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组织创新激发组织活力

党的十七大强调，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志指出，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带领人民推动全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也表现为推进自身改革创新的能力。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既要敢于和善于在自己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改革创新，又要敢于和善于在自身建设中不断改革创新。

从*年开始，闵行区江川路社区（街道）开始探索居民区群众性特色团队党建工作。这次探索可以被视为党的基层组织在新时期积极适应新发展背景进行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创新的过程。由于江川路社区在团队党建过程中注入了许多新的理念，形成了许多新型运作模式，因此这里的团队党建形成了一些带有前瞻性的工作格局，党的组织影响开始从固定“地域区位”延伸到人们最具生活意味的趣缘结构，这在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团队党建的格局，使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一、执政党基层组织创新的社会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

从世界政党发展大趋势来看，基层党组织创新是大势所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政党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以使自身能够更好的适应时展，而加强自己末梢基层组织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使普通党员更好的投入政党活动之中则是这些革新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比如：葡萄牙社会党主张，在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高效、开放和现代化；法国社会党利用因特网进一步发挥基层组织超常渗透日常生活的新能力；德国社会一方面变革党的组织体制,实现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组织沟通的信息化，以充分调动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并为其参与党的活动创造条件。总的来看，加强基层组织创新能力已是世界政党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局面来看，基层党组织创新是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个跳跃式发展周期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利益结构迅速分化，社会主要联结机制从纵向紧密型结构向网络状松散结构转变，社会主要意义系统和价值观系统逐步趋向多元化态势，社会性组织逐步发育并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组织要有效领导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有所针对地加强自身建设。依据科层原则建构起来的党组织网络要有效渗透这个呈现出网络化和多元化特征的社会系统，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网络中无数个交融于社会系统中“结点”（尤其是基层“结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创造性思维探索适合不同社会组织运行逻辑的灵活工作手段，从而对社会发展施加有效引导。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新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发展来看，基层党组织创新是确保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支撑。从组织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组织，她具有组织的一切特征，也应遵循组织发展的规律。组织可以和生命体、有机体类比，也有生命周期。中国共产党从初创至今已经走过了87年，在这87年时间里党不仅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且从组织发展周期来看也逐步进入了一个成熟期，无疑是一个大党、一个“年长”的政党。一般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大型政党组织在初创期内，其组织都具有高度活力，其成员的主体性意识也非常强烈，但一旦进入成熟期后，一般都会遭遇到一个科层化、刻板化和决策机制缺乏灵敏性的过程。我们党在进入成熟期后，如何摆脱上述不利影响？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自我创新能力，探索新时期充分发挥党员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的新型路径显然是最为有效的应对路径。

概括的来说，上述背景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引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必须以科学的方式革新自身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二、组织创新的实践探索

自*年开始，闵行区委组织部把江川路街道作为居民区组织再造的试点单位，江川路社区（街道）党工委成立专门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居民区的团队情况、党员结构情况、党组织情况、党员思想状况、小区建设情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排摸。据调查，江川地区共有各类群众性特色团队185个，参加总人数达到4412人，其中党员有1118人，占团队总人数的25.3%。团队大致分为“学习教育型”、“文化艺术型”、“体育保健型”、“公益服务型”等4大类。汽轮新村第三居民区党支部和瑞丽新村党支部分别作为群众性团队比较集中的代表和普通居民区代表进行了试点工作。主要做法为：

1、建立支部领导团队的开放性工作格局

汽轮新村第三居民区党支部和瑞丽新村党支部在试点过程中，坚持“支部领导团队”的原则，思想发动全面到位。通过开展团队活动、召开支部会议、党员大会、楼组长会议、离退休干部代表会议、老先进老劳模会议、居民群众代表会议等形式，统一支部班子成员、党员的思想，也取得了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按照党组织搭台、党员骨干负责、群众广泛参与的团队设置理念，开展组织机构框架设置调整。汽三居民区党支部有党员160人，原先按照楼组划分为7个党小组。在调整过程中，党支部充分发挥民主意识、集思广益，通过听取团队成员、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实行以团队基础，人群趋向和兴趣爱好为设置标准，党员根据组织需要及个人爱好选择参加其中一个支部。经过组织程序后，原来的居民区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下设四个团队党支部（议事团党支部、歌咏团党支部、戏曲组党支部、鼓操组党支部），各团队党支部书记由党总支委员担任。各支部设2—3个党小组，组长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补有责任感、有特长，相对年轻的党员担任。瑞丽居民区党支部有党员114人，原先按照楼组划分为9个党小组。党支部根据“共同兴趣爱好、共同活动时间、共同活动地点”的原则，设立了文体党支部、巡逻队党支部和综合党支部。党总支委员兼任团队党支部书记，使团队党支部的各类活动始终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支部领导团队构造了一种让退休党员逐渐回归到日常政治生活的本原中去的渠道，它创造了一种长期性、持续性的党员交流平台，而且这个平台并不仅仅围绕着自上而下的政治或行政动员任务运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党员自发的交流需求和生活世界运作的，所以人们能发现，即便是在没有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动员或行政动员的情况下，“团队”这个层面的党员活动仍然是充满积极性的。其关键就在于，它部分地回归到了“交相依赖，互为帮助，精神交流”的政治生活本原中。

2、打造党员融入团队的动员和引导模式

开展团队党建的目的就是要把党的工作渗透到群众团队组织中去，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对团队进行正确引导，促进群团组织健康发展。试点中，党支部明确“党员运作团队”的工作方法，积极搭建党员骨干参与团队管理的平台。如汽三党支部在形成居民区党总支—团队党总支—团队党小组的组织机构前，党支部在团队中挑选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团队活动能力突出的党员骨干充实到组织中，党员骨干从原来的7名增加到现在的29名，同时在团队中还有一批得力的党员志愿者。在讨论制定党总支工作职责、党总支活动制度、各团队党支部职责等相关制度时党员骨干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在团队开展活动时，党员骨干更是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通过召开楼组门前板凳党小组会、公园广场板凳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充分展示了团队党建小型、灵活、多样的特点。党员运作团队，不仅调动了党员参与团队管理的积极性，党员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团队的活动也更为规范有序。

从某种角度来看，党员运作团队还有助于一种系统激励机制的建设。人们在实现自我价值、投身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是需要不断地获得激励的，这一点对于社区党员来说也不例外。当然，这些激励措施可以是多元的，包括精神上的激励、物质上的象征性激励、情绪上的欢愉等等。“党员运作团队”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过程为基层社区的党员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系统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主要包括：（1）身份上的潜在激励，在“党员运作团队”的过程中，“骨干分子”这一身份角色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扩充，随着这一身份角色在社区的扩张，基层党组织获得了一批具有高度积极性的党员“骨干”。（2）在参与行为中强化激励。“党员运作团队”提供了退休党员交流活动的平台，也提供了他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化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团队党建过程中社区党员为社区所作出的贡献很快就能够得到党组织的“有效识别”，借助于更小规模的组织单元，党组织能够更为准确地对退休党员的积极举动作出动态的“表扬”与激励。

3、形成团队凝聚群众的灵活有效运行机制

社区党建要以服务群众作为重点。在党组织正式调整前，2个试点居民区通过先行开展团队活动，既突出了团队的特点，又凝聚了党员群众。一是在服务中凝聚，瑞丽党支部要求调整后的三个支部将原有党支部的好传统——共建工作继续做深做细，在开展团队党建时，以整合社区资源为工作着力点，服务社区居民，实现互惠双赢，形成共建、共创、共享良好氛围。同时积极组织团队成员参加小区各项公益活动，使团队成员在居民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二是在议事中凝聚，汽三党支部针对小区居民参政议政热情高、氛围浓、民主意识较强的情况，设立了议事团党支部，每月两次围绕小区发生的难点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共同提出解决方案，在议事中激发党员群众主动管理的意识，凝聚人心；三是在活动中凝聚。在汽轮三村戏曲班的牵线下，党支部与沪剧界著名演员共同策划了一台“名家名段进社区”活动，使居民不出小区就能看到高质量的演出，满足了居民的文化需求，受到了小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团队党组织由此成为一个聚合群众的活动平台，反映群众要求的信息平台，提升群众素质的教育平台，解决群众困难的服务平台。

江川社区的团队党建开创了一种“核心群体+群体”的多层社区动员机制，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使普通群众在党员的凝聚下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从而在更大范围提升了居民区自治和公共参与的程度。

三、关于组织创新启示与理性思考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江川路社区（街道）团队党建工作初见成效，带来了社区党建局面的一些新变化。如果对其经验进行简要概括，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定程度上，这些经验又可以看作对未来社区党建工作的启示和发展方向。

1、组织格局：由封闭到开放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所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开放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空前活跃，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劳动者自由流动空间的扩展。跨越地域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如农民工、工程移民，体制转轨所导致的结构性流动如下岗职工都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大量跨越产业、职业的个人流动如下海、跳槽更是不胜枚举。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有的履行管理服务职能的组织需要变革图新，不仅政府机构，党组织要想持续有效地发挥对广大党员的教育管理功能、持续有效地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也必须要有意识地探索组织、体制等方面的创新之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带来了自由流动的加剧，这要求党组织实现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实际上，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来看，党的组织结构形式也在发生着由封闭到开放的变化。革命年代，党面临着极大的外部生存压力，这要求党组织内部必须高度团结，基层党组织必须充分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革命胜利后很长一段时期，这种革命党的思维定势依然存在，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倾向于依托某个边界明确而封闭的组织如单位，绝大部分的党员个人长期被固定在一个组织内部。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思维转换之后，如何在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成为当务之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组织、体制、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在上海，出现了突破企业组织边界的楼宇党建、整合社区各类资源的阳光驿站等新型的党建组织载体，无不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思路。

闵行区江川路社区（街道）的党组织设置形式的创新，同样体现了打破封闭、趋于开放的思路。街道基层党支部原本是按照居民区设立，并依照不同的楼组设立党小组，这种按地理边界划分党组织的方式做到了整齐划一，但僵硬单调。当前的组织结构再造之后，原有的固定不变的组织边界开始被打破，团队党支部表现出更为开放的姿态。一方面，团队党支部的设立，扩大了党员的选择空间，每个支部对于每位党员来说都是开放的，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团队党支部体现了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更深层次的接触与融合，基层党支部向参与团队组织活动的所有群众敞开了大门，表现出更开放的心态，双方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团队组织中的群众领袖、骨干分子、活动积极分子也有了更多向组织靠拢的机会。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向群众，以更有效的机制保障党员与群众的密切接触，这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体现，也有利于我们党根本宗旨的实现。

2、资源配置：由分割到贯通

社会分化可能导致分割的局面，这提出了“贯通”的客观要求。不同群体、组织的封闭往往带来某一领域的分割局面。与现代化理论所坚持的社会体系的开放性相一致，不同群体、组织间的分工合作、互通有无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现象日益明显，阶层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发生转变，各种新兴职业大量出现；利益诉求发生分化，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组织大量出现，利益博弈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价值观念也日益多样化，传统观念不断遭遇挑战，形形色色的新思潮令人眼花缭乱。现代社会对效率的追求必然导致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分化现象愈演愈烈，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同样需要维系自身的统一和维持基本的秩序，这就需要不同阶层、职业群体、利益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分析，社会体系主要的子系统包括四个，即经济、政治、文化、整合子系统，各个系统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同时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如果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组织绝对孤立，彼此间不相往来，势必造成社会的隔绝、断裂乃至崩溃。

在当今中国，以上列举的社会分化现象无不存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观念深刻变化”等“四个深刻”正是对当前社会变迁现状的准确概括。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要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效地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开展各项工作，必须要有一种“综合、协调”的大局观和“沟通、合作”的工作意识。实际上，近几年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识。

打破各自为政的分隔局面，体现贯通意识的创新行为已经在党建工作中出现。在党的历史上，这种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明确自身的定位，看清周围的环境，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来判定团结的范围和斗争的策略。这一方针把更多阶级、群体的积极性发挥了出来，集中起最大的力量，对于顺利实现党的斗争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各地的一些新探索也在“贯通”二字上做文章。在上海市，社区大党建的思路得到贯彻，针对如何更好地统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部分区的实践探索已见成效。

在开放的基础上做到贯通，意味着原有组织体制的界限被打破，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信息可以更顺畅地流通。江川路街道团队党建的做法体现了“贯通”的意识。一方面，原居民区党支部调整为党总支，下设若干党支部，支部之间没有僵硬封闭的界限，同为小区居民的各支部党员彼此熟悉，不同支部的资源可以共享，相关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团队党支部体现了党组织与群众性社团组织的结合，两类不同性质、不同特点、不同职能的组织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局面，党支部的组织优势可以发挥，团队的灵活性也可以发挥，最终促进两类组织的共同发展。这种“贯通”的意识还可以更坚决地贯彻，把合作的范围扩展到更多的组织，合作的形式可以多样，合作的目的则是通过“共赢”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活动方式：从共性到个性

社会学家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样一组概念来分别描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前者是指社会主要依靠某种共同的集体意识把同质性很强的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后者是指主要依靠社会劳动分工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团结方式，成员彼此间的差异虽然更大，但却结成了某种互通有无的社会有机体。他的理论隐含了这样的意义：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之一就是从共性到个性的转变。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大同小异，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更为复杂、彰显个性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极大推动了从共性到个性的转变。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产、生活及价值观念被有意识地塑造成高度一致，集体重于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掩盖了大部分人的个性。改革开放的号角唤醒了人们潜藏已久的利益意识、权利意识和个性意识。在倡导合法追逐个人经济利益的背景下，许多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许多传统的桎梏被冲破，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五彩斑斓，千篇一律、墨守成规成为改革创新进程中的某种障碍。事实上，由共性到个性的转变过程与上述由封闭到开放、由分割到贯通的过程是相伴生的。这样的一种形势增加了党的各方面工作的难度，要求我们党要适时地做出调整。

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党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着由共性到个性的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形势灵活多变的，这一点在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跨越世纪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无论是党员群体还是人民群众，都共同经历着利益、观念等的分化过程，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的人们特征各异，我们党也在进行积极探索，党的工作方式也在发生着由共性到个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更多尊重个人的应有权利与利益诉求，更多关注个人的特殊情况和不同态度；意味着摈弃僵化呆板的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倡导创新意识。

江川路社区（街道）的团队党建工作较好地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思维方式。原本以楼组为单位划分党员小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虽然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党员自身的意愿却无法得到体现。组织调整以后，原有僵化的组织设置方式开始打破，新的更受党员群众欢迎的组织设置方式得以确立。一方面，新的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按照不同的兴趣团队进行划分，这体现了组织调整的基本原则：承认差异、尊重个性；另一方面，许多党员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行选择党支部，这是对党员权利、党员特性的尊重。从这种对个人不同兴趣的尊重继续走下去，就是对党员的意愿、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权利以至于党员的主体地位的尊重，这正是党内民主的根本要义，也是团队党建组织创新的深层次意义。

4、领导方式：从权力到能力

个人的社会地位以能力为基础，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一般而言，个人所拥有的影响自身地位变化的资源或条件可分为先赋性、自致性两大类。前者指个人与生俱来的几乎不可改变的资源条件，如性别、民族、出身等；后者是指个人可能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资源条件，如教育水平、技能、经验等。传统社会中，个人的一些先赋性条件往往能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高低，现代社会则与此相反，后天努力的成分能更多地影响个人的地位变化，社会结构也不再是长期稳固不变的。能力毫无疑问是自致性的资源条件，权力则具有特殊性。一定程度上，权力也是可能通过努力获得的，但权力往往与固定化的组织、制度相联，很多时候个人的权力是由组织、制度所赋予的，因此又不能完全说是自致性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般伴随着从依靠权力到依赖能力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能力因素的影响作用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之前社会经济体制的否定。改革之前，围绕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身份上的划分，并把这种划分固定下来。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改革之前的阶层结构具有政治性、身份性、权力性等特点。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一个相对固定的身份，与身份相对应的是不同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城市中的身份等级还往往与行政权力的级别挂钩。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在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各类因素中作用不断下降，经济财富、教育技能等更多依赖个人能力与后天努力的因素的作用则不断上升。能力因素的上升意味着再没有绝对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为人们追求个人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更多的希望。

面对这种社会形势的变化，党内也在相应地进行调整。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党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党员本就是通过自身的优异表现而加入党组织。但按照传统的组织原则，普通党员入党以后，个人的能力在党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更多地是要听命于上级。这种情况与党内活动内容、形式上的单调有关。改革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党的活动方式方面的创新大量涌现，例如在上海浦东新区阳光驿站，党支部的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包括影视欣赏、讲座报告、联欢活动等方式大受欢迎。这同时为很多党员提供了展示个人各方面才能的舞台，党员的能力，不仅仅是原来所重视的组织、领导能力，更多地进入党组织思考如何更好发挥教育管理功能的视野。

毫无疑问，江川路社区（街道）的团队党建工作，把重视党员的个人能力问题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来。原来的组织设置方式可以看作是依照组织权力硬性划分的结果，党员个人的才能并不再考虑之列。现在按照不同团队进行划分，既是对党员兴趣爱好的尊重，也是对党员某方面才能的尊重。同时，对于划归不同团队支部的党员，上级党组织要求他们积极地发挥自身的才能，争取能够在团队中赢得威望，通过与群众打成一片而掌握局面。此外，对与团队中表现突出、才能出众，又能获得群众支持的非党员活动骨干，党组织也会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他们加入。在这种新的组织设置方式中，党员通过发挥个人的才能而与群众充分融合，党组织通过鼓励党员发挥才能而在群众中发挥影响作用，能力的因素更加受到重视，过去那种过度依靠党组织强制性的正式权力而对党员、群众发挥影响作用的局面正开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