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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都市研究论文

时间：2022-07-04 05:51:00

乡村都市研究论文

关于绅士的研究，有些方面已经比较深入。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这个阶层的构成和人数作了前驱先路的探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对这个阶层的历史作用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从城市化的角度去观察绅士，展示这个阶层如何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传统走向近代，还未见有人做过。研究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对于解决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问题，认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标准的绅士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毕则退居乡里。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上看到许多例子：

王灏，南充县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雍正甲辰(1724)年进士，历任博罗、阳春、石城、东莞等县知县，后升直隶州知州，越年，离任归里。在家乡捐立义仓以赈济灾荒，又出资修建南池书院。王灏能够捐立义仓、创立书院，必定是家产相当殷实，要么是祖上的遗产，要么是在外为官的积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清远，定远县（今武胜县）人，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戊辰(1748)年进士。授临乡县知县，又调城步县知县，未抵任以其父病逝归里，服阙，补长乐县知县，调监利县知县，俸满推升贵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辞官。抵家后，不问政事，夜则闭门著述。封建时代推崇孝道，父母丧，官员要回籍守孝三年，这一制度使绅士即使在外为官，也还与家族、乡土保持密切联系。

龙载恬，宜宾县人，嘉庆丙子(1846)年举人，道光壬年(1822)年进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悦，久滞知县不得升迁，终以其知县休致。

王朝杰，壁山县人，道光戊子(1828)年举人，壬辰(1832)年进士，不求虚名，不讨好上官，因之久滞知县不得晋阶，后请求解组归籍。

韦杰生，南川县人，道光甲午(1834)年举人，丙申(1836)年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任职数年，不得迁升，以脚疾请归养。[1](p17-31)

对绅士而言，家乡是养育他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然有一种乡土情绪，一旦在官场不顺或受挫，便退隐乡里。当然，青年、中年时在外“高官任做，烈马任骑”，晚年“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的绅士也大有人在。现以清朝前期湖北一些著名绅士为例：张至学，沔阳人，乾隆二十七(1762)年任武定（今属山东）知府，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后荣归故里。李钧，简黄州（今黄冈）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江西学政、吏部左侍郎、顺天府尹，最后任光禄寺卿，算得上是朝中大员。到晚年辞官不做，回乡逸享天年。袁铣，麻城人，嘉庆十六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又升为礼科给事中，改革弊政，绩效显著。后辞官归里。归乡后继续发挥他的影响，主讲书院，教课授徒，名学者出其门下者甚多。屠之申，孝感人，官至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到清朝地方官员中最显赫的职位——直隶总督，晚年回孝感原籍。[2](p205-206,208,212,213-214)费孝通总结说：“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3](p8)

除了上述的标准绅士外，还有其家族势单力薄、本人贫寒式微的绅士。张仲礼把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认为“下层绅士不能直接取得官职，与此相比，上层绅士与仕宦紧密相连。上层绅士由那些学历较深者以及有官职者组成”[4](p18)，是十分中肯的。但是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绅士都是居乡的，所以绅士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应当成为划分绅士上层和下层的一个因素。固然绅士的学历和官职与他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但是学历低的和没有官职的绅士，如果家族势力强大，本人财产丰厚，也往往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影响，这类人是应该划入绅士上层的，只有那些学历较低、没有官职且家境贫寒的绅士才真正属于绅士的下层。这类绅士既不闻达于官府，又不躬耕垄亩，积年累月甚至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诵经习字、著书立说。《蕲州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记载了这方面的例子：

有一诸生，所居住的只有“环堵之室，半亩之宫”，但是“手一卷书，老而不辍”，虽然他的著述不传于后世，其学说不见效于当时，但“志行修法，不可废也”[5](p1)。有一个叫秦京的拔贡生，“家贫无子，皓首穷经”，80岁时还赴省闱。[5](p3-4)范正，岁贡生，“多疾苦，读书至呕血，不辍”[5](p7)。李培滋，岁贡生，“为文古奥，尤工书法，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日以吟咏自适”[5](p8)。陈燮锋，举人，“家故贫”，“于学虽严寒酷暑不辍，夜读辄漏尽始就枕”[5](p24)。

我们说传统的绅士与乡里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绅士都是来自于乡村而又隐归乡村，城市里也出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城市的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农村要发达些，但差别毕竟不悬殊，因此，城市里的绅士数在城乡绅士总数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列举了四川有清一代的进士774人，其中成都县27人，巴县21人，宜宾县23人，万县9人。这4个地区虽然在清代称县，实际上有城市的规模；这4个城市的进士共80人，占全省进士人数的10.3%。还要看到这4个县包括城区和乡村，故80名进士中，仍有一部分是来自乡村，真正出自城区的进士就更少，出自城区的进士与出自农村的进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如果把考察的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江苏省江宁府的情况，则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

江宁府自嘉庆至道光六年进士举人数

附图{图}

资料来源：《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二，清光绪六年刻本，第1-15页。

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7县1府治，7县属于农村，1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民国丛书，第3编，14，第70页。“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1编，77，第233页。“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力为谋生之手段的被压迫的民众；三曰调和于此两者之间的智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号召人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体，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西方资本主义介入之前，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生？（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依我看，传统绅士群体的分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10](p104)

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政治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前后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绅士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反对改革转到赞成、领导改革，从抵制西学到欢迎、接受西学，从趋向保守到要求进步，从近代化的阻力变为近代化的动力。这是什么原因？与前述同样的道理，主观上行为的根源还在于客观条件，绅士阶层政治上的变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农村走到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所引起的。

绅士城市化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这个大环境。所谓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增长，耕地面积增长相对滞后或基本不增长，在传统生产方式下所产出的财富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推力(put)。在湖北武昌县，“土地蹐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稻田为业。（按：这里说的武昌县当指郊区农村，不指武昌市区）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田一耳。灵溪、马蹟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养。”[11]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是如此，在边远偏僻的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湖北建始县，“邑境山多亩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12]。湖南桂东县，“出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利尽，民力亦尽矣”[13]。湖南郴州，“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14]。西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光绪年间的四川省，“人稠地密，年胜一年，略见灾荒，小民之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老弱则转于沟壑，强壮则流为盗贼”（注：《皇朝畜艾文编》卷六，都永龢：《联民以弭乱议》。）。绅士是居住在人民中间依靠人民的生产生活的，人民的生计艰难，绅士的日子也不好过，“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为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15](p1087)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城市里的近代工业、近代商业建立和发展起来，新兴的行业、职业、各种谋生手段吸引着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拉力(pull)。上海怡和丝厂雇佣剥蚕与拣蚕女工200人，缫丝的女工500人，刷丝的女工250人，清理废丝的女工100人，此外还有账房、技师以及小工共约500人。[15](p177)至1900年，上海缫丝厂、纺纱厂、造纸局、自来水公司共雇佣工人30000余人，武汉三市的工厂雇佣工人不下30000人，各种苦力据说有9至10万人。[16](p1181-1182)这些新兴行业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如“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15](p1178)。湖北汉口等城市“街居妇女多事剪绣，乡农之家勤于纺绩，每入夜登机，旦即成匹”[17]。这样使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客籍多于土著”，“土著居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18]在这些被城市吸入的人口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绅士阶层。

绅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与一般下层人民城市化有着同样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绅士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绅士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绅士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龚书铎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士大夫集团“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主义文化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绅士阶层败下阵来。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他们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便跨出闭塞落后的农村，来到开放先进的城市。以清末上海书画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在近代以前，书画诗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近代以来，书画诗人逐渐群集上海，“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者不可胜纪”。道光己亥年，绅士蒋宝龄从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绅士于小蓬莱，每日作画赋诗，这是上海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吴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书画会”，“江浙名流，一时并集”。到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成为各地寓沪绅士游憩的处所。著名的绅士有：冯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上海被聘请主持敬业书院，后在广方言馆总司厥事。龚橙，仁和人，龚自珍之子，“海内大才，藏书极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康有为的老师，主讲诂经精舍，“学问文章为东南一柱”。胡公寿，华亭人，工画山水、兰竹、花卉，“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翁同龢，常熟人，咸丰元年进士（状元），“学问经济为海内宗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袁昶，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与许景澄、徐用仪同时被难。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创兴商务，一度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吴大溅{图}，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甲午中日之役，奉命督师出关，无功获谴，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解职后被聘为龙门书院院长。稍晚些还有袁树勋、陆润庠、梁鼎芬等。寓沪的绅士以江、浙、皖等籍为多，但不限于江南。南至福建、广东，西至湖北、四川、云南，北至河南，都有绅士寓居上海。《海上墨林》卷三《寓贤》共收录由各地寓居上海的绅士312人，其中宋、元、明三代总共才7人，其余均属清代，清代人物中绝大部分又是鸦片战争以后流寓上海的。[20](p55-9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入近代以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绅士从农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部分绅士是因为社会动荡和战乱而到城市寻找避难所的。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主绅士为了躲避农民革命的打击，纷纷携财产和资金进入上海。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而且也造成了绅士的城市化。

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绅士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与农村的联系则更加松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机构集中于城市，绅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学习新知识，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这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与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从前由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城市和乡村只有程度的差别，那么这时由于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则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较优越，富于诱惑，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离开城市而返回到农村那种简陋单调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绅士的教学内容——诗书、五经、八股、试帖，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都是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的乡村是派不上用场的。这种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乡村和农民那里极不受欢迎。1927年，回忆他在一所新式学堂读书的经历和感受：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p39-40)

农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绅士的隔阂和矛盾是社会造成的，农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生产出发，厌恶、抵拒那些“洋”绅士，情有可原。绅士们从自己所处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看不惯农民们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无用武之地的乡村，而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国学者吴景超所说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养不起一个闻名全国的医生。即便这位医生，是生在乡下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都市的大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学者是不肯在小学中与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学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医生如此，教员如此，别种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为人才的集中区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罗人才时，眼光要注在隐士身上。现在时势变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个人材，离开都市，不与外界往来，不久便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不成其为人材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2](p41)。

绅士滞留于都市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利于农村的社会发展，但是应当承认，这对集中中国有限人才资源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有积极意义。

关于绅士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属于绅士阶层）为获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够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遭受到从未有过的侵略和蹂躏，从传统绅士阶层中分化出一批以关怀“时务”和“夷务”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派。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抚监司，大抵都精通业务，关心国计民生、注重水利、漕运、盐务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都是熟于朝章国故，以经世自任的。他们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便不能呆在乡村和固守在书斋里，而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绅士中兴起了一股游历、交友的风尚，张际亮、姚莹、张维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或者“览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杰”。（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绅士交游的情况和分析见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为代表的部分绅士更是以救民救业为己任，郑观应说：“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3](p4)在这种“积现前莫大之功”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要求绅士效法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王公贵族注重游历、善于探寻的精神和办法，倡导为了研究中国和世界而游历国内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国。郑观应说：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山关，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p381-382)

郑观应把西方国家强大先进的原因归结为重视游历（“无一不从游历得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以此而告诫中国绅士，要跨出家门，了解社会，跨出国门，了解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中国绅士只要走出闭塞的乡村，实现向城市人士的转化，中国近代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就会随之解决，“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23](383)

郑观应身体力行，实践他关于游历的思想。他本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汉口等大都市作为自己活动舞台，早年充当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这是他绅士身份的标志）。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中法战争时期，为了联络东南亚各国共同抗法，他曾游历、访问西贡、暹罗、金边、新州、广州、会安、河内等东南亚各城市，“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曾在家乡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闻业务又以启迪民智、传播西学、反对侵略为宗旨。大城市里那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4](p9809-9810)

为了救国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维新时的绅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维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绅士的城市化，“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25](p390)。他们在北京上书，在上海、天津办报，在广州、长沙交游。如在广州，“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锦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26](p26)绅士的城市化，为他们交游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他们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真正形成一个有共同立场和志向的群体。梁启超回忆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27](p61)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维新理论也是与其他绅士交游、受其他绅士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的了解得力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28](p197)

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长在乡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乡村的士绅。他们受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以四川为例。石青阳，“清末应童子试为秀才，入重庆府中学校”，“丙午，谒香山孙公于东京，遂入同盟会。”[29]张知竟“隶附生籍，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30]。曾省斋“幼习帖括业，应试中秀才；痛满清政府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驱使，弃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职志”[31]。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遣员绅出国游历与留学。1903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到：“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谘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员绅游历游学的目的，一是培养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又能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监视和左右自费留学的进步青年，使之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加入进步和革命团体，“在洋时与本国游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且力持正论之人日多，则邪说?词势自孤而不敌，学生嚣张之气，亦必可默为转移。”[32](122-123)1907年，清政府学部批准进士馆选送绅员万宝成、何璚章、唐宗愈、吉祥、蒋棻、沈家彝、梁载熊、郑思曾8人到日本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户部选送主事王炳宸、刘远驹、张贻3人，翰林院选送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准、谢远涵、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检讨刘嘉琛等10人到日本入速成科合班学习。[33](p61-62)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的绅士和官员中，部分人顽固地保持传统思想，坚持封建主义立场，为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尽心尽力。也有部分人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成为主张变革社会政治、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志士。湖南宁乡士绅陈家鼎（字汉元），“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复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旋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遍交志士。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以文字宣传排满，乃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设《民报》，下笔万言，发人深省”[34](p59)。湖南邵阳人蔡锷，“年十四，补诸生。十七而负笈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席，遂奉手焉。……锷稍长，亦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乡人之中，独与度（注：指杨度）契。休假日，必饭于度，放言高论”[34](p230)。山西芮城县人景耀月，“年十八，入县学。后二年，举于乡。受书于阎敬铭先生，极蒙识许，誉为大器天成。是时清廷迫于民意，预备立宪，诏各省遴选优异，外遣游学，被派赴日，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攻法政。结识国父及胡衍鸿、宋遁初诸公，参加同盟会，戮力革命。”[34](p70)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十五入沣，肄业普洱宏书院、省会经正书院，为高材生……弱冠，中式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辰，被派赴日本留学，肄业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及是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己巳秋，孙总理至日京，留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轩，先考（按：传主系作者的父亲）聆听总理演讲革命大义，遂决心革命，矢志不移”[34](p506)。

清末赴日留学的人员情况颇为复杂。从费用供给看，分自费留学生和官费留学生，从身份来源看，分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青年和已获取传统功名的士绅（注：以前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将革命的发动者概括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但未作分类的研究，忽略了士绅阶层的转化及其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以前的有关中国留学史的著作也没有专门分析士绅出国留学以及实现自身转变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自费的，还是官费的，无论是新式知识青年，还是传统的士绅，他们出国留学都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过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5](p37)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使中国绅士和青年眼界大开，感慨良多。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首先称赞日本的现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公社，公道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反映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这次跨出国门的机会才使他们猛醒，“若使某等镇日守乡里，抱妻子，黜聪堕明，深闭固拒，一无闻睹于外务，则等此黄胄之脑质，亦宁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甚至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国有“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就要维新（后来是革命），要维新（及革命），就要学外国，要学外国，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国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动和到日本、欧美各国求学。那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对中国绅士城市化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两个因素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绅士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辩证关系的领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这是民族主义，到城市和外国去学习侵略者，这是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应当发展到世界主义。罗志田认为，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主义。[38]王韬对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说：“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39](p13-14)蔡锷认为西方各国的入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激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他说：“中国近二千年来，其所谓敌国外患，不过区区野蛮种族，沓然侵入。未几皆为天演力所败蚀，以致日就消亡。……职是之故，而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说民族主义发展到世界主义，并不是说到了世界主义就不要民族主义了。恰恰相反，世界主义的最终归宿仍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刊物《江苏》上有一篇文章阐明了这个道理：“欧洲之史，进步之史也，非唯欧人爱之，吾亦爱之。然而，吾爱之而不能发达之使如欧人之自爱者何也？则以吾国历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祖宗之血质、社会之习惯、个人之感情，即使我以不能爱吾国而兼受其他，则吾之爱吾国也不得不专。而见他之国，虽其机械发明，文艺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贵之而已，又岂可目许其文明，遂心醉西风乎哉。”[40](p840)羡慕、称赞甚至崇拜他国的文明，但不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和立场，这便是中国城市化了的绅士群体的世界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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