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结构及流动体制分析

本文对深圳市1991～2010年度专利申请量与GDP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测算出专利申请量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市的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深圳要争当科学发展的示范区、自主创新的领先区，通过以往数据的分析，结合本文研究成果，深圳市继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实现深圳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首先，要营造好良好的科技法制和政策环境，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深圳市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构建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大环境；其次，加快专利成果的转化。鼓励专利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各种方式来推动专利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企业在专利创造、运用方面的作用，提高专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走创新型城市的发展道路，使科技创新成为深圳市经济1问题的提出2004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但严峻的现实是，截止2010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9万(图1)，已经突破了规划中十年后的人口上限。从图1我们还可以看到，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保持了基本一致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北京市总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外来人口的增长，且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就不由得让人将北京的人口增长与近年来推进的新城建设联系起来。基于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加之区县政府的发展张力，北京市近年来启动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期望新城成为“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①，并于2007年初出台《北京十一个新城规划(2005～2020)》，全面启动昌平、大兴、怀柔、密云、门头沟、平谷、延庆、房山、顺义、通州和亦庄等11个新城的建设。图1北京市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数量统计图(2000～2011)那么，新城建设与发展是否实现了疏解中心城人口的预期呢?新城建设对于近年来北京市人口增长及流动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机制与过程如何?本文旨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索。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本文结合调查数据对新城流动人口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判断:(1)新城建设过程中集聚的新增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据最大比例，他们以农村户籍人口为主，学历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融入新城的意愿也很弱;(2)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一些中心城流动人口的迁移，主要是一些学历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就业稳定的人口。(3)新城流动人口中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庭流动”，尤其是携子女流动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稳定居住倾向，新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部分人更加稳定。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北京新城建设对于人口流动的效应是显著的，其主要的机制包括:(1)新城建设大量投资于产业发展，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商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加之北京市整体上不断提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通过奥运会等载体展示的活力和包容性，构成了对京外地区流动人口的巨大拉力，尤其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就业层次较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2)人口流动的具体过程中，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从中心城流向新城，还是从外地来京，经过亲戚朋友介绍就业形成的人口流动仍然占据较大比例。(3)新城产业发展与转移过程中，也有一批学历较高、就业层次较高、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在新城建设过程中由于单位迁移等原因流向新城，他们在中心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但是在新城劳动力市场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他们愿意选择压力更小的工作环境，具有在新城长期居住生活的期望。(4)与大量新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和就业稳定性有关，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已经呈现出暂时性的特征，大量就业层次较低、稳定性弱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流向中心城的意愿。从上述结论来看，新城建设对于中心城人口的疏解作用是不明显的，甚至带来更大压力。至少从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心理期待来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京外—新城—中心城”的流动路径。从实践来看，依靠新城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无法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基于北京长远发展，推进新城建设转型已经迫在眉睫。笔者的建议包括:第一，当前新城建设的重点不是产业发展，而是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点需要在北京市发展战略中尽快体现并予以落实。尤其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绝不仅仅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基础教育、就业服务、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更为迫切。第二，尽快推进人口信息的整合，建立全市城乡一体、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全覆盖、动态更新、定期统计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坚决打破人口信息的部门分割，逐渐实现人口数据同源管理，为科学研究人口流动规律、制定人口政策奠定基础。第三，在即将出台的居住证制度中充分考虑中心城与新城差异，以居住和就业作为基本依据，优先推进新城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作者：唐杰杨胜慧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