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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23:24:55

治理论文

治理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但财务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而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而财务管理是一种运行机制，二者构成了公司财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财务治理是对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战略理论的整合，财务战略是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联结的纽带。财务控制偏重价值管理，财务治理则偏重利益调整，财务治理是广义公司财务制度的一部分。本文就财务治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财务治理界定

关于公司财务治理(Corporatefinancialgovernance)，国内各学者的观点不一，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伍中信(2001)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同时还指出，企业财务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利益冲突。杨淑娥(2002)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衣龙新(2002)认为，财务治理涵义可概括为：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林钟高(2003)则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于财务治理的定义并无很大分歧，都认为财务治理是以财权合理配置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不同在于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界定不同。笔者认为，只要涉及到财权的配置，均可归属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之中，但是财务治理是否仅仅局限于一种“制度安排”。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企业内部的合理配置，并在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财务约束、财务评价等机制以达到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行为和规范。

二、财务治理与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一)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治理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和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务治理结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公司治理的灵魂。财务治理总体上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必然要遵循、借鉴公司治理理论。应该说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是最为直接的、重要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出现是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前提，没有公司治理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而财务治理理论的不断充实、发展也必将促进公司治理理论的不断拓展、完善。如果用财务治理涵盖公司治理，则夸大了财务治理的范围和作用，限制了公司治理的范畴。公司治理除包含财务治理内容外，还包括人事、经营等方面的治理。应当说财务治理本质上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和根本体现形式，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治理效果也最终要落实到财务利益上加以体现。如果用公司治理定义、替代财务治理，则更为偏颇，局限了财务治理内涵和外延，除从属于一般公司治理共性外，财务治理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可见，财务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联系：一是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基础，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发展和深化。二是公司治理的模式决定财务治理的模式，财务治理的模式反作用于公司治理的模式。三是公司治理的目标影响财务治理的目标。四是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都根源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五是从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角度来看，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都随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其内容也逐渐由只发生在公司内部所有者、经营者以及相关权利机构之间的狭义的活动扩展到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六是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管理方式，更应该是一种动态的管理活动，因而不能将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仅仅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更应该从治理活动的动态含义来理解。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区别主要有：一是制衡的着眼点不同。二是激励的侧重点不同。三是约束制度的侧重点不同。四是机制涉及主体不同。五是保障实施主体不同。六是财务治理

比公司治理更为深化。

(二)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财务管理是基于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财务治理主要是对财务资源和财权的安排机制，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财权的战略联盟，提高企业财务运作效率及公司治理效率。由此可见，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构成了公司财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联系表现在：一是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公司财务系统，都是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二是两者对公司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处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贯性。如财务治理对公司财务战略的拟定，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服务与发展方向；财务管理对公司财务的全面调控，决定了财务管理中财务控制的力度和手段；财务治理对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决定了财务管理中具体财务制度的基调。三是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如果说财务治理是从财务角度对企业内外部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所做的协调和配置，那么财务管理就是这种协调和配置的应用。四是财务治理、财务管理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状况的优劣直接影响财务管理，进而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而财务管理和公司绩效又受到财务治理的根本性制约。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主要区别为：一是从公司运营角度看，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财务治理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公司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也就决定了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财务治理主要从宏观上对财务管理中所产生的财务关系进行指导、监督、控制和制衡，保证管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一种制衡机制；财务管理则是在财务治理框架下，具体进行财务运作和经营活动，基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一种运行机制。二是财务治理从制度性层面规定了公司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而公司财务管理则着重研究在这样的框架下如何通过科学的财务决策实现具体的财务目标，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征。三是财务管理着重于对财务主体的财务行为控制，表现为上层财务主体对下层财务主体的财务行为的一种单向规制活动。财务管理的效率性主要体现为公司财务成本总额的减少，即公司净资产值的增加；财务治理则着重于财务主体的财务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财务权力运作方式的优化，表现为财务主体之间财务行为的双边或多边相互协调与控制活动。财务治理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公司各层级财务主体的财务权力总成本的降低。四是财务管理是从定量角度论证企业价值，探讨企业财富是如何产生的，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而财务治理则是从定性方面研究企业价值，确保这种财富创造能够合乎各方利益要求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三)财务治理与财务战略财务战略是战略理论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应用与延伸，财务战略的本质既反映其“战略”的共性，又揭示着其“财务”的个性。财务治理包括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包括财务战略，财务治理是对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战略理论的整合，财务战略是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联结的纽带。财务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是公司治理中一项牵涉面甚广的工作，财务管理部门乃至财务总管或财务副总经理往往是组织而非完全独立地承担企业的财务管理任务，这就需要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从制度上保证企业最高决策层有效行使最终决策权，同时其他部门也能按制度积极配合，共同实现财务战略。任何大类意义上的财务活动，事实上都同时包含着战略与非战略的成分，其差异只是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不同而已，因此财务战略在财务管理中，进而在财务治理中的突出作用不可小视。

治理论文范文篇2

集团公司组织开展的“三违”治理活动，意义重大。在和“三违”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早期做法是“反三违”，把“三违”人员单一地摆在对立面上，导致对立甚至是抵触情绪；其后的做法是“抓三违”，把少数“三违”人员摆在打击的位置上，导致求情开脱者不断。现在，集团公司一改以往反、抓被动做法，提出对“三违”行为要进行治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做法。所谓治理，即要全员、全方位地参与，注重过程，消除、抑制、融化违反规章制度的人和事，甚至是思想意识。它体现了集团公司对安全工作的一种概念性升华，更体现了集团公司抓好安全的决心。

在“三违”治理活动中，要注意避免或克服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要去掉浮夸成份，敢动真格的。首先，思想上要动真。我们往往注重搞运动，并且爱掀高潮。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内在规律，有高潮，就必有低潮。而对我们煤矿而言，由于工作条件、职工素质等多重因素影响，决定了“三违”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不可能靠一次运动就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根治“三违”，务必克服短期行为思想。其次，行动上要动真。对一些工作，我们的经验做法是“齐抓共管”，党政工团齐上。但事实上却往往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不动手”，使一些活动流于形式。就如读《选集》，外国人读的是“神”，学的是方法，而中国人读的是文字，仅仅停留于“知道”的表象。所以，要使“三违”治理活动取得成果，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开展工作。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向职工讲清“三违”对自身、对家庭、对他人以及对企业的危害；讲明治理的意义，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职工的灵魂受到感染并有所触动，从而自觉自愿接受规章制度的约束，做到遵章作业安全生产。第三，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制度的执行、惩治“三违”人员上动真。对违规人员，一定要严格给予惩处，以体现制定的严肃性、惩戒性。“戒”字是刀下加围栏，越雷池半步必然会受到“刀”刑。维护“戒”之尊严，“刀”不可无，更不可钝。所谓清规戒律就有其威严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是此理也。健全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奖罚、规范的执行、法理的震慑可以使人在心理上自觉抵制“三违”倾向。

二是在教育上要体现效果。开展“三违”治理，宣传教育必不可少，但方式方法一定要有针对性才能提高效果。在攻打伊拉克时，美国大兵抓萨达姆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你不是不认识他吗，好，我制作扑克牌通缉令，每人发一副，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美国兵在休息娱乐之间就强化了对“敌人”的记忆，把萨达姆的形象深深植于脑海之中，从而利于抓获。所以，治理“三违”，首先要让职工知道到底何为“三违”，怎么做才不算违章。实事求是地说，多数人对“三违”的认识仅仅是概念性的，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工种来定性“三违”，确实较难，从而使其失去警惕性，甚至违章之后也不知情。所以，要提高教育效果，很有必要用最筒单的文字、最容易识别的符号来对“三违”进行标识，从而使职工既方便、又容易地记住“三违”行为，从而增强自律。

治理论文范文篇3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阶级斗争的政治,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原因,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危机日益尖锐化起来,欧洲整个大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斗争形势逼近,使自觉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一边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方面来,以研究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其本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为主要使命,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就是直接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而创作的。然而,从他们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看,始终是把人类社会当做历史的整体的。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个大家所熟知的关于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定义,就明确地肯定了他们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承认人类社会形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几个时代。资产资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又是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第32―33页)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总原则,来撰写伟大的《资本论》的。

尽管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有关原始社会的论述。但是,在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尚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轻易作出结论,宁愿等待事实的到来,也不愿作出任何武断的猜想,像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9](第186页)然而,“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9](第193页)。只有当他们确信,摩尔根科学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之后,他们才明确宣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有文字以来的全部文明史的内容。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同时,又确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的暂时性,这就等于历史的逻辑上告诉人们,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政治,只能是“社会政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论战中谈到了“非政治国家”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非政治国家”、“半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就是彻底消灭国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社会”之后,必然有一个“社会政治”的到来。完全的“社会政治”的到来,是以全面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彻底消灭阶级统治及其遗留为基本前提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其社会历史条件的。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内蕴不仅包括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包括实现社会政治的历史条件。社会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高度社会化。阶级社会的政治是高度国家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高度社会化。当然,实现完全社会政治,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旧制度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遗留,还将长期影响着人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文化教育和科技水平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提高,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这样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困难、长期。邓小平在总结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水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政治”的境地,但开始了走向“社会政治”的新的历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不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不可能同列宁、曾经反复指出过的那种“旧政治”划清界线,就不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不可能在实践中严格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与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不认识到实现“社会政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历史过程,那就要在政治上犯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的急性病,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社会政治”的独特历史阶段。

三、什么是“社会政治”?

“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政治观的基础上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总体上说,“社会政治”就是指阶级后社会的政治,是剥削阶级国家政治的对立物,是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的。它要求将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逐步回到社会之中;在使社会的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利益关系调控机制的程序化、科学化和公众化。一句话,“社会政治”即社会化的政治。原来意义上的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手段,要进历史博物馆。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们自觉地养成了共同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纪律和公共道德规范。对极少数违规者,社会实行“强制”措施,已不是现代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性的权威机关虽仍然必要存在,但同国家强力机关比照,从内容到形式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它是人类更为高级的新型政治制度文明。尽管人类达到这种政治生活境地的历史发展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应该被看成是实行新型的“社会政治”的起点,哪怕是最初的起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该属于这种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白地指出,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权力,是一种消灭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过渡性政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旧式国家制度。

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联用,所表达的含义在现有的各种辞典中难于找到一种现成的答案。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观”,从其本质意义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广义角度上讲,是阶级后社会的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观点,不仅同资产阶级政治观相对立,而且同狭义上的阶级政治观也有重大的区别。因为,“社会主义”在其原始本意上就排斥了阶级、剥削、阶级私利等一类东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的时候,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兄弟般的、大家平等的社会。2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社会政治”,实质是经过政治的革命变革,消灭了社会关系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后的政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必然要消亡,代之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所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束语中,借用摩尔根的一段话,表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政治生活设想。[7](第178―179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同孔德、斯宾塞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不同,前者是旨在研究从阶级转向无阶级条件下,消灭阶级的历史过程中和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特点就是政治通过社会关系直接表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把阶级社会作为一般社会,即研究抽象性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而使阶级的政治关系抽象化、表象化。政治社会学理论在19世纪欧洲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与政治在形式上出现分离的情况下,提出强调分析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行的社会条件,认识各种政治现象所必然依存的社会关系,从而扩大了观察政治的视野,对传统政治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他们是打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的旗号来研究阶级政治问题的,从而导致他们抹杀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用所谓“一般的社会关系”冲淡和掩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从而使19世纪西方政治社会学思潮在方法论上具有虚伪性,在政治上具有保守性。20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政治社会学说,虽然从社会实证方面对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研究有了一定的推进,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素描与分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直接影响到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的意义上讲,它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显然起着消极被动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不能把我们论及的关于“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视同于西方政治社会学。如果我们不对其从立场、观点、方法上作原则的区分,那就很容易使两种政治观点相混淆。因此,在研究到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政治观时,一定要注意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区别。

四、“社会政治”的历史实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看,他们强调了对政治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必然集中地通过阶级关系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体现在国家政权最终归宿于谁的问题上,服务于谁。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关系,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恩格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马克思的这一根本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于是,雇佣劳动制成为了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基本经济形式,“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6](第744―745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石。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仅是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的政治而言的,而且还适用于无阶级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后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必然要逐步回归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就考虑过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几点:

第一,“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6](第55页)。因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6](第55―56页)“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第58页)因此,“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第58―59页)这就是工人阶级所独创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府。第二,马克思以现实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指出,巴黎公社所体现的这些根本原则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在驳斥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种种攻击的言论时非常清楚的告诫人们:“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6](第60页)这就是说,巴黎公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要求与愿望的人民权力,并不能单凭革命的热情与愿望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更高于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公社所体现的那些基本的原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创造过程,需要对环境和人的改造过程才能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对待巴黎公社原则的远大而求真务实的历史眼光,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所忽视。那些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或者资产阶级一时得势时而产生动摇的人们,认真地读读马克思128年前讲明了的这些话吧。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为什么应该采取实际的步骤来逐步实现向社会政治的高级阶段过渡,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由于实现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转变时期,由于在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必须经历保持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6](第341页)。无产阶级决不是要简单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按照新的“社会政治”的原则,对之实行彻底改造,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政治的桥梁。所谓工人阶级统治,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实行的是社会治理,即“人民管理”。3至于什么是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语),这当然是一个需要靠后人的实践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在《国家与革命》第5章中,详细地探讨了由政治社会向社会政治转变的基本理论原理。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宗旨是捍卫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保卫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如何正确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在一个早晨消灭国家,而是通过“社会国家”和“走向社会政治”,实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基本思想缺乏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因而长期在政治策略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五、结论:坚持“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这就是说,“社会政治”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相统一的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一方面,是实现阶级政治向非阶级政治的逐步过渡;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政治过程。所谓“社会化的政治过程”,即由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处理同全体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从思想到制度,做到真正使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有效地置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监督之下,经由量的积累到质变过程,最后回归社会之中。这一社会化政治过程,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如果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和进行有效积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也同样是逐步地建设和自觉的积累过程,而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发展“社会政治”的方向,进行新政治生活的建设与积累,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成的必须自然历史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一新型社会政治的发展历程,称之为“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道路。只有坚持不断走向社会政治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提出走向社会政治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制定出一整套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邓小平和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

注释:

1卢梭最初写作《社会契约论》,后将书名改为《论政治社会》,再改为《社会契约论》。现在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副标题:“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在《日内瓦手稿》本曾作过多次修改,初是《论国家的体制》,后改为《论政治的形成》,再改为《论共和国的形成》,最后在正本中定为《政治权利原理》(参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6页译注)。他在正文中称:“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见《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9页)。

2据查,在圣西门逝世后的第七年,即1832年2月13日,《地球》杂志发表了名叫乔西安尔(圣西门的信徒)的一篇论文,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文为socialisme)这个新词汇;次年,在英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出现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发表了《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3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但是,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了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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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俄]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治理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正如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所言：“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报器；它使用有效、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1]依据这个公共关系的权威性定义，可以得出公共关系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或职能。由此，政府公共关系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2]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公共危机主要是指那些突然发生，对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威胁和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要求政府和公众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应对的公共事件或紧急状态。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公共性。在《辞海》中，“公共”即共同，指社会的共同领域或共同利益。现代社会处于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之中，虽然某一危机事件不一定普遍存在，但是随着其传播而引起的社会关注，极有可能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也就是说，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2003年的“非典”先是在国外发生，后来很快在我国的广州、北京等地传播开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公共危机事件。二是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问题和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所以其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现快速蔓延之势，而且事件大多演变迅速，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三是扩散性。在目前全球化和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3]四是危害性和威胁性。公共危机事件高度危险，极有可能使构成社会体制的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要素和机能达到崩溃的程度，并且由于危机往往具有连带效应，同时会引发次生事故和问题，导致更大的损失和危机。五是危机的双重效果。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是机会和转机。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认为“一项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危机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所以对公共危机事件需要辩证的认识。[4]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治理被认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5]所以公共危机治理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监测、预控、决策和处理，避免和减少危机，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和公民关系和谐，维护政府形象的过程。具体来说，公共危机的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虽然公共危机的核心治理主体仍然是国家，但是公民、企业、第三部门等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会都无法单独承担起应对风险的重任”，[6]所以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或国家，同样会使公共危机的治理失效。同时公共危机的紧迫性和威胁性也要求人人参与、全面动员。二是公共危机治理的责任性。由于公共危机的公共性，人人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都要承担起危机治理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及其公务员，由于其承担一定的职务而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透明性。它主要是指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相关危机信息的公开性。宋朝苏轼曾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将会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面。四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要及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人、财、物等危害和损失。五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回应性。就是针对危机中公民的要求和问题要及时作出回应，根据公众的要求及时进行解决。

二、政府公共关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

政府要顺利搞好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

首先，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当今世界，大多数政府虽然在推行政令时，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却更重视建立在没有强制力和自愿基础之上的双向沟通，来确保政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满意。政府公共关系是来掌握、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正如Cutlip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公共关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目的：[7]（1）把政府的活动告知人民；（2）确保人民能积极参与政府活动，以及遵守相关法规；（3）争取人民对于现行政策与方案的支持。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只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吸引公众积极参与，才能有效成功的得以执行，而公众的参与又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在危机情境下，发挥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真实、准确、及时地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仅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率的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府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政府公共关系的信息获取职能，是公共危机中进行正确决策的基础。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曾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Tellyourown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all”（提供全部情况）。显然这三方面都与准确的信息获取密切相关。在危机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能否及时获取信息以及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将成为对危机是否进行正确处理的关键。作为现代民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之一的政府公共关系，其重要一方面就是获取信息，为政府及时有效的进行决策服务。正如杰里·A·亨德里克斯所说：“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中心的任务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公众提供信息，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建立信息咨询部回答问讯和控制谣言的传播”。[8]

第三，政府公共关系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缓和矛盾，顺利处理危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不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9]就目前来看，在危机情况下，政府有时面临着信任危机，一方面在于政府没有及时将政府政策、措施、工作情况等政务信息传达给公众，并给予正确的解释和说明，使公众了解政府正在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公众自身可以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信息，另一方面在于政府与自己的公众缺乏有效的公共关系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缺乏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可以运用各种公共关系手段，有计划地协调与公众的关系，了解公众的需求，了解公众的意愿。这样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冲突，优化政府形象。所以在非典肆虐之时有人呼吁：“政府，要给民众更多信心；民众要给政府更多信任”。

第四，政府公共关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SARS危机到现在禽流感的肆虐，充分说明了公共危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在此情况下，单靠一国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帮助，共同来控制和消除危机。在SARS流行之初，由于政府公关败笔，没有及时公开信息，缺乏后继保障措施，导致SARS大面积扩散，使中国政府的形象不但在国际上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给国内公众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恐慌，在北京和深圳甚至出现了抢购风；国际上，多个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华尔街日报》甚至提出了“隔离中国”的呼声。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国际公关活动，与国外的组织和相关国家及其公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可以赢得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赏，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中国政府的威望，而且可以借助国际上处理相关危机的经验、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应对危机。

三、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在支持公共危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对于建立透明、高效政府，提升公众民主参与危机的治理能力，塑造政府在国内的良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相应的公关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还较少，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专门政府危机公关机构的缺失。自从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以来，许多省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机构都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关系职能：（1）办公厅（室）。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它同时也肩负着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2）政府部门的调研机构。作为政府收集情报，提供咨询的专项职能部门，它也负责向政府决策层提供公共危机中的公众意见和建议。（3）信访机构。作为接待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或解决问题的部门，在危机情境下，也负责把人们对公共危机处理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意见，提供给相关部门来使问题得以及时的处理。（4）举报中心。在危机情况下，举报中心也成为反馈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5）外事机构。它是政府处理境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国际往来以及港、澳、台事务。（6）政府应急处理中心。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机构，同时也是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来展现政府的良好形象。但是由于在机构设置上过于分散，缺乏专门进行公共危机公关的机构，这样使具有公共关系性质的工作分散在办公厅（室）、调研宣传、对外联络、交际接待、信访对外联络、新闻、外事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已设置了公共关系岗位或公共关系秘书，也难以承担起统筹规划公共关系的任务。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责任不清，影响公共关系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10]如果在危机情况下，各个部门由于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势必给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更大的难题。

二是政府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政府公共关系作为危机顺利解决的软手段，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功能。具有公共关系意识和理念的人，会在工作、生活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形象。但是，我国有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则在危机时刻一方面不注重对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面对媒体是，要么是一种不耐烦甚至厌恶之情，要么是由于公关技巧的缺乏，不能正确有效的口头表达自己对危机事件的处理策略、方式或方法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危机情境中不能对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由于公众对存在的危机状况和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不仅加深危机的影响和扩散，更容易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产生不信任。所以，必须把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渗透到政府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用意识指导行动，才能取得危机治理的胜利。

三是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低下。“治国之道，首在治人”，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的展开，主要取决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只有在一个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完全良好的公共关系团队领导之下，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并不十分理想。首先，政府危机公关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我国现有的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真正具有政府公共关系知识的并不多，对有关危机问题了解的就更加不足，绝大多数都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员及某些管理科学知识为政府公共关系的知识框架，以致于在从事中国公共关系活动中往往只能局限于搞思想教育等原则性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开展具体化危机事件处理。其次，从能力方面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能力素质也比较低，突出表现在创造力和社交能力不强，老成持重者居多。第三，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年龄结构偏高、偏老，使得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工作的手段、形式、方法等都趋于老成保守。总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的多，女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不懂专业知识的多，懂业务知识的少；性格内向的多，外向的少，等等。[11]

四是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公共沟通渠道不畅。“在危机管理中，沟通是最重要的工具。如果身陷危机情境的人，与它有牵连的人和管理危机情境的人之间没有沟通的话，就无法评估危机及其影响”。[12]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和官智民愚思想影响着政府公共关系人员，使其不愿与公众和媒体交流，而公民由于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这种公众冷漠是对政府公共关系活动极其消极的态度。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目的是使公众对危机的处理感到满意，而公众对政府公关行为的冷漠使政府的公关活动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行为，由于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必然导致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低效率。另外，由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能力有限，不能自如地把握传播过程，对危机中公众的情况和愿望不了解，就可能选择错误的沟通渠道，达不到沟通交流的应有效果。最后，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公众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政府现有的公关渠道不能为他们所用。比如说电子政务的运用，虽然其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及时。但是我国大多数身在农村的农民是没有能力和条件接触和运用电脑的。有的地方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怎么让他们利用互联网来了解国家的相关信息呢？所以政府公共关系人员应该考虑到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相异之处，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别提供相应的沟通交流方式。

五是政府国际公关能力的不足。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是指一国政府为了在世界上塑造良好形象而对本国以外的国家及其公众进行的公共关系活动。随着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各个国家政府都努力在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国际公共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危机的全球性和严重威胁性，必须利用国际力量联合治理，但是由于国际公共关系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在非典之时国际上提出隔离中国，甚至取消中国女足世界杯举办权。这主要是危机出现时由于政府对外新闻不及时，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当一国公共危机问题出现后，由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会强烈要求了解事实及其与自身的关系，如果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手段的政府新闻不及时，势必造成国际上对该国的误解。所以政府必须在出现危机时，采用完善的新闻制度，来塑造该国政府在国际上的美誉度。

四、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策略选择

针对政府公共关系对危机治理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在以下方面努力和尝试，以提高危机治理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中心来处理公共危机。政府公共关系机构处于领导层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层与非管理层之间，在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对内可以通过信息，充当参谋，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政府信息，协调关系。由于我国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和部门众多，所以在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时，难免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为更好的应对和处理危机，我国也应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来统一设置各级政府公共危机公关机构。在设立公关机构之前，对现有的公关职能，公关工作的作充分的调查。然后，再根据政府部门的层次，将公共职能进行重新分配：在国务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公关机构，并配置公关专家；省级政府可在办公厅内设独立的公关机构；市县级政府可在办公室（秘书处）设立专门机构或配置专职公关人员（秘书）；而在乡镇一级只需设立公关岗位即可。[10]一个精干、高效的公共关系机构为政府创造的无形价值远远大于政府为此投资所化费的成本，只有建立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公共危机公关组织体系，才能为公共危机的治理提供准确的信息，加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其公民的信任与合作，并使其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把危机治理的网络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公民。

其次，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公共关系意识代表着一种开明的经营管理观念，是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公共关系自觉化的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衙门作风、官僚主义现象普遍存在，认为政府管理就是把人民当作管理、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可依赖的、服务的对象，所以这种治民的行政思想成为有效展开政府公共关系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也有的政府领导认为，只要政府政绩提高，政府必然得到公众的好评。虽然良好的政绩是政府良好公共关系的基础，但有了良好的政绩，还必须通过政府公关人员和部门告知公众，不然有人会认为政府的政绩是在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能对政府行为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所以要把真正有能力、有魄力、懂管理的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来使政府的决策确实使公众满意，用良好的政绩来赢得民心，树立威信。另外，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意识，公共关系工作不仅是政府专职部门的任务，它渗透在各个具体职能中，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具有公关意识，在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公众证明政府的工作思路，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更多的信任和理解。“公众是否理解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进而作为具体的载体去完成这些选择，都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理解程度”。[13]所以提高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关意识，是获取公民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合理的公关人员，提高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我国政府公关人员由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存在不合理，首先要让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女同志从事公共关系工作，因为他们不但精力充沛，沟通能力强，而且女同志感情更为细腻，在危机中与公众能更加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公关工作的顺利展开。针对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进行，具体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学来全面系统地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也可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或自我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另外在实践活动中加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第四，实现媒体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公关效率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渠道。“开展任何公关活动，都要研究公众，掌握充分的、明确的、相应的事实做基础……对每一信息都要完成传播——反馈两个环节的过程。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断，或者是任何一项信息的沟通过程不完善，就会造成整个信息链的中断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14]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借助于双向流通渠道，来展开公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媒体而言，它既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引导者，又是公众情绪的路标。政府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如何发挥媒体的独特功能，正确引导舆论，使媒体能够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并达到合理互动，共同促进危机的治理，这些都需要双方借助于公关中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政府公共关系结构要准确及时的向媒体公布危机有关的信息，媒体间争抢信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抢的信息不是由政府的，而是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这样对政府与媒体及公众的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利。如果政府公共机构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给媒体作详细的说明，媒体可以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对政策的合理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恐怖大亨拉登突然在电视上献身，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一时间美国选民对此议论纷纷甚至喘喘不安。面对这一事件，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对危机的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共和党和的竞选总部都在第一时间内发表谈话，希望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共和党发言人称，这说明恐怖分子仍企图向美国发起进攻，可见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非常正确，非常必要；而则说，布什内阁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仍没有抓到拉登，因此必须改变战略，换调白宫主人。不论双方如何攻击对方，但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危机事件的应对都比较得当，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出来正常投票，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作出的应有回应的一部分。一些报纸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15]所以及时公布信息，搞好媒体公关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渠道。正如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所言：“平时和媒体搞好关系，危机时能够动员的资源就会更多”。

最后，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实现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当一个人确认人类能力无限、权力无限时，他是愚昧的，当他真切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权力有限时，他开始聪明了”。[16]正因为一国人、财、物的有限性，在全球化形势下，公共危机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和治理。但是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国外公众无法从中国媒体和政府方面得到及时报道，就只能通过本国媒体了解事态的发展，但大多国外媒体，故意扩大和缩小危机，必然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正如钱其堔所言：“现在是信息社会，任何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增强了……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17]所以，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新闻发言人制度，让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代表中国信息，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信任。一个高水平的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国外媒体时应作如下准备：一是要认真研究我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以符合国外大众心理习惯的语言进行说明；二是能参与危机处理，熟习情况，了解媒体专业特性，对提问有预见性；三是博闻强记，不容易被问倒或出现常识性错误。[15]所以政府利用公共关系网络使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及时、客观、准确地了解公共危机发生、发展的相关信息，不仅是危机管理者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国外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重要条件。

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软环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管理职能，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以期更快、更好的治理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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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utlip,ScottM.&Broom,GlenM.&Center,AllenH.2000,EffectivePublicRelations(8thed),NewJersey: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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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文光.中国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2,（2）.

[12][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0.

[13]徐伟新主编.国家和政府的危机管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14]裴春秀.公共关系与形象策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5]阎爱华.危机处理中的政府公关（2）.2005-04-20.

治理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英国社会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人们普遍相信，对待政治学真正科学的或哲学的态度，和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之上。”这句话给我们这样一种思考法治，尤其是中国法治的维度：我们既不能停留在技术这一层面，也不能完全局限于现实社会这一视域，而是应当把它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并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历史领域。只有这样理解和把握的法治，才不会仅是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和技巧，而是具有普适性的精神和原则。因此，研究西方的法治理念及其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大有裨益。

西方法治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的“尚法”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这一观念逐渐成为了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它包涵着“法律地位至高无上”“法治高于人治”“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众多思想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法治才具备了“处事方法”和“治国方略”的意义。那么，法治的理念在西方是如何产生？它又是怎样随时代演进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要从古希腊说起。

一、古希腊，从“尚法”到“良法之治”

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开始进入城邦时代。城邦的诞生不仅为法律开辟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希腊人崇尚法律观念、维护法律权威的观念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念就诞生在这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之中。

如斯巴达的法律制度，由其政治制度的创建者来库古以“神谕”的形式传达，因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斯巴达人也由此养成了极强的守法观念，他们自愿服从来库古法律的约束，极少违反，他们将对法律的遵从看成是一种“美德”。

在希腊的另一个著名的城邦雅典，最初并无成文法，仅有习惯法，雅典的平民极力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来限制贵族的特权，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成文法应运而生。经过政府和民众的长期努力，雅典开始进入法律“统治”的时期。自此，法治的意识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形成，他们关注法律的权威，强调执政民众对法律的服从，并萌发了要用法律来建构政治秩序的愿望。

古希腊明确把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而提出来的思想家是柏拉图，不过他的思想也经历了较大转变。最初他并不主张法治，在治国理论上，他的标准是正义和知识。在他看来，法律只是一种规则，但它本身不是正义和知识，因而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因此他提出：理想的国家必须由德才兼备的哲学家来统治，而不是由法律来统治，“治理国家的最佳的方法不是给予法律最高的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以最高的权威。”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方略实现的根本条件，是世上要存在像他描绘的美德和智慧俱全的人，对此黑格尔说“一说到地球上的人，那么他(柏拉图)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这样一个理想完全是虚幻的”。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较早为我们揭示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并批出了建构法治的基本方略，为我们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一幅法治国家和社会的蓝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是法治的关键，而良法是法治的基石，这是法治的两大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为法治的发展确立了崇高的奋斗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法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二、古罗马，从崇尚理性到关注权利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最终被罗马人征服，但是，罗马人并没有因为军事征服希腊而同样征服希腊人的思想文化，相反，他们却被淹没在希腊的思想文化之中。在法治思想领域，罗马人也成了希腊法治思想的后继者和传播者。

在继承和发展古希腊法治思想的思想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一方面，他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确证法治的必然和正当；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自己的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来阐述法治建构中若干现实问题。这样一来，西塞罗在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上，视角和视域要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宽广的多。

西塞罗把理性看做神赋予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认为，在没有国家和成文法律的时候，自然法就已存在，成为了人类正确行为的准则，以它的理性力量指示和禁止着人们行为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理性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律只不过是成文的理性而已。在他看来，国家是各民族或市民以正义为基础、以法律为纽带自愿建立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在这个公民的“集合体”中，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协作互助的“伙伴关系”。这表明，国家是由法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由、平等的实体；国家的职能在于实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并为众人谋取利益。

在西塞罗之后，罗马共和国为庞大的罗马帝国所取代，帝国的大权都集于皇帝一身，皇帝的意志不许违抗。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威被皇帝自身的权威所掩盖，但法治的某些思想或观念并没有因为共和国的法治被破坏而彻底摧毁，还是继续残存在帝国之中。一些开明的皇帝不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的一根权杖，而把它看成治国的有力凭据。特别是在东罗马帝国取代西罗马帝国之后，帝国的皇帝们更加认识到，要实现帝国的辉煌，只有两样法宝，一是武力，二是法律。这样，法治的观念便一直得以延续。《查士丁尼法典》的出现，对推行法治起了重要作用。

三、从古代到近代，由神性回归理性

从总体上说，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一个法治思想主宰的时代，那么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则是一个神治思想垄断的时代。日尔曼人并未表现出罗马人当年的谦逊和宽容，他们的野蛮入侵以及对原有文明的掠夺和践踏使得繁荣一时的罗马法治文明湮没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但这些征服者却对罗马人留下的基督教及其教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宽容和情有独钟，基督教成了西欧惟一“合法”的精神信条。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都共同寄生在神治的思想之下。基督教将法律上升为终极意义上的神的理性，宣称人和法都是整个神圣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基督教神学的精神强制，在使欧洲人屈从于神意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思想自由的憧憬。而当时各种政治权力的对抗又使人们处在一个相对松散的政治控制之下。这种统治状态无疑为自由思想的成长提供了温床，在这“自由的胚胎”里逐渐酝酿成一场场表达人们政治理想的复古主义运动，从而哺育和催生了近代法治主义的萌芽。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随着罗马法的集成《国法大全》在意大利的发现，以及城市再一次崛起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学习和研究罗马法的运动。由此最终引出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高举人文主义大旗的文艺复兴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的权威遭到重创，人类开始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马克思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文艺复兴也奠定了近代法治思想人本主义的基调。通过这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思想文化主流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认转化，人的地位上升，人的价值凸现。这一变化影响着欧洲人对政治体制和治国方略的新的思索，从而导致了以神为本的法治理念衰微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的萌生。

到17世纪，英国的哈林顿是最早明确提出法治主张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法治主张是在经验的、历史的事实中来论证，这也使得他成为架起古典理性主义与近性主义法治思想的桥梁的人。在哈林顿之后，崇尚法治、尊崇理性和良法逐渐成为西方法治思想的主流。



四、法治：自由与民主

对于近代法治思想的形成来说，文艺复兴运动仅仅为其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精神条件，而启蒙运动则是近代法治思想体系形成的直接力量源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在众多的法治思想家中，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其中的代表人物。

孟德斯鸠以自由主义作为立论的基础，把自由确立为法治的实质，而把法治看成自由诞生的基本的政治结构。不过在他看来，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为自由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法治国家如何能够保证自由，正如他指出的“人类的理性所以伟大崇高，在于能够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法律上的自由”是他确立的自由的和法治的基本原则。

当自由主义的法治学说经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的阐释而确立下来的时候，以卢梭为首的民主主义者的法治学说也正在兴起。卢梭既是一个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理论试图把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建构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创设一种理想的模式。同孟德斯鸠一样，卢梭也崇尚自由，他认为，自由需要平等，这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义上的。而由于社会制度而导致的政治制度上的人和人的不平等，正是人们失去自由而倍受奴役的根源。所以卢梭认为建立法治，树立法律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威，才是彻底杜绝专制、使人们不再受奴役，从而最终实现人类自由的有效途径。

五、总结

康德说：“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这一方面，西方的法学家和思想者们从很早开始就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摸索。在这两千多年的探索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自由”“平等”“理性”等理念一直贯穿其中，这些思想并非只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时期存在，它们都是具有普适性和历时性的原则和理念。这些标识着人类文明最高理想的词汇也正是我辈法学学子们要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对于法治的理想，我国起步较晚，但这绝不应成为我们停留于当前水平的借口，相反，我们应大量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成果来不断丰富、发展我们的理论体系。发掘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我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5］汪太贤：《西方法治主义的源与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治理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主权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

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治理论文范文篇7

一、城市交通噪声污染的分类

（一）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污染已成为各国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据测定，汽车在行驶中的噪声为80～90，在城市快速道路上高速行驶的车流噪声接近100。

道路交通噪声计算，要根据交通量、平均行车速度、重车百分比、道路坡度和道路路面材料等因素得到一个基本的噪声计算值，然后计算由于传播、反射、吸收和屏障等影响所产生的修正，最终得到交通噪声评价值。现在还用一种叫机动车噪声污染分析处理系统的。该系统包括系统机动车噪声源强分析模块、路段噪声分析模块、交叉口噪声分析模块、环境噪声预测模块、环境噪声评价模块。其功能是:根据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提供的交通信息数据，分别处理路段两侧和交叉口周围的噪声强度等级，综合背景值，做出噪声预测。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做出换环境污染指标（噪声污染指数）。将处理结果进行储存和更新。

（二）城市轨道交通噪声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日益增多，目前的交通状况已不能满足要求，发展轨道交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轨道交通由于其运量大速度快、乘坐舒适、安全、稳定、占地少及空气污染小等诸多优点，在城市交通建设中独占鳌头。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主要有地铁，地面包括有轨电车、高架轻轨、城市铁路等形式。城市轨道车辆由于运行在城市中，其运行速度较低，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鸣笛、且新的钢轨一般用焊接长钢轨，所以城市中的轨道交通噪声主要是以下四种：轮轨滚动噪声、牵引电机噪声、齿轮转动噪声及空压机噪声。地铁交通除列车运行噪声外，还有风亭及冷却塔噪声。高架轻轨噪声除轮轨噪声、车体辐射噪声、动车组牵引电机噪声外，还有桥梁结构噪声，与地面轨道交通相比，其噪声辐射面大，影响范围广。

（三）城市公路交通噪声

城市中对外公路交通噪声是指汽车在公路上行驶时所产生的噪声，交通噪声在现代生活中是很普遍的、最难避免的噪声源，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交通噪声污染的防治越来越受到道路设计者和使用者的重视。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时，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碰撞、汽车自身零部件的运转（如发动机、排气管等）以及偶发的驾驶员行为（如鸣笛、刹车等）都是产生噪声的原因。交通噪声是宽频带的，即含所有可听范围频带的能量。交通噪声分析应考虑车辆产生最大噪声的交通条件，和最干扰公路两侧居民的交通条件，通常选用昼高峰和夜高峰两个时段来分析交通噪声的影响。

二、城市交通噪声防治措施

城市交通噪声的防治措施针对交通噪声的声源、传播及受声点3个关键环节，有多种措施可降低交通噪声对受声点的影响，在此我们称之为降噪措施。

（一）针对声源的降噪措施

选用低噪声路面。一般来说，汽车行驶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比行驶在水泥混凝土路面噪声要低1～3。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对低噪声路面的试验研究，外露集料表面的低噪声水泥混凝土路面的降噪特性可与传统的沥青路面相媲美，而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降噪效果更为明显，可降噪2～8。因此，使用低噪声路面可有效的降低公路交通噪声污染。运用交通管制措施禁止鸣笛，某时段内禁止大型车辆在敏感路段通行，调整交通信号使交通流顺畅因而车辆不需经常停顿等交通管制手段对城市道路的降噪效果较为明显，也易于采用，但这些措施不宜于野外公路，以免明显降低车辆速度和道路使用的方便性而影响野外公路的使用。

（二）针对噪声传播途径的降噪措施

在公路与受声点之间设置声屏障。声屏障是一个降低公路噪声的重要设施，也是道路设计者经常采用的降噪措施，对距公路200范围内的受声点有非常好的降噪效果。声屏障是一个明显干涉声波传播的阻挡物或部分阻挡物，它可以阻挡声的传播而形成一个声影区，其降噪效果随声程路程差的增大而增加。声屏障的形状和材料种类多种多样，可以用土、砖、混凝土、木材、金属和其它材料来构筑，修建声屏障除考虑其降噪作用外，还要注意其经济实用，并与其所处环境相协调做到视觉满意。

（三）针对噪声受声点的降噪措施

在公路受声点之间种植绿化林带。有关资料表明，非常稠密的树林(在声源与受声点之间没有清楚的视线)，且树林高度高过视线4.5以上时，树林深入30可降噪5，如树林深入60可降噪10，树林的最大降噪值是10。种植林带除具有降噪作用外，还兼有绿化美化环境的功能，但会大幅度提高公路用地范围，当公路经过荒山丘陵地区时，该方法较为实用，由于我国耕地紧张，所以当公路途经耕地时，该措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增大公路与受声点之间的距离。在公路选线时，应充分考虑公路交通噪声污染问题，尤其对《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中规定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中2类标准的学校教室、医院病房、疗养院住房和特殊宾馆等噪声敏感点，应先估算其噪声声级，如通过设置声屏障无法解决噪声污染问题，就需考虑调整线位，增大线位与敏感点之间的距离，降低敏感点的噪声声级。

（四）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噪声

城市轨道交通的噪声防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主要应从声源降噪和传播途径降噪两方面考虑，特殊情况下对受声点加以防护。噪声防治应从降低噪声源开始，尽可能降低列车动力系统噪声。首先从车辆构造设计上加强防振、吸声措施，采用阻尼车轮及盘式制动，车辆踏面整修和车辆两侧架设防声裙等。其次，在轨道及桥梁结构上采取减振降噪措施，如用超长无缝钢轨代替标准钢轨，以减少车轮对钢轨的撞击引起的噪声和振动，可降噪23；在承台上设置弹性聚合物砂浆垫层和配有弹性扣件的整体道床，以利吸收振动波，该整体道床与普通整体道床相比可减振降噪10；定期打磨钢轨，增加钢轨的平顺度，降低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冲击、不均匀磨耗引起的轮轨振动与噪声，可降噪35。

三、解决方案

以上我们了解了几种城市交通噪声，虽然各自都有解决的方案，综合来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对噪声严重超标的车辆应限期治理，车辆的年检应增加噪声检测项目。严格执行国家《汽车报废标准》，对达不到要求的车辆，该报废的必须报废，不得延用，加快旧车淘汰；

2.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环境噪声污染的控制管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合理布置临街建筑物，可采用设置吸声墙面、隔声门、窗，实行立体绿化，或使临街建筑物为商店、楼亭等，尽可能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4.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要对交通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提出严格要求，明确规定城市规划部门在确定建设布局时应当根据国家噪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屏障设计规范，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的防噪声距离。与此同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应当设置声屏障或采取其他有效的控制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5.增加城市绿化面积，降低空气污染度为使城市居民远离交通噪声，要致力于在道路两侧修建斜坡，加宽沿街住宅的缓冲绿化带，并利用有限地带开发立体绿化，增加植被面积，充分发挥绿色植物在降噪和净化空气污染物中的作用。

治理论文范文篇8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

治理论文范文篇9

一、统治

（一）统治的起源

统治一般是指用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的。国家产生了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权，对国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诞生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我们也无法谈起统治。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起源这个角度来分析统治的起源。

首先，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追溯统治的起源。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中，自然法是由每个人行使的，人人都是自己的裁判者。因此，自然状态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然而，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便是混乱无序的根源。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一部明文规定的法律作为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又缺少一个公共的裁判者和公共权力来保证裁决得以执行。于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更好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便相互订立契约，自愿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把它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按照全体成员或他们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当人们这样做了之后，国家就成立了。“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就在于此。”[1]国家的产生，是统治形成的前提，而政府则是统治的具体执行者，他是充当公共的裁判者的角色，拥有社会全体成员所让出的那一部分公共权力。

其次，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追溯统治的起源。它的主要特点是，它是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2]因此，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阶级斗争是各阶级利益的争夺，最终的胜利者便成为了统治者，失败的一方沦为被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统治是如何产生的。

（二）统治理论自身的困境

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依据统治理论作为基础的传统统治管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市场失灵是指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3]市场在公共产品的提供、限制垄断、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4]因此，单纯的依靠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此时西方经济学家推崇的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市场失灵最有效的方法。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被认为是西方统治理论发展的顶峰。但是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时也有一些内在的局限，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会出现失灵。7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及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采取了放松管制、私有化等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效，而此时治理理论正在兴起，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念。

二、治理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在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报告中，“治理”一词首次出现；世界银行1992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在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应用，由此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并使得一大批学者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使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然而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现实的状况，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西方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是“最好的政府，用市场机制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式提供最大的公共服务”。因为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失灵之处，即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产品、约束极端个人主义、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因此，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公共资源得不到保障，人民开始抱怨政府的无能。另一方面，政府调节也有失灵之处，即政府依靠国家计划、命令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二）治理含义的界定

由于治理概念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治理理论。然而，关于治理含义的界定，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种治理理论都很难给治理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首先，詹姆斯·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5]罗西瑙将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并不是简单定为政府。同时，将治理定义为一个潜在的规则，是恒定不变，人们自觉的遵守治理这个潜在的规则，它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实行下去，这将减少政府的权力，由一个“强政府”向“强社会”转变，符合当前构建“有限政府”的理念。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全球合作伙伴》中将治理定义非常宽泛，把集体和个人行为的层面、政治决策的纵面模式都包罗在内，据此，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的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市民、市场等等。学者格里·斯托克提出了五种关于治理的理解：第一，治理是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系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指行为网络的自主自治；第五，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6]这是比较充分的理解治理的内涵。

其次，我国学者对治理的含义的也有着自己的观点。治理理论从更高层面上强调了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主张用治理代替统治，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的双“失效”，认为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7]俞可平给治理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求，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他将治理理解为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但同时也指出治理需要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治理理解为由多个中心（国家、公民、市场、社会）组成，遵循公正、公平、效率的原则，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对公共事务以及一些私人事务中需要公共部门解决的那一部分进行管理的过程。好的治理意味着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和公民的合作管理，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的过程。政府不可能在以简单的强制性行为来表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治理是一种民主性的过程，使公民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三、治理与统治的比较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管理的主体不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公民、一些民间的或非政府组织，而统治的主体则必定是政府。第二，管理的形式不同。治理是政府、公民以及一些民间组织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进行管理，而统治是政府运用政治权威的方式进行管理。对政府制定的政策，被统治者只能被动的接受。第三，管理的范围不同。依据当前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的范围可以是无国界的，由于治理的主体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而统治的主体是政府。因此，统治就有了领土和主权作为限制。第四，管理的原则不同。治理以自愿为主，兼有强制，但是主要还是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而统治则以强制为主，政府通过依据法律、法规来管理。

通过治理与统治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治理的优点，首先，在一定范围内，治理理论发挥弥补政府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促进社会法治的建设、市场有着自身的缺陷，无法解决垄断、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政府也有缺陷，政府无法解决“寻租”行为、低行为等问题。面对市场失灵和国家的失效，人们想通过运用治理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必须要拥有一个健全的法治来解决这类问题。其次，治理理论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公民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为政府决策的合理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宣传民主政治思想，建立健全民主制度。

综上所述，治理与统治的比较，治理完全可以取代统治在国家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成为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和政治家的流行口号。

治理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公共治理制度安排

一、研究理路

对村庄政治的研究是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在中国乡村被嵌入民主化机制以后，特别是随着以村民自治为契机的“村政再造”的兴起，村庄精英在村庄政治和乡村治理视野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现，而从精英层面来研究现代村庄政治和乡土社会也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学界盛行，且著述颇丰。例如，王铭铭对村庄非正式权威进行了一般性考察与阐述（王铭铭，1997）；樊平则对体制内精英——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党支部书记）与代表自下而上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村主任）——进行了“两分”，并认为处理好二者的互动关系对农村发展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樊平，1997）；仝志辉、贺雪峰对村庄开展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与四种理想村庄的分类（仝志辉、贺雪峰，2002）；金太军试图融合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对村庄治理进行了“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金太军，2002）；吴毅则从农村村干部“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的角色分析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了再研究（吴毅，2002）；张正河则通过对新疆和甘肃部分农牧民的访问调查，研究了村官、民间组织、宗族势力、经济能人等村庄精英产生的竞争和互补效应及其对村庄决策权的影响（张正和，2004），等等，这些均为我们从精英视角解读村庄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村庄精英的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到底是怎样的？村庄公共治理的效能与现状又如何呢？我国乃典型的“非均质国家”，南北东西地域形态、经济水平各异，因而我们的研究不得不打上地域特性的烙印.。我们试图通过对湘南G县近30个村庄的调查基础上并以沙村为研究模型所得出的地域性结论来阐释和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研究的理论进路如是：

（1）博弈参与者均被预设为理性的经济人，且在博弈过程中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前提，在稀缺性的村庄资源和有限的组织利益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经常性的非合作博弈困局。因此，本文基于非合作博弈条件下对局中人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村庄政治场域不良运行状态开展实证性解构与理论性探究，希冀寻求普适性的村庄公共治理路径。

（2）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把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生理状态称为“亚健康”的说法，把村庄权力运行或村庄治理介于规范有序与失范无序之间的状态称为“亚健康”或“亚瘫痪”状态。我们把由合作博弈所形成“共谋”式的非正常状态谓之为“亚健康”，把由非合作博弈所形成的非正常状态谓之为“亚瘫痪”。而合作博弈条件下，村庄政治一般处于良性和均衡状态，非良性与非均衡的“亚健康”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实，村庄政治的所谓良性均衡的“健康”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类型，“亚健康”亦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故借用“亚瘫痪”一词更能体现当下转型中国多数村庄的治理状况。

（3）“亚瘫痪”状态的形成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和村庄精英互动博弈及现实选择面向紧密相关，乡镇政权的干预、普通村民的民主意向是对村庄精英的行动方向和战略组合产生影响的两大驱动性因素。由于国家权威并未完全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它仍然具有对农村的超经济控制力和政治渗透力，因而村庄政治完全意义上的“瘫痪”状态也是具有韦伯意义的“理想类型”，现实中更多村庄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

（4）村庄精英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农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它的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博弈结构的“麻雀解剖”，可以透视出村庄权力的运行全景。本文在融合仝志辉、贺雪峰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与金太军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三重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及治理精英系统内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分析框架，以村庄“亚瘫痪”状态为突破口径，以期对村庄权力运行实态进行全面考察。

（5）在对“亚瘫痪”状态进行病因诊断与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村庄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一次基于地域性结论的初步探讨。

二、精英分化与权力格局

村庄精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贺雪峰，2003：159）。仝志辉、贺雪峰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治理精英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村痞地霸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个人魅力，德高望重、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治理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网络，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外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日趋明朗和农村传统文化网络日渐衰落，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村级治理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效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庄精英互动博弈过程中协商、默契与利益互惠的达成。

1、角色冲突与村官的两难：治理精英的艰难生存境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体制瓦解后)，村庄中有一定动员能力，并且与乡（镇）干部有一定关系的村民被任命为村干部，干部的去向完全由上级乡镇政权决定，不少农村地区就广泛流传着的“村干部乡里定”的说法。上级单一授权的来源方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上层的忠诚网络，治理精英成为国家利益在村庄中的人。在封闭状态的村庄共同体中，治理精英凭借组织性权威在完成国家政务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扮演起村庄“监护人”角色，从而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依赖的对象并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拥护。治理精英因为权力运作不但获得了应有的工资报酬，而且获取了尊重等无形资产回报。出于对村庄权力和利益的独占心理，即将退位的治理精英在干部更替时，也会充分利用职位优势和乡（镇）干部的人际网络，尽可能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属或心腹接位，进行一场权力交接的家族拉力赛，印证了农村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1980年代，村庄治理精英度过了一个“外无干扰、内无抵制”的黄金时期。

然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行的是层层压力型体制，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实行“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的财税政策，使乡（镇）对农村资源抽取性质的政务不断加强，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乡村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乡镇政权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抽取和来自乡镇的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达标活动，使治理精英无暇应付，“一年就是要钱、要粮、要命，简直成了乡政府的走狗”①。同时，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村庄公共设施建设难以启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治理精英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似乎“黔驴技穷”，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心理需要，加之村庄原有“意识形态”禁锢的解除和可利用资源的增加使村民对治理精英的依赖进一步削弱，治理精英的“监护人”角色在村民心目中暗然失色。1998年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全面实行，治理精英的产生方式由原来任命制为主转换为政府主导的村委会选举和任命两种，乡镇与村的关系逐步由领导转向为指导，使治理精英的合法性基础和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至“下”的转变，乡镇已经不能任意决定村委会干部的任免与去留，即使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来自村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村民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与压力体制下不断扩张的乡镇政权使治理精英在利益分配行动中产生逻辑冲突：治理精英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积极，与村民的冲突可能就越大；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消极，就有可能失去自上而下的组织支持，影响自身角色生存。而在这种缺失治理资源和权威的村治环境中村庄治理精英一方面要政府执行税费征徼、计划生育等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村民利益进行村务建设、为村民提供庇护，其结果是“对上负责困难，对下负责不足”、“上有压力，下有阻力”，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精英处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乡镇政府与农民夹缝之中求生存的结构性两难，“人”角色和“监护人”角色相互冲突，使治理精英陷入“两头受气”甚至“费力不讨好”的困局之中。

2、经济分化与宗族资源：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

非治理精英在村庄的崛起与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紧密关联。进入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村庄中一批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通过勤劳和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中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大批经济能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源与村民形成雇佣关系，而对部分村民形成支配关系，在乡村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不但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村庄公共事务尽力获得村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村庄中具有一言九鼎之威的经济精英。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推进，打破了传统村庄共同体的封闭状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因素不断渗入村庄，村庄内围绕利益分配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人伦格局相互碰撞导致了村庄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旧的权力运行规则打破了，新的规则尚未完善，村庄权力出现暂时真空。从管理学角度讲，在一定的人群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正式权力在基层出现真空状态，就会有别的权力形式来填补。村庄权力的断裂与空白，为非治理精英的生存与发挥影响提供了空间。伴随着宗族势力的兴起，一大批宗族精英脱颖而出并“虎视”村庄权力。随着国家权威控制在村域的渐行渐远，农村“黑金”势力、宗教组织也乘虚而入、死灰复燃并抢占村庄资源，希冀在村庄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垄断村庄政治资源。

非治理精英的异军突起形成了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多元精英竞争的权力格局。在经过民主制度的洗礼与民主选举的训练后，非治理精英逐渐熟悉掌握和学会运用民主技巧和政治策略扩大自己的影响，逐步具备了与治理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挑战治理精英，觊觎村庄权力的一支“劲旅”。

3、政治语境中的失语：普通村民的策略性表达

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在经济上也是自主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农民就象马克思所形容的“马铃薯”，处于分割的原子化状态，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也无力把握市场。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金太军，2002）。经济资源的缺失与政治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棋子”角色，他们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往往受到村庄精英的裹挟，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政治生活（仝志辉、贺雪峰，1999），且形成了一套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态度的策略性表达方式。

碍于乡亲情面，普通村民很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如村民大会)公开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而是委婉地、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主见或中意人，甚至多半的村民在公共选择中是保持沉默，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和不合作，如通过拒交农业税来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以谩骂的方式指桑骂槐来宣泄利益表达受阻的不公平。我们把村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的沉默与非正式的私下场合的策略性表达称之为村民的“失语”状态，究其根源可知，在低流动性的村庄社区中，策略性表达减少了村民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摩擦。在沙村的调查中村民也向我们反映了对村干部的不满，发了许多牢骚，但一涉及到具体人物和事件时都表述得含糊其辞。在沙村与村民F的谈话情况就是如此，F对新当选的村主任J明显不满，但在我们的谈话中却表达得很含蓄。

问：你对J当村主任有什么看法？

答：不好说，都住在一块地儿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问：你尽管说，我们不会传出去的。

答：(笑一笑，欲言又止)……，我们村是个大村，人口多人心杂，要选出个镇住地盘的中意人也不……，不好说(摇摇头)……

历史事实说明，无论农民参加什么组织，其初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王峰，2003）。普通村民在失语的政治语境中，本能地把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更多地寄托于村庄中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非治理精英身上，依附于各种非正式组织乃至非法组织。这样，村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话语能力的非治理精英成为普通村民不可多得的利益代言人，引导着村庄舆论和村庄政治起伏。

4、集体行动中的组织意图：乡镇权威张力在村庄中的延伸

在民主机制嵌入乡村社会后，乡村高度整合的治理权威开始逐步退出村庄场域，以往在村庄建立的准政府的行政组织和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村庄干部及以党代政、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就缺少了存在的制度依据。然而国家准动员的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对村庄的资源提取性质的政务却在进一步加强，且政务的完成与否与乡镇干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前途直接挂钩，于是乡镇政权以完成政务为目标的对村级人事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欲望，其行动逻辑必然倾斜于能够完成乡镇布置的各项任务的“中意人”上，对村庄选举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甚至完全左右选举局面。长期村级治理所积累的权威资源的浸染与“官管民”的天经地义在村庄中的文化认同，以及恩威并治的工作方式保证了乡镇经济和乡村稳定目标的诱惑，使乡镇权威在村庄的延伸和渗透迟迟不愿退出或只在经济领域象征性的减弱。在沙村所在的镇政府与一位副书记交谈时，这位副书记就用“责任重如泰山，权力轻如鸿毛”来戏称乡镇无权的地位和抱怨县级政府对乡镇部分权力部门的上收直管。

然而随着村组法的颁布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乡镇对村庄的干预行为受到了来自国家法律的质疑而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村民上访的直接被告和间接被告。于是“组织意图”这一界限模糊的词语在乡镇干部口中流行起来，通过一套更具隐蔽性和策略性的控制程序与话语体系来达成目标成为乡镇政权的现实选择。在G县的村级换届选举中，乡镇政府一般要由党委、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成员成立选举领导小组部署、指导和监督全乡的选举工作，在选举期间，乡镇“包村”干部也要在村庄把握选举局面。在村庄也相应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和村庄原班人马组成的选举工作小组，通过“酝酿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并报乡镇领导小组同意，这个机制为按乡镇意图与村庄干部私意圈定正式候选人提供了可能性。乡镇政权另一个策略行动则是通过对村党支部的直接控制来对村庄选举产生间接影响，一般来说，村支委的换届先于村委会换届，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绝对领导权为乡镇的控制行为提供了合法注脚。村党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也有着很大的亲和力，比较自觉地贯切乡镇党委的意图，包括对村委会的领导（金太军，2003）。乡镇政权在对村庄候选人不满意时，一句“组织意图”，村支书就会心领神会的利用手中的举荐权将村庄侯选人从名单中“抹掉”，村支部书记也会趁机将自己的心腹或“靠得住的人”插进班子，与乡镇政权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沙村与廖某的谈话印证了我们的一些想法。

问：你认为村干部该与乡镇政府搞好关系吗？

答：很有必要，关系搞不好有可能被撤了，关系搞好了，还可以到乡镇弄些好处，多拨些经费，去年村委换届，我们村就比其他村多要了1200块钱。

乡镇政权的策略与行为在村庄治理精英对付非治理精英的行动中得到效仿，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村庄，乡镇组织、体制资源的运作与“组织意图”的套用在治理精英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治理精英力战非治理精英的“上方宝剑”。当然，治理精英由于治理权威丧失而无法完成乡镇任务时，乡镇政府也可能以“组织意图”的名义对村级班子进行微调，把乡镇中意的非治理精英安排进班子，成为非治理精英进入村庄权力的一条重要路径依赖。[NextPage]

三、精英博弈矩阵演绎与“亚瘫痪”状态

村庄场域是村庄精英博弈活动的空间和载体。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一个场域由附着由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它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及其相互争夺的行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村庄精英也是亚当·斯密假设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进入村庄权力体系有两个方面的预期效用：一方面是利益预期，对于个人来说，通过权力的运作不仅得到了应得的工资报酬，还可以通过职权获取一些无形的资源，如村庄福利的发放权、村庄土地的审批权、利用国家政策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等；另一方面，是精神预期，在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中，村干部与老百姓眼中“当官的”身份对应，是农村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体面事，通过权力“光环”也可以抬升个人地位和声望，如被邀出席和组织村庄的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家族成员没人敢欺负等。在村庄精英系统中，不论是治理精英还是非治理精英，不论是村支书还是村主任，其介入村庄权力体系都是有着利益预期和精神预期激励的，因而非合作博弈及其困境在所难免。(一)村庄精英博弈矩阵演绎

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在村域场落中村庄精英根据掌握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采取各种不同的“受益最大―损失最小”的最优策略组合，进行一场理性的非合作较量，构成了村庄精英博弈矩阵（图－1，图－2）：

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资源、影响力与策略均衡村支部（村支书）村委会（村主任）能力、资源与策略均衡

强弱强弱

资源、影响力与策略均衡强A（竞争）C（妥协）能力、资源与策略均衡强Ⅰ(对峙)Ⅲ(村委过度自治)

弱B（合作）D（竞争）弱Ⅱ(村支部专权)Ⅳ（“混战”）

（图－1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博弈矩阵）（图－2治理精英内部博弈矩阵）

为便于分析，我们把村庄精英的互动博弈行为分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的体制内、外博弈与治理精英中村支书—村主任的体制内博弈两大块进行阐释。

1．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的博弈演绎

在B类型与C类型村庄中（图－1），由于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之间力量相差悬殊而比较容易达成默契与妥协使竞争格局模糊化。B类型村庄中，治理精英掌握丰富的优势资源，在村中拥有高人格、高动员力和高权威而较易于协调非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也有自知之明而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出现强势稳定的村治局面(即我们说的“红旗村”、“先进村”)。在C类型村庄，治理精英明显处于弱势状态，即通过乡政府任命或村民选举产生的治理精英没有足够能力完成政务，因为处于强势状态的非治理精英“不买账”，甚至利用其影响力在村民中进行负动员，给治理精英的工作开展制造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治理精英只有“屈尊就驾”，采取主动上门、迁就、妥协或与非治理精英建立人情关系来博取他们的支持，双方达成某种互惠的默契，村庄干部成为傀儡，村级班子成为“影子”政权。而在A类型与D类型村庄中，治理精英阵营和非治理精英阵营势均力敌，形成较为明显的“两军对垒”的竞争格局，引起了我们研究的兴趣与学术的自觉。

A类强—强型村庄当中，村庄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势均力敌，力量相当。在这种矩阵中，可能出现多种变数不定的情况：

在经济发达特别是矿产资源丰富和土地增殖快的村庄，进入村庄权力体系当村干部能带来更大收益，利益驱动下，非治理精英对村庄权力表现出更大积极性。于是会在村民选举过程中，采取多种手段，动员、收买村民，开展拉票、买票活动，欲通过非正当手段进入村级政权。非治理精英的行为引起了体系内治理精英的利益损失，治理精英必然会求助于外部支持体系――乡（镇）政权进行干预，因此，此法不一定能奏效。然而村庄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制度性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过程中产生的巨额收益的引诱下，不可避免地要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利益冲突，于是，非治理精英常常会联合起来制造一些障碍，使治理精英无法开展工作。同时积极寻找村庄政治城堡的缝隙，抓住治理精英的某些过失（如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有意放大，制造不良氛围，诋毁他们的声誉，使村民对治理精英失去信任感，破坏治理精英的内部支持体系，削弱乡（镇）政权对治理精英的认同感。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无法取得一致性无能完成国家政务和维持村庄秩序，上压下顶困境中的治理精英已显得几分“疲态”，在非治理精英释放出潜藏已久的巨大的政治能量冲击下也只能易位于非治理精英，村庄班子“改朝换代”。然而逊位的治理精英们又怎能容忍既得利益的丧失与下台后的冷言冷语以及一系列诸如财务清理等对自己历史的清算活动，他们也会利用下野后的余威如法炮制，重新争夺村级政权和村庄资源，或带头抵制上台精英的“新政”，村庄权力运行不畅，出现精英对峙的僵局。

另一种情况是治理精英面对非治理精英的咄咄逼势，转而向村庄黑恶势力寻求帮助，扶持黑恶势力进入乡村权力组织，“痞子驱逐精英”，通过恶人治村达到政务和村务完成及利益的实现，成为村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直接充当村庄黑恶势力的领头人物，出现精英“红黑蜕变”（于建嵘，2003）。乡（镇）政府在完成政务的利益诱导下，也会表示默认，但最终是“引狼入室”，村庄权力组织成了农村黑恶势力的大本营，权力运行规则远离国家法理轨道，村级权力肌理异化变质,村民自治也名存实亡。

在经济欠发达的村庄（如纯农业型、集体经济缺失的“空壳村”），非治理精英进入村级权力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如外出打工或经商比在村庄当干部经济收益要大，当村干部可能破坏原有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而带来个人经济活动的损失，同时，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消失殆尽，不少村委会负债累累，进入村级班子既无利可图也难有作为，他们往往不热衷于村级权力。一番理性权衡，非治理精英最佳的行动策略是给治理精英留“面子”、给自己留“后路”，另辟蹊径或远走他乡寻求利益。进而导致的后果是，越是村庄的精英、能人越远离村权，越是中庸之人反倒跃跃欲试(吴思红，2003)，出现“精英断层”的结局，为村庄治理埋下了隐患，这也正好解释了目前部分农村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

D类弱—弱型村庄中，村庄非治理精英细小分散，其资源优势与社会影响力、动员力的辐射范围仅限于邻里街坊或村民小组，他们在民主制度的诱惑与村民的鼓动下对村级权力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政治心态与半推半就的行为倾向，然而即便他们被村民选举为治理精英，在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也会因为缺乏有力，无法统御全局而倍感为难。体制内的治理精英虽然没有遭遇高大威猛的非治理精英挑战，但自身治理权威资源的缺失也使其对村级治理失去信心和积极性，面对人数众多的非治理精英及其缺乏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竞争行为，要与他们达成协商一致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要承担由于非治理精英在村民当中缺乏说服力可能出现协议瓦解与失败的风险成本。在当前村庄内部充满紧张和干群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治理精英既无力直接面对广大村民维持村庄秩序，也无能完成国家政务对上负责。基于政治阅历与训练的经验，治理精英现实的可能是，学习和掌握“踩钢丝”与“摆平衡”的游戏规则及“两头应付”的替代性游戏规则，以适应身处国家与村民夹缝之中的两难境地(吴毅，2002)，如在执行上级政策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或“歪曲政策、为我所用”，在完成国家政务(如税费上缴、计划生育)时顾及乡梓情谊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村庄经济发展与公共物品建设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为现象等。乡镇政府在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面对治理精英这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也只有依靠与其建立私人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到的行政目的(吴毅，2002)，而这种行为恰恰给了治理精英玩游戏的鼓励与误导，使治理精英这种“磨洋工”的行为更具援引依据而进一步普遍化。

2．治理精英系统内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演绎

随着村组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庄权力体系分化为自上而下的以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自下而上的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两大阵营，产生了村支书与村主任对立和矛盾的导火索。马克斯·韦伯(MaxWeber)说过“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韦伯，1998：55)，村庄权力体制内围绕权力和利益分配而展开的“斗法”现象不可避免地发生。村主任依据村组法要做“当家人”叫板村支书，村支书则援引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条例力保“一把手”宝座，在权位冲突中，村庄班子人马围绕不同竞争者被“组织”到渭泾分明的团体或派系中，甚至“隔岸观火”的非治理精英与“蒙在鼓里”的村民也被卷进来，导演一场村庄政治风波。根据村支书与村主任素质、能力和权力欲的对比，可以分为四种博弈态势（图－2）：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

(1)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强型博弈中，二者力量相当、不相上下而互不相让，出现“双驾马车”：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两派人把持，他们谁也不服谁，但同时谁也“吃”不了谁，各定各的调，各唱各的戏。相互内战消耗了村庄班子的整体能力，致使国家政策受阻、村务建设耽误而引发干群关系紧张，而有的干部因为本身“屁股夹了屎”②，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揭露出村庄丑闻和干部腐败案，村级权力体系岌岌可危、濒临崩溃。

(2)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弱型博弈中，村支书凭借乡镇政权的组织资源优势与长期以来掌握的绝大部分权力，以及利用权力互恩互惠形成的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在博弈中处于强势状态。“党领导一切，村里的事书记说了算”,村支书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资源压制、排挤村主任，大搞一言堂，对村委会工作包办代替，把持村务不放，村主任处于无权的尴尬地位，村庄自治功能弱化。

(3)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强型博弈中，由高大威猛型的非治理精英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村主任在村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村支书则处于弱势，难与村主任在能力上抗衡。“主任是全村村民选的，他支书才几个党员选的，那算老几”，村主任打着“代表村民意愿”的幌子越权行事、独揽大权，不把支书放在眼里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排斥村支部的领导，村务重大决策不让村支部参加。村支书无力相与争雄也自动放弃领导，从此大权旁落、不问村政，出现村委过度自治的局面。

(4)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弱型博弈中，体制内的治理精英均为弱势人物，村中工作无人负责，村庄不能为村民提供有效庇护，村庄内部关系充满紧张，村中各种非正式权力潜流涌动，各类非治理精英趁势而出，村庄可能陷入一场“混战”之中。

(二)“亚瘫痪”状态：村庄政治实态的地域性解读

作为民主制度与湘南G县特定乡村场域背景相结合的村庄精英博弈形态及其影响下的村庄政治效能多少有点不尽人意。无论是治理精英—非治理精体制内外博弈中的A类、C类与D类矩阵博弈结果，还是治理精英体制内村支书—村主任博弈形成的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关系，都不是村庄政治的理想状态。村庄精英非合作博弈所导致村庄秩序的“亚瘫痪”状态印证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1995），村庄公共治理无法正常开展，村庄公共产品输出不足，使村庄精英博弈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我们应该看到，在缺失完美制度设计和适宜制度环境的村域场落，由于乡镇干部、村庄精英与普通村民在行为上都存在偏差，他们上演的实际上是一场不规则的博弈游戏，可以说“亚瘫痪”状态是制度短缺的一个产物。

然而乡镇政权面对这种病态并未产生积极回应，压力型体制下名目繁多的政务已让他们焦头烂额，又哪有精力来反思与回应。况且县级政府以政务完成(主要是保财税、计划生育、社会稳定“三票”)为全部内容的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机制，怂恿着乡镇将权力下移到村庄，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与农民直接对话，甘冒违背村民自治精神的风险。于是对付村庄的这种“亚瘫痪”状态，乡镇政府多半采取“拖”的办法，能拖一天算一天，“反正在这干不了一辈子”。但令人头疼的是这种病态犹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具有强烈的连带示范效应和传染性，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资源掠夺性质的农村，良性运行的村庄因政务的完成，反而丧失了更多的资源，而处于“亚瘫痪”状态的村庄反而因为政务无法落实而普遍获利。于是良性运行村的非治理精英往往籍此来动员普通村民，反对治理精英的村治导致政务和村务受阻，使这种病态如流感般在当地蔓延开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疑，这种蔓延将直接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在G县调查过程中，许多乡镇干部就向我们反映，村干部“磨洋工”现象已在村庄之间倍受推崇、争先效仿，直接导致村级负债和乡镇负债如滚雪球般加重，甚至出现村干部截留、挪用村民上缴税费的腐败现象。据沙村所在的镇财政所给我们透露的数据，2001年农村费改税之前的1995年—2000年6年时间内，该镇各村欠下的各项税费累计达210万元之多（许多债务已成为“无头债”、呆帐、死帐），而该镇政府负债也已达430余万元。

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国家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强行实施，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组织的关系由领导成为指导关系，削弱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影响，减弱了乡镇政权对村级权力的整合能力。非治理精英通过选举和罢免途径，加快了村级组织更迭速度，使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能有所下降。当然，仅从精英博弈视角来考察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解读村庄政治实态是不全面的，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增收困难、农民负担过重等经济性因素与农村文化活动的贫乏等文化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三)沙村风波：村庄精英博弈与亚瘫痪状态的实证分析

村况：沙村地处G县H镇，属于该县煤矿大镇行政中心所在地，省级公路穿村而过，是该县有名的富裕村。沙村现有人口1940人，耕地面积920余亩，人均耕地不足5分田，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到矿区打工、从事运输业和开店经商。村庄有6个村民小组，由刘、雷、李三姓村民和一些外地经商户构成。

各路精英：该村支书刘渊（应调查对象要求，以下人名皆为化名）已连续任职20余年，在村中关系盘根错节，与矿区和镇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平时生活简朴，在村中颇得人缘和村民尊敬。村会计雷光荣是3组、4组雷姓600村民的代言人，也是支书刘渊的妹夫，在村中与人合伙开了两条“煤垅”（小煤窑），家底颇厚，“起码也有6位数的存款”。村主任李直是该村第一个百万富翁，在公路旁经营一家私营加油站，1995年村民选举当选为村主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村庄还有两个人不容忽视，一个是村庄地痞恶霸团伙头目李南国，李南国外号“李疤子”，1992年因为盗窃矿区电缆被判刑5年，出狱后纠集村庄“混混”和矿区马仔自立为王，为矿区老板充当打手，靠收取地盘费和保护费起手发家，但李从不允许手下欺负本村村民，甚至在村民受外人欺负时，还会为其打抱不平，在村庄的口碑也不错。但与村支书刘渊的关系较僵，因为李一直怀疑92年偷电缆的事是刘告的状，总想伺机报复，刘对李的行为并不感冒。另一个是退伍军人雷军，据说市里某领导是他的远房亲戚，95年退伍后利用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买了台东风大卡从事运煤业，几年时间赚了几十万。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向他拜师学驾驶搞运输发了财，在村里年轻人中间威信较高，但在1998年村委换届与原村主任李直竞选时以40票之差败阵，一直耿耿于怀。支书刘渊倒也蛮欣赏他，于是98年后把他培养入了党以平衡他的失落感。

楔子：由于矿区一直占用该村的耕地，每年都有安排村民进矿当工人的上矿指标。村支两委以往的做法是“留足自己的(子女、亲属)，照顾困难的”，其余的以每个指标4000到6000元不等的价格卖掉，通过瞒报、隐报指标，村干部每年可分得8000—12000元左右。来当地开矿的老板每年也要来“进贡”，村支两委班子成为密不透风的利益集团。由于信息封锁，村民倒也相安无事。2001年在修建村庄排水沟工程中，支书刘渊一人做主在没告诉主任李直的情况下，将工程承包给某老板。李直知道后，认为里面一定有“猫腻”，想到自己受到排挤，坐了“冷板凳”，一气之下与刘渊闹翻了。

行动：嗅到消息的李南国看到报复的机会来了，加之几年打打杀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外衣，对村庄权力垂涎三尺的李开始了行动。他的手下们迅速在村民中进行煽动，大肆暄染村庄黑幕，“××收了老板××钱”，“××贪污受贿××钱”，或真或假的路边消息主导着村庄舆论，被鼓动的村民联名上告到乡镇政府要求查清账目。村支书刘渊一夜之间名誉扫地，成为村民唾骂的对象。然而乡镇政府调查组进行调查后，并未调查出水沟工程中刘渊有受贿行为(确实也没有)。村民认为是当地政府包庇了村干部，抵触情绪高涨，政府各项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且危及矿区与当地村民的关系。村民被“组织”起来到县级部门上访，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刘渊的受贿案没查出什么，但瞒报上矿指标的黑幕却查了个水落石出。

结局：上级部门收缴赃款10万余元，并将赃款返还到新成立的村班子，才将事态平息，而这场闹剧中，李直也退出赃款20000余元。村庄原班人马几乎全部涉案，村庄班子进行大调整，乡镇政府在充分尊重刘渊的意见下，任命雷军为村支书，精心策划下，李南国被当选为村主任，2002年全省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李南国及其团伙被一举端掉，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风波后的村民仍心有余悸，对新的村庄班子心存戒备，下台后的原村庄干部也心存不甘，不愿积极配合新班子开展工作，村级治理一直处于“亚瘫痪”状态。

问：你觉得你这样做划算吗？

答（李直）：现在有点后悔，当时觉得受了排挤，我也是堂堂的村主任呀!我能没气？只想着把他（刘渊）搞倒，谁知自己也牵进去了。不过这事迟早得捅出来，那么多人想当干部……

问：当时怎么没想到与李直通通气？

答(刘渊)：就那么些小事，我一个书记还得事事向他(李直)汇报，那谁是一把手？

问：村里现在工作还好做吧？

答(雷军)：不好做呀，老百姓防贼似的防着我们，老干部怪我们抢了位置，也对我们有怨气，哪能做成事呀……。

四、精英博弈视角中村庄公共治理变革的制度取向

民主制度的嵌入改变了国家传统自上而下高度一元化的村治格局，中国乡村治理进入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中国乡村民主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制度供给的短缺也导致了乡村组织明显的不适应，“亚瘫痪”状态就是一种表征。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怀疑来为过去政府主导治理模式的怀念甚至再回到从前提供依据，而是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与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制度的作用在于对权力进行明确的配置，而较为均衡的权力配置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实现均衡需要对可能扩大的权力给予限制，这些限制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权力分配不致失衡，而政治进步正是通过建立一种力量平衡的结构，将冲突和竞争引至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过程(张静，2002:212)。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力求将各方引入共赢或多赢的合作博弈结构中。在精英博弈分析框架中，村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与村民四个主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我们认为，当前乡村治理应从规范四者行为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

(一)明晰治理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

村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村务管理权，而党支部则依据1998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党支部对村务工作的核心领导权，而村务管理权与村务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迭的，如村务决策权、财务审批权等,无论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都没有就村委会和支委会具体职责权限作出明确划分并对村务工作运行机制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何增科，2003)。界限模糊的责权分配产生了“相互性问题”，村支书与村主任陷入“科斯悖论”③之中而不得自知，“有利的事抢着干，没好处的事无人管”。因此合理界定村支两委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权力均衡的制度配置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1、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这是一切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边界。党支部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村支书应从具体的村务工作中脱离出来，把重心放在村庄规划、村务决策等全局性问题上来，对村务决策，村支书要负主要责任。同时对村主任要适当放权，充分调动村主任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的积极性。

2、强化村委会自治功能，加强组织与协调职责。村委会是村庄社区一切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和组织者，是村民自治权力的唯一载体。村民自治权力也是村庄非治理精英争夺的主要对象，只有进一步加强村委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满足村民多元需求的功能，才能保证其职能真正履行。特别是在选举候选人确定机制上，要实现决定权由村支两委向村民的真正下移，如建立候选人预选制度、候选人全体村民投票提名制度等。同时在村务管理上既要尊重村民意见，也要充分听取村支部的意见，而不可偏颇偏废。

3、建立村支两委制衡的权力分享机制。一种制度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张维迎，1996：17).在村级治理制度建设中，我们一方面要通过保证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的领导地位和书记的“一把手”权威来调动村支委特别是村支书的积极性，防止产生村支书“撂担子”和“支部滑坡”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让村委会特别是村主任分享村务管理权即保证村民的知情权来赢得村委会与村民的合作，防止“一言堂”等过度专权现象，如建立村务决策联席会议制度、财务审批“两支笔”制度、村级事务定期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等。

(二)拓宽民意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

村庄非治理精英处于治理精英与村民之间的隔离带，他们一方面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又代表着部分村民的集体利益，其非正式权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乡村治理的效能取决于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能否取得一致。我们应该看到，在村庄共同体中，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村民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关键是建立一套能够有效整合三者利益的吸纳机制。一是体制吸纳，通过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经济能人、老干部等非治理精英纳入村级组织和村务管理活动中赢得他们的支持，如将经济能人、退伍军人、乡村文化人等有影响的精英分子作为后备干部或培养入党，成立村级治理顾问委员会，邀请老干部、在外退休返村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入会，为村庄建设献计献策、发挥余热。二是利益吸纳，建立村民意见箱、民主议政日和干部民主评议制度，使村民能够在村级组织体系和体制内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组织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当然，对于那些进入村庄组织寻求个人利益和那些图谋不轨的黑恶势力、宗教组织的非治理精英应进行孤立、打击。

(三)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

村民是村级权力的主人，可以简单的认为，村民与治理精英是委托—关系：村民是委托者，通过民主选举的模式，将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力交予治理精英。而根据委托理论，在委托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治理精英可能利用信息的独占性来为自己服务，村民由于信息短缺而无法监督，滋生治理精英腐败的土壤。要保证村级组织的健康运行，就必须提高村民在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扩大参政议政面，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一是规范村务公开制度，推行村务“阳光工程”。村庄重大决策要交由村民大会表决通过，村庄财务开支要定期公布。二是提高民主理财能力，加强理财人员财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杜绝村级班子人员进入理财小组任职，保证民主理财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同时要加强对普通村民的教育，注重村民民主意识和民主技术的灌输与教育，通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加强民主操练和洗礼，培养农民独立的政治品性和宽容精神，加强农民理解国家政策和讨价还价能力，拓宽农民话语空间和满足农民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整合能力，真正实现完全由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

(四)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乡镇仲裁机制

乡镇政权应主动退出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和改变权力发挥方式，由过去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向“裁判员”角色转变。当前乡镇政府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乡镇政府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要加强，但这主要是组织路线的领导，而不是过多地干预村庄具体公共事务，更不能籍此来排斥和否定村民自治。二是要规范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其自治性质决定了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分离，不再是后者的直接组成部份，也不是行政组织，因此政府不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而是以法律等间接手段实行宏观调控。在处理村支两委矛盾关系时，乡镇政府应以“中间人”的第三者身份出现，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调解和仲裁，而不宜偏袒任何一方(多半是偏护村支部)。同时，对村委会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要端正“指导”态度，充分赋予村委会在村务管理上的自主权，不宜管得太死，如现今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村财乡管”就有难脱过分干预之嫌。三是要强化政府对广大村民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引导村民致富方面的经济功能，“运动员—裁判员”的转变并非基层政府搪塞公共问询与推卸行政责任的托辞。而笔者最为担心的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乡镇在处理与农民关系中正式权威的非制度化运作趋向，如村民到乡政府办理身份证、流动人口证、结婚证等证件时，必须以当年农业税完税清单为准才能办理，否则，就不予办理。国家任务的完成成了乡镇政府与农民的一笔交易，基层政府的赢利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政府异化行为应当引起执政者的重视。

当然，要真正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理顺四者关系，改变现有县乡管理体制，使基层政府从压力型体制的窠臼中拔离出来，才是根本之策。否则，一切精美的制度设计都是徒劳。

五、结语

首先，从精英博弈视角来考察村庄权力运行状况和村庄政治实态以及拘泥于小范围的地方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全面的，“亚瘫痪”状态也仅是一种地域性现象，不应成为我们对法律化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而裹足不前的依据。加之精英政治理论其自身存在的忽视民主国家人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和能力以及这种参与对政治影响的缺陷，精英博弈分析框架应该更具工具性而非理论性，我们在分析中也深感到民主政治中“人民当家作主”与精英政治中“少数人统治”这一悖论的矛盾煎熬与痛苦。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民主制度所引发的村庄精英博弈与竞争，也正昭示着社会民主与政治文明的大步前进，其民主洗礼与操练及监督功能的实现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乡村民主“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需在理论与实践中“上下求索”。

其次，村庄经济建设与村庄政治改革在村庄公共治理中应该并驾齐驱。“政治不兴，实业万难兴也”，村级组织的健康有序运行对农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同时，村庄丰富的经济资源更易形成村庄精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能促进国家任务和村庄公共事务的完成，加强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推动村庄政治的稳步发展。

再次，在民主市场尚不完善，民主技术尚不熟练的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必要控制（甚至对部分村庄选举操纵与控制的默认）是迫于现行体制压力下的现实无奈的选择。尽快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把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政策的框架内，使乡镇政府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逐渐熟悉和习惯民主的操作规程，生发出一种基于长期基层民主训练出来的宽容与妥协精神，培养出农民理性独立的政治品格，应是我们的最终目标。[NextPage]

注释：

①受访调查沙村中年村民刘S对这一时期农村状况的情绪化表达。他所言的“要钱”指的是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村摊派、上交提留等；“要粮”指的是征粮、购粮等；“要命”指的是计划生育。刘S一家共5口人，1998年他家上缴的各项费用有：国家统征粮280公斤，定购粮300公斤，镇统筹275元，村提留35元，屠宰税60元(按人头计算，不管养猪不养猪、养多养少都是人均一头猪，即人平12元一年，老刘称之为“人头税”)，村小学建设费150元(已连续交了4年)，镇水泥公路修建摊派200元，合计缴纳现金就达620元。2000年老刘的媳妇因为提前怀孕被镇计划生育站强行引产，所以一直对乡镇政府耿耿于怀。

②当地乡镇干部和农民对有不良或贪污行为的村组干部的俗称，意即“手脚不干净”的人。

③科斯有关问题相互性的论述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科斯悖论”，其悖论在于，“相互性”是以利益边界的划分或说产权的界定为前提的，显然，如果双方的产权未确定，那么，法律权威对产权的裁定便不存在取消一方的权力而转移给另一个问题，而科斯“零成本交易”设想正忽视了这个逻辑。例如，假若A与B都对某物持有一定权力，若法律取消了A的这项权力，就意味着这项权力转移给B，其后果是B的占有意味着A的牺牲和损失。在村庄中由于村支书与村主任都拥有村庄治理权，二者对村权认知上也是合情合理的，但由于法律界定不明确，表明村支书对村权的占有意味着村主任的损失，村主任对村权的占有意味着村支书的损失，出现产权、占有和认知的矛盾，从而无法谐调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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