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制下刑法理念内涵分析论文

（一）转变刑法的权利本位思想在此背景下，如何树立正确的刑法理念，我国刑法泰斗马克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提及此问题，马教授回答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如要发展，必须要更新刑法观念。一要，改变阶级斗争的刑法观，树立正确的、健康、良性的社会主义市场服务的新型刑法观。从刑法的功能角度来说，要关注刑法所规范的行为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功能。二要，补充、丰富、完善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犯罪观，改变以往传统的犯罪观念，将生产力发展是否受到危害也定为构成犯罪的标准。三要，计划经济的刑法观要适应社会形式，在此基础上要更加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想适应的刑法观。鉴于该观点上，就是要突出强调刑法的权利本位观，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刑法过于的服从了政治阶级，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渐以政治因素为目的的观念开始由主位变次位，以民主、人权为观念的思想在开始不断强大，推演出刑法所具有新型的使命，即维护社会秩序与人权保障的功能。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下的人类社会及自我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的进步，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使刑法观念彻底的改变必须要改变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刑法观念，这样才能实现权利保障、社会秩序的维护及刑法价值的平衡。

（二）强化刑事法治理念的微观面陈兴良教授谈及了他对建立现代刑法理念的三点看法，指出如下，追求法律真实、实现对实质理性的建构与形式理性的守护、从实体正义的关注转向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从他的观点看就是强调刑事法治，分析研究此问题者，多以宏观刑事法治的精神与实质角度来论述，刑法作为刑事的核心和枢纽，必然要遵守刑事法治的理念，不能单从宏观角度出发，也要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上的理念。首先，罪行法定要夯实。刑事法治的前提要件就是罪行法定，它的底线也是罪刑法定，在规定中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以定罪、不可以不处罚。以其衍生的一些原则包含禁止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排斥绝对不定期刑、排斥习惯法、禁止溯及既往等。由于此原则与权利本位刑法观有接连，所以允许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以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并存。其次，对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要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从最高机关释法向法官释法的转变、从职权主义诉讼向对抗主义诉讼的转变、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变，要有法必依，法治的关键在于司法而不是立法，司法令行禁不止的话，那就可怕了，俨然一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套路，这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因此立法权的形成对司法领域的司法权的约束和正义的维护是法治实现的关键点。最高机关释法向法官释法的转变，使我们对程序的独立价值关注度变高了，司法权的恰当与高效运转对实现法治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由于对司法解释和司法权的关注，必然要求我们在法律运作的核心和主体上确立法官的地位，他是国家正义的代表和化身，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案件做深入了解，对法律深入剖析，对双方的陈述与意见的裁决做出明确的判断，这样法律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职权主义诉讼向对抗主义诉讼的转变，诉讼模式的改革在我国已有好长时间了，可在诉讼结构和诉讼模式上依然有很尖锐的矛盾，基于此因，我国的诉讼模式是一种滞后性的无奈结局，其导致的影响是恶劣的，所以要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总结，坚持诉审分离的原则下，实现正真的有效的对抗，确立司法与审判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必须以案件的事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准绳，这种对案件客观目标的评定是很高的，恰反映出一个问题来，客观真实永远都是人们向往正义的一种愿望，它的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化在法律面前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为了敷衍或形式搞理想来践踏人权，这样是不划算的。

（三）明确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性，即在对待犯罪的各种社会反应机制中应保持刑法的克制性。也就是只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犯罪来看待；只有在其他社会规范、其他处罚方法都不能很好调整和抗衡以及处罚某一严重危害行为的前提下，才能够让刑法来做出相对应的处罚。即刑法应当是控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能用其他法律不用刑法，能用轻刑法不用重刑法来调整。该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以三思再三思，谨慎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刑法，不能过分的迷信和依赖刑法。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表述了其观点：即我们在利用法制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要想取得好的成果，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正确认识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确认识国家刑罚可能达到的效果。这也是刑法发展中对自身的功能和价值理性反思的结果。现今许多国家的刑法谦抑理念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恒久的生命力，这离不开刑法的轻刑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提出。刑法谦抑性跟人的自律性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围绕自身的一种自律、自我约束和限制。这种带有自律性的限制与轻刑化、非犯罪化、非监禁化一起已成为指导当代各国刑法的重要理念。中国的传统刑法是比较残忍的，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也有着严重的刑法依赖思想和重刑主义倾向，对我们而言更有必要明确刑法谦抑性的理念。我们国家的法律并不健全，现今花花绿绿的社会诱惑性比较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过的新的危害行为，此时切不可脑袋一热就要修改刑法将其定为新罪。再者，我们国家的死刑偏多，应当考虑像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贪利型犯罪的死刑可视情况适当减少。在定罪量刑的时候万万不能通过具有类推性质的扩张释义来定罪，更为甚者科以重罪。也就是“立法者在权衡罪与罪之间刑罚的协调问题时，不能以两罪之间较高的法定刑为基准，而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为基准”不然，我国刑法中的法定刑会越来越重。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的推动我们的轻刑化改革，更好的实践刑法的谦抑性。

本文作者：翟笑梅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