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02:14:00

海峡

海峡范文篇1

本文作者:薛中文潘焱王萌工作单位:福建日报报业集团

1.基金概况在2009年至2010年间,国内共组建了10只产业文化投资基金,2011年,中国新募集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基金数量超过十余支。据相关机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文化产业相关基金已经披露募集资金总量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一个覆盖全国的文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2.研究分析(1)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的追捧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国内已设立多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资本市场已经表现出了对文化产业的追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市场化形式助推文化企业上市已成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新趋向。(2)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先行一步目前成立的各家基金里面,大部分都是由各省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些基金在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3)文化产业的体制问题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中很多是事业单位体制,市场化面临很多问题。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诸多元素流通不畅,政策管制也比较多,影响资本整合,加上传统媒体成长性不高,众多的原因造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项目选择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4)基金的市场化身份当前各只基金都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按照市场原则募集,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文化产业基金大多采取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在文化产业无偿投入的传统做法,由政府主要出资、专业管理公司经营,可以充分发挥政府性资金的放大作用和引导作用。(5)基金的投资方向和社会责任根据目前的募资情况以及投资情况而言,大部分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主要方向尚未明晰。作为文化产业的投资基金,应该有明确的投资方向和社会责任感,要投资对各地文化产业有推动力的项目,尤其要照顾到一些弱势但对文化产业有实际意义的项目,不能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应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和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贡献。(6)基金的投资方式文化产业和一般产业相比,具有成长周期较长、收益滞后等特点,因此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项目的稳健性和成熟性。(7)基金的退出机制文化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否则投资者无法获取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将会影响到基金规模的扩大。完善文化产业基金投资者从基金中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增强产业基金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增加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价值。(8)基金的风险控制目前成立的各只基金大多建立了符合市场规则的治理结构和投资流程,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董事会、合伙人大会等多重决策机制,最大程度地管控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3.调研总结(1)项目总结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符合我国及福建文化产业政策引导方向,有利推动福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举措;是一个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跨越发展目标的举措;是一个能够弥补福建文化企业发展资金不足,加快构建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举措。(2)效益评估①经济效益。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可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必将引导和带动福建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增加值及GDP占比。同时,由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当前正值产业快速发展期,该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是稳健、成熟的文化产业项目,有望获得较为稳定、可观的股权投资收益。②社会效益。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的一种有益创新和大胆尝试,也得到了政策认可,受到业界的欢迎。同时,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必将进一步提高文化产品生产总量,加快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3)尽快启动项目运作程序福建关于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可通过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丰富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但从福建基金设立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已经落后于其他兄弟省份。当前,恰逢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省内一些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相继启动,资金需求压力显著增强,应尽快启动设立投资基金的相关程序。

1.基金设立框架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合伙制的组织模式,以聚合资金,汇合资源,专家管理,专业投资,放大价值,促进海峡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宗旨,总规模3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投资开发集团作为基金发起人,其中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为牵头发起人。基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2.基金治理结构及风险管控(1)合伙人大会。由所有投资人共同组成,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基金与受托管理人签署《委托管理合同》,由基金管理人负责管理运营基金资产。基金与基金受托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资质的商业银行)签署《托管协议》,由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2)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管理人推荐的已经完成尽职调查的、单项投资额不超过注册资本10%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核和投资决策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对拟投资项目均有一票全案否决权。(3)基金经理。由基金管理人推荐并经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出任,在基金管理人领导下负责该基金的日常协调工作。3.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业务基金将立足福建,面向海西,辐射全国,重点投资文化产业中的高成长未上市的企业。(1)投资方向。投资文化产业,包括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动漫游戏产业、创意设计产业等;投资大型文化园区等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投资于福建省内项目。(2)投资类型。以拟上市的大型PE项目为主,同时兼顾具有高成长性的VC项目以及战略并购项目。

调研结束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发起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各项工作,将基金设立事宜上报至福建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了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创办福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向和思路,并先后两次召开省政府专题会研究创建福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事宜,根据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从2011年7月下旬起,报业集团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原则,有序展开设立“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各项前期工作,积极牵头、多方协调、认真筹备,完成了方案的细化完善、各相关单位参与发起意愿的征询、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的比较筛选等工作。2011年10月29日,在第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发起的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首个上台签约项目进行意向签约。进入2012年,基金的筹办工作加速推进。在福建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协调下,省文改办多次召集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省投资开发集团以及工商、财政、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商讨推进基金筹办事宜,并成立基金工作推进协调小组,进一步研究讨论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比选不同基金管理机构。经过多轮次地与兴业资本创投公司、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等进行商谈比选,最终协调小组达成共识,由建银国际与各主要发起人共同出资组建基金管理公司,各主要发起人各占股15%即各出资150万元,建银国际参股55%并实际负责管理基金。10月26日,在第五届文博会上,福建海峡文化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当天总规模3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由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发起,联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投资开发集团、信达国际共同建立的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签约。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项目的推出,是文化产业融资的积极探索,将对发展壮大福建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福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海峡范文篇2

海峡两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笔者参加了由山东嘉华国旅组织的“环岛八日之旅”。对比在大陆上多次旅游的经历,我们感到在发展阶段和经营管理上,两岸旅游企业的不同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景区经营比较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这包括已开发并形成游览景区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城市公园、工农业、地质、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湿地、海洋、海岛等资源,以及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应该说,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当然,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又明显丰富于台湾。说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即景区的经营,两岸已出现一定的差异。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在大陆,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同当年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赁经营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的经营权开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让或鼓励出让景区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已有300多个景区(点)以不同形式把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目前这一比例肯定还有增长。这种情况在台湾是看不见的。那里的景区一般都由当局运营和维护。因为,私人公司的利益追求,决定了在开发中,他们很可能牺牲环境利益。所以,台湾当局不敢轻易地把景区的运营管理权交给私人公司。一般都由当局运营,实行免费或低价政策。这是在台湾最为普遍的景区运营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政府经营和管理的景区中,允许把某一两个项目承包给私人公司经营。比如日月潭的游船项目,当局只负责招标、制定规则,以及游客安全的监管,公司负责项目的经营。二是完全由私人公司购置土地,建设人造景观,如游乐场等,企业完全按市场化方式去经营。这两种方式在内地景区的经营开发中,也是较为常见的。其实,上述差异也反映出两岸对旅游资源所有权性质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内地,按理讲我国法律已规定,国家地上与地下的任何资源,皆归国家、全民所有。因此,负责各景区管理的各级行政事业性质的政府机构,如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宗教事务局等,它们对这些资源只具有行政管理职权,而没有擅自获利的权力。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部门在把自己演变为企事业混合体后,或是把景区经营权转让给企业之后,把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公利,通过景区门票的形式,部分截留为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相反,在台湾人们普遍认为,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是自然和祖先的馈赠,属于全民所有,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因此,唯有实行免费和低价政策,才能让每个公民共享遗产。同时,也只有把景区交给非营利机构去维护和运营,才能保证免费与低价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从下面的分析我们会看到,目前大陆的做法,包括景区门票价格的上涨,仅仅是在追求景区和小团体的狭隘利益。而台湾却在谋求整个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

商业模式比较

来到台湾,大家都会感到两岸景区门票的巨大反差。一个在不断上涨,一个却免费或低价。像台湾著名的太鲁阁大峡谷、日月潭、中台禅寺等全是免费。同为地质公园的台湾野柳只收人民币10元门票,而张家界却收248元门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是人民币35元,而北京故宫却是60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出两岸对旅游资源性质的认识、景区的经营存在着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岸商业运作模式的差异。在内地,当绝大多数地方都把旅游景区看做旅游业的龙头产业,把旅游资源当做获利的重要资本,单纯依靠门票经济来维持旅游业收入的时候,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门票价格的竞相上涨,也就在所难免了。长此以往,这只会压制公民出游的欲望,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在当今世界,旅游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采取如下商业运作模式,即先把整个旅游区域内的所有服务企业都看做一个产业集群,然后推行“区域靠旅游资源吸引游客→企业靠服务创造收益→政府靠税收发展致富”的模式。

在这里,旅游资源仅仅是招来游客并留住游客的“摇钱树”。免费和低价政策也是吸引更多游客到此一游的营销手段。接下来,各旅游服务企业只要奉献优质服务,必然得到游客丰厚的回报。然后,政府再通过税收去获得城市发展包括景区发展的资金。这是一条完整的商业运作链条,是先予后取,舍小钱赚大钱的盈利模式。在这方面,台湾也是如此。他们没有把眼光仅仅盯在门票经济这一小小算盘上,而是做着整个区域经济的大文章。

在他们看来,虽然门票免费会丧失部分收益,但旅游资源的拉动效益是巨大的。当地零售业、餐饮业、旅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会因为游客的到来而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就业,惠及了民生。地方每年的税收也因此而增加。

税收的增加又使观光机构的预算费用逐年递增,最后这些费用再返还到景区,用于维护和运营。

2008年7月4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启动。至今,已有两个年头。在这两年里,已有128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据台湾观光当局估算,按照每人平均停留8天7夜、每天消费232到295美元计算,开放两年来,至少大陆居民已为台湾带去逾611亿元收益,约合人民币132.8亿元。其中,最大的赢家是航空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银行业等也因此而有明显的业绩增长。这是两年来台湾旅游业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明显案例。当然,内地也有成功案例,如杭州。该市早在2004年就对西湖景区实施免费与拆墙改革,并于当年取得明显成效。

只可惜,与各地不断涨价的做法相比,类似的做法目前在内地尚属少数。但愿内地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像台湾和杭州一样,转变思路,通过旅游资源的吸引作用,去带动区域经济的更大发展。

旅社导游比较

此处“旅社”意指旅行社。旅行社和导游在整个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联系游客、景区、宾馆、饭店、购物店、旅行车公司等方面,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他们是传播旅游文化的使者,也是旅游业的重要窗口和形象。比较两岸旅行社和导游的工作,我们感到大陆旅行社的某些经营行为亟待改进,导游的素质与管理有待提高。目前,内地旅行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削价竞争,一些旅行社甚至出现了非理性的“零团费”和“负团费”的竞争。在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当2007年内地旅行社多达18943家,从业人员30多万,大量规模小、竞争力弱的企业充斥其中,大家共同争食旅游业这块蛋糕的时候,尽管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零负团费”竞争,但难以见到成效的管理,必然使许多企业走上削价竞争的道路。其实,削价竞争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旅游业本身。因为,这种竞争必然以牺牲游客的旅游品质为代价。而这种代价则会进一步削弱消费者的出游欲望,最终影响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竞争方式。但目前在内地还比较普遍地存在。

__对此,台湾方面通过规定最低接待费标准、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有效地杜绝和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了保证旅游品质,避免恶性低价竞争,影响大陆游客的观感,台湾观光当局规定,旅行社对每位大陆游客的接待团费最低标准是每天80美元,内含吃、住、行、门票等费用、业者合理的利润、导游的酬劳和司机的小费。购物店无需支付业者高额的回扣。同时,禁止安排自费行程。如果接待旅行社违反最低团费规定,1年内遭到大陆游客投诉5次以上,或旅客满意度偏低,无故取消行程,以及在行程中故意或因重大过失弃置大陆旅客,该旅行社将遭到停止接团1到3个月的处分,情形严重者还可能被吊销执照。

相反,表现优良的接待社则可获得增加大陆旅客配额的奖励。

而且,接待大陆游客的旅行社都要缴纳200万元保证金,以备旅行社未能履约时,作为代偿金使用。要知道,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旅游业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各旅游企业日子也不好过的背景下,上述奖惩举措,显然会对各旅游企业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下面,我们再从三个方面进行两岸导游比较。

1、年龄和性别。

内地一线导游的年龄普遍较轻,大多是20多岁、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而且以女性为主。在台湾,20多岁的导游是不多见的。他们大多为30多岁,以男性为主。因为,导游工作是一份劳动强度大、承担责任重的工作。8天一个来回,终日环岛旅行,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女性是经受不住体质考验的。

2、阅历和素质。

由于年龄、经历的原因,特别是进入门槛高低、两地考试难易程度的差异,台湾导游的阅历和素质明显在许多大陆导游之上。这从他们的知识面、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传播旅游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旅途的活跃程度、风趣幽默的言谈,尤其是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能够明显地看出。导游丰富的阅历可以丰富旅途生活,活跃旅游气氛。高素质的导游会提高游客的旅游品质,带给游客更多的体验价值。

3、隶属和收入。

由于旅游行业有一定季节性的特点,特别是大陆绝大多数旅行社规模小、盈利能力弱的原因(2007年内地旅行社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0.66%,年人均实现利税仅为0.71万元/人),为了维持生存,减少开支,内地旅行社除保留极少数业务精干、能够领到基本工资(300-500元/月)、享有保险的优秀导游之外,绝大多数都挂靠于导游服务公司,与各旅行社之间仅仅是短期聘用关系的导游。所以,他们的收入结构中没有基本工资、各种保险福利,只有临时性的出团津贴(30-50元/天),以及作为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各种回扣(包括停车费、购物返点、自费项目返点、景区门票返点等)。其中,还有一部分回扣要以各种“人头费”的形式上交旅行社。而在台湾,导游的待遇和各行各业水平大体相当。

其收入主要是靠基本工资和带团补贴,购物回扣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隶属于各旅行社。因此,在台湾导游的职责主要是传播旅游文化,而不是“导购”;导游、游客、购物店的关系,不像大陆那么紧张,比较宽松。在商品买卖中,强买强卖的现象比较少见,公平交易、文明交易比较普遍。

要知道,人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隶属状况,会直接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的发挥。

两岸导游许多行为上的差异概源于此。餐饮住宿比较改革开放后,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各地豪华宾馆、酒店拔地而起。如果有严格的最低团费规定、有效的奖惩制度、及时的监督管理;如果内地广大民众的消费心理是健康成熟的,相信内地旅游也会和下面我们提到的在台湾的感觉一样。但是,在近年来内地削价竞争的狂潮中,当不少游客也热衷于首选低价团,特别是“零负团费”旅游时(时下赴港澳的旅游,有的旅行社竟推出了“4天港澳联游1500元”的超低价团),惟有上当受骗之后,广大游客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才能体味旅游品质的含义,才能知道内地各旅游企业的真实情况。

而在台湾,游客的感受则和内地明显不同。2010年3月2日,在贵阳召开的第13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副局长何岚菁说:“一年多来,两岸业者共同努力,推出符合旅游市场需要的多种旅游产品,尽力提供具有品质的服务。

据台湾方面统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满意度达到85%,这一数字令人鼓舞”。的确,笔者台湾之行,也有同感。每人5800元的“环岛八日之旅”,总的感觉物有所值无论是住宿、餐饮,还是游玩、购物,都比较令人满意。

说到台湾的餐饮和住宿,凡是到过这里的人,一般都有在台吃得好、住得好的感觉。在餐饮上,由于两岸生活水准及发展阶段的差异,除了北方游客不太适应台湾人比较注重养生、饮食清淡的口味之外,考虑两岸居民的收入、台湾零售业物价等因素,应该说台湾饮食企业给大陆游客的安排还是比较好的。在住宿上,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居住条件,决定了每位游客对台湾住宿的绝对满意。

在台湾,当局力促各旅游企业提高服务品质的举措主要有四项。除了前面提到的规定最低日接待费标准,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之外,还包括对每位游客进行满意度调查,以及实行配额管理制度等。为了准确了解各旅游企业的服务情况,保证各企业达到官方所要求的标准,台湾观光当局建立了大陆游客意见反馈系统。陆客入台之后,每人都会拿到一份“意见调查表”。

该表格在陆客离台之前收回。凡是大陆游客抱怨比较多、不满意程度比较高的旅行社及相__关企业,经查实将严格按照上述奖惩制度处理。同时,为了让条件与需求匹配,从而保证旅游品质,台湾方面还规定,在开放大陆游客入台的初期,每天入台的游客以3000人为限,接待社单日接待大陆游客的配额以200人为限,配额禁止转让。

不然,将给以禁止接待大陆游客1年的处分。上述四项措施构成了保证赴台旅游品质的道道防线。团费最低限额,因内含吃住费用、业者合理利润,这就避免了因低价竞争所导致的吃住质量差的问题。游客配额管理,一来可以解决因宾馆餐饮供不应求所产生的质量问题,从容地配置资源,保证游客吃住的质量。二来可以引导各旅游企业做好接待等服务工作。

实名问卷调查,则使当局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各企业的服务质量信息,从而便于对各旅游企业进行奖惩处理。根据掌握的最新资料,2007年台胞入境462.79万人次,平均停留大陆2.57天。这与大陆游客平均在台停留8天7夜相比,相差甚大。两岸停留天数的多少,一则反映出经济效益的高低,二则反映出旅游线路规划、旅游景区推广、市场营销策划等方面的不同。

三则也反映出游客对各地旅游品质的感受不同。零售购物比较让我们先看这样一组数字。

2007年内地旅游总人数16.10亿人次,其中城镇6.12亿人次。

旅游总花费7770.62亿,其中城镇5550.39亿。人均花费482.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花费907.58元。考虑到大陆各景区不断上涨的门票,餐饮住宿的花费,真正用于购物的消费可能已所剩无几。在台湾,每位陆客平均每天消费263美元[(232+295)/2=263],平均停留8天7夜,扣除每天80美元吃、住、门票等费用,每人每天有183美元用于购物等消费。

8天合计是1464美元,约合人民币9940元。这说明,大陆居民在内地旅游中很少购物消费,而在台湾却是大量消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这与两岸购物环境的差异是有关的。

应该说,伴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化建设的推进,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后,内地市场的秩序已有明显改观,大多数企业都能守法、诚信经营。但是,毋庸讳言,目前内地市场包括旅游购物消费市场仍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比较严重的导游“导购”问题。不时听到的强买强卖、弃置游客问题。还有,旅行社为弥补削价竞争带来的损失,往往以旅游回扣的多少作为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依据。而供应企业为保证高额回扣的产出,确保自己的利润,不得不降低服务标准,抬高物价,以次充好,甚至出售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秩序。在这样的购物环境中,游客怎敢放心大胆地消费?由于购物消费会直接影响游客价值的评价,而该评价的好坏,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整个旅游行程的评价。因此,台湾方面极为重视购物环境的建设和管理,通过精选购物场所,指定购物中心,特别是主打特色、保真、免税之牌,努力为游客创造放心、安全的购物环境。在台湾,凡是导游带游客去的购物场所,都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纪念商品购物中心。

海峡范文篇3

本文作者:董志武工作单位:集美大学

合法性审查是与合理性审查相对应的概念,基于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在行政行为的外部监督中,我们一般只审查其合法性,而不审查其合理性,即以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为界限,并对其甄别和处理。合法性审查不仅是司法审查的权力界限,也是权力机关制衡行政机关的权力界限。通常合法性审查包括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审查和法律适用审查两个方面的内容,但行政命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很少涉及到事实认定层面,主要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因此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对行政命令主体权限的审查、行政命令内容合法性审查以及行政命令程序合法性审查等方面。(一)行政命令主体权限的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主体权限来看,台湾地区对行政命令主体并没有具体的限定,根据其“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授权或职权行政命令,因此只要属于行政机关,无论其层级都可以行政命令。而其“行政程序法”所称的行政机关,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系指代表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其他行政主体表示意思,从事公共事务,具有单独法定地位之组织”,同时“受托行使公权力之个人或团体,于委托范围内,视为行政机关”。因此,“行政院”及其“部会”以及各级政府都可以行政命令。在法律上争议比较大的是乡镇一级机关是否可以行政命令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宪法”对于地方自治仅规定至“县”这一层级,乡镇一级还不属于其“省县自治法”调整的范围,因此乡镇一级当时的确不能够行政命令。但1999年3月30日“省县自治法”被废止,2005年12月14日通过了所谓的“地方制度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地方自治团体包括乡镇自治团体具有公法人地位,而省政府则属于“行政院派出机关”,同时该法第25条规定:“直辖市、县(市)、乡(镇、市)得就其自治事项或依法律及上级法规之授权,制定自治法规。自治法规经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各该行政机关公布者,称自治条例;自治法规由地方行政机关订定,并或下达者,称自治规则。”可见台湾地区乡镇一级政府在“地方制度法”通过以后可以行政命令。由于台湾地区有所谓“双首长制”说,因此其“总统”根据其“宪法”第37条规定以及“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的规定,可以行政命令和紧急命令。在历史上,台湾当局曾经五次“紧急命令”,最后一次是1999年9月25日,李登辉为“九二一地震”“紧急命令”,以因应灾害救助及灾后重建。大陆行政命令主体的规定非常具体,最主要的条文有1982年《宪法》第89条、第90条、第107条的规定,明确了国务院及其部委(局)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行政命令,而乡镇基层政府则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1条的规定也可以命令,个别学者认为大陆乡镇人民政府不能行政命令,可能是受台湾地区旧的行政法的影响。另外,虽然大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除国务院部委(局)以外的政府工作部门可以行政命令,但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的第3项的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实质上准许了政府工作部门可以行政命令。(二)行政命令内容的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内容来看,行政命令不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还要符合法律保留的原则。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法律保留,根据其“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规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宪法”或法律有明文规定,应以法律定之者;二是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三是关于“国家”各机关之组织者;四是其他重要事项之应以法律定之者。而对于地方行政命令,则规定有类似于法律保留的留给“自治条例”制定的事项。如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43号解释就役男出境问题涉及到的两项行政命令即“征兵规则”第18条和“役男出境处理办法”第8条所做的“大法官会议”解释,明确指出“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权利之限制者,亦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如以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命令为补充规定时,其授权应符合具体明确之原则”,并据此裁示“征兵规则”第18条和“役男出境处理办法”第8条违反法律保留的原则而失效。大陆对于行政命令主要强调其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即法律优位的原则,比较而言,法律保留的原则根据《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主要针对的是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于一般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在行政实践中政策高于法律、先于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三)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合法性审查从行政命令制定程序来看,大陆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决定和命令的有关程序和名称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国务院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该办法仅仅将行政命令规定为其公文种类的一种,至于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则没有任何涉及,而且该办法也被行政法学理论界所忽视,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实际还属空白。相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制定程序,不仅有“中央法规标准法”加以规定,而且为保证该法得以实施,其“行政程序法”第151条规定:“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除关于军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项而涉及国家机密或安全者外,应依本法所定程序为之。”若行政命令不符合程序要求则有可能被确认为无效。根据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及其行政实践,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制定程序包括立法建议、法案起草、法案审议以及公布等方面,同时对于行政命令的选择适用也加以规定,其“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8条规定:“各机关受理人民申请许可案件适用法规时,除依其性质应适用行为之法规外,如在处理程序终结前,据以准许之法规有变更者,适用新法规。但旧法规有利于当事人而新法规未废除或禁止所申请之事项者,适用旧法规。”可见,台湾地区对于行政命令有关程序的规定非常周延。

(一)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不同,台湾地区采用“五权分立”的体制。所谓“五权分立”是指国家权力在配置与控制中,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权相互分立,各司其职,在法理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机关均可以审查行政命令的合法性。不过由于考试权主要是从行政权中分出,是一种负责考选、铨叙公务人员的权力,因此台湾考试机关一般不对行政命令进行合法性审查,而监察权则是从立法权中分出,台湾“监察机关”过去属于“民意机关”,现在则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但仍然主要执掌弹劾、纠举及审计职能,其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通过纠正的方式间接进行。台湾地区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主要还是通过行政审查、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来完成。台湾地区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行政审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行政诉愿即类似大陆的行政复议,另一则是通过“行政院会议”议决。由于台湾地区行政诉愿的对象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命令不属于行政诉愿的审查范围,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审查主要是“行政院会议”议决,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首长之命令或处分,如各部会就其主管事务认为有违背法令或越权限者,可以提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后,停止或撤销。而立法审查则是立法机关对行政命令是否违反法律所进行的审查。根据台湾地区1999年公布施行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命令及授权命令应送立法院审议,出席的立法委员对于这两类命令认为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的,或者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却以行政命令规定,经过30人以上连署或附议,就可以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3个月内有关委员会应将审查结果提请“立法院会议”决议,经议决后,通知原订颁之机关变更或废止,相关机关须于2个月内更正、废止该行政命令。台湾地区立法审查的模式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与“行政院会议”直接停止或撤销行政命令不同的是,“立法院会议”只能间接通过原行政机关自行更正或废止该行政命令。这种做法主要还是基于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以防止立法权膨胀。实际上台湾地区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主要还是通过司法审查来实现。其司法审查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般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司法审查。一般司法机关包括各级地方法院和行政法院,他们可以就其受理案件可能适用的行政命令,自行认定是否违法,并拒绝适用于其所受理的案件中,即有享有对行政命令的拒绝适用权。但行政命令机关若对法院拒绝适用的行为有异议的,则可以依法提请大法官解释进行抗衡。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行政命令,即立法者违宪概括授权,但行政命令却谨守其法定分际,未介入法律领域或规范内容未抵触宪法,这种情况可称为“命令违法即合宪”,对此一般司法机关也应当依法提请大法官解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具有完整的司法审查,无论是法律还是行政命令均可以通过大法官解释认定违法,并宣布无效。与一般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不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不以是否存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为启动条件,并且其宣告对行政命令无效的效力具有普遍性,也不能通过提请大法官解释进行抗衡,因此“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合法性审查具有废止该项行政命令的效力。(二)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模式大陆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直比较薄弱,行政命令在理论界实际上也没有共识。大陆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以规章的效力等级为界限,低于规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一般称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一并式审查和行政诉讼附带性审查。但实际上,大量的行政命令效力等级相当于甚至高于规章,对于相当于规章的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附带性审查,但不能复议,对于效力高于规章的行政命令则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来判定其合法性。至于立法审查,根据我国1982年《宪法》第67条、第104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但对于如何启动立法审查却没有具体的法律予以规定。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90条规定了法规审查的建议权,但该条并没有规定对于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可以参照本条行使审查建议权。由此可见,大陆对于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还没有形成比较成功的模式,行政审查还基本停留在非法治的阶段,立法审查则还属于宪法纲领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相对比较多见的司法审查,该部分至今还属于行政诉讼制度中的软肋,由于审查体系的不完善,公民的权利往往受其侵害而得不到救济。相较于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审查机制,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四、重构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的基本思考长期以来,大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局限于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重构我们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的制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统一认识,将行政命令从行政禁止、行政强制中嫠清,明确行政命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虽然大陆的行政命令的外延小于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所规定的范围,但至少宪法和有关组织法所提到的命令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命令,我们应该统一为整体并加以定义,这也符合法制统一的原则。因此笔者建议,我们将来应该在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使用行政命令这一概念,并明确为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同样,针对其合法性审查制度部分,借鉴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可在将来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程序法”的调整范围,不仅要重视抽象行政行为的事后监督,也要重视其事前监督,其制定和的程序应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行政命令不仅遵守法律优先的原则,还遵守法律保留的原则。同时参考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和“行政程序法”,结合大陆立法实践,可以考虑在《立法法》第90条增加第3款,即当行政命令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时,允许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其是否合法的意见。同时还应把行政命令纳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范围。至于司法审查部分,由于台湾地区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并不大,尤其建立宪法法院与否,我们还没有共识,抽象行政行为目前也不可能直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逐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尤其是扩大附带性审查抽象行为的范围是完全可行的。另外,不同于台湾地区“行政诉愿法”,我们可以考虑将《行政复议法》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命令的一并审查改变为允许单独审查,因为从一并审查到单独审查,跨度并不大。总而言之,在海峡两岸合作交流的背景下,彼此借鉴、学习与反思对建构大陆行政命令合法性审查是有益处的。

海峡范文篇4

陈明义说,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省委、省政府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推进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准确反映了福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尤其是东部加快发展中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实际,是20多年来福建改革发展进程的延续。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将同南北两个“三角洲”紧密对接,充分发挥两岸三地连接点和福建对台工作的优势。它关系到福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福建在祖国统一大业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福建在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定位,使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决策深入人心,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中形成广泛共识。

要围绕发展第一要务,切实有效地履行好政协职能,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献计出力。要着重就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党委和政府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就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内涵、规划、重点、举措,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专题调研和考察视察活动,进行深入研讨,努力建言献策,贡献真知灼见。今年第二季度,省政协将召开第六次常委会议,就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开展的系列调研成果进行交流,集民智、献良策,充分发挥各界委员的优势和特点,支持和鼓励委员在本职岗位上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多做贡献,努力使政协的意见和建议更多地进入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和决策层面。

海峡范文篇5

阎德玉:本校会计系教授,1941年出生。

为适应建立巾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大陆于1992年11月30日了《企业会计准则》并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早在1971年(民国60年4月30日)台湾地区修正通过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共6部分56条。①此后台湾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又对前会计评议委员会所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加以增删修订,于1982年(民国71年7月1日)作为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公布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1981年10月18日又进行了修订。

一、会计准则制定实施比较

海峡两岸会计准则的制定动因、制定机构、时间和适用范围均有一定的差异。

中国大陆制定会计准则的动因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会计核算标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并明确其制定根据是“会计法”,台湾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美国一位会计师1970年访问台湾时,就如何发展台湾的会计事业提出的三项建议(制定会计原则,颁布查帐准则,拟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无不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根本动因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准则制定机构比较,中国大陆的会计准则由政府部门(财政部)制定,同时成立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计准则评审委员会,作为财政部制定和实施会计准则的咨询机构。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是由台湾会计师公会财务会计委员会公布和台湾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修订。由政府制定和实施,其优点是:使会计准则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可以增强实施的力度,提高实施的效果。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为“会计准则不仅是审慎推理与实证研究之成果,亦是政治行为之产物。”②由财政部制定准则可能会产生过度体现财政立场与利益,兼顾协调其他方面的立场与利益不够。从台湾会计准则公布与修订机构的人员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台湾制定机构的民间性,参加人员的代表性,对于会计准则的技术性和科学性有一定的保证,对于协调兼顾各方利益具有制衡作用。但是,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科学、制定程序的严谨、审议严格规范相比,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尚需进一步借鉴与学习。

台湾会计准则制定的时间比中国大陆制定实施会计准则要早21年。这个时间差距意味着什么?至少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会计发展水平的差距。世界各国或地区制定会计准则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其先后顺序与其经济发达程度、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后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

中国大陆《企业会计准则》明确了适用范围,即“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未明确适用范围。这里首先要研究应不应该明确适用范围?从道理上讲,任何一项规则都有其规范约束的对象,如同足球规则适用于足球比赛一样,会计准则亦应明确适用的范围。如何确定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一种选择是“所有企业”,另一种选择是“部分企业(如上市公司或一定规模的企业)”。笔者认为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应根据会计准则的内容而定。对于“能置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移”的会计准则内容,③如大陆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均属此类,应适用于所有企业。而像台湾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二十一号:转换公司债之会计处理准则,就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企业。最近,中国大陆以财政部文件形式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从1997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企业可暂不执行。”

二、基本会计准则架构比较

《企业会计准则》共10章66条,其架构由三大基本部分组成:总则与一般原则;会计六要素的确认与计量原则;财务报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共7章58条,其架构与《企业会计准则》相同,亦可分为三大基本部分:基本原则;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损益计算;财务报表。

两者基本架构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点:

(一)会计要素的划分

《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要素(亦称财务报表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个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为静态要素亦称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利润为动态要素亦称损益表要素。《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仅明确了资产、负债、业主权益三要素,在“损益计算”中涉及到收入、费用、利润,但没有作为独立的会计要素予以明确,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会计要素的划分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将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权益、业主投资、分配给业主、综合净利、收益、费用、利得、损失十个要素。十个要素亦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包括资产、负债及权益三要素,是描述某一时点资源及资源请求权的金额,亦称静态要素。其他七项要素则描述在特定时期内影响企业的交易、事项与状况,亦称动态要素。大陆对会计要素的划分体系与美国会计要素的划分体系基本相同,只是美国对动态要素的划分更详尽一些,因而更确切一些。

(二)财务报告与财务报表部分

《企业会计准则》第九章为财务报告,其内容“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或者现金流量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第六部分为财务报表,其内容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业主权益变动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及其附注。

两者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财务报告与财务报表的范围有别,前者大,后者小。“编制财务报告的各种目的,而不仅以财务报表所传输的信息为限。虽然编制财务报告的一些目的,基本上和财务报表相同,但某些有用的信息用财务报表传输较好,而某些信息则通过财务报告提供比财务报表更好,并且有时只能用财务报告来提供。”④

2.财务报表种类的区别。台湾将“业主权益变动表”(或者保留盈余表)作为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并列的报表。“业主权益变动表”或者“保留盈余表”有编制的必要,但从报表之间的关系看,它们只能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的附表,对主表中的某些项目作更详尽的反映。大陆对财务状况变动表作了较灵活的规定,即亦可编制现金流量表。台湾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中,没有提及现金流量表。但是,海峡两岸在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中,都已用现金流量表取代了财务状况变动表。台湾已于1989年12月28日以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十七号公布了“现金流量表”准则。大陆也于1995年4月21日了“现金流量表准则(征求意见稿)”。

海峡两岸用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状况变动表的作法,事实上是受美国影响、向美国学习的结果。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87年了“现金流量表”准则公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92年12月了“现金流量表”准则,被代了于1977年10月的“财务状况变动表”准则。可见,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都具有重大影响。

三、基本原则的比较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第一部分为基本原则,《企业会计准则》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一般原则为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会计基本假定和会计一般原则。

(一)会计基本假定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的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的内容,实质上分别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货币计量并币值稳定、会计期间四项基本假定。

《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内容,实质上分别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期间、货币计量并币值稳定四项基本假定。

两者都有四项会计基本假定的内容,在准则中都没有使用“基本假定”概念。

早在50年代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就关切基本假定的研究,1958年,该会的一个特别研究项目委员会应用了三个基本名词:假设(Postulates)、原则(Principles)和规则rules)。美国多数学者认为基本假设是来自环境而比原则更为基础的会计概念。1961年美国会计研究论文集第1号“会计的基本假设”是研究会计基本假设的代表著作。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89年7月公布的《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中,“基本假定”为其单独的一节,具体描述了权责发生制、持续经营两项基本假定。在1975年1月公布,1994年11月格式重排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政策的揭示》中,明确提出:“持续经营、一致性和权责发生制是基本的会计假定。当财务报表遵守了基本会计假定时,就不需要对这些假定作出揭示”。⑤

在现实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学、有影响的会计准则中,都是明确与广泛使用“会计基本假设”概念的。笔者认为:海峡两岸的会计准则都应鲜明地使用“基本假设”概念,将现有条款的内容作为对各项基本假设描述的组成部分。这样,既体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将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学、会计准则制定三者相互协调与结合。

(二)会计一般原则

无论是理论的探讨,或者是准则的制定,关于会计一般原则包括的内容,至今尚未取得共识。

《企业会计准则》中,从第十条至第二十一条,分别为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可理解性(充分表达)、权责发生制、配比原则、谨慎原则(稳健性)、历史成本原则、区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重要性等12项一般原则。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中,第六条、第八条与第十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分别为历史成本原则、重要性原则、稳健性(审慎性)、一致性、可靠性、及时性、权责发生制、实质重于形式等8项一般原则。此外,第四十四条为配比原则,第四十六条为区分资本支出与收益支出原则,共计10项。

经过比较,归纳如下几点:

1.两者的共同点,都有可靠性、一致性、及时性、权责发生制、配比原则、稳健原则、海峡两岸的基本会计准则,都未明确列出一般原则的名称,都只是对各项一般原则作了具体的描述。

2.《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国际会计准则中亦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如果信息要想忠实反映它所拟反映的交易或其他事项,那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而不是仅仅根据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核算的反映。交易或其他事项的实质,不总是与它们的法律或设计形式的外在面貌相一致的。”⑥

3.《企业会计准则》中有相关性、可比性和可理解性三项原则,而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中没有。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有相关性、可比性、可理解性。论述相关性时,强调“为了使信息有用,信息必须与使用者的决策需要相关”。“信息的预测作用和确认作用是相互联系的”。⑦论述可比性时,强调“使用者必须能够比较企业在不同时期的财务报表,以便明确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变化趋势”。“可比性这一质量特征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即应把编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这些政策的变更以及变更的影响告诉使用者”。“对可比性的要求,不应混同于单纯的统一性,并且不应允许成其为引进经过改进的会计准则的一种障碍。”⑧论述可理解性时,强调“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的一条基本质量特征就是要让使用者便于理解”。⑨

4.《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将区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配比原则未作为一般会计原则的内容,而是作为财务报表要素(会计要素)的确认原则。这种处理方法与最新国际会计准则是相同的。国际会计准则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结构》中的第95段论述费用确认时强调了“配比原则”。第96段、第97段强调了“区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原则”。⑩

根据上述归纳的4点,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海峡两岸关于会计一般原则的内容,通过学术交流可以求得认识上的一致。我个人认为以直接关系到财务报表质量特征的会计准则,作为一般原则的内容。并鲜明地标出各项一般原则的名称。

第二,大陆应增加“实质重于形式”一般原则;台湾应增加“相关性”、“可比性”、“可理解性”三项一般原则。

第三,《企业会计准则》应将配比性、区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两项原则,从会计一般原则中移至会计要素(费用)确认原则之中。

如果按上述想法改进之后,列入会计一般原则的内容有了一个规范的标准;既能使海峡两岸的会计一般原则统一起来,又能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一致。

四、三项具体内容的比较

三项具体内容的比较,包括资产确认、流动负债和资本公积。

(一)资产确认准则比较

《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二条:“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第十六条:“资产系指企业透过交易或其他事项所获得之经济资源,能以货币衡量并预期未来能提供经济效益者”。

确认计量资产有四个要件:1.资产的实质是经济资源;2.作为一项资产,必须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3.可以用货币计量;4.能为企业提供未来的经济利益。

台湾的资产确认准则全面包含了资产确认的四个要件。而大陆的资产确认准则缺少“能为企业提供未来的经济利益”要件。企业取得和运用资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在大陆资产确认准则中应加进这一要件。

(二)流动负债准则比较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第三十条:“流动负债为将于一年内以流动资产或其他流动负债偿还者。但营业周期长于一年者,得改以一个营业周期作为划分流动及非流动之标准,采用该项标准时,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六条:“流动负债是指将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帐款、预付货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利润、其他应付款、预提费用等……”。

两者比较,其主要差异在于台湾的流动负债准则强调了“以流动资产或其他流动负债偿还”。美国的会计书籍亦强调“流动负债系指可以合理预期需动用流动资产,或产生其他流动负债加以偿还之负债”。(11)

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流动负债是否必须用流动资产或新的流动负债来偿还?中国大陆会计制度改革之前,企业的资金实行分口管理与控制,要求流动资金来源对应流动资金运用,两者保持平衡关系,其流动负债偿还(减少),必须是流动资产减少或者是另一项流动负债增加。但是会计制度改革之后,企业的各种资金可以融通使用,长期负债可以形成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亦可以形成长期资产。因而流动负债并不强调用流动资产或产生流动负债偿还。大陆有的企业用长期资产或长期债券投资作抵押取得银行短期借款,到期无力归还时,按合同规定处理抵押品归还借款的作法就是例证。

笔者认为,作为流动负债确认准则,应强调其偿还期,不应强调用什么偿还。在各种金融工具广泛使用的今天,更应如此。

(三)资本公积金准则比较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汇编》第三十五条:“……资本公积包括股本溢价、受领赠与、处分固定资产之溢价、资产重估增值及自合并而消灭公司承受之资产减除负债之债务及对股东给付额后之余额。并在第五十条规定:“处分固定资产之收益应依其性质列为当年度之营业外收入或非常利益,于次年度将该项收益减除其应负担之所得税后之净额,转入资本公积”。

《企业会计准则》第四十条:“资本公积金包括股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的资产价值等”。

两者的差异是:台湾的资本公积准则包括了处分固定资产之溢价的内容。大陆处分固定资产的溢价或收益,作营业外收入处理,不转入资本公积。

客观地讲,处理固定资产产生溢价或价益,其原因很复杂也很难判定。可能的因素有:原先计提折旧过低;物价上涨所致;处理中卖方处优势地位形成等。

大陆的规定比较简化且易于操作,处分固定资产的收益扣除所得税后的部分,成为可分配的价值。台湾的规定增加了股东权益,处分固定资产的收益扣除所得税后的部分,成为不可分配的价值。

大陆和台湾对处分固定资产之收益的处理方法,都能作出一定的解释,问题在于准则制定者、实务操作者如何选择。

最后,笔者想要说的是:会计观念孕育会计思想,会计思想系统化形成会计理论,不同的会计理论决定对会计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当今世界,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又是观念快速更新的时代。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去认识、研究会计问题。

①③朱国璋:《近代会计理论之介绍》(增订本),第146~152页,台湾中华书局,1971。

②(11)(美)KiesoWeygadt,《中级会计学》第8版,上册,姜家训译,第19、509页,台湾西书出版社,1995。

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论财务会计概念》,姜尔行译,第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⑤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最新国际会计准则》,浙江会计师事务所编译,汪祥耀主编,第43、21、19~21、35~3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海峡范文篇6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2.弘扬戏曲精华,展现戏曲魅力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遗存最丰富、最具民族品格的艺术形式之一,戏曲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博大精深,一代又一代人从戏曲艺术中汲取营养。中国戏曲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丰富了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戏曲艺术以其独特性展示着魅力,它已经浸润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感召人们内心情感世界,增加凝聚力的力量。因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戏曲艺术传统,是海峡两岸戏曲艺术发展的根基之一。海峡两岸应当在双方都体认的共同因素中去进一步沟通,寻找支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戏曲精华的部分在两岸人民心中容易引起共鸣,增强吸引力。

3.发展戏曲产业,开拓戏曲市场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好的发展,就要开拓较大的市场。这包括传统戏曲消费的市场经营,营销通路的多元拓展以及传媒网络的整合应用等层面。注重演出和市场结合,促进传统戏曲产业的发展。如动员台资企业机构参预两岸的传统戏曲活动,选择试点建设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产业园区,扶持发展对台特色显著的大陆传统戏曲影视剧等。再如开展针对台湾游客的传统戏曲演艺项目,把这类演出放在青少年活动与旅游的热门景点,让游客来此“歇脚·喝茶·听戏曲”,扩大宣传影响,以争取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4.借助港澳舞台,发挥特殊作用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桥梁作用。把港澳作为两岸戏曲交流的重要舞台,用戏曲艺术的纽带,把两岸同根戏曲艺术牢牢地连接起来,把两岸同胞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中介作用。把大陆、台湾的戏曲艺术吸收过来,再向对方传播过去。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缓冲作用。海峡两岸政治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戏曲交流中的矛盾冲突再所难免。港澳在两岸关系中特殊的地位,使其能在两岸的戏曲交流中起到调解矛盾、化解矛盾的缓冲作用,有了港澳这个中间地带,两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也就容易得到缓和,容易化解。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示范作用。港澳与大陆的传统戏曲交流必将会对台湾产生示范效应,有助于台湾当局消除疑虑解除禁锢,最终与大陆进行不加任何限制的戏曲艺术交流。

5.依靠闽台优势,促进区域交流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先锋作用。闽台戏曲在历代两岸戏曲交流中都打了头阵,闽台戏曲交流是两岸戏曲交流领路人,同时也是主力军,为两岸戏曲的更全面、更深入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闽台戏曲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也为两岸戏曲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两岸戏曲交流中,应该重视闽台传统戏曲艺术资源的开发,继续发挥闽台戏曲交流的优势,利用闽台的地缘优势和闽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闽台共同语言等特点,加强闽台戏曲交流的发展,使闽台戏曲交流成为两岸戏曲交流的先锋部队,带动两岸戏曲交流向内地纵深发展,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的深入发展。如在闽台地区举行具有闽台地方民俗特色的戏曲交流活动,建立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基地,筹建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研究、培训中心等民间组织,筹办闽台传统戏曲特区等。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窗口作用。闽台都邻海,两岸的地理位置与地缘优势,使两岸在交流中成为展示大陆戏曲文化的窗口与吸纳台湾戏曲文化的门户。闽台无论从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还是从现实的地缘区域上都密切关联,闽台之间的关系在两岸戏曲交流中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可以起到窗口作用。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凝聚作用。闽台属于同一家族血缘,同一个戏曲区域,起于同一戏曲源头,在戏曲的互动互惠方面,有着可开拓的广阔空间。

海峡范文篇7

论文摘要: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入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本文考察了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媒体与社会记忆、媒介与消费主义、媒介与公民社会等问题。

论文关键词:媒介媒体大陆台湾现代性消费主义公民社会

媒介与社会为人活动之产物,人活动于社会之中,尤其在现代,人就活动于媒介社会之中。我们今日所述的媒介,当然不是古代邸报之流,而是所谓“现代”媒介。“现代”,却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套依赖于因果性、统一性、终结和假定的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现代性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伴随着西方的侵入而被植入的结果。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这样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在其本土语境中,现代性媒介是与所谓的现代“主体”相伴生,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它却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古典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主体将怎样运用现代媒介,并且在这个运用过程中,为现代媒介所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成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现代“主体”。因此在讨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中个人的关系时,就无法避免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海峡两岸媒介无疑都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一、媒介与现代经验的形成

中国现代转型的路线之争,最终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两个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代表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试图动员社会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路线前进。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过程,它通过“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或者“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作用”,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在现代中国,这些政党与其说是随社会各阶级成长而诞生的人,倒不如说是创造了阶级自觉与阶级认同的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而媒介作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就无法避免受到政党主导的命运。

与早期中国大陆媒介变迁的情形有所不同,早期台湾媒体的生态有其自身的特征。中日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现代经验史惨痛和屈辱的一幕。在日据时代,日本经营台湾的基本心态为殖民台湾,壮大日本本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仍将台湾之经营视为殖民成就的宣传品。殖民者如果想让殖民地人民顺从地接受统治,首要的方式就是以殖民者的文化去取代原有的文化,通过学校和媒介强化殖民教育。但是台湾人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一个统治阶级的宰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同殖民者平等,从而意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为了保持这种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最容易诉诸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狂飙突进地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五四时代,相较于大陆的激进主义立场横扫,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则显得非常的缓和。总的来说,虽然,现代性不同方略的争论也在台湾的社会与媒介之中展开,但主流仍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关怀,这种关怀是高于具体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的。

二、媒体与社会记忆

当不同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大陆尘埃落定之后,两岸的分离状态出现了新的格局,两岸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国、共两党进行激烈、残酷的斗争的语境中,其它各种话语力量还能找到夹缝中求生存的空间,媒体还可能有一定自主性的话,那么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这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

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者需要迅速地组织起人民的历史记忆,确认实践中已经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历史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在学校教育推行革命传统教育来实现;也大量通过对现代媒介的运用,将历史合法性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历史记忆当中。在此种模式之下,媒介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话语方式就经常呈现出仪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必须对台湾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这就为异于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充斥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声音,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固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吊诡的是,国民党越是强调中国意识,却反而促使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进而为台独意识提供坐大的契机。国民党的中国意识的强调,是以对台湾本土社会的利益与文化的压制为代价的,加之在国民党从光复台湾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台湾社会受到了伤害,构造了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怨恨。国民党在台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国的复兴基地,忽视台湾的建设,这样在台湾部分民众与知识者中反激起了对于日据时代的虚幻的美好回忆,进一步提供了台独意识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终于重视台湾的建设,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但是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各种受到国民党长期压制的力量开始集结,向发起冲击,“党外”纷纷开始创办各种媒体,以越来越大的尺度向当权者的专断权力挑战,并逐渐获得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台湾媒体的生态开始了巨大的质变,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现代性媒体形式。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如涓涓细流的台湾本土记忆开始大规模复活,民进党政权出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推波助澜地实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从而使台独意识与中国记忆构成了台湾社会的严重冲突,而媒体在这种冲突之中选边站,使得台湾媒体有退回现代性前期的政党报纸的逆流趋势。

三、媒介与消费主义

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又一直承担着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使命。如果说媒体在过去完全是由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处在一个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同构的语境之中。原有的国家主义是反对消费主义的,甚至它有时还是禁欲主义的,因此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极吊诡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得以延续最根本的要件。究其根底,在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已经全面地柔性化,在经济和部分社会领域已经大规模退出,而坚守在政治领域;退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场域,则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消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对人们消费模式的一种描述,如果说惯常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购买和使用某种物品或服务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核心则在于创造人们的需要,从而不断地消费各种物品和服务。由市场资本所主导的这个过程,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需求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消费者不断地沉迷于对于各种最时新的消费潮流的追逐中,人们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系于不断地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各种消费。这种制造消费的能力是如此惊人,以至使传统中那些神圣的事物都全部转变成消费品。在这样的消费导向过程中,大众媒介理所当然地成为引领的角色。所以,一方面,国家主义通过消费文化将人们把注意力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而规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危机;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则通过国家主义的各种机器强有力地维护其利润。

在台湾,媒介也同样成为消费主义的鼓动风潮者与推波助澜者,尤其在某些媒体进入台湾社会,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就更加不可收拾,从政治、高雅文化到各类八卦一律成为追逐的消费品。这样,台湾的媒体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怪诞景观,在公共场域,它们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和相应政党的打手,从而具有某种准国家主义的性质;在私人场域,则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消费。在台湾曾经短暂形成的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法对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严重危机作出有效的应对。消费文化的无限扩张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伤害,哈贝马斯曾经有过严厉批评,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理想型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公开和自由的,公众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自由的讨论,其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必须是全面和客观,从而能正确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共空间必须独立于政治权力及市场之外,摆脱政治及经济力量的操纵和控制;公共空间还必须提供讨论的空间,而公众参与进行的沟通和讨论应该是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③因此,海峡两岸的媒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海峡范文篇8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2.弘扬戏曲精华,展现戏曲魅力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遗存最丰富、最具民族品格的艺术形式之一,戏曲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博大精深,一代又一代人从戏曲艺术中汲取营养。中国戏曲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丰富了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戏曲艺术以其独特性展示着魅力,它已经浸润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感召人们内心情感世界,增加凝聚力的力量。因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戏曲艺术传统,是海峡两岸戏曲艺术发展的根基之一。海峡两岸应当在双方都体认的共同因素中去进一步沟通,寻找支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戏曲精华的部分在两岸人民心中容易引起共鸣,增强吸引力。

3.发展戏曲产业,开拓戏曲市场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好的发展,就要开拓较大的市场。这包括传统戏曲消费的市场经营,营销通路的多元拓展以及传媒网络的整合应用等层面。注重演出和市场结合,促进传统戏曲产业的发展。如动员台资企业机构参预两岸的传统戏曲活动,选择试点建设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产业园区,扶持发展对台特色显著的大陆传统戏曲影视剧等。再如开展针对台湾游客的传统戏曲演艺项目,把这类演出放在青少年活动与旅游的热门景点,让游客来此“歇脚·喝茶·听戏曲”,扩大宣传影响,以争取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4.借助港澳舞台,发挥特殊作用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桥梁作用。把港澳作为两岸戏曲交流的重要舞台,用戏曲艺术的纽带,把两岸同根戏曲艺术牢牢地连接起来,把两岸同胞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中介作用。把大陆、台湾的戏曲艺术吸收过来,再向对方传播过去。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缓冲作用。海峡两岸政治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戏曲交流中的矛盾冲突再所难免。港澳在两岸关系中特殊的地位,使其能在两岸的戏曲交流中起到调解矛盾、化解矛盾的缓冲作用,有了港澳这个中间地带,两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也就容易得到缓和,容易化解。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示范作用。港澳与大陆的传统戏曲交流必将会对台湾产生示范效应,有助于台湾当局消除疑虑解除禁锢,最终与大陆进行不加任何限制的戏曲艺术交流。

5.依靠闽台优势,促进区域交流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先锋作用。闽台戏曲在历代两岸戏曲交流中都打了头阵,闽台戏曲交流是两岸戏曲交流领路人,同时也是主力军,为两岸戏曲的更全面、更深入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闽台戏曲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也为两岸戏曲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两岸戏曲交流中,应该重视闽台传统戏曲艺术资源的开发,继续发挥闽台戏曲交流的优势,利用闽台的地缘优势和闽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闽台共同语言等特点,加强闽台戏曲交流的发展,使闽台戏曲交流成为两岸戏曲交流的先锋部队,带动两岸戏曲交流向内地纵深发展,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的深入发展。如在闽台地区举行具有闽台地方民俗特色的戏曲交流活动,建立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基地,筹建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研究、培训中心等民间组织,筹办闽台传统戏曲特区等。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窗口作用。闽台都邻海,两岸的地理位置与地缘优势,使两岸在交流中成为展示大陆戏曲文化的窗口与吸纳台湾戏曲文化的门户。闽台无论从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还是从现实的地缘区域上都密切关联,闽台之间的关系在两岸戏曲交流中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可以起到窗口作用。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凝聚作用。闽台属于同一家族血缘,同一个戏曲区域,起于同一戏曲源头,在戏曲的互动互惠方面,有着可开拓的广阔空间。

海峡范文篇9

一、充分认识支持*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意义,明确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重大意义。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北承*,南接*,是*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与台湾地区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近年来,*省大力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的积极变化,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快发展和开展与台湾地区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支持*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进一步发挥*省比较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推动海峡西岸其他地区和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二)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促进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着力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互利共赢;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着力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着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为全局做出更大贡献。

(三)战略定位。

——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

——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从服务、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海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使之成为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综合通道。

——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立足现有制造业基础,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积极对接台湾制造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两岸产业合作基地。

——*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武夷山、闽西南土楼、鼓浪屿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

(四)发展目标。

——到2012年,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着力科学发展先行,力争在一些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地方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增长;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持续下降;生态环境继续改善;服务两岸直接“三通”的主要通道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功能更加凸显。

——到2020年,率先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统筹协调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社会更加和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生态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生态文明建设位居全国前列,科学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闽台经济融合不断加强,促进形成两岸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五)建设两岸经贸合作的紧密区域。按照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以信息、石化、机械、船舶、冶金等产业为重点,提升台商投资区和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载体作用,密切与台湾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的联系,促进两岸产业深度对接,形成以*、闽江口、*湾等区域为主的产业对接集中区。发挥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现代林业合作实验区的窗口、示范和辐射作用,促进对台农业资金、技术、良种、设备等生产要素的引进与合作。推动对台离岸金融业务,拓展台湾金融资本进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渠道和形式,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推动金融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培育“海峡旅游”品牌。加强与台湾现代服务业合作,建设海峡西岸物流中心。实行更加开放的对台贸易政策,扩大对台贸易。健全涉台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台胞的正当权益,为台胞投资兴业、交往交流提供便利条件和优质服务。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台湾投资兴业,推动建立两岸产业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六)建设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与台湾地区的交往,推动文化交流、人员互动。加快推进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升闽台缘博物馆的交流功能。深入开展两岸文化对口互动活动,深化两岸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合作。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

(七)建设两岸直接往来的综合枢纽。加快完善两岸直接“三通”基础条件,提升对台开放合作整体功能。规划建设对台交通通道,推进对台直接航运。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和大通关机制建设,实现*电子口岸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健全两岸人流、物流往来的便捷有效管理机制,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直接往来。增设直接往来货运口岸,推动空中直航,把该地区建设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直接“三通”的主要通道和平台。

三、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发展保障

(八)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与对外通道建设。按照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和两岸直接“三通”的要求,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内地到*的便捷交通走廊。整合港湾资源,形成以厦门港、福州港为主,布局合理的东南沿海地区港口发展格局。集中力量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网建设,尽快打通省际间的断头路,加强纵深推进、南北拓展的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建设北京至福州高速公路,尽快形成高速公路网络。将海峡西岸经济区铁路发展项目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加快建设温福、福厦、厦深、龙厦、向莆铁路,规划建设北京至福州、昆明至厦门高速铁路以及城际铁路和一批港口铁路支线,形成连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大运力快捷铁路运输通道。完善厦门、福州等机场两岸空中直航的设施条件,合理布局支线机场,开辟国内外新航线,形成以福州、厦门国际机场为主的干支线机场相结合的空港布局。

(九)加强沿海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优良港口条件,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强化能源保障,优化能源结构。结合沿海煤运港口的建设,合理布局沿海大型煤电,适时推进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建设。进一步完善核电厂址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宁德、福清核电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风力、潮汐等新能源。进一步完善电网建设,加强与华东电网的联网,加快开展与南方电网联网的前期工作。布局建设石油储备基地和煤炭中转基地。加强台湾海峡油气资源的合作勘探和联合开发。结合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布局,加快输气管网建设,逐步提高民用燃气覆盖率。

(十)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城市间道路交通条件,加强对外交通与内部道路的衔接。完善城市内道路路网结构,提高路网密度。推进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高城市道路标准。进一步健全城市道路桥梁、供水、供气、防洪、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功能,提高人口承载能力。努力改善乡村交通、饮水安全、人居环境等条件。加强水源与供水工程建设,适时开工建设一批具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的综合水利枢纽。合理规划和建设跨区域、跨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切实解决沿海岛屿供水问题,适时推进向金门、马祖等地供水、供电及铺设海底通信缆线工程建设。

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十一)加强海峡西岸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建立稳定的各级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整合科技资源,推动跨部门、跨区域的科技合作。支持信息、医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等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加强高技术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造就一批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和知名品牌。鼓励、支持台商投资高新技术园区,吸引台湾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共同创建创新平台。建设海峡西岸高新技术产业带,使之成为承接台湾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转移的载体。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十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努力保持粮食自给能力不降低。大力发展畜牧业、园艺业、林竹产业、水产业等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水产品、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花卉等特色农产品。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支持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扶持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强闽台农业合作,推进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扩大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十三)建设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加快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光电、消费电子、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环保、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建材、冶金、纺织、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扶持重点骨干企业发展,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鼓励建立与台湾产业配套的以及大陆台资企业所需的零部件、原辅材料中心。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培育产业集群,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十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承接台湾现代服务业转移,依托中心城市、产业集聚区、货物集散地、交通枢纽和港口资源,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等物流节点和一批现代物流中心。依托临港工业和台资企业集中区,合作建设物流配送或专业配送中心。依托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建设连结海峡两岸的现代物流中心。依托福州、厦门软件园,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动漫游戏产业,培育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企业,吸引台湾企业乃至世界跨国公司服务外包转移。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大力吸引台湾企业到海峡西岸经济区设立地区总部、配套基地、采购中心、物流中心、营运中心和研发中心。积极发展面向台湾及海外的会展业。以滨海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和文化旅游为重点,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办好各类旅游节庆活动,丰富旅游产品,开拓旅游市场,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影响、有效益的旅游精品。

(十五)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开发基地。充分利用海洋资源优势,推进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海洋新兴产业等加快发展。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将沿海港口作为大型装备制造业项目布局的备选基地,合理布局发展临港工业。以*、*湾等为依托,建设以石化、船舶修造等为重点的临港工业集中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推广名优新品种和生态养殖模式,建设生态型海水养殖和海水产品加工基地。加快渔港建设。加强海上通航和救援合作,推动建立海上救援协作机制,完善台湾海峡防灾减灾体系。加强海洋科技中试基地及研发平台建设,加快培育海洋药品、保健食品、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形成若干以港湾为依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临港经济密集区。

五、统筹区域内协调发展,促进互动融合

(十六)推进形成科学合理的主体功能区。发挥发展基础较好、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强等有利条件,把海峡西岸沿海具备条件的地区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的重点开发区域,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一步提高人口与经济聚集程度。在山区贯彻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科学划分主体功能区域,完善区域发展政策,创新管理体制,强化陆海统筹、山海联动,优化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

(十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强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协调,提高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增强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统筹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社会保障等的发展,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各大中城市要切实履行市带县、市帮县的责任,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金等对农村的支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以城带乡,统筹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十八)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县、少数民族地区、海岛、水库库区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这些地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足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大力扶持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产品和特色资源深加工水平,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大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合理有序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沿海对山区对口帮扶工作机制。积极推动包括台资企业在内的符合环保要求的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转移,促进这些地区加快发展。

(十九)推动跨省区域合作。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发挥闽浙赣、闽粤赣等跨省区域协作组织的作用,加强*与浙江的温州、丽水、衢州,广东的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江西的上饶、鹰潭、抚州、赣州等地区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的协调,推进跨省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统筹规划布局和协同建设,畅通海峡西岸经济区港口与腹地的通道。加强电子、机械、旅游、物流等产业的对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合理布局,形成产业对接走廊。加强市场开发,建设区域共同市场,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无障碍流动。统筹协调区域内对台交流合作的功能分工,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的对接能力。

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

(二十)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进一步发挥厦门经济特区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试验区作用。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际出发,围绕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需要,先行试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在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上,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扩大金融改革试点,在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着力构建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大力推进外贸、港口、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新机制。

(二十一)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智力资源。创新外商投资管理方式,简化审批程序。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引导外资投向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积极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范围内的部级开发区扩区、调整区位和省级开发区升级,拓展开发区的功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积极推进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支持在台商投资区和台资企业密集地区开展海关保税物流中心试点。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实行统一的土地、税收政策,营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

(二十二)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大力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扩大对台进出口贸易。鼓励经济发展急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资源进口。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发展。鼓励优势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建立境外生产、营销和服务网络,带动商品出口和劳务输出。积极推进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业发展,大力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等业务。

(二十三)深化与港澳侨合作。充分利用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机制,进一步提升闽港澳经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加强与港澳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引入港澳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吸引更多的港澳金融机构到*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参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利用香港的融资渠道和营销网络,积极开展联合招商,推动*企业到香港设立营销中心、运营中心,扩大对港贸易和转口贸易。加强*与港澳的物流业合作,建立跨境物流网络。加强闽港澳旅游合作,推动旅游线路对接延伸。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爱国爱乡的优势,充分利用各种有效平台作用,积极引进侨智,大力吸引海外侨胞来闽投资,引导更多的华侨华人支持和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七、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二十四)大力推进人力资源建设。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着力培养学术技术带头人、科技领军人才和一线创新人才,抓紧培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加强人的能力素质建设,支持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性、技能型人才。调整高校学科设置,加快培养经济建设紧缺急需的人才,建立起与两岸产业对接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结构,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拓展两岸职业教育合作,支持开展两岸校际合作、职业培训、资格考试和认证、职称评定、人才引进和人力资源开发等试点工作。健全人才政策体系,鼓励台湾科技、教育等领域人才到海峡西岸经济区创业,形成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良好风尚。

(二十五)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运行保障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整合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重点保护发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红土地文化、船政文化、畲族文化、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加强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等基础设施,妥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心,着力培育专、精、特、新文化企业,努力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

(二十六)着力改善民生。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布局结构,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改革劳动和就业管理体制,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区域协调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平等的就业制度。加强城市社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力推进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特别要关注对困难台胞台属的救助,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八、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十七)全面推进节能减排。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对新上项目严把产业政策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大力实施重点节能工程,突出抓好高耗能行业和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引进台湾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积极推进和支持重点台资企业的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开展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促进重点行业废弃物再利用和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提高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建立淘汰补偿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二十八)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积极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林地保护和管理能力,加强森林资源的抚育更新,保持森林覆盖率居全国前列;优化森林资源结构,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强化森林资源的生态功能。加强水资源管理,完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健全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完善闽江、九龙江等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办法,推动龙岩、汕头、潮州建立汀江(韩江)流域治理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环境跨流域、跨行政区域的协同保护。

(二十九)强化环境综合整治。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加强污染治理、监测和监管。继续推进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生态农业示范县、生态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加强台湾海峡海域、重要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流域沿岸乡镇垃圾集中处理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提高流域水环境质量。推进主要江河水源地、严重水土流失区和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与生态重建。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切实保护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实施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抢救性保护、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环境强制性保护、生态环境良好区和农村生态环境积极性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严格保护,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

九、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保障措施

(三十)加强统筹协调。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快发展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工作方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从自身职能出发,抓紧制定细化方案和具体措施,将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加强规划指导。由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及相关地区,商有关部门抓紧编制《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指导和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注重与其它规划和相关政策的衔接。

加大资金投入和项目支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其他中央专项资金,都要加大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扶持力度,特别要加大对原中央苏区县、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时,*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适当降低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投资比例,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专项补助。对具有全国或区际意义、有助于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整体竞争力的项目,在项目布点与审批、土地利用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三十一)赋予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中央对台工作总体方针政策为指导,在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框架下,按照建立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的要求,允许在对台经贸、航运、旅游、邮政、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与合作中,采取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先行先试,取得经验。

支持扩大两岸经贸合作。按照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鼓励承接台湾产业转移,允许国家禁止之外、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台商投资项目在海峡西岸经济区落地,加快台商投资项目审批。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双向投资,对赴台投资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审批和核准节奏。在两岸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机制过程中,允许海峡西岸经济区在促进两岸贸易投资便利化、台湾服务业市场准入等方面先行试验,适当增加对台合作的用地指标。设立对台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和台湾农业技术、新品种推广中心,增设台湾农民创业园。扩大“区港联动”政策覆盖范围,在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在*沿海有条件的岛屿设立两岸合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探索进行两岸区域合作试点。积极推动建立两岸金融业监管合作机制,在此机制下,优先批准台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或参股*金融企业,支持设立两岸合资的海峡投资基金,进一步扩大两岸货币双向兑换范围,逐步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

支持两岸交流交往。把*沿海机场、港口等作为两岸直接“三通”的首选地。适时增加*沿海港口为对台海上货运直航口岸。推动*机场与台湾实现空中直航,增加航班、航线。支持*作为对台邮件总包交换中心。支持开拓对台旅游市场,适时扩大大陆居民从*口岸赴台湾旅游。支持*试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的管理办法,包括为台湾本岛居民办理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证件等。进一步发挥*作为两岸事务重要协商地的作用。

海峡范文篇10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属东亚福利体制。虽然大陆医疗保险改革都已经历30年。但是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控制、双向转诊制度等方面较为领先。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比较两岸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大陆在新一轮医改和和落实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关键词:全民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东亚福利体制

一、两岸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分析

(一)制度演进过程。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从规划到实施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组建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健保的规划实施事宜,经过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与权衡,健保草案最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进行,法律条文给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而大陆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之后,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划筹备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医疗保险的实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予以确认,法律效力较低且随意性较大。(二)制度内容。1.保险对象及分类。台湾地区民健保被保险对象分为六类,实行家庭保障,覆盖率高达100%,除服役军人、受刑人员及受社会救济者外,其眷属均受到保障。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象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只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面覆盖。2.保险费率及负担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险费费率自开办至2002年均维持在4.25%,后逐渐调整至5.17%。二代健保实施后,因加收补充保险费,费率下调至4.69%。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6%,雇员须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缴费率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根据各省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标准和政府的承担金额,差异较大。全民健康保险的缴费率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配套政策。1.长期护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医疗保障功能之外,还具有居家照顾、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长期照护工作引入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论人计酬”方式,即以某一医疗机构负责特定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健康问题,该机构自负盈亏,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该机构为了盈利会增加预防保健项目,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台湾地区正在推动长期照护的立法工作和服务体系的转型。大陆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长期失能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并在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进度上,大陆都相对发展较晚。2.分级转诊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四个层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和基层院所。民众可自由选择医院的层级,但就医前未经转诊,自付比例会随医院层级的增加而增加,且医院需承担这部分医疗费用差额。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引导民众逐步形成基层首诊的习惯,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接诊行为。针对急病和重病,基层院所可根据病情将患者转诊至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针对小病和慢性病,建立个案加以管理,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照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大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地区的分级转诊制度的建设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加强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联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和医疗保险支付机制,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医格局。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群众缺乏基层就诊意愿、转诊之后起付线不同、医院之间利益竞争导致分工合作困难等问题尚存,阻碍了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四)办医格局。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办医格局具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医疗服务机构呈现医院数量减少和诊所数量增长的趋势,其中公立机构占比极小,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竞争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健保支出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民间资本逐步开始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蓬勃兴起,但私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整体实力始终无法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相提并论。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公立医院是唯一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处于垄断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积极性。

二、造成两岸医疗保险制度差异的因素分析

(一)政治因素。东亚福利体制具备四大特点:受儒家思想影响、威权主义维持社会福利、社会精英的高福利、生产主义向发展主义转变。台湾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较大,对公民权利的概念接受和认同的程度较高,公众的社会参与程度较高,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民众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或社会舆论实际影响政府决策,争取自己的福利。大陆公民在社会事务和公共政策中参与度低,缺乏表达自身需求的意识和途径,导致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关注程度较低,无法及时通过政策来回应和满足民众的需求。另外,英国建成福利国家、美国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思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而大陆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二)经济因素。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工业化进程早于大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不得不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险的出现是为了分担社会风险,且社会保险的发展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台湾地区更早一步面对工业社会的风险,也更早一步提出解决之道,而工业化的发展又为社会保险的实施提供了经济基础。大陆的工业化进程相较于国外有些慢,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具备大面积实施医疗保险的条件。并且在温饱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在无形中便被忽略或降低了。所以,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就被延后了。(三)观念因素。一是台湾地区民众具有较为先进的权利观,认为健康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而健康保障是国家应该赋予民众的,而健康保障是政府应该赋予民众的基本保障。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众参与健康保险的积极性比较高,这要求政府不断完善健康保险政策。二是全民健康保险的政策目标在于提高全体民众的健康水平、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所以,全民健康保险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超越了其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出东亚福利体制中生产主义的政策取向。大陆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享有国家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经验,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但随着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事业的积极开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平意识正在形成。目前,大陆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实现全面提高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还需时日。

三、大陆在医改中可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一)加快基本医疗保险的法制化进程。台湾地区早在1994年就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先后经历了四次修正,1995年正式施行,到“二代健保”施行,其间又经历了多次修法。而大陆的《社会保险法》在2011年7月才正式实施,且这部《社会保险法》略显粗糙,其中关于三项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操作性很差,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急需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相关的实施性法规。因此,探索突破现有各险种间的相关规定的局限与障碍,着眼于全局统筹和长远规划,以更加具体和专业化的法律规范引导制度运行,成为加快基本医疗保险法制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二)制度设计应更加注重公平。全民健保制度中的待遇给付与参保人的职业无关,强调的是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照顾。基本医疗保险依据户籍和职位的不同划分为三类,并且受到统筹层次低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差别显著,越是弱势群体,待遇水平越低,有悖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原则。在医疗保险体系改革中,应该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体系,通过全国性的立法予以保障,增强其权威性,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中,管理权和决策权的整合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应制定有关“城乡居民初级医保向基本医保升级”的规章制度。(三)完善医疗保险长期护理功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顾服务可提供多种照顾服务类型,将需要特别照顾的对象都列入各类服务项目之中。大陆在长期照顾制度规划设计时应参考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在居家照顾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多种照顾模式,扩大服务项目的范围,以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除此之外,在长期照顾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还应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采用PPP模式扩大服务供给,在激发社会治理热情的同时抑制费用的增长。(四)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照顾。第一,扩大医疗救助范围,不但要把本地的经济弱势和疾病弱势群体纳入救助范围,还要纳入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第二,取消封顶线的限制,既可以使经济弱势群体在突发急病时得到救助,也可以使疾病弱势群体获得长期救助。第三,拓宽筹资渠道,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为医疗救助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积极调动民间力量,结合福利与社会组织,逐步实现社会化。(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缓解供需矛盾、提高服务质量、调整服务价格需要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给私立医疗服务机构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允许它们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应制定统一的准入制度和评级制度,只要符合要求,即可申请成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虽然民营医院数量增长非常快,但民营医院普遍规模小、管理混乱。国家不仅要对民营医院参与医疗保险事业给予政策优惠,还要通过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公立医院医生与民营医院医生之间的待遇差别,并对民营医院加强管理,规范民营医院的运营。

参考文献:

[1]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全民健康保险简介[Z].2016.

[2]王辰旸,田侃,崔璨.台湾地区全民健保下分级诊疗制度之借鉴[J].中国医院管理,2016,(8):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