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结构唯独透析方法论述

摘要：文章对当代组织研究领域中使用的各种正当性概念从结构维度和认识视角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组织论文并得出了组织正当性是一个通过认知和评价来对某个对象达成共识的集体过程的观点。

关键词：组织正当性结构维度认知视角

很久以来，尽管组织领域广泛承认对正当性（Legitimacy）的认识从根本上有利于理解组织的内在结构及其有效性，但明确地说明其内涵仍然是一个困难而持久的问题，不同学者坚持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正当性在结构维度和认知视角上具有丰富的双重属性。本文对权威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地位特征理论三个组织正当性理论所使用的各种正当性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为组织正当性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为准确的认识。

一、组织正当性的结构维度

在权威理论中，Dornbusch和Scott把有效性定义为作为客观事实问题的规范、价值、信念和程序的接受。适当性则是个人把规范、价值、信念和程序看作理想的和合适的———事情本来应该的方式———接受和支持。Zelditch为正当性提供了一个韦伯主义传统的广义定义：“如果某事物符合被某个群体接受的规范、价值、信念和程序，它就是正当的”。Walker等提供了一个相似定义：正当性是“某个规范或规范性系统支配或应该支配某个人行动的信念”。这就提出了正当性的认知维度和评价维度。同样，地位特征理论学者认为“绩效期望”的形成中必然包含着认知和评价。因为不同类型参考结构的活动（即社会性共享系统）把地位特征状态跟任务结构或对有价值位置的期望报酬联系起来，特征状态和期望报酬之间的匹配就必然需要认知和评价。

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及组织研究文献中引用最多的是Suchman的定义：正当性是“一个在一些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社会建构系统内某个实体的行动是理想的、正确的或适当的一般认知或假设。”很明显，这个定义既包括评价维度，也包括认知维度。Archibald使用Suchman的定义说明，某个组织的正当性建立在观众（内部和外部）支持或接受它的集体认知基础上。外部观众也许包括政府、社会活动家、媒体等，内部观众包括员工和管理者。Suchman谈到了正当性的类型，比如实效正当性（Pragmaticlegitimacy）、道德正当性（Morallegitimacy）和认知正当性（Cognitivelegitimacy）。所有这三个类型涉及到一个一般认知，组织在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理所当然系统内是合适的和理想的。它们每一个都依赖一套不同的行为动力：实效正当性建立在利益基础上；道德正当性建立在某个组织活动是否是该做的正确事情的评价基础上；而认知正当性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那就是说，基于一些理所当然的文化说明的接受。Archibald把正当性分为文化正当性和社会政治正当性，前者是非工具性的，必然伴有增强可理解性的基本规范和信念，这就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评价维度；后者是工具性的，必然伴有权威自己的方便或私利，也就是了解的认知维度。

Glynn和Marquis处理了如何定义非正当性（Illegitimacy）的问题。[6]他们注意到，不正当性也要求一些关于组织活动的不适当性（Inappropriateness）的共享的理解或共识，判断某个行动是不正当的涉及到它与现存规范和价值的比较。[7]与其他研究者一致的是，Glynn和Marquis把不正当性看作某个组织在感知到的与制度规范的不合拍基础上的贬值。总之，一些学者倾向强调正当性的评价维度，而另一些学者倾向强调认知维度（也就是没有任何评价含意的接受），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正当性的两个维度同等重要。

二、组织正当性的认知视角

新制度主义学者Meyer和Scott把正当性定义为“对组织的文化支持程度”。[8]Troyer采用了这个定义，并注意到正当性产生于与行动适当部分的理所当然期望的一致性，这些行动与可认知的组织结构和过程联系在一起。

然而，坚持韦伯传统的权威理论强调正当性过程的集体性质。Zelditch和Walker把正当性描述为对某个权威支持的集体来源。Zelditch和Walker认为，如果某个体制（Regime）的规则、信念和价值是规范的，它就是正当的。正当性把权力转化为权威，并使对主要行动者指示的服从变成义务性的”。Johansson和Sell认为，正当性是一个个体通过它获得拥护、服从或支持一套社会性定义的规则（成文或不成文）的过程，甚至没有这么做的明显动机。他们注意到，这个过程经常在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维护中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相似地，地位特征理论的研究者把正当性看作一个过程，通过它群体成员逐步相信群体地位结构被成员们集体支持。他们强调，正当化过程是一个内在的集体社会过程“，调整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建立、持续和变革”。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不同互动水平上，比如群体或组织。

在权威理论和地位特征理论两个领域里，正当性都被看作一个总是有着集体面貌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观众总是存在，并且这个观众的地位经常被看作比处于情景中的个体或对象高。因此，正当性总是依赖于某个集体观众。然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正当性是一个“文化支持程度”。简而言之，权威理论和地位特征理论把正当性看作一个集体过程，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把正当性看作一个支持程度，也就是一个状态。

那么，正当性究竟是一个状态，还是一个过程呢？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新制度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组织如何获得或保持与环境（尤其是组织域中的组织）的一致性（或同构性），而权威理论和地位秩序理论关注的是权威或秩序在群体水平上的有效性和个体水平上的适当性。总体来说，这两种观点的重心不同，前者关心的是组织的外部正当性，后者关心的是组织的内部正当性，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动态的组织正当性过程，而在每一个点上的正当性则随着支持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三、结论

归根究底，组织领域的正当性理论都根源于韦伯主义传统，而韦伯的正当性理论则是一个多层次的混合理论，既有共识的成分，也有冲突的成分；在韦伯看来，正当性是一个一般“社会秩序”的现象。对于组织领域的三个正当性理论来说，它们的正当性定义具有两个基本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把正当性看作一个总是有着集体面貌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观众总是存在）。这个观众经常被看作比处于情景中的个体地位高。这样，正当性总是依赖于某个集体观众。其次，正当性涉及到具体情景中共识的出现，因为行动者认为其他人会接受曾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正当性的载体。同时，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正当性也是有时代背景含义其中的，其内容是动态的、变化的。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当性是一个通过认知和评价来对某个对象达成共识的集体过程，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对于每个点上的支持程度必然伴随着不同的认知和评价。另外，在组织理论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文献中，已经隐含了这样的含义：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对企业这种商业存在来说，效率本身就是一种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