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使命偏移研讨

一、微型金融机构使命偏移现象

20世纪80年代起，微型金融机构为了自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由最初的依靠外部“输血”向商业化方向演进，资金来源也呈现多样化。但商业化的进程，使一部分微型金融机构放弃对贫困人口服务，这引发了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裂①以及关于微型金融如何实现减贫和可持续的争论。Yaron（1992）提出了一个将覆盖面和可持续性统一的研究框架。覆盖面是指微型金融机构服务客户的数量和产品的质量。对覆盖面的评价涉及两个指标：外延深度（DepthofOutreach）、外延广度（WidthofOutreach）［1］。外延深度反映的是微型金融机构触及穷人的贫困度，外延广度是微型金融机构触及穷人的数量。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微型金融机构的收入至少应该能抵补投入资金和资产的机会成本。可持续性包含两个方面：运营可持续（OperationalSustainable）和财务可持续（FinancialSustainable）。Woolcock（1999）将可持续定义为，在没有国内补贴和国外捐助情况下，微型金融机构仍可以持续经营。在实践中，微型金融机构的平均贷款规模越小，微型金融的外延深度就越大［2］。因此，已有的研究Copestake(2007)，Mersland和Strm(2010)，Armendáriz和Szafarz(2011)，Hermes(2011)认为即微型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可持续，不断增大平均贷款规模，“向上”对非贫困人口开展业务，同时对穷人施以严格的贷款审查程序，偏离了减贫目标，即出现使命偏移（MissionDrift）现象［3］。微型金融机构的运营是可持续和减贫两者的平衡，使命偏移出现在微型金融机构从一个非政府组织向商业营利性银行发展过程中，同时还伴有平均贷款规模的不断增大。使命偏移与微型金融机构的形式无关，但不同的机构面临的使命偏移风险也不同：对于非赢利性机构，借款人和管理人员缺乏平衡机制，机构缺乏信托责任和财务可持续性会导致使命偏移；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股东控制权（商业投资者还是社会投资者）的改变会导致使命偏移，新的股东加入会打破已有股东权利的平衡；对于采取合作形式的机构，依据存款多少来提供服务，则富人的影响力较大，工作人员会忽略弱势成员的需求；对于政府举办的机构，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过多的层级设置会导致使命偏移。使命偏移的产生对微型金融机构的减贫使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使命偏移使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对微型金融机构形成负面评价；其次，让那些出于减贫目标的捐助者不再对产生使命偏移的微型金融机构进行捐助，从而影响其资金供给；最后，微型金融机构运用各种商业银行所采用的形式贷款，会使其失去主要关注目标——穷人，最终偏离减贫使命。那么，产生使命偏移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判定微型金融机构出现使命偏移的风险？这是以下要探讨的问题。

二、使命偏移产生原因分析

微型金融机构之所以产生信贷配给，原因部分在于穷人的贷款规模偏小，无论1000元还是10万元的合同，签订合同和监督费用都是相同的。对于穷人来说，单位资金贷款的成本要大于贷款规模较大的较富裕人口。交易费用是使命偏移研究讨论的核心。用贷款规模作为客户的贫困指标，Cull等（2008）的调查结果表明，盈利水平最高的微型金融机构在业务外延方面表现最弱。此外，较大的贷款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这就支持了以最贫困人口为客户的微型金融机构很难生存的观点［4］。Jenkins(2000)研究了为何银行不愿开展微型金融业务，其调查显示最普遍的答案（40%）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然而，Moduch（2009）提出当所有的贷款规模是相同的，交易费用只会降低贷款的数量，而不增加单笔贷款的规模。因此，使命偏移现象的产生是交易费用的直接后果——这种观点并没有理论的支持。穷人和富人的交易费用差别不可能导致使命偏移［5］。交易费用是否是微型金融机构偏离最大“外延”的重要因素？本文扩展Stiglitz的信贷配给模型（Stiglitz&Weiss，1981）。假设贷款的供给方面：假设微型金融机构的单位贷款预期收益用收益率φ(r)表示，r为贷款利率，rd为存款利率。假定微型金融机构的贷款Ls满足：δLsδrd>0。如图1的Ⅲ象限所示。假设Ls等于资金的需求，微型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表示为：W=Ls[]φ(r)-1-rd（1）因为微型金融机构在农村具有一定垄断性，因此，W>0，则预期贷款收益率与存款利率成正比：φ(r)=W/Ls+rd+1。如图1的Ⅱ象限所示。贷款的需求方面：微型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导致贷款需求曲线并不是直线。由于穷人对利率更敏感（Dehejia，Montgomery，和Morduch，2009），因此，我们接受Karlan和Zinman（2008）关于穷人对利率的敏感度的研究结论：当利率上升时，需求曲线的斜率较大，当利率下降时，斜率减小。当贷款人用较高利率覆盖成本时，也必须考虑对贷款需求的影响。需求曲线如图1中Ⅳ象限所示。图1交易费用对信贷配给的影响图1中Ⅰ象限中微型金融机构φ(r)线形状由贷款利率的收入效应和风险效应决定。r左边，收入效应大于风险效应，φ(r)随利率上升而增加；r右边，收入效应小于风险效应，φ(r)随利率上升而下降［6］。存在贷款供给的上限，为A点，而农户的借款需求为B，AB的距离为资金缺口部分，也就是Stiglitz所说的“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引入交易费用Ct>0，并假设它只影响微型金融机构的利润，而对借款人的项目收益均值没有影响。同时，微型金融机构单位贷款的期望收益率为φˉ(r)=φ(r)-Ct（2）因为交易费用与贷款规模无关，即使是贷出1元资金，对于微型金融机构来说，也存在同样的交易费用。这在图2中表示为微型金融机构单位收益曲线的上移，由于单位收益曲线的上移使信贷配给从AB扩大到A′B。这表明：微型金融机构为了增加利润，就会减小成本，减少对单位贷款资金成本较大的穷人贷款，偏离减贫目标，产生“使命偏移”。图2存在交易费用时利率上限与信贷配给南亚多国在2010年11月印度微型金融危机后提出限制微型金融机构利率方案。印度将利率上限定为24％，而在微型金融的发源地——孟加拉国，政府制定了27%的利率上限。在存在利率上限r′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导可得，随着信贷配给的加重为A″B′，资金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使命偏移也将更为严重（图2）。结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微型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而选择较大的平均贷款规模，这是因为，较大的贷款规模，平摊的交易费用更小。这就符合“使命偏移”的定义，结果偏离了减贫的目标。在实施利率上限的情况下，这种由交易费用引发的使命偏移会更加严重。

三、使命偏移的判断标准

微型金融机构是否出现使命偏移，国际上通常采用平均贷款规模（AverageOutstandingLoan，AOL）来衡量微型金融机构的外延深度。平均贷款规模越大，说明触及客户的贫困度并不深，因为最穷的人的贷款需求额度很小。因此，平均贷款规模越大，微型金融机构的使命偏移越大。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除平均贷款规模外，还应考虑借款人性别，贷款方式、目标市场（Mersland&Strm，2010)、女性借款者比例（Cull，2007）、贷款数额低于300美元的比例（Hermes，2011）等。Rosenberg（2009）指出平均贷款规模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使命偏移的出现，当原先贫困的借款人收入增加时就会需要更大数额的贷款。他认为判断使命偏移的标准应该是看微型金融结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地点［7］。本文将用拉美和亚洲以及中国云南微型金融机构的数据来证明只用平均贷款规模来判断使命偏移是不够的。

（一）拉美和亚洲微型金融机构使命偏移

在对拉美地区“使命偏移”的研究中，Christen（2001），Navajas（2000），MicrocapitalInstitute（2006）针对拉美地区的商业性微型金融机构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机构所提供的贷款规模要大于非政府组织，客户群体并不是最贫困人口。因此提出，拉美地区微型金融市场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机构对利润的追逐使其产生了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偏离，而且使命偏移在商业化进程中越来越严重。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拉美地区的微型金融机构使命偏移为何比世界其他地区严重？同样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为何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使命偏移？平均贷款规模是否能全面反映使命偏移的程度？判断使命偏移，是否需要其他的信息。我们通过对比拉美和南亚两个地区的数据来解释和回答这几个问题。根据MIX（2008）报告，2007年4家以减贫为主的微型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VBSP、SHARE和BRAC的平均贷款规模约为175美元，平均利率约为17%；其余6家平均贷款规模为1,065美元，平均利率为28%。具体来说，一个极端是孟加拉的ASA，平均贷款规模（10家机构中最低）约67美元，且这个数据一直维持了4年（2004~2008年）。另一个极端是墨西哥的BancoCompartamos银行，其平均贷款规模在450美元以上，成为商业微型金融机构使命偏移的经典案例。截至2009年，全球1931家微型金融机构总的贷款组合为650亿美元，存款为269亿美元，借款人数9240万人，平均贷款规模为521.3美元。根据MIX的数据，按照贷款总额排序，得到前十家机构，并计算出人均贷款额（见表1）。除中国外，南亚地区的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的平均贷款规模都较低，而拉美国家的平均规模都比较高。但是，能不能仅凭平均贷款规模就判定拉美出现了“使命偏移”，而南亚没有呢？首先，从地区差异看，拉美人口稀疏，而南亚人口稠密。据世界银行估计，南亚拥有世界上的31%的贫困人口，而拉美只有8%。从经济发展程度看，除了海地和尼加拉瓜外，拉美的人均GDP是南亚的6倍。拉美拥有很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相对而言，拉美的微型金融机构服务于相对富裕的人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拉美的“使命偏移”比南亚严重。同时，当对穷人贷款的交易费用较低时，一个追求外延最大化的微型金融机构是不可能偏离它的使命。南亚相对于拉美，如果只考虑贫穷的人数有4倍多，那么，穷人很容易接触到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在亚洲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外延深度将越大，从而减贫效果也就更大。我们的结论是，判断一个机构是否存在“使命偏移”，如果只看平均贷款规模可能会产生误导。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例如，被认为使命偏移的机构的贷款组合中是否具有相当数量的穷人？较为富裕的客户是否挤出了更穷的客户？DavidHulme（2006）指出效率很高的微型金融机构，例如格莱珉银行，帮助贫困人口，提高了他们的福利。然而，很多微型金融机构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那些最贫困和“穷人中的穷人”（thePoorestofthePoor），其客户群体并没有残疾人、老人、流浪儿童和难民。许多微型金融机构（例如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客户很大比例并不是穷人（根据官方的贫困线标准），他们多数都拥有汽车。因此，是否触及最贫困人口，也成为判断微型金融机构是否存在“使命偏移”的信息之一。

（二）云南各类微型金融机构的调查分析

1.云南省弥勒县农信社对中国微型金融机构是否存在“使命偏移”以及存在的范围和程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研究。鉴于此，2008—2010年，我们在云南的红河州和丽江地区对农户的融资需求和渠道以及微型金融发展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实地调查。2010年，对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吉山、弥阳镇的调查显示，95%的农户种植粮食和烤烟，54%的农户年均纯收入在3,000~6,000元，23%的农户纯收入接近10,000元，而10,000元以上的农户为23%。对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而言，非正规借款仍然是农民借贷的主要渠道。调查表明，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存在着普遍、持续和大量的金融需求，而农民在金融市场上往往被边缘化。在我们对弥勒县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调查得到，5,000元以下的贷款由于管理费用较高、信用社自身发展需要，在2010年将逐渐收缩，最终停贷。而在邮政储蓄银行的调查中，其贷款规模多为3万以上，虽然不需要抵押品，但需要找到教师或者公务员此类有稳定收入群体做担保，而多数农民根本没有这种人际关系。结果，93%的农户将面临从正规金融得不到贷款。经测算，“自1995年起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每年都在5,000亿元以上，并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8］。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信社基本不触及最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598元）②。首先，农信社缺乏衡量农户贫困度的指标，是否拥有土地及土地数量的多少成为农户评分的主要依据，对分低的农户少贷或基本不贷。其次，对于最贫困的农户来说，他们认为农信社的各类贷款，即使无息扶贫贷款并不是为他们提供的。因此，当急需用钱时，他们宁愿向亲友借款。由于难以获得贷款，这部分人的收入始终处于停止增长的状态，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年份，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得更快。

2.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富滇村镇银行2006年底，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出现。2007年5月，村镇银行试点进一步扩大。2008年12月云南省昭通昭阳富滇村镇银行成立，成为国务院特批成立的云南省第三家村镇银行。成立3年来，村镇银行遇到了农民存款不足，资金来源受限，对公业务受限，缺乏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等困难。村镇银行成立的初衷是扩大“三农”的金融服务，由于资金的稀缺和盈利的目的，在发展涉农贷款的时候，农业贷款较大的风险让村镇银行不敢把钱贷给农民。贷款集中在于政府有各种关系的各类客户手中。由此出现“乡镇银行不乡镇”的现象。例如，昭通昭阳富滇村镇银行在2010年，23,905万元的贷款季末余额中，对公贷款25户，季末余额17,617万元，占贷款总额的73.7%。对私贷款241户，季末余额6,288万元，占贷款总额的26.3%，其中涉农贷款只有15户，只占6%③，银行涉农贷款方面比重不高，使命偏移现象存在。

3.云南省丽江小额贷款公司调查2011年，在云南省丽江地区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调查发现，小额贷款公司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存在较为严重的“使命偏移”现象。以当地某小额贷款公司为例，2010年12月31日止，该公司共发放贷款103笔，发放贷款823.50万元，已收回20笔，收回金额为118.25万元。在说明报告中，公司宣讲的是积极支持农民种植养殖业发展，并考虑农民实际情况，贷款上给予尽量倾斜。除利息外免收各种手续费。但从2010年12月31日的贷款投向表（表2）中，我们发现种植、养殖和加工贷款所占比重为14.47%，而其他的支农贷款，如住房、购车、商业贷款占85.53%，且利率都为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平均贷款规模为78,735元。而据丽江市统计局2010年公布的数据，1至6月农村居民期内人均现金收入1756.58元。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属于当地中高收入群体，而大量低收入和最贫困农民，仍然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我们观察到，在云南红河、昭通、丽江地区，农民收入低，而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规模都较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交易费用大、业务模式单一、利率受限、追求商业化的盈利取向，微型金融机构普遍“向上”选择较为富有的人群，偏离了减贫的目标，低收入和最贫困的农民仍然得不到贷款，因此，微型金融机构选择富有人群而挤出贫困农民的“使命偏移”现象十分广泛。在贫困地区，处理众多的小额交易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远大于和一个大客户签订一份大额合同。如果微型金融机构能找到更为廉价的途径收集信息和监督合同的执行，那么交易费用高的问题将得到解决。这也说明了，贷款模式的选择和契约的设计在微型金融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性，只有它们才能真正解决当前微型金融机构交易费用过大，使命偏移普遍的问题。

交易费用大和微型金融追求商业化的可持续的确导致了“使命偏移”现象，这与微型金融发展的阶段有关。当前，我们不能把微型金融覆盖率低归罪于商业化本身。正是由于商业化程度低，微型金融机构难以实现财务可持续，从而缩小了覆盖面。根据Ledgerwood&White（2006）的对微型金融机构商业化进程的划分（图3），当前国际上能实现商业化运作和减贫目标的只是少数，多数机构还处在提高成本覆盖率和追求操作可持续阶段。因此，对于中国的微型金融机构来说，必须坚持商业化的进程，才有可能不断扩大微型金融覆盖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