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风险防范对策

1智慧城市建设风险研究现状与范式选择

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概念成型之后，部分学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胡小明认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其实就是城市整体的智慧建设规划，其风险主要来源于“复杂性问题与不确定性问题”［4］。NaphadeM．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技术、规划、管理和运营的创新，但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都表明这种城市转型面临着许多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障碍，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改变城市管理的现状往往需要在多个职能部门进行大量的协调，企业所期望的持续投资回报率也面临严峻挑战，而技术障碍则集中表现在“实现系统的互操作性”、“确保安全性和保密性”、“泛在布控传感器和信息设备”以及“设计新的无缝隙人机交互模式”等方面［5］。邓贤峰从经济、技术、社会伦理、法律等视角综合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风险及其风险防范思路，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信息产业整体布局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社会伦理风险”、“信息安全主体法律问题”、“核心技术安全风险”等风险因素［6］。整体而言，虽然智慧城市的风险研究没有被忽略，特别是关于智慧城市所存在的技术风险和产业风险已经开始形成相对系统的研究，但现有的风险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结构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首先，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风险、网络社会风险、城市信息化风险等进行有效区分，尽管这几类风险部分重叠，但都有其特定的风险来源和风险表现，需要区别对待。其次，城市风险研究范式是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整体性思路，但目前仍然没有研究提出相对成熟的智慧城市风险研究范式。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恰当的风险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地”、“谨慎地”、“动态地”、“全程性地”［7］识别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提出防范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概念，这一过程从形成初步理念、制定战略规划、开展顶层设计开始，然后集结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资源，完成技术架构、应用推广、制度建设和组织调整等多方面的建设内容，最终建成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中要明显地识别出一个完整的建设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很难定义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但这种“过程”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识别的社会风险分析的时间边界。智慧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分析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分析整个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子过程和子系统建设失败的可能性，去探析哪些投入要素存在不足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失。智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具有发生、发展、成熟的生命周期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其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和风险事件也不相同。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是指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形态和特征，对其进行系统、动态、全面地风险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描述不同的风险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智慧城市的建设周期大致可以划分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维护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内的风险分析方法可各不相同。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可以从一般的方案论证方法中寻找思路;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主要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投入要素方面存在的风险;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则需要以目标为导向进行逆序推导。

2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是指在理解智慧城市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实施方案、保障体系等核心内容的描述。此外，智慧城市规划还需要设计与智慧城市运作模式相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制度体系，比如政府流程再造、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面临诸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需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设计和选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划控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管理和文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8］，这些因素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2．1信任和需求不足风险

尽管城市活动的各主体已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城市信息化进程中，并日益感受到了“数字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对“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实际效果充满了期待，但在“技术万能论”已深受质疑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这种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现有“城市病”的构想很可能表现出一种不信任态度，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也就可能因此失去最大的支持群体，比如城市政府的不重视将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企业的观望态度也将使得智慧产业规划无法有效进行。缺乏城市活动主体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充分信任和有效需求，规划设计方案即便勉强通过，最终也可能失败。

2．2目标可行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提供一套面向城市未来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涉及政府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环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内容，因此其规划设计方案的目标和体系难免复杂而庞大，规划设计者很难依靠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由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城市活动主体对技术的需求不同，规划设计者在构建技术体系时既难以确定和协调各方预期目标，又很难预想目标后果。此外，规划设计者还可能因面临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束缚，难以保证技术体系、投资规模、投资方式、运营安全保障等多层面预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匹配，而超越城市经济和信息技术支撑能力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也将难以持续推进而面临失败。

2．3战略趋同性风险

尽管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轮廓是确定的，但不同城市具体的建设思路、方案和目标应该依照城市自身的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等基础条件而定。由于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者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将可能不加分析地借鉴甚至模仿其他城市经验，由此造成不同城市的规划存在趋同性风险。趋同性规划既抹杀了城市个性，也将加剧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趋同的智慧城市之间因核心竞争力趋同而影响智慧产业的有序发展，“很多城市的规划都将发展信息产业作为重要内容，必然会产生过度竞争，没有独辟蹊径的产业规划对多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是一场灾难”［9］。

2．4规划可持续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梯度推进的过程，其所依赖的技术也是梯度成熟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一定要注意这种梯度差异。部分规划者“一步到位”的建设思路很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出现“早期无法投入使用”、“晚期难以升级”的困境。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应该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如果规划者一开始就致力于制定一个“伟大”方案，则很可能使规划本身陷于路径依赖，失去可持续探索改进的机会。

3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在现有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的约束下，投入技术、原材料、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活动进行要素组合以实现规划目标的过程。智慧城市开发建设阶段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投入要素风险，即某种要素的缺失或不足可能引致的短板效应;二是管理活动风险，失败的管理行为将使得各要素无法按照规划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无法达成既定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行为也是一种投入要素)。

3．1技术风险

在开发建设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风险首先表现为城市信息技术水平不足风险。目前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架构基本遵循了IBM所提出的“3I”特征，即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化，这三项特征将通过相应的核心技术来实现，即通过RFID、条形码以及其他传感技术构建物联网，对城市生活信息进行泛在感知、识别和追踪;通过高速宽带网络和无线网络将汽车、家用电器、医药品等数以万亿计的事物与人紧密相连;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整理、预测和分析，将生硬的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和行动方案。然而，虽然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但很多城市对这些技术的掌握还远没达到普遍推广和运用的成熟程度，这将可能使得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因无法获得有效技术支持而被搁置。另外，智慧城市通常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政府由于自身技术能力有限，不得不通过外包方式由专业机构来实施智慧城市规划中的一些技术项目，但由此又将面临项目外包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智慧城市建设使用大量外包商提供的技术、产品、支持和服务，容易对外包商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外包商的技术能力、发展前景、服务支持等将成为风险源;政府和外包商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对外包项目的监管能力也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因素。（本文来自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简介详见.）

3．2人员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靠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这些人员的技术能力、职业道德、健康安全状况等都可能成为潜在风险因素，由此产生的风险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人员素质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不足，以及相关决策与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不足等风险;人才流失风险，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疾病等对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损害，以及人才争夺战中关键性人才流失等;职业道德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无序跳槽、泄密等行为引致核心技术流失等风险。上述各种人员风险一旦现实化，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瘫痪。

3．3经济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全面性的庞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必须有强大的城市经济能力作为支撑。例如，目前中国制作一个RFID标签的成本大约是1．5元，高额成本决定了这项技术目前只能应用在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商品上，在低价值商品上则无法推广。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起步阶段，只有像伦敦、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国际性大都市才有能力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基本的工程量，初显规模效应。智慧城市建设的这种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投入风险、技术购买投入风险、设备购买投入风险、人才培养投入风险以及产业风险，其中产业风险尤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构建起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完整产业体系，单是RFID环节就需要一条包括RFID芯片设计与开发、电子标签制造、标签封装设备制造、读写器研发与制造、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咨询在内的产业生态链，只要其中存在一个薄弱或缺失环节都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无法持续推进。

3．4社会环境风险

宽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法规体系、必要的制度供给等社会环境资源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保障。支撑城市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智慧”建设与文化、生态、科技等其他发展主题尽管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但不可能同时获得同样的资源投入。智慧工程项目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就难以保证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另外，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社会规范以调节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倘若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标准没有统一，有关信息安全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没有相应完善，智慧城市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界限、风险与责任承担等将缺乏刚性约束，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将陷入混乱，引发更严重的城市问题。例如，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未进入立法程序，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在物联网等新技术环境中的保护几乎是空白，这很可能导致一些掌握信息资源的政府部门或企业滥用权力为己谋利，损害社会公众权益，使智慧城市建设失去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由此还会引致智慧城市建设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风险。

3．5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风险要素，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庞大工程，“对于管理的需求不仅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而且需要系统性、关联性的管理服务”［10］，更容易引致多方面的风险。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北京举行的2011年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也有过阐述，他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经济、政策、管理多管齐下，智慧城市的管理比建设还困难。管理风险产生与管理者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管理机制的成熟以及信息的流通程度等因素有关。此外，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技术开发有待深入，相关产业链的稳固性需要提高，物联网的社会认知度有待提升，相关企业的赢利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在对待智慧城市建设的观念、态度、行为等还有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管理层面政策的不协调以及管理理念的不一致，进而对智慧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促进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全面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11］，最终构建一个安全、高效、宜居的城市形态。尽管智慧城市建设可能顺利完成既有规划所确定的工程性和制度性的建设任务，但它也未必能够完整实现上述理想目标。在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如下两大类型的风险:一是各个子系统正常运作的风险，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风险;二是衍生出新的城市问题的风险，包括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风险。

4．1技术可靠性和安全性风险

与现有信息技术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所依托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安全设备网络防护、系统自身加固、应用代码检查、关键设备冗余等方面具有明显进步，但它仍然不能规避所有潜在风险。首先，为了实现“无所不在”的感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全城布置各种类型的智能设备，形成类生物的“神经系统”，但无论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超级计算机，还是作为神经末梢的RFID芯片，都可能因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破坏而失效，造成部分物体信息无法被感知，处理信息无法传递，甚至造成全城“脑死亡”。其次，智慧城市的软件系统由物联网智能物体软件、云计算中心、应用层共性服务平台、个性化服务与应用等软件所组成，在任何单一软件都不可能规避所有漏洞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软件系统也无法避免黑客和病毒对所有可能漏洞的攻击，这些可能的漏洞和非法行为将威胁智慧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行。

4．2经济风险

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风险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风险。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形成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产业结构，但大部分城市短期内难以完成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而且，信息产业发展会挤占其他产业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使得其他产业发展受限，最终影响城市整体经济效能。其次是产业布局调整风险。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智慧城市建设所推进的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将会造成资金、技术、人才、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向少数发达的中心城市高度聚集。能否获得各种有限资源，以保证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取发展优势，实现产业布局的调整，对每一个城市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4．3社会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会快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公共空间、社会组织、个人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后果通常是以动态方式存在的，受到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以及个人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能否适应这种社会后果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重视的社会风险因素。在“技术万能论”深受质疑的当今时代，社会公众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敏锐而普遍的风险忧患意识，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负面的社会风险，因为“风险管理的真正难点在于对主观态度和认知的把握与控制，而不是管理风险的客观方面”［12］。同时，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还体现为市民对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的依赖性的增长。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从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角度对“巨技术”系统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人类在利用计算机智能和全球即时通讯等新的“巨技术(megatechnology)”建造了一个统一的、全封闭的架构的同时却使自己成为被动的、为机器服务的动物，“如果这种过程持续下去，人的固有的功能或者将与机器相融合，或者为了非人性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13］。智慧城市实质是一个汇聚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复杂“巨技术”系统，生存于智慧城市的人一方面很容易享受到智能信息系统提供的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又将逐步形成和加深对各种技术系统的依赖性而无法摆脱主体性丧失的困扰。另外，在智慧城市里，人们在充分感知周边事物信息的同时，自己的信息也随时被感知，任何人都在“看”与“被看”中生活。大量信息被汇聚一起并被授权某一部分人管理，这些信息随时都可能被泄露，信息委托风险也由此产生。目前关于物联网和云计算对个人隐私权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的研究［14，15］已经开展，但其能否应对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仍是一个未知数。

4．4政治风险

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是城市改革发展的方向，人们希望城市政府的职能能够被限定在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事实上，政府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及时快速地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商务活动等多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解决现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问题。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智慧城市的有效运转，或者充分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政府职能又不得不加强。智慧城市既可加强城市社会的自治能力，又可刺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扩张。例如，泛在、智能感知的物联网技术因可能沦为极权政治的新控制工具，正受到欧美社会的质疑［16］。另外，对于很多城市(和国家)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其他城市(和国家)购买，这就很可能造成其他城市(和国家)对自身的技术控制，甚至可能造成各种重大信息泄露，直接危害城市(和国家)利益。

4．5文化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使得文化传播的领域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使得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复杂。这一方面对于推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增强个人主义趋势，改变传统的隐私、人权等观念，使社会舆情监管的难度加大。进而言之，智慧城市既可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大集散地，又可成为文化观念激烈碰撞的场所，强势文化很可能凭借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逐步否定和取代弱势文化，使城市原有的多元化的文化特色丧失。

4．6生态风险

智慧城市的开发、运营和维护，需要大规模耗费一次性使用的电子标签和传感元件等，由此将产生海量的电子垃圾，而ZigBee、WiMAX、蓝牙等无线网络技术设备大范围使用将带来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问题。这些已经发现或潜存的环境破坏问题，将严重威胁城市生态。

5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5．1科学规划，明确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和目标

首先，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者应以市民、政府、企业等为主体进行需求分析，充分论证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满足市民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政府实施行政改革提供新的方向和条件，是否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会。规划者应该深刻把握智慧城市的要义，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规划的设计讨论，吸引民智与民资支持，引导并创造社会各方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全面定位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使规划设计方案成为受各方信任和支持的共同愿景。其次，规划者应以城市整体效益作为智慧城市设计的视角，以城市现有资源作为约束条件，站在客观立场上评价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益和成本，优选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以有限投资获得效益最大化。然后，规划者应立足于城市的文化、历史、制度、区域等自身特征，寻求一条符合城市现有发展条件的特色化建设道路，为新一轮的城市发展竞争创造新的发展空间。最后，规划者应构建一个让智慧城市规划可持续改进的机制，可以从探索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反馈机制、市民参与规划修正、检讨和监督的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着手。

5．2保证充足的要素投入，科学管理

首先，搭建一个支持创新的智慧平台，积极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中的研发力量，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结合的创新体制，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技术和重点应用业务等领域的突破，同时，“积极整合跨行业ICT资源，提升企业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中的大型应用集成能力”［1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和企业的良性合作机制。其次，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构建良好的人才结构，优化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用新理念、新原则、新体制、新机制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18］，重视以开展职业品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为主的职业教育。再次，构建良好的融资渠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并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规模效用，突显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商业价值和机会，实现投资与收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另外，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策略［1］，政府必须明确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与智慧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建立科学的管理和决策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民和企业充分参与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保证多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一致，充分发挥城市各主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监督作用，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保证智慧城市建设按照科学规划实施。

5．3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全面推进智慧城市社会建设

其一，要实现关键信息安全技术的突破，加强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容灾能力，同时，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必须建立在自主、可信、可控的基础上，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构建完整的信息安全技术体系来提高自主防控能力。其二，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并充分利用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便利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其三，积极构建智慧城市建设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技术项目决策的民主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自主性;积极推进信息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完善维护智慧城市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保护的技术研究和相关立法工作，切实保障市民的基本权利。其四，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政府改革，严格约束政府职能，并利用智慧城市提供的强大自我管理能力，构建一个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的城市公民社会。其五，鼓励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积极倡导文化平等和尊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在保障市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多种途径引导舆论朝正确方向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其六，要积极开展智慧城市能耗和节能的风险效益分析研究，对电子垃圾、电磁辐射等污染问题，要及早建立一整套监控、处置的应对制度，尽可能规避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态风险。

6结语

本文采取阶段分析法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研究作了一个初步探索。事实上，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研究可以多视角展开，例如:专注于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某一方面所面临的风险，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将会更加深入;又如，通过某一项具体实践来分析智慧城市建设风险，这种分析方法因为有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容易把握，并且可以运用一些成熟的风险管理理论。总之，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分析应该作为一种“前瞻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被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之中［19］，规划者所制定出来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也必须包括风险防范方面的内容。

作者：胡丽1陈友福2工作单位：1．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