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诠释

本文作者：周帼工作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一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

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其评判标准，看法院对案件的裁决是否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从这一标准出发，法官只要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裁判都是公正的，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确定性。法律规范是一种稳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法官在司裁判案时，必须有法必依，以法律为准绳，不以法外因素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对相同情况的案件要做出相同的处理。法官的义务是忠实于法律，司法裁判应当正确使用法律。二是技术性。法官通过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其倾向于法律证明，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法律标准就是通过这种操作来评价司法公正。三是客观性。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加个人偏见，遵守确定性的法律规范，案件事实认定要客观，法律适用要客观。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是指社会大众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民意作为司法活动的评判标准，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社会群体对法院司法活动进行评议，往往采用这一标准。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广大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对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与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相比，社会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第一，社会标准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尽管社会标准是民意的一种反映，反映了社会客观现象，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与法律标准相比，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明显。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认识的不确定性，对同一案件，不同的评价主体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即使同一评价主体，对同一案件，在不同的评价时间也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例如，在佘祥林冤案中，当地民众在案发时普遍认为佘祥林就是杀妻凶手，有220多人联名写信要求司法机关立即处决佘祥林。在事隔数年事实真相被披露后，多数民众又表现出与当初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佘祥林受到了冤枉，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要求严惩渎职者。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其次表现为数量的不确定性，社会标准中所体现的民意究竟代表多少公众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国家，很难将抽象的民意通过数据分析以具体的百分之百的方式公诸于众。第二，社会标准具有较强的道德性。社会标准主要通过民意来评价司法公正，更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公正与否，道德性较强。第三，社会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们在采用社会标准评判司法案件时，更多地带有自己对案件的认知和情感色彩，评价结果难免会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和随意性。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标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科学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本质和法律精神，对实现司法公正极具意义。一方面，社会标准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性和人民性，这就促使法官在审判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标准，使其审判活动充分体现服务于社会的职能;另一方面，社会标准能够弥补司法滞后的缺陷，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

二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牵连与相悖

(一)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牵连

一个完美的裁判既应符合法律标准，同时也应与一定的社会标准相符合。在一个法治传统良好、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趋于一致的国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具有统一性。这主要来源于道德与法律的完整统一性。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当道德的社会规范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加以确立时，道德便具备了强制性的规定。法律应反映道德的内容，追求善。司法公正的道德标准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途径。法官在办案时也应考虑政治、经济、道德及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使案件的处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使办案的法律效果和伦理效果达到统一。在实践中，衡量司法公正与否，我们往往更侧重于采用法146律标准。但社会标准对司法公正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社会评价标准的介入，有利于实质正义在司法领域中的实现。传统中国社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礼俗社会。中国人历来追求以伦理为取向的实质公正，而不是形式公正。法律以公正为价值追求，实质正义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法治的目的和内容，体现了法治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社会评价标准的介入，可以促使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实质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往往取决于司法对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程度，司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程度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成正比。社会标准的介入，同时也表明司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不符合社会公众期望。司法要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必须承认和尊重社会标准，增进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和信任。

(二)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相悖

对司法的公正性评价，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常常结论不一。主要由以下原因促成:第一，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性质不同。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而社会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多样性。第二，我国目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然。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利益正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和纠偏的过程，社会关系复杂，法治传统薄弱，法律信仰薄弱，多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发生激烈碰撞。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可能在现行法律中寻求依据，也可能在道德中得到支持，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文明有了长足发展，法律制度有了较大进步，但人们的观念和传统的变化却远未跟上物质和制度的变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一味纯法律思维，过分强调法律条文的严格适用，就可能兼顾不到各方利益，处理不好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的关系，很可能使裁判结果背离社会效果。为了更好地阐释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相悖，以全国首例“包二奶遗赠纠纷案”为切入点加以分析。“二奶”张学英要求依据遗嘱(经过公证)接受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最后法院判决张学英败诉。该判决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与好评，但在司法界却引起广泛争议，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应依法承认遗赠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也应依法保护接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二奶”行为在道德上应予以谴责，但这不是法律干预的范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基本法(民法)和特别法(继承法)有不同规定时，应适用基本法来判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法官选择法律标准还是社会标准。在本案的判决过程中，“法律”与“道德”之间，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正因为如此，此案才备受社会关注，影响深远，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如何把握好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三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共生路径

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一个利益衡平的过程。法官裁判既应考虑当事人利益衡平，也要考虑到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衡平。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既要坚持依法办案，又要充分考虑民众对司法的关注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努力达到既符合法律的规范性要求，又能与社会民众的要求和心理期待基本相一致的目标，最大程度地赢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第一，法律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法治社会中，在法与德的共有领域，处理和裁决纠纷的首要和基本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其次才是道德，如二者能够互补则善莫大焉!即以法律为基准，以道德为进退，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才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平台和依据。如一开始就以道德为标准，而大家的道德观又见仁见智，甚至截然对立，彼此很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势必会造成矛盾的激化和难以解决。”当法律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冲突时，应坚持把法律标准放在第一位。它要求法官通过审判活动来平衡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尽量实现社会标准与法律标准的合理对接。社会对司法进行评价时应当奉行民意服从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不应与具体的法律规定相冲突。法律具有强制性，具有相对独立性，涉及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服从法律是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如果司法完全屈从于民意，司法过程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法律的权威将荡然无存。法官依法独立办案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法官不能为了迎合民意而作出有违法律的裁判。如果某项道德没有被法律化，我们应以法律为准绳。划清道德与法律各自的界域，牵涉到法律的，由司法部门来定，道德范围内的事，由“道德法庭”去评判。当然，法院判案不可能置道德于不顾，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参考，但舆论导向不能引导司法。否则，做出的判决只能是对群众的误导。法官与人民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仆主关系，这就决定了法官必须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本，在裁判案件时要考虑人民利益，决不能完全舍弃民意而过分推崇硬梆梆的“法律”。民众很难接受一个完全否定主流民意的司法判决。因此，法官断案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同时，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案件进行“适当处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可能面临三种情况:一是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充足。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坚定地依据现有法律规范裁判案件。二是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没有。三是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有缺陷，如适用将背离社会公正。后两种情况涉及法官在面对司法困惑和疑难时依据道德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这两种情况下，“法官要仔细甄别司法过程中的民意，对与民意要求相一致的法律规定要坚定地优先考虑适用，法官在可以多重选择适用法律规定时，应当优先考虑与社会民众意愿相近的法律规定，要坚定地支持符合法律制度框架的理性民意，坚定地排除对司法进行干涉的非理性民意。”上述二奶遗赠案件中，《继承法》第16条与《民法通则》第7条产生了法律冲突。法官在此基于社会利益、善良风俗和正义理性的价值判断，适当考虑民意，经裁量选择适用了《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社会标准的介入最大程度地消除机械司法和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产生的弊端，有利于实质正义在司法领域中的实现。实践中司法机关经常要审判一些民意反映强烈、民意与法律具有巨大差距、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这常使法官陷入两难境地。有的法官注重考虑法律因素，有的法官则注重考虑民意因素。我认为，这时可按上面所述三种情况进行具体处理。发生于1997年轰动一时的公安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案至今仍被众多学者当作“新闻审判”和“媒介杀人”的例证。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147《焦点访谈》披露这一血案，激起全社会的公愤，媒体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在强大的舆论声讨下，最后张金柱被判处死刑。此案中，社会标准与法律标准严重偏离，采用何种标准直接关系到张金柱的生死存亡。依据当时案情考察并不足以完全认定张金柱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但舆论影响了司法独立，造成了司法不公。张金柱临刑前也哀叹:“我死在你们记者手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高院对孙伟铭案一案的判决，既做到了法律依据充分，又兼顾了社会标准，考量到裁判是否代表了社会正义、反映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并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与纠纷，着力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这才是追求司法公正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现实中，坚持法律标准，符合社会标准，应是法官追求司法公正的最高标准。第二，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个案正义还是普遍正义的两难选择:一是在遵循法律抽象正义的前提之下，根据个案的特定情形，通过对案件特殊性的分析及案件当事人的特定状况，做出最适合于案件具体情况、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判决。即“量身打造”出针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最佳的权利义务配置，从而保证个案处理的最佳效果。二是在案件处理中，并不单就个案着眼，而是充分考虑社会利益、社会效果，尽可能使个案处理符合社会正义的基本准则，并通过个案影响人们的价值理念，体现一般法律规范中的价值追求。坚持普遍正义优先，还是个案正义优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司法应该选择个案正义还是偏向于普遍正义呢?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实现两者的高度统一，即在体现个案正义的同时，又维持了普遍正义的价值。然而，对部分案件而言，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其一。我们认为，应该依据法律标准，遵从国际司法的发展趋势，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坚持普遍正义优先，适当考虑个案正义，如美国的辛普森案。法律作为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所代表的普遍正义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个案正义，因而需要通过发挥能动作用的司法过程来实现。法官必须将法律上正义的一般要求体现于个案的判决之中。一方面，普遍正义是个案正义的前提，法官不能置普遍正义于不顾，而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决定个案的裁判。另一方面，个案正义又不同于普遍正义，它是后者的具体化、个别化。任何法官在面对特定个案时，都应根据案件的特殊信息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一方面，法官应在坚持普遍正义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另一方面，法官又要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对个案情节、犯罪行为以及特定法律行为情感化较强的因素，考虑如何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以满足社会标准与法律标准互动契合，这就实现了“正义必须是看得见的”基本要求。第三，适度发挥司法能动性现实具有变动性，法律相对于现实却是滞后的，法律标准强调司法被动性，要求法官严格依据现行法律制度，依法裁判。社会标准则强调司法的能动性，要求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弥补法律漏洞，填补法律空缺，以解决法律滞后问题。我国实行成文法制度，不像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可以造法。法官调整法律并非意味着要篡改法律、滥用法律、违背法律的具体规定办案，而是要求法官在解决纠纷和矛盾时，适用最公平、最恰当的法条，充分考虑争议双方的具体情节，酌情裁判案件。在审判过程中，要坚决摒弃机械司法的思想倾向。司法活动本质上就是一个能动的解释并适用法律的过程。虽然法官应依法审判，但当机械地适用某些规范会背离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或道德标准，会有悖司法公正时，法官就应发挥创造性司法的能动性。这时，法官就不能恪守既成的法律条文，而应该在坚持法律标准的基础上，对纠纷所涉及的道德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科学地解释并灵活地适用法律，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选择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裁判结果，满足社会生活对实质合理性的需求。第四，法官应克服就案办案思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任何案件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有效消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解决矛盾纠纷。这也是司法重要社会功能的体现。为此，法官要转变司法理念，要努力克服就案办案思想，明确实现司法公正的司法应有之义，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消弭利益冲突。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司法手段裁判案件、解决纠纷的社会服务功能外，还肩负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政治功能。这一时期许多案件的审理，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还可能涉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只有将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法官只有不断提高化解纠纷的能力，在依法断案的同时，关注司法活动的社会评价，努力追求案结事了的司法效果，尽量实现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的和谐统一。在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中，或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有疏漏的案件中，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差异巨大时，调解不失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双赢的一条有效途径。综上所述，在法治框架内，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坚持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也体现着一定的合法、合理的要求，有时还可能比法律标准更能体现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所以，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在依法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民意的要求，对符合法律精神和原则的理性民意，要给与充分尊重，选择与民意最相近、最相似的法律规定来裁判案件，使司法审判既符合法律标准的要求，又充分体现社会民意对司法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