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对比透析

1．罪名设置。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犯罪类型的具体化，体现立法者对于特定法益类型的保护，罪名选取、罪名归类直至类型关联，继而构建整个分则体系。类型化视野下，罪名的选取应当尽量体现类型属性，而犯罪类型的设置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量避免交叉与重叠，因为同一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类型，将对认定犯罪造成实际困难，影响定罪处罚的实质公正；另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可能全面、尽量减少遗漏，因为刑法上的漏洞越多将越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可能损害刑法的正义性”。[8]18-19立法者在设置犯罪类型及具体罪名时，应当充分考量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大小，危害轻重，还应兼顾现实生活中犯罪类型变迁，并结合具体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调整。2．要素关联。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型是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要素既是组成类型的基本构成，也是决定类型性质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若干要素的全然消退、新的要素加入或居于重要地位，一种类型会交错地过渡到另一种类型。[9]117刑法理论中的转化型犯罪、结果加重犯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介入新的要素，而使本犯的原有要素系统被打破，从而发生罪质上的重大变化，甚至过渡到新的犯罪类型。如台湾地区新刑法329条规定的“窃盗或抢夺，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而当场施以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即为转化型犯罪，大陆刑法第269条也类似设定了盗窃、诈骗、抢夺向抢劫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出，因介入“当场施以强暴胁迫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这一新的要素，打破窃盗或抢夺犯罪原有的构成要件结构，使类型性质与种类发生更替。诚然，新要素的加入或是隐退，可能促成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要素的强调则可能衍生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等形态。3．谱系构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尝试进行类型谱系的构建，着眼探究纵向序列及横向序列的内在关联，并据此形成一种“类型的体系”。纵向维度上，上位类型（母类型）可以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进一步演绎分析，区分出下位类型（子类型）；下位类型（子类型）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阶层子类型的权衡比较，归纳、提炼出相互之间的共通要素，继而抽象出上位类型（母类型），形成类型体系的纵向序列。而横向上，上述纵向序列中相邻的子类型，在要素结构上兼有共通和相异之处，需要加以细致区分，并基于这种相邻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其上位类型的整体轮廓之内形成类型体系的横向序列。以中国大陆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类型设置为例，依据行为样态，侵犯财产犯罪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毁坏财物型犯罪和取得财物型犯罪。其中，取得财物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是否转移占有，区分为转移占有型犯罪和不转移占有型犯罪。转移占有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权利人意志情形再细分为违反占有者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抢劫等）和基于占有者有瑕疵的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诈骗等）。其中，抢劫罪还可以继续区分为“普通抢劫”、“携带凶器抢夺转化抢劫”等类型，诈骗罪也可以再继续区分为“普通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类型，继而形成侵犯财产罪的整体谱系。

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比较

剖析类型思维的生成与展开，为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进行海峡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据上文所述，刑事立法即以设定价值评价侵害法益的刑罚当罚性，并辅以具体立法技术设置犯罪类型，在规范法意义上体现为罪名设置、要素关联与谱系构建，基于此或可形成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的正当进路。（一）立法技术比较两岸刑法中，在分则罪状描述上均存有完全概括法、完全列举法和例示法等三种方式。完全概括法可以使刑法条文较为简洁，且因其自身的高度抽象概括性可以使刑法条文具有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在具体适用上较为灵活，但却难免损害刑法安定性。通常认为，完全概括法仅仅适用于少数传统型罪名，即该类概念应当在时代环境中被大众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如两岸立法中，均将完全概括法适用于杀人、伤害、盗窃（窃盗）等民众认知较为一致的传统型罪名。完全列举法则是概念思维的体现，立法者描述某种犯罪“所有”可能的行为或手段，却限于时代认知实际上难以穷尽事物认知。诚如上文所述，这种封闭式构成要件可能因缺乏开放性难以适应社会变革而最终损害其安定性。然而，实际上两岸在刑法分则中大量采用了完全列举方式，甚至例示法一度遭到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明确性等的原则性质疑。对比两岸立法，台湾地区刑法立法时期较早，继受闭合式构成要件理论，在例示法上持谨慎态度，较少设置“兜底条款”，而中国大陆刑法受开放式构成要件理论影响，不少条文设有兜底规定。如中国大陆刑法第195条设定了信用证诈骗罪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以“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作为概括式规定。（二）罪名设置比较1．罪名选取。从两岸刑法罪名选取中，容易发现类型化程度差别。台湾地区刑法分则所设犯罪，大体上按照犯罪侵犯的不同类型法益的危害程度大小进行排列，即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人格法益、财产法益）类型及先后排序，[10]26罪名选取较为规范，类型归属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是依据犯罪客体不同进行犯罪设置，但从罪名选取中难以准确归类犯罪。如刑法分则设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信用证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与保险诈骗等犯罪，均与诈骗行为有关，系诈骗类犯罪，这是在各种诈骗犯罪之上的类型化，刑法第三章将其规定在第五节内，称为“金融诈骗罪”[11]91-92，与普通诈骗分属不同类型；而台湾地区则将类似犯罪统一归入分则第三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类型化较为彻底。2．罪名精细。⑤台湾地区刑法传承了较好的法典传统，立法者在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方面尽量维系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平衡、罪名粗细较为得当。在有关人身权利、公共安全等重要法益的保护上，尽量采用具体化、精细化的犯罪罪名；而在涉及轻微法益保护上，例如，对于社会信用、市场秩序等较为轻微法益的保护，尽量采用一般性、类型化的犯罪类型。而中国大陆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虽然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在刑事立法技术上，对于条文和用语设置讲求科学性，即应当基于立法技术科学性对罪名设置的繁简精细进行理性考量，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但实际的刑事立法中却未能有效采纳，通观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繁简倒挂、粗细错位等现象较为严重。以中国大陆证劵市场的“老鼠仓”事件⑥为例，事发之际因无明文规定只得以行政处罚了事，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18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用以处罚该类行为。然而，这种需要事后通过刑法修正来填补刑法漏洞的方式，显然降低了刑法条款对社会生活的涵摄性。台湾地区则较为科学地设置了一般类型的背信犯罪，较之中国大陆不厌其烦地规定或者保留了本质相同的具体背信犯罪类型，⑦台湾地区在罪名精细方面显然更为成熟。（三）类型谱系比较纵向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依据犯罪客体和侵犯法益对一类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形成差异较大的母类型，母类型继续区分形成子类型，继而区分形成实际罪名，而这与罪名设置的探讨存在交集。正如上文所述，台湾地区刑法法典传统历史悠久，在犯罪类型上较好维系了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有效平衡，纵向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在类型区分上存在交错现象，如金融诈骗、普通诈骗侵犯不同客体而归类不一。横向上，即考量某一母类型及其细化的子类型与其他母类型之间衔接关系，台湾地区鲜见横向衔接疏漏错位，中国大陆犯罪类型设置横向关系不紧密现象则较为多见，法网严密性较低。以长期困扰基层实务的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产罪为例，中国大陆1997年刑法修改时增设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私分罚没财产罪，而如何区分三者关系存有颇多争议。如私分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由于其犯罪对象是公款而非国有资产，该类行为不宜定性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如果按照贪污罪的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处罚，则同样犯罪数额的前提下，私分公款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最终处罚结果将存在较大差异，显然有失公平。深入剖析原因，不难发现立法者在对私分类犯罪立法时类型化意识不足，致使类型与类型之间衔接不紧密，存在着缝隙。

中国大陆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反思

台湾地区刑法典自1935年颁行以来，六十余年间仅修正过10余次，而且修正的都属于局部的甚至大多是很具体的内容。[10]29其虽有发展不足的质疑，但刑法稳定性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为彻底的类型化，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8（一）方法论反思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存有较大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对类型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不一。台湾地区传承大陆法系法统，对于类型化研究更为充分。作为实证主义没落、概念思维逐渐凸显弊端之后的一种新型思维方式，类型思维逐渐被寄予厚望，并在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推广运用，在刑事立法上则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而中国大陆“对于类型化思维问题被学者们意识到或注意到，只是发生在有意召集的直接以‘刑法方法论’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并且只是被一部分学者所意识到或注意到，也偶或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为研究方法被导师们轻描淡写谈及一下。至于类型化思维被学者们直接而自觉地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则尚未普遍化”[12]40，刑事立法中的类型化明显不足。事实上，“类型是建立在一般及特别间的中间高度，它是一种相对具体，一种在事物中的普遍性”[13]190。换言之，类型是连接“抽象概念与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是抽象与具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中点。基于此，法律体系呈现出“抽象概念——类型——具体事实”三个层次清晰的结构，其中，类型不但在整个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沟通和建立整个体系的“过渡安排”与“连结要素”，类型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刑法适用思考“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比较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只是期望找到完善刑法体系的正当进路，而在刑法条文作出修改之前，应当力求准确适用规范，据此发现、归纳体系缺陷，促成立法进步。事实上，通过类型思维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构成要件，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新理解会形成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而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与刑法规范体系的含义。[2]76而类型思维同样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与方法的革新，尤其对于准确解释、适用例示法中的“兜底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国大陆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立法者基于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先行列举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非法经营行为，再设置“其他方式”作为兜底式概括规定，以免出现新型非法经营行为之际难以处罚，却面临着“口袋罪”以及损害刑法明确性等诸多质疑。从类型化角度，“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条款实际上并非漫无边际、空洞虚无的规定。例示法具有示范作用，在刑法适用中，通过剖析非法经营罪所列举的三种典型行为的实质内涵，容易推断得出条款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与法条列举的行为性质相近且危害相当，即应当均系未按要求或未经批准从事某种专营业务。该类规定正是遵循了例示法的示范引导和类推论证作用，适应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定本身是较为合理的。⑧（三）立法发展路径刑法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的疏漏，却因具体实务的困惑进一步佐证立法的缺陷。对比台湾地区刑事立法，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大陆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不足。从类型化的立法思路来看，对于一般有关重罪或侵犯重大法益，往往需要对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化；而为了尽量减少刑法漏洞，对于侵犯法益较小，变动较大、方式多样的犯罪，往往需要采用涵摄力强、包容性大的抽象概括的刑法用语及表述方式，刑法分则条文对于该类犯罪仅需描述其类型，而不做具体的定义[14]78。如台湾地区设定背信罪涵盖中国大陆刑法数十个条文规定的各类侵犯较轻法益、本质相同的具体犯罪；而侵犯重大法益的犯罪类型设置中，如故意杀人罪，则细化普通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义愤杀人罪、生母杀婴罪、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受嘱托或者得承诺的杀人罪等六种具体杀人类型。无疑，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要求立法者必须同时具备具体化和类型化的思维，并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轻重，在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中，尽量做到粗细相宜、繁简得当，此乃刑事立法发展的正当进路。类型思维作为新型思维进入刑法领域，对于探究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在对比海峡两岸的刑事立法中，我们也可明显感觉两岸对于“类型化”认知、接受不一。应当认为，类型观在台湾地区的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在刑事立法上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

本文作者：林雪标周孙章工作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