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药对外贸易探究

本文作者：王侠工作单位：华厦职业学院

中药对海外各国医药事业的影响

作为承载医学知识的特殊商品，中药输出不仅促进了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海外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带动了中国医学的海外传播。1.中药外传促进了海外医药事业的发展。川芎，乃宋代治疗头疼风眩的首选良药，“今人所用最多，头面风不可阙也。”这一单方验药受到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各地欢迎，“采椒之人为辛气熏迫，多患头痛，饵川芎可愈。”因此，地处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苏吉丹成为中药川芎的采购大户，“番商兴贩，率以二物（即川芎和外用治疮疥的朱砂）为货。”（赵汝适原著、夏德与柔克义合注、韩振华翻译并补注，《诸蕃志注补》卷上“苏吉丹”，香港：新华彩印出版社，2000：101。）。除供当地需要外，元时还转销至印度洋沿岸各胡椒产地。又如砒霜“主诸疟”，在金鸡纳霜（奎宁）传入东方之前，是治疗疟疾的要药。爪哇岛上地处热带雨林，疟疾肆行，因此也需要从中国输入砒霜（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北京：中华书局，1985：8。）。此外，中国的麝香被认为“对治疗头部各种寒性疾病均有效”而大量输入到阿拉伯世界（G•费琅辑注、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318。）。中药外传对海外人民生活和医药事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2.中药外传增进了海外各国对中医药的认识。13世纪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巴伊塔尔在所著《药草志》一书中，提到印度有一种叫“合猫里”的植物来自中国，是驱小儿蛔虫的良药，“一次打净，而且不再产生”，这显然是指我国的使君子。随着对使君子药性认识的加深和普及，当地人民争相引种，以致“普遍种植”。大黄是我国输往阿拉伯地区的传统道地药材，因而阿拉伯医学家对中国大黄有较全面的了解。在12世纪出版的《大黄考》专著中，伊本•贾米不仅高度评价了中国大黄在“强肝健胃以及促进其它内脏功能”、“治疗急性腹泻、痢疾和慢性发烧”诸方面的医疗功效，而且对中国大黄“最有镇静作用、渗透性最强”的医理也有较为透彻的理解（G•费琅辑注、耿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296。）。此外，在当时的阿拉伯和波斯语中，有许多药物被冠以“中国”的名称，这表明大量输入这一地区的中国药物不仅被广泛地使用于各类疾病治疗，而且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中国医药的认识也日益丰富和深化。3.中药外传带动了中国医学海外传播。随着我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国药物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医术和医学理论也开始向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从11世纪初年由阿拉伯医学之父伊本•西拿（西欧人称其为阿维森那）完成的《医典》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内容来之中国，如糖尿病人之尿必甜、循衣摸床凶象、包括相思脉在内的30余种脉法等诊断方法，用烧灼法治疗疯狗咬伤以及刺络放血法、吸角法（郁血疗法）、竹筒灌肠法等治疗技术（廖育群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463。）。尤令人瞩目的是，伊利汗国著名政治家、医生兼学者拉施德，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编译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包括四部中国医药名著，不仅有《王叔和脉诀》全译本，而且还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有关经络针灸、本草、疾病病因、病理、防治与养生等方面的内容。纵观全书，举凡中国的脉学、解剖学、妇科学、药物学等都有论及（岳家明，中国医药在波斯[J]，中华医史杂志，1994，1。），对中医药在波斯及西南亚伊斯兰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11到13世纪中国医学在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广泛流传，因此有人推断，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郁气、针灸和脉学”，“其中有部分可能通过阿维森传到西方。”（转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药外传的确带动了中国医学向阿拉伯、波斯乃至欧洲等地的广泛传播。

进口药物对中医药学发展的贡献

作为拥有悠久研究历史和深厚研究基础的医学大国，中外药物交流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更大，主要表现在进口新药对宋元本草、医方和剂型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1.进口药物为宋元本草书增添了新品种。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本草书，载有药物365种。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和国外药物的进口，唐宋时期我国新药不断增多，北宋《开宝本草》收载药物983种，比唐《新修本草》增添新药100多种，其中外来进口药物就有30种之多。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宋船所载玳瑁、降真香，都是第一次载入本草书。南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更将唐《新修本草》收载外来药29味的基础上增至140味，是北宋《开宝本草》的两倍多（王慧芳，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进口药物在中国医药史上的价值[J]，海交史研究，1982，4）。此外，进口药物也丰富了宋元本草书的记载内容。不仅有北宋苏颂编写的《本草图经》关于进口药物形态、产地、性味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而且宋元医家对外来药功效较前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以龙脑香为例，唐《新修本草》曰有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肤翳”功用（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卷一三“木部•中品•龙脑香”，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38。）；宋元医家进一步发挥，王纶云“能散热，通利结气”，寇宗奭曰可“大通利关隔热塞”，李杲言“龙脑入骨，风病在骨髓者宜用之”等（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下册“龙脑香”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966）。2.进口药物为宋代医方书增加了新内容。宋代以前，进口药物在我国医方中出现的并不多，中外药物交流对我国医方书的影响有限。但这种情况在宋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出现了许多用进口药物组成的医方，而且不少还以进口药物的名称命名。据统计（吴鸿勇，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3，3。），南宋初年出版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载有医方788个，用外来香药者275个，约占总数的35％。其中的苏合香丸、乳香没药丸、玳瑁丸、檀香汤、调中沉香、胡椒汤等就是以进口药物命名的典型例证。尤值得一提的是，身处贩货流通范围的南宋福州杰出民间医学家杨士瀛，在其所著《仁斋直指方论》一书中，男女内外各方采用进口香药计有数十种，同时径以进口香药命名的方剂近20个，除常见的能治疗心肺肠胃及妇科儿科十多种疾病的苏合香丸（含进口香药十五味）、能治疗“五种噎疾、九般心痛”（宋•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刘景元整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撞气阿魏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7。）等症的撞气阿魏丸（含进口香药五味），还有沉香降气汤、顺气木香散、沉香开膈散、白豆蔻散、木香槟榔丸、琥珀膏、丁香半夏丸、草豆蔻丸、肉豆蔻散、木香化滞汤、大沉香丸、鹏砂散、葫芦巴丸、乳香膏、琥珀饮、琥珀散等等，对中外药物科学结合和创新运用上贡献甚巨。此外，南宋泉州名医李迅的《集验背疽方》也大量采木香、沉香、丁香、乳香、没药等进口香药入方（王慧芳，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的进口药物在中国医药史上的价值[J]，海交史研究，1982，4。），说明伴随着泉州港中外药物交流的持久和深化，具有区位优势的福建地方医药学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产生一大批中外药物结合的新药品，从而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3.进口药物扩大了宋代临床应用。宋代进口的大量药物，除供“香药”原料外，多数经医家研究和应用后，被用作临床药物，其中以乳香、玳瑁、沉香和槟榔最具代表性。乳香一药，宋以前在外科上使用不多。宋代医家陈自明通过临床实践，认识到乳香具有活血、止痛生肌的功效，“凡疮痨皆因气滞血凝，宜服香剂。盖香能行气通血也。”（（宋）陈自明编、（明）薛己校注，《外科精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81。）他在《外科精要》一书中共收医方63个，其中用乳香的医方有14个。宋代在临床使用乳香过程中，常与没药同时使用，开创了乳香、没药临床并用的先例。玳瑁作药用始自宋代的“至宝丹”。宋代医家用玳瑁和其它药物组成的医方，治疗“卒中不语”（脑血管意外）和预解痘毒病症。当时，由玳瑁组成的有名成药有至宝丹、返魂丹、龙脑丸、玳瑁丸等。沉香一药，宋代以前多认为没有药用价值。宋代开始，认识到沉香具有降气调中，温肾助阴的效用。在临床上治疗脾胃虚寒引起的胸腹作痛、气逆喘促等症。并且以沉香为主药，制成了调中沉气汤、乌沉汤、白沉香散、丁沉煎槟榔以前只临床应用于杀虫、行水等方面，宋现它对健脾调中、除烦破结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所以当时研制出槟榔为主药的槟榔丸、槟榔散等，用以治疗心腹胀满、不能下食等病症。4.进口药物促使宋代盛行成药。我国药物的剂型，到宋时已发展至20种之多，但始终以汤剂为主，其它剂型较少使用。但这种情况在宋代起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剂型已不是汤剂，而是丸、散了。如在政府编撰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一书中，剂型数量有788种，其中丸、散合计515种，约占总数的65％。宋代盛行丸、丹、散、膏，固然与政府推行的市易法和实行药物专卖有一定关联，但主要原因在于进口香料药物普遍含有挥发性物质，一般不宜久煎，煎熬容易破坏其有效成分。因此，丸、散等中成药在宋代的盛行便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