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抵制研究论文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编辑本段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贸易联系和外国对华投资传染机制重要性有限:

美国次级按揭规模庞大，危机初起之时公布的2005～2006年间美国累计发放次级按揭统计数字是1.5万亿美元；且房地产业是本次美国经济景气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近5年来美国新增GDP中有50%来自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增长的70%依赖于房地产增值的财富效应，次贷危机的发展与应对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走势的决定因素之一。中美双边经贸规模庞大，按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美贸易额已达262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035亿美元；2007年1～7月中美贸易额167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277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达343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2878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华贸易额为1785.9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1480亿美元。许多人由此担心，如果美国经济因次贷危机而发生衰退，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将因此蒙受重创。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下，尽管经济萧条在总体上将削弱一个发达国家的进口能力，但却将增加其对进口低档次廉价商品的需求；尽管我国近年来努力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对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依然以廉价商品为主，因此，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未必会减少我国对其出口，反而可能有所增进。2000年下半年起，美国经济逐步滑入萧条，但我国对美出口却逐年增长，1999年为419.47亿美元，2000年为521.04亿美元，2002年已达699.51亿美元，原因即在于此。

任何投资者都存在“本土偏好”，西方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其主要功效不过是在主流投资收益率不高时加以补充而已。一旦西方母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提高利率从而削减新兴市场的投资收益优势)，或是蒙受重大损失而需要重新配置资产，西方投资者就可能大规模抽回在新兴市场的投资，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重要机制之一。然而，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易变性较高的组合投资，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外资惊恐逃离的潜在冲击也不宜高估。对华外商直接投资中受此次危机冲击最大的当属并购基金开展的外资并购，原因是并购基金惯用杠杆收购手法，而次贷危机后海外银行等金融机构明显收紧了对并购基金的融资。但我国外资并购绝对规模并不很大，2006年我国批准外资并购项目约1300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过14亿美元，占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数的2%左右。即使这条渠道的外资流入彻底停止，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无足轻重。

就组合投资而言，不可否认，根据美国等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尽管我国已经批准的QFII投资额度尚未用满100亿美元上限，但仅仅美国统计的美国居民持有中国证券规模就是这个数字的数倍，表明确实有不少海外游资变相流入中国股市。据美国统计，截至2005年12月13日，美国居民持有的中国大陆证券合计284.43亿美元，其中股票268.88亿美元；持有的香港特区证券合计462.25亿美元，其中股票444.65亿美元。2006年，美国居民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为1063.47亿美元，其中后三个季度对中国大陆股票的净购买为46.11亿美元，对香港特区股票的净购买为119亿美元。根据新兴组合基金研究(EPFR)提供的资料，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末，投入中国股市的全球共同基金为64亿美元，同期投入香港股市27亿美元，对亚洲区其他经济体则是净卖出18亿美元。但国际游资操纵引发发展中东道国资产市场崩盘的能力主要来自其作为“头羊”的号召力，在海外机构数次踏空中国股市之后，其作为“头羊”的号召力已经削弱不少，就目前而言，即使将变相内流的游资纳入考虑，以其规模也难以在抽逃之后引发股市大规模崩盘。

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作为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趋向上升:

截至目前，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蒙受的最明显损失来自对外金融投资，主要是中国金融机构所持次级按揭债券的损失，此外还包括中国计划和已经参股的海外金融机构因这场危机股价下跌的损失。8月初，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按揭证券从559亿美元猛增至1075亿美元，占同期亚洲投资美国按揭证券总额的47.6%，市场传言其中相当部分为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证券，从而引起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根据有关银行中报等公开信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金融机构损失仍然有限。截至6月底，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和相关资产情况如下：

中国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的投资规模为89.65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3.51%，其中AAA级次级债67.58亿美元，占75.38%；AA级19.45亿美元，占21.7%；A级2.62亿美元，占2.92%。中国银行另持有与此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CDO)6.82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0.27%，其中AAA评级、AA评级分别占81.8%、18.2%。中国银行对MBS、CDO分别计提了3.88亿元人民币、7.58亿元人民币未实现减值拨备，拨备比率为0.6%和14.6%。

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面值12.29亿美元，仅占其284亿美元外汇债券资产的4.3%，占总资产的0.0012%，且全部为第一留置权贷款支持债券，信用评级均在AA级以上，没有计提减值拨备。

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的投资额分别为10.6亿美元和300多万美元，评级也都在AA级以上。建设银行计提了0.18亿美元拨备，拨备比率为1.69%。

然而，上述数据不足以充分体现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风险传染渠道的现实和潜在重要性。随着美国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以及形成“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房价下降”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上述损失数字可能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资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预示着对外投资损失在涉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中重要性上升的趋势。我国对外资产已经发展到了庞大的规模，2006年末即达16266亿美元，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但其结构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官方储备资产所占比例过高，2006年末储备资产占对外资产总额的66%，在以储备资产占比高著称的亚洲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优化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的方向就是提高企业、居民资产所占比重，事实上我国也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中国民间对外资产一旦增长到足够规模，就将创造新的涉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途径：一方面，在国外发生危机时，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海外投资蒙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引发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内市场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因而重新配置其资产，抽回海外投资，危机就有可能传染到海外。甚至如果国内经济繁荣而导致对外投资回流也可能在别国引起危机。

另外一条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潜在危机传染渠道是通过海外上市公司资金链断裂而发挥作用的。论者常常谈及此次美国次贷危机触发我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风险，但我国房地产市场与美国不太相同。由于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透明度不足，我国固然存在类似美国次级按揭市场那样高估购房者支付能力的风险，但也有不少情况下存在相反的低估情况，危机的国际传染不太可能是直接因国内已购房者大面积违约而造成，风险更大的危机传染渠道是海外投资者冷淡中国房地产公司，从而导致其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国内房地产市场崩盘。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而成交量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公司主要是依靠维持虚高价格和高价收购、囤积土地，制造上市圈钱题材，从而维持其现金流量。近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纷纷奔赴海外上市，海外投资者也在包装炒作作用下忽视风险盲目追捧中国房地产股。次贷危机爆发后，海外投资者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危机，今年7月31日至8月17日，香港股市中国内地房地产股票跌幅普遍为同期恒生指数跌幅的两倍以上，方兴地产8月7日挂牌首日竟然跌破招股价的7.2%，与此前碧桂园等公司上市首日动辄比招股价上涨20%乃至超过30%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就揭示了这条危机传染渠道的潜在风险。（以下由大连三恩翻译有限公司编译）

编辑本段楚游，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本段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编辑本段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乱。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编辑本段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

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金融危机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

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