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综述

时间:2022-02-12 09:05:27

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对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建国以来,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成果日益丰富,不仅对学校体育思想的基本概念、不同流派和人物的学校体育思想进行探讨,而且还形成一定的研究范式,其学科基础也正在拓展。但与此同时,学校体育思想的基本理论及梳理方式、中外学校体育思想的比较、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本土化等研究主题亟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关键词:学校体育;体育思想;学术史;中国;综述

作为对学校体育的思考和认识,学校体育思想属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回顾中外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历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体系,进而发出学校体育研究的“中国声音”,提供学校体育发展的“中国方案”,贡献学校体育哲思的“中国智慧”,不仅是指导学校体育实践发展的现实之需,更是对“文化自信”的积极回应。“学校体育思想”是研究者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对学校体育的基本认识,反映了研究者们对学校体育本质的认识与看法[1]。由于“体育教育思想”在内涵上和“学校体育思想”并无差异,故将有关体育教育思想的研究纳入学校体育思想研究范畴。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在中国知网以“学校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分别检索出相关文献680篇、1368篇,按照“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末”“2000年以来”的时间顺序,对这3个阶段文献发展变化的趋势、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归纳分析,并就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1对政治环境的高度依存:建国初期至改革

开放前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曲折前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出现学校体育思想的相关研究,如程其保[2]对卢梭体育教育思想的介绍以及陈烈勋[3]对蒙台梭利“游戏法”和儿童身体发育关系的讨论等。在国外体育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个别学者还对体育形成一定的原创性思考,如1933年出版的由吴蕴瑞、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就有学者称其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体育专书中唯一之宏观论著”[4],书中明确提出体育和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体育在人的培养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但是,体育和其他学科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它的知识是学生在娱乐、工作、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中自主获得。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学界对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几乎空白,直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者们开始重新系统介绍国外教育家的体育教育思想,这一情况才逐步得到改观。如张富炎[5]于1963年比较详细地梳理洛克的体育教育思想,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做了分析,指出洛克是16-17世纪“较深刻而系统研究体育的第一个进步教育家、理论家”.不过,受限于当时的学术研究氛围和话语表达方式,文中还特别强调洛克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他的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并不关心劳动大众的子女的幸福。“”十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国内的学术研究环境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学校体育思想研究陷入停滞。1977—1978年,我国进入“”结束转向改革开放的过渡期,随着被破坏的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得到恢复,学校体育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如围绕《体育之研究》的研读有《<体育之研究>的发表及其深远意义》[6]《颜习斋李恕谷体育思想评介》[7]等。其中,《<体育之研究>的发表及其深远意义》分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洋体育”和“国粹体育”体育观的局限性,特别指出《体育之研究》是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近代科学的观点,正确阐述体育与智育、德育的辩证关系,并明确体育的基本作用,“充分表现革命独创精神,是反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典范”[6]。而《颜习斋李恕谷体育思想评介》则对《体育之研究》中提到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元、李塨的体育思想进行归纳与分析,认为他们虽然“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但能在300年前“对体育做出一系列合乎科学的论述”实属不易[7]。虽然1977—1978年学校体育思想相关研究总体数量偏少且主题较为集中,但已显现出一些新气象和新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学校体育思想研究领域的影响正在减弱。虽然在建国前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体育的社会功效和育人价值,并大力推动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生根发芽,但此时学校体育思想还未成为独立于教育或体育思想研究之外的专门议题;建国后,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曾有过10多年的沉寂状态,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略有缓解,但随着“”的到来,学校体育思想研究再次踟蹰不前。由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该时段对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研究中常会因过于关注某个历史人物的阶级立场,而忽视该历史人物思想产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以致对一些学校体育思想的评价不够客观。

2走向研究的专门化: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末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日渐繁荣

1978—199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学术研究亦不例外。具体到学校体育思想领域,其进展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尽管成果产出的年度增速有限,但该时期学校体育思想相关研究成果的总量较之上一阶段有明显增长,出现很多冠以“学校体育思想”或“体育教育思想”之名的学术论文。(2)伴随着《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8]《体育思想史简介》[9]等体育思想史专著的出现,学界对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梳理更加系统。如在上述两部著作中,虽未辟出专门章节介绍学校体育思想,但在梳理体育思想史时其实已涉及对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归纳和总结。(3)研究内容经历由集中到多元的过程,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孔子、等的体育教育思想,1985年以后涉及的人物逐渐增多,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蔡元培等的体育教育思想也受到关注和研究。(4)陆续出现国外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如《苏霍姆林斯基的体育思想与实践》[10]《日本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初探》[11]《日本体育思想更新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要点——对“体育是通过身体进行的教育”的批判》[12]等。其中,《日本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初探》不仅按照学校体育的目标和采用的内容,将日本学校体育思想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即“天皇制权威主义产业社会中以富国强兵服务为主旨的身体教育阶段”“民主主义产业社会中以为发展产业和振兴国力服务为主旨的体力教育和运动技术教育阶段”“脱产业社会中以为丰富充实现代生活服务为主旨的终身体育阶段”,而且还在第3个阶段中重点分析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终身体育思想及其对体育教学目的、实施过程、评价手段等方面影响,认为这种思想推动日本学校体育转向为“与终身体育相连并成为终身体育重要一环的体育,把运动作为目的和内容的教育”[12]。1992—1999年,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继续保持着良好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学界对国外学校体育思想或体育教育思想(尤其是日本学校体育思想)的介绍力度加大。如潘志琛等[13]从中日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影响因素、对待外来体育文化的方式对中日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蒋艳杰等[14]从学校体育的目标、身体教育与保健教育的结合、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对中日学校体育思想进行比较;《体育文史》于1998—1999年连续刊载罗时铭[15-19]的5篇文章,分别从身体塑造论、运动文化论、快乐体育、竞技体育论、运动教育论等日本学校体育思想进行介绍,并分析日本体育界对这些思想的争论。(2)学校体育思想领域也出现“元分析”,如邓星华等[1]对学校体育思想概念和特点的澄清,姚利[20]对中国学校体育思想未来发展主线的分析和预测,赵立[21]对建国以来主要学校体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归纳和总结,程传银[22]对自然主义、实质主义、调和主义和怜悯主义4种体育教育思想及其教学模式的分析和批判,卢元镇等[23]对我国体育教育思想内核的归纳,都已不再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或流派学校体育思想的梳理,而是对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研究”。需特别指出的是,邓星华等[1]所界定的学校体育思想概念是一个提出时间较早且被广泛认可的概念,之后的很多学者,如范国梁等[24]、黄力生等[25]、张玉超等[26]在其研究中也持类似观点,大都认为学校体育思想是人们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它来源于学校体育实践,对学校体育实践有指导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学术研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一改以往的沉寂状态,进入到快速发展期,不仅表现为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更大提升,而且学者们的视域也更为开阔,将越来越多的国外体育思想、学校体育思想引入,这为20世纪90年代学校体育思想研究走向繁荣奠定坚实基础;90年代以后,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进入繁荣期,既表现为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的大幅增长,又表现为研究内容的持续拓展和对本领域“元问题”反思的加强。尤为可喜的是,90年代以后明确将“学校体育思想”或“体育教育思想”作为题名的研究日渐增多,这标志着学校体育思想研究正在从教育或体育思想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化的研究领域。

3主题与范式的多样化:2000年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高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迎来新一轮课程改革,和以往的课程改革不同,新世纪的课程改革是一次涉及从教育理念到教学行为、从课程开发到教学实施、从学习方式到学习评价等的全面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学校体育思想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就成为了发展学校体育事业的迫切需要。2000—2010年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从准备到实施再到全面推开的10年,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通过对教育思想史、体育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学校体育思想研究进入成果产出的高峰期;(2)学校体育思想研究内容出现新变化。学校体育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得到了明显加强,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段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形成30余篇有关学校体育思想史演变轨迹、阶段特征、发展趋势的总结性研究,如《新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和展望》[27]《学校体育价值观念的回归与守望——近10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述略》[28]《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体育思想转变的研究》[2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研究》[30]《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演进与发展历程》[25]《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探析》[31]《新世纪十年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新旨趣》[32]等。(3)学校体育思想史的分段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学者采取较为传统的“历史时期分段法”,也有学者采用“思想特征分段法”。如黄力生[25]、刘欣等[31]按照曾对我国学校体育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劳卫制”等对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范国梁等[24]按照“单纯生物体育观时期”“生物与心理相结合的二维体育观时期”“生物、心理、社会的三维体育观时期”“人文体育观时期”的方式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进行梳理。谷红红等[30]则融合“历史时期分段法”和“思想特征分段法”,按照“学校体育技术技能学习和体质健康并重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学校体育终身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初步实践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做了描述。(4)对学校体育思想进行“元分析”的研究方式得到延续和发展。有学者对学校体育思想的相关概念做辨析,如李国泰等[33]重点区分“学校体育思想”与“体育教学思想”的概念,认为学校体育思想包括学校体育教学思想,它们的区别在于学校体育思想具有宏观指导性,而体育教学思想却具有可变性、实际操作性、层次性及延续性,是学校体育思想的下位概念。张学忠等[34]则针对“学校体育思想研究泛化”的问题,区分“学校体育思想”和“学校体育理念”的概念,指出当前的很多学校体育思想实则是“学校体育理念”,其特点是“时代性、理想性、群体和个体性明显”,是“产生思想的基础”。另外,邵伟德[35]根据“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主动与被动、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单一性与整体性关系”“肉体与精神的关系”“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关系”对常见的9种学校体育思想做归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身心合谐健康思想、技能培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为表征的我国现代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体系。2011年以后,学校体育思想的相关研究在成果数量、研究内容、理论视角方面与2000—2010年相比有如下主要表现:(1)2011年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研究成果的数量较之2000—2010年略有回落,但即便如此,也依然高于2000年以前。(2)此阶段刊发文章的研究方法、话语表达基本和上一阶段保持一致,但研究主题却有些许变化,特别是随着一批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被逐渐整理出来,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研究在内容广度和分析深度上均有所拓展,学者们加强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历史人物(如张謇、梅贻琦、张伯苓、马君武、卜舫济、张汇兰、袁敦礼、吴汝纶等)学校体育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并发表了很多相关成果,如《末代状元张謇体育教育思想研究》[36]《袁敦礼体育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37]《吴贻芳女子师范体育教育思想初探》[38]《张汇兰女子体育教育思想研究》[39]《张澜体育教育思想研究(1889—1930)》[40]《张伯苓学校体育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启示》[41]等。(3)不仅延续对学校体育思想学术史的梳理,如《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研究》[26]《近代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及其立论基础》[42]《20世纪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变迁轨迹评述》[43]等,而且还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学校体育思想予以反思。如许文鑫[44]依照学校体育的属性、功能以及文化意蕴3个“价值层”对我国自近代以来不同阶段的学校体育思想的价值取向作了分析,认为近现代我国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呈现“社会本位取向和个人本位取向两极钟摆现象”,但未来将走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协调与统一”。再如武海潭等[45]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和理论工具以及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历史事件归纳出了自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范式的8次转变,即“军国民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开启”“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引入”“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的确立”“‘左’倾思潮学校体育思想的泛滥”“多元思潮学校体育思想的开启”“体质教育与技能教育思想的交融”“主体教育学校体育思想的催化”“‘健康第一’学校体育思想的主导”。而程文广[46]则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反思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孱弱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未来发展,需要对外来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体育课程内容等抱有积极的学习心态和理性的批判态度,并能够在实践中贯彻哲学“形而上”的精神。另外,张磊[47]在其研究中则以身体哲学的视角展现“身体”之于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应围绕“身体”构建中国特色学校体育思想体系。(4)学校体育思想的中外比较研究有所发展。如刘锋[48]对中西方人文主义体育教育思想的比较以及杨小永[49]对轴心时代中西方的体育教育思想的比较。(5)学校体育思想的“元研究”继续深化。以江文奇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在2012—2015年陆续发表了《学校体育思想要素分析与生态构建试析》[50]《同一与差异——学校体育实体与思想扭结的诠释》[51]《学校体育思想体系规划与确立研究》[52]《学校体育思想效力的优化》[53]《学校体育思想耦合路径研究》[54]等10余篇有关学校体育思想要素、效力发挥、体系构建等文章,其中提出“学校体育思想是在一定社会和时代的学校体育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形成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和看法”,是对于学校体育的解读纲领[50],“学校体育思想的效力发挥应该进行集中化的处置”[52]等观点。总体而言,2000—2010年间,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仍处在高速发展期。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研究主题的不断拓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更表现为学界对学校体育思想剖析的愈加深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学校体育思想的史学研究得到加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系统梳理、归纳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史,并对其内在的历史规律加以分析,这种研究方式渗入学者们对学校体育思想相关史料的深层次思考,大大提高学校体育思想史的“研究”意蕴;2011年以后有关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方式、话语表达等方面基本与2000—2010年保持一致,只不过随着资料的更新和丰富,对以往一些历史时期和人物学校体育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涉及的人物也更多。另外,这一时期有学者开始站在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学校体育思想史进行审视,继而总结其流变线索、归纳其研究范式。

4学校体育思想的后续研究方向

已有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研究议题、研究范式、主要结论等,为学校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的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学术研究永无止境,目前研究中存在有待完善和深化的地方:(1)应将对学校体育思想的“元反思”作为一项重点研究内容,加强对学校体育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明确学校体育思想的构成要素、学校体育思想与学校体育实践的关系、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动力机制、学校体育思想的历史谱系、学校体育思想与教育和体育思想的内在关联等问题,从而扫清梳理学校体育思想史可能触及的理论障碍。(2)应将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作为学校体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生长点,通过对国内外史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和掌握,可尝试逐步突破学校体育思想史的既有研究范式。(3)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校体育思想史料的“深挖”,充分挖掘某种学校体育思想孕育与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推动该思想发展的原因和动力等问题,从而在“史料整理”中渗透“史学思考”,真正实现“史论结合”。(4)应加强中外学校体育思想比较的广度和深度,在现阶段对日、美两国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英国、德国、法国、苏联等国学校体育思想的译介,还要加强学校体育思想领域不同维度的比较研究。(5)应秉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情怀,结合中外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流变的历史,思考如何推动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本土化和本土学校体育思想的系统深化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体系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导。

作者:高鹏 王华倬 刘昕 单位:北京体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