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小企业依赖不良贷款的融资难处

——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种新解释

摘要：关于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在理论界早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并为各国政府所重视。目前，虽然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已经普遍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本文根据转型时期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从我国国有银行的体制积弊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对不良贷款在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时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和贸易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以期对将来的改革有所启示。

关键词：不良贷款中小企业路径依赖对外开放

一、导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堪称世界性的难题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另一方面，在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基于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对中小企业融资呈现“惜贷”行为，表现为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内部形成逐年递增的巨额存差。此外，由于历史和银行自身的经营行为问题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还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由于害怕产生新的不良贷款而出现的银行“惜贷”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结合就构成了当前改革的一个两难困境。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益临近，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压力将进一步的增大，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加速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解决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巨额不良贷款则是另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既有的相关文献中将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一般都未做出严格的区分，本文同样将二者等同。实际上基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探讨中小企业融资的逻辑起点理应是企业的融资需求。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关注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而对其实际需求有所忽视，而对融资需求的研究大都以Myers(1984)的融资次序理论为逻辑起点，而张捷等（2002）认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企业成长过程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而Berger和Udell(2002)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可部分弥补这一缺陷，此外在他们那份实证研究中还发现我国的中小企业同美国相比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更强。尽管有人强调资本市场欠发达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周兆生，2003），但考虑到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的现实，这种解释显然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杨思群，2000）。林毅夫等（2001）曾以资源禀赋为出发点，指出我国经济的特征是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方案对多数中小企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来自金融中介的事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转变为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而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分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标准范式（张捷，2002,2003）。如李扬、杨思群（2001）认为地方性中小银行由于在了解中小企业信息方面的优势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林毅夫等（2001）运用“长期互动理论”和“共同监督理论”对这种信息优势做了更好的阐释。李志赟（2002）基于中小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比较优势的论断，在银行业垄断模型中加入中小金融机构后的分析发现其可导致中小企业可获信贷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

信贷配给是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的又一重要问题（StiglitzandWeiss,1981）。王霄等（2003）基于对传统信贷配给理论模型的考察，将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纳入到信贷配给的内生决策变量中发现在信贷配给中规模歧视的存在，同时发现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有助于增加信贷配给总量并降低抵押品及贷款额度门槛。Perotti(1993)和Wunner(2000)则各自发展了一个包括不良债务对银行借贷政策影响的模型，主要强调不良贷款对银行信贷行为和企业融资的影响。沿着他们的思路，我们将发展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从国有银行的体制积弊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对不良贷款在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时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内生的决定了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和贸易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发展一个存在不良贷款的银行信贷模型。而对该模型所采用的信贷政策对信贷市场均衡及其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将在第三部分中被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第五部分则讨论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最后第六部分则提出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建议并结束全文。

二、模型假设与构建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发展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对不良贷款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一个全新的解释。由于我们的分析目的在于解释银行扭曲的信贷决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尽量简化我们的模型。这样做虽然会使得银行的信贷决策和企业的融资决策缺乏深厚的微观经济理论的支持，但是我们的模型仍然俘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信贷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程式化的事实，即在这些国家的信贷市场上都存在某种扭曲，这种扭曲客观上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1、模型的基本假定：本模型包括两个生产部门，一个由大企业构成的国有部门和一个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私有部门；一个银行而且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从居民那里吸收存款并为生产部门提供融资。家庭则通过在两期内选择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为了在第2期进行生产而在第1期到信贷市场上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融资，由此可知企业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中推导出来。企业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从银行那里获取贷款，这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此外我们还假设银行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即贷款收益和存款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企业被假设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这个假设虽然与我国经济中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它却有利于我们澄清不良贷款对银行借贷行为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

2、银行存在信贷扭曲的原因考究：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向国有部门的贷款，在现期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在银行体系中累计形成了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而这些不良贷款又会进一步激励银行向老债务人提供展期贷款，因为对银行来讲，通过向老债务人提供贷款不仅能够从新增贷款中获取利息而且还会提高前期不良贷款回收的概率。在此有两种机制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对老债务人提供的新贷款可能会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得以继续并在将来获取利润以偿还债务，另一方面这些贷款有可能为企业将要进行的重组活动提供金融支持，而使得企业在生产中改善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从长期来看变成富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3、对银行信贷行为的进一步说明：银行为什么会为在过去有违约行为的企业提供新的贷款，也就是说银行为什么会预期过去不赢利的企业在将来有可能赢利，这种预期是否得当？实际上要使这种预期得当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在过去的违约和其内生的长期赢利能力无关，这符合我国转型经济早期的事实，因为在转型的早期，企业由于受到太多的逆向冲击而变的极其脆弱，所以迫切需要这些新增贷款来抵消这部分冲击；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使企业扭亏为盈而进行的重建活动也往往需要新的资金，虽然这不能构成成功重建的充分条件，但至少会是一个必要条件。只要企业存在成功重建的可能性，银行就存在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的激励。实际上，还有一点或许更重要，那就是存在某种政治机制，使得银行最终会依赖于政府的救助，而银行为了获取这部分救助的利益而不得不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直到救助行动开始。而且这种需要和救助的概率越高，老的债务人存活的越多，银行的呆帐坏帐问题越严重，而作为新生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就会越困难。因为一方面老的债务人存活的越多，债务人违约的溢出效应就会越大，甚至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危及到整个金融系统，危及到整个生产部门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背负不良债务的企业数目越多，这些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考虑对这些企业实施救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4、基本模型的构建

（1）家庭

假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1）

其中代表家庭在1期和2期从消费商品1和2中所获得的效用，代表家庭在2期结束时从储蓄中所得到的效用。代表将第2期的效用贴现到第1期的贴现率。

因此家庭在第2期的最优化行为可以描述为下式：

其中代表时期1的存款利率，此外家庭还在第2期从部门1、2和银行那里获取利润。通过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可以将对商品的需求和对储蓄的供给表示为如下形式：

将上述二式带入上面的效用函数便可以得到如下的第2期的间接效用函数：

而家庭在第1期的最优化行为可以描述为：

而这又可以推导出对商品1、2的需求函数，家庭的间接效用函数为，由此家庭的储蓄可以通过最大化下式得到：，考虑到S1是两期的价格水平、贴现率以及存款利率的函数，所以S1可以表示为下式：

（2）

并且在此我们假设。

（2）企业

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采用如下形式：

产出完全依赖于投入的资本，并且投资是先期进行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折旧，投资只能通过借贷来进行。相应的在某一期的资本是同质的且从上一期获得，因此Kj也以可解释为企业所获得的用来购买其他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资本的总称。我们假设企业在生产中存在固定成本而且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正利润。

在当前我们的分析框架内，只有企业在第1期的投资决策（等同于第2期的生产决策）才是有意义的。表示企业部门j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对其索要的贷款利率，由此部门j在第2期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3）

最大化上述利润函数可以得到下面的对资本的需求函数，它是利率和商品价格的函数：

（4）

（3）银行

考虑到我国经济中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现实，我们假设企业无法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完全依靠银行来融资，银行充当家庭和企业的中介，银行的利润来自对企业贷款所获收益与对家庭吸收存款所支付的利息成本的差额。银行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对银行来讲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在完全有效的信贷市场上（即不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对部门1（国有部门的大企业）和部门2（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将索要相同的贷款利率，并且银行的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相等。而在银行存在大量呆坏帐的条件下，他们对不同部门的借贷激励将有所不同。我们假设国有部门以概率q在第2期会获利，并且该获利大于某个临界值d,且d足可以保证企业清偿未偿还的贷款以避免企业破产；以1-q的概率企业的利润位于临界值d以下。虽然在第1期企业可以避免破产，但在第2期由于破产法的强制实施而使得破产不可避免。事实上在破产的情况下，破产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激励去揭示第2期的正利润，而只会将所拥有的全部租金都侵蚀掉，结果是银行将只能排它的得到由于第1期的信贷而产生的支付。

第二个关键性的假定则是q的大小依赖于向国有部门提供的新贷款的多少，因为新信贷一方面有助于继续维持国有部门的存活，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的重建活动提供金融支持，最后正如前面所言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能够提高政府救助的可能性并最终增加银行的收益。贷款给老的债务人至少在一定水平上会增加国有部门将来的盈利能力并清偿债务。但是新贷款如果提供的过于慷慨也会产生负激励，因为此时负债的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去进行重组活动，而这就降低了企业对旧的债务进行偿还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政府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个上限，即如果超过这个上限，银行从旧帐中获利的能力将会下降。

扩展的新贷款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q产生影响，相应的q和K1的函数形式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而在此我们的分析目的无非是要俘获我国信贷市场中存在的支持老的债务人（国有部门）的信贷偏见的事实，而这一点对我们讨论不良贷款处置以及金融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为了俘获这一点我们假设q是一个严格的凹函数，表示如下：

，当，表示临界值，这个函数反映了在正向影响占主导时向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将提高q值，而如果反向影响占据主导作用，负向激励将非常显著的事实。例如如果负向激励作用始终占据主导作用，q就会随着K1单调减少。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在一定范围内q和K1存在正向关系，该假设虽然限制性比较强，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也并非不无道理。

在以上假定下银行通过向国有部门的大企业和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贷款所获得的利润可由下式确定：

（5）

（6）

（5）式意味着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利率恰好等于存款利率。将（6）式进一步简化可得到，从该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贷款利率就会低于存款的利率。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为国有部门的大企业提供了补贴，因为银行通过向老企业提供新贷款可以提高其偿还不良债务的可能性。

三、信贷市场的均衡分析和信贷资金的配置

1、完全信贷市场

由于我们分析的目的是讨论不良贷款的存在对信贷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造成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的，所以我们首先考虑不存在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均衡，因为它将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会使得下式成立，银行在存款市场上对存款的需求仅仅是企业在借贷市场上对银行贷款需求的镜像而已，而存款利率由银行对存款的需求和家庭对存款的供给决定，即：

信贷市场的均衡结果和信贷资金在各部门的配置可由下图表示：

图1完全的信贷市场和信贷资金的配置

其中K1和K2分别表示对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信贷，Kb表示银行对存款的衍生需求即总的信贷市场需求，该市场均衡的市场利率由决定。在没有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企业可以进入信贷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情况，所导致的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果将由各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的条件决定。

2、存在不良贷款下的信贷市场均衡

在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提供给国有部门的贷款的边际收益为而不是。对于任何的，银行对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都要小于，因为这是银行的利益所在。对于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企业实际上都会比在这样的利率水平下应该投资的要多（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这意味着只要，对于任何给定的，银行对国有部门的贷款都要比完全的信贷市场的条件下大，而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这可以通过下面的图2来表示。曲线表示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为的条件下，国有部门对信贷的需求。但是在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会比较低。这反过来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的条件下，国有部门对贷款的实际需求要比在完全信贷市场的情况下要大（而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考虑到银行对存款的需求实际上是国有部门对银行的贷款需求的衍生需求的事实，银行对存款的衍生需求曲线可以通过将曲线沿点顺时针旋转得到。

图2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银行对存款的需求

那么这种对国有部门的借贷偏好又是如何影响信贷市场的均衡和信贷资金的配置呢？很明显由于银行的贷款偏好，在的条件下，对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银行对存款的总需求要比完全信贷市场的情况下大。相应的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均衡存款利率与不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均衡的存款利率的比较可由图3表示。此时，均衡的存款利率要比不存在不良贷款的完全信贷市场的均衡利率要高，相应的银行对私有部门索要的利率与此高利率相等，私有部门的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较少，向私有部门有效配置的信贷数目也相应的减少（代替了B，代替了），与此相比国有部门在更低的贷款利率水平下获得了与不良贷款不存在的条件下更多的信贷（代替了，代替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银行在向国有部门提供贷款时为其提供了某种隐性补贴的事实。

该模型虽然简单但是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转轨国家信贷市场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信贷对于私有部门的企业来讲是稀缺的，为了获得信贷支持他们不得不支付较高的贷款利率或者在信贷需求方面接受配给的限制。银行对国有部门所存在的借贷偏好不仅限制了私有部门信贷的可获得性而且加剧了整个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此外，银行实施的通过向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以提高不良贷款收回率的做法看似比较诱人，但其动机可能并非是看到了国有部门有效重建的可能性，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政府救助的考虑。正是出于对这种政府救助的考虑，使得银行至少可以部分的收回其在第1期发放出去而在2期形成的不良贷款，因此继续向国有部门即老债务人发放新贷款也就成为了银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但是银行所实施的这种继续向老债务人提供贷款的战略所产生的成本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不仅限制了新兴的私有部门的信贷的可获得性，而且会严重阻碍在这些国家中的结构变迁。此外整个银行部门的稳定性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其他转轨国家政府实施救助和不良贷款持续积累的实践中可以看的一清二楚，而且现实已经证明为了阻止不良贷款的继续增长是何等的困难，而这又内生的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图3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信贷市场均衡

四、贸易部门开放与信贷资金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

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使得我们在思考中小企业融资这个世界性难题时不得不考虑对外开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考虑单纯的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的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而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的影响将在下一部分中被讨论。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如图4。在自给自足条件下，信贷市场的均衡由部门j(j=1,2)的资金需求曲线，由银行对部门1的信贷行为所衍生出的对存款的需求为，对存款的总需求由和储蓄供给曲线S决定。而信贷配置的均衡点在图A和图B分别由Aa和Ba表示。

A)国有大企业

B)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C)存款的需求和供给

图4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

贸易部门的开放在这个模型中将会产生三种影响：首先由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这将改变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其次它将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再次它将影响银行对衍生存款的需求，下面我们就对他们依次进行讨论。

由于我们先前假设的国有大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所以在贸易部门开放以后，自由贸易将会损害国有部门的利益而使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受益因为自由贸易提高了私有部门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这就会导致私有部门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在此用代替了，而国有部门的贷款需求则从图4A中的下降到了。如果这是贸易部门开放的唯一影响的话，较多的信贷资金将被配给到私有部门，贸易部门的开放将部分缓解银行信贷扭曲的影响。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上述分析忽略了自由贸易的推进将会影响到银行贷款给老的债务人以攫取上期不良贷款的回收的有效性。当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时候，给老的债务人提供新的贷款对于他们是否能继续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对于而言，将会上升，而且贸易部门的开放将会影响到由于银行对国有部门的放款而衍生出的对存款的需求。这可以通过将图4A中的曲线旋转到来表示。

透过图4我们还可以看出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会导致存款利率从提高到，分配给国有部门的资金从的上升到了（即点Af），而分配给民营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资金则从了下降到了（即点Bf）。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不但不会缓解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反而通过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加剧了这一进程。最终如果新贷款仍旧被配置到违约率很高的国有部门的话，作为对贸易部门开放的反应，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私有部门就会逐渐萎缩，而且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也会进一步增加。

五、贸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与中小企业融资

前面我们考虑了单纯的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的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得出结论贸易开放不但无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有可能加剧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结论。而如果我们将同时考虑金融部门的开放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之。

金融部门开放的影响如图5

图5金融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

该图看上去和我们前面论述的图2很相似，事实上金融部门开放的影响恰好可以通过该图来加以阐释。首先，新进入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不良贷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其经济行为就会类似于完全信贷市场中的银行的经济行为，而不会像现存的国有银行一样对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实施“所有制歧视”。

其次，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尤其是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整个信贷市场中的可贷资金的数量，而整个信贷市场可贷资金的增加就表现在S曲线的右移，这会使得在同等条件下国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量都会绝对的增加。

再次，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可能加剧整个金融部门的竞争，改变原有金融部门的垄断的市场结构，在图5中表现为曲线向曲线的逆时针旋转，而这反过来又会形成对原有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的有效约束，减少对国有大企业的救助，避免形成新的不良贷款。

最后，由于贸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可以为国内输入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这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为企业的重建活动提供一个合理的信号，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避免对资源的浪费。而且对外开放它可以使得国内企业，无论是作为生产企业的国有大企业还是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乃至金融部门的银行都将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而这种竞争有利于他们各自预算约束的强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六、结论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建议

银行信贷政策的扭曲以及所导致的备受指责的信贷市场的均衡不但自身意义重大，而且会反作用于其他领域的改革政策。通过我们的简单模型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会进一步强化银行继续向上1期就存在不良债务的国有部门的贷款的行为，而这反过来在国有部门的企业大量不具备自生能力的条件下，又会累积形成新一轮的不良贷款。然而向国有部门提供新贷款如果不是出于对国有部门的企业会在将来获利的理性预期，而是出于对国家会基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考虑对受困的企业和银行自身实施救助的理性考虑的结果，那不良贷款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累计就会存在内生化的倾向，而这又造成了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事实上的融资困难。对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的改革要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更具体的讲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转型国家金融部门改革的思考不能不考虑我们从中央计划经济以来所继承的各项遗产，也就是说初始条件是重要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银行不良债务的清理，因为那里继承了太多的从计划经济时代就累积的不良贷款，而包括对银行进行正式的民营化在内的各项改革不得不考虑银行此时已经存在大量不良贷款的现实。

按照上面的讨论，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首先必须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而只要我们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了国有银行的现存不良贷款，银行改革从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就不在存在任何障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也会大大缓解。

其次，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渐进有序的放开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改善银行业的垄断市场结构，努力建立一个存在多元化市场主体的金融体系，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建立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机构，并加强对担保机构的监管使其有能力和动机对中小企业进行甄别和监督，避免单纯的风险转移。同时严格执行企业结算银行的限制性规则，制止企业多头开户的现象，鼓励中小企业与银行保持长期业务关系，并加快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登记体系的建设，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壁垒。

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而其中的重点不在于为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而在于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环境，努力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如大力发展“创业版”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鼓励民间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等等。

综上，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关键就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而造成这种改革迟缓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在我国存在一个由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联盟，它们没有动力通过彻底的金融改革去硬化企业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然而这种制度锁定的锁定或者说路径依赖是有成本，而且其成本首先要由所有的纳税人承担，这表现在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注资救助计划和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置的资金都是来源于所有的纳税人，其次，这一成本将由新兴的私有部门来承担，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手段受到了限制。银行和国有部门侵吞经济租金的大量机会的存在和政府为寻求政治支持而尽量避免企业大量破产的努力的结合构成了迅速及时的处置商业银行所存在的大量不良贷款的最大障碍，使得延缓对大批不良贷款的处置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成为各方利益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又反过来造成了今天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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