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下幸福课探讨

摘要：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培养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成为健全的人，幸福课肩负着不可或缺的责任。21世纪，关注人类优势与幸福的积极心理学（幸福课）运动日益声势浩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困境。因此，要借鉴国外学者的实践经验，但更应该直面困难，在高校建立一套中国本土化的幸福课，以期达到预计效果。

关键词：高校；通识教育；幸福课；困境；本土化

1引言

通识教育有着古老的过去、年轻的现在和无限的未来。说它漫长，是因为通识教育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很长，研究文献也多如牛毛；说它年轻，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才开始出现在我国大陆学者视野中，并且逐渐被大家所关注、引用和实践；说它无限，是因为通识教育的发展不可限量。中文的“通识教育”最初是由英语的“general-education”翻译而来，该概念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演变。因为它的理念与某一时间段的“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目标相违背，所以曾遭到了大量学者的批判，但是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中国融入世界，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通识教育逐渐被大家普遍接受。通识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人，与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它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希望通过学习统整的知识培养健全的人格，从而使受教育者从“专才”变“博才”。正是认识到了通识教育的优点，所以众多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度逐渐提高。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如果要取得良好的通识教育效果，就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幸福课作为必修课中的其中一门，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任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十八大之后，我国在政治上的主题从“和谐”社会过渡到“幸福”社会。“幸福”这一概念已经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幸福”已成共识。对于大学生来说，校园的物理环境、人文氛围，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学校承担着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帮助他们获得幸福感的责任。[1]

2幸福课的研究背景

幸福课，又称为积极心理学。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三个使命：第一，治疗心理疾病；第二，帮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完善；第三，发现并培养人类的卓越才能。但是当国外一些学者检索1887~2000年以来所有有关心理学文献上的研究主题后，所有人惊呆了：关于焦虑的文章有57800篇，关于抑郁的有70856篇，而提及欢乐的仅有851篇，关于幸福的有2958篇，居然是关注抑郁、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的论文出现了14次，才会出现一篇关注快乐、幸福等积极情绪的论文[2]。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将自己的精力花在了治疗心理疾病上，所以以马丁•塞利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发起了关注人类优势与幸福的积极心理学运动。五千年前，中国的孔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教育这一过程中，本来就应该是快乐和充满乐趣的，并且关注人类的潜能和优势的。在这种理念下，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坚定地站在了一起，最终诞生了传授积极心理学的幸福课，其定义为：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关注人类优势和幸福，帮助人们快乐和幸福的课程。

2.1国外研究现状

幸福课在国外的最初实践者是马丁•塞利格曼，他于1970年返回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1999年开设了与快乐和幸福相关的课程。后来其他一些精英学校，如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惠灵顿公学等也相继开始了相关课程。但是广受大家瞩目的一位学者应该是泰勒•本-沙哈尔，他于2006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幸福课，选课人数由最初的8位，到最后都超过了王牌课程“经济学导论”，成为了哈佛大学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有着传奇色彩。且该课程以积极心理学为依托，用锻炼、反思、记录、冥想等实用和可操作的方式让学生找到幸福的方法。[3]与哈佛大学的幸福课相比较，英国的顶尖中学惠灵顿的幸福课不采取讲座形式，而是结合了传统团体心理活动课、宗教体育、体育锻炼、个人、健康与社会教育，以及瑜伽和冥想等众多元素，教会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关注身体和心理健康，控制不同的情绪，以及怎样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两所学校的实践都取得了成功，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力极大。

2.2国内研究现状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心理学有着天然的关系。我国早期有关幸福的研究都是从心理健康这一领域展开的，如20世纪80年代，杨彦春、何幕陶、朱昌明、马渝根、周建初等学者进行的幸福感研究主要研究的就是老年人精神心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逐渐扩展到对城市成年人、运动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幸福研究。[3]这些研究为之后的幸福课开设打下了鉴定的基础，但是心理健康只是幸福课研究的一方面。真正意义上幸福课的研究应追溯到2007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主题是“幸福与教育”，自此以后掀起了一个研究幸福与教育的学术高潮。浙江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幸福课”，开始了幸福课的实践应用。[4]

3目前幸福课的困境

中国国内对幸福课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较，起步晚，成绩少，教学实践缺乏政策、经费、人才、工具、教材等支持，所以目前呈现以下三个问题：

3.1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度和认可度不高

尽管通识教育已经提到了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对其的理解还存在着表面化、片面化和狭隘化的现象。第一，调查表明，大部分教师和少数学生以前从未听说过“通识教育”，一些学生是上了大学以后通过课程设置和相关通识教育手册才初次接触，一些教师是从网络、书籍和报刊等媒体通道得知的，所以对通识教育的内涵理解不清。第二，高校通识教育大多数是从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这两方面展开和普及的，最终的考核一般通过课程论文来进行考查，导致教学质量偏低。这就造成了学生对所有开设的通识课程即使充满兴趣，但是重视度并不高，抱有应付的侥幸心理。第三，由于我国的通识教育是由文化素质教育引发的，而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认同和推动通识教育，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一些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时“犹抱琵琶半遮面”，使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5]

3.2缺乏对幸福课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

国内高校目前普遍开设了与幸福相关的课程，但对于这门课程的建设原则、建设内容、教学模式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相关研究也很少。[4]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库”中检索以“幸福课”为主题的近年的研究论文，2006年为7篇，2013年为45篇，2014年为50篇，2015年为180篇，2016年到目前为止为69篇。虽然呈缓慢增长的态势，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针对于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针对课程的研究少之又少，所以在理论和实践这一层面，我们做得完全不够。3.3对有中国特色的幸福课研究较为薄弱幸福课作为一个舶来品，探讨研究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急不可待的事情。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人文品格。但因为国内缺乏对幸福课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所以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幸福课都在借鉴国外成熟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国外幸福课的设置是基于西方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所以我们在借鉴的同时，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构建出本土化的幸福课。

4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下“幸福课”课程的构建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是培养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通识教育应该得到真正的重视。当然，如果过分夸大通识教育的作用，认为其是高校教育的全部，这样的大学也将难以生存，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应该相辅相成。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的幸福课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发掘自身优势，通往幸福的彼岸。针对以上的三个问题，我们应该：第一，重视通识教育，将通识教育体系合理化，提高通识教育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建立一套通识教育保障体系。第二，从理论层面上，展开对以大学生积极人格为导向的幸福课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探讨；从实践层面，高校可以在理论讲授的基础上，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所以心理测评、素质拓展和团体辅导等不失为恰当的方法。第三，构建本土化的幸福课，不仅可以结合学者与时俱进的研究结果，更可以建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综上所述，高校的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通识教育理念下，幸福课的实施，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解释幸福的能力、获得幸福的能力，最后形成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更加接近“幸福”人生。

作者:范红艳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艳秋.普通高中开设幸福课的实践与反思[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15,31(1):40-41.

[2]阳志平,等.积极心理学团体活动课操作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

[3]李端阳,陈琪.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文献资料,2013(1):79-80,83.

[4]朱玉茹.幸福课研究现状及“中国式”幸福课的初步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3):86-89.

[5]庞海芍,等.通识教育:困境与希望[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