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的道义解读与舆论运行机制

时间:2022-04-14 08:39:03

微博反腐的道义解读与舆论运行机制

[摘要]作为自媒体和“类人际传播”的典型代表,微博在信息传递与舆论生成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微博都能触及并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尤其在反腐领域,微博的信息裂变模式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对营造网络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对传播学场域中的微博反腐进行了道义解读,并对其运行机制和优化方式进行了讨论,为微博反腐和网络民主提供借鉴。

[关键词]微博反腐;道义;网络舆论;运行机制优化;传播学

作为网络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微博在博客等相关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为时下使用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注册用户数量不断增长,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微博的门槛较低、使用便利,尤其是微博的信息传递模式符合“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的原理,信息的传递往往会在其固有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几何级数的传播效果。作为自媒体和“类人际传播”的典型代表,微博在信息传递与舆论生成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微博都能触及并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4]尤其在反腐领域,微博的信息裂变模式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对营造网络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5]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微博反腐体现了我国在网络民主和网络监督方面的极大进步,较之于之前的论坛发帖、博客爆料等,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一、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特征与效应分析

(一)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特征微博反腐以自媒体平台为载体,具有自媒体信息传播的主要特征。①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完整地体现了“蝴蝶效应”,其流程为:知情者将腐败信息提供给第一传播者(爆料人)———经爆料后引起网民的关注———对事件进行发掘和发酵———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有关部门的重视。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主体(即微博反腐的主要传播者)主要为新闻工作者、民间反腐人士和利益受损的社会公众等。其中,新闻工作者因其信息来源广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一些腐败案件一旦经过新闻工作者的报道,其可信度极高,并会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舆论;而对民间反腐人士来说,他们同样具有较强的新闻素养,通常会严格调查取证后才会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这类反腐主体具有强烈的爱憎情感,因此,通过网络检举的腐败信息往往具有强大的轰动性,其可信度也较高。[6]腐败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是对他人利益的不当谋求,部分社会公众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因此,受害群众也是微博反腐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但是他们所检举的腐败案件通常要得到其他传播者的协助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腐败的受害者一定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传信息可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只有在新闻工作者或者民间反腐人士的协助下,才能提升其可信度。(二)微博反腐的正负效应分析1.正效应。近年来,以微博这种新的“自媒体”为平台,大量的腐败案件被挖掘出来,微博反腐的有效性得到了阶段性的印证。实际上,微博信息传播以“混沌理论”为基础,传播迅速、范围广泛,尤其在与其他即时通讯工具结合之后,会实现信息的“无时滞”传播,具有较强的信息时效性。[7-10]在微博中,简短的字数、简单的操作使反腐消息的传播迅速而便捷,一键式的转发和评论更使消息不断发酵,继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场,对腐败者和腐败的实际监督者以及国家公权力形成强大但无形的压力,能够“敦促”事件得到快速的解决。这是因为,在微博的舆论场域中,腐败事件更加透明和公开,加之微博具有互动和开放特征,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意愿更强,行为也更为主动,信息的传播本身也就形成了一种约束和制约,为反腐工作的高效提供了动力。2.负效应。虽然借助微博反腐的效率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微博场域中,信息传播较快以及网络匿名特征,使得信息的生成、传递、反馈等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真、失实,一些虚假信息(甚至包含恶意成分)会经过微博在网络和现实世界快速传播,甚至由于事件自身的敏感性,在信息扩散的过程中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会对当事人(可能是无辜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此外,在微博反腐的负面效应中,由于在线上和线下之间、反腐主体和围观者之间、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具有话语优势,即便这一方已经部分地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极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颠倒事实,使真相埋没在舆论之下。[11]当然,这种由于网友的盲目跟风形成的“网络暴力”以及媒介审判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司法判断和司法公正。

二、微博反腐的合理性解读———基于公民社会道义的视角

腐败行为被受到腐败伤害的民众、知情的网民甚至是官员亲近的人等知情者通过微博揭发出来,使传统的制度反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微博反腐被看作是当今监督腐败行为的重要途径,并因其具有民众参与的广泛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真假信息的混杂性以及事态处理的体制性,使之在处理腐败案件时,显示出了充分的合理性。以下从公民社会道义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一)微博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作为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在政治文明的社会中,政府信息公开是必然的选择,并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在公民社会中,任何公民都对法律特别禁止之外的事件有知情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利的实现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无需申请、无需评判。只要相关部门公然拒绝了公众的请求,就会导致司法审查介入,为公众谋求其应得的权利。在我国,目前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官员在公开服务意识方面显得十分模糊甚至抵触,透明、阳光的公共服务理念尚未形成,而这正为社会公众寻找“突破口”提供了理由。[12]随着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信息的传播就变得不同以往,因微博而产生的“围观”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这种力量直指政府的作为,尤其在一些热点事件面前,公众借助微博发出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批评和质疑屡见不鲜,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机构只有积极地做出回应,才能满足公民的政治利益诉求。(二)借助自媒体反腐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公民社会中,无论政府还是官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体现,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知情权和参与权。此外,在公民社会中,社会公众不但要对从政者进行政绩评判,还要对其道德情操、私下行为等予以关注,使任何腐败行为都暴露在灯光和阳光之下。②在当今的自媒体或者新媒体时代,微博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抗腐败的有力工具,微博场域中的官员(或者有腐败倾向的社会成员或组织)要承受较之于以往更大的压力,即便其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在微博这种表达意见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有效渠道面前,其行为都会因此受限。更为重要的是,在微博场域中,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评价和舆论的形成更加便捷和高效,这不但与社会公共的利益诉求相契合,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三)微博反腐让腐败者透明化腐败若置于黑暗之中,则是对社会公正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倘若将其置于阳光之中、灯光之下,腐败者便无处遁形,社会也因此得到“消毒”和拯救。在传统社会中,对官员私生活的监督主要由上一级的官员完成,而当上一级官员的私生活隐匿于阳光和灯光时,对下一级官员的监督也就“被迫”放松了———这种监督机制本身的诟病难以自愈。[13]而在自媒体时代,对官员私生活的监督可由除官员之外的更多的主体完成,新闻工作者、民间反腐人士、受害群众等,他们进行监督的直接原因便是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虽然在文明社会中,任何个人的隐私都要受到高度的尊重,不容窥视、不容干扰。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个体(比如政府官员)的“私生活”与“公生活”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私生活”是其“公生活”的集中反应,能够从中获得其行使公权力的目的和实际效果。因此,当社会公众通过微博监督、揭发腐败者时,腐败者的生活和工作也就透明化了,收入、家属、行踪等几乎完全暴露在民众面前。而这正是微博反腐的又一个合理性所在,并与世界范围内号召的“政府官员无隐私”高度吻合。

三、微博反腐的舆论运行机制———基于微博生命周期的分析

腐败是全球顽症,反腐败是历史话题。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对公权力的亵渎、对人民意志的违背、对他人财富的疯狂侵占、对社会发展的熟视无睹,如此等等,都表明腐败的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危害深远。而在惩治腐败的经验上,我们习惯于“事后控制”和“被动反腐”。实际上,任何腐败行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会与当事者的其他行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即便其隐藏得足够深、遮挡得足够严密都无济于事,都会在“不经意间”外化出来,否则,腐败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从这个角度讲,微博正是抓住了这一“敏感地带”,将腐败者的行为公开化和透明化。(一)“微观点”的生成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在微博反腐的开始阶段,微博生成的基本信息是后续反腐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在微博中,往往具有某些敏感词汇,当社会公众与这些敏感词汇相遇时,便会出于好奇和正义、出于其他种种心理,对这些词汇中所蕴含的信息进行人为地放大(转载、评论、转向其他媒体),这样一来,“微观点”便得到了更多受众的“支持”,信息的传播也由此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前提是反腐者对腐败信息的“浓缩”,将其缩凝成不超过140字的信息,然后经过公众的放大,反腐舆论便开始萌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初始信息中,少数受众的意见和建设性的观点是舆论形成最初的养分。[14]然后,公众的视点在短期内聚焦于此,事件便逐渐清晰和渐渐成型。(二)反腐舆论的聚集与扩散舆论是微博反腐的直接工具,当“微观点”生成之后,社会公众(主要指网民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联入移动互联网的公众)会按照个人意愿跟帖和评论,而对于“具有较强吸引力”、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的事件,消息会在分享、转发的过程中不断聚集人气,一种指向腐败行为或者腐败者的舆论氛围越来越明显,舆论的密度越来越强,对腐败者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下,事态的发展会与事实、真相越来越接近(虽然这一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偏离“主题”的群体行为)当事人的隐私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被逐渐放大,反腐呈现出扩散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开始对事件的当事人(腐败揭发者和腐败者)进行聚焦,一种覆盖大众范围的舆论场开始形成,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之间形成了反腐信息的多级传播,于是集合了网上和网下的群体效应开始显现,大众最终成为反腐舆论扩散中的强势主体,微博反腐的格局被最终奠定。(三)其他舆论主体跟进以及事实真相的显露在微博反腐场域中,事实真相的最终显露往往需要其他舆论主体(比如现实媒体等)的介入。以此为基础聚集起来的民间舆论会倒逼官方舆论发出“正确”的声音,也就是说,微博时代的舆论引导机制与传统社会中的模式明显不同,后者对官方舆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前者却能对官方舆论进行逆向引导。[15]这样,网络反腐也就基本到达了终点———事实真相得以显露,反腐信息的真实性也得到了验证。

四、传播学场域中微博反腐舆论运行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据前文分析可知,微博反腐因其具有“蝴蝶效应”般的力量,往往会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舆论场,身处其中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会因此备受关注,这对腐败行为的曝光和公正审判,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微博反腐中舆论的生成和消散极为快速,参与者的热情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对腐败信息的把握也因信息不对称而有偏颇的可能。如何与现实的制度反腐相结合,在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前提下,引导反腐舆论紧密的围绕真实事件展开,成为时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微博反腐的运行机制进行构建和优化,最大限度地惩治腐败、保护良善、维护社会公正。(一)科学设计微博反腐流程当前,微博反腐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大量腐败案件由民间力量发掘出来,置于阳光和灯光之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时下的微博反腐还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监督工具存在的,其秩序性、组织性和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此,需要科学设计微博反腐流程。比如,在反腐信息监测过程中,要对微博信息进行专门的搜集和整理,经过技术人员的筛选和分析之后,扩大或者缩小信息监测规模,必要时进行全天候监测或者撤销监测;要对经由微博曝光的腐败信息进行周密的讨论,在保证信息真实的前提下,动用国家公权力对腐败分子进行严惩,处置结果也要由微博等媒体向社会及时公开,接受群众的二次监督。(二)为微博反腐提供合法性依据随着“自媒体”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反腐定会成为反腐的常态,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为微博反腐提供合法依据,使之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到政治之中。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1)实名认证是给微博反腐定下的第一个名分,它不但能够“强制性”规制微博用户的诚信,还能在其通过微博传递反腐信息时,保留其真实身份,使微博反腐工作体现最起码的公正;(2)进一步完善微博所属网站的法律体系,规范微博服务模式,适时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在对用户进行身份保护的同时,能够对破坏规则的用户进行惩治;(3)为了保证微博反腐具有合法性,需要对微博反腐设立相关的法律规范,这样既能使反腐信息更加真实有效,还能进一步平衡网民的言论权和官员的隐私权,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避免网民权利的过度行使。(三)建构正负能量的消解路径当前,微博以及以其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工具,在反腐工作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保障公众微博反腐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这一行为的无序化、泛生长化等问题加以重视,构建其正负能量的消解路径,在将其法治化、制度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此外,还需要保护和查证民间举报的腐败线索,使国家公权力和来自于微博的民间声音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借助民间力量扩大腐败信息源的同时,全面提升打击腐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网络反腐和现有制度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提高社会监督效率和社会公正水平。

五、结束语

“微博反腐”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下微博社交媒体平台完成的对腐败行为的揭露过程,其社交媒体的特性十分明显,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与网络舆情、社会舆论关联在一起。事实上,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反腐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多种途径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这样,微博反腐恰逢其时,这种“时间短、见效快”的反腐形式一出现便产生了明显的政治效果与社会效应。

作者:崔凯 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微博反腐:公众的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博弈[J].领导科学,2012(2):4-7.

[2]雷强.网络领导[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3]刘畅.浅析微博反腐信息的传播特点及影响[J].新闻世界,2013(3):61-62.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何震.微博反腐中的信息传播模式及舆论运行机制浅探[J].东南传播,2013(7):48-51.

[6]王华俊,季君丽.微博反腐: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载体创新[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2):38-40.

[7]王同武.微博反腐中言论自由的规制与保障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1(20):55-56.

[8]邓涛.微博反腐的正能量与副作用[J].人民论坛,2013(7):102-106.

[9]杜治洲,张阳阳.微博反腐:模型、现状与对策[J].理论视野,2012(6):55-58.

[10]罗旭.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应对的博弈策略研究[J].求索,2012(2):87-88.

[11]刘旭涛,周晓燕.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当代中国官员“网络恐惧”问卷调查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0(9):23-24.

[12]李妍.微博反腐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N].中国经济周刊,2012-12-10.

[13]杨于泽.反腐微博仍未超出爆料的范畴[N].中国青年报,2012-12-11.

[1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论自由[M].赵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

[15]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M].黄冰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