关键在于个人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程度。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个人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加强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修养的意义,主张多闻和多见。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只有不断学习,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他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即广泛地占有知识,提高自我觉醒,坚定志向,对不懂的事情切实向人请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进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体现在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学文、学诗、学理、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树立其行仁的自觉。

孔子重视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来培植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按所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事,以此维护等级制的“礼”,恢复往日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否认孔子所要维护的礼已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后的礼。但它毕竟还是等级制的礼。孔子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自觉认同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孔子却由此开创了先秦伦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无一位思想家提出过全面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也没有人对如何培植道德进行过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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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J].孔子研究,1990.1:23-32.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安东尼·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针对性局限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社会变迁论文范文篇10

一、从科举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台湾的龚鹏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书中《文学化社会的形成》一章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崇拜”的概念，认为唐代存在一种对文学的全社会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进士科举，以至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文学有一种近乎着魔的崇拜，从皇帝到普通百姓，从读书人到官员，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参与了起来［1］。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科举———进士考试———影响了文学，倒不如说是文学崇拜影响了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名目以及考试内容来看，文学崇拜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然，科举考试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唐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来看，很多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关的。如《唐摭言》，几乎就都是记录唐代科举的事，又《唐语林》、《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中都记录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事。一些文学作品，如传奇小说也是以进士科举为题材，至于科举诗则更不待言。从文体发展的情况来看，律赋的形成就不能不说与唐代的科举有关了，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对唐代律赋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考证。这些都是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明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很明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一种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应在文学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为科举的出现，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科举文学①。所谓文学，《新编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记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散文等。”［2］从科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科举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还有在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大量省试诗、试策、律赋，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述下来的、反应客观现实的艺术。由此，我们就找到了对唐代科举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科举文学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唐代科举对唐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那么，单从诗歌或者小说的角度、从制度本身来观照科举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刘海峰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3］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科举的研究，研究者们已经做过很多艰难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刘海峰在上文说的那样:“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唐诗及唐宋传奇、唐宋的韵图、唐宋律赋、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的相互关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虽然如此，我以为，既然能够提出科举文学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能从科举文学的角度对这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而不是把视角只限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唐代科举文学，本身就是构成唐代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唐代的科举文学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文学研究”原本的任务。

二、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

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来看，现在对科举文学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是在小说与诗歌，如郑晓霞的《唐代科举诗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诗研究》，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是从落第诗的角度进行研究①。近年来，学界对唐代的省试诗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4］，但都还在诗歌的范围。从小说角度出发的则应该是程国赋先生的《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的有关章节和王汝涛的《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的有关章节。而从文学的角度对唐代科举中的赋及赠序等的研究则极少见。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笔者以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科举诗、唐代与科举有关的笔记小说、唐传奇、科举赋、还有与科举有关的各种赠序等。似乎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唐代科举虽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沿用，而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对于隋代科举的具体情况，杜佑的《通典》、《隋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提到过，《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说:“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才干二科举人。……炀帝始建进士科。”［5］《隋书》卷第三云:“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6］其实隋代的科举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云“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7］，虽隋代已经有明经进士之科目，但隋的科举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明确。按诸书所说唐承隋制，大概其内容也差不多，只是后来唐代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改变，如秀才一科最终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经本与进士一样，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变为进士倍受重视，而明经则出现了“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故事［8］。唐代科举其实一开始与文学并未有多大的关系，《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能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第。”足见科举与文学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选举志》又说:“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试。”［9］至此，科举与文学才算正式发生了关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别録上》的按语中说:“按进士试杂文，先用赋，后增以诗，皆在玄宗时。”［10］那么至迟在玄宗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谈到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到唐诗与举的关系，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1］关于唐诗与科举关系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到现代也还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进士试诗赋时唐诗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科举对唐诗并无促进作用，相反还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①。笔者认为唐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能只看到科举跟诗歌的关系，而应该全面地考察。文学并不就只是诗歌，虽然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学样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进一步积极作用的，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12］确实，如果光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与之有关的只有省试诗，而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学产生的一些新内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应该改变那种只把重心放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上的现象。当然，唐代诗歌作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体，受关注程度高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对科举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应当只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诗歌或笔记小说的范围内，而应该把视野拓展到科举文学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对科举文学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举文学的演变

唐代科举文学是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相应地贯穿整个唐朝。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初盛唐时的科举制度尚处于制度建立的阶段，这时虽然也有许多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但总的来说，反映在科举文学上，有关的作品不是很多。就科举诗来说，这一时期的科举诗也是相对较少的，现存的初盛唐的诗歌也是以应制诗为多，这一时期，科举诗创作得较多的应该算是岺参、王维等人，而其风格也是具有明显的盛唐诗歌的风格。《全唐文》中有关科举的文章也大都是对科举制度本身的讨论，对及第和落第的心情的描述的文章相对少了许多，初盛唐可以算是科举文学的产生阶段。时至中唐，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定型，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渐次提高，大多数文学家都是由科举走上仕途，如柳宗元、韩愈、欧阳詹、刘禹锡、张籍、孟郊等，也已经渐次形成了龚鹏程所说的“文学崇拜”，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大约可以分成大历时跟大历后两个时段。作为从盛唐连接中唐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历时期的科举文学也呈现出与盛唐和大历后不同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科举文学的创作者在诗歌方面主要以刘长卿、卢纶、李端为主，在笔记小说中也出现了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历后至宝历前，可以看作是科举文学在中唐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科举文学的数量较前期又有较大的发展，科举诗的内容与风格都跟初盛唐有较大的差别，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科举及第或落第相关的专用的词语、意象。笔记小说中与科举有关的内容大大增多，基本上涉及到科举的各个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在文人的赠序中出现了大量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章，比如柳宗元、韩愈的文集中都有很多这样的赠序。到了晚唐，时势跟社会现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科举在制度上也再没有其它大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即使有小的改变也是局部的完善，不影响整个科举制度的实施。从中唐开始，关于寒畯与子弟之争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更加明显，而贵族子弟的大量登第也让许多的寒畯失去了登第的机会，入仕的途径也越来越窄。大唐声威的不再，也让文人参加科举的初衷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只是为了自己的文名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为了挤进统治阶级的上层，而“甘露之变”又使在朝为官的人如履薄冰。虽然这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晚唐，只要善于钻营，通过科举考试者，可以在短短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就做到平章事的位置，这无疑也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并出现了以社会的不齿来达到登第的目的的情况，如“芳林十哲”，如卢延让的“猫儿狗子”、李昌符的婢仆诗等。晚唐的科举文学呈现出与前三期都不同的态势，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色是科举诗较前三期在数量上更多，更善于描写登第的开怀与落第的痛苦，只要是有诗留下的诗人，几乎都有科举诗存在。其内容不仅仅只述说登第、落第的感觉，还有对有司不公的抨击、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同时在意象上也丰富了许多。如对落第的表现，就有三献玉、桂玉无门、独怀羞、天意难明、丹桂未入手、破琴孤剑、梯媒等，大大地丰富了晚唐科举诗的反映内容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