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政治大学德性败落

政治现代性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些政治主体的有意建构，而是在社会思想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下的某种进化过程。政治现代性建构着新的政治主体，政治主体塑造着政治现代性的性格，大学作为理性的现代性组织是政治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政治主体，其沉浸于政治现代性建构的进步观之中，满足于精密与可控之间正在失去对理想的追求。

一、政治现代性的价值观主张

政治现代性是政治在现时代显示出来的精神气质，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获取更多的普遍意义，政治现代性也一样。政治现代性的头顶顶着一个个光环，平等、自由、人权、正义和博爱等，但这些光环终究是虚幻的，因为这一系列价值许诺在西方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其虚幻性的原因很复杂。在对抗教权的过程中，世俗的王权在开辟政治现代性时曾设想以理性来实现这一美好规划，然而变幻不定的主体根本无力完成，而理性也并非如革命者设定的那般强大。在启蒙辩证法的作用下，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主体不仅没有实现政治现代性的美好承诺，反倒日益被真实的政治所驯服。在政治现代性的规划中，政治精英认为每一个人都会启蒙发育成一个主体，但庞大的社会没有重现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政治，人最终选择进入一个个集团之中。集团作为一个政治主体顺从地协助社会规训作为主体的人。集团总是以代表公意的面目出现，而公意本来就是类似于“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理论前提假设一样，是一种政治理论的普遍假设。在卢梭看来如果没有保证，这种公意及在公意假设之上的平等与自由等政治诉求就仅仅是观念上的虚幻，在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上，谁也无法保证公意的代表者不会以公共意志之名行私人意志之实。

政治哲学期待伦理政治，政治现代性的实现在将伦理政治转向政治科学的同时也为政治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即技术路径，政治依赖于精英治国，政治理性被转化成技术理性。西方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问题高度依赖于法律，政治问题常常被转化为法律问题，而向政治技术路径的转换可谓是一个巨大转折。施特劳斯认为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不是政治不再关涉道德，而是道德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道德与权力相结合成为利益冲突的一种解决工具。［1］以关注日常生活为主旨的生存政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之后，政治伦理游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语境，道德价值等需要在政治现代性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意义，尼采就指出现代社会道德是建立在互惠性基础之上。追求善业的伦理政治目标在现代社会被抛之脑后，以大学这一现代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群体已经遗忘了这一源头，它们在缺少反思性的生活中蓄养着自己的道德惰性。卢梭认为，意志之间紧张关系的政治解决方案需要一个条件，即赋予群体以道德人格。大学等一切集团在卢梭那里都可以被当作小型化的政府，当作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赋予道德人格去弥合集体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紧张。政治共同体的道德人格就是他的假设。卢梭群体道德假设的虚幻性不在于其有无，而在于过分拔高。

二、政治现代性中的大学价值观的异化

现代社会的惯例强烈地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政治的实现也借助于各种组织，社会控制与管理借助于嵌入现代人生活之中的政治、法律、商业等各种组织方式来实现，“用来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的各种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商业的官僚机构相应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和大众传媒一道坚持不懈地把个体裹挟到社会组织中各种日益复杂化的罗网之中”。［2］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事业分布之广泛已经使人难以在政治、商业、教育等各种组织之间对大学做出明确的一元性的身份界定，它周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各种现代社会组织之间。

当现代政治合法性普遍地诉诸于现实需要，而不再依赖于伦理的时候，其后果就是一切具有政治维度的共同体美德的衰落。大学以其数字化的服务社会的科研成果来获得进步的幻觉，这种服务对象无论是国家、地方、企业或者个人都被“社会”概括进去。现代性规划中的一个焦点就是正当性或者说合法性，大学为维持一种合法性，不断地去迎合现代性。“现代性政治暴露出强烈的实用性、功利色彩和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丧失。”［3］政治的这一现代特征已经深深溶于大学之中，大学陷入功利主义之中，大学饱受现代性之痛。合法性论证这样一种不再单纯依赖于天然正当性的方式，同时也可能使一些非正当行为正当化，大学借助于政治现代性的合法性平台开辟了自己的合法性论证方式，一种事实的合法性是排他的，它排斥应然的正当性，大学自圆其说的合法性诉说在其光荣的中世纪排斥了其他路径的合法性可能。现代大学对政治合法性与权威的依赖使其被牢牢地束缚于现代政治之中。大学曾经以世界作为自己的胸怀，而今大学世界观的萎缩是大学精神世界荒芜的表现，大学不再收藏和不遗余力地复兴为社会所冷落或遗弃的价值，也失去了以价值引导政治国家的魄力。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社会存在形式，大学在与教会和皇权的斗争中确立的自由与自治传统是大学对权力的自我表达。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大学基本的德性，学术权力的保护亦是现代社会政治现代性早期的政治伦理对于大学美德的保护，而今大学在自由的呐喊中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正如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在逃避自由一样，患上众多社会病的大学甚至也逃避自由。民族政治的强盛在现代社会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文化的衰落，这不仅反映在社会与国家等宏大的文化体上，一切小型集团、共同体的主观文化［4］也走向低迷，公司文化、大学文化等时髦的话语折射的不是集团文化的兴盛，而是集团文化的饥渴。“有一种力量正在篡文化的权，夺文化的位，也就是说，把文化从现代阶段中排挤出去。这种力量就是政治化这种力量，它往往把所有文化现象都看成是由政治动机驱动的，其中主要具有政治的蕴涵。”［5］现代性政治看似强硬，其实在作为现代性理论先驱之一的马克思那里早就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政治已经遭到异化，政治的话语与实践受制于经济事实。

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古已有之，在西方古典政治中城邦与家庭分别代表这两个领域，而在政治的现代性谋划中，以卢梭为代表的公意与契约等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公私领域张力系统的关键设计。而这一发明在政治现代性的发育中被一切天然具有政治性的集团学会了。在集团政治生活中，民主表决、协议和合同等成为政治现代性在集团中的影子。大学中的事务被赋予公共的面貌，它们在各种委员会中形成共同意见，一切紧迫的事务都要达成共识，大学的事务事无巨细地在大学各个不同角落中的政治现代性法庭上辨明，而事实则是规训与控制作为政治现代性的价值后果统辖着大学。大学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利集合体，在大学现代性发育强烈的日本与欧美等国家中，为了便于大学声张权利，大学被以法人化的形式确立起政治主体的地位。在阿伦特看来，在最标准的政治现代性形式即极权主义中实现对人的完全控制，“首先是通过剥夺各种权利和公民权毁灭法人，然后是通过创造人的良心不再能起作用的种种条件毁灭道德人”。［6］现代社会，权利成了人与集团的口头禅，社会成了分配权利的上帝。在众多的欲望需求以权利的面目出现，种种集团利益乔装成权利形式的情况下，社会控制不再是仅仅依靠剥夺权利的形式，而是靠刺激人与集团的权利意识，诱发一系列符合政治现代性目的的权利需求，塑造被权利控制的法人与主体，同时政治现代性的制度规划正在使许多制度与良心之间出现隔阂甚至于互不相认。道德萎缩的制度引起了现代人持续的公共意识的批判。所以，政治现代性卖力地回避着这一潜在的危险，企图用把制度与良心划出界限的生活来淹没没有道德的人与群体。大学以社会服务作为其公共性的外观，私下里“遮人耳目”地拼命追逐集团利益，而集团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集团利益在根本上也是私利。公共性正是在集团利益的频繁置换之中被侵蚀，公共性价值的失落在政治现代性的时代里日益突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7］这是马克思对19世纪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描述和批判，这种失控的现代性在今天仍在侵扰与控制着西方社会和大学。

三、大学道德理想的失落

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一部现代性内部纷争史，一种现代性势力不断地向另一种现代性势力发起挑战，这种争夺在现代性工程的大幕拉开过程中变得日趋激烈，一种现代性刚一登场就迅速被指控，以至于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短暂、过渡和偶然。在政治维度，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被击退之后，政治现代性的争斗一波接着一波。启蒙之中拉开的现代性政治话语争夺中，自由主义最终占得上风，以至于在西方政治现代性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标志性成果。自由主义生成的自由与民主等政治价值观使大学的古典自由观遭遇认同危机。自由主义“它的实践形态是工业资本主义”。［8］而工业资本主义建立的庞大的经济基础持续地生成着自由主义的上层建筑，于是西方政治现代性中的自由规划始终是附着在资本意志主导着的工业资本主义上，这种状况使大学德性精神时刻遭遇资本之痛。政治现代性的主体性张扬带来了大学自我意识的膨胀，这种自我意识由利益等支撑起来，政治现代性的理性异化成了工具理性，大学以工具化方式陷入计算理性之中。

政治现代性无法清除等级和差异，于是以新的形式创造了新等级和差异，大学正在这一差异的等级系统之中寻找生存空间。在大学等组织场域中，组织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诉求使“员工”这一狭小的政治空间身份遮蔽了“公民”，在价值层面员工明显低于公民，因为员工对组织的价值认同只是基于一个组织的目标与责任的承诺，而公民是对国家的价值约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后果是多方面的，个体对群体不加反思的认同成了个体的现实，过于单一的认同来源使得群体成为个体的道德保证人，于是“那些未曾经过各种制度性的和集体的关联谆谆教诲和精雕细琢的个体更加不再备受信任和尊敬”。［9］一个情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教授在发表自己的成果时，如果没有清楚的作者单位，其作品被接受的难度往往要大得多。生活世界被大学殖民的大学人的生活意义正出现危机。社会化的人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冲动，群体利益在满足人公共性需要时的无力使人的生活陷入私人化，生活领域私人化的后果是无声冲突的蔓延、冷漠之风的袭击和社会理性的失落。大学、跨国公司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在现代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究竟是未来可能带来政治灾难的现代政治的祸根，还是现代政治的必然伴生物？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这一困惑的讨论中，并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个立场主张大学不应该自降身份，陷入利益漩涡之中，大学从一诞生就不纯粹是国家教育机构，它应该担负起批判和反思的角色，大学与社会不应该零距离并陷入社会怀抱中任其安抚，大学在政治现代性力量较量中应主动作为力量之一极，这种力量应该担负起谨慎反思之职责，防止政治现代性陷入泥坑。另一立场则主张大学应该积极适应社会现实，融入现代性浪潮之中，大学不应该沉睡在中世纪“美好年代”等睡梦中。西方现代性政治建构中，以政治科学面貌出现的政治躲避崇高，脱离伦理，中立化政治逐渐在现代社会出现并蔓延。“实际上，务实地处理国家事务，建构现代性政治的宪政法治平台，而不是单纯抢占道德制高点，是有效地处理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10］在政治哲学传统中，国家理应占据道德高地，而“抢占”是否透露出国家已经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国家如果放弃道德责任，其对大学之类的群体的道德要求的正当性也必然降低，大学在现代政治中有意遗忘或者回避道德，崇尚非道德化正面临“灰色道德崇拜”［11］的批评。政治现代性实现过程中的道德权威的丧失使制度成了社会的游戏规则，大学的制度逻辑越来越缺少大学精神关照。政治现代性带来了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但是缺少对于规范和反思的追求，人们躲避信念、情感等感情用事方式的不牢靠，把一切交付给理性。政治现代性与时代性历史进步观塑造着大学光闪无比的外观，却忽视其精神之痛。大学日益陷入制度理性的捆绑之中而忘却道德追求。“如今的大学，犹如自私的恐龙，追名逐利；依附于现代国家，成了国家的欲望工具；蜕化为官僚机构，权力代替了学术成为机构的核心价值追求；学术部落代替了学术共同体，这些都标志着大学德性的遗失。”

］现代性政治并非完全割裂了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一切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颠倒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不是政治依从道德标准追求善业，而是道德依从于政治现实，道德失去对政治的批判、反思与超越维度，变为政治的侍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道德理想已经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建立根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拆掉了道德理想的基业，这样一种颠倒的结果是，伦理要么蜕变为政治的认同力量，辩护工具，要么在政治中保持中立。大学的自私只不过是西方政治自私的一个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